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国清的三张大字报（1967年初）

bluesky

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的第一张大字报


《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全文如下：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很差，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站错了立场。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挽救，广大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热情帮助，使我醒悟过来。我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抛弃错误；决心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彻底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决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保持革命晚节，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邓小平两人，是潜藏在党内的危险人物，是两颖“定时炸弹”。过去他们背着主席和党中央，干了许多坏事。现在，根据我的记忆，初步对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揭发如下：
一、刘少奇不仅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围剿革命派，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制定出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在中国革命很长的历史过程，在每一个关键时，他都犯错误，都反对毛主席的思想，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比如到廷安马列学院讲演时，只强调理论修养，不讲革命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修正主义的理论。又如在一九四五年，我们正和敌人对峙，队伍正在扩编，主席在临去重庆谈判前，起草了对党内的通知，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刘少奇却背着主席，屈服于敌人的压力，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在他这种错误方针指导下，有些地方把地方武装缩编，如果按照他的办法做，中国革命必然遭到严重的挫折。幸亏主席发现得早，很快得到了纠正。再如他派彭真到东北局当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占很重要的战略地位，派彭真去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是主席指定林彪同志在那里负责，东北战场肯定要失败，中国革命胜利就要推迟。那时，我们还只是以为彭真不懂军事，现在看来，那时他派彭真去东北，是别有用心的。刘少奇“用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还表现在只重用原来他亲信的旧部下，例如饶漱石、彭真等，而对毛主席亲手缔造下的人民解放军的干部不信任，对部队干部转业地方工作，也表现很冷淡。一九五五年砍合作社，以后反“冒进”、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当时刮起的这股妖风，实际上他是幕后直接指挥者。特别严重的是，二十多年来，刘少奇不但不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主席的指示，他不积极去执行，而且公开与主席唱对台戏，如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主席讲民主集中制，他却讲分散主义；主席在杭州定了第一个十条，以后他又搞一个十条；主席强调充分放手发动群众，他却积极推广桃园大队“神秘主义”的所谓“四清”经验，借以抬高自己；同时，他到南宁，在推广他那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的讲话中还公开讲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大意)。从这一系列的事实来看，刘少奇是在背离主席的思想独树一帜、另搞一套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违背主席的指示，趁主席不在北京的时机，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代替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企图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引到邪路上去。这次是他的问题的总暴露，如果不及时戳穿，把他驳倒批臭，还让他来接班，中国革命就要变颜色。
二、邓小平除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与刘少奇合谋，制定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外，还有一系列严重错误。早在一九三0年，红七军从广西转战江西与中央红军汇合的途中，邓小平是红七军的政委，当时红七军在乐昌的西南在敌人截断，部队分成两路前进，在大敌当前，两路队伍还没有汇合以前，他却离开了队伍。当时下面议论纷纷，究竟他去那里了!为什么离开?弄不清楚；以后据说是到上海汇报去了。在当时正在打仗的情况下，离开部队是临阵脱逃的行为。近十年来，邓小平作为中央总书记，从不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曾经公开反对学习主席著作，说什么天天学老四篇就变成老四件了。这是恶毒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每次中央开会，大家都很忙，他却照样打麻将；他更不深入农村、工厂作调查研究，也不同干部谈话，有时干部找上门来，他还拒绝。邓小平对上违背主席的思想，中间脱离干部，对下脱离群众。如果让这样的人仍然窃踞党中央的要职，的确危险得很!
由于过去我对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同时也由于我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很差，因而对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没有坚决抵制，反而错误地执行了这条反动路线。这次文化大革命给了我很大的教育，我决心从中深刻吸取教训，彻底肃清刘、邓反动路线的影响，坚决地、彻底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韦国清
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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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的第二张大字报

