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艰难的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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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伪证

王晓渔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200092



韩少功先生把《革命后记》称作“艰难的证词”，认真读过，深感对之作出评论是艰难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文章中的问题实在太多，几乎每段都有存疑之处，无论在事实还是在逻辑层面，都有太多似是而非的地方，如果一一讨论，可能篇幅会比原作多出许多。比如文章用300字讲到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情形，王彬彬先生用了2000多字做了补充[1] ，篇幅是前者的七倍。二是双方辩论空间是高度不对称的，韩少功表达自己观点的空间，远远大于反驳其观点的空间。这里所说的空间不是篇幅，而是指“尺度”。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很多证据无法出示。所以，本文只能“避重就轻”，重点分析这份证词无法自洽之处。



没有“前传”，何来“后记”



　　“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关键词，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大革命”到共产革命到“文化大革命”，革命贯穿始终。即使改革开放，也被视为“新的伟大革命”。但是，“革命”又包含着不同的含义，比如辛亥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截然不同。如果放到世界范围内，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也有着根本区别，阿伦特专门撰文分析两者差异[2] 。抽象地讨论“革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讨论者理解的“革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革命有暴力，他说有“天鹅绒革命”；你说革命之后有乌托邦，他说革命之后有革革命；你说革命是革天命，他说革命是革人命。

《革命后记》主要聚焦于文革，文革和革命是什么关系？韩少功以修辞游戏的方式回避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表示“文革后记”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革命后/记”，文革不属于革命；一种是“革命/后记”，文革属于革命。但是，这不等于韩少功没有自己的立场，他没有把题目定为《文革记》，而是命名为暧昧的《革命后记》，正文时常把文革视为革命一部分，倾向于“革命/后记”的论述。

革命只有“后记”，没有“前传”。文革是如何发生的？《革命后记》很少涉及。30年代的肃反、40年代的整风、50年代的反右，这些革命的“前传”都被略过了。但是，没有“前传”，何来“后记”？文革不是在1966年5月16日凭空产生的，有着漫长的演进过程。韩少功在《革命后记》开篇表示，自己的全部记忆仅仅涉及“文革”，“充其量宽延至前后的三十年，即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后半场”。如果《革命后记》是一本回忆录，自然没有问题，可是个人回忆在整篇文章里的篇幅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个人感想，用感想代替记忆，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整篇文章有200多处注释，包括很多历史类著作，内容远远超出了个人回忆的范畴。

最后讨论“革命能否带来公平”时，韩少功以“抒情的必然性”的方式简短地回应了这个问题。他讲到一位老大姐自陈，游击队在黑灯瞎火中常会来睡上一把，但老大姐不觉得这是羞耻。这时，韩少功表示：“在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那年月，拥抱是对每一个生命的怜惜，更像战友之间悲伤的提前诀别。”是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像这位老大姐一样“思想进步”？女性是否有权利反对这种独特的诀别？如果有女性反对，会不会变成“反革命”？在韩少功那里，这些问题似乎不存在。

韩少功接着讲到革命中的很多“污垢”，然后总结：“革命就是狂飙，就是天翻地覆，就是破坏与剥夺，就是不得已的恐怖暴力，也是走投无路之后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必有误伤，必有冤屈，必有污秽，必有凶狠，必有失控和混乱……”这种逻辑把必然性等同于正当性，因为必然发生，所以必须接受。因为随时都可能掉脑袋，所以必须随时睡上一把？必然性是不是虚构的？必然性属实，就等于正当性吗？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就成了“凡是发生过的，都是合理的”。韩少功似乎觉得这样不太妥当，表示“与其说这一切值得夸耀，毋宁说更值得悲悯”。谁来悲悯？需要悲悯的是谁？韩少功没有涉及这些问题，接着写出一段抒情的文字：“正是一种令人泪流满面全身发抖喘不过气来的痛感，才能扩展人们对艰难和悲壮的理解，使致敬一刻像大海那样深广而宁静。”





没有超越的“超越左右”



在《革命后记》中，韩少功似乎采取了超越左右的立场。他对文革有称赞也有批评，他批评左右合营“代价公司”，他认为“有些左翼和有些右翼人士就像是一个趔趄的连体人，栽进了同一个坑”。“超越左右”是当下思想界难得的共识，但这并未促成不同观点之间的沟通，因为言说者都认为自己是“超越左右”，对方陷入派别之见。“超越左右”成为政治正确，用于自我合法化。

