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湖南农民运动的三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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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报告，形诸于文字，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者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农民运动和农会，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这篇文字，后来被奉为革命经典。
　　不过，就好象所有的经典一样，这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的人多，仔细读过的人少。
　　“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
　　“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这份报告里，毛泽东还列举了农会所所的“十四件大事”。这十四件大事包括：“组织”农民入会，打击地主(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监狱，驱逐，直接枪毙)，禁止牌、赌、毒——同时还禁止花鼓、禁轿子、禁酒、禁糖，限制养猪(猪吃苞米)，限制鸡鸭、禁杀牛、禁酒席、禁游民、禁鞭炮……
　　对于“农会”的行径，毛泽东的评价一律是：好得很。
　　毛泽东的这份报告，后来被奉为红色圣经。不过，这份报告，当时在共产党内也没有得到赞同。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被免去农民部长的职务。原因之一是：它违背了孙中山的“和平解决农村问题”的政治遗嘱。
　　第二份报告，来自陶希圣，散见于个人的记录和学术文字里。
　　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同时兼修法学。1927年参加北伐军，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校教官。
　　1927年的陶希圣，思想是明显左倾的。他是农民运动的同情者，曾把自家的土地主动的分配给农民。当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兴起时，陶希圣发现：他的左倾，比起共运的左倾来，还远远不够“左”——在革命的旗号下，共运的农会，已经从一个权利组织，蜕变成一个“权力组织”。共运的特别法庭，已经存在滥施刑罚的问题，而在很多地方，已经连法庭都不需要了。在一次农运中，农会竟用扁担、锄头一次性的处决了26名“土豪劣绅”。 陶希圣看到：农会的过激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地方经济，农村的经济被破坏之后，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的农民(李杨《陶希圣在1927》)。
　　陶希圣的思想发生了转折。在咸宁，当农会抓捕了六名拒绝入会的贫苦农民，按照“惯例”，要就地枪毙时，在场的陶希圣勃然大怒，他拔枪与农会主席对峙，力阻死刑执行。农会主席向省委告状，陶希圣随即被捕，五花大绑的押解回武汉。幸亏陈独秀及时出面表态，陶希圣才逃过一劫。
　　劫后余生的陶希圣，转向学术研究。1938年参加汪精卫政府，次年与汪伪政权决裂。1942年，投向重庆国民政府，历任要职。1988年，陶希圣病逝于台北。
　　第三份报告，由个人经历而成。
　　1927年，在风云激荡的共运潮流下，一个名叫李昌圭的私塾教师惶惶不可终日。他本是晚清的一名秀才，祖上曾经家境富裕，但是到他这一代，已经家道没落，每年只能收大约20石租谷——合1200公斤。当共运的烈火烧到眉毛时，李昌圭跑到武汉，向儿子求助。他的儿子，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人部长。于是，他的儿子为他开具了一张证明，证明他：决不会反对农会。
　　拿着儿子开具的证明，李昌圭老先生回到乡里，随即——被枪毙了。
　　在历史的大记事里，李昌圭的命运无足挂齿。不过，他的儿子，却赫赫有名。这个名字叫做：李立三。
　　听到父亲被处决的消息时，李立三同志是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历史在这里陷入盲区。我们所知道的，是此后李立三同志的活动轨迹：参加南昌起义，参加广州起义，出席中共六大，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同志坚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主义，为了这个正确的主义，父子人伦可以弃之不顾。
　　之后，李立三同志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1930年，李立三同志赴莫斯科检讨，在苏联肃反的大潮里，坐牢一年，羁旅苏联15年。1946年回国，继续为解放战争做贡献。
　　1949年10月1日，李立三同志在哪里?他在参加开国大典，就在毛泽东旁边。不过，在后来的影像里，他的位置成了留白。
　　1960年，当翻身解放后的农民——前农会组织的成员们在饥谨中号泣、大规模死亡时，李立三同志在干什么?他在做检查，而且他的检查，又一次通过了。
　　1967年，在文革的风暴中，李立三同志被授予走资派、苏修、反革命、大叛徒、大特务等称号，莫名的“自杀”了。他的真实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是悬案。他的妻子，即他的“特务上级”，被判刑入狱。李立三死后，尸体或骨灰失踪。
　　至此，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三份报告，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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