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明：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与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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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与江青

金春明

作者简介：金春明，1932年生，1952年从东北局党校高级部毕业后即从事中共党史教研工作。1961年调中共中央党校。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央党校复校时，1977年秋，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指示党史教研室组建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当时的说法是研究文革中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三次路线斗争”），金春明受命担任组长，成为最早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党史学者。后为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导师。著有《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文革”时期怪事怪语》（与黄裕冲、常惠民合编，求实出版社，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香港开明书店，1992年）、《“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文化大革命”简史》（与席宣合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金春明自选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四人帮”沉浮录》（九州出版社，2013年），主编有《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另外还发表有《绝不可淡忘文革》《“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两个文革”说与文革的定性研究》《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等专题论文。
本文写作于2012年作者八十岁时。

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有一个避不开，又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亲自发动者和最高领导者；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国指挥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负责人（名义上是副组长、代组长，实际上是当家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终身最高领袖；江青是伟大领袖的妻子，新中国的首位第一夫人。江青在众多场合高声宣扬“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候，以标榜自己的特殊身份，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无人提出过质疑。而毛泽东对此也长时间处于默认状态，只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才在1974年7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众说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可是，连当场亲耳聆听此话的一位政治局委员也不能完全接受，认为总能代表一点吧。毛泽东在世时，江青高升、显赫，号称“文化革命的旗手”，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毛泽东逝世后仅27天，江青即被隔离审查逮捕下狱，成为世人皆曰可杀的“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被公开审判定罪，处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如此大起大落世所罕见。这真是一种错综复杂而又难解难分的特殊关系。正是这种特殊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神秘的作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标记和深刻烙印。
这种特殊关系不仅是中国人研究“文革”史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也是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邓小平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这位女记者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她问：“中国人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等。而邓小平则明确回答：“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性质是不同的。” 同时又指出：“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 邓小平的回答，为澄清一些议论和猜测，提供了关键性的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样的回答，并未能彻底解开人们心中关于毛江关系的种种问题和疑团。不过，邓小平的回答也没有关闭人们探讨毛江关系的大门，而是留下了继续探讨澄清历史真相的很大余地。

一

人的情感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特别是夫妻之间的情感更是如此。因此，要搞清楚毛泽东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关系，就必须对他们二人在此之前的情感生活的发生和延续作一简要的回顾。
毛泽东认识江青是在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江青奔赴延安之后 。毛泽东同江青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流传版本颇多，什么“课堂表现说”、“登门请教说”、“康生介绍说”等等。不过毛泽东和江青本人都没有写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这种属于二人感情世界的东西，已无从考查，而且对于我们研究的问题也并不是重要的。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毛泽东与江青的相识、相爱和结婚，并不是由党组织安排和负责介绍的。而且可以说是违抗组织的意志，抗拒舆论的颇大压力而进行的一种自由恋爱式的结合。
对于毛泽东与江青的这段姻缘，当时在延安就议论颇多，成为街谈巷议的一个热点。不仅江青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学大多持不赞同的态度，女同学反应尤为强烈，认为江青不配成为党的领袖的夫人，而且地方党组织亦有专电中央表示不赞成的。例如，当时的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刘晓、刘长胜等，就曾向党中央汇报江青在上海的种种不良表现。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亦曾专电延安反映曾在当时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的杨帆（当时名殷杨）对江青的看法。由于反映颇为强烈，以致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洛甫）不得不出面找毛泽东谈话，劝他慎重考虑，但遭到毛泽东的严词拒绝。7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革命前辈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比如老红军曾志（陶铸的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中，就说：“我当时就十分疑惑，像主席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怎么会与上海滩这位声名狼藉的明星结合呢？她与贺子珍是两路人。” 而且谈到1939年初到陕北见到彭德怀时，还谈到“已在延安与毛主席结婚的蓝苹（江青）在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传闻。”可是，也有不同的看法。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在2010年第6期的《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江青的亲情世界》的文章，头一个小标题就是：“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失败的选择吗？”他的回答是：“2007年7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爱恨交加失败选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杨银禄认为，江青能够放弃在上海过明星的安逸生活到条件艰苦的延安，说明“这一时期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因此，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这里杨银禄同志似乎混淆了一个界限：奔赴延安是一回事，而同毛泽东结婚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件性质不同的事。江青当时是革命的女青年，有条件被毛泽东选择，但这并不等于毛泽东选择她做终身伴侣是明智和适宜的。因为，即使是一般人的恋爱结婚，也要考虑对方除政治以外的其他条件。而对领袖的婚姻条件，明显地应该高于一般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对于女人，妇德是一个必需考虑的重要条件。我并不赞成“生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妇德标准。现代社会主张恋爱自由，女人的贞操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被认为是头等大事；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贞操也绝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江青当时虽然只有24岁，却已结过两次婚，又同别的男人同居过。而且由于同上海艺人丈夫唐纳的婚姻纠纷，在小报上闹得沸沸扬扬，绯闻缠身，名声颇劣。加上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过，还没有审查清楚。在这一方面，江青同杨开慧、贺子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样一个女人，一般男人选为对象都要思之再三的，何况是要做党的最高领袖的夫人。况且，在当时的延安，毛泽东选夫人可以挑选的对象颇多，是有很大的选择空间的。当然，毛泽东作为一个男人，有权利选择自己心爱的女人。不过，情感有时是会蒙蔽理智的。毛泽东在同江青结合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较之他处理军事、政治等国家大事要略逊一筹，并不能认为是很明智的。说是失败的婚姻，可能有点过份，因为也曾经有过爱情和幸福。而且人是会变化的，感情也是会变化的。谁也难以预料几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如果从结果的角度来回顾，作反向的历史考察，那么应该说，毛泽东选择江青做终身伴侣并不是明智而慎思的选择，并不是最佳选择，结果也并不是美满的。

二

从1937年秋毛泽东与江青相识，1938年11月两人正式结婚，到1963年江青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这25年可以概括为两人关系比较平静和协调的时期。江青还做了些好事，没有出大格，当然也会“偶而露峥嵘”。这25年可分为两大段：
1937年秋，蓝苹到达延安并改名江青，一年后同毛泽东结婚，从此开始了她个人生活历程中的与以前截然不同的阶段。到延安后，江青先后在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抗战八年中，除演戏外她几乎很少出头露面，主要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并协助毛工作。在这八年中，二人的感情还是不错的，1939年曾在毛主席家吃饭的曾志，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江青因怀孕反应，吃饭时呕吐，“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 当年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当连长的高富有也说：“那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
1947年转战陕北时，江青任中央纵队直属队的协理员。这段历史是后来被江青本人屡屡提及的个人经历中光辉的一页。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说：“江青在延安的十年，作风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表现也是好的。”“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 是否真的这么好，我难以确定。但应该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江与毛的感情虽然也不时发生一些纠葛，就整体而言，还是比较协调的。
1949年进北京，是中国共产党变成执政党的历史性大变化，当然也是江青生活经历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毛泽东以党的主席而又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江青成了名正言顺的新中国第一夫人。随着身分、地位和物质条件的巨大变化，江青“官升脾气长”，性格中卑劣的方面越来越显露而发展了。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江青的脾气越来越大，稍不如意便大发雷霆，很难侍候。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江青的感情世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曾志在前引的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中，曾谈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去看望他，都六月份了，主席还穿条破旧的有几个洞洞的毛裤。我问：‘这么热还穿毛裤，是不是腿有毛病？’‘腿没毛病，只因块头大，买不到现成的线裤，’‘那江青不会给你订做吗？’‘我生活上的事她从不关心。’”后来是曾志在广州帮毛主席订制了两套线衣线裤。不过，因为江青生病，还曾因患子宫原位癌，去苏联做过手术和放射性治疗，毛泽东“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到广州时，毛泽东把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自己住较差的三号楼。毛泽东还特别嘱咐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 。
从总体上说，1949年进城以后，毛泽东同江青之间的矛盾显著增多。而毛泽东对江青也采取“管半个”的态度。所谓“管半个”，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初，同自己的秘书高智在散步的时候说的。毛泽东说：“江青我只能管半个。”高智说：“全管了么，她是你老婆。”毛回答：“我管不了。我管半个，那半个随她去。”高智接着说：“毛泽东讲的是实话。江青个性强，脾气不好，毛泽东对她是‘有看法而没办法’，有时还断不了吵一架。”
有一位毛主席卫士的话，把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说得很形象。他说：“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娱乐不到一起。” 毛泽东建国后—直粗茶淡饭，不讲究饮食和营养，而且吃饭不定时，工作忙起来常忘掉按时进餐；而江青进京后生活日益考究，讲究营养和味道，按时进餐以保持健康，这样两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毛泽东一直保持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间工作习惯，黑白颠倒；而江青因身体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难睡到一起了。不过一直到60年代初，还都是住在一套院子里。毛泽东外出视察，都是去工厂、农村和重要部门，而这个时候江青则以治病疗养为名，4次去苏联，有时一住几个月，回国后又不断巡回于几个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广州和著名风景疗养区如北戴河等之间，因此，同行的机会也就不多了。至于玩不到一起，按照江青的说法是毛泽东“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就是说，很少谈私生活和感情问题。而毛泽东对卫士长说的话层次似乎更深一些。毛泽东认为：“江青使我背了个政治包袱。”“江青这个人，谁跟她也搞不到一起。”“她一来了我什么事也搞不成。她这个人到哪儿哪儿扫兴。”当然这个话也可能是毛泽东不高兴时说的，也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
客观地说，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完全怪江青。从江青的角度说，据卫士们观察，“她很注意关心毛泽东，揣摩毛泽东，迎合取悦于毛泽东”，“希望能讨毛泽东的欢心，希望他能与她协调一致。”“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经历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这些描述应该说是可信的。恐怕年龄的差异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建国时，江青还是年方35岁的中年妇女，而毛泽东已56岁，开始向老年期过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已是73岁的老人，而江青才52岁。21岁的过大年龄差异当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绝对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代表毛江二人关系的全部，而主要是生活中的表面现象。考验夫妻关系的更重要的应是对重大事件的处理。而这方面恰好有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1954年，江青到杭州探望当时住在那里研究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其间忽然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的内容主要是警告江青，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江青你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写材料交中央组织部，你要好好交待等。江青把信交给毛泽东，称这封信是反毛的。毛泽东当即找来公安部长罗瑞卿，指令设专案侦破。这说明毛是信任江青，而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的。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个匿名信专案一直到1961年才破案。写信者竟是曾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林伯渠的夫人朱明。“专案组询问朱明，她很痛快承认下来，很快服安眠药自杀。”
还有一件很能说明那个时候毛泽东同江青关系的事。1960年代初，有一次江青为一件小事而责骂了杭州某宾馆的服务员张素兰。李敏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知道后，带着警卫员来到值班室，很亲切、很和蔼地对张素兰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啊。” 毛泽东以伟大领袖的身份，能为江青的事向一个服务员道歉，并说出：“为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这样份量很重的话，说明同江青的关系是好的，是有感情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江青的某些政治观察和分析，还是欣赏的。对她反映的某些情况和问题，还是重视和赞同的。毛泽东有一次去广州，就曾亲口对省委负责人陶铸说过：“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 而这一点，也正是江青自己引以为荣的。按她自己的说法：“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 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工作的性质吧，在50年代江青公开露面参加的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社会活动并不多。影响比较大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她参加了为配合这场批判而进行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由中央文化部、人民日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平原日报、中共聊城地委和武训当时活动的几个县委的宣传部等共13人组成。其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是化名李进的江青。他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访问160多名各界人士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后又印成小册子，产生较大影响。这篇《调查记》给武训戴上了吓人的大帽子，说他是“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强加的罪名，已经显示了江青善于用“左”的观点强加人罪的特点。当然比起“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所作所为，这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对于50年代的二人关系，江青曾与延安的老熟人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过一段话，颇有一点自我总结的味道。江青说：“想到目前、度日如年。我和毛主席生活不融洽，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原因，是无法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之间，只是政治夫妻而已。” “政治夫妻”一词不太好听，但可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到了“文革”时期，就发展扩大到了极端。

