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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15 18: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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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足迹》(5)2 A+ J3 s/ H6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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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山是一座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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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x/ d" Q6 l 从70年代中期开始,犯人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从解放初期到1957年之前入监的犯人大多“新生”了,加之连续宽大释放了几批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历史反革命基本没有了。反右之后入监的不多了,1969年以后入监的都成了“老贩子”,包括1973年以后进来的一批,成了生产中的骨干。那时的犯人相对老实。犯人管犯人还没有组织化,各队也就是一个脱产的,搞宣传兼管犯人的零用金。改造上多由各组记录员来落实干部的指示,还没有一个队一个大组长这一说。那时干部用的拐棍基本上是用在生产方面的,给的条件也比较好。不但脱产,还配一间办公室,行动也算是大圈圈里面有点小自由。比起刚来一八三时是天上地下了。
* V( `; V1 z4 t) D. d& Q. r条件一宽松,翻案之心又死灰复燃,时间多了就开始写申诉材料,当然是偷偷地写。这时年长了几岁,对人生、生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申诉材料还是那些事实,认识上确实承认自己当时起码负有制止不力的责任,受到一定的法律惩罚也是应当的,这是自己应该付出的代价。这绝不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是真的想到人家一个活生生的人,已经认错求饶了,凭什么把人家置于死地?不说生命可贵,只说别人当时受到的那种肉体痛苦和精神恐惧,想起来都令人心惊。清夜扪心自问,说这不是罪恶,那实在是一点良心都不讲了。
2 _5 A1 C% t2 x6 {5 T; [" ^/ v申诉写好了,发不出去。让干部给你往法院转,那是做梦。依据法律规定他们有这个义务,但法律是法律,现实是现实,不但不会给你转,而且你立即会成为不认罪服法的反改造典型。你自己跳出来,整不死你嫌你命长。写申诉就多半成了私底下的一种宣泄。5 x- H( L/ U& J4 B
记得1976年9月9号下午四点钟,厂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平日这个时段是不播音的。连忙跑出办公室去听,才知道主席逝世了。刚开始心里一惊,听完什么都没想,脑袋一片空白,很麻木的一种感觉。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突然无声地泪流满面,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好像从1968年底进牛棚直到如今,我从没有哭过。据说一个人无声地流泪,比放声大哭更悲伤,一个男人更是如此。是为主席逝世悲伤吗?有这个因素,但说句良心话,更多的是为自己哭,为造反派哭。他老人家生前支持过造反派,像批资反路线,像处理七二〇事件。但他也放任过一些人对造反派残酷镇压,虽说是他有难处,政治是需要平衡、需要妥协,但也不能以牺牲整个造反派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平衡吧。他老人家这一撒手西去,造反派完全没指望了,而且还将承担他留下的所有后果。一面想一面就忍不住泪往下流,一个多小时以后哭够了,心情平静下来。我不怪他老人家,有些事恐怕是他也没想到的,总之死心吧,熬到哪天是哪天,安下心来服刑。9 f q! |+ t) U1 e* ]" c" H
1976年真是多事之秋,这里悼念会刚完,那里又发生了十月事变。这一来又该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了,这种时局变化会很快反映到劳改队来。果不其然,劳改队开始整治我这类人的认罪服法问题,我们中队有三个人,我、董恒松、李希安,要我们交待对粉碎“四人帮”的认识和对自己罪行的认识。李希安是湖北省戏曲学校毕业的,专攻生角,是楚剧名角李雅樵的弟子,参加过楚剧电影《双教子》的拍摄,是位有才华的年轻人,和我同年,还跟我学过刨工,平时谈得来。他不像我,我是有名的反改造分子,他入监后一直过得比较顺,没有受过什么冲击,但这次和我一样要过关。我们几个人被集中起来写自我批判,写什么怎么写,理不出头绪。我突然想到一句:过去总把江青当我们的靠山,现在看来这不是靠山而是一座冰山。李希安说对,这个观点不错,引申开来就是破除幻想,安心改造。其实干部要的就是这个,于是以此为题写开了自我批判,对粉碎“四人帮”当然要表态拥护,你还敢反对不成?自己犯罪是因为自身的恶和四人帮的恶重合了,所以必然犯罪。过去说我们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然后又说是林彪的社会基础,还不十分服气,现在说我们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完全搭界,服气了。大致是这么个意思。9 \! @+ Q k% k2 f1 d: S: U
我的一千多字的自我批判算是过关了。批判大会上来了一二十个劳改单位的干部,坐在后面听,还把批判稿油印了发给他们,看来反映可以,所以过关了。还好,这次没有没完没了整个不休,恐怕是干部们认为我现在不是反改造分子了。' @! Z9 R( R" C3 u, [3 _#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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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管犯人的“积改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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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 t0 s$ L w% f ~6 j( n6 j 从那以后,我死了翻案的心,干部也安了心,大家都安安静静过了一年多,消防车、分动箱试制也已完毕,下监新盖了四个新车间,湖北省消防器材厂正式挂牌,我们也准备搬到下监去了。6 q$ W! ?# l4 C) M: J
