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先生谈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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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天空——金冲及先生谈史学研究

作者：谢颖 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2014年10月20日第9版

金冲及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1972年起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1984年起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常务副主任、研究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2004年任中国史学会会长，2009年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专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与胡绳武合著《辛亥革命史稿》，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等具有重要学术影响。


■编者的话：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了以史为鉴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性。以史为鉴的前提是要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有对“史”的正知正见。本刊近日走访了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请他结合自己多年的治史经历，谈谈心得体会。84岁的金先生研究中国近代史早已著作等身，但仍在学术天地里乐此不疲地忙碌着。今年以来，他相继为《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撰写长篇论文；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力作《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本文中，金冲及先生主要畅谈了史学研究的“三种关系”。

学与思：身临其境

学术周刊：金先生您好！您从事近代史研究已经有60多年，您为什么会选择史学？

金冲及：今天的一切都是从昨天发展而来，今天我们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时首先需要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形成的原因，这些是历史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我1947年进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学习，之后就开始从事史学工作，一直到现在，因为我喜欢历史。我小学时阅读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小丛书，非常有吸引力，我对历史很好奇。中国科学院原院长路甬祥有一次在讲科学发展时，提到了两个动力，第一是社会的需要，这一点我们都非常清楚，也能够想到。他又说，第二是人的好奇心，这是很多人没想到的。好奇心就是想把事情弄清楚，激励人们去思考和探索。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谁都能看到，但牛顿就有好奇心，好奇苹果为什么是往地上掉而不是飞天上去，这个好奇心最终结果是力学研究的巨大成果。我想学术研究工作是离不开好奇心的，弄清楚一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再往下就是可以从中悟出一些更大的道理，对社会对人生都有指导意义。

学术周刊：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文献，您说过您做研究时，80%的时间用来读资料，20%的时间用来写作，为什么这么做？

金冲及：历史研究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充分考虑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不能想当然，这里面有个学与思的问题。《论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做学问的根本。所谓“学”，从史学研究来说首先要读大量的史料。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我还算是有一些“有利条件”，我今年84岁，很多近现代的历史我经历过，有亲身感受，但再往前也不行了，经历过的知道也有限，从哪里了解呢？只有读史料。举个例子来说，要评论一个人，你首先要了解这个人方方面面的情况：家庭背景、文化背景、不同时期的经历表现等等，如果要能深交更需要这样。你了解透彻了，讲起这个人来，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在点子上。相反，如果对这个人只有粗枝大叶的了解，甚至是道听途说，尽管讲起来仿佛头头是道，熟悉这个对象的人一听，就会打个问号——他是这么回事么？历史研究也是如此，要写好一段历史，最理想的状态是似乎“身临其境”，要花大气力钻研史料，了解方方面面的因素，认清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尽量做到非常熟悉。如果走捷径，东抄西抄，用所谓的最新方法分析，得出标新立异的理论，在行家看来，同样会问：是这么回事么？

学术研究总是要回答和解决问题，所以仅有“学”不够，还要“思”。学和思并不是按顺序排列、不同的两个阶段。有的人看资料的时候不思考，只顾着做记录、做卡片，看完了再对着记录思考，这怎么行？学与思是同时进行的（但有个前提，就是已经具备相当的知识积累，这种积累，还得从ABC做起，从入门做起），先对问题的答案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假设，接着在读史料过程中可能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越认识越丰富，衍生出很多点；一种是最初的基本看法可以，但需要局部修正或补充；还有一种是看到最后，发现更重要的因素，推翻了之前的设想。所以学与思是同时进行、相互影响的，设想决不能成为成见。这样归结起来，关于80%与20%的时间分配原因就很清楚了，用大量的时间学习和思考史料，用事实说话，分析方方面面的因素，看完后基本上已心里有数，就可以开始写了，写出的稿件反复修改后定稿。

学术周刊：具体是怎么研究资料的？能否结合实例解读一下？

金冲及：我写《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时，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三卷讲的是1911年，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四川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的资料非常多，还有大量研究著作。我首先要读别人写的保路运动史，汲取已有的研究成果，读完后就会想，还有哪些问题自己仍没有弄清楚？当时脑子里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保路运动起源于清朝宣布“铁路国有”的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清朝统治在1911年已经摇摇欲坠，强行将铁路收回肯定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应，为什么清廷在此时还会做这样激起众怒的事呢？第二，保路运动最先在湖南湖北兴起，四川行动稍晚，并且初期很温和，但结果却发展得最为激烈，成为大革命的导火线，这是什么原因？第三，从当时的记载看，保路运动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阶段的原因和关键点在哪里？第四，保路运动前三个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是立宪派，而第四个阶段则是同盟会主导，这个变化是怎么形成的？这四个问题不是凭空形成，是经过认真地学与思得出来的。已经有那么多关于保路运动的著作，我要写的话，还能写什么？有了这四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下笔了。