三

江青在中国政坛上日益活跃起来是60年代之初，打出的旗号是搞“文艺革命”。这是借助于毛泽东两个文艺批示的东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不断发展，用他主观认定的“阶级斗争为纲”去观察和衡量一切，因而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1963年12月12日，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一份材料上毛泽东写下《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半年后的1964年6月27日，他在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写下一大段《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他认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需要“认真改造”。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气候下，江青出场了。她先是准备抓京剧团，以北京为基点搞京剧革命，但没有得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的支持，于是转而去上海。在那里，她得到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的支持。
关于江青是如何举着“文艺革命”的旗号，搞所谓“样板戏”，当时在文化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曾有一段亲身经历的生动描述。
1964年全国京剧会演时，山东京剧院带来一个剧目《奇袭白虎团》。试演时，江青突然出现在剧场。没过几天，她突然召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负责人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周巍峙等到中南海开会。会上，江青趾高气扬地说：“抗美援朝的事，你们不知道，我可都知道。告诉你们那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奇袭白虎团》不过是其中小小一段插曲，你们告诉山东京剧团，很好，一定可以改好。啊，对了，那个带队的什么宣传部长，不就是谭启龙（当时山东省委书记）的老婆吗？告诉她，我支持，但得按我的指示改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又说什么山东省不接受她的意见，妨碍她修改样板戏，那个女宣传部长也被打成反革命，《奇袭白虎团》就成了江青指导创作的样板戏”。 这位作者是江青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老同学，已经十多年没有看见过江青，她的突出感觉是：“江青变了。”
如果说，江青搞“文艺革命”是借着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的东风，那么，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高压强势的姿态登场，则完全是毛泽东亲自一手策划导演的，而江青也比较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这集中体现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份中共中央文件的炮制和出台的过程中。
江青要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充当急先锋，就需要有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而且要有一种权威的形式出台，造成一种令人慑服的声势。可是，江青在党和政府中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职务，资历浅、地位低、名声又不太好，不好出台亮相。恰好此时，1966年2月初，北京由彭真出面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扩大会，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份提纲中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企图把由批判京剧《海瑞罢官》而在全国引发的大批判狂潮限制在上层建筑领域和学术批判的范围之内。这份文件在2月12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国各地。批转前，在京中央常委讨论过，彭真等还专门到武汉请示过毛泽东。当时毛并未表示反对。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就把《二月提纲》发至全国。但是，很显然，这是有悖于毛泽东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方向和意图的。《二月提纲》的发出，为江青阐发“左”的文艺理论（当然不只限于文艺）提供了适宜的时机和对立面。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江青去找林彪，以借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和声威来产生一份表达自己观点的文件。江青专门到苏州同林彪作了长谈，二人一拍即合。
江青到苏州找林彪长谈后，林彪马上给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指示，对江青大加赞扬。这个指示不长，全文照录如下：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文字不长，但对江青评价非常之高，什么“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的意见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等等。实际上把江青摆在部队文艺工作太上皇的地位。这不只是政治观点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中互相勾结和支持的需要。
根据林彪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派出副主任刘志坚和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他们与江青一起开了一次会。从2月2日到20日，18天中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看电影13次(共2l部电影)，看戏3次。实际上主要是听江青一个人讲话，别人记录而已。部队同志整理的纪要，江青看了不满意，又专门请了并无军职的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参加，反复修改。最后又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这个文件很重视，亲自审阅修改三次，然后才送林彪，建议用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从现存的档案材料看，文件的名称中“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几个关键性文字，就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可见，从始至终，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赞成，便没有这份《纪要》。
《纪要》的核心和要点是提出一个十分错误的论断，即：“文艺界在建国以后，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文艺的结合。”因此，《纪要》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这些论断很明显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但却是符合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观点，是他的关于文艺的两个错误批示的延伸。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江青是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的观点和意图的。
3月19日，江青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表示“根据你的委托”，举行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几经修改已经完成。信中特别强调：“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传达了毛泽东17日的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这个批示反映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关心和重视，不但亲自审阅修改，而且连如何发出的方法都考虑到了。
林彪接到江青信的第三天，就给军委各常委写了一封信，对这份《纪要》大加赞扬，给予极高的评价。信中说：“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修改，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文件本身是毛泽东亲自审阅，而且修改三次才定稿的。林彪又作了这样一番高度赞扬和肯定，还会有哪一位军委常委能提出不同意见呢？自然是顺利通过。在用中央军委名义送中共中央之后，4月10日，这份《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发到全党。从这个全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前场主演者是江青，后台支持是林彪，而全场的总导演则是毛泽东。

四

江青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从制造舆论到具体发动，煽风点火，运动群众，制造天下大乱，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而这些当然是遵照毛泽东直接授意和总体意图来施行的。
毛泽东自认为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江青策划组织写出的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序幕的。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江青，还是毛泽东都是承认的。据江青说，批判吴晗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她先向毛泽东提出的。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支持，但允许她保留意见，她才敢于组织写批判文章的。江青说：“当时彭真拚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又说：“1961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 ，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 江青这段讲话大体上是比较真实的，这可以从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得到印证。毛泽东说：“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只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这就是说，这篇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而在全国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引起巨大震动的大批判文章，是江青在毛泽东的默许下，打着毛的旗号先搞起来，然后再经过毛的审阅、修改、批准，再公开发表的。在这个问题上夫妻二人的配合是十分紧密而适当的。
毛泽东希望看到的那种亿万群众奋起造反，风起云涌，意气风发，各种群众组织遍地开花，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正是由江青一手操纵的中央文革，千方百计，煽风点火，制造事端，运动群众而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
众所周知，被毛泽东御封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并不是群众自发的，而是由康生等人授意引发的。而这篇大字报在中央电台的广播和《人民日报》的发表，加上配发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对放开群众手脚，“踢开党委闹革命”，打乱原有的组织机构和社会秩序，造成天下大乱之势，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毛泽东对这点是满意的。他在之后不久说：“时间很短，来势很强，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当时的各种各色群众组织遍地开花，多如牛毛，名目繁多。例如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就有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司令部，分为天派和地派两大派。有聂元梓(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蒯大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所谓五大领袖。上海的工人全市性组织就有“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和工人赤卫队两大派。赤卫队被打垮后，站在工总司一边的还有几十个组织。在著名的《紧急通告》（1967年1月8日）上签名的群众组织就有32个之多。武汉“7•20事件”时的两大派，一派叫“百万雄师”，一派叫“三钢”、“三新”，其实大派下边的群众组织更是名目繁多，不计其数。有的组织可以多至成千上万人，也有只一二个人的小战斗队，在那里“傲霜雪”、“丛中笑”。第七机械工业部的两大派，一个叫“九一五”，一个叫“九一六”，在北京也很有名。中共中央党校人数不算多，只有千余教职员工，也有四大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红色联络站、红色战斗团和革命串连会，也有其他战斗队。而一些著名的群众组织的头子，都通过各种方式同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取得联系，获取支持，以所谓“通天”本事，作为造反的最大资本，争当“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江青一伙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打着坚决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旗号，挥舞着林彪创造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大棒，煽动利用群众组织，上骗毛泽东，下谋个人私利，甚至假群众之名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下边我们就举几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实例：
江青一伙为了在社会上制造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舆沦，由张春桥出面，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秘密接见清华“井冈山兵团司令”蒯大富。奉了这道密旨，蒯大富连夜八方联络，组织力量，在12月25日纠集了上万人的队伍，在首都举行大游行，在长安街上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一直贴到天安门城楼上。蒯大富还在广播车上带头高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这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喊出这样的口号，迅速传播四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也就是在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的这一天，12月18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直接控制下，成立了名为审查王光美，实为迫害刘少奇的专案组。这是利用群众名义为阴谋服务的一个突出的事例。
再如，江青一伙为了在上海夺权造声势，就利用“新北大公社”聂元梓，这位被毛泽东称赞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炮制者的名声，派她去上海造反。上海本来是江青一伙的根据地，但自从柯庆施病死，换上陈丕显任市委第一书记之后，就不那么听江青指挥了。因此，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夺上海的权。1966年11月17日，江青接见聂元梓，对她说：“上海的运动开展得不错，但主要是工人，学生却很落后。你去了要找学生组织多接触。上海市委问题严重，问题没揭透。张春桥在上海一直同他们斗争，但是很孤立” 等等。聂元梓奉命，带领手下的干将孙蓬一等人立即赶赴上海。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同上海市委有什么关系呢？总得找点理由。这个理由也不难找。因为上海市委常委、文教部部长常溪萍曾在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担任过工作队的副队长（队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于是很方便地被戴上“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等帽子。这样，北大造反派到上海揪斗常溪萍也就名正言顺了。于是，常溪萍也就逃脱不了被迫害致死的命运了。
当然，聂元梓到上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揪斗常溪萍。正如聂元梓同张春桥共同拟定的策略：“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打倒上海市委。”于是，聂元梓同11月9日新成立的“上海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相联合，召开了两次大规模的批斗会。聂元梓在大会讲话中，坚决要求罢免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的官，改组上海市委。聂元梓等人在上海大闹大折腾一番，为江青等策划的上海一月风暴制造了声势，作了贡献。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刘少奇。对于这个“敌人”的斗争，是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写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而揭开帷幕的。但帮忙把刘少奇彻底打倒，以至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的是江青。 “文化大革命”中的头号大冤案，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最后被迫害致死。刘少奇冤案，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一家人，而是作为一条路线、一个“司令部”的代表，牵涉和株连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党员和干部。在十年中，仅因受刘少奇案株连而被判刑的人，全国多达28，000人，受批斗和迫害的人多得难以计算。无论从地位之高，牵涉面之广，株连人数之多等哪个方面看，这个大冤案都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造成这场大冤案的责任，当然首先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他负有难辞其咎的领导责任。但与林彪、“四人帮”的责任，性质上是有原则区别的。林彪与江青一伙是共谋犯，罪责难逃，但对造成冤案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却是江青、康生和谢富治。他们利用党和毛泽东的错误，利用掌握的专案组的权力，大搞阴谋诡计，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不择手段地罗织罪名、制造伪证、移花接木、栽赃陷害、欺上瞒下、刑讯逼供，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大量的，世所罕见的。
关于这一冤案的详情，曾参加两案审判的前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们将军曾写了一本书，名为《共和国最大冤案》，近25万字，翔实可靠。我这里就没有必要多说了。
胡耀邦在1980年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曾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这批人确实很坏，是一批骗子、恶棍、阴谋家。除林彪外，其他那些人在党内从来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搞阴谋诡计，手段倒是高明的，别的本事却没有。他们利用毛主席的威信，把一些人的狂热情绪煽动起来，用最巧妙的方法把毛主席封锁起来，欺骗毛主席。比如说，好多人写材料证明刘少奇不是叛徒，他们却有办法使毛主席看不到这些材料。到1967年秋，毛主席还不相信刘少奇是叛徒。林彪、‘四人帮’造了好多假材料往毛主席那里送。1966年8月5日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只提资产阶级司令部，没有把刘看作是叛徒。把刘少奇看作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当然这是错误的，毛主席要负责任。但把刘少奇看作是叛徒，则是林彪、‘四人帮’造的假材料骗了毛主席。类似这样的冤假错案都是林彪、‘四人帮’制造出来的。” 应该说，这个谈话是客观的准确的。
在陷害刘少奇这件事情上，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是得逞了的。无怪乎林彪知道毛泽东批准了专案组关于刘少奇的诬陷报告之后十分高兴，特别批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这当年留下的两个阴谋集团狼狈为奸、互相吹捧之词，今日却成了江青指挥炮制共和国最大冤案的铁证。
总结以上情况，在打倒刘少奇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江青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而在对刘少奇问题的定性上、程度上，打倒的方法上，毛泽东同江青又是有差别的，不完全一致的。从结果上说，毛泽东不管是受骗也好，自愿或不完全自愿也好，最后是信任了江青，同意了江青一伙炮制的审查报告，最终铸成了最大的冤案。
这里必须特别提到一点，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第一阶段，江青对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方针是忠实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热情甚高，日夜操劳。据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说：建国后，江青除了四次出国去苏联治病和疗养外，在国内也很少长住北京。“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一般是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反正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但唯独1967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 。江青为什么一改多年的生活习惯，一句话，就是为了贯彻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方针，表示她对毛泽东的尊崇和忠诚。

五

而在这一阶段中，能突出表现毛泽东对江青的关系和态度的有两件事：
一是亲自提名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根据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销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内容如下：