试制的消防车有两种车型,一种是尖头车,是朱技术员(后来调到白沙洲汽修厂当厂长)主持的,即东风卡车车头部分不动,只改后面水柜部分;再一种是平头车,是李技术员主持的。李技术员是四川人,女干部,平时对我们都很客气。为这两种车型的定型,厂部一直有争论。一天,政委、监狱长和有关科室的科长一起开会讨论车型问题,因为两种车型试制的成本都是我在收集资料(包括工、料、费)并记账核算的,所以财务科陆科长通知我也参加,我是唯一参会的犯人。会议开到中途,政委等人要我汇报两种车型的制作成本,并尽可能从财务角度做一下分析。于是我汇报说,平头车总成本(包括买东风车的成本)将近九万元一台,尖头车将近四万元一台(当时五吨东风车不含车厢每台一万八千元)。许政委感到很惊奇,问怎么有这么大的差价,我照直说:“主要是平头车过分追求现代化、自动化,加上重做车头,所以加大了成本。”许政委问怎么叫过分追求现代化,我说,我举一个例子,比方火场照明灯,要求自动旋转,就需要电机、传动和操纵装置,还有线路及电器元件。其实火场情况瞬息万变,手动比电动来得更快、更准确,再说电动还是要一个人操作。再比如改车头,消防车是战斗车型,平头车比尖头车对驾驶人员来说安全系数更低,而新做一个平头型车头成本将近二万,不划算。李技术员到底是女的,沉不住气,站起来质问我:我追求现代化、自动化有什么不对?我说,不能说不对,关键是需要要和可能相结合,天天吃肉当然好,但经济上做不到。李技术员火了,眼睛红红地对我说:“那照你这么一说,平头车不消搞了。”我看她火了,不敢再吭声。许政委说:“小李话也不要那样说,徐正全是第一线参加试制的人,他是凭数据说话,还是有些道理的,你让他把话说完。”陈副厂长也在一边说:“徐正全你继续讲。”我一看,我乱放炮,一不小心就卷到朱技术员与李技术员的争斗中去了,连忙说:“没有了,没有了,我说完了。”许政委又问一句:“真的说完了?那好,你下去吧。”,过不久一八三决定只生产尖头车,李技术员则带着她的平头车的全部图纸转到另一个劳改单位——四川省消防器材厂去了,也在那里当了厂长。
3 R/ a: n0 [% V" ]. Q4 G 为了筹建消防器材厂,我们老一队一分为五,重新成立了一队铸造车间、二队钣金冷作制作车间、三队消防车总装车间、四队分动箱及传动制作车间,六队还是负责全厂的设备维修和消防车部分机械加工零件的生产,这五个队统称一大队。其犯人基本上是1970年到1978年期间入监的,这部分人成为建国以来劳改队的第三代犯人,年龄大多不超过三十岁。1983年前像董恒松、祝长明、李希安这些判刑十年的人陆续“新生”了,我就成了第三代犯人中为数不多的老贩子(武汉方言:老资格)了。" E& M! Q, j3 r& @, [- @' \
1983年严打(所谓“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开始了,一八三平时空置的一些房间也成了公安的预审室,我因为可以全厂到处串,经常看到严打期间对犯罪嫌疑人的提审方式,基本上是拳打脚踢或上戒具。疑犯绝大多数是年轻人,超过三十岁的极少,大多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几个月不到,“从重从快”一下子使监狱人满为患,这部分人成了监狱人犯的第四代。这一代人远没有我们和老反革命那样听话,一是时代不同了,世风日下,二是这部分人罚不当罪的极为普遍,三是人托人,与干部有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即所谓关系户,加上劳改政策有所调整,强调不能单纯惩罚而要教育、感化、挽救,对年青犯人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些因素叠加,极大地加大了监狱的管理难度,于是犯人管理犯人的办法以有组织的形式被明确起来。
( h) u0 k! O0 j: H6 v- k+ k 过去一个中队常设一个搞宣传的犯人,不承担管理犯人的责任,现在正式在各中队成立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过后称积改组),一般五至七人,一人为大组长,其他人分别管纪律、宣传、生活、内务等,犯人管犯人被制度化、组织化。积改组的成员,我这样的老犯人自然成为首选。积改组的候选人由干部指定,全体犯人投票,全厂在六队(即老一队的一部分)试点,我被指定又通过选举,成为六队的积改组组长。$ N3 u! B) V% w @: i* a% ]
一大队其他各队的积改组成员都是我的老熟人,且许多是我关系很好的牢友,有的还是我的徒弟,他们见到我自然要叫师傅,其他年青犯人也跟着叫。天长日久,叫师傅就渐渐带有点尊称的味道。直到现在,他们见了我也不直呼其名,只叫师傅。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劳改队当然就处处事事都是阶级斗争,但我就是在七十年代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做人还是要讲本分,还是要与人为善,不管你有什么理论,害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对的。尽管为此受过批判,我也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力求自己这样去做。干部也不能说害人是对的,只是批判我搞江湖义气,我说这不叫江湖义气,不害人就是改恶从善。所以在搞积改组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做到,把犯人的问题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其实我心里清楚,干部一般也不想多事,刑事犯除了打架闹事,一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一个中队火药味太浓,成天斗争,没事都会搞出事,干部也不希望出事。所以我这种态度不但在犯人中很受欢迎,干部也能接受。
( Y# t" i4 u6 X 我这类运动案子,在劳改队是最不受诟病的。莫看劳改队里都是犯人,但和社会上一样,人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据我观察,打架斗殴甚至打死人一类的犯人叫“锤匠”,是最不受歧视的;第二类为贪污、投机倒把等的经济犯;第三类为偷摸盗窃一类的犯人;最受鄙视的是强奸犯,号子里又叫“花案子”,年纪大的人犯花案子,就更让人瞧不起了。流窜犯多半不大合群,锤匠多半是社会上的混混,同监中往往不乏熟人,自然容易抱团,也爱无事生非,最难调教。这部分人有一特点,不容易服法,但服人,一旦认可你这个人甚至服你,那你说什么他都觉得是对的,也听得进去。
; M# G( Y7 V4 E' c 劳改队的犯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在一起,一搞就上十年,每个人的优缺点藏都藏不住。对每个人的基本评价,谁为人比较正直,谁狡猾,谁是阴蚊子,常常会形成牢友们的共识。每个人在劳改队的口碑不但非常准确,而且极易被大家认同。我的口碑还可以,所以我在一八三一大队中间有不少牢友,与一般人的关系也处得不错,基本没有什么对头。出狱至今二十多年,一个异乡人,能在武汉扎下根(说实话,武汉人比重庆人排外),完全是原来造反派的朋友和一八三的牢友抬着我走过来的。* x" l G' J, r7 p( {1 P7 T
