刘自立：对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初步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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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自立

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简称《太阳》）出来后，辗转从国外朋友处得到，且与有关人士讨论过对影片的看法。虽然意见不尽一致，但是讨论本身，还是得出一个很严肃的结论，就是：毛和共产党发动的文革，会由毛后的共产党人自己来全盘否定，将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

●发动者的党不可能否定“文革”

我说的是实质上的否定，不带任何前提和条件的否定；站在否定专制文化和否定专制政治游戏立场上的否定，而非由此一党派中人，来否定此一党派中的另一些人，那种否定是肯定之变种。难道从逻辑上讲，不是这样吗？可悲的是，这种否定，根本就没有出现。（同理：对于纳粹帝国之反思，可以在希特勒在台面上的时候，得到全盘和深刻的反思和否定吗？）

何况，毛泽东今天的地位，至少比起邓在制订对毛三七开的时候，要更模糊不清──他被男女老少重新顶礼膜拜，绝非是愚不可及的神话；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知道，报纸、电视，天天都在鼓噪此事。毛的诞辰和所谓“站起来”的新中国，不但被共产党人自己纪念，还受到比如国际友人，远至戴高乐，近如希拉克等人的肯定。所以，在这个大框架里，毛发动的文革和整个政权的关系，是一个几乎难以厘清的话题，国内、国际皆如此。在此背景下，这部电影的问世，其实是起到了更加把水搅混的作用──这当然还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是，在表面上的批毛，否毛的词言中，偷换一个可以用非毛化的共党化，来代替和永远取消非党化思维对于文革的否定，以致造成一种为文革最后做结论的假象。

●红卫兵运动面目模糊的根源

无论在电影内外，除文革的发动者没有被完全否定之外，文革的红卫兵运动，也处于一个模糊不清的朦胧地位。这个朦胧的语境，在几乎所有文革研究者那里，不是语焉不详，就是是非颠倒。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局面呢？奥秘甚多。简单说，红卫兵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这个命运在文革初期小试锋芒，以后也一再经受考验──说明他们这些高干子弟的前途，哪怕就是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也是有保证的，是制度和血脉／血统的双重保证。

红卫兵，尤其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一种所谓“自发兴起”的民间组织，还是一种国家意志操控下的政治工具，这个问题，几十年没有讨论清楚。深而研之，在那个时代，那个体制里，会产生所谓自发的，民间的组织吗？稍有常识的人，都会一笑置之。那么，没有任何自发性可言的组织，就是官方操控的组织了，这是逻辑推断和政治现实产生的结论。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是谁，是那种势力，驱使和操纵了红卫兵；又是哪种势力反对之。具体讲，是谁，跑到清华附中来操控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代表谁，一手炮制了它的创建和诞生呢？

红卫兵中第一批兵痞们，就是高干子弟们组成的。其余的红卫兵，则是外围组织，像共产党领导的当年的外围。这个党文化色彩浓厚的组织原则，在1966年8月简化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老兵们像他们的老子一样没有理解毛的革命性质。因为，他们把六十年代兴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出身理论，混同于毛的新革命实践了。所以，他们打乱了战略部署──是毛，而不是刘邓陈等人的战略部署。于是，在新形势下，反对党内领导的某种红卫兵思想，被大面积的封建遗传思想搞乱了。以至后来，中央文革的人要来否定血统论，因为毛不是在这个轨迹里滑行的。他当然要反对某种阶级出身的原则，才能做到万众响应──而万众确实也真诚地响应了他──这是权利的链条；但是万众响应，万众参予，也非他的长久之计，一旦目的达到，万众就可以也必须挥之即去了。红卫兵和联动们不懂这一点，刘少奇也不懂。于是，就出现两种文革，两种红卫兵。这是共产党人的一次分裂。

但是，在党文化之总体战略中，即便是毛刘之争，这个分裂，也是暂时的。现在，毛主席和刘少奇好像已经在各种党内外场合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了。但是，那时候，有几人看穿这一点？

●民间力量其实被毛操纵

一种所谓的，在撓旅鏀发现的，政治上可资利用的资源，其实是上面一种观念先行的政治预设，是毛，或者其他领导人的一个想法；下面的拿上来，拿到报纸和电台上去广告天下，再由追随者拿下去，照办施行。这种游戏，今天看来很拙劣，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很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以为是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无限可能性之一种。

聂元梓就是这个假民间资源的典型。其实，她不是什么民间意志的代表，不过是康生及其老婆曹轶欧手中一个政治玩偶。曹姓女人是聂对之负责的女人。就像清华的蒯大富，是周恩来在一九六六年亲自赴清华为他平反的。这时的周，已经站在反对工作组路线一边，以期赢得毛的信任。于是，蒯们利令智昏，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理，发现了文革的路径，成为一种资源。他们一夜之间产生的信奉和狂乱，一直影响到他们的今天（不久前，蒯恬不知耻地说毛对他是“胜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是对党负责，对毛负责，且是对毛的特殊意志负责。那年冬天出现在北京街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是老蒯们的民间力量之表现乎？否。是毛的意志。而毛，正是玩弄这种游戏的高手。红卫兵这件事，就是如法炮制的。一朝遭毛捧，人性全不在。这是民间力量在当时回报毛的一种表现。人们今天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这些人从来没有自己的人格和思想，只是一些工具和打手。