组 长：陈伯达
顾 问：康 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 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这后确定的四大区参加成员是华北郭影秋、东北郑季翘、西北杨植霖、西南刘文珍。这就是在1966年到1969年天下大乱年代里威名赫赫的中央文革。不过其成员变动很大。这17人（如果加上后来任命的顾问陶铸，则是18人）中的大多数，很快就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排挤出中央文革之外。到1969年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中央文革成员已经只剩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等5个人了。
这里不谈中央文革的作用和变化，而只谈能说明江青特殊地位的两件事：
一件是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据曾是中央文革成员的王力、关锋、穆欣等的回忆材料，开始的名单上并没有姚文元，是江青提议把他加上。当时陈伯达曾提出异议，因为他知道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情况，怕叫叛徒的儿子参加中央文革会被别人抓辫子。江青这时就抬出了毛主席，说是要请示一下，请毛主席定。当然这是谁也不会反对的。第二天，江青宣布，她已经请示过毛主席，主席同意了。关键时抬出毛主席，这是江青的最大也是最厉害的王牌。
另一件是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本来这个小组中就是由江青说了算的，她常常自恃特殊身分而任意行事，不把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有了这个文件之后，她有了第一副组长和代理组长的名义，更成了名正言顺的中央文革当家人，成为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线总指挥。不过，这也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央文革实际上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领导的现实。这件事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当时毛泽东对江青还是很信任的。
还有一件就是那封著名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这并非是夫妻之间的普通的私人信件，而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毛泽东曾自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但对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运动，其对象、方针、任务、目标等等问题，他本人从未曾向党的组织、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人作过系统而明确的说明。唯一可以较准确地体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就是这封亲笔信。信中讲到“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的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讲了他自己“准备跌得粉碎”也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也谈到他对林彪的一些看法。这些在当时都是属于最高一级绝密的信息了。可是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意图，只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一个在党和国家最高机构中并没有任何职务，连中共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江青。可见毛泽东认为江青是可以信任的，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当然这封信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并告诉了林彪。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出毛泽东认为领导核心中可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 客观地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第一阶段，即从1965年到1969年党的九大这4年多的时间里，也确实是毛泽东同江青关系比较亲密、和谐，矛盾较少的时期。是在入城以后，毛泽东同江青关系最好的一段。

六

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江青已经分居了吗？怎么又能说是 “关系最好的一段”呢？看似矛盾，但认真细致地分析一下，也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
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江青的分居，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述，是“1966年9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 分居，这对于以永结同好、白头偕老的婚姻来说，当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不过分居也有完全不同的原因和情况。概而言之，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不可抗拒的外力使然。这在革命战争时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包括一些高级的革命领导人也难免夫妻离多聚少，甚至孩子出生几岁还没有见到爸爸。而在建国后的和平时期，这种情况也依然存在。比如夫妻双方不在一地一部门工作，不得不两地分居。特别是像“两弹一星”的元勋们，都曾夫妻分居多年。当然这种现象由于各方的努力，已在减少。
一种是由于身体状况的变化和年龄的增长，性生活的减退，导致分床而居，分室而住。这在超过七十岁的老年人中是并不罕见的。这也算作一种分居现象吧。
还有一种就是由于情感的变化而导致的夫妻关系恶化，不仅不可能再同床共枕，而且连见面都感到嫌恶，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一时不能公开离婚，只好分居。结果可能由于一段分离，促使双方冷静反思，重归于好；但更多地则不过是走向关系最终破裂而离婚的一个过渡。
那么，毛泽东同江青的分居属于那一种呢？我认为，1966年9月开始分居时，属于第二种情况居多；而进入七十年代，则第三种情况逐渐成为主流。理由如下：
当年毛泽东已经73岁，又面临“天下大乱”，事件繁多的局面，身边又有众多的人员服务，不太需要一位妻子的照顾，乐得身边少一位爱挑剔的女人。江青虽然当年只有52岁，但由于出身和经历使然，同毛泽东在生活上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大，个人欲望迅速膨胀，毛泽东的那种朴质的农民式的种种生活和饮食习惯，使她越来越难以忍受。遇到原来住房要维护装修而不得不搬出的机会，江青自然不愿去毛泽东选择的比较简朴住所中南海游泳池，而是选择了住房和服务更好得多的当时全国一流水平的国宾馆钓鱼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两地相距不远，乘汽车往返又很方便，可以常来常往。这恐怕就是1966年9月两人开始分居时的情况。
不过，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并非始终如一，不仅是两人间的情感因素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个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大体上是在九大以后，特别是“9•13”林彪事件之后。江青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进入政治局，达到在党内位置的高点。但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文革”这个有权的实体机构却被取消了。江青获得了高位，但却失掉了实权。她又没有分管的方面和部门，按她自己的说法，成了一个“闲人”。一个曾经历过了几年众星捧月，呼风唤雨，大权在握，气焰盖世的人，让她再回到看几本“参考消息”，研究点文化动态和国际形势的坐冷板凳的秘书生活，那是很难忍受的。而这时，由于关心重点的转移，她选送给毛泽东的一些文件和资料，也不再受到重视。江青明显地感到她被毛泽东冷落了。因此找岔子发火也是自然的。
据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说：“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送他的材料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原封退回来了。江青自讨没趣，也就不再选送了。”1969年10月，全国搞战备疏散，江青搬到北京西山。一天下令把放到钓鱼台10号楼里给毛主席选送的参阅件，统统拿到西山来烧掉。江青说：“这些东西说明我为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工作，主席对此不只一次肯定过。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下半年以来，主席不愿意看我送给他的材料了。”
不愿看江青送的材料只是开始，以后就更严重了，限制江青回家，面都不愿见了。大概是“9•13”事件以后，毛泽东就不愿意见江青了。中办主任汪东兴打电话，叫杨银禄通知江青，说毛主席“年纪大了，需要安静”，如果江青要来看望主席，必须经主席同意才能来，如未经同意，来了也不见。当江青听到这个指示后，立即大发脾气。江青说：“我去看主席，我的丈夫，还受限制？”“我不相信主席会有这样指示。”于是，江青就没有事先请示同意就去看望毛主席，结果吃了闭门羹。杨银禄对此事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
“有一天，江青坐着大红旗轿车，高高兴兴地进了中南海，准备去见毛主席……警卫战士非常果断地伸手将红旗车挡住……江青气呼呼地从车上走下来，质问警卫战士：‘为什么挡我的车？我是江青，我要去看主席，躲开！’这时一位干部立即从检查站室内走出来，恭恭敬敬向江青行了军礼，解释道：‘报告江青同志，对不起，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
“江青又质问：‘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这是谁的命令？谁敢挡我？’……
“江青气得两手发抖，满头冒汗，霍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举手就要打这位干部……江青两眼瞪圆，两腮抖动，大声说：‘我打了你又怎样？你还敢还手？！’……
“江青无奈，只好钻进汽车往右拐到她自己住的地方去……她还不服气地打电话跟汪东兴吵了一架。事后，汪东兴把警卫战士挡驾江青的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那好哇，挡得好哇。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还是不让她来我这里，不然我就不得安宁了。”
一个女人如果要见结婚多年的丈夫，都要被挡驾，难以见到，有家难归，这样的夫妻关系真的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十分可悲的了。这样的分居也就离最后的绝裂不远了。据说，毛泽东曾经考虑过同江青离婚，但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是很难实现的。据说毛泽东也有过“分道扬镳”的批示，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为事实。

七

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日益恶化，原因相当复杂，既有一般夫妻之间的“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又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特有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上的不同判断和分歧。可以说是生活琐事与党国大事的交织。其中占主导方面的是政治，而非个人的感情，这大概正是所谓“政治夫妻”的一个显著特点。
所谓生活琐事的矛盾，例如，毛泽东吃饭不讲究，爱吃红烧肉，江青说毛是“土包子”，惹毛发脾气说：“今后她吃她的，我吃我的。” 例如，江青同卫士们打扑克，只能她赢不能输，输了就同卫士吵架，闹得要毛泽东出面调解。例如，参加舞会，江青又挑乐队，又吵灯光，说三道四，闹得大家很紧张，毛泽东也不愉快。如此等等。按照一位卫士的说法，那时的毛江关系叫“有恩爱也有争吵” 。
在这个时间段中比较严重的一次，是因为1972年毛泽东的一场大病，引发江青的歇斯底里，竟指责医生和护士是“特务”，要暗害毛主席，引发毛泽东的严厉指责。请看负责毛泽东工作和警卫的中办副主任张耀祠的下述回忆：
1972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讨毛泽东的病情。江青在这个会上“恶狠狠地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主席身边有一个集团，要拔钉子……要立专案审查。……”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如实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听后，对江青憋了一肚子气。
“一天，周恩来、江青、汪东兴来看主席。主席是了解身边工作人员的，他当着周总理、汪东兴的面，用他那硕大的手，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一席话，说得江青垂下头来……”
自己的丈夫生大病，休克，甚至一度“摸不着脉”，这对任何一位妻子都是非常严重的大事。着急、上火、发脾气，都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情总要有个合理的限度，随意怀疑医生、护士是“特务”、“反革命”，要设立专案，致人于死命，江青这样的作为就是邪恶而不可理喻的了。何况江青身为伟大领袖的妻子，受人敬重的最高层领导人，如此作为，难怪毛泽东要生气，甚至厌恶，而不愿见她了。
类似的事情当然会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产生影响，但不应是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二人关系恶化的核心原因还在政治上。如果说上一阶段二人的政治大方向完全一致，江青的很多活动和做法体现了毛泽东意图的话，那么这时，二人的政治大方向已经不完全一致，出现了相当深的裂痕。当然，从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和维护方面看，毛泽东和江青是一致的，在这点上可以说是“十年一贯制”。这也是毛泽东支持江青搞“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根本原因。但在具体做法和要求获得的成果方面看，毛泽东同江青又是不一致的。党的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了，可以从“天下大乱”向“天下大治”转化了。可是江青并不愿意，还要不时地制造各种事端，让中国再乱下去。毛泽东主张“以安定团结为好”，江青却不认为好。特别是，江青认为自己帮助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天下大乱”，打倒刘少奇，立下了汗马功劳，理当得到毛泽东的论功行赏，享有应得的权力和地位。可是，她得到的仅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虚位，没有分管的领域和部门，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职权。她想让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自己控制党中央的领导权，但都没有做到。所以，她多次向毛泽东抱怨，自己在九大以后基本是“闲人”。在毛泽东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由张春桥提出要安排江青的职务问题。
可见，这种掌握大权的强烈的主观野心成为支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切行动的主线。
正因为如此，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些意图和做法，就不再那么刻意领会和细心配合，甚至有时会公开站出来反对。在对待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就表现得特别尖锐。例如：
江青一伙阻挠邓小平复出工作。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追悼会。在同陈毅夫人张茜的谈话中，提到邓小平与刘少奇的问题性质有区别，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授意把毛泽东这个意思传递了出去。邓小平在得知林彪事件和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作了适当的自我批评。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8月3日来信作了批示，明确表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批示，话讲得非常明确。而这个时候强调邓小平的优点，为他评功摆好，绝不止是林彪事件后对老战友们的怀念，而是一种富有深意的政治表态。周恩来立即抓紧时机，为邓小平复出作多方努力，但受到江青一伙的反复阻挠。不过毛泽东已作了批示，江青一伙也难以长期阻挠。一直到毛泽东批示下达一年之后，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终于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经过周恩来的精心安排，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为招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而举行的宴会上，引起国内外的轰动。
江青一伙反对邓小平率代表团去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
1974年，联合国要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派谁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团长呢？中央政治局为此曾专门开会研究。有的同志提议由邓小平领队，这从当时的工作安排情况看，也是适合的。因为按一般国际惯例，出席这种大会的代表团长应高于外交部长。但周总理已患重病，不宜出国远行。那么理所当然的应是负责外事工作的副总理。因此，毛泽东选定由邓小平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可是，江青却顽固地反对邓小平率团出国。3月22日，外交部送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24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当夜，江青就把王海容叫来，对外交部无端指责，强令收回报告，重新考虑人选。遭拒绝后，26日，江青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中央政治局意见不一致，只好请毛泽东裁决。1974年3月27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江青，信中说：“邓小平同志去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这样，江青才停止无理取闹。4月份邓小平率团出席了联合国特别会议，并在这个世界性的讲坛上，精辟地阐述了我国对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指导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江青一伙制造“风庆轮事件”，在政治局内围攻邓小平。
“风庆轮”是一艘我国自己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三十多年前，中国的造船工业还不甚发达，因此，能制造出万吨级的远洋货轮还是一件大事，也是可喜的成就。不过也还有些机件不能完全过关，特别是大马力主机。因此，在出航的时间上曾有所推迟，引起了一些矛盾。为了保障海上航行的安全，交通部还特别选派了一位有20多年远洋航行经验的干部，名叫李国堂，到船上担任副政委。这本是一番好意，张春桥等人却很恼火。“风庆轮”的第一次远航是给罗马尼亚运送去万吨大米。1974年5月4日从上海起航，经西太平洋、印度洋，又绕行风大浪高的好望角，经地中海，航行两个多月终于到达黑海的罗马尼亚港口康斯坦丁。1974年9月30日，国庆前夕风庆轮返回上海，历时150天，航行3.2万海里。这在当时的中国远洋航行史上也算是值得一书的成绩。可是“四人帮”一伙却把它拿来作为攻击周恩来等领导的国务院，打击邓小平的一枚炸弹。在报刊上大肆宣扬“风庆轮”“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海里”的同时，“四人帮”下令扣押交通部派到船上的李国堂副政委进行批斗，同时指使爪牙写了一份所谓航行中问题的内部《动态》上报中央。
在做了这些手脚之后，“四人帮”就倾巢出动大举进攻了。10月14日，江青在这份内部《动态》上气势汹汹地作了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交通部却被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装满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这艘万吨英雄轮的副政委呢？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态度。”张春桥马上响应并上纲到两条路线的高度，张春桥批示说：“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轮’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善于打棍子的姚文元当然不甘落后，也紧跟着批判了一大段：“基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抗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其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这些帽子不可谓不大，完全可以置人于死地。王洪文上纲上线不如张、姚，但整人的办法却很多，他下令：“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揭发批判，然后再送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 四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同一天，在同一个问题上作了如此严重而尖锐的批示，是很不寻常的。批示名义上是对着李国堂和他所在单位交通部，但李国堂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值得四位“大人物”如此重视吗？很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谜底三天以后就见分晓了。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江青借机发难，拿出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当面质问邓小平为什么不批示，不表态？邓小平严正地回答：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我要调查，我要调查。江青进一步逼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忍无可忍立即予以激烈反驳：每次政治局会上都是这个态度，你这样搞，政治局还能合作吗？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在这样气氛下当然难以冷静地研究任何问题，邓小平起身离开了会场。张春桥马上乘机挑唆：“邓小平又跳出来了！”江青也大叫：这“不是对我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邓小平复出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冲突，这是最严重的一次。
江青一伙谋告“御状”，阻碍邓小平组阁。
会后，江青立即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她住的地方——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开会。一个政治局委员通知副主席和常委到自己家里开会，这本身就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不正常的。据王洪文和姚文元后来的交代材料，在这个小会上，江青说：“邓小平所以吵架，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总理在医院不是养病，而是搞串联。总理、小平、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与四届人大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邓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他以前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是‘二月逆流’。”王洪文说：“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则说：“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不对，难合作。今天果然碰到合作问题。过去邓小平很少讲话，今天发这么大的脾气，实在意外。”经过整夜密谋后，他们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主席报告。于是第二天，10月18日下午，王洪文就飞到长沙向毛主席告状了。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向主席报告工作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问题是这位副主席不是代表政治局，而是避开政治局的多数同志，避开其他副主席和常委，只代表四个人，就使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了损害。
这次告状的情况，据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给特别法庭写的证词里面谈到的是这样： 王洪文开始时礼仪性地询问了毛主席的健康情况之后便开始告状。王洪文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主席同意后，我马上就动身来了。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洪文向毛主席汇报了围绕“风庆轮”问题发生争吵的经过，污蔑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接着王洪文又污蔑攻击周恩来等有密谋。他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并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往来这样频繁，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在汇报中，王洪文也没有忘记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分别作了一些吹捧。
毛泽东没有听信王洪文的汇报，反而告诫他说：“我看不出什么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样搞不好。”使“四人帮”告状的阴谋未能得逞。王洪文虽然当面承诺回京后一定要找总理谈，按主席的指示办，但回到北京还是先到钓鱼台找江青等人汇报并商讨对策。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外宾后，对陪同外宾的外交部干部王海容、唐闻生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登奎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在闹。”又给江青等借“风庆轮事件”掀起政治风波的阴谋，当头泼了一盆冷水。11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接见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谈到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事，两人作了生动的对话：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奉命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和人事安排问题。先后谈四次。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就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了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王洪文满面羞红地承诺：“以后不搞了。”王洪文还按毛泽东的要求，写了书面检查，但回到北京后一切照旧。
毛泽东肯定并赞扬了邓小平，说：“他政治思想强。”指着王洪文说：“邓比他强，他（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又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得”。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实际上表明，毛泽东已经放弃了在党的十大上选择王洪文当接班人的决策，已经丧失了对王洪文的信任，而把党、政府和解放军领导工作的重担放在邓小平的肩上。邓小平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过：“最近关于我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主席笑着说：“没有办法呢。” 毛泽东还当周恩来和王洪文的面谈了他对江青的看法。毛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不过，毛泽东认为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后面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又不告诉我。”说明他对江青是很不满意的，但是，并没有把江青看作是敌对的力量。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长沙谈话的要点，并获得到会人员的一致同意。江青等人也不敢在会议上公开反对。根据会议的决定，1975年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批准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他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并选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人员，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以邓小平为首的12位副总理。江青提议的王洪文当人大第一副委员长、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意见被否决了。说明，毛泽东虽然仍然信任江青，也没有割断夫妻之情，但在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人事安排上，还是原则第一的，是理智的。不会因亲情而干扰破坏原则。
不过，即使是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江青也不是全部违背毛泽东的意志，对着干的。同毛泽东也有一致的地方。比如在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涉及否定“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不愿主持起草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的时候，江青就成为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积极煽风点火者，而大肆活动起来。这说明，江青把邓小平视为夺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所以，对毛泽东支持重用邓小平的决策就反对，不满；而当毛对邓失去信任再打倒时，江青同毛泽东又一致了。这也是毛江二人关系中复杂的一面。

