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木文：管理“文革”选题图书的回顾与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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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革”选题图书的回顾与进言

2014年8月20日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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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六记》 曾彦修著三联书店出版


宋木文读《平生六记》致曾彦修同志


彦修同志:

　　拜读《平生六记》，绝不是您赐阅所写供我消遣，而确实成为感召我思想灵魂的一次洗礼。您所记之事，从某一侧面说，我也算是一个过来人，但我大都是跟着走的。我不具备您的经历与水平，但也不自觉地产生了一些联想。我土改无记异，打虎有错案，四清无实绩（整过农村一位大队书记，后期又留任）。只是在当权后尚无蓄意整人之劣迹，还可聊以自慰。您的“反右记幸”，更感人，也更使我敬佩。您为了不打别人的右派，自我申请当右派，如此高风亮节者，我平生还未听说有第二人。您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了！在左风盛行、错案比比之期，您真正做到了“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这怎能不使人敬佩呢？！您终于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想说的话能说出来，想做的事有可能去做。此乃您之、我之、他之大幸！

　　谢谢您的赠书，恭贺您健康长寿，更企盼再读您的新作。

　　宋木文　敬上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


管理“文革”选题图书的回顾与进言

宋木文

“文革”结束后，在全党进行了拨乱反正，中央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们对“文革”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在许多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上，取得了全党的共识，这些重大成果在当时的出版物中都有比较充分的反映，这是必须肯定的。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一些捕风捉影、肆意虚构的“文革”“轶事”“秘闻”“野史”“内幕”之类的作品纷纷出笼，招徕读者，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影响。有些作品甚至出现彼此指责，互揭伤疤，还涉及高层，影响团结，损害大局。这些都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要求出版管理部门根据中央“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一贯精神，对“文革”图书加强管理。主持中央宣传小组工作的领导同志也多次讲过这个问题,要求出版部门认真对待。

　　一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先后发过几次文件，加强对“文革”图书出版的管理，1988年12月还发出专门文件，要求全国出版社从严掌握“文革”选题，并且对需要报批的项目分别作出具体规定。

　　1989年4月，我去河南调研,在省新闻出版局干部大会上讲到当时出现的“‘文革’热”。我是这样说的：

　　“‘文革’热”，包括“传”和“史”。不是说“文革”不能研究，而是说要从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大局来考虑问题。报刊上发表有关“文革”的文章，包括那种纪实作品、报告文学、传记等，比较多。从1989年的选题看，这类作品也偏多。比较热衷于写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作品，包括王洪文传、张春桥传、康生传，正传以外还有外传，以及他们身边人员的回忆录。这些东西仍有相当的数量。这里有事实准确不准确的问题，有目前适宜不适宜发表的问题，也有一些作品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用这个来吸引读者。还有的涉及到重大的事件和人物，而这些人物现在还在世，常常引起纠纷。前不久，上海《联合时报》发表的一篇《王力病中答客问》，反响很大。有许多老同志发表文章，说你限制写“文革”，不让我们写“文革”，不让我们研究“文革”，而王力（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却能出来发表谈话，难道我们这些受迫害者就不能出来说话吗？有的同志甚至有误解，说又有一个新的禁区，“文革”不能研究，不能写。怎样从政治上来说明这个问题呢？前不久新闻出版署负责人就“文革”研究和著作出版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这是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后发表的。首先要澄清，“文革”不是不能研究，对“文革”的研究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同时也正式表态，上海这家报纸发表王力谈话是不慎重的，也是不对的。另外一条是说研究“文革”的著作，如能严肃而又深刻总结“文革”的历史经验，或者能够引导人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符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原则精神是需要的，是可以发表和出版的。我们讲偏多，偏乱，不是指这种严肃研究的著作，这一点也不要引起误解。第三，由于写“文革”涉及问题比较复杂，直接和当前社会政治稳定有关，所以写这些东西要持慎重态度，要按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对写“文革”，要多从政治角度，稳定社会大局来考虑，特别是不要热衷于搞这个人的传，那个人的野史，现在光王洪文的传就有好几本。有一个作者，同样材料变来变去，就出了三四本书，很难说是严肃的。（《宋木文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254页）

　　应当说，前引的这段话，是我对中央加强管理“文革”图书指示的解读，是对出版社出版“文革”类图书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我也是严格按中央的指示执行的，我至今仍然肯定当时执行中央指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及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

　　但是，现在反思，也不是没有值得注意和改进的。我在东北大学的老同学、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找我，希望他写的“文革”史能够顺利出版。这是一部经深入研究、反复修改的“‘文革’史”，又经层层报批，才得以出版，后来想按需重印，却未获批准。实际主持《辞海》编辑工作的编辑大家巢峰的　《“文革”辞典》则转移香港出版，靠进口转内销，来满足一些研究者的需要。我在任上，也对这类事关注不够，做得不到位。离开署领导岗位后，我无权了，却超脱了，因出版涉及“文革”图书受阻而求助于我时，对于有学术和文化价值的，我都尽力疏通与进言，促其得以出版。

