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我在意识形态领域同四人帮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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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我在意识形态领域同四人帮的斗争


(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一  设立国务院政研室的背景和经过

　　1975年7月5目，国务院办公室发出一个通知，宣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通知全文如下“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在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事情，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江青一伙恨之人骨。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人帮”造谣说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私自搞起来的，诬蔑政研室是“谣言公司”、“黑风口”、“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作为政研室七个负责人之一，我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说清楚。

　　早在1975年1月上旬，邓小平同志就开始酝酿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个机构了。

　　按照毛泽东主席1974年12月在长沙作出的关于中央领导人事安排的决策，“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主席要总理组阁，不让“四人帮”掌握最高权力。那时总理病重，主席要他开过四届全国人大后专心养病，工作让邓小平顶。主席的意向非常明确，要邓小平同志来接班。

　　1975年初，经过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邓小平同志在党、军队和政府中就任三个重要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代替病重住院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这时，意识形态领域仍然由“四人帮”控制。中央的“两报一刊”①，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是他们直接控制的。中央部门，一个文化部，一个体委，还有北大和清华“两校”，也是他们直接控制的。两个地区，一个辽宁，一个上海，都是他们直接控制的。“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这些地方和单位，只会抵制，不可能贯彻执行邓小平整顿的一整套办法。邓小平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知道，要贯彻执行自己的一套，没有舆论工具不行，没有人替他宣传不行。及时组建一个写作--参谋班子，帮助他搞调查研究，起草文件，进行宣传，非常必要。所以，他一上任，就着手酝酿此事。

　　1975年1月6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同志为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1号文件发出的第二天，邓就找胡乔木同志谈组建这个写作和参谋班子的问题。胡在“文革”中受冲击、审查多年，刚在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上露面，虽然算是“解放”了，但还没有作组织结论、正式恢复组织生活呢。

　　邓小平把胡乔木约请到自己那里，跟他说：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②。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还提到主席前不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也应认真研究。邓小平说：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从《九评》以后，就很少有那样系统地解答人们关心的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邓小平还交代胡乔木：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邓小平说明，今天谈的这些，只是同你交换意见，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

　　从这次谈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危难之时受命担负党政军领导重任之际，在着手部署整顿的同时，已经考虑到加强思想理论工作的问题了。已经准备为把思想文化阵地从“四人帮”手里夺回来而组织力量了。组织这样一支队伍，是同“四八帮”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展开斗争不可缺少的。

　　邓小平同胡乔木的这次谈活，对于后来正式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来讲，是一次重要的酝酿。不过，名义、机构都还没有确定下来，任务也只是从成立像六十年代前期写“九评”那样的写作班子写文章这一方面着眼。事实上政研室成立后，在整顿中承担的任务，所起的作用，比“钓鱼台的班子”要宽得多，大得多。这时，邓小平还没有把此事提交党中央、国务院讨论。他只同李先念商量过。李先念很支持。哪些人当负责人，名单也是邓与李商量提出的。

　　到1975年6月上旬，邓小平抓住机遇，把组建、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提上了日程。这是因为，一方面，整顿发展到那时，成立一个政研室这样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更加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几个月来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已经进一不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成立以胡乔木为主要负责人的这样一个机构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首先是整顿取得了显著成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雷厉风行地领导了铁路的整顿，并把铁路整顿的经验在钢铁、煤炭和整个工业交通战线迅速推开。经过短短三四个月的整顿，国民经济面貌已经有了显著改观。与此同时，落实下部政策的工作取得进展，大多数关押受审查者已经释放。对地方的整顿也已提上日程，6月中央发文件推广江苏淮海地区整顿的经验，开始处理浙江“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总之，中国国内形势出现了由乱而治的转机。

　　第二，在进行整顿、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围绕着所谓“反经验主义” ③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四人帮”进行丁一次较量。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四人帮”以“反经验主义”打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图谋，在这一次较量中取得了巨大胜利。5月下旬至6月初，邓小平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中批评“四人帮”。江青、王洪文被迫检讨。会后，王洪文离开中央到浙江、上海调查、工作，党中央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就为把整顿向面上铺开、向深处发展，创造了颇为有利的条件。

　　按照邓小平的部署，6月以后，整顿要进一步向面上铺开和引向深人。进就势必要进人“四人帮‘长期霸占的文艺、教育、科技、出版、理论等领域，斗争必将更加尖锐。而当时北京、上海的主要报刊都控制在”四人帮“的手里，”四人帮“还培植了一批写作班子做他们的吹鼓手和棍子。所有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会议，邓小平在这些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经过毛主席圈阅同意的中央文件，在报纸刊物上都得不到宣传，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正确主张在报刊上得不到反映，几乎没有什么舆论宣传。党内只有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文件或听到传达的人，才能知道中央的这些新的精神。甚至形成这样种情况，报刊上宣传的东西同党中央进行的工作，是两股道，互相打架，这里说要安定啊，那里说还乱得不够。当时，邓小平心中的大局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四人帮“进是进行他们的阶级斗争。无论是整顿的进一步开展，还是同”四人帮“进一步的斗争，这紧密联系着的两个方面，都迫切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支持。所以，到1975年6月，组建一个强有力的、能战斗的写作班子，组建一个能够领导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机构，简而言之，邓小平手里掌握一个能够为自己的主张做宣传、能够同”四人帮“唱对台戏的班子，是把整顿继续推向前进的迫切需要。

　　第三，就在这时，胡乔木被毛泽东再度起用，成为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一个契机。组建一个写作班于的迫切需要有了现实的可能。胡乔木被起用的直接原因，是当时中央把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摆上了重要日程，而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康生已病人膏肓。毛泽东探知，整理他的选集，胡乔木是最佳人选。而胡乔木的所谓”历史问题“，经过几年反复调查，证明纯属子虚乌有。既然胡乔木没有什么问题，毛泽东遂亲自指示，让胡乔木参加《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1975年4月4日，李鑫便把《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第一批需要编辑整理的毛泽东文稿交到胡乔木手里。这样，乘整理、编辑《毛选》之急需，成立政治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由胡乔木等作负责人，条件已经成熟。”四人帮“已经没有任何理由阻拦了。