八

总括上述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对毛泽东与江青“文革”时期的关系，可以得出三点认识：
（一）毛泽东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政治关系是好的。从始至终政治大方向是一致的，共同坚持发动、坚持和维护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决策者，最高领导人；江青是忠实执行者，具体指挥者。
从具体执行的过程的结果的角度看，大体有三种情况：
一是，江青忠实而有创造性地完满执行毛泽东的决策。例如：炮制揭开“文革”序幕的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同林彪合伙炮制否定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的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等。
二是，江青基本上执行毛泽东的决策，但在执行中又夹带了个人私货。例如，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决策，《报告》最后也由毛泽东审阅批准，但其中的不少伪证，却是由江青指挥专案组用各种残酷非法手段伪造的。再如，197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所谓对美外交中的“错误”。江青说，对周的批判是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既肯定“这次会开得很好”，又批评江青“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 又如，1974年搞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动的。不过擅自增加了批“走后门”的内容，遭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说：“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开展，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等。
三是，江青自作主张，违反了毛泽东的意志，但最终经毛出面批评后还是服从于毛。例如，1974年3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特别代表大会问题，江青就激烈反对，甚至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外交部。一直到毛泽东亲笔写信警告，才被迫停止无理取闹。又如，在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重组国务院的问题上，江青千方百计为争取自己一伙“组阁”而大肆活动。毛泽东明确批示：“不要由你组阁” ，还不肯罢休，一直到独自飞往长沙去见毛泽东，所提要求遭到拒绝，才不得不勉强接受四届人大的组阁方案。
过去常说，“江青背着毛主席干许多坏事。”“背着干”的坏事当然也是有的，而且相当多。但比较而言，江青遵照毛泽东指示干的事，要比“背着干”的多。在“文革”前期，在涉及全局的政治问题上，江青都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的。而在涉及自身命运的利害的问题上，特别是“文革”后期，江青对毛泽东的批示有所违抗，但绝不是反叛式的根本背离。此所谓二人之政治大方向始终一致，也是江青所谓“政治夫妻”之核心和基础。至于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犯下大罪，那已不属于本文论述的二人关系范围之内了。
（二）毛泽东与江青在“文革”十年中的感情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关系，旁观者只能推测，而难以断定。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这是长期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的伟大领袖的“家务事”，更是难予说个清楚明白。不过有一点似可肯定，就“分居”的起因观察，并非感情恶化或破裂，而是始于住房修缮，江青不满意毛泽东选择的中南海游泳池，而选择了条件更好的钓鱼台国宾馆。分居之后，江青还是经常回中南海的家中，同毛泽东也经常见面。一直到1972年，毛泽东下了江青回家必须事先请示批准的命令，情况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但此后也一直还有千丝万缕的关连，还维持着夫妻关系的局面。重大场合二人共上主席台，外人看不出什么破绽。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我自己），是一直到1980年8月邓小平接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才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同江青分居这个大新闻。“分居”在夫妻生活中当然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但就已知的毛泽东同江青分居的具体情况看，似不足以成为解脱毛泽东与江青所干坏事关系的根本理由。
（三）毛泽东与江青之间还是有感情的，亲情的纽带始终没有彻底切断过。毛泽东一直到生命终结之前，始终还是挂念江青的。
1974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点名批评江青搞“四人小宗派”。但同时又说： “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1975年1月，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述了江青对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看法。毛泽东很担心地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还有一件很能说明二人关系的事，就是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最后一次生日的情况。据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一书记载：“临近中午，与毛泽东分居已久的夫人江青也来了。这些年来，江青已很难见到毛泽东。特别是半年前，毛泽东还特意吩咐：‘没有我的同意，不许打开铁门！’毛泽东所说的铁门是指其住宅外面的最后一道大门，据说，毛泽东这一命令便是专门针对江青的。但今天毛泽东生日，江青还是进了铁门。江青来时特意带了两道菜：胖头鱼汤、肉丝炒辣椒。这是毛泽东很爱吃的两道菜，是江青在钓鱼台她的居所做好后带来的。生日宴上，菜肴比往常丰盛。毛泽东喝了胖头鱼汤，高兴地说：‘胖头鱼汤好香噢！’并坚持自己用勺舀汤喝。这顿饭，毛泽东吃得比平常高兴……”
而江青对毛泽东，也绝不是像有人在书中说的：“毛泽东主席去世，江青毫无悲痛，竟末流一滴眼泪。”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在《江青的亲情世界》一文中，引述姚文元亲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 这个情况应该是可信的。

总之，毛泽东与江青在“文革”期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值得研究和深入探讨的问题。不要把这种关系完全政治化，一方面，不能为了维护伟大领袖，而把一切脏水都泼向江青；另一方面，更不应把江青干的一切坏事都算在毛泽东的账上，甚至说成是“五人帮”。需要的是从真实的具体史料出发，多做科学分析，而不能简单化、绝对化。也许这只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观愿望。不妥之处，深望得到批评、指正。


《昨天》第三十四期
2014年5月30日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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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sky

阎长贵谈34期金春明文章

《昨天》34期“热点研究”栏目所选《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和江青》，确实是一个热点问题，因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同时文革也刻有江青的痕迹和印记”。金春明教授大概是最早研究文革的人。他这篇文章对“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和江青”，讲了他自己的观点和他所了解的史实，对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都有意义。我认为，这篇文章不论观点还是史实，都有些可商榷和讨论的地方。比如，他说江青欺骗和封锁毛泽东对不对？毛泽东要和江青“分道扬镳”的批示究竟有没有？等等。希望“热点研究”栏目有更多对文革热点问题的研究和争鸣。

蒋健对34期金春明文中一处提法的商榷

金老的文章提到林彪在刘少奇蒙冤一案中的作用时说：“在陷害刘少奇这件事情上，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是得逞了的。无怪乎林彪知道毛泽东批准了专案组关于刘少奇的诬陷报告之后十分高兴，特别批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这当年留下的两个阴谋集团狼狈为奸、互相吹捧之词，今日却成了江青指挥炮制共和国最大冤案的铁证。”此说可商榷。从王力和刘少奇原秘书的回忆可以看出，林彪对整治刘少奇谈不上积极。而且现在还有新的材料可澄清林彪批示一事，当事人李根清所写的回忆《我仿林彪字体批文件》（《炎黄春秋》，2014年2期）中回忆到1968年9月中央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江青的批示后说：“林彪听秘书讲过这份文件后，并没有任何表态，只是在空中比划了一个圆圈，意思是同意。”“按照叶群的规定，没有经过她把关，传阅文件是不能退走的。不经她认可，林彪的任何表态都没有用。所以，这份文件也必须等候叶群的最后裁决。”“叶群来了，询问文件办理情况。那段时间专案材料由李春生负责报告，当叶群听说林彪只是表示划个圈时，便立即惊叫起来：‘怎么不提醒首长呢！这是十一楼（指江青）亲自挂帅的专案，是中国第一大专案呢！主席非常重视，十一楼亲自抓，人家多大的功劳啊！大家都表态了，首长怎么能只划一个圈呢？’接着，叶群就喊：‘李根清，过来。’等我走过来，叶群已经替林彪想好了批语：‘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在江青指导下写成的关于刘少奇所谓‘罪行’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戴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错误地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与此同时，林彪向制造这一冤案的罪魁祸首江青‘致敬’，也被永远地载入史册。不过，应该申明的是，由我替林彪写在文件上的批语就只有那么一句。”
金老写文章时显然还不知道李根清这个回忆所揭露的真相。