“左”与“右”，是一对错综复杂的概念。在中国的语境里，“左翼”不等于“左派”，“右翼”不等于“右派”。简而言之，“左翼”带有褒义，多指权力的批判者；“左派”属于中性兼有贬义，多指权力的附庸者甚至是主导者；“右翼”带有贬义，多指国家主义者，“右派”属于中性兼有褒义，多指持不同意见者。

韩少功使用褒义的“左翼”和贬义的“右翼”，讲到左多为“左翼”如何，讲到“右”则是“右翼”如何，这一词语的选择已经说明了他的立场。“左翼”的命名将“左”正当化，“右翼”的命名将“右”污名化，“超越左右”只是占据道德高地。这样说像是绕口令，不妨以《革命后记》为例。韩少功指出，称赞文革的一方怀念当年的“平等”，批评文革的一方斥责当年的“平均主义”，“双方大体上确认了当年的一种‘平’”，所以是“双头的连体人”。这个逻辑非常奇怪，仿佛只要有了“平”字，不管双方理解的“平”是不是有差异，不管双方对“平”持何种态度，双方都是一样的。于是，反对“平均主义”，被等同为反对“平等”。这是“超越左右”吗？

“平等”和“平均主义”不能完全等同，即使同样冠以“平等”之名，也存在根本差异。孟德斯鸠说过：“在共和政体下，人人平等；在专制政体下，也是人人平等。在共和政体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为人就是一切；在专制政体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为人一钱不值。”[3] 在奥威尔的《动物农场》里，“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4] 批评文革的“平均主义”，正是批评那种人人接受奴役的平等，批评“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的平等。批评者认为文革是“平均主义”，与称赞者认为文革是平等的乌托邦，两种观点截然不同，韩少功却将两者混同起来。

在韩少功那里，毛泽东“鼓励学生闹事和工人夺权，容许造反派自由结社、散传单、烧档案、封报馆、扛机枪、占领官府大楼、全国免费大串联”，被称为“零障碍和无限度的‘民主’和‘自由’”。他表示：“一个西方记者如果此时在中国人面前说教‘民权’，肯定觉得自己班门弄斧。”韩少功使用的“鼓励”和“容许”两词，已经说明那些行为只是“奉旨造反”，与“民主”、“自由”、“民权”没有关系。但韩少功把“奉旨造反”等同为“民主”、“自由”、“民权”，成功地把后者污名化。

韩少功表示，“把‘平等’污名化”，某些知识精英“比黑道走得更远”。他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若不是缺少一种属于自己的人渣辞典，那就是他们经常不知自己在说什么，对自己找不到北。” 不知这个说法是否适用于“把‘民主’、‘自由’、‘民权’污名化”的某些知识精英？我所关心的是，“把‘平等’污名化”的主要是谁？是某些知识精英，还是那种以“平等”之名建造等级金字塔的乌托邦实践？



选择性记忆



与其他赞美文革者不同的是，韩少功对文革有称赞亦有批评，经常使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叙述模式。把一个已经被否定的对象改写成“理性中立客观”的五五开，这是最为高明的辩护方式。

韩少功这样讲述“‘文革学’不大提及的一面”：“一方面是暴虐，一方面却不乏热情、爽朗、忠厚甚至纯洁——至少就大多数人而言，与通常的土匪、黑帮、军阀、占领军、绿林乱党不同，他们的暴力与物质利益毫不相干。即便在暴尸街头之际，也鲜有人哄抢商店、打劫银行、收取保护费、轮奸妇女、绑票勒索、吃饭不给钱、瓜分古董与金条等抄家所得……这些案情哪怕在当今对‘文革’最大规模的揭露之下也极为罕见，几乎闻所未闻。”

“即便在暴尸街头之际，也鲜有如何如何”，这种句式让人读得心惊胆战，“暴尸街头”这种恐怖的景象在“即便”之下，变得无足轻重。这里暂且不去引用历史文献，一一列举韩少功笔下“乌托邦”的虚幻，韩少功自己提供了反证。他讲到自己认识的一位姑娘，揣着五块钱出门，两个月后回来，夸耀衣袋里还有七块。“吃饭不给钱”在串联中非常常见，韩少功为何“几乎闻所未闻”？或许，在他看来，不是“吃饭不给钱”，而是“吃饭不要钱”。“吃饭不给钱”是道德败坏，“吃饭不要钱”说明社会风气良好。至于经济学常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韩少功是不用考虑的。那位姑娘的两块钱来自何处？韩少功说，“不是借自沿途的红卫兵接待站，就是来自好心人的捐助”。那位姑娘后来有没有归还红卫兵接待站的借款？韩少功没说。