　　举几个例子：

　　第一，支持刘秀荣出版《我的艺术人生》。

　　2006年，著名京剧演员刘秀荣《我的艺术人生》，因涉及“文革”内容，出版受阻，向我求助，我请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给予关注，免除了因涉及“文革”个别事例而层层审批的程序，直接安排出版。后又因“文革”中江青迫害刘秀荣的若干情节是否按当时记述写入书中(包括申述信件，如对江青是否按原貌称“江青同志”，还是改称为“旗手”或“领导”等)，以及分别同周总理、邓颖超、李先念的三张合影照是否收入书中，刘秀荣与出版社意见不同，延误书稿付印。我看了有关书稿和照片，写出阅稿意见支持刘秀荣的要求，按原貌保留“文革”中对人与事的记述，收入刘秀荣非常珍视的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三张照片，得到总署图书司和中国文联出版社的认同和重视，使这部总结艺术人生之路文图并茂的长篇专著终于得以顺利出版。

　　第二，支持日本学者竹内实在中国出版《文化大革命观察》。

　　日本学者竹内实，１９２３年出生于中国山东张店，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处于开创者和泰斗的地位，在中国学术界也有重要影响。我的一本文集，经竹内实翻译，在日本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程麻将竹内实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译成中文，拟按十卷在中国出版《竹内实文集》，其中第六卷《文化大革命解析》在报送选题时被搁置。经我疏通，这个第六卷得以进入专题报批程序。

　　我还阅读了约二十万字的“解析”清样稿，写出了阅稿意见，于2003年9月12日送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中央党史研究室，肯定此书在中国出版的意义，并同我的老朋友金冲及商量后，建议将原名　《文化大革命解析》　改为《文化大革命观察》。我的审读意见得到阎晓宏和图书司有关同志的支持。

　　我在阅稿意见中说：“此卷所收文章都是对‘文革’进程中发生的人和事的观察，发表在那个年代的日本报刊上，中文编译者也是按发表的时间编排的。总的印象，写作态度是严肃的，客观的，既没有像日本有些人士跟着　‘文革’的调子推波助澜，也没有像有的人借‘文革’的混乱对中国党和政府进行攻击，而是对一些人物和事件以一个研究者和朋友的身份进行观察和分析，有些分析是深刻的，有洞察力的。”例如1966年10月10日在《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的《关于“燕山夜话”》，竹内实认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是“举着鲁迅的旗子否定鲁迅”；“所谓‘文化大革命’，可以称得上是怀有强烈否定一切情绪的人们的一种游戏”。1967年12月17日在《朝日周刊》发表的《周恩来的作用》，竹内实认为，把周恩来的几次讲话与林彪加以比较，“会觉察出周的立场，并非与当时毛、林的路线那么吻合。给人难以磨灭的印象是，似乎周恩来是被毛泽东或林彪推上了　‘文革’　的实验台”。1978年2月28日在《东方学报》发表的《现代中国的历史印记》，竹内实指出，从前主张同中外一切传统“彻底决裂”，而后来又“学习儒法斗争史”，对吕后、武则天顶礼膜拜，“这意味着，提出后面这种主张的人，不过是前面那种主张的政治翻版，他们在肉体上并没有变化，又一次成了‘文革派’而已”。

　　我的审稿意见认为：“这些分析，同‘文革’进行中中国党内外坚持正确意见的人的观点相一致，这对一个外国研究者来说更是难得的、可贵的，也是令人钦佩的。”

　　我也指出：“文集中对有的问题的分析，未必能与当前中国学术界主流意见相一致，甚至有可能引起读者误解，但是作为探究发生‘文革’这个特殊历史现象原因的一种观点，必要时加一点注解，对‘文革’的研究毕竟没有什么坏处。”

　　《文化大革命观察》，经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批准，于2005年12月4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06年10月20日，为竹内实文集十卷本全部出齐，在北京举行有中国和日本学者共同参加的学术研讨会，竹内实作《中国与我》的主题演讲，我和刘德有都前去祝贺。