晓星谈34期金春明文章

拜读了《昨天》第34期金春明教授的《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与江青》，金教授是正统的学者，行文严谨，言必有据，觉得不足之处是过于迷信政治家的公开讲话，仍未摆脱“政治正确”的桎梏。文章中最让人难以苟同的是，他认为在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这一重大问题上，毛是受了江青一伙的蒙骗。江青确实利用文革动乱搞了点小动作，无非就是派人去上海查抄一些明星的家，以及残害孙维世等等；然而在对待刘少奇定性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她是决不敢擅做主张的。毛固然不可能“洞察一切”，但在如何处理刘少奇一案上，他是心明眼亮，处心积虑，谁也不能违背其意旨的。那些被打入笼子的高干，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关于这一点，徐友渔先生在《昨天》32期那组“文革反思录”中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江青之所以要竭尽全力将刘的“叛徒”做成铁案，正是因为她明白毛的意图，仅就此而言，她不愧为毛的好学生。
仅凭“路线错误”等等，是不可能致刘少奇于死命的；只有抓住“变节自首”这类把柄，才能让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这个道理，普通百姓都明白。近年新出的史书中已有透露，早在建国初期，毛就指使高岗去查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刘少奇在二十年代被捕的情况。说毛受了江青的蒙骗而误信刘少奇是“叛徒”，那是大大贬低了毛的智商和才干。
金教授引了一段胡耀邦1981年接见外宾时的谈话。胡耀邦的话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何况他当时已是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讲话要注意分寸的。将文革的罪责推给林彪、江青一伙，使毛泽东相对干净地解脱出来，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文革决议的基本宗旨。胡耀邦怎么会违背这个宗旨？政治和学术终究是有区别的。搞政治的讲究“权变”，推崇“适时而为”，有时明明知道是假话，硬着头皮还得说。搞学术的则要以“求真”为最高宗旨，要善于透过表象去追索真相。同样道理，这篇文章中引述的邓小平的那些话，也只能作参考，不能当做学术研究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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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第三十五期
2014年6月30日第35期

yangharrylg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与江青
金春明

作者简介：金春明，1932年生，1952年从东北局党校高级部毕业后即从事中共党史教研工作。1961年调中共中央党校。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央党校复校时，1977年秋，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指示党史教研室组建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当时的说法是研究文革中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三次路线斗争”），金春明受命担任组长，成为最早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党史学者。后为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导师。著有《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文革”时期怪事怪 语》（与黄裕冲、常惠民合编，求实出版社，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香港开明书店，1992年）、《“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文化大革命”简史》（与席宣合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金春明自选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四人帮”沉浮录》（九州出版社，2013年），主编有《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另外还发表有《绝不可淡忘文革》《“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两个文革”说与文革的定性研究》《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等专题论文。
本文写作于2012年作者八十岁时。

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有一个避不开，又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亲自发动者和最高领导者；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国指挥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负责人（名义上是副组长、代组长，实际上是当家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终身最高领袖；江青是伟大领袖的妻子，新中国的首位第一夫人。江青在众多场合高声宣扬“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候，以标榜自己的特殊身份，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无人提出过质疑。而毛泽东对此也长时间处于默认状态，只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才在1974年7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众说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可是，连当场亲耳聆听此话的一位政治局委员也不能完全接受，认为总能代表一点吧。毛泽东在世时，江青高升、显赫，号称“文化革命的旗手”，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毛泽东逝世后仅27天，江青即被隔离审查逮捕下狱，成为世人皆曰可杀的“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被公开审判定罪，处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如此大起大落世所罕见。这真是一种错综复杂而又难解难分的特殊关系。正是这种特殊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神秘的作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标记和深刻烙印。
这种特殊关系不仅是中国人研究“文革”史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也是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邓小平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这位女记者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她问：“中国人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1]“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2]等。而邓小平则明确回答：“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性质是不同的。”[3]同时又指出：“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4]邓小平的回答，为澄清一些议论和猜测，提供了关键性的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样的回答，并未能彻底解开人们心中关于毛江关系的种种问题和疑团。不过，邓小平的回答也没有关闭人们探讨毛江关系的大门，而是留下了继续探讨澄清历史真相的很大余地。

一

人的情感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特别是夫妻之间的情感更是如此。因此，要搞清楚毛泽东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关系，就必须对他们二人在此之前的情感生活的发生和延续作一简要的回顾。
毛泽东认识江青是在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江青奔赴延安之后[5]。毛泽东同江青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流传版本颇多，什么“课堂表现说”、“登门请教说”、“康生介绍说”等等。不过毛泽东和江青本人都没有写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这种属于二人感情世界的东西，已无从考查，而且对于我们研究的问题也并不是重要的。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毛泽东与江青的相识、相爱和结婚，并不是由党组织安排和负责介绍的。而且可以说是违抗组织的意志，抗拒舆论的颇大压力而进行的一种自由恋爱式的结合。
对于毛泽东与江青的这段姻缘，当时在延安就议论颇多，成为街谈巷议的一个热点。不仅江青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学大多持不赞同的态度，女同学反应尤为强烈，认为江青不配成为党的领袖的夫人，而且地方党组织亦有专电中央表示不赞成的。例如，当时的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刘晓、刘长胜等，就曾向党中央汇报江青在上海的种种不良表现。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亦曾专电延安反映曾在当时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的杨帆（当时名殷杨）对江青的看法。由于反映颇为强烈，以致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洛甫）不得不出面找毛泽东谈话，劝他慎重考虑，但遭到毛泽东的严词拒绝。7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革命前辈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比如老红军曾志（陶铸的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中，就说：“我当时就十分疑惑，像主席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怎么会与上海滩这位声名狼藉的明星结合呢？她与贺子珍是两路人。”[6]而且谈到1939年初到陕北见到彭德怀时，还谈到“已在延安与毛主席结婚的蓝苹（江青）在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传闻。”可是，也有不同的看法。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在2010年第6期的《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江青的亲情世界》的文章，头一个小标题就是：“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失败的选择吗？”他的回答是：“2007年7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爱恨交加失败选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杨银禄认为，江青能够放弃在上海过明星的安逸生活到条件艰苦的延安，说明“这一时期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因此，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这里杨银禄同志似乎混淆了一个界限：奔赴延安是一回事，而同毛泽东结婚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件性质不同的事。江青当时是革命的女青年，有条件被毛泽东选择，但这并不等于毛泽东选择她做终身伴侣是明智和适宜的。因为，即使是一般人的恋爱结婚，也要考虑对方除政治以外的其他条件。而对领袖的婚姻条件，明显地应该高于一般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对于女人，妇德是一个必需考虑的重要条件。我并不赞成“生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妇德标准。现代社会主张恋爱自由，女人的贞操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被认为是头等大事；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贞操也绝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江青当时虽然只有24岁，却已结过两次婚，又同别的男人同居过。而且由于同上海艺人丈夫唐纳的婚姻纠纷，在小报上闹得沸沸扬扬，绯闻缠身，名声颇劣。加上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过，还没有审查清楚。在这一方面，江青同杨开慧、贺子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样一个女人，一般男人选为对象都要思之再三的，何况是要做党的最高领袖的夫人。况且，在当时的延安，毛泽东选夫人可以挑选的对象颇多，是有很大的选择空间的。当然，毛泽东作为一个男人，有权利选择自己心爱的女人。不过，情感有时是会蒙蔽理智的。毛泽东在同江青结合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较之他处理军事、政治等国家大事要略逊一筹，并不能认为是很明智的。说是失败的婚姻，可能有点过份，因为也曾经有过爱情和幸福。而且人是会变化的，感情也是会变化的。谁也难以预料几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如果从结果的角度来回顾，作反向的历史考察，那么应该说，毛泽东选择江青做终身伴侣并不是明智而慎思的选择，并不是最佳选择，结果也并不是美满的。

二

从1937年秋毛泽东与江青相识，1938年11月两人正式结婚，到1963年江青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这25年可以概括为两人关系比较平静和协调的时期。江青还做了些好事，没有出大格，当然也会“偶而露峥嵘”。这25年可分为两大段：
1937年秋，蓝苹到达延安并改名江青，一年后同毛泽东结婚，从此开始了她个人生活历程中的与以前截然不同的阶段。到延安后，江青先后在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抗战八年中，除演戏外她几乎很少出头露面，主要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并协助毛工作。在这八年中，二人的感情还是不错的，1939年曾在毛主席家吃饭的曾志，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江青因怀孕反应，吃饭时呕吐，“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7]当年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当连长的高富有也说：“那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8]
1947年转战陕北时，江青任中央纵队直属队的协理员。这段历史是后来被江青本人屡屡提及的个人经历中光辉的一页。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说：“江青在延安的十年，作风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表现也是好的。”“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9]是否真的这么好，我难以确定。但应该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江与毛的感情虽然也不时发生一些纠葛，就整体而言，还是比较协调的。
1949年进北京，是中国共产党变成执政党的历史性大变化，当然也是江青生活经历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毛泽东以党的主席而又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江青成了名正言顺的新中国第一夫人。随着身分、地位和物质条件的巨大变化，江青“官升脾气长”，性格中卑劣的方面越来越显露而发展了。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江青的脾气越来越大，稍不如意便大发雷霆，很难侍候。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江青的感情世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曾志在前引的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中，曾谈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去看望他，都六月份了，主席还穿条破旧的有几个洞洞的毛裤。我问：‘这么热还穿毛裤，是不是腿有毛病？’‘腿没毛病，只因块头大，买不到现成的线裤，’‘那江青不会给你订做吗？’‘我生活上的事她从不关心。’”后来是曾志在广州帮毛主席订制了两套线衣线裤。不过，因为江青生病，还曾因患子宫原位癌，去苏联做过手术和放射性治疗，毛泽东“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到广州时，毛泽东把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自己住较差的三号楼。毛泽东还特别嘱咐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10]。
从总体上说，1949年进城以后，毛泽东同江青之间的矛盾显著增多。而毛泽东对江青也采取“管半个”的态度。所谓“管半个”，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初，同自己的秘书高智在散步的时候说的。毛泽东说：“江青我只能管半个。”高智说：“全管了么，她是你老婆。”毛回答：“我管不了。我管半个，那半个随她去。”高智接着说：“毛泽东讲的是实话。江青个性强，脾气不好，毛泽东对她是‘有看法而没办法’，有时还断不了吵一架。”[11]
有一位毛主席卫士的话，把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说得很形象。他说：“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娱乐不到一起。”[12]毛泽东建国后—直粗茶淡饭，不讲究饮食和营养，而且吃饭不定时，工作忙起来常忘掉按时进餐；而江青进京后生活日益考究，讲究营养和味道，按时进餐以保持健康，这样两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毛泽东一直保持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间工作习惯，黑白颠倒；而江青因身体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难睡到一起了。不过一直到60年代初，还都是住在一套院子里。毛泽东外出视察，都是去工厂、农村和重要部门，而这个时候江青则以治病疗养为名，4次去苏联，有时一住几个月，回国后又不断巡回于几个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广州和著名风景疗养区如北戴河等之间，因此，同行的机会也就不多了。至于玩不到一起，按照江青的说法是毛泽东“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就是说，很少谈私生活和感情问题。而毛泽东对卫士长说的话层次似乎更深一些。毛泽东认为：“江青使我背了个政治包袱。”“江青这个人，谁跟她也搞不到一起。”“她一来了我什么事也搞不成。她这个人到哪儿哪儿扫兴。”当然这个话也可能是毛泽东不高兴时说的，也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
客观地说，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完全怪江青。从江青的角度说，据卫士们观察，“她很注意关心毛泽东，揣摩毛泽东，迎合取悦于毛泽东”，“希望能讨毛泽东的欢心，希望他能与她协调一致。”“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经历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这些描述应该说是可信的。恐怕年龄的差异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建国时，江青还是年方35岁的中年妇女，而毛泽东已56岁，开始向老年期过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已是73岁的老人，而江青才52岁。21岁的过大年龄差异当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绝对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代表毛江二人关系的全部，而主要是生活中的表面现象。考验夫妻关系的更重要的应是对重大事件的处理。而这方面恰好有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1954年，江青到杭州探望当时住在那里研究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其间忽然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的内容主要是警告江青，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江青你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写材料交中央组织部，你要好好交待等。江青把信交给毛泽东，称这封信是反毛的。毛泽东当即找来公安部长罗瑞卿，指令设专案侦破。这说明毛是信任江青，而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的。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个匿名信专案一直到1961年才破案。写信者竟是曾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林伯渠的夫人朱明。“专案组询问朱明，她很痛快承认下来，很快服安眠药自杀。”[13]
还有一件很能说明那个时候毛泽东同江青关系的事。1960年代初，有一次江青为一件小事而责骂了杭州某宾馆的服务员张素兰。李敏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知道后，带着警卫员来到值班室，很亲切、很和蔼地对张素兰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啊。”[14]毛泽东以伟大领袖的身份，能为江青的事向一个服务员道歉，并说出：“为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这样份量很重的话，说明同江青的关系是好的，是有感情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江青的某些政治观察和分析，还是欣赏的。对她反映的某些情况和问题，还是重视和赞同的。毛泽东有一次去广州，就曾亲口对省委负责人陶铸说过：“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15]而这一点，也正是江青自己引以为荣的。按她自己的说法：“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16]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工作的性质吧，在50年代江青公开露面参加的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社会活动并不多。影响比较大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她参加了为配合这场批判而进行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由中央文化部、人民日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平原日报、中共聊城地委和武训当时活动的几个县委的宣传部等共13人组成。其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是化名李进的江青。他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访问160多名各界人士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后又印成小册子，产生较大影响。这篇《调查记》给武训戴上了吓人的大帽子，说他是“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强加的罪名，已经显示了江青善于用“左”的观点强加人罪的特点。当然比起“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所作所为，这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对于50年代的二人关系，江青曾与延安的老熟人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过一段话，颇有一点自我总结的味道。江青说：“想到目前、度日如年。我和毛主席生活不融洽，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原因，是无法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之间，只是政治夫妻而已。”[17]“政治夫妻”一词不太好听，但可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到了“文革”时期，就发展扩大到了极端。