　　6月8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胡乔木，商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有关事宜。邓小平说：上次谈的事要着手办，不过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由你们几个人负责。按照邓小平的设想，政研室和毛选整理小组是两个机构，一套班子。关于政研室的组成成员，就是1月谈话时提的吴冷西、胡绳、熊复和原来在康生身边整理毛选的李鑫。在商量时，邓小平同意胡乔木的提议，增加于光远，但是坚决不同意找”革命zaofan派“。关于政研室的任务，邓小平提出，除了写文章承担编辑毛选五卷的具体工作外，还要”分管学部“，就是分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显然，邓小平是要通过政研室掌握对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这立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领导权，将宣传理论队伍组织起来。

　　6月8日同胡乔木谈话”后，邓小平即在6月15日同康生联名向政治局写报告，提出关于《毛选》编辑工作的建议：《毛选》第五卷“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毛选》六卷也要编出目录草案”；毛主席还批准了胡乔木同志进行这项工作，成立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毛泽东选集》工件小组)负责。陈胡乔木和五卷整理小组的几位同志外，还可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同志参加进来。同时，邓小平还在为递交这个报告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的信中正式向中央政治局提议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小平写道：“康生同志和我的建议一件，请提政治局审议批准。”另，国务院设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间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青一点的人，培养作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

　　这两项提议经政治局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后，国务院政治研宠室就正式成立了。

　　邓小平报上去的负责人名单是六个人，没有邓力群。我的名字是后来加上的。我是谁提的名，不清楚。吴冷西西说是他先提的。据后来胡乔木在挨整时交待，不是他提的，是邓小平提的。邓小平说，加一个邓力群吧。

　　政研室成立，七位领导成员都称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胡乔木，也没有别的职衔或名义。这样做，我想，主要是可以省去任免手续，免得节外生枝，好立即上马办事。

　　二　我到国务院政研室之前的情况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受到陈伯达打击。不久，又被他打成现行反革命。长期在石家庄干校劳动，接受审查。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垮台，我的处境有所改善。1974年4月，我被宣布”解放“，恢复组织生活。

　　“解放”我时，说你可以回家了。我没有返京回家，仍旧呆在干校。当日我有一个心思，以后做研究工作吧，别的事情不想干了。

我早就想做研究工作，有心在理论上作点准备。这个准备可以说从隔离审查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除了挨批斗以外，我总是抓紧时间读一点书。书有限，就反复读。主要读哲学书籍。我在干校五年，每天晚上大体上争取读三个小时书。五年下来，确实读了我过去想读而没有读的许多书。我去干校时带了五大箱书，比谁带的书都多。《马恩全集》、《资本论》、《马恩列斯文选》、《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集》和《资治通鉴》、《鲁迅全集》、《沫若文集》以及《莎士比亚全集》等都带去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像这一段看那么多书，而且看了过去想看而没有看的书。其中《资本论》读了三遍，读的过程中，每一段都反反复复地思考。《剩余价值学说史》三本都读了。《马恩全集》中的经济著作全部看了，哲学著作也都看了。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马恩全集》、《列宁选集》中的有关部分又都重读了。从被隔离到被解放，《毛泽东选集》反复看了二十四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凡有专门的著作，都认真重读。哲学方面，不仅把马恩列斯的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都看了，而且比较集中地研究了《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在北京也好，在干校也好，我反反复复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研究其中的哲学思想。宣布“解放”以后，我在干校又拖了半年，把《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搞成了一个大本子，搞完了才回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房维中给胡绳说，要把1959至1960年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整理一下。不知什么缘故，胡绳没有把这个消息传给我。后来房维中、王忍之到我家里来，说现在有这么个意见。我说，我正在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他们说，那好，你整理出来以后，我们准备同几个人一起搞一搞。这样，我又搞了两遍，包括过去整理的和过去没有整理的。以后是计委林乎加出面要整理，说是纪登奎有指示，据说是周总理的意见。后来胡绳、吴冷西、于光远和我一起整理，搞了四大本。印出来、交上去以后，小范围里头印发了。发给了哪些人，我不清楚。

　　在此基础上，我又搞了一个论点汇编，又整理了一个毛主席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示。这样就到了1975年的2、3月。学习、整理毛主席的东西，确实怀着极大的热情，对我来讲，收获确实不小。

　　其时，胡乔木那里组织了几个“隐士”，所谓“请隐士，举选民”吧，搞学习毛主席理论指示的材料。以此为纲，分头读一下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著。要求最好分类整理出一些材料来。我在那里工作，参加胡乔木那里工作的有陈禹、冯兰瑞、王仲方，还有总工会、共青团的人。在那里搞了一个多月，搞成了一个材料--《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

　　我获得“解放”后做这三件事，一件是整理写成《<</SPAN>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笔记的批注和谈话》，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怀着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热爱去做的。不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和毅力。这三件工作，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从马恩到列宁又结合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我的理论水平由此也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为以后的工作，首先是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作了很好的准备。做这三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以后会搞政研室，但做了这三件事，确实为政研室成立以后我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这个准备和没有这个准备是大不一样的。后来，在写《论总纲》的时候，我向几位台作者讲怎么写，以至口授文章的内容，随时引用毛主席的观点和语言。他们很奇怪，老邓怎么对毛主席的东西那么熟习啊。就是因为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结合着毛泽东思想对它们的发展，做过那些工作。

　　到了6月份，胡乔木讲他另有任务，由我继续组织这些人把他出的题目搞下去。他另有任务，就是要他去帮助整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很快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成立了，这个摊子就散了。这批人中间跟我一起到政研室的是冯兰瑞。

　　三　国务院政研室成立以后做的几件事

　　邓小平提议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报告，经政治局通过以后，报毛主席批准同意。中办发了我开头所说的那个通知，政研室就正式成立了。

　　大约7月初，胡乔木就找我们六个人谈这件事。人分两部分：一部分搞《毛选》五卷，在中南海怀仁堂西边的西四院办公，另一部分在武臣殿办公。于光远和邓力群，就管武臣殿这一排。一边工作，一边调干部。后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总共有近50人。设有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图书资料室，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和骨干有王子野、陈道、苏沛、滕文生、丁树奇、林涧青、徐道河、王飞、冯兰瑞、李之敬、高兴国等同志。人员来自中宣部、红旗杂志(调了四、五人)，还有新华社也来了一些人。图书资科室是从“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图书馆拨过来的。那个图书馆原来是由田家英等办的。

