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从影片和对联开始,我发现台湾文化的老底子其实很红,发现中国人曾全民性地分享过一种红——当然是广义的“红”。说起来,这种“红”的更早源头远在欧洲。弥尔顿讴歌均富,伏尔泰诅咒富豪,卢梭倡导人生而平等的神圣天道……一个个都像是草根迷和“平等控”。如果说他们恍若苏维埃宣传干部,勿宁说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那时的欧洲相互交叠,差不多是亲兄弟或表兄弟,相像而且同根,比方说都有基督教的精神背景。区别也许在于,前一脉如德国学者韦伯(Max Weber)所言,勤劳节俭,精于计算,井井有条,其“入世禁欲主义”的“天职”风格或有新教伦理的胎记;25后一脉则传入工会和《国际歌》更多一些教友平等、教产公有、扶危济困、关怀天下的记忆依托。韦伯只说了前一半。他注意到早期的老板、经纪人、技工多是新教教徒,却未注意早期共产主义者也常披教袍。最早以《太阳城》设计共产主义的托马斯•康帕内拉(TommasCampanella)曾为修士。最早以《乌托邦》倡导社会主义学说的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曾被罗马天主教会封为“圣徒”。双方的新理论中都无不透出圣训意味,迸放出圣战者的理想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