三

江青在中国政坛上日益活跃起来是60年代之初，打出的旗号是搞“文艺革命”。这是借助于毛泽东两个文艺批示的东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不断发展，用他主观认定的“阶级斗争为纲”去观察和衡量一切，因而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1963年12月12日，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一份材料上毛泽东写下《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半年后的1964年6月27日，他在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写下一大段《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他认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需要“认真改造”。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气候下，江青出场了。她先是准备抓京剧团，以北京为基点搞京剧革命，但没有得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的支持，于是转而去上海。在那里，她得到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的支持。
关于江青是如何举着“文艺革命”的旗号，搞所谓“样板戏”，当时在文化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曾有一段亲身经历的生动描述。
1964年全国京剧会演时，山东京剧院带来一个剧目《奇袭白虎团》。试演时，江青突然出现在剧场。没过几天，她突然召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负责人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周巍峙等到中南海开会。会上，江青趾高气扬地说：“抗美援朝的事，你们不知道，我可都知道。告诉你们那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奇袭白虎团》不过是其中小小一段插曲，你们告诉山东京剧团，很好，一定可以改好。啊，对了，那个带队的什么宣传部长，不就是谭启龙（当时山东省委书记）的老婆吗？告诉她，我支持，但得按我的指示改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又说什么山东省不接受她的意见，妨碍她修改样板戏，那个女宣传部长也被打成反革命，《奇袭白虎团》就成了江青指导创作的样板戏”。[18]这位作者是江青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老同学，已经十多年没有看见过江青，她的突出感觉是：“江青变了。”
如果说，江青搞“文艺革命”是借着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的东风，那么，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高压强势的姿态登场，则完全是毛泽东亲自一手策划导演的，而江青也比较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这集中体现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份中共中央文件的炮制和出台的过程中。
江青要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充当急先锋，就需要有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而且要有一种权威的形式出台，造成一种令人慑服的声势。可是，江青在党和政府中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职务，资历浅、地位低、名声又不太好，不好出台亮相。恰好此时，1966年2月初，北京由彭真出面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扩大会，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份提纲中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企图把由批判京剧《海瑞罢官》而在全国引发的大批判狂潮限制在上层建筑领域和学术批判的范围之内。这份文件在2月12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国各地。批转前，在京中央常委讨论过，彭真等还专门到武汉请示过毛泽东。当时毛并未表示反对。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就把《二月提纲》发至全国。但是，很显然，这是有悖于毛泽东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方向和意图的。《二月提纲》的发出，为江青阐发“左”的文艺理论（当然不只限于文艺）提供了适宜的时机和对立面。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江青去找林彪，以借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和声威来产生一份表达自己观点的文件。江青专门到苏州同林彪作了长谈，二人一拍即合。
江青到苏州找林彪长谈后，林彪马上给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指示，对江青大加赞扬。这个指示不长，全文照录如下：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文字不长，但对江青评价非常之高，什么“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的意见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等等。实际上把江青摆在部队文艺工作太上皇的地位。这不只是政治观点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中互相勾结和支持的需要。
根据林彪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派出副主任刘志坚和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他们与江青一起开了一次会。从2月2日到20日，18天中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看电影13次(共2l部电影)，看戏3次。实际上主要是听江青一个人讲话，别人记录而已。部队同志整理的纪要，江青看了不满意，又专门请了并无军职的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参加，反复修改。最后又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这个文件很重视，亲自审阅修改三次，然后才送林彪，建议用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从现存的档案材料看，文件的名称中“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几个关键性文字，就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可见，从始至终，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赞成，便没有这份《纪要》。
《纪要》的核心和要点是提出一个十分错误的论断，即：“文艺界在建国以后，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文艺的结合。”因此，《纪要》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这些论断很明显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但却是符合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观点，是他的关于文艺的两个错误批示的延伸。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江青是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的观点和意图的。
3月19日，江青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表示“根据你的委托”，举行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几经修改已经完成。信中特别强调：“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传达了毛泽东17日的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这个批示反映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关心和重视，不但亲自审阅修改，而且连如何发出的方法都考虑到了。
林彪接到江青信的第三天，就给军委各常委写了一封信，对这份《纪要》大加赞扬，给予极高的评价。信中说：“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修改，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文件本身是毛泽东亲自审阅，而且修改三次才定稿的。林彪又作了这样一番高度赞扬和肯定，还会有哪一位军委常委能提出不同意见呢？自然是顺利通过。在用中央军委名义送中共中央之后，4月10日，这份《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发到全党。从这个全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前场主演者是江青，后台支持是林彪，而全场的总导演则是毛泽东。

四

江青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从制造舆论到具体发动，煽风点火，运动群众，制造天下大乱，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而这些当然是遵照毛泽东直接授意和总体意图来施行的。
毛泽东自认为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江青策划组织写出的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序幕的。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江青，还是毛泽东都是承认的。据江青说，批判吴晗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她先向毛泽东提出的。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支持，但允许她保留意见，她才敢于组织写批判文章的。江青说：“当时彭真拚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20]又说：“1961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21]，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22]江青这段讲话大体上是比较真实的，这可以从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得到印证。毛泽东说：“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只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23]这就是说，这篇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而在全国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引起巨大震动的大批判文章，是江青在毛泽东的默许下，打着毛的旗号先搞起来，然后再经过毛的审阅、修改、批准，再公开发表的。在这个问题上夫妻二人的配合是十分紧密而适当的。
毛泽东希望看到的那种亿万群众奋起造反，风起云涌，意气风发，各种群众组织遍地开花，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正是由江青一手操纵的中央文革，千方百计，煽风点火，制造事端，运动群众而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
众所周知，被毛泽东御封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并不是群众自发的，而是由康生等人授意引发的。而这篇大字报在中央电台的广播和《人民日报》的发表，加上配发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对放开群众手脚，“踢开党委闹革命”，打乱原有的组织机构和社会秩序，造成天下大乱之势，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毛泽东对这点是满意的。他在之后不久说：“时间很短，来势很强，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24]
当时的各种各色群众组织遍地开花，多如牛毛，名目繁多。例如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就有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司令部，分为天派和地派两大派。有聂元梓(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蒯大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所谓五大领袖。上海的工人全市性组织就有“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和工人赤卫队两大派。赤卫队被打垮后，站在工总司一边的还有几十个组织。在著名的《紧急通告》（1967年1月8日）上签名的群众组织就有32个之多。武汉“7·20事件”时的两大派，一派叫“百万雄师”，一派叫“三钢”、“三新”，其实大派下边的群众组织更是名目繁多，不计其数。有的组织可以多至成千上万人，也有只一二个人的小战斗队，在那里“傲霜雪”、“丛中笑”。第七机械工业部的两大派，一个叫“九一五”，一个叫“九一六”，在北京也很有名。中共中央党校人数不算多，只有千余教职员工，也有四大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红色联络站、红色战斗团和革命串连会，也有其他战斗队。而一些著名的群众组织的头子，都通过各种方式同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取得联系，获取支持，以所谓“通天”本事，作为造反的最大资本，争当“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江青一伙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打着坚决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旗号，挥舞着林彪创造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大棒，煽动利用群众组织，上骗毛泽东，下谋个人私利，甚至假群众之名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下边我们就举几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实例：
江青一伙为了在社会上制造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舆沦，由张春桥出面，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秘密接见清华“井冈山兵团司令”蒯大富。奉了这道密旨，蒯大富连夜八方联络，组织力量，在12月25日纠集了上万人的队伍，在首都举行大游行，在长安街上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一直贴到天安门城楼上。蒯大富还在广播车上带头高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这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喊出这样的口号，迅速传播四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也就是在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的这一天，12月18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直接控制下，成立了名为审查王光美，实为迫害刘少奇的专案组。这是利用群众名义为阴谋服务的一个突出的事例。
再如，江青一伙为了在上海夺权造声势，就利用“新北大公社”聂元梓，这位被毛泽东称赞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炮制者的名声，派她去上海造反。上海本来是江青一伙的根据地，但自从柯庆施病死，换上陈丕显任市委第一书记之后，就不那么听江青指挥了。因此，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夺上海的权。1966年11月17日，江青接见聂元梓，对她说：“上海的运动开展得不错，但主要是工人，学生却很落后。你去了要找学生组织多接触。上海市委问题严重，问题没揭透。张春桥在上海一直同他们斗争，但是很孤立”[25]等等。聂元梓奉命，带领手下的干将孙蓬一等人立即赶赴上海。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同上海市委有什么关系呢？总得找点理由。这个理由也不难找。因为上海市委常委、文教部部长常溪萍曾在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担任过工作队的副队长（队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于是很方便地被戴上“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等帽子。这样，北大造反派到上海揪斗常溪萍也就名正言顺了。于是，常溪萍也就逃脱不了被迫害致死的命运了。
当然，聂元梓到上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揪斗常溪萍。正如聂元梓同张春桥共同拟定的策略：“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打倒上海市委。”于是，聂元梓同11月9日新成立的“上海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相联合，召开了两次大规模的批斗会。聂元梓在大会讲话中，坚决要求罢免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的官，改组上海市委。聂元梓等人在上海大闹大折腾一番，为江青等策划的上海一月风暴制造了声势，作了贡献。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刘少奇。对于这个“敌人”的斗争，是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写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而揭开帷幕的。但帮忙把刘少奇彻底打倒，以至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的是江青。
“文化大革命”中的头号大冤案，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最后被迫害致死。刘少奇冤案，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一家人，而是作为一条路线、一个“司令部”的代表，牵涉和株连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党员和干部。在十年中，仅因受刘少奇案株连而被判刑的人，全国多达28，000人，受批斗和迫害的人多得难以计算。无论从地位之高，牵涉面之广，株连人数之多等哪个方面看，这个大冤案都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造成这场大冤案的责任，当然首先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他负有难辞其咎的领导责任。但与林彪、“四人帮”的责任，性质上是有原则区别的。林彪与江青一伙是共谋犯，罪责难逃，但对造成冤案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却是江青、康生和谢富治。他们利用党和毛泽东的错误，利用掌握的专案组的权力，大搞阴谋诡计，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不择手段地罗织罪名、制造伪证、移花接木、栽赃陷害、欺上瞒下、刑讯逼供，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大量的，世所罕见的。
关于这一冤案的详情，曾参加两案审判的前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们将军曾写了一本书，名为《共和国最大冤案》，近25万字，翔实可靠。我这里就没有必要多说了。
胡耀邦在1980年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曾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这批人确实很坏，是一批骗子、恶棍、阴谋家。除林彪外，其他那些人在党内从来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搞阴谋诡计，手段倒是高明的，别的本事却没有。他们利用毛主席的威信，把一些人的狂热情绪煽动起来，用最巧妙的方法把毛主席封锁起来，欺骗毛主席。比如说，好多人写材料证明刘少奇不是叛徒，他们却有办法使毛主席看不到这些材料。到1967年秋，毛主席还不相信刘少奇是叛徒。林彪、‘四人帮’造了好多假材料往毛主席那里送。1966年8月5日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只提资产阶级司令部，没有把刘看作是叛徒。把刘少奇看作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当然这是错误的，毛主席要负责任。但把刘少奇看作是叛徒，则是林彪、‘四人帮’造的假材料骗了毛主席。类似这样的冤假错案都是林彪、‘四人帮’制造出来的。”[26]应该说，这个谈话是客观的准确的。
在陷害刘少奇这件事情上，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是得逞了的。无怪乎林彪知道毛泽东批准了专案组关于刘少奇的诬陷报告之后十分高兴，特别批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这当年留下的两个阴谋集团狼狈为奸、互相吹捧之词，今日却成了江青指挥炮制共和国最大冤案的铁证。
总结以上情况，在打倒刘少奇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江青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而在对刘少奇问题的定性上、程度上，打倒的方法上，毛泽东同江青又是有差别的，不完全一致的。从结果上说，毛泽东不管是受骗也好，自愿或不完全自愿也好，最后是信任了江青，同意了江青一伙炮制的审查报告，最终铸成了最大的冤案。
这里必须特别提到一点，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第一阶段，江青对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方针是忠实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热情甚高，日夜操劳。据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说：建国后，江青除了四次出国去苏联治病和疗养外，在国内也很少长住北京。“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一般是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反正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但唯独1967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27]。江青为什么一改多年的生活习惯，一句话，就是为了贯彻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方针，表示她对毛泽东的尊崇和忠诚。