　　国务院政研室做的工作很多。下面我把主要的工作扼要地说一说。

　　１《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毛学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在政研室成立之前就已经搞了。什么时间开始的，我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周总理他们领头筹办，下面有个办事机构，李鑫负责。那时机构社在中央党校，党校有三四个人参加，中办秘书局搞文件的有三四个人参加。政研室成立以前还加上了邓小平，由周、康、邓他们三个人总负责。周、康两人都病了，实际上就是邓负责。后来就吸收了胡乔木。胡乔木属于他们几个人这一层，还是在他们三个人之下，不清楚。据李鑫后来讲，确定胡乔木参加以后，到康生那里谈过一次话。康生说，我们这里有个摊子，筹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过去负责的是李鑫，你加进来以后，希望称帮助他们做好这件事。意思胡乔木是协助。但从邓小平、康生联名给中央政治局的建议来看，组成《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的三人是“康、邓、胡”，胡乔木是属于上面总负责的一层。

　　政研室成立以后，实际上《毛选》五卷编辑工作由胡乔木负责了，下面的助手加了一个吴冷西。这个机构搬到西四院里办公。我们七个人中，经常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工作的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实际上他们五个人的主要力量都用在五卷上。

　　研究室成立以后，在以前的工作基础上，《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加快了速度。邓小平采取一个办法，每篇文稿经过修改，补充，基本定稿或完全定稿以后，由邓小平召集我们读一次。地点在三座门军委。通读、讨论，通过了就算定稿了。重要的还要到政治局讨论。政研室的这种讨论当时叫做“读文件”。大体是两周一次。文章有长有短，长文章一次读一篇，短文章一次读两篇。7月9日第一次读，一直到1O月30日，一共读了七次，大概有十来篇文章。

　　我印象探的有《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整理加工是满意的。当时议定，这两篇可以定稿了，送给毛主席看了以后，不必等选集出版，先公开发表。

　　在《论十大关系》讨论通过后，邓小平7月13日给毛主席写了报告，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主席看了整理稿和胡乔木写的《关于<</SPAN>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说明》，就圈阅同意。随后，主席又把《论十大关系》读了一遍，写了以下批语：“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西四院在修改补充定稿过程中间争论不小。争论主要是在胡乔木、李鑫之目。具体内容现在记不得了，大致是胡乔木主张改得多一点，李鑫主张改得少一点。更主要的，胡乔木主张讲阶级斗争的部分要讲得准确一点，周到一点。李鑫主张保持原貌。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胡的意见占优势。“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矛盾暴露出来，李批评胡的意见就多了，说这里改的不行，那里改的失去原意。李鑫批胡乔木的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对阶级斗争，胡乔木一窍不通。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乔木被挤出《毛选》编辑班子，理由就是他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继续担负这项工作。到那时，胡乔木提的修改意见大部分给否了。有同志主张毛主席原来怎么写的，就保持原样，一点不给他改，甚至错别字也不改。这件事情，公道一点讲，胡乔木的意见不能说每个都对，应该说，对的多一些。胡乔木熟悉毛主席的思想，文字功力深，又有经验，从《毛选》第一卷一直搞到第四卷，做了很多工作。

　　李鑫对胡乔木不高兴，除阶级斗争观点之外，还说了一句话，你记得吗，康生给我们说的是让你帮助我们做工作呀，结果你参加进来以后，喧宾夺主了，不是帮助我们，成了指示我们了。他们的矛盾，实质是在这里。

　　胡乔木被戴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帽子，从《毛选》五卷编辑工作中排挤出来。后来，成立了毛主席著作编辑办公室，主任汪东兴，副主任是李鑫，就没有胡乔木的份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才重新负责编辑毛主席著作。

　　2 意识形态领域里同“四人帮”的斗争

　　先念同志曾经跟我说过，成立政治研究室是小平同志同他商量的，负责人的名单是他们两个人提的。他说，他当时担心，被“四人帮’看成是同他们唱对台戏的班子。事实上，这个班子一成立就是和”四人帮“唱对台戏的，要不然就不会成立这个研究室了。全党的工作，党中央、国务院的经常工作是邓小平管，意识形态领域是”四人帮“管，”四人帮“干”四人帮“的。是当时的这个局面，斗争的需要，促使邓小平成立政研室。政研室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对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作的决定做点宣传，能够帮助了解一点情况，起草一点文件。政研室自成立那天起，实际上就是拉开了一个架子，准备同”四人帮“唱对台戏。

　　当时毛主席在批评”四帮“的错误，他想进行一些揭整，如果没有这个形势，政研室的工作就寸步难行，毛主席也不会同意成立这个政研室。

　　从3月以来，关于铁路整顿的9号文件，关于钢铁整顿的13与文件等等送到毛主席那里，由主席圈阅下发。那时主要涉及的是经济工作。

　　7月初，毛主席同邓小平谈话，他的脑筋开始转向意识形态领域。毛主席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所以政研室一成立，邓小平就给胡乔木说，毛主席开始注意文化教育工作，而我对这方面情况很不了解，政研室成立以后，你们注意收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这样，政研室一成立，我们就做这件事。

　　(1)上送报刊上删掉”百花齐放“和宣传”三突出“的材料

　　我们搞了两个材料，一是经过查阅报刊的文章，证明毛主席讲的”百花齐放“没有了，不提了，确实是事实。这个主要是王子野他们几个同志看报，看刊物，从当时查到的材料中，选出12篇文章，都是把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四句话中的”百花齐放“删掉了。这个材料证实了毛主席讲的”百花齐放“没有了，不仅文艺工作实际情况是如此，而且文艺方针政策的提法也是如此。送给邓小平以后，邓说，这个材料很能说明问题。以后，他在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的讲话里头就说，对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歪曲，不能割裂，不能片面，比如说吧，过四句话是比较完整的，这些年来，把”百花齐放“砍掉了，只剩三句话。后来查出来是姚文元定的调子。

