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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替韩少功补个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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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6 19:39: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人文精神

    □王彬彬 南京大学教授

    《钟山》杂志2014年第2期,以头条位置刊登了作家韩少功先生长达十几万字的散文《革命后记》,虽云散文,但韩少功做了209个注释,显得很学术化。这里,替韩少功补一个注释。

    《革命后记》写道:“作家陈愉庆对我说过她爸:英国伦敦大学都市计划专业博士,那个保护北京古都建设‘梁陈方案’的作者之一。1949年5月受同行之邀,他已经买好经香港去英国的船票,并且一直紧闭大门,用木棒一类死死地顶住,阻止伤兵和流寇的骚扰。这一天早晨,门外反常地安静,让他不免有几分疑惑,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解放军已经进入上海,黑压压的一大片全睡在街道两侧,被雨水淋成了落汤鸡。他有点不好意思,请官兵们入家避雨,但对方坚决不从。他回家烧了一大锅姜煮肉汤,想让官兵们散散寒,但对方还是不从,说他们有纪律,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博士一时语塞,只是回头长叹,忍不住大哭一场,哭自己突然涌上心头的千头万绪,然后把出国船票决然撕掉。”

    这里讲的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情形,是以此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中的特写场景,也是有现实根据的。但这故事的其他部分,就很可疑了。已经是早晨了,解放军为什么还睡地不起?“黑压压一大片”有多少人,陈博士如何把他们都请进家?烧锅肉汤要多长时间,解放军还在雨中等着?陈博士的锅有多大,解放军每人能喝几口?还有,陈博士受到感动,那很自然,但一个大男人竟因此而“大哭一场”,是否有点难以理解?

    让人生疑的部分姑且不论,只说说解放军进入上海的问题。

    对于占领和接管上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极其重视,视作关乎中共能否在城市立足、新政权能否成功建立的大问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接管上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上下卷)收录了解放军接管上海的许多资料。其中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1949年3月31日至4月20日,九次邀请在北平的陈叔通、章乃器、盛丕华等沪上知名人士座谈,听取他们对接管上海的意见;4月2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下卷第3页)解放军于4月23日占领南京后,本可一鼓作气拿下上海,这在军事上毫无问题。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占领南京后,部队停止前进,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参加接管上海的干部5000余人(其中有伟大的顾准),集中到沪宁线上的丹阳,接受入沪前的培训,而“华东局把入城政策和纪律的教育作为丹阳准备的重点”。(下卷第11页)

    为什么在进入上海前要进行如此规模的集训呢?原因之一,是在此前进入北平和南京时,出过一些乱子。《接管上海》上卷收有1949年5月6日饶漱石关于接管上海问题的报告,一开始就说:“现在我们在军事上占领上海已不成问题,只怕其他方面准备不够,鉴于南京及其他城市的接收,因事先准备较差,入城后干部掌握不住政策,致引起某些混乱,在进入上海之前,必须争取时间,尽速充分做好一切准备,我们入市愈迟,则损失愈大。”(第20页)在谈到入城后的纪律时,饶说到了北平和南京的情形:“北平有个部队对搬运培养的细菌很恼火,觉得这些小玻璃有什么用?”而“南京解放后,头等火车座位上的漆皮都被战士剥掉”。(第30页)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纂的《红日照钟山———南京解放初期史料专辑》(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中说,从4月23日到26日,“4天内即发生解放军与外国人争执的事件6起,其中以误入司徒雷登住宅事件较为突出。”4月25日清晨,解放军一个营长、一个营教导员和一个通讯员,闯入司徒雷登住宅,当天夜里“美国之音”即广播了此事,毛泽东为此致电总前委,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第6—8页)

    由于在此前闹出过一些纪律方面的问题,所以丹阳集训时,纪律问题是被反复强调的。上海档案馆编纂的《上海解放》(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收录了《陈毅关于入城纪律的讲话》,这是陈毅1949年5月10日在丹阳的讲话,听讲者是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陈毅一开始就说:“虽然过去学习过,一般地有了进步,但进入丹阳后,纪律并不好,将来进入上海是没有把握的。”接着,陈毅举了部队在丹阳的违纪事例:“第一件,八号下午我同饶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光明大戏院门口,里面正在演《白毛女》,有几个穿黄军服的同志,没拿票就硬要进去,并且有一两个带头,闹得很厉害,老百姓拿着票子反而进去不了。这些人一定是我们直属队的干部,今天可能也到会了。那时逼得我不得不亲自出马干涉,他才走了,如果没有我们去干涉,那天戏院一定要被打烂。”(第63页)《接管上海》上卷也收录了陈毅的这次讲话,与《上海解放》中的措词有所不同,应该是两种记录,但无疑都是真实的。《接管上海》的讲话记录中,陈毅强调:“在南京、上海搞一件坏事,全世界都知道,毛主席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第59页)又说:“我们解放军除西藏外,全国都到过,可是说不定到上海被人打倒在地上。上海这个地方随便打死几个人是平常的事,无人过问,我们农村同志到上海,无异进入八阵图,在农村里,随便进入人家去,老百姓欢迎,谁也不会不欢迎。在上海你随便进入人家,就可能会被人弄死。所以,我们进城后越小心越好。”(第60页)

    乔章所著的《鏖战上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则讲述了陈毅讲话的另一些内容。陈毅明确宣布:“进上海第一件事,不进老百姓的家,野战军不管当官的,当兵的,一律睡马路。”有的干部不能理解,说:“在山东农村,还能睡炕呢?”一个师长问得很具体:“进民宅要点水喝也不行?”陈毅一字一顿地说:“都不行。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解放军送给上海的见面礼!”毛泽东对此种规定的批示是:“很好,很好,很好。”(第237、229、242页)

    让我们回到韩少功讲述的那个其实早已广为人知的故事。那事情的发生,是有这样一种原因、这样一种背景的。韩少功《革命后记》中,应该补充的注释还有很多,这里聊补一个,还是并不重要的一个。

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4-05/25/content_20781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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