对于自己描述的“乌托邦”，韩少功也觉得过于绝对，补充说，“当然，抢军帽或撬单车或有所闻，极少数人渣趁火打劫一类也不能排除，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通过“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场灾难被描述成五五开，又通过“大多数人……，极少数人渣……”，五五开又变成了三七开，三分“人渣”，七分美好。在韩少功的描述下，“大多数中国工人在‘文革’中就受害较少，他们享受‘领导阶级’的地位优越”、工人和农民“一般没有挨批斗的经历，没有下放和挨打的皮肉之苦，一直活在政治安全区”。此前的三年大饥荒呢？ 此后农民为何又要冒着坐牢危险私自签署包干协议？

韩少功表示自己“无意粉饰什么，只是指证圣徒化与警察化的一样阴阳脸”。如果像阿伦特那样探讨“平庸的恶”，可以弥补反思“文革”中的不足。但是，《革命后记》呈现出的景象，更像是利季娅笔下的苏联：在1960年代，“报上直接或间接地肯定斯大林的地方越来越多。比如，当然，斯大林处决了很多无辜的老布尔什维克，但他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这就像，’一次阿赫玛托娃说，‘承认他是吃人的恶魔，但口琴吹得好。’）”[5]

韩少功反对对文革的“宫廷化”、“道德化”和“诉苦化”。我同意这些观点，赞同更多从制度和文化的角度进行反思。但在《革命后记》中，不乏称赞好人好事的“宫廷化”，也不乏动辄痛斥“人渣”（不仅趁火打劫者被视为“人渣”，与韩少功观点不同者也被视为“人渣”）的“道德化”，更不乏对美国的“诉苦化”。韩少功认为从“离婚、薪水、疾病、稿费、房产、后人吃啥喝啥”讨论领袖没有意义，是“长舌妇和民间神探”，但在讨论大饥荒时，他却引用了一段“据说”：“据说，正是在这一年的某日，毛泽东在卫兵面前失声痛哭，决定不再吃肉，与全国人民共度难关，直到自己患上水肿病，一年后廋了十多斤。”记载与之不同的《毛泽东遗物事典》[6] ，却被略过了。这让人怀疑，韩少功反对的只是对文革持否定态度的“宫廷化”、“道德化”、“诉苦化”。

类似的选择性记忆比比皆是，以致韩少功并不讳言“选择性记忆”。他讲到现场观看中央芭蕾舞团《红色娘子军》的情形，“鼓掌者们在久违的温暖前梦醒，在一种卑贱者解放的绚丽天地里晕眩和飘飞”。他对样板戏的造神宣传和革命图标化一笔带过，然后说：“这些观众面对悲怆的乐浪，激越的旗帜，纯洁无辜的手足，普天下人人平等的阳光造型，就没有一次热泪盈眶的权利？”最后，他说，“哪怕它也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 可是针对知识分子们对文革的回忆，韩少功又说：“他们要做的是理解、沟通、说服以及协调共进，不是强加于人和视而不见，满足于悲情的自产自销，成为另一个祥林嫂。”既然是“悲情的自产自销”，又怎么是“强加于人”？

在韩少功的选择性记忆里，文革前夕，美国水深火热，“夜不闭户和路不拾遗在中国很多地方却成为寻常”。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听起来很美好，有时却是家徒四壁、路有饿殍的代名词。



反西方的西方中心



美国（以及“西方”），是韩少功的心结。在讲述文革为主的《革命后记》里，美国出现的次数几乎不亚于中国。对“文革”作全面辩护是困难的，韩少功放弃了这个打算，而是表示文革有错，但美国也有错。

讲到文革禁区，韩少功称“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敲槌禁声”，理由是美国以法案方式搁置“抽屉问题”，欧洲在种族、排犹主义上“封杀异议，绝无自由”。韩少功认为文革与冷战对手形成同构，“差不多就是美国麦卡锡运动的镜像，一种逆向的高倍数放大”。他称欧罗巴人曾经参加烧死女巫的起哄，为何不能理解中国文革中的双重人格？韩少功还批评美国电子监听大网“闹得四面八方都隔墙有耳”，质疑“美国的‘大脚侦缉队’是不是也要挨门查户口”。在他看来，美国和英国在三四十年代严打金融自由和厉行计划分配，几乎是上门打劫神圣私产；媒体市场化和“水军贴”一样，“一手遮天并无太大区别”；在美国惹恼非裔或犹太裔，“警察立马拎着手铐上门”。中国那些要死要活献身革命者，“一般来说并无枪口威逼，不是迫于美国那样世界上最大的警察队伍、最多的监禁场所、最昂贵的司法开支”。韩少功还列出这么一组数字：美国因为枪支管控不力导致的死亡率“接近两个‘文革’”，陷入欧债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希腊自杀率“远超‘文革’”，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率“竟是‘文革’的数十倍”……