锤匠们一般文化程度不高,一遇到知识方面的问题,我常常调侃他们:“来,为师点化点化你。”他们也喜欢和我交往。这部分人整顺了,中队就安静了一半。这些人多半无知狂妄,和他们首次交往,一定要不顾情面,尽量打击他们的自信心。一次从外队调入一姓黄的锤匠,外队头疼才把他调入六队。六队的杨队长在全厂“盘(管理)犯人”是首屈一指的,整起人来一套一套,而且是锲而不舍,不整服不松手。黄锤匠一入队,杨队长要我给他安排,并先跟他谈一下。我一见他就对他说:“我叫徐正全,你分在我们组。”他说:“我认得你,你是师傅。”我说:“听说你很有点横,老跟别人打架。好打架的狗,落不下一张好皮。你就不怕别人打你?”,黄说:“我怕么事,总是完了的,我哪个都不怕。”我说:“你这牛皮吹大了,世界上没有哪个都不怕的人。李逵杀人不眨眼,他还要怕宋江。你真要是哪个都不怕,那武汉市的人还不一晚上被你杀光了。在劳改队不要充人尖子,这里的人在社会上比你还人尖子的多的是,这里是专门整人尖子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夹起尾巴做人。你凭么事充人尖子?”我说得很心平气和,他大概觉得我在跟他谈心,于是说:“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找麻烦。”我说:“你又错了,惹出事,绝对不是我的麻烦,只会是你的麻烦,不信你以后可以试一下。”或许是六队的改造氛围比较好,很少有人“歪拐”,黄锤匠以后很少惹事。- _/ Z) {+ s1 ^/ u
还有一位姓赵的黄石人,干部子弟,在社会上是一混混头,也是外队管不了转来六队。一到队,积改组长要先和他谈一下。开场仍然是我自我介绍,话还没说完,赵说:“我晓得你,你是徐正全,我还晓得你是文化大革命的案子。”我反问他:“那你是什么案子?”赵说:“我不能和你比,你们是关心国家大事搞政治的,我们不过是个流氓。”我立即接口,用很鄙视的口吻对他说:“你还敢说你不过是个流氓?什么人才叫流氓?你以为偷鸡摸狗、能够打三个擒五个就算流氓?知道黄金荣、杜月笙吗?人家那才算得上是流氓,你还敢自称流氓!”赵急了:“那照你这么说,我连流氓都不配,那我们叫么事?”,“像你这样的只能算社会渣子。我告诉你,真正的流氓就是江湖上的政治家。”黄问:“那政治家呢?”我说:“政治家就是朝堂上的流氓。”赵哈哈大笑:“有见识,有见识,我算是服了你了。”从此我们还成了牢友。
: i% w$ g9 C+ G4 y% m* T5 ] t 武汉籍的锤匠们往往按原来社会上的熟人甚至是同伙结成一帮,六队就有两帮,一帮是以姓吴的(外号七七)为首,汉口三阳路一带的;一帮为首的姓吕,汉口六渡桥、满春街一带的。不知为什么,两帮人各聚二三十人要打群架,有人告诉了我。我急忙把二人叫到积改组,问怎么回事,二人承认准备动手,但什么原因不说。我说:“是不是真要搞?如果要搞,趁早今天就搞。今天是腊月二十,搞完了肯定有一帮人要关禁闭,到腊月三十还有十天,多数人还有希望出来过年。你们两个害了一帮人,在小号子过年那是应该的。不过我要把丑话说在前面,哪个先动手,我就帮后动手的一齐对付他。你们有人,我也能搞几个人,到时候莫说我扯左劝(武汉方言:劝架时偏袒一方)。”这两个都是我的小牢友,平时都很尊敬地叫我师傅,于是两人问:“师傅这话什么意思?”我说我的意思很简单,要打你们两人对打,不要害了一湾子人。如果不打,三十晚上就到我那里去喝酒,算我给你们讲个和。两人都表示听师傅的,我说那就三十晚上来喝酒。我明知我这一套其实是用下三滥对付下三滥,但舍此也无好的办法,讲大道理屁用没有。话说回来,我这样讲对他们就是大道理。学李先念的,先把事情按下去再说,矛盾只要不激化,时间自然会让他转化。事后杨队长听到了风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根本没有要打群架这回事。杨队长说,那为什么汇报的人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说,流氓嘛,不都是一拍二诈三丢手,想放出点狠话把对方吓倒,其实根本没有打群架的准备。杨队长这才罢休。否则,在劳改队打群架这种事,哪怕预谋也是要关禁闭的。: [* M, r( s; L1 I
1983年的严打高压态势,在劳改队一直持续到1985年。这期间判刑的人确有不少罚不当罪,有的定罪十分勉强。比方一王姓的荆门小青年,十八岁,先后偷了邻居的三只鸡,判了三年。我问过几个小年青的强奸犯,被害人都是同班同学,他们早恋是双方家长都知道的,说小孩子越轨偷吃禁果似乎更合情理,定为强奸罪而且一判就十五年、十八年,确实不妥。这些人不服法是必然的。
! c2 F, h6 I3 p 1985年前,由于高压,劳改队秩序尚好,但渐渐就正不压邪了,过去是犯人怕干部,现在干部装聋作哑,有的甚至有点怕犯人,因为劳改队中涉及的关系户太多,处理了哪个犯人,一不小心却得罪了某个同事甚至某个上级,那就不划算了。况且处理犯人一旦受到干扰甚至上面的否定,那就太丢面子了。于是干部一松,乱象就增多,犯人管犯人的任务就越重。好在很多犯人都清楚,得罪了干部挨整往往是一时,得罪了犯人受排挤就可能不是一时了,狱头、狱霸就是这样产生的。严打期间有的队甚至把铐子发给积改组长,任意对犯人使用戒具。我对此特别反感,时时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干狗仗人势、自贱人格的事,好在我从来报复心不强,也没有任何值得我报复的对象。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没在劳改队整过任何人,可以给干部当“拐棍”,但决不当走狗,有时还尽可能地做点好事。% v+ d1 @: h" o' N$ m
那时是每个季度一次评比,凡连续四个季度都得到表扬奖励的,年终就可以减刑三个月、半年、一年不等。因此,凡是已经连续得到三个表扬的,如果没有得到第四个表扬,就会前功尽弃,从头再来。当时,每个季度的表扬名单都是由积改组先提出来,干部开会最后决定。我们队积改组上报的名单很少有变动(除了涉及关系特别硬的犯人),原因是我们一般比较公道,二是干部对我们也比较信任。但有一次还是无意中出了差错,一位姓杨的钟祥籍犯人,判刑八年,已经连续得了三个表扬,到上报第四个表扬名单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平时不声不响,太不引人注意了,把他忽略了,第四个表扬就没报他的名字。他在干部中也有关系,结果有干部告诉他了。他知道后认定是我搞的。于是在名单公布前几天,我中午吃饭时宣布,下午派几个人外劳,其中有他,他站起来恶狠狠地说“我不去”。我问“为什么”,他反问“你为什么不去”,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说那好,你不去我去,你下午来帮我做报表,我们两个换工。吃完饭还没出工,积改组的三个人围过去,问杨“你这是什么态度”,想找他的麻烦。我急忙过去把他们拉开了,问杨,你能不能给我说个理由?杨就说了表扬的事,说着就要哭。他被判八年刑,哪怕减三个月,对他都是大事一件。我明白是我不对,就对他说:“外劳你还是要去,表扬名单还没公布,你怎么就断定没有你?”然后我赶忙到办公室,把表扬名单另写了一份,故意把他的名字写到最后一个。找到杨队长说,杨队长,上次报给你的表扬名单,我抄的时候抄掉了一个人,把杨某抄掉了,你看,这是底稿。杨队长看了看,问他表现么样,我说确实够表扬,是我抄掉了,不晓得干部决定了没有?杨队长把名单拿过去说“我知道了”,我知道这种事是杨队长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果然过两天名单公布出来,杨某的名字加上去了。