五

而在这一阶段中，能突出表现毛泽东对江青的关系和态度的有两件事：
一是亲自提名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根据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销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内容如下：

组 长：陈伯达
顾 问：康 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 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这后确定的四大区参加成员是华北郭影秋、东北郑季翘、西北杨植霖、西南刘文珍。这就是在1966年到1969年天下大乱年代里威名赫赫的中央文革。不过其成员变动很大。这17人（如果加上后来任命的顾问陶铸，则是18人）中的大多数，很快就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排挤出中央文革之外。到1969年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中央文革成员已经只剩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等5个人了。
这里不谈中央文革的作用和变化，而只谈能说明江青特殊地位的两件事：
一件是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据曾是中央文革成员的王力、关锋、穆欣等的回忆材料，开始的名单上并没有姚文元，是江青提议把他加上。当时陈伯达曾提出异议，因为他知道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情况，怕叫叛徒的儿子参加中央文革会被别人抓辫子。江青这时就抬出了毛主席，说是要请示一下，请毛主席定。当然这是谁也不会反对的。第二天，江青宣布，她已经请示过毛主席，主席同意了。关键时抬出毛主席，这是江青的最大也是最厉害的王牌。
另一件是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本来这个小组中就是由江青说了算的，她常常自恃特殊身分而任意行事，不把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有了这个文件之后，她有了第一副组长和代理组长的名义，更成了名正言顺的中央文革当家人，成为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线总指挥。不过，这也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央文革实际上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领导的现实。这件事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当时毛泽东对江青还是很信任的。
还有一件就是那封著名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这并非是夫妻之间的普通的私人信件，而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毛泽东曾自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但对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运动，其对象、方针、任务、目标等等问题，他本人从未曾向党的组织、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人作过系统而明确的说明。唯一可以较准确地体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就是这封亲笔信。信中讲到“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的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讲了他自己“准备跌得粉碎”也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也谈到他对林彪的一些看法。这些在当时都是属于最高一级绝密的信息了。可是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意图，只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一个在党和国家最高机构中并没有任何职务，连中共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江青。可见毛泽东认为江青是可以信任的，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当然这封信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并告诉了林彪。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出毛泽东认为领导核心中可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
客观地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第一阶段，即从1965年到1969年党的九大这4年多的时间里，也确实是毛泽东同江青关系比较亲密、和谐，矛盾较少的时期。是在入城以后，毛泽东同江青关系最好的一段。

六

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江青已经分居了吗？怎么又能说是 “关系最好的一段”呢？看似矛盾，但认真细致地分析一下，也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
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江青的分居，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述，是“1966年9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28]
分居，这对于以永结同好、白头偕老的婚姻来说，当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不过分居也有完全不同的原因和情况。概而言之，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不可抗拒的外力使然。这在革命战争时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包括一些高级的革命领导人也难免夫妻离多聚少，甚至孩子出生几岁还没有见到爸爸。而在建国后的和平时期，这种情况也依然存在。比如夫妻双方不在一地一部门工作，不得不两地分居。特别是像“两弹一星”的元勋们，都曾夫妻分居多年。当然这种现象由于各方的努力，已在减少。
一种是由于身体状况的变化和年龄的增长，性生活的减退，导致分床而居，分室而住。这在超过七十岁的老年人中是并不罕见的。这也算作一种分居现象吧。
还有一种就是由于情感的变化而导致的夫妻关系恶化，不仅不可能再同床共枕，而且连见面都感到嫌恶，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一时不能公开离婚，只好分居。结果可能由于一段分离，促使双方冷静反思，重归于好；但更多地则不过是走向关系最终破裂而离婚的一个过渡。
那么，毛泽东同江青的分居属于那一种呢？我认为，1966年9月开始分居时，属于第二种情况居多；而进入七十年代，则第三种情况逐渐成为主流。理由如下：
当年毛泽东已经73岁，又面临“天下大乱”，事件繁多的局面，身边又有众多的人员服务，不太需要一位妻子的照顾，乐得身边少一位爱挑剔的女人。江青虽然当年只有52岁，但由于出身和经历使然，同毛泽东在生活上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大，个人欲望迅速膨胀，毛泽东的那种朴质的农民式的种种生活和饮食习惯，使她越来越难以忍受。遇到原来住房要维护装修而不得不搬出的机会，江青自然不愿去毛泽东选择的比较简朴住所中南海游泳池，而是选择了住房和服务更好得多的当时全国一流水平的国宾馆钓鱼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两地相距不远，乘汽车往返又很方便，可以常来常往。这恐怕就是1966年9月两人开始分居时的情况。
不过，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并非始终如一，不仅是两人间的情感因素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个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大体上是在九大以后，特别是“9·13”林彪事件之后。江青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进入政治局，达到在党内位置的高点。但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文革”这个有权的实体机构却被取消了。江青获得了高位，但却失掉了实权。她又没有分管的方面和部门，按她自己的说法，成了一个“闲人”。一个曾经历过了几年众星捧月，呼风唤雨，大权在握，气焰盖世的人，让她再回到看几本“参考消息”，研究点文化动态和国际形势的坐冷板凳的秘书生活，那是很难忍受的。而这时，由于关心重点的转移，她选送给毛泽东的一些文件和资料，也不再受到重视。江青明显地感到她被毛泽东冷落了。因此找岔子发火也是自然的。
据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说：“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送他的材料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原封退回来了。江青自讨没趣，也就不再选送了。”1969年10月，全国搞战备疏散，江青搬到北京西山。一天下令把放到钓鱼台10号楼里给毛主席选送的参阅件，统统拿到西山来烧掉。江青说：“这些东西说明我为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工作，主席对此不只一次肯定过。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下半年以来，主席不愿意看我送给他的材料了。”[29]
不愿看江青送的材料只是开始，以后就更严重了，限制江青回家，面都不愿见了。大概是“9·13”事件以后，毛泽东就不愿意见江青了。中办主任汪东兴打电话，叫杨银禄通知江青，说毛主席“年纪大了，需要安静”，如果江青要来看望主席，必须经主席同意才能来，如未经同意，来了也不见。当江青听到这个指示后，立即大发脾气。江青说：“我去看主席，我的丈夫，还受限制？”“我不相信主席会有这样指示。”于是，江青就没有事先请示同意就去看望毛主席，结果吃了闭门羹。杨银禄对此事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
“有一天，江青坐着大红旗轿车，高高兴兴地进了中南海，准备去见毛主席……警卫战士非常果断地伸手将红旗车挡住……江青气呼呼地从车上走下来，质问警卫战士：‘为什么挡我的车？我是江青，我要去看主席，躲开！’这时一位干部立即从检查站室内走出来，恭恭敬敬向江青行了军礼，解释道：‘报告江青同志，对不起，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
“江青又质问：‘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这是谁的命令？谁敢挡我？’……
“江青气得两手发抖，满头冒汗，霍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举手就要打这位干部……江青两眼瞪圆，两腮抖动，大声说：‘我打了你又怎样？你还敢还手？！’……
“江青无奈，只好钻进汽车往右拐到她自己住的地方去……她还不服气地打电话跟汪东兴吵了一架。事后，汪东兴把警卫战士挡驾江青的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那好哇，挡得好哇。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还是不让她来我这里，不然我就不得安宁了。”[30]
一个女人如果要见结婚多年的丈夫，都要被挡驾，难以见到，有家难归，这样的夫妻关系真的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十分可悲的了。这样的分居也就离最后的绝裂不远了。据说，毛泽东曾经考虑过同江青离婚，但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是很难实现的。据说毛泽东也有过“分道扬镳”的批示，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为事实。