　　在此期间，我记得和北影的李晨声他们有了接触。李是电影《海霞》的摄影。他们也是从报刊宣传中看出来，”四人帮“不仅把”三突出“”当作样板戏塑造人物的成功经验，而且推而广之，成为艺术领域，文学领域，都要普遍遵守的创作原则。我让理论组整理了一份《关于报刊上宣传“三突出”创作原则情况的材料》。这个材料也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也转给了毛主席。

　　(2)转送《创业》编剧张天民的申诉信

　　我记不清楚，是我们的材料送上之前，还是送上之后，毛主席在7月14日，有了一个多方面说到文艺政策要调整的谈话，其中讲到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准备用两三年的时间，改变现在缺少小说、诗歌、散文、文艺批评的状况，并且说到了，对于作家要团结大多数。其中讲到周扬的问题，说：如果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这样一种作法是脱离群众的。并且说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

　　这次谈话涉及的面比较宽，例子也比较明确，说明他对“四人帮”搞的这一套，意识到不对头，不满意，需要调整。

这些谈话，当时没有全文传选，邓小平通过胡乔木已经告诉了我们，促进我们收集过方面材料。我们更有信心，同时找了一些文艺界的人物了解情况。文艺界有些人分别地给我们那里通消息，反映情况，或是直接写信。

　　1975年2月春节期间，影片《创业》公开放映，可是放映后第二天就被禁止。江青和她控制的文化部百般挑剔，压制了几个月，到4月上旬，罗列了十条罪名，不让《创业》公开发行。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胡乔木曾经找李季谈过一次话。李季是诗人、作家，又长期在石油系统，要他写信反映关于《创业》的不同意见。后来车季同志病了，住进了医院，熊复和王子野约李季谈，记录整理了一封信，想由李季同意之后签名发出。胡乔木看了不满意，也就算了。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就说过是秘密串联，捉刀代笔。

　　在此过程中，《创业》编剧张天民写了一封申诉信，一式两份，通过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走两个途径上送，一封交王海容送毛主席，另一封交胡乔木送给邓小平，邓小平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写下对《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个事情批了江青，惹恼了江青。江青后来当面斥责张天民：“告也娘的刁状。”张春桥竭力抵消毛席批评的分量，说：主席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用字是非常准确的，“此片无大错”，没有大错，还有小错、中错呀！

　　(3)转送《海霞》主创人员给毛主席的信

　　《创业》批示传达以后，引起强烈反响，轰动一时。文艺界奔走相告，精神为之振奋，“四人帮”狼狈不堪，等于抄了文化部的家。在这个期间，我同《海霞》摄制组接触，胡乔木知道后，给我讲，在这个形势底下，你要找《海霞》导演，让他们向中央写信。在此之前曾同李晨声、惠宏安同志谈了几次，后来谢铁骊同志来我家一次。当时精神有些紧张，车停得很远，然后走过来。他诉说一番《海霞》受刁难的苦处，对文化部、“四人帮”的作法深为不满。我主要是传述了上面关于文艺调整们信息，还说，你们的争论我没有发言权，最好是看看毛主席著作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段话，以及有关文艺政策方面的论述，你们觉得你们是按毛主席思想办事的，你们就写信，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作法与毛主席的著作不一致，你们就不要写信。

　　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信，是7月25日，由我交给胡乔木，胡乔木交给邓小平，邓小平交给毛主席。7月29日毛主席就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专门召集政治局同志看《海霞》，一共到了八个政治局委员。江青称病没到，张春桥也没有到。大家认为影片的所谓毛病也只是看法不同，建议可以发行。这样《海霞》也通过发行了。江青就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政治局审看电影。

　　(4)转送周海婴、姚雪垠给毛主席的信

　　也是这个时候，周海婴要求出版鲁迅的书信集，要求重新出般鲁迅全集，要求对鲁迅的著作深入研究。给毛主席写了信，经胡乔木送给了主席，主席同意了。

　　历史小说《李自成》在“文革”前出了第一卷，“文革”开始后，姚雪垠在武汉受到批判，写作停顿下来了。这时，他听说毛主席有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给他一个条件，把《李自成》完成。也是胡乔木把信转给了毛主席，解决了《李自成》的写作和出版问题。作者姚雪垠调到了北京。

　　(5)转送冼星海夫人给毛主席的信

　　在音乐界，恰好1975年是冼星海去世30周年，聂耳去世40周年，音乐界想组织一次音乐会，纪念这两位音乐家。冼夫人钱韵玲向毛主席写信提出这个建议。这封信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陈莲代为起草，预先同于光远、胡乔木通过气。信寄到中南海后立即经过邓小平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即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委员。照说主席批准了，就应该没事了，但“四人帮”还是刁难。一个是会议的横标，不能写“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只能够写聂耳、冼星海逝世多少周年音乐会。音乐界认为“人民音乐家”是过去毛主席的题词，一定要写上“人民音乐家”这五个大字，“四人帮”就是不同意。另外一个是演出地点，计划在民族文化宫演出一二场以外，到首都体育馆演出一次。计划进到国务院，也被张春桥卡住了。这就更引起音乐界的愤怒。李德伦找到我，我建议他向胡乔木反映。胡乔木接了李德伦的电话，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让他们搞。李德伦找到我，说想请周总理、邓大姐他们来看演出。我就把他领到我们的办公地点，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建议由他请周总理、邓大姐他们来看演出。邓大姐给李德伦他们回了一个电话，说周总理身体不好，从电视上看你们演出。

　　(6)抄转李春光的大字报给毛主席

　　在过时，我的侄子邓启元告诉我音乐学院出了一张轰动全院的大字报，那就是李春光的大字报。大字报尖锐批评“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写大字报的李春光是作曲理论系的青年教员。当时，这张大字报还是有点力量的。我让他第二天抄下来。没想到大字报下面已经堆了一地煤，把下半截盖起来了。我问启元认识李春光吗，他说认识，我就让启元到他家里，不讲别的，只讲你的大宇报很好，我看不到全文了，你给我看看，让我抄一份。把大字报抄来以后，我就在前面加了一段对李春光这个人的简要介绍，上班时就把大字报抄件和写的那段话一起给大家看了一下。大家都称赞这张大字报写得好，散会后，胡乔木就把大字报带走了。后来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