　　第三，支持李城外出版“向阳湖文化丛书”。

　　1968年至1974年，作为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一项重大举措，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六千余人（含部分干部家属）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围湖造田、劳动锻炼。其中包括部领导徐光霄、李琦、赵辛初，文化名人冰心、冯雪峰、张光年、周巍峙、臧克家、萧乾、李季、郭小川、冯牧、严文井、韦君宜等。中共咸宁地委青年干部李城外以敏锐的目光和坚强的毅力，捕捉并书写了这一本来不该发生却深含特定历史意义的事件和人物群体，花费十六年时光成就了“向阳湖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含　《话说向阳湖》、《向阳湖纪事》（上下）、《向阳湖诗草》、《向阳湖文化研究》、《城外的向阳湖》（上下）五种七册，由武汉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为今人和后人留下了“文革”时期这一独特的历史记录。我支持李城外十几年的采访和写作，更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并以《抢救向阳湖文化的特定历史意义》　为题写了总序。

　　怎样看待四十年前文化部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这件事？我在总序中指出两点：一是不应该发生的，就像“文化大革命”不应该发生一样，要像否定“文革”那样否定“文革式”的“五·七干校”。二是苦难的历程可以磨炼干部，可以出好作品。这些文化人可以写日记，可以作诗、绘画，还可以写文章著书，这是与别的“五·七干校”有区别的，要通过挖掘向阳湖文化，深入反思“文革”，以警示今人和后人。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１日，为武汉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在北京举行有当年的“向阳湖人”和他们后代“向阳花”参加的出版座谈会，我和金冲及等与会者的发言，都对这套书的出版作了积极的评价。

　　这里需要一提的还有，反映这段“文革”历史的“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已于２０１３年５月由国务院颁发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地方党政部门和向阳湖文化研究会筹划和推动下，昔日的向阳湖必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揭示“文革”历史的“五·七干校”博物馆。

　　第四，关注谢辰生两部文物论著致康生信的不同处理。

　　1922年出生的谢辰生，是我国著名文物专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对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晚年身患重病，仍坚持奋战在文物保护第一线。2010年，他的两部文物论著出版时，对他1964年致康生信却做了不同处理：一种因人废文，隐去康生姓名；一种按历史保留书信原貌。对此，我在两书出版座谈会上发言时作了如下评论：

　　大约在2010年初，辰生打来电话，说文物出版社正安排出版他的文集，对其中的1964年12月9日他致康生的信，出版社只同意收信不同意出现康生的名字。我说这是历史，写给谁的信应该如实反映出来才有意义。随后我还向辰生介绍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集》，内有毛泽东1959、1964年致康生的两封信，均按原信保留“康生同志”其名；我还介绍了邓力群、程中原主持编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胡乔木书信集》，内有胡乔木1964年致陈毅（信中称陈总）、康生（信中称康老）信，以及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邓小平年谱》　等处理此类人和事均保留历史原貌，以作为辰生向出版社争取的依据。我还说如不能如愿，则争取以加注方式注明此信何时写给何人。稍后，辰生给我写信说，经出版社请示仍不同意出现康生名字。这样，在文物出版社版的《谢辰生文博文集》中致康生信就成为　《致中央文教小组负责人》了。

　　我翻阅了李经国编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　《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我注意到，书中所收谢辰生1964年致康生信，像《胡乔木书信集》中胡乔木致康生信那样，仍按原貌称“康老”；我还看到，1956年辰生力保朝阳门古建筑不被拆除给康生信和康生复信，均保留了原貌。康生复信称：“尊函已读，所见甚是，昨已面交彭真同志。此复。”

　　我在出版座谈会上表示赞成国图社对辰生与康生来往信件的自主处理。这是对历史的尊重。提供研究资料，是出版的一项功能。如果一个人，当然是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因其后来的变化，就将其历史作为以及其后的影响在书中全部删除，使后人无从知晓和考证，不利于学术的传承和发展。

　　第五，编选“文革”出版史料，应保留历史原貌。

　　2009年11月18日，出版史家方厚枢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６６年5月至1976年10月）》即“‘文革’卷”样稿送我，我阅后给方厚枢的信和在书稿上批注的意见，都集中在一点上，即编选供今人和后人研究的“文革”出版史料要保留历史原貌。
　　我在审读中发现“一正一反”两个例子：

　　所谓“一正”，是指经邓小平报毛主席批准的　《胡乔木同志关于处理主席著作注释中林彪名字问题的信》（1975年8月29日致庆彤同志并请转光霄同志）。胡乔木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注释2中林彪的名字仍予保留，因注中引的是中央文件，不宜也不必改动。”在此信旁，我请出版史料编者注意：“此处可作为不删改文件中的人名的依据。可依此先例用来说服不同意见者。此种处理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年谱》中也出现过。”