5 t$ F; ~- e. ?; | 还有一次,一个姓甘的牢友找到我说,他有一姓雷的朋友,对不住他,现在雷正在报减刑,他要害他一下,把雷托他外出时带了几件工具(钳子、扳手之类)出去的事告到狱政科,让他减不了刑。我一听,雷也是我的朋友,就说:“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更不能在这个时候去狱政科告发,现在正是人家报减刑的关键时候,减刑对犯人是最大的好事。你真的告得他不能减刑,会背骂名的,不但人人骂你,连我都会骂你。等他减完了刑,你如果还没消气,再去告他,到那时他哪怕被加刑,也是他自己造成的,你的骂名就小多了,起码你没坏人家的好事。你看我说得对不对?”甘想了想说,那就照师傅说的办。我想等事情一过,再给他们调解一下,事情也就过去了。2 A5 R1 Y6 b8 _
这位雷兄是位很会来事的人,中队的干部他都招呼得很好,不知什么原因,就是杨队长这里没有摆平,可能是跟袁指导员关系太好,无形中得罪了杨队长。结果,正在劳改队风传他年底可能会报提前释放的当口,杨队长直接找我:你把雷某管犯人零用金的事情接过来。我一听不好,也没说答应不答应,立马告诉了雷这个消息。雷一听也知道大事不好,因为这是积改组的一个美差,坐在这个位置减刑才有希望,一旦被抹了,就很少有希望了。我看他很着急,就对他说,你先不交,老杨要你交,你就说我不肯接,这事缓一下说不定就过去了。同时你抓紧时间和老杨把关系改善一下。没过两天,杨队长找雷要他交帐,雷回应他说“徐正全不肯接”。杨队长随即来问我为什么不接帐,我说,我一天到晚本来就忙不过来,你莫以为我蛮轻松,其实我差不多天天晚上都在加班。再说你让雷某不管零用金,那让他搞么事呢?杨说:让他下去,回到小组劳动。我说:那更不行了,积改组本来人手就不够,而且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大胆管理,又很负责,你指望我那靠不住,你知道我是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杨队长想了想说:你一是懒,二是怕得罪人,你当我不晓得你的心思?说罢走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年终老雷果然顺利地报了提前释放,提前八个月“新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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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 M- Q# Z' ~ 除了没女人,别的一点不比外面差( l% X/ F4 s/ v" y4 a% s%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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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十年代开始,由于国家政策变化,劳改队政策调整,犯人人员构成更新等,尤其是我的一批老牢友陆续“新生”出狱,我在劳改队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75年以后,我由过去的反改造分子变为如今的改造积极分子,年年的半年总结、年终评审大多受记功奖励(这种奖励一个队一般不超过三个名额,表扬奖励则按总人数的百分二十以下评定)。给我配了一个二十平米的专用办公室,夏天有电扇,冬天有带烟筒的烤火炉,炉子是一毫米厚的钢板做的,常常烧得通红,在室内只穿毛衣都暖和,无烟煤不限量,生火柴有木工房锯好了送来,屋内还有二千瓦的电炉,锅盆碗盏齐全,只炒菜不用做饭。办公室有单人床,不用进监号睡觉,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一直在外面睡,严打的时候,很多人都收到监号去了,一个队只许留一个人在外面睡,当然就是我留在外面了。杨队长管了我上十年,他调哪个队就把我要到哪个队,反正是在一大队的几个队打转,对我谈不上信任,起码是比较放心。; F, M0 N" l) _# I. p: C
那时犯人一个月看一场电影,干部是一星期一场,给干部放电影都是在上、下监大门外的干部办公区,或在礼堂,或在篮球场。我经常偷偷跑出去看给干部放的电影,在礼堂放就躲在礼堂的窗户外看,在球场放就躲在人群后面或者在银幕反面看。电影散场,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干部走完了,再进下监大门,反正是只许进,不准出。看守班干部也懒得管,知道是偷看电影去了。因为要五点钟之前出监狱大门,所以偷看一场电影,就要饿一餐饭,好在回去后可以自己下面条吃。有几次被指导员发现了,电影一散场,他扯开喉咙喊:“徐正全,电影完了,还躲在哪里,还不快点回去!”当时《追捕》、《望乡》一类电影就这样偷看的。& x( V- H9 M7 i" e
因为有小锅小灶,几位1973年入监的老牢友就要求和我一起吃饭,开始是两三个人,后来发展到六个人,共同开伙。他们都是武汉的,月月有接见就经常有食物送进来,开始我没答应,不能占人家便宜。但他们常常拿接见时收到的炒肉丝、肉圆子之类的来加热,也确实没地方可以热菜,热完了必然要给留一些,又正是吃饭时间,不好推辞,关系又好,一来二去他们就正式入伙了。有了一个就不愁两个,于是又重复了三年困难时期在重庆技校的那一种生活方式。好在我也有资本入股,我一直管着中队的夜餐票,上中班的人凭夜餐票去食堂领肉丝面,一张票一份,每天晚上领了多少干部从来不管,只要上中班的人都吃上了肉丝面、每月生产科发到队里的夜餐票够用就行了。有一次我牵头在厂部造年度采购计划,要加班搞通宵,因为是帮生产科搞的,陈科长说,加班到半夜要吃东西怎么办?干脆让食堂给你们发点干面,一份夜餐票领一两肉,你们自己在炉子上煮了吃。我这才知道,原来夜餐票还可以领生面生肉,但必须事务长批准,我没那个本事。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有人有这个本事,我们队有位姓章的犯人是事务长的关系户,我头一次给他十份夜餐票,他果然领回一斤生肉三斤干面。从此以后我胆子越来越大,每月总要搞几次,一个月下来,总要搞个三五十份。明知这不是件光彩的事,但为了口欲,也慢慢地不以为耻了。好在人缘还好,几年中从没人打我的小报告。领回的肉不嫌多,但面却吃不完,主要是没有买佐料的闲钱,又不敢瞎送人,怕造成影响,于是只能往电缆沟、下水道里塞。在我这里搭伙的人,接见收到的东西都集中起来,由我统一安排。为了保证每天晚餐有一点荤菜,从每月接见的那天起,把收到的好菜按能够存放的期限排序,一天搞一个菜,大概可以维持十来天。接见的东西搞完了,再搞用夜餐票领来的生肉,最后几天就买一点菜。: K# G$ [5 J6 O5 l3 n8 d/ y5 _
他们接见收到的钱都要上劳改队的帐,只能到供应站去买肉罐头。而我却是收的现金,不是我家里给我寄的,我在劳改队二十一年,家里一共只给我先后寄了二十元钱,我的钱都是出狱的朋友们送的。第一个来给我送烟送钱的是祝长明,他1980年出狱后,先在陈辉(原湖北大学造反组织红八月成员)主持的街办企业江岸区振兴机械厂上班,每月七十多元工资,这在当时算高工资了。他的夫人叫李嘉晴,祖籍四川盐亭,和我是遂宁(专区)同乡,她也在振兴机械厂设计室做绘图员,月工资五十来元。1982年两人两千元起家,办了一个长明机械配件厂,至今已是年产值几千万元的湖北长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了。我记得长明第一次给我送来两条新华烟和十元钱。接着是董恒松,他从修理打包机、制作打包机配件起家,后来与朋友合伙办了一家武昌恒福机电厂,专做高低压配电柜,为一些县办企业制造、安装小型设备,他也是送的烟和钱。以后朋友逐渐来得多了,他们的经济环境也变了,送的烟逐渐高级起来,像星火、长江、永光之类,每逢过年还要送几包带过滤嘴的。记得有一年年三十下午了,正下雪,刘华强冒雪从汉口武胜路赶过来,送了一条刚上市的短过滤嘴白金龙牌香烟让我过年。那时他们来一趟一八三不容易,从郭茨口到米粮山没有公交车,那时还没有出租车和麻木(电动三轮车),十来里路基本靠走进来,有时候就骑自行车,那又得从武昌或者汉口骑过来,往返一趟得大半天。我出狱后也多次去一八三给朋友送过烟和钱,在厂里各个队转一转,看几个人,往往一搞就是一天。7 R$ B2 i( @+ n9 u