博与专：不可偏废

学术周刊：我们知道，虽然您从事史学工作已经有60多年，但是这期间，您同时还担负着大量的行政工作，很多著作都得在“空余时间”完成，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金冲及：相比大多数的史学工作者，我算是一个“特殊情况”，从1953年开始，中间经历了复旦大学、文化部、文物出版社、中央文献研究室，直到2004年，我才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自己可以支配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时间是有限的。在文物出版社，主要工作在考古和古代历史方面，与我原来所学、与近代史研究区别很大；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除去单位的日常工作，还负责了好几部传记的研究和编写。在很长时间内，近代史研究成了“副业生产”，有时甚至被挤成“业余爱好”。现在史学研究发展非常快，不断出现很多新的研究成果，这好比参加赛跑，别人全力以赴，我只有一条腿在蹦，又力求不要太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时间就必须掂量着用。刚才我们说到要全面掌握资料，但是资料是个无底洞，有时要适可而止，无论是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还是对文献资料，都应有清晰的认识和选择。

学术周刊：那么如何选择呢？

金冲及：这需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博而不专是不好的：样样都知道一点，哪样都不能深入，浅尝辄止，最终一个问题也不能解决。历史研究是专业性的研究，是严格系统的思维训练。对研究的题目、基本资料必须都认真读过，有的要反复读，还要努力发掘能说明问题的新资料。不过，只强调“专”也会出现问题，现在有一种新的景象———博士不“博”。我自己也带了不少博士生，通常他们在大学阶段做论文时对某个题目产生兴趣，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深入研究，写出专题论文，到了博士阶段，更加一层一层追下去，研究领域越来越窄。比如研究近代中国大学，应该把大学的发展放在整个社会中分析，大学的变化源于社会变迁；反过来，大学又对社会包括培养的大学生产生社会影响。问题分析到这里还可以往下，可以专门写清华大学，还有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档案资料都十分丰富。这样做下去是个无底洞，对处于研究起步阶段的博士生来说，并非有益，“专”会成了“窄”。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一多相容，博与专不能偏废，先要把专的基本资料读好，到一定程度后，有了积累，还要能跳出来，获得广阔的视野。这对史学研究非常重要。

学术周刊：您能否仍以辛亥革命史研究具体谈谈如何对博与专不偏不废？

金冲及：我做辛亥革命史，首先要对辛亥革命本身的文献资料、著作有基本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不过，接下来我还读法国革命史，读了好几部，这还不够，继续读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史，如菲律宾。为什么？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跟辛亥革命作比较，一方面有相似性，可以看出规律；另一面有不同，可以看出特点。要是没有比较，只能就事论事，规律看不到，特点也看不到。

我1972年调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工作内容比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早了几千年，我像小学生一样地学，考古、陶瓷、青铜器、古建筑，一门一门学。我花一年的业余时间读了《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接着读二十四史，读了十四部。这些并不能说对专题研究有什么具体的用处，短时间可能看不出来，但时间一长，对于研究分析历史问题，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就好比对于一个心脏病人来说，硝酸甘油是必需品，直接针对疾病；但米饭馒头也需要，吃下去，好像说不出它作用在手臂上还是作用在哪里，但不吃却是不行的。史学研究需要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不是一辈子只集中力量做一个题目，各方面知识的积累也很重要。

继承与创新：尊重实践

学术周刊：您刚才说，近些年史学研究发展很快，新的成果不断出现，您如何看学术创新？

金冲及：学术研究当然要创新，不创新就没有发展，其必要性不需多做解释，但是现在很多人一说到创新的时候，对前人的成果常持有很不尊重的态度，认为那是旧的东西。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个人吃饼，吃第一个不饱，吃第二个也不饱，一直吃到第六个才饱了，于是说早知道我就吃这一个就好了，前面五个吃了都没有用。在当下的语境中，“旧”似乎成了一个贬义词，其实，衡量一个事物的标准是是非，而不是新旧，有时候新的可能还不如旧的。学术创新正是在尊重并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的。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要了解，不做重复工作，老老实实地继承已有的成果。刚才我们说到保路运动史的相关著作，我一点也没有轻视的意思，而是认真地学习，然后寻找还没有解答的问题。

理论创新是极重要的，但真正的理论创新应该是在实践中经过检验，总结出的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说毛泽东同志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详细写到几次反围剿，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归纳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这是理论创新。有些创新离开了实践以及对实践的反复考察和思考，只是凭空苦思冥想，想当然地创造新花样，那样创新便失去其本意。

学术周刊：这种真正的理论创新需要平和的心态以及扎实的研究，不能浮躁，您对史学工作者有什么话要说吗？

金冲及：我曾经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过渡时期的。陈子昂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则是“前不如古人，后不如来者”。从前看，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对新史学有开辟之功，我们做不到了；往后看，未来太平盛世的皇皇巨著也只能寄希望于后来学者。我的求学和研究生涯处在动荡之中，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年代，有很大的难处。现在的学者环境很好，但面临的诱惑太多，有很多事分散精力，甚至造成急于求成的心态和浮躁的学术风气，需要努力克服。

我在75岁生日后开始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不会用电脑写，用的是“笨办法”，120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手写而成。写好初稿后又翻来覆去修改补充，改的幅度相当大，有最新出版的资料需要补充，有开始没悟到、后来有了新的看法也需要补充，花费了很多精力。一般说来，一段时间总要有一段重点。确定了目标，就一定要下狠心努力做到它。因为年龄关系，现在逐渐放低了标准，80岁过后，我写了一本《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20万字。三大战役史已写得很多，我选择的角度是写两个统帅部怎么应对。现在我已经84岁，标准又降低了一些，这不是偷懒，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小一些的课题，希望能在史学领域继续做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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