　　所谓“一反”，是指对在恩格斯著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1957年10月第三版）中加入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和注释，被陈伯达严厉批评后，国务院出版口向周总理的请示报告，其附件称：“这种明目张胆的反革命伎俩，正如陈伯达同志所严厉指出的：‘是不可容忍的’”。请示报告还附上正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的王子野《关于〈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出版问题》的交代。王子野在交代中说：“这是我出的主意。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普列汉诺夫的这两篇东西都是他早期作品，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列宁曾予以肯定的评价。因此我向张仲实建议，请他把这两篇东西翻译出来，附在恩格斯的原著后面出版，俾供读者参考。张表示同意，后来他就转请编译局的一位年青同志翻译普的这两篇东西。从那时起，我社就出版这个版本。这件事是我批准的，没有经过‘阎王殿’。”（宋注：指中宣部。毛泽东有“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说。江青等人即以“阎王殿”诬陷之，成为“文革”时期的代用语。）

　　我认为，保留这些史料的历史原貌，人们会更加敬佩王子野在逆境中（身在干校劳动，受审查，因陈伯达的严厉批判，又遭到多次批斗）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承担责任的思想品格。我看后批注：“此处保留王子野的　‘反革命伎俩’，并附上王子野1970年3月31日所写的‘说明’，使今人读后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正面的。”

　　这部“文革”出版史料，经四年层层审批，迟至２０１３年底才得以按内部与公开两种安排出版。

　　三

　　我举出经我疏通与进言得以出版的几个实例，主要是说明,由于管理者开明，认同我这个“老面孔”；也反映了现行的管理办法有调整和改进的空间，否则，我也不会厚着脸皮去疏通和进言了。

　　这项管理办法，在提法上，１９８８年提“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１９９７年调整为“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选题”，看似报批面更宽、管控度更严，而实际上，一则凡“涉及者”未必都属“重大”，使本不“重大”者也要去报批；二则凡涉及者又有许多未曾报批而出版的，此种情形，图书出版有之，报刊与音像出版就更为普遍。这使人感到，“文革”选题报批管理的实际意义，比起当初，已经有所变化，调整与改进的条件是具备的。

　　多年来，学术界、出版界常有人对“文革”出版物选题管理办法提出疑义，甚至认为是设防限制“文革”研究。老党员和资深编辑家戴文葆（已故）２０００年５月在“怅望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文章中说：“‘文革’被否定了，否定‘文革’的《历史决议》做出了”,然而，“否定‘文革’，并不是冷藏‘文革’”。我曾著文说，戴文葆对党和国家的一些大事常有深入、冷静的观察与思考，这是向他跟随一生的党做出的真诚和恳切的进言。（《八十后出版文存》第524页）王蒙在《中国天机》一书中对“文革”从政治上学理上作了初步分析后指出：“问题在于，至今没有谁深刻地分析过这个绝非无意义的大课题”，并且高调呼吁要重视对“文革”的研究，说这是中国党、中国学者应尽的“历史与国际责任”。　

我曾著文称王蒙对“文革”的研究与建议，是“作为执政党的一员、中国的一位学者，在履行自己的一份责任”。（《八十后出版文存》第428页）我读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曾彦修的著作，特别是他研究苏联专制与剖析我党“左倾”历史错误，都能感受到以史为鉴的要义与真情。近日读他的《平生六记》，我写信给他，表示我的敬仰之情。信中说：“您终于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想说的话能说出来，想做的事有可能去做。此乃您之、我之、他之大幸！”（读《平生六记》致曾彦修同志）“文革”使亿万人民特别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伤害，而历史与现实更证明，受伤害最深的则是执政党自身。曾彦修、王蒙和戴文葆的进言，是他们对自身不幸遭遇的感悟，但从根本上说，则是出自为社会主义事业长治久安的深谋远虑。这是令我这个跟着走了近七十年仍想跟上时代步伐的老党员深为敬佩的。我更期盼我们的新闻出版部门对高质量的“文革”研究著作在出版与评论上给予更有力的支持。

现在，我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形势同“文革”后的若干年大不相同了，又面临着信息网络的发达与普及的挑战。为了更有利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新的形势下，有必要也有可能对“文革”选题管理作出适当调整，就是说，今后“文革”选题能否出版，是否也像其他选题一样，按照党和政府的出版方针和法规，由出版单位自主作出决定，并付全责，而其中涉及民族，宗教、国家安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等关乎政治稳定重大问题的（不以执政党犯错误的“文革”同前述各项并列为专题报批；这是有人特别关注的一个角度），则仍应按有关专题报批规定执行。这样做，有可能使事涉重大的继续保持专题报批，又可以使只涉及而不重大者免去专题报批，并且使深入研究者不因事前报批而受到某种束缚，或因“一般不要安排”而被搁置。从总体上看，现在探索并做出此项适当调整，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是有利的。据我观察，若干年来，管理部门也有为难之处，管与不管，管宽与管严，都有可能遭到指责或非议，适时做出调整，这也是管理机关改善管理并取得管理主动权之所需。



2014年7月 修改定稿



（文汇读书周报 2014年8月15日）

http://lit.eastday.com/renda/node5661/node6809/u1ai60330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