●红卫兵暴行的催生者不仅是毛

红卫兵这个怪胎的出生，是那路神怪之意志，就比较容易区别了。

简单说，毛是需要红卫兵；而刘不需要。但是一旦红卫兵成为必须面对的一种存在，刘也要面对之、利用之。毛操控康生和曹轶欧，曹操控聂，贴出文革第一张大字报。这是文革研究者面对的第一个事实。那么，接下来的事实是，何以毛不满足第一张大字报，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号，自己赤膊上阵，写了那张“炮打司令部”的第二张大字报呢？

问题的症结是，毛和刘、邓的分歧已经出现，且表面化。刘邓派工作组的做法，扰乱了毛打倒刘的战略部署。我可不是要你搞群众整群众啊！毛说。此其一。我可不是要你只是打倒陆平，蒋南翔啊，甚至也不是光打倒彭罗陆杨。我是要打倒刘嘛。你们裹什么乱？

而刘，则在毛武汉游泳回来后，马上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工作组整群众的游戏，被改造为斗黑帮。这个黑帮，就是大中学校的校长，机关单位，部门，工厂的中层领导。这个转向，导致实际操控北京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们，气势汹汹，大打出手。女红卫兵丧尽天良的程度，超过那些男生。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不了解或了解毛战略部署不多的红卫兵，和那些从爹妈那里非常了解这个部署，进而争夺文革领导权的那些高干子弟、超级高干子弟大大不同。一种人认为，是毛在号召，我们紧跟就是；还有一种人知道，只有肆无忌惮地对中层干部大打出手，才能在毛那里有所交待，以保持毛的容忍，以保持对文革的掌控──就是在这个特殊阶段，他们制造了北京一些重点中学的惨案──如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卞仲耘一案。这里，简单将罪责──是罪责而非什么错误──归结为毛的一般性号召，不是全部事实。用当时的语言叙述之，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营造一种白色恐怖。这个罪责，要归结为毛，但是，那时毛不在北京。是谁在呢？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毛从武汉回来后，就写撆诖蛩玖畈繑，是谁的司令部呢？这不言而喻。所以，在八月初发生的红卫兵殴打致死两名校长的惨绝人寰的纳粹暴行中，那些“炮打”承受者有责任。这个发现没有被写进任何文字史料，迄今被完全忽略。

●高干子弟最终回到体制内

毛要打倒刘，不能用正统的党内斗争手段，不是他不想用，而是不可能；于是，他就用体制外手段。这个手段的承载者，就是中央文革。而中央文革一出来，就和红卫兵及其爹妈，形成一个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你江青、陈伯达，怎么有刘邓的合法性呢？你们要打倒刘邓，就是要打倒我们的爹妈，他妈的，我反了！

于是，他们冲击公安部，高呼“刘万岁”，他们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个赤裸裸的接班口号，就是说，你等十三级以下的儿子女儿们，有啥权利革命，滚他妈蛋！（其他阶层子女就不必提及了。）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你们最多是建设者。于是，他们反江青们被抓了。但是，刑不上大夫，大水冲了龙王庙。大夫之子毕竟是老子的血脉。不教而诛，不行。周恩来说。于是，前辈晚辈一同鼻涕眼泪地和好如初，一抓一放，不过瞬息之间。一如毛说，你们是造反有理呢！他的话里有话。你们造不得中央文革的反；可以造社会的反，造成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大治，继而打倒刘，这是高干子弟很难接受的。任何人被利用，必须有被利用的可能性。高干子弟和广大红卫兵被利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可能的；但是，利用他们打击最为重要的政敌，就有些自相矛盾了。于是，中学红卫兵在社会层面胡作非为一通，遂即被毛置于边缘。他启用了清华、北大的大学红卫兵。现在，骨干力量，已经由什么宋彬彬，彭小蒙等，让位给大学的棍子──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