七

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日益恶化，原因相当复杂，既有一般夫妻之间的“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又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特有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上的不同判断和分歧。可以说是生活琐事与党国大事的交织。其中占主导方面的是政治，而非个人的感情，这大概正是所谓“政治夫妻”的一个显著特点。
所谓生活琐事的矛盾，例如，毛泽东吃饭不讲究，爱吃红烧肉，江青说毛是“土包子”，惹毛发脾气说：“今后她吃她的，我吃我的。”[31]例如，江青同卫士们打扑克，只能她赢不能输，输了就同卫士吵架，闹得要毛泽东出面调解。例如，参加舞会，江青又挑乐队，又吵灯光，说三道四，闹得大家很紧张，毛泽东也不愉快。如此等等。按照一位卫士的说法，那时的毛江关系叫“有恩爱也有争吵”[32]。
在这个时间段中比较严重的一次，是因为1972年毛泽东的一场大病，引发江青的歇斯底里，竟指责医生和护士是“特务”，要暗害毛主席，引发毛泽东的严厉指责。请看负责毛泽东工作和警卫的中办副主任张耀祠的下述回忆：
1972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讨毛泽东的病情。江青在这个会上“恶狠狠地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主席身边有一个集团，要拔钉子……要立专案审查。……”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如实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听后，对江青憋了一肚子气。
“一天，周恩来、江青、汪东兴来看主席。主席是了解身边工作人员的，他当着周总理、汪东兴的面，用他那硕大的手，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一席话，说得江青垂下头来……”[33]
自己的丈夫生大病，休克，甚至一度“摸不着脉”，这对任何一位妻子都是非常严重的大事。着急、上火、发脾气，都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情总要有个合理的限度，随意怀疑医生、护士是“特务”、“反革命”，要设立专案，致人于死命，江青这样的作为就是邪恶而不可理喻的了。何况江青身为伟大领袖的妻子，受人敬重的最高层领导人，如此作为，难怪毛泽东要生气，甚至厌恶，而不愿见她了。
类似的事情当然会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产生影响，但不应是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二人关系恶化的核心原因还在政治上。如果说上一阶段二人的政治大方向完全一致，江青的很多活动和做法体现了毛泽东意图的话，那么这时，二人的政治大方向已经不完全一致，出现了相当深的裂痕。当然，从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和维护方面看，毛泽东和江青是一致的，在这点上可以说是“十年一贯制”。这也是毛泽东支持江青搞“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根本原因。但在具体做法和要求获得的成果方面看，毛泽东同江青又是不一致的。党的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了，可以从“天下大乱”向“天下大治”转化了。可是江青并不愿意，还要不时地制造各种事端，让中国再乱下去。毛泽东主张“以安定团结为好”，江青却不认为好。特别是，江青认为自己帮助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天下大乱”，打倒刘少奇，立下了汗马功劳，理当得到毛泽东的论功行赏，享有应得的权力和地位。可是，她得到的仅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虚位，没有分管的领域和部门，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职权。她想让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自己控制党中央的领导权，但都没有做到。所以，她多次向毛泽东抱怨，自己在九大以后基本是“闲人”。在毛泽东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由张春桥提出要安排江青的职务问题。
可见，这种掌握大权的强烈的主观野心成为支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切行动的主线。
正因为如此，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些意图和做法，就不再那么刻意领会和细心配合，甚至有时会公开站出来反对。在对待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就表现得特别尖锐。例如：
江青一伙阻挠邓小平复出工作。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追悼会。在同陈毅夫人张茜的谈话中，提到邓小平与刘少奇的问题性质有区别，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授意把毛泽东这个意思传递了出去。邓小平在得知林彪事件和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作了适当的自我批评。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8月3日来信作了批示，明确表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34]
毛泽东的批示，话讲得非常明确。而这个时候强调邓小平的优点，为他评功摆好，绝不止是林彪事件后对老战友们的怀念，而是一种富有深意的政治表态。周恩来立即抓紧时机，为邓小平复出作多方努力，但受到江青一伙的反复阻挠。不过毛泽东已作了批示，江青一伙也难以长期阻挠。一直到毛泽东批示下达一年之后，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终于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经过周恩来的精心安排，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为招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而举行的宴会上，引起国内外的轰动。
江青一伙反对邓小平率代表团去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
1974年，联合国要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派谁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团长呢？中央政治局为此曾专门开会研究。有的同志提议由邓小平领队，这从当时的工作安排情况看，也是适合的。因为按一般国际惯例，出席这种大会的代表团长应高于外交部长。但周总理已患重病，不宜出国远行。那么理所当然的应是负责外事工作的副总理。因此，毛泽东选定由邓小平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可是，江青却顽固地反对邓小平率团出国。3月22日，外交部送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24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当夜，江青就把王海容叫来，对外交部无端指责，强令收回报告，重新考虑人选。遭拒绝后，26日，江青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中央政治局意见不一致，只好请毛泽东裁决。1974年3月27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江青，信中说：“邓小平同志去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35]这样，江青才停止无理取闹。4月份邓小平率团出席了联合国特别会议，并在这个世界性的讲坛上，精辟地阐述了我国对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指导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江青一伙制造“风庆轮事件”，在政治局内围攻邓小平。
“风庆轮”是一艘我国自己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三十多年前，中国的造船工业还不甚发达，因此，能制造出万吨级的远洋货轮还是一件大事，也是可喜的成就。不过也还有些机件不能完全过关，特别是大马力主机。因此，在出航的时间上曾有所推迟，引起了一些矛盾。为了保障海上航行的安全，交通部还特别选派了一位有20多年远洋航行经验的干部，名叫李国堂，到船上担任副政委。这本是一番好意，张春桥等人却很恼火。“风庆轮”的第一次远航是给罗马尼亚运送去万吨大米。1974年5月4日从上海起航，经西太平洋、印度洋，又绕行风大浪高的好望角，经地中海，航行两个多月终于到达黑海的罗马尼亚港口康斯坦丁。1974年9月30日，国庆前夕风庆轮返回上海，历时150天，航行3.2万海里。这在当时的中国远洋航行史上也算是值得一书的成绩。可是“四人帮”一伙却把它拿来作为攻击周恩来等领导的国务院，打击邓小平的一枚炸弹。在报刊上大肆宣扬“风庆轮”“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海里”的同时，“四人帮”下令扣押交通部派到船上的李国堂副政委进行批斗，同时指使爪牙写了一份所谓航行中问题的内部《动态》上报中央。
在做了这些手脚之后，“四人帮”就倾巢出动大举进攻了。10月14日，江青在这份内部《动态》上气势汹汹地作了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交通部却被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装满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这艘万吨英雄轮的副政委呢？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态度。”张春桥马上响应并上纲到两条路线的高度，张春桥批示说：“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轮’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善于打棍子的姚文元当然不甘落后，也紧跟着批判了一大段：“基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抗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其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这些帽子不可谓不大，完全可以置人于死地。王洪文上纲上线不如张、姚，但整人的办法却很多，他下令：“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揭发批判，然后再送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
四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同一天，在同一个问题上作了如此严重而尖锐的批示，是很不寻常的。批示名义上是对着李国堂和他所在单位交通部，但李国堂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值得四位“大人物”如此重视吗？很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谜底三天以后就见分晓了。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江青借机发难，拿出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当面质问邓小平为什么不批示，不表态？邓小平严正地回答：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我要调查，我要调查。江青进一步逼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忍无可忍立即予以激烈反驳：每次政治局会上都是这个态度，你这样搞，政治局还能合作吗？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在这样气氛下当然难以冷静地研究任何问题，邓小平起身离开了会场。张春桥马上乘机挑唆：“邓小平又跳出来了！”江青也大叫：这“不是对我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邓小平复出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冲突，这是最严重的一次。
江青一伙谋告“御状”，阻碍邓小平组阁。
会后，江青立即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她住的地方——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开会。一个政治局委员通知副主席和常委到自己家里开会，这本身就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不正常的。据王洪文和姚文元后来的交代材料，在这个小会上，江青说：“邓小平所以吵架，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总理在医院不是养病，而是搞串联。总理、小平、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与四届人大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邓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他以前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是‘二月逆流’。”王洪文说：“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则说：“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不对，难合作。今天果然碰到合作问题。过去邓小平很少讲话，今天发这么大的脾气，实在意外。”经过整夜密谋后，他们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主席报告。于是第二天，10月18日下午，王洪文就飞到长沙向毛主席告状了。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向主席报告工作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问题是这位副主席不是代表政治局，而是避开政治局的多数同志，避开其他副主席和常委，只代表四个人，就使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了损害。
这次告状的情况，据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给特别法庭写的证词里面谈到的是这样：
王洪文开始时礼仪性地询问了毛主席的健康情况之后便开始告状。王洪文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主席同意后，我马上就动身来了。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洪文向毛主席汇报了围绕“风庆轮”问题发生争吵的经过，污蔑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接着王洪文又污蔑攻击周恩来等有密谋。他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并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往来这样频繁，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在汇报中，王洪文也没有忘记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分别作了一些吹捧。
毛泽东没有听信王洪文的汇报，反而告诫他说：“我看不出什么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样搞不好。”使“四人帮”告状的阴谋未能得逞。王洪文虽然当面承诺回京后一定要找总理谈，按主席的指示办，但回到北京还是先到钓鱼台找江青等人汇报并商讨对策。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外宾后，对陪同外宾的外交部干部王海容、唐闻生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登奎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在闹。”又给江青等借“风庆轮事件”掀起政治风波的阴谋，当头泼了一盆冷水。11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接见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谈到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事，两人作了生动的对话：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奉命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和人事安排问题。先后谈四次。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就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了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王洪文满面羞红地承诺：“以后不搞了。”王洪文还按毛泽东的要求，写了书面检查，但回到北京后一切照旧。
毛泽东肯定并赞扬了邓小平，说：“他政治思想强。”指着王洪文说：“邓比他强，他（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又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得”。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实际上表明，毛泽东已经放弃了在党的十大上选择王洪文当接班人的决策，已经丧失了对王洪文的信任，而把党、政府和解放军领导工作的重担放在邓小平的肩上。邓小平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过：“最近关于我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主席笑着说：“没有办法呢。”
毛泽东还当周恩来和王洪文的面谈了他对江青的看法。毛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不过，毛泽东认为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后面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又不告诉我。”说明他对江青是很不满意的，但是，并没有把江青看作是敌对的力量。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长沙谈话的要点，并获得到会人员的一致同意。江青等人也不敢在会议上公开反对。根据会议的决定，1975年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批准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他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并选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人员，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以邓小平为首的12位副总理。江青提议的王洪文当人大第一副委员长、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意见被否决了。说明，毛泽东虽然仍然信任江青，也没有割断夫妻之情，但在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人事安排上，还是原则第一的，是理智的。不会因亲情而干扰破坏原则。
不过，即使是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江青也不是全部违背毛泽东的意志，对着干的。同毛泽东也有一致的地方。比如在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涉及否定“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不愿主持起草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的时候，江青就成为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积极煽风点火者，而大肆活动起来。这说明，江青把邓小平视为夺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所以，对毛泽东支持重用邓小平的决策就反对，不满；而当毛对邓失去信任再打倒时，江青同毛泽东又一致了。这也是毛江二人关系中复杂的一面。

八

总括上述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对毛泽东与江青“文革”时期的关系，可以得出三点认识：
（一）毛泽东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政治关系是好的。从始至终政治大方向是一致的，共同坚持发动、坚持和维护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决策者，最高领导人；江青是忠实执行者，具体指挥者。
从具体执行的过程的结果的角度看，大体有三种情况：
一是，江青忠实而有创造性地完满执行毛泽东的决策。例如：炮制揭开“文革”序幕的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同林彪合伙炮制否定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的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等。
二是，江青基本上执行毛泽东的决策，但在执行中又夹带了个人私货。例如，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决策，《报告》最后也由毛泽东审阅批准，但其中的不少伪证，却是由江青指挥专案组用各种残酷非法手段伪造的。再如，197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所谓对美外交中的“错误”。江青说，对周的批判是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既肯定“这次会开得很好”，又批评江青“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36]又如，1974年搞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动的。不过擅自增加了批“走后门”的内容，遭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说：“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开展，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37]等。
三是，江青自作主张，违反了毛泽东的意志，但最终经毛出面批评后还是服从于毛。例如，1974年3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特别代表大会问题，江青就激烈反对，甚至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外交部。一直到毛泽东亲笔写信警告，才被迫停止无理取闹。又如，在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重组国务院的问题上，江青千方百计为争取自己一伙“组阁”而大肆活动。毛泽东明确批示：“不要由你组阁”[38]，还不肯罢休，一直到独自飞往长沙去见毛泽东，所提要求遭到拒绝，才不得不勉强接受四届人大的组阁方案。
过去常说，“江青背着毛主席干许多坏事。”“背着干”的坏事当然也是有的，而且相当多。但比较而言，江青遵照毛泽东指示干的事，要比“背着干”的多。在“文革”前期，在涉及全局的政治问题上，江青都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的。而在涉及自身命运的利害的问题上，特别是“文革”后期，江青对毛泽东的批示有所违抗，但绝不是反叛式的根本背离。此所谓二人之政治大方向始终一致，也是江青所谓“政治夫妻”之核心和基础。至于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犯下大罪，那已不属于本文论述的二人关系范围之内了。
（二）毛泽东与江青在“文革”十年中的感情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关系，旁观者只能推测，而难以断定。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这是长期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的伟大领袖的“家务事”，更是难予说个清楚明白。不过有一点似可肯定，就“分居”的起因观察，并非感情恶化或破裂，而是始于住房修缮，江青不满意毛泽东选择的中南海游泳池，而选择了条件更好的钓鱼台国宾馆。分居之后，江青还是经常回中南海的家中，同毛泽东也经常见面。一直到1972年，毛泽东下了江青回家必须事先请示批准的命令，情况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但此后也一直还有千丝万缕的关连，还维持着夫妻关系的局面。重大场合二人共上主席台，外人看不出什么破绽。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我自己），是一直到1980年8月邓小平接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才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同江青分居这个大新闻。“分居”在夫妻生活中当然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但就已知的毛泽东同江青分居的具体情况看，似不足以成为解脱毛泽东与江青所干坏事关系的根本理由。
（三）毛泽东与江青之间还是有感情的，亲情的纽带始终没有彻底切断过。毛泽东一直到生命终结之前，始终还是挂念江青的。
1974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点名批评江青搞“四人小宗派”。但同时又说： “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39]1975年1月，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述了江青对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看法。毛泽东很担心地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40]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还有一件很能说明二人关系的事，就是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最后一次生日的情况。据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一书记载：“临近中午，与毛泽东分居已久的夫人江青也来了。这些年来，江青已很难见到毛泽东。特别是半年前，毛泽东还特意吩咐：‘没有我的同意，不许打开铁门！’毛泽东所说的铁门是指其住宅外面的最后一道大门，据说，毛泽东这一命令便是专门针对江青的。但今天毛泽东生日，江青还是进了铁门。江青来时特意带了两道菜：胖头鱼汤、肉丝炒辣椒。这是毛泽东很爱吃的两道菜，是江青在钓鱼台她的居所做好后带来的。生日宴上，菜肴比往常丰盛。毛泽东喝了胖头鱼汤，高兴地说：‘胖头鱼汤好香噢！’并坚持自己用勺舀汤喝。这顿饭，毛泽东吃得比平常高兴……”
而江青对毛泽东，也绝不是像有人在书中说的：“毛泽东主席去世，江青毫无悲痛，竟末流一滴眼泪。”[41]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在《江青的亲情世界》一文中，引述姚文元亲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42]这个情况应该是可信的。

总之，毛泽东与江青在“文革”期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值得研究和深入探讨的问题。不要把这种关系完全政治化，一方面，不能为了维护伟大领袖，而把一切脏水都泼向江青；另一方面，更不应把江青干的一切坏事都算在毛泽东的账上，甚至说成是“五人帮”。需要的是从真实的具体史料出发，多做科学分析，而不能简单化、绝对化。也许这只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观愿望。不妥之处，深望得到批评、指正。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页。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
[5] 江青是1937年8月同其他一些国统区的青年一道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大卡车去的延安。见《红岩春秋》1989年第2期54页。
[6]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8月8日。
[7]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8月8日。
[8]转引自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9]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10]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8月8日。
[11]转引自权延赤：《领袖泪》，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12]《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47页。
[13]转引自《中国老年报》，2011年7月6日。
[14]阎长贵：《在钓鱼台的日子——江青秘书谈江青》，《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
[15]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8月8日。
[16]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l页。
[17]朱仲丽：《江青与金丝猴》，《东西南北》杂志，1992年第2期。
[18]张颖：《风雨往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19]“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建立的一个领导文化领域里的整顿和斗争的机构。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任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成员还有中共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周扬、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20]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2页
[21]所谓“有鬼无害论”是由孟超编的昆曲《李慧娘》一戏中出现鬼魂的形象而引起争论中的一种意见。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发表了一篇文章，肯定了这个剧，题目叫《有鬼无害论》。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戏文章赞《李慧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江青在上海组织的批判文章，就是对此而发的。
[22]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1页。
[23]《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7页。
[24]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7页。
[25] 《乱世狂女》，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284页。
[26] 《中央负责同志同外宾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6页。
[27]阎长贵：《在钓鱼台的日子——江青秘书谈江青》，《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
[28]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3页。
[29]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30]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31]《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40页。
[32]《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1页。
[33]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134页。
[34]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1页。
[35]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9页。
[36]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1页。
[37]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6页。
[38]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8页。
[39]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4页。
[40]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7页。
[41] 《北京青年报》，2011年9月13日。
[42] 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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