1985年以后给我送钱送物的人逐渐多了,我想朋友们的这些情义,不一定有机会报答,即使有机会也不一定能全部报答,但这份情义是不应该忘却的。于是我专门买了个小日记本,从长明的第一笔开始回忆,有些日期是记不得了,但烟和钱的数量、送来的人还记得,有的烟记不得牌子了,只记得是几条。反复记忆,在有遗漏的情况下,给我送烟送钱的朋友竟有二十多人。钱从开始的十元,发展到三十元、五十元,1985年以后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来一次送一百元。我平常省吃俭用,到出狱时我还有近二百元的积蓄。钱放身上不安全,就放在墙上的开关盒里面。他们送来的烟都比较好,一般一早一晚抽。平时抽烟也找到了一个好路子:刘华强“新生”前给武汉卷烟厂做过几次切烟机上面的刀片,知道烟厂有很多不合格刷下来的烟,俗称散烟,红花牌的八毛钱一斤,新华牌的约二元一斤(记得好像是八元钱一纸箱)。那几年经干部与烟厂联系,常常买回一些卖给我们,我经常一买三五斤,或者一箱新华牌散烟。坐在办公室有的是时间,先把成型的整支清出来,用塑料袋密封;再把半支的理好,两支接成一支,用纸盒子装起来;烟末则用来卷喇叭筒。先抽烟末,再抽接支的,最后抽整支的,买一次能抽几个月,有两次烟都放霉了。# B: y! E. _+ Q: @) l
烟钱省了,零用钱又涨到了二元五角一月,进入劳改队的小康生活了,新的欲望又产生了,要喝酒了。有了好菜不喝点酒,那就对不起好菜,过去难得喝一次酒,发展到几乎天天晚餐要喝两口,倒不是有酒瘾,而是有好菜无酒好比好马无鞍,怎么骑怎么不舒服,于是几个人天天一瓶“一三五”(就是早期的黄鹤楼牌白酒,一块三毛五一瓶)。问题是酒钱不难,难的是买和喝。劳改队是严禁喝酒的,捉到是要关禁闭的,所以买是第一难。我有两个可靠的长期地下运输线,一是一位姓高的工人,原国民党蕲春县最后一位县太爷,历史反革命,因为是宽大释放的,所以有公民权,算是与干部一样待遇的工人。在劳改队炸山时被炸残了一只脚,故留厂当工人。什么都不会做,就来我们队当车间保管,从仓库清理、整理货架、做标签、设台帐,到填写领发料的各种单据,都是我一点一点教他的,关系很好。我笑他,就你这个水平还能当县长,那我不是要当省长?他说你是生不逢时。我问他坐了多长时间的牢,他说二十五年。我说,那你肯定是反改造。他说,什么反改造正改造,共产党历来宽大不宽小。杜聿明那大的罪,五九年就特赦了。我要不是个县长,只怕现在也不会放我。此人给我买酒极为方便,因为他是工人,没人会查他。还有一电工姓王,崇阳人,在厂配电房上班,琴断口小河(汉水)边的泵房也归他维修,可随时进出厂大门。他每次都给我买三瓶酒,扎在前腰上,像一排手榴弹,从未出过事。
, T. i: H/ S5 W+ I7 w3 e 几个人每天晚餐一瓶酒,倒也快活。多年来干部虽有察觉,但并未深究。只有一次,杨队长说我:“要喝酒,你一个人躲在房里喝一点就可以了,不要一搞弄一帮人在房里喝,影响不好。”那时确实很宽松,逢年过节,绝大多数犯人都是半公开地喝酒,干部睁只眼闭只眼。于是春节期间就热闹了,一般年三十晚上几个朋友就在我这里喝酒,除了伙房的菜外,早几天就准备了几个大菜,端上来满满一办公桌。家中接见送来的东西也多,再也不像刚来一八三那样,过年把肉选出来年后慢慢吃了。大家都只愁没有生一副好下水,一桌好菜一半都吃不完。人心不足,有人发牢骚了:“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喝个酒都要偷偷摸摸。”我说:“还是知足点吧,这样的生活,社会上还有好多人不如我们呢,更不要说农村,有点猪肉吃就不错了。现在这样,除了没有女人,其他一点不比外面差。”一位兄弟说了:“再怎么好,毕竟不自由,一天到晚不许乱说乱动。”我说:“莫非社会上就准乱说乱动了?一样不许乱说乱动。”大家觉得也是这么回事。从初一中午起,他们几个自己在我的办公室吃,我得到处去“赴宴”了,节前就约好了的,到各个小摊子去吃饭。小摊子少则三五人,多则六七人,处处菜都极为丰富,都有酒,有的摊子还是好酒,菜也不比我们差。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这句话:“你师傅的事就是我们兄弟的事。”我总是说:“我一般应该没有什么事,只唯愿你们不要惹事,你们出了事,那就成了我的事。”这样一直要闹到上班,初三一般都要去别的队的朋友那里坐一下,劳改队请客不说请客,叫“坐一下”。% b J/ n* p- a1 o
有一年春节,有几个小年青说能不能办一场舞会,我也有二十多年没跳过舞了,就说我去问问干部,结果一请示,指导员居然答应了。车间中间走道就是舞场,找干部借来一台录音机,居然就办了一场舞会。小青年们乱蹦乱跳,说叫迪斯科,我只会跳老步子,又习惯跳女步,半天没有找到舞伴。后来一位姓毛的说他会一点老步子,两人结伴,居然跳得十分合步。小青年大感惊异:“看不出师傅还是老玩的哩。”“那是,我跳舞的时候,你们还没出生哩。”3 Z* z3 v9 h. i
那时候我们常常可以扯点由头,如买文具、卖旧报纸之类,去汉口逛一逛。开始还要由中队干部去狱政科办出门条,后来中队干部可以直接带出去,外出就容易多了。带我们出去老干部嫌累,一般都是年青干部带我们出去。我和年青干部平时关系都比较好,年轻人胆子也大些,再加上他们去汉口也有自己的事要办,所以经常一到了郭茨口我们就分手,约好下午几点在哪里碰头(多半是中山公园门口),把我带回厂。一次我去振兴机械厂找长明,他不在,却碰到一位姓左的,也是老一队的,平时交往不多。他正在上班,我和他寒暄了几句准备走,他却一定要留我一起吃个饭,我再三推辞。他自顾停了床子去办公室请了假,我看到他向同事借了十元钱,换了衣服,非要拉我去芙蓉酒楼吃饭,说那里是四川餐馆,合我的口味。文革前我在那里吃过饭,知道这家餐馆。两个人四菜一汤半斤酒,花了不到六元钱。然后他又陪我逛中山公园,直到和干部碰头的时间到了才分手。后来几次都是长明请吃饭,一般也选芙蓉,四个人一般十元钱就够了。有两次吃完饭,我还去照相馆照了两次相,让他们给我寄回家。有一次董恒松知道我出来了(他办公室有电话,长明打电话告诉他的),特地从武昌赶过来,吃完饭说不要光吹牛了,话说不完的,今天安排点新节目,看电影,老徐怕有十几年没去过电影院了。于是就在武汉商场附近一家电影院看了一场刚上映的《保密局的枪声》。每次出去朋友们招待吃饭外,总要给我买些烟,送些钱,送其他的东西对劳改犯没用。我从不带酒回,主要是不好带。也不要衣服,再好的衣服印上劳改二字就都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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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来汉探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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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m7 {$ k4 \0 O6 h 消防车的核心部件是高压泵,喷水的扬程要达到一百三十米。高压泵由华工的一位教授设计,刘华强负责制作,技术科朱科长(后来当了厂长)总负责,叫实验三人组。刘华强是文革时的初中生,在劳改队自学成材,人极聪明,又要强,干事很踏实。一般的设计、制图、车钳铣刨各工种,说得上是样样精通,是一八三搞机械的小权威。虽是个学生,但极讲义气,在犯人中口碑极好,是我在一八三最好的四位朋友之一。( Q' l. J! \( F