这些描述有太多歧义。禁止讨论文革与反对种族歧视是一回事？这就像莫言先生把言论审查和机场安检等同视之。一个国家（或地区）历史上出现过错误，就意味着他们要理解这个错误？美国有户籍制度和居委会？大脚侦缉队挨门查户口从何说起？政府介入市场，就是“上门打劫私有产权”？美国警察拎着手铐上门之前，需要哪些程序？ 中国没有发生过“反右”？“文革”中“受害者”的死亡率可以等同于其他死亡率？

韩少功的这些观点似乎是在“反西方”，却又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因为西方也有问题，所以文革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反西方的西方中心”经常表现为两种形式：当有人主张学习西方之长处，他会说西方也有短处；当有人说中国有问题，他会说西方也有问题。比起“以西方之是为是”，这种“以西方之非为是”是更为隐蔽也更为彻底的“西方中心”。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反西方”思潮常常来自西方，是西方自我反思的产物。可是，韩少功把“他者的内部反思”当做“批评他者的武器”。这就像那个著名的笑话，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在广场上批评美国总统，苏联人说，这有什么，我们也可以批评美国总统。

韩少功讲述了自己访问西方国家的创伤记忆，入境处移民局官员查验了他的护照、签证、访问邀请书、旅馆预订信息之后，然后问：“有钱吗？给我看看。”韩少功感到自己受到歧视，深感屈辱，从此明白：“一条入境闸口黄线分割的，不仅有不同制度，还有富与穷、贵与贱、高等物种与低等物种、掏得出绿票子与掏不出绿票子的。富国不是雷锋，也没义务当集体雷锋，对数以亿计的穷棒子展开臂膀微笑热拥。”

韩少功与移民局官员的分歧，究竟由何而生，我无法确定。读到这段，我想起自己入境某西方国家时，入境处官员查验过一系列证照之后，也问过携带多少现金。我当时没有联想到自己被歧视，也没有想到这与“富与穷、贵与贱、高等物种与低等物种、掏得出绿票子与掏不出绿票子”有什么关系，只是告诉对方携带的现金在不申报的金额范围之内，就过关了。

虽然过关没有遇到问题，但我从来就没有认为富国都是雷锋，也不会把西方国家视为“民主乌托邦”。民主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是乌托邦。民主的优点不在于它是完美的，而是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因而建立“纠错”机制。民主不是“人人都是雷锋”，也不是“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种理想国的景象只能出现在严厉的思想改造之后。韩少功的“创伤记忆”，说明他此前对于“西方”和“民主”有着乌托邦的想象，以至于一旦在现实中面对任何“不完美”之处，价值体系立即走向过去的反面。

与“反西方的西方中心”相似，这是一种“反民主的民主乌托邦”：先把民主认定为乌托邦，一旦民主出现任何问题，就得出“反民主”的结论。乌托邦思维却是自始自终没有放弃的，韩少功认为五七指示“描绘出一幅比《礼运篇》更为具体和清晰的图景”，是“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美好前景”，“不幸的是，多年后人们觉得这些说法日益飘渺”。为何有着那么美好的蓝图，现实中却有着那么多的灾难？蓝图与灾难是什么关系？谈到灾难就是悲情，就是只讲到一方面没讲到另一方面，就是缺乏深入反思？



韩少功引用萨缪尔森的“合成谬误”，指出某种在微观上看来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反之亦然。这种提醒非常必要。如果说《革命后记》有什么价值，那就是它从各个可能的角度试图为文革做出一份“艰难的伪证”，这份“伪证”因为逼真具有了精神病理学样本的价值。

我并不赞同“告别革命”论，但革命如何被激活？需要激活的是哪种革命？革命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革命后记》没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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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彬彬：《替韩少功补个注释》，《南方都市报》2014年5月25日。

[2] [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3]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3页。

[4] [英]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董乐山、傅惟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93页。

[5] [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捍卫记忆》，蓝英年、徐振亚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80页。

[6]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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