　　这些事情都证明了一条，政研室的成立，是适应了当时的需要。邓小平要我们或支持我们做的这些工作，不仅同毛主席当时的文艺政策合拍，而且也确实得到毛主席的认可或支持。这是非常清楚的。毛主席需要调整文艺政策，而我们又能进行，是执行他的指示。所以我们干得很欢。

　　除了转信以外，也翻了下报纸，六七月收集“四人帮”借批经验主义影射周总理的文章。也收了一些报纸上对军委扩大会议反映的文章。这些都转给邓小平了。邓看后说，他们的意思是清楚的。

　　我们还到版本图书馆，查了一下“文革”期间出版的书籍。详细情况，记不清楚了，记得连各种小册子在内，共出一、两万种。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包括重版书)不到20种。搞学问的不让写文章，写了也不让出。学术领域确实是一片沙漠。

　　“四人帮”这时老实了一段。主要是邓小平主特工作，不是说批了他们几个月吗，姚文元到上海去了，王洪文也到上海去了。临离开北京时甩下一句话，说十年以后再见。过引起邓小平高度警惕。邓小平说，是啊，按年龄来说，他们有优势。王洪文那时才四十几岁，邓已七十多了。邓小平后来说，老同志中在酝酿，怎么样从中青年中间培养几个人。华国锋到大寨作报告，这恐怕也是步骤之一。

　　(7)围绕评《水浒》的斗争

　　到8月中旬，“四人帮”借评《水浒》又发起攻势了：

　　8月13日，主席作了评《水浒》的谈话。当时，主席两只眼睛都是白内障，在他身边读书的北大中文系数员芦荻向他请教关于《水浒》评论的问题，主席就发了些议论。芦荻作了记录整理。8月14日，主席批示正式印发。经整理正式印发的这篇谈话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主席同意鲁迅的话。这些议论就是把鲁迅说过的话的意思说得更明确点就是了。把鲁迅的话同毛主席的指示相对照，可以看出毛主席确实是就书论书，发表感想，不是针对什么具体的东西借题发挥。当时把这个指示利用成那个样子，很微妙。

　　据邓小平同志给我们说，他看了这个指示以后，曾经向毛主席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一下吧？主席说，这是文艺问题，是对古典文艺的看法问题，用不着议论了，用不着传达了。邓就没有在政治局传达。他给我们讲，也是就他的理解，说话时顺便讲了这个问题。无非是讲明现实意义，对国外来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国内来讲是反修防修，因为都讲投降，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毛主席发这样一段议论，“四人帮”就如获至宝。据后来揭发的材料，姚文元收到这篇谈话以后连夜与信(中间只隔三个钟电)，说这段指示如何如何重要，要进行宣传，并提出了怎么样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宣传的打算。主席很快批示同意，首先在《人民日报》发文章，然后在其它报刊发文草。“四人帮”就利用主席关于《水浒》的议论，说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篡夺领导权，然后把聚义厅变成忠义堂。用此来影射周总理、邓小平。

　　8月中旬，评《水浒》的文章陆续出来。9月中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先在山西昔阳开，小平同志去了，在开幕式上有一篇讲话。结束时在北京开，华国锋作了总结报告，报告稿子是胡乔木帮助修改定稿的。这边开学大寨会议，那边(也在大寨)江青反攻倒算，一个内容就是大讲评《水浒》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一个内容是为他们压制、扼杀《创业》、《海霞》翻案，大骂张天民，“你告了老娘的刁状”。完全是泼妇的口吻。而且要求把她的讲话录音，发给大寨会议和全国。华国锋比较坚定，但他也不好办，就把江青的要求报告了主席，请毛主席指示。主席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报告不要印。邓小平把江青在大寨讲《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向毛主席汇报。主席听了很生气，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大寨，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上边没有多少人信她的。这是对邓小平、华国锋的一种支持，对江青来讲，起了一种抑制的作用吧。

　　后来，江青讲，她去大寨之前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还把南宋一个姓张的人离开杭州的一首词，叫人抄给她。意思好像是要鼓起你的劲头来坚持你的爱国立场。记得有这个说法，不知是不是江青自己编的，我记不清。芦荻到主席那里，好像有个任务，到那里讲解毛主席圈的几首词。

　　从《水浒》的批示和学大寨会议来看，主席对江青的支持比原来减弱，天平有些倾斜。姚文元摸到什么气候，大做文章，做得过分以后，老人家又不满意。从过一段可以看出这么一点苗头。江青在那时能和邓小平面对面的争，她总是还带一点“秘本”去吧，要不她也不敢那么样，她那时一肚子气，后来不是讲斗争她好几个月吗！

　　宋平(他当时在甘肃任省委书记)告诉我，他从甘肃到北京，参加有不少省委书记出席的会，就有不同的反映。有些人意识到了邓小平与江青两人的争论。对他们的话有的只传达邓小平的话，而不传达江青的话，有的是两个人的活都传达，有的是传江青的而不传达邓小平的。在此之前，毛主席支持邓小平是明朗的，而在此之后却发生了一个变化。从传达会议的不同反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会议上表扬了两个省，一是河北打水井打得好，一个是广西农业搞得比较好，发展地方工业支援农业机械化。

3 代管学部

　　政研室成立时，邓小平就说，政研室不但要管上面这些事，而且要代管学部。即代表国务院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他想把学部组织起来，为当时的中央作些理论上、学术上的探讨。我们七个人中，分工胡绳联系学部。

　　（1）联系学部的两件事

　　现在看来，当时联系学部起了作用的是两件事情。

　　一件，组织了学部党组，由胡乔木给国务院报告以后调了几个人进去。党组书记是林修德，副书记是刘仰峤、宋一平，党组成员吴亮平、吴善甫、王仲方。有没有刘导生我记不清了。

　　另一件，请示国务院，准备办一个杂志叫《思想战线》，批准了。胡乔木给党组专门开了一次会，谈这个杂志怎么办，现在还有那个谈话记录，也出了一些题目，提出先组织哪些文章。