他常随朱科长一起去外省出差,主要是解决高压泵和分动箱的一些技术问题。有一次去成都四川消防器材厂出差,路过重庆,他提出来想到我家里去看一下我母亲。朱科长也认识我,就答应在宾馆等他,让他自己去。他知道我家的门牌号码,知道大致的方向在红岩村附近。他从武汉动身时,虽有去我家的打算,但他做不了主,怕去不成,所以事前就没告诉我,现在成行了,自然无论如何要去一趟。他先找到红岩村,再一路打听,居然找到了我半坡上的老屋,带着给我母亲的礼物,见到我母亲说明来意,一家人自然喜出望外。当他得知我兄弟的爱人刚生了小孩,又转头跑下坡到副食商店买了白糖、红糖、蜂蜜、奶粉一大包营养品送上去。我母亲说他太讲客气了,一定要留他吃个饭,他推辞说怕干部在等他,没有时间了,只告诉我家里,我现在一切都很好,不用担心。然后饭都没吃就走了。事后我家里来信和他回来提及此事,我才知道详情。
6 b" Q4 j5 T( F# _0 D0 N第二年李汉桥和韩队长出差去重庆,出发前一天下午干部才通知李汉桥。我得知后想让李汉桥带点什么东西回去孝敬母亲,但身无长物,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带。突然想到,当时正时兴做有机玻璃台灯和钥匙扣子,不如就搞点这些东西带回去表示一下心意,也算是报个平安。于是我找了四个人,好不容易把有机玻璃、不锈钢等材料备齐,四人加班搞了一个通宵,到凌晨四点钟才做完。李汉桥带着我的心意去了我家,父母亲坚持留韩队长和李汉桥在我家里住了两天。
! I5 _ k2 s1 { 朋友们连续两次来家探望,更加重了母亲的思儿之情。母子一晃十多年没见面了,所以,1986年5月,母亲下定决心要千里探儿。母亲一生没出过远门,最远的行程就是从遂宁到重庆二百多公里的汽车路,从来没坐过火车。家中经济状况也不好,仅够维持生计,父亲五级泥瓦匠,每月工资六十来元,母亲在街道工厂工作,每月三十来元工资,平时甚少节余。去武汉的来往盘缠少说得二三百元,是家里两三个月收入的总和。母亲说买不起卧铺就买硬座,那时重庆到武汉火车要走将近两天,母亲年近花甲,又有肺气肿病,还是双“解放脚”,一走长路脚就钻心地疼。行前母亲来信告诉了我她的决定,我劝他不要来,她回信坚持要来。没办法,我只好把长明的通讯地址告诉她,要她行前给长明去封信,告诉长明她到达汉口的时间,好让长明去接她,并把她带到一八三来。否则她一个外地老人,找破头也找不到一八三。因为信息不通,我也没办法当面或书信拜托长明,但我相信他们会尽力的。0 E3 r4 w* S" b, ]. c
果然母亲车一到站,长明和他已有七个月身孕的夫人嘉晴已在车站等候多时,把母亲接到汉口公安路的家,住的地方早已安排好了。那时长明和他父母一家四口住在一起,汉口的住房那个年代是十分拥挤的,但还是想方设法给母亲安排了一个独立的住处。然后让母亲先休息一天,第二天再来一八三接见。母亲没带什么礼物,只是让兄弟托他的战友开后门买了十瓶刚上市的细瓷瓶装泸州特曲酒,此前泸州特曲都是用普通玻璃瓶,一块多钱一瓶,改了包装一瓶不到三元钱。母亲说拿来送给我在武汉的朋友一人两瓶,长明坚持不收,说他们家里的人都不会喝酒(后来我知道他父亲是很喜欢喝酒的),老徐喜欢喝酒,还是带给他喝。第二天刘华强和几位朋友都去了长明家,母亲拿出酒来要一人分两瓶,都被以长明一样的借口推辞了。华强说他一个人送母亲去一八三就行了。- R- O$ M/ p; J' p. o* r0 i ?
就这样,母亲带着十瓶酒,坐了两天的硬座火车,千里迢迢来看我了。大约上午十点钟,华强一直把母亲送到车间我的办公室,他怕打扰我和母亲说话,就告辞走了,并约好过一天再来接我和母亲出去,大家聚一聚。华强走了,我把母亲安顿在办公室,再上楼上干部办公室去报告我母亲来了,意思是按规矩请干部下来监视犯人接见。指导员说:“你母亲这样远跑来看你,好事情,你自己陪你母亲多说说话,把老人安顿好就行了。”下来陪母亲说话,我想起来从郭茨口到米粮山这么长一段路,又没有公共汽车,母亲是怎么走过来的?母亲说,从长明那里出来,坐了两趟公汽,后来就坐的小包车。我问哪儿来的小包车,母亲说好像是出租车吧。闲话一阵,十多年不见,母子反倒没有多少话好说。母亲看到我的处境,加上头一天朋友的介绍,肯定是只说好的,不会说坏的,所以母亲放了心,没伤心落泪。
0 F+ \' n9 ], k/ H, x3 k; {9 E 正说着话,各队的朋友陆陆续续过来探望,都很礼貌地向母亲问好,而且人人都带着罐头等食品。趁没人的时候,母亲悄悄问我:“这些来的人都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给你送东西?”我说:“都是和我一样的犯人,送点东西是表示他们的一点心意,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母亲说:“朋友来看一下就可以了,不要随便收人家的东西,人情债是最难还的。”中午开饭了,福生(汉阳月湖人)早已弄好了几个菜,又开了两个罐头,比平时丰盛一些。母亲说:“你们的伙食比外面一般人家还要好些。”福生说:“在师傅这里我们天天都这样吃。”母亲说:“哦,你们都是正全的徒弟呀?”我说:“不是的,都是我的朋友。”饭还没吃完,又有一些朋友过来探望,吃饭时房门关着,来人就从后面窗户把罐头等食品递进来,朝母亲打个招呼“老娘多住几天”就走了。吃完饭收拾好,大家都去上班了。我给母亲泡了杯茶,一面喝茶一面谈话。母亲问我:“我看你们伙房中午就是一个炒白菜,你们吃饭六七个菜,还说天天都是这样吃,东西是从哪里搞来的?”我说:“今天在这里吃饭的几个人家都在武汉,他们月月有接见,家里都会送些吃的来。家里还会给点钱,也可以在这里小卖部买。”,母亲说:“你又没有人送,那你不是光吃人家的?你比他们岁数都大些,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我说:“我几时占过别人的便宜?长明他们送给我的钱,我有时也出一些。再说我们都是朋友,哪能处处斤斤计较。”母亲说:“再是朋友,这样搞长了也不好。人家家里送的东西,都是他们的父母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再好的朋友也只能救得了你的急,救不了你的穷。”我说:“这些事跟你说不清楚,这里的事情说了你也不懂,我自己晓得啷个做。”母亲见我有点不耐烦了,就说:“我只是提醒你一下,人反正走到哪里都要硬气,人穷志不穷。”我怕她唠叨起来没完,就让她上床休息一会儿,我去车间转一下。老人家是真的累了,一觉睡到下午三点多钟才起来。吃罢晚饭,打来热水,让她洗了脸洗了脚,告诉她开关和车间厕所的位置,安顿她在办公室的床上睡下。我去监号门外干部值班室的空床上睡。