《揭发两面派一陶铸》，全文如下：

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人物，把陶铸揪出来，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陶铸顽固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外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是个危险人物。
现将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初步揭发如下：
一、一九六六年四月，主席在杭州给各大区指示，对学校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当时陶铸回中南区没有传达，以后也始终没有跟我们讲过。这是他封锁主席思想的一条罪证。不仅这一次，早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二十三条》时，据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席曾批评过刘少奇，但陶铸没有向我们传达，只是无头无尾的讲刘少奇自我批评得很好。实际上是在表扬刘少奇，提高他的威信。这也看出刘、陶关系是如何密切。
二、一九六六年五月，陶铸在广州中心纪念堂作报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最后消灭阶级的一次革命。这是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与毛主席的思想相对抗的，是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的。
三、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南宁和桂林的“文化大革命”正掀起高潮，形势好得很。这时，据传陶铸在北京接见革命师生时，就改组桂林市委和绝食问题讲了话，表面上还是支持学生的，当区党委打电话问他时，他又不认帐了，并发来两份电报，对当时蓬勃发展的运动泼了一瓢冷水。这里也看出他在耍两面派手法。
四、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陶铸在北京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在三江搞“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师生时，说“对区党委的看法，还是一看二帮，……，中央是信任区党委的，我相信他们是愿意改正错误的。”这等于封了革命师生的嘴巴，不让他们大力揭发区党委的错误。
五、十月份在中央开会时，张平化提出，有的省委委员宣布脱离省委，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了，可不可以听这次会议的传达？陶铸说，这是叛变嘛，不能参加。这是对革命的领导干部的污蔑；也说明他又在耍两面手法，口头上支持革命造反，却不准领导干部革命造反。
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陶铸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路线，并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人物以外，还有以下的严重错误：
l、爱吹嘘自己。如常说他在广西剿匪时，如何如何有功劳。这真是贪天之功为已功，把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的解放军和革命群众取得的伟大成绩，挂在自己的帐上。
2、使用干部任人为亲，重才不重德，拉拉扯扯，不讲原则。只重用少数“才子”，不重视广大革命干部。如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匡，就是陶铸一手提拔的直到为中南局宣传部长；王兰西，也是他重用的“才子”。
3、不贯彻阶级路线，不培养学毛著积极分子和工农干部，对旧文人却很重视。如在困难时期给旧知识分子加薪，发补助油，搞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
4、陶铸到广西检查工作，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而是讽刺、挖苦地批评。如到百色，说百色百色，应当是颜色美丽，但没搞什么建设，是白色恐怖。到桂林时，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就是不出粮食。并引用古书讽刺说：“道路失修，田野荒芜，亡国之象征也。”
过去陶铸以(耍)两面派的手法，(是)伪君子。在这以前，我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另方面，由于我自己学习和领会毛主席思想很差，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因此站错了立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抵制，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我决心同革命师生、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站在一起，彻底批判自己的错误，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陶铸这个新代表人物的错误路线作彻底的决裂，大力揭发他们的罪行，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韦国清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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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的第三张大字报


《揭发王任重的几个问题》。全文如下：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王任重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去，他给中南地区及直接给我们作了一些指示。由于自已对毛主席思想学习和领会很差，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站错了立场，同时认为他是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又在北京工作，认为他领会毛主席、中央指示精神总比我们好一些。因此对他的指示当时是相信的。现在看来很多地方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违背的。比如他在七月三日给湖北省委常委的信中提出的所谓“大暴露、大考验、大批判、大提高、大改革、大改组”的指导方针，及谈到有的单位可以“抢打出头鸟”：晓光同志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向他汇报、请示桂林问题时，他比较肯定地答复我们，师院“多数派”后面可能有坏人操纵等等，都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敢于革命造反的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是极其错误的。除了同志们、同学们已经大量揭发的以外，我主要揭发他直接与我电话、电报联系的几个问题：
一：八月十八日下午徐为楷游街后，我根据当时书记处的几个同志从市委的一些同志中听到的片面反映，汇报了当时桂林的情况，说是徐为楷被师院“多数派”拉去戴高帽游街，还说用绳捆绑着他，勒着脖子，快没有气了，现在找不着徐了；同时学生还到处搜查黄云、苏玉山，工农群众、机关干部与学生严重对立，公安局也无能为力了，学生不相信公安局(因苏是兼公安局长)，请示王任重怎么办?并要求中央“文革派人到桂林来。王任重在答复这个问题时，要我们不要怕乱，并收集材料，整理出来；还说要照像。现在想来为什么这样做呢?还不是要我们暂时沉住气，后期来一个反右吗？
二、八月二十一日，王任重给师院革命师生的电报，是我们事先向他汇报了两个情况后发来的：一是工作队撤不来，二是我们讲话不灵了，要求中央“文革”小派人来桂林，于是，他在来电中授权给我和区党委全权处理桂林问题，而没有要求革命师生充分揭发区党委的错误，这是与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要求相违背的。这份电报，事先曾用密码发给我们转师院，因为防止密码泄密，建议他改用明码直发师院；由于当时我害怕学生到工厂、农村去，又建议他删去“与工农相结合”一句。这份电报后来大量在桂林和南宁印发。是我们决定的，想借这个电报来提高自己的发言权，是我的错误。
三、八月二十二日，王任重给我一封信，是用电话发来的。要我“不要怕乱”，“越乱敌人越暴露得清楚”；还针对我当时要求中央“文革”派人来桂林的问题，说“坐山观虎斗”，运动“让各地自己搞，一律不派人出去，不要再发电报要求派人了。一切按《十六条》办事。”王任重把轰轰烈烈的革命学生运动看成是“乱”，把敢想、敢闭的革命师生看成是“敌人”；同时，不强调依靠革命的左派，而说是“坐山观虎斗”，都是非常错误。
.王任重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们有着重大影响。今后，我决心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从根本上改造世界观，端正立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同时，从这里也得出一个教训，就是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韦国清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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