　　《水浒》批示发表以后，政研室也组织了评《水浒》的文章，准备在《思想战线》上发表。胡乔木说，不仅要讲小说，而月还要讲历史，讲中国和外国的农民战争的经验。当时是作为重头文章搞的，改了多少攻。为了写这篇文章，把郑必坚临时借调来，由他负责起草稿子。改了两三次，没有定稿，也没有用。

　　胡乔木在关于办《思想战线》的讲话中，重点非常明确，这个杂志要全面宣传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并且说，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目前报刊上安定团结没有得到反映，把经济搞上去也没有得到反映，而这个杂志就应该全面反映各项指示、各条战线。“四人帮”当然很警惕，这个刊物显然是冲着他们来的；他们的写作队伍面临挑战，面临劲敌。他们在内部作酝酿，准备这个杂志的文章出来一篇批篇。

　　这个刊物从政研室成立一开始就筹办，有了一个请示报告，有了一二期的组稿方案。但是直到挨批也没有出来。

　　(2)毛主席对国庆招待会简报的批示

　　到了国庆节，要举行国庆招待会，由政研室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出席国宴的利技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社会科学界人士的名单。哲学社会科学部有21位同志出席，其中18人过去被当做学术权威批判的学者、专家。事后，党组吸收了参加宴会的专家学者的反映，出了一期“政工简报”。胡乔木把它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又转报毛主席。主席看了报告以后，就有了“打破‘金要足赤盘’、‘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的批示。那时邓小平同志代表周总理主持中央、国务院工作。主席的意思还是要宽容。中央的天平还是向着邓小平这方面的。

　　4 搞三个重要文件

　　这三个文件是《科学院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三个文件，后来被“四人帮”说成是“三株大毒草”。

　　(1)《科学院汇报提纲》

　　7月间，中国科学院党组成立。派了胡耀邦、李昌和王光伟到中科院。胡耀邦同志按中央的要求起草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8月11日搞出了初稿送邓小平。邓小平给胡乔木。胡乔木把太尖锐的话调整了一下，改出8月17日的稿子，送给邓小平。邓小平说还要改。胡乔木就找于光远、龚育之，还有他自己也亲自参加，作了很大的修改。可以说，重新组织，写成了《科学院汇报提纲》9月26日稿。这个稿子的一大特点，编了十段毛主席论述科学技术的语录。胡乔木还有邓小平都很满意。后来听胡乔木说，有了这十条就可以驳倒一切反对的意见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使主席不高兴，被“四人帮”抓把柄的是，这些指示，都是毛主席“文革”前讲的，“文革”期间也可能毛主席对科技工作没发言。拿我们现在的看法来讲，就是拿毛主席“文革”前的指示来反对“四人帮”的套。这就有点否定“文革”的味道了。毛主席是否会有这样的感觉！“四人帮”是不是看出了这一点，其中有一条惹出了麻烦，就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胡耀邦他们最初起草时就引用的。

　　过个稿子摘出来以后，国务院开会讨论。几个副总理听了以后都基本满意，同时也补充了一些意见。邓小平讲了一篇很好的话，但是在插话中间有一句话讲得不大严密，过头了。这在斗争中间也难免。“四人帮”只讲红不讲专，邓小平讲既要红，又要专，同时又说，红不了，只专，像陈景润这样的，也好啊。还进而说，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贡献啊！他认为过比只讲红、不讲专的空头政治家好得多。意思大概是这样。这个稿子又作了修改后报送毛主席。

　　这一次同以前邓小平给毛主席进文件就有一点不同了。主席跟邓小平讲，我不记得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文件退回来，未置可否。邓小平给毛主席的这个材料，碰了一个软钉子，这是第一次。这时，就有人把邓小平的那些话，传给“四人帮”，大概“四人帮”又给毛主席说了些什么东西。胡乔木对这个文件作了一次修改，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也未再送给主席。从碰软钉子来看，毛主席已经感觉到邓小平没有贯彻他“文革”中的科技方针、政策。

　　(2)《工业二十条》

　　在此之前，邓小平给国务院提了两个意见，工业部门不能只是一个方面，一个方面，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来解决，要搞一个从总体上指导工业战线的文件。另外，要国务院不能只搞年度计划，要搞长远计划。

　　在政研室成立的同时，国务院从6月起就开了务虚会。过是第一次务虚会，名字叫计划工作务虚会。政研室我和于光远列席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大概是一周开两次，好像开到9月底。国务院领导同志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听汇报。我离开实际工作十年，列席这个会，第一次听到我国国民经各部门的实际情况。所有汇报的人。都反映了我国经济工作方面的情况，存在的问题，迫切要求改变这个局面，提了不少有关长期计划的好建议。发言反映了在“文革”中各部门受到的干扰和破坏，参加会议的人有支持邓小平同志的，也有原是zaofan上来的人物，如孙健、吴桂贤等。在开务虚会的同时，计委从7月开始起草加快工业发展的文件。他们搞出一个稿子以后，研究室的几个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于光远，我也是一个，参加修改这个文件。时间已记不准了，大约是从8月下旬开始。

　　9月2日，搞出一个稿子，共十八条。到10月25日，几经修改，成为《工业二十条》。学《科学院汇报提纲》的办法，用了很大篇幅把毛主席关于工业的指示列了若干条，成为整顿工业的基本根据。稿子还没有上送，既没有上报党中央，也没有上报国务院，更没有报告毛主席，可是，9月2日的稿子被福建省计委的同志借去抄了份，回去复制后在省里传播了，不知怎么一下反馈到“四人帮”那里去了。批《工业二十条》时，“四人帮”拿出来批的就是这个有脱漏、差错的抄件。其实，9月2日稿中办印发了完整的铅印稿。“四人帮”不用，真不知心中怀的什么鬼胎。

　　（3）《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在9月中旬，正在筹办《思想战线》期间，胡乔木给了我一个任务，说要全面宣传三项指示，于是就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我大约是9月18日接到任务，到10月7日把第一稿搞好了，印发给政研室其他六位负责同志征求意见。