& Z8 ]! @+ b& | 第二天,母亲给我讲了这十多年家里的变化,说到哪些同学和同事到我家里去过,哪些人还给家里送过钱和粮票,大家都很关心我,打听我的情况,絮絮叨叨地讲了大半天。我看她对我的处境已经放心了,估计比她想象的好得多,也就没多给她讲劳改队的详情。快到中午时,长明、华强、恒松来了,带来一些水果和点心,一来是看望老娘,二来是来落实明天外出的事。指导员很爽快地答应了明天带我出去,接着我们在消防车旁照了几张相,他们就回去了。我和母亲商量,明天出去玩一天,然后回来住两天再走。母亲说不用了,现在看到你这样也放心了,家里还有一摊子事,这里也不方便,明天玩一天后天就走。说着哭了,还嘱咐我要记住她昨天和我说的话,做人要守本分。我拿出二百元钱说,一百五十元做回去的路费,五十元给父亲买两斤叶子烟,也算我的一点心意。弟弟妹妹那里就算了。母亲坚持不要,说她还给我准备了一百元钱,准备给我零用。我坚持要把钱给她,还给她看了我还有二三百元钱,这些钱都是朋友们平常送的,我节省下来的,一定让她带上。最后母亲收下了。我把床底下收的罐头清了一下,竟有五十多个,我选了八个肉罐头加两个桔子罐头一共十个要她带回去,这次她坚决不要,说她背不动,留给我自己慢慢吃,或者最好跟人家还回去。我懒得跟她争,就安顿她早点休息。$ `& I3 C$ Y3 B5 z
第二天吃罢早饭,许指导员找了一辆还没出厂的消防车,请朱队长(原来厂部汽车队的队长)开车,直开新建的黄鹤楼,长明夫妇、恒松、华强已在公园门口等候。那时黄鹤楼门票很便宜,一人一元钱,其他公园五分钱或一角钱,相比较还是挺贵的。上得楼去,雅气不足,富贵气太盛,墙上虽有一些诗词壁画,但浓墨重彩,反倒显得有点俗气。唯一的一宗好处,就是高,在一马平川的武汉站在高处一望也确实很舒心,其他什么也没有,不值一块钱。轻易下楼不划算,于是找地方照相。
4 S) l' r+ u: S 晃到十一点多,恒松要在大中华酒楼请母亲吃饭。一行人从黄鹤楼的侧门往外走,一长溜水泥路斜坡,一级台阶都没有。我和长明等人走在前面,边走边说话。下完斜坡,往后一看,吓了我一大跳,却见嘉晴挺着七个月身孕的大肚子,侧着身,双手扶着母亲的右臂,两人小心翼翼地一小步一小步往下挪。我的天,这陡的斜坡,一不小心就会摔一跤,一老一少肚子里还有一个,谁摔一跤都不是好玩的。我赶紧回头跑上坡去,一面跑一面叫长明快来扶人,我扶着母亲,长明扶着嘉晴,缓缓地下了坡。刚才回头那一望,真的让我很感动。嘉晴自己挺着大肚子本已行动不便,还用双手扶着我母亲,生怕老人摔倒了,我做儿子的忽视了母亲,朋友的妻子却不声不响地关照着老人,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友情往往在不经意中表现出来。
' y7 P# `) ]2 T7 X& D4 b/ ` 走进大中华酒楼,刚装修的,那时眼界很低,感觉是富丽堂皇。穿过大堂进入包间,第一次进这种小房间吃饭,门内还立一专司服务的小姑娘,甚觉新奇。地上铺着红地毯,吐痰都不方便。每个人面前两三个不同的杯子,盘子碟子碗一大堆。我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这种地方吃饭,许指导员和朱队长说你是第一次,我们也都是第一次。酒席是恒松预定的,桌上二十多个菜,我只认得一个武昌鱼,另一个鱼一问叫鳜鱼,其余的菜一个不认识,也没吃过。吃过后才知道,那么多菜都是鱼身上的东西,叫全鱼宴,一个肉菜都没有,不过瘾。排场很大,专人上菜,专人服务,菜多而巧可并不好吃,主要是没有肉。吃完结帐,光菜钱是一百五十元,酒水服务费在外,吓了我一跳,合我五年的零用金。我还没说出来,许指导员说太贵了,光菜钱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了。吃完饭,又送母亲去逛了归元寺,然后送母亲回长明处。母亲要去办票明天走,大家都不同意,最后商定再玩两天,东湖一天,动物园一天。把母亲送到长明家,我向长明的父母表示感谢,二老表示,这样说就见外了,你是长明的患难朋友,招待你母亲是应该的。说句不该说的话,不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嘛。母子依依不舍分别。- @ _' F3 a7 z0 N/ }8 Y# l8 X( }4 X
过些时,母亲来信说,在武汉又玩了两天,朋友们给她买了一张卧铺票,而且是下铺,花了九十多元,还一直把她送上车,火车开了他们才离开站台,现已平安到家。我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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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刑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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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2年二三月从死缓改判无期徒刑的。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89年10月出狱,每年的半年评审、年终总结我不是被记功就是被表扬,记功居多。1980年4月,我从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期从改判之日起计算。从1978年年终总结开始,几乎每年中队和大队上报的减刑名单都有我,但就是一天不减,总是到了厂部审核的最后一关卡住了。开始两年不给任何理由,这很正常,厂部没有向中队解释的义务,中队也不会去问,也许是名额限制,也许是上报材料不过硬。1980年这次的材料是杨队长敲定的,应该可以过关,但又落马了。杨队长找狱政科问了,回答是:徐正全是“三种人”(据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三种人是指党内的、领导班子内的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但在清查中整肃了大量非党员、非领导班子成员的造反派),不能减刑。杨队长照直给我讲了,我心想不减就不减吧。后来两年又是同样的理由,我有点烦了,给队长说今年再莫给我记功了,冤枉占了中队的指标。我这种情况确实很奇特,报记功厂部年年同意,报减刑就是不批,为此大队教导员找我做过思想工作。
0 U! ~4 e x% ^0 }9 K5 ^ 大约是1983年末,减刑又没批,张大队长给我做工作,快谈完了,他突然问我:你是不是得罪王科长了?此人是狱政科科长,心狠手辣,一副凶恶之相,曾把两名犯人打伤致残,最后将二人假释和提前释放了事,因此而闻名全厂。狱政科是批准减刑的权力科室,看来我减刑的事定是此人作梗。我想了半天,我和他从无直接交往,怎么会得罪他呢?想起来了,大约两年前,厂部规定干部凡在各队做私活的一律没收,但开了任务单的可以做,做完了必须按所用工料收费。我们做这类活是最多的,每月都会有几笔结帐单上报财务,由委托做活的干部自己去财务科交钱销帐。王科长帮一个人来加工过一批活,是我接待并下的任务单,这批活前后做了一个多月,最后按最低成本价结算为将近五百元。结算单上报财务后,近一年委托人没去财务付款,财务陆科长找我问明情况后通知王,要从他工资里扣。王这才找到我,破天荒很客气地问我加工费是不是算高了,我把小组报来的原始记录给他看,说没算高,他要我帮忙调整一下。我昧着良心给他调低到二百多元,减了一半多,他仍不满意,我说再不能低了,再低财务那里通不过。王说财务那边你不管,我问过了,财务只按你报的数字收钱。我说那也不能调了,再调就不像了。他气哼哼地拿着调好的结算单走了,后来财务就按调整后的结算单扣了他的工资。这位对犯人无事都要找出事来的主,岂有不报复我的理。/ c/ E! Z' ?2 c5 Y) B+ `+ |
