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林彪是否“急于想当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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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1971年8月南巡讲话中，带着怒气说道：“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于是，“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中就多了一条最重要的罪证：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简称“篡党夺权”“抢班夺权”。其后的一系列罪行都有此而生：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被毛泽东挫败以后，决定铤而走险，刺杀领袖、南逃广州;又被毛泽东识破以后，仓皇北逃，机毁人亡，落了个可悲下场。
　　1980年中央特别法庭在审判林、江两案时，就是如此定案的。
　　但是几十年后，有不少党史专家认为，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证据不足;毛泽东说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显然是为了打倒政敌故意编造的“莫须有”的罪名。
　　叶永烈认为，能够证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唯一证据——吴法宪的揭发材料，是“九一三”以后，吴法宪被逮捕审讯时，才揭发出来的：叶群在1971年7月曾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那么，在“九一三”之前，毛泽东在8月南巡讲话中却一口咬定，“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凭的是什么呢?没有任何证据，凭的只是自己的猜想和主观臆断。对党的副主席作出如此重大的政治指控，毛泽东竟然没有任何的客观事实，只是单纯凭主观推断，这未免太“莫须有”了!
　　况且，即便是吴法宪的揭发材料，也显得有些勉强。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意思，不是由林彪口中说出，而是由叶群口中说出，再由吴法宪转述，其可信度便大打折扣。叶群讲的，是不是林彪的意思?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叶群说的话，并不等于林彪说的话。因为林彪与叶群之间也有一定分歧。同时，吴法宪说的是否是实话，也值得怀疑。起码吴法宪转述的，并非叶群的原话，因为叶群向外人称呼林彪时，是叫“林副主席”或“一0一”，而不会直接称“林彪”。
　　另外，如果林彪真有想当国家主席的意图，他或叶群必然会跟几个心腹大将都要讲。为什么“四大金刚”中，只有吴法宪知道这件事，而其他人如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以及陈伯达和“小舰队”的头目江腾蛟、李伟信等均不知道这回事，也没有这方面的揭发材料呢?如果确有其事，叶群这位爱唠叨、好啰嗦的女人，不会只跟吴法宪讲，而不与其他的心腹干将讲。尤其是论关系，叶群与黄永胜要比与吴法宪亲密的多，叶群没有理由将林彪心中的重大隐秘向吴法宪透露而不与枕边人黄永胜讲。这不是很令人奇怪吗?
　　事实上，林彪从来就没有提出自己要当国家主席，也不是“设立国家主席”的始作俑者。庐山会议前最早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是周恩来总理。
　　1970年3月初，毛泽东在武汉视察、休养期间，收到了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出新宪法中是否要写设立国家主席一章，并说他们提议应设立国家主席，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毛泽东看过信以后，于3月7日找汪东兴谈话，发出了“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那一番指示，并要汪东兴第二天即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3月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奉周恩来之命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大家通过讨论，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林彪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派叶群参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交代叶群，将毛泽东的意见和会议讨论的情况汇报于林彪。
　　197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如何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就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工作，进行规划和安排。不料在讨论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尽管有毛主席“不设”的指示，意见分歧依然很大，争论依然很激烈。汪东兴陪同毛泽东在武汉、长沙视察期间，不断接到周恩来反映这一问题的电话。不久，周恩来又写了一封信，让转交于毛泽东。汪东兴将周恩来电话中说的中央会议对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激烈争论情况，以及周恩来的信转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断然说道：“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过。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在苏州行宫的林彪，面对毛泽东两次对周恩来发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毅然发出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
　　1970年4月11日深夜，林彪向秘书口述自己的意见：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泽东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的意见同时报给在长沙的毛泽东及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林彪的意见，说道：“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
　　北京的周恩来，明知道毛泽东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也不愿当国家主席，但是在接到林彪的建议后，他还是在4月12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政治局以多数通过了林彪的建议。周恩来立即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建议转报毛泽东，毛泽东阅后，立即在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7月中旬，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的情况时，又讲到有些人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要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说：“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此后在庐山会议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即8月25日政治局会议开会前，毛泽东分别找林彪和周恩来谈话，再次强调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
　　这样，毛泽东总共有6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所以在南巡讲话中他忿忿说道：你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可是我说不设国家主席的话就说了6次，一次就算说了一句吧，那就是6万句，可是你都不听，一句也不顶!
　　这段话可谓一箭双雕：既讽刺了林彪搞过头的个人崇拜，又敲打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野心。但是通过上面6次关于国家主席一来一往的激烈纷争，我们可以发现，林彪不是首先发难，而是被动应战;他也不是唯一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人，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都支持设国家主席;在提出和坚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周恩来的表现比林彪更为积极。
　　过去由于错误的宣传，毛泽东6次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好像是多么英明正确;而林彪多次主张设国家主席，好像是多么野心勃勃。现在拨乱反正，人们普遍有了常识性的正确认识。“不设国家主席”，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习惯和愿望。毛泽东的提法在法理上站不住脚。
　　毛泽东将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不是看作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而是看作个人的需要。毛泽东不想当国家主席，就要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而且，当毛泽东的提议遭到政治局大多数的反对、周恩来再三将这些反对意见向毛泽东汇报之后，毛泽东一次次地推翻政治局通过的决议。毛泽东不仅将个人需要置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而且将个人权威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一次次践踏民主集中制原则。
　　相反，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理由是“否则，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状态”。5月中旬林彪又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不管林彪这话是否真心实意，是否真正代表国家人民的利益，但却是符合法理的，是正当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如林彪。
　　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一个理由是，“不要因人设事”，意思是不要因为他而设国家主席。偌大中国，好像只有他才适合当国家主席。我不当，其他任何人也不能当。谁要当，那就是篡党夺权，狼子野心!其自私、专横、霸道的心里暴露无遗。
　　但是，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说，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是否就是空穴来风，随意编造的“莫须有”呢?
　　不是的，毛泽东是有一定依据的。
　　第一、根据国家惯例，假如要设国家主席，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就是国家主席的法定人选，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就是国家主席的位置。如果不出差错，林彪就可能顺理成章地当上国家主席。如今毛泽东将“国家主席”视为任何人不能染指的禁地，别人说要设国家主席，没有事;周恩来和政治局多数人都说要设国家主席，也没有事。但林彪一说，瓜田李下之嫌，不管你出于何种目的，很容易让人怀疑林彪要当国家主席。
　　第二、庐山会议上，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千不该万不该，让叶群给几员大将布置几点“注意事项”，让他们在同一时间、用同一口径、同一语录，发表同样的意见，都是顶着江青、张春桥，要求坚持“称天才”“设国家主席”。林彪的手下都如此强烈要求设国家主席，很容易让毛泽东怀疑是林彪幕后操纵，自己急于想当国家主席。
　　只要有这两点，毛泽东就可以抓住把柄，给林彪戴一顶大帽子——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而法庭审判定林彪“篡党夺权”的依据，也不可能仅仅凭借吴法宪揭露的材料;叶群所说的话只能作为旁证。
　　问题的关键是，你不想当国家主席，林彪为什么就不能当?以林彪的功劳和地位，完全可以当国家主席。想当国家主席，并不是“篡党夺权”，并不是反党行为。
　　况且他想当，还要走一定的法定程序，法律通不过，人民不满意，他还当不成(这当然是一种假设)。为什么一发现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就如此怒气冲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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