　　当时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每天8点到9点，七个负责人在武臣殿集体办公，看文件，交换意见，传布信息。那天征求意见，讨论这篇文章。熊复先发言，认为语言不够厉害，对派性的批评太客气了，实际上派性的危害比你这里讲的厉害得多。其他人没有讲话。胡乔木忍不住了，说稿子不行，这种稿子你邓力群就不应该通过。我说，这个稿子是我自己主持定下的，不是别人写，我通过的。他说，太尖锐了，要正面宣传。胡乔木说得很不客气，相当激动，然后指定吴冷西、胡绳、邓力群、胡绩伟、于光远，“你们几个人再去讨论一次，另起炉灶，重写一篇。”

　　我们几个人议论了半天，确定了一个题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第二稿给胡乔木一看，没有讨论就说，题目就不行。这个题目给人一个印象一无产阶级专政不巩固，还要巩固，为了巩固才来斗争。以后胡乔木就不管了。我们几个人商量，让我同苏沛、滕文生再搞一个稿子吧，着重讲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不同性质的两类矛盾就应该用不同的方针进行处理，这就形成了第三稿。谁也没有送，连胡乔木也没有送。

　　毛主席对邓小平、胡乔木有意见，同这个稿子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稿子还没有出来。不存在这个稿子惹了祸的问题。从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不是因为抓住了《论总纲》，而搞“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对邓小平看法的变化来说，过个稿子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是到后来“批邓”的时候，这个稿子确实成了一个把柄。所谓主体两翼：《论总纲》是主体，《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是两翼。

　　华国锋当总理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要人经过国务院政治部副主任对我说，听说你有这么一个稿子，是不是拿来给我看看。1976年2月底，我把稿子送给他，第二、三稿都送了，还专门写了一个报告，谈写这篇稿子前后的情况。实际上参加这个稿子的人有胡绩伟、余宗彦(他是我延安马列学院的同学)、苏仲、滕文生。报告中我没有提他们的名字。报告中讲，这既不是邓小平授意，也设有经邓小平看过。尽管起草的几有好几位，这个文章政治上要负责的是我，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责。这份报告我留了底，全文如下：

　　国锋同志：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几号，在我们读了毛选五卷一篇文章的整理稿后，胡乔木同志谈起报刊关于三项指示的宣传，认为对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项指示的宣传太少，很需要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文章，他叫我写这篇文章，我说，我多年不写文章了，有困难。他说，可以叫几个人帮助一起写，四五千字的文章，有两三天就够了，并不难写。他提出了文章布局，开头一段写执行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后，我们的工作有了进步。但是由于没有全面执行，有的只是执行了一项，有的只执行了两项，所以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发展不平衡。接着分三段写三项指示之问的关系，一段写第一项指示与第二项、第三项指示之间的关系，一段写第二项指示同第一项、第三项指示的关系，一段写第三项指示同第一项、第二项指示的关系，总结起来写一段，要全面贯彻执行三项指示。关于内容，他叫我把邓小平同志几次谈话记录找来好好研究一下，把他讲的有关意见组织到文章里去。过了两三天，他告诉我写文章的问题已经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同意写，并且说，经过胡乔木主持修改后，交给他，由他约国务院几个同志讨论修改，报送毛主席审阅，如果毛主席同意，再经政治局讨论修改通过，交人民日报发表。

　　我找了四个同志，开始学习有关的文件同材料，其中有邓小平在铁路会议的讲话，钢铁会议上的讲话，工农兵学习班上的讲话，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在国防工业会议上的讲话，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同新西兰记者的谈话。有中央1975年九号、十三号、十六号、十七号、十八号文件和前一、二年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文件；有国防工业会议上几个负责同志的讲话，浙江关于处理“双突击”问题的两份材料；有《工业二十条》九月上旬的稿子，二十个企业党委书记讨论这份稿子的几份会议简报。同时阅读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其他有关指示，阅读了马、恩、列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这个期间，还分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请外单位的五个同志就执行三项指示的情况和文章应该怎样写，给我们提意见。

经过三、四天的学习、研究，我和四个帮我写文章的同志，商定了一个写文章的架子。五十人分成两个组，进行流水作业。两个同志先按这个架子把有关材料编成一个毛坯，搞好一段，给我一段。我根据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组成腹稿，进行口述，另外两个同志笔录，记好一段，付印一段。然后五个人在一起，由我主持讨论修改，写成了初稿，并把文章的题目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从开始研究材料到写成初稿，胡乔木同志没有向我提任何意见，我也没有向他汇报文章的内容。所以，这个初稿的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全部责任。

　　初稿于1975年10月7日印发政治研究室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审阅。请他们提意见。10月9日或10日，有的同志还没有看，有的同志只看了一部分，胡乔木同志说已经看过了，认为文章太长，这遍稿子不能用，主要是文章用批判的语调写，不好，应该正面讲道理。他指定是冷西、胡绳、于光远三同志同我们五个人一起讨论如何修改，他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最后大家共同的意见是要围绕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来写三项指示，并且把题目改作《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之后，胡乔木同志说过，这遍稿子修改好了可以考虑作为《思想战线》第一期的带头文章发表。我于10月中旬改出这遍稿子，已经没有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再印送政研室同志审阅。乔木同志看了又不满意，再次提出批判的语调没有完全改掉，并且指出文章选用的材料很不妥；例如“彻底政善无产阶级专政”，本来不是林彪说的文章就写成林彪说的。我说，在林彪的fangeming自目暴露以后，我在批判会上，在报刊一些文章、报导中，多次听到和看到这个口号是林彪说的，都是当着林彪的口号来批判的，其他几十同志也有同样的印象。乔禾同志又说我们听到的说法、看到的写法不对。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后来他又说这遍稿子的题目就不好，人家看了会觉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巩固，有问题。1O月下旬或11月初，我和两个同志改出第三遍稿，题目改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印出来后，再没有送给胡乔木同志和政治研究室的其他同志。这时中央已经给胡乔木同志打过招呼，他也没有再问第三遍稿的修改情况了。

　　上经过如有说得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指示，当随时补充报告。此致

　　敬礼

　　邓力群

　　1976年2月29日

　　在当时的条件下，信中所讲写作过程比较简略。有些细节也没有讲。实际是，开头商定文章的框架后，他们四人先分头各写一段。胡绩伟分工的一段先写出来，我看后感到不行，不能用。于是采取我口授，由苏沛、滕文生笔录的办法。我讲一段，他们记录整理一段，付印一段。然后五个人在一起讨论。最后由我修改定稿，题目也由我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现在有人说胡绩伟是《论总纲》初稿的主要执笔人。不符合事实。事实是胡绩伟分工写的一段先写出来，但不能用。于是改变方法，由我口授，苏沛、滕文生笔录。