九大一开，事情就基本做完一半。刘少奇既倒，整个回到体制内的操作变得可能。于是，老子们和儿子们，很快就回来了。文革后期，他们没有像蒯、王、韩、谭们一样锒铛入狱，恰恰相反，他们从祖国广袤的穷乡僻壤，纷纷调进北京等大城市，仕途在望。而江青们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倒是成为毛的替罪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当年红卫兵们早就预言在先的前途。现在，卡玛出来说，他们是牛虻、是受骗者。她错了！他们一点也没有受骗。在释放联动的人民大会堂里，在上山下乡、当兵、工农兵上大学的岁月里，在他们应召复命，担当起各级重任之一刻……他们都很清醒。他们从一开始就预言，二十年后的天下是我们的。他们没有说错。所以，他们没有必要说，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他们没有说，联动错了，对联错了，致死无数的人命错了。毛也好，周也好，江青也好，也没有让他们忏悔。血脉们及其爹妈制订的关于对错的准则，从来不涉及红卫兵问题。而回顾三十年前，当他们打死一个个校长，就像捏死一只只蚂蚁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有权力这样做。即便是中央文革，也拿他们无奈。在欢快的杀人游戏中，他们呼喊的一句诗，就是──“相信未来”！

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且做到了。有什么做不到呢？国家的主人是他们嘛！

●卡玛的影片只“揭示一部份事实”

我们其实不好展开更多的细节。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没有言说之可能性的环境。但是，如果人们不了解文革初期，毛检阅红卫兵之前的那段历史，就无法了解何以文革呈现的并非毛是坏人，刘是好人那般简单的格局。只有站在一个更高的准则上看，我们才能知道文革研究之困难。

回到《太阳》。不能不说，卡玛的影片，其实只是“揭示一部份事实”的影片。我们知道，揭露一部份事实，掩盖一部份事实，是一种谎言，是专制体制惯用的宣传伎俩。卡玛没有说明，党对于红卫兵特殊的礼遇，掩盖和遮蔽了他们的罪行。她更不可能说明，在八月初期，在各个中学大学之行为之控制，是另一只手操纵的结果──是一只无形的手和一只有形的手的双重控制──揭露这一点，是需要胆识的。甚而言之，卡马是在有意识为那个行凶的特权阶层做一个辩护，说，她们是随爹妈受害而受害的，而不是那些大打出手者。她们在那里宣讲另一个事实──固然，那个事实不能不说也是很悲惨的；但是，一个事实，不能用来掩盖另一个。这是两个前提，两个条件。而其他在电影中出现的讲话者，顾左右而言他，以粉饰自己的责任。

电影里的讲话者，面带笑容地述说那个悲剧。说，你看，打倒“四人帮”一切就好起来……影片回避，或者说没有找到揭示文革红八月的大量图示和镜头，以至外人看来，这幕惨剧不过尔尔，没有纳粹迫害那么残忍无道。你看，长征，串连，上山下乡……不多是年轻人美滋滋、乐陶陶之行走乎？这让笔者想起关于揭示纳粹的两部片子。一为《意志的胜利》，一位为《意志的毁灭》。前者，是大名鼎鼎的Ｌ·李芬斯塔尔的著名记录片，后者是皮特·柯恩的影片，不太有名，但是颠覆了所谓“意志的胜利”──那不过是一个疯子和屠夫的意志。前者反映的是，纳粹之伟大意志之火炬，万众一心，一型（他们列出巨大的方阵），手持火炬，照耀着柏林，照耀着元首之场面……而后者反映的，却是犹太人的苦难，集中营和尸骨堆。

李芬斯塔尔，因为她制作了这部显然是为纳粹张目的影片，在二战胜利后，曾经数度入狱。但是，最后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她没有做任何和艺术无关的事情。她真的没有做任何和艺术无关的事情吗？

《太阳》未来面临考验

再过几十年，卡玛的影片是否也会面临新的一部“意志的毁灭”的考验呢？当文革的惨绝人寰的大量真实档案和真实场面──如酷刑、吃人、虐待、屠杀……公诸于世的时候，她和她的朋友们会想起李芬斯塔尔吗？是的，我们也同样经历了意志的胜利和毁灭──虽然，那种意志根本从来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在这个意志的驱使下，魔鬼和天使合而为一。你看到北京大兴县和城里长安剧院血流如注之场面，还是忘记了？你看到所谓的“牛鬼蛇神”在北京六中的刑讯室内，被开水淋身的惨象，还是忘记了？你看到多少老弱妇孺被强行驱赶出京城，还是忘记了？……是的，这部电影没有纪录和再现这些场面。是故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

也许，这里，关于文革，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涉及的内容，会在不久的将来，在将来的将来，被披露出来。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几乎没有什么人对《太阳》这部拙劣的影片有触及要害的评论和批判。只是王友琴、胡平，中肯地点到而止，但不够。所以，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将更为仔细、更为坦率地陈述己见，以引起更为深刻的，对于《太阳》，对于整个“文革”的反思。重覆而言，这个大反思将是站在文革发动者所在的党的局外人的地位来反思，其依据的，应该是国际认可和人类认可的天则和公理，而非某个人，某个党的什么决议；当然，党内外人士互补的反思和回顾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那些经历其中者。这个反思今天虽然尚在进行，但是，党内外人士以一种超乎中共语言、中共思想、中共标准，来评介文革的著作还是少之又少。那是一个偌大的漩涡，一不小心就会溺身其中，还自以为到达了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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