　　（4）邓小平评价：是香花，不是毒草

　　《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这三篇东西，同以前这一封信、那一封信相比，确实应该承认，比较系统地、全面地把邓小平主持工作这一段，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国务院同志的主张，整理了一下，表述了一下。从这个意义讲，这三篇东西倒可以说代表所谓“右倾翻案风”的纲领。当时的实践认为这一套东西符合实际，整个工作有起色，经济情况在好转。明显地表现了一批老同志同“四人帮”的分歧，一看就看出来了。

　　我自己是否意识到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前的主张来压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呢，没有这个想法。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能够接受的，有感情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认为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回过头来，毛主席过去讲的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应该坚持，应该肯定，这是事实。被“四人帮”歪曲的东西，应该把它恢复本来面貌，被“四人帮”封锁了的东西，通过这些文章要把它传播出去。拿“四人帮”的话来说，这篇文章说了一些老同志们想说还没来得及要说的话。最使“四人帮”受刺激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当时我们议论时不是指“四人帮”他们，而是指已被判刑关起来坐牢的那些人，地富反坏吧。可是，他们自己认定是对着他们的。公正地说，选三篇东西引起“四人帮”的反感，当作他们必须批判、必须认真对待的东西，是必然的。姚文元在1976年2月对《论总纲》下了47处批语，把《论总纲》断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并把它同林彪的fangemingzhengbian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类比，说《论总纲》“同571工程纪要何其相似！”对《论总纲》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和结尾也大张挞伐。对开头，批曰：“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对结尾“只要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这段话，竟批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梦想！”“四人帮”仇恨、害怕和诬蔑《论总纲》，真是咬牙切齿啊！

　　“四人帮”为批判这三篇东西，印了三本小册子。用张春桥的话说，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他们找到这样几份材料，如获至宝，广为印发，共印发八千万份，以为可以把邓小平置于死地，使邓小平翻不了身。而就我们来讲，究竟歪曲了邓小平的意思没有呢？是不是准确地反映了中央那时的意见呢，应该说，比较真实地、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的意见。过头话也不能说没有。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才看到《论总纲》。1977年5月24日他同王震和我谈话，说：

　　“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我确实是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但没有能做到，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工业二十条》，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

　　一开始就说，政研室成立，是斗争的需要。这几箱东西出来，也是斗争的产物。当时的想法，“四人帮”那一套实在不行，现在就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定说是两条路线斗争，好像当时也没有这个思想、观念。拿《论总纲》来说，确实心目中没有把他们列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只是认为这些人掌握国家大局不行。按他们的意思去办，国家搞的一定不成样子。只能按照得到毛主席支持的党中央的指示、国务院的指示来办才有希望。说七、八、九三个月是“右倾翻案风”，不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经华国锋首先提出来的。这三个月是全国同“四人帮”斗争的关键一段。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不成立政研室是什么局面，或者成立政研室，不干这些事又是一个什么局面。拿我来讲，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压倒不可呢，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干着干着就走上了这条道。就如战争一样，开始是人控制战争，战争打起来以后，就有点战争控制人了，否则就无法生活下去。

　　大批三株大毒草，是“四人帮”的大暴露。对三篇东西，做了很好的宣传。如果没有批三株大毒草，人家还不知道邓力群。三篇东西都附在后面，不附别人还不知道啊。我在大庆出名就是因为《论总纲》。那年不是开学大庆会议吗，让我也参加文稿起草工作。房维中同志很宽大，说你别参加起草了，参观去吧。每到一地，人们都说，邓力群同志，你们帮我们说了话。

　　当时姚文元对《论总纲》下了47处批语。从批语中看，两种观点、两种力量、两种立场，是势不两立。同样一句话，他就有另外一种看法。在大庆，王忍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给我正了名。在大庆他和我一起参观，走到哪里，都说《论总纲》的作者来了。我说，这些都不是我的思想，都是小平同志的思想。当时，看了邓小平的讲话，看了毛主席的文章，看了当时中央的决定，那真是诚心诚意地要宣传这些意见。王忍之说，你挨批时可不是这样说的，你挨批的时候，什么都说是你个人的意见。王忍之说的倒也是事实。

　　注释

　　①“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②“钓鱼台的班子”，指196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这个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之前，已经由中央宣传部、联络部和外交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成员有吴冷西、许立群、姚溱、乔冠华、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1962年11月起开始工作。12月起写作班子集中在钓鱼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中写了七篇文章。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这七篇文章是：1、《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12月15日；2、《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12月31日；3、《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红旗杂志社论，《红旗》杂志1963年第1期；4、《在<</SPAN>莫斯科宣言>和<</SPAN>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1月27日；5、《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2月27日；6、《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红旗》杂志1963年第3、4期；7、《评美国gcd声明》，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3月8日。2月，中央常委决定正式成立的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和原来的写作班子的成员。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反修文章(统称《九评》)的写作任务，就是这个写作班子承担的。《九评》起草过程中。写成的文稿都先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中央常委审定。这个文件起草小组一直集中工作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个写作班子中有两个秀才未参加。一个是胡乔木，那时他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毛泽东要他“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还建议：“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毛泽东1961年8月25日复胡乔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5页)这样，从1961年夏天起，胡乔木就完全离职休养，因此没有参加这个起草小组的工作，但有的文章在起草过程中征求他的意见。还有一个陈伯达，他是非正式的“机动”成员，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这时他主要承担国内方面的文件起草工作。

　　③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说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同一天，《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造谣说，“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4月4日、5日，江青在两次讲话中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4月中旬，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要求政治局讨论。他们大反经验主义，以影射攻击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洞察他们的用心，坚决进行抵制，并用向毛泽东请教的方式反映了“四人帮”的这一政治动向。毛泽东于4月23日写下批语，对“四人帮”搞“反经验主义”提出批评；又于5月3日亲自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④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