像我这样多次报减刑、多次在狱政科被刷下来的情况在劳改队极为少见,不但很多犯人知道,大队中队的很多干部也知道,有的干部认为这太过分了,所以1986年半年评审时又给我报了减刑。这时凑巧又来了个立功的机会。我母亲走后没几天,上面突然下达急要一百五十台分动箱的紧急任务,时间要求是从下通知那天算起,四天内必须完成。大队长和中队长找我去问情况,我认为根本不可能,车间一台存货都没有,零配件、外购件倒是有近两百台库存,但只有两个班子在装配,一个班子一天只能装三台左右。张大队长说那不行,这个任务是死命令,三天三夜不睡觉拼了命也要搞完,任务就交给你,办法你去想,四天后的早晨我和厂长来验收。我说你这完全是拉蛮,大队长说我不管,反正我相信你有办法。无奈,我回队合计了一下,把原来的两个班子八个人拆成八个班子,以老带新,每个班子另配三个人,一个班子一天搞五台,后勤、送料、搬运和弄夜餐的再配六个人,吃住都在车间,估计能完成。把想法跟队长一汇报,立即召集全部人员共三十八人,先动员然后分班子,明确时限。分工完毕,马上清场子,搭施工台,下午六点正式开工。此后每天晚上十一点半供应夜餐,半夜三点半宵夜,每人一天一包圆球牌香烟,我和大家一起吃住在车间。气氛一造起来,热情就点燃了,用一些人的话说,这也是给我“抬桩”(武汉方言:捧场)。一个班子只有一位熟手,单班进度并不高,但大家苦战了三天四夜,终于完成了任务,不但装完了分动箱,连包装箱、技术文件也全部到位。第四天早上还没到上班时间,厂长没来,许政委和大队长来验收了,看到车间里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一百五十台分动箱,许政委很高兴,说干得不错,问我产品质量怎么样,我说是一台一台验收的,都合格。许政委不经意问我:最近改造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就是有点想法。许政委问什么想法,我说年年都是只记功不减刑。许政委“哦”了一声,说我知道,然后转了一圈就走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跟许政委说起减刑的事,可能是福至心灵吧,1986年半年评审时我居然第一次减了一年半刑。8 ^6 N- i% n N2 {8 \0 ]
没几天碰到张大队长,他很高兴地问我:“徐正全,这回减刑了吧?”我说:“减了,终于减了。”张大队长说:“妈的,为了你这个事,我还和他们干了一仗。过去上十年了,还有什么三种人。”又问减了几年,我说一年半,大队长说:“妈的,还是打了折扣。”军队干部说话是很直爽的。事后听说,中队和大队都是报的减刑两年。+ A& z6 f4 ~) b& a0 n2 j
1987年半年评审,又给我报了减刑一年,结果批下来了。1988年年终总结的时候,杨队长和指导员找我谈话,说这次中队准备给我报提前释放,因为我的刑期只有九个月了,要我这段时间千万别出问题。我当然很高兴也很期盼,结果到1989年3月初宣布时没我什么事。我十分失望,问杨队长,他只知道中队、大队都报了,哪一环卡住了他也不知道。一天碰到陈政委,这是位部队转业干部,而且是位知识型干部,曾和我说过,他在部队就是专管吹拉弹唱、打球照相,人也很随和。我问他我提前释放的事,他说你这个事我知道,按上报的改造表现,是够提前释放的,但是有一种意见认为你已经连续两年被批了减刑,连续报提前释放,政策上有些不妥。我说,政策不就是看改造表现吗?陈政委说,有的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反正也只有几个月了,一碗水都喝了,一口水还喝不进去?正确对待吧。我心想,真是话有百说理有百端,真有什么不妥,大队中队还会报吗?显然是有人要最后卡我一把,难怪前人总结说,宁可得罪君子,千万不要得罪小人。. g7 e- X3 _* 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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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积极分子经常违反监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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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P; O" L+ e* R' H 劳改队为了调动犯人管犯人的积极性,采取了很多措施,除了优先考虑改造积极分子减刑外,平时在执行监规方面对这些人也是常常法外开恩,我自己就经历过多次。一次我们八个人在监舍后边的储藏室小房内打牌,用四副扑克牌打麻将赌香烟,黑桃、红桃、梅花代筒、条、万,花牌代替中、发、白。结果被狱政科的干部抓了现行,八个人中七个人关禁闭,我本来和这七个人站在一起,张干事把我一拉,说你站在中间搞么事,还不去监督他们拿被子。还有一次过端午节,又是星期五,几个人在我办公室里喝酒。一般中午和晚上开饭的时候中队都没有干部,因为干部也要去吃饭,吃饭时我们偷偷喝酒,只要没有人打小报告,一般都很安全,多年来我们喝酒从没出过事。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被一个狱政科的干部从后面窗户看到了,他没来抓现行,却告诉了王科长。老王当然不会放过我,立即指示张干事下队来拿人,指名关徐正全的禁闭。张干事原来是我们队的干部,搞过一段时间的中队保管,和我有过一段时间的直接交往,关系不错,他没下队来拿我,立即去找了我们队的指导员。那天指导员休息,正在家睡觉,一听就起床骑着自行车来队里。找到我问明情况,指导员说端午节喝点酒,搞得吓死人的。你到监号储藏室躲起来,别人来问,你干脆说你根本没在办公室吃午饭,在监号打敌敌畏消毒,我去找王科长。我回到房间把被子准备好,估计在劫难逃。在储藏室躲了一下午,到干部下班了,估计没事了才出来。第二天我问指导员怎么了结的,指导员说,你又没和那几个人一起吃饭,怎么会喝酒?他主要是想搞你,没抓到你的现行,其他人当然就没事了。以后注点意,少喝点酒。+ i0 H2 V, y9 n' v* e
厂部每年还要召开改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把协助干部管犯人的犯人集中起来开三天会,可以改善三天伙食,比其他犯人多过一个年,然后按一二三等发三十元至十元的奖金。社会上开科学大会、工业学大庆积极分子大会,劳改队也开,和“积代会”一样,改善生活,发奖金。这样的好事,我这样的犯人自然一次也没拉下,而且每一次都被指定在大会上发言,交流所谓心得体会。一次开工业学大庆积极分子大会,又有我,又被指定发言。我不想写发言稿,就推托说我不够格,还是选生产一线的人去比较好。干部和许多同改说我够格,说我任务完成得不错,一有空还主动去参加外劳,生产上有什么难题也主动去参与解决。我说,如果光讲劳动,我确实不比别人差,但我认识和觉悟很低,我干活认真是因为我觉得吃了国家的饭就应该干活,这是本分。再说我埋头做事,也多半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觉得太闲了就想歪心思,真不是对学大庆有多高的认识。杨队长说,你这个认识还真不能去讲用,不过就你的劳动态度而言,参加积极分子大会还是够条件的,写讲用稿、大会发言就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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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8 W" I6 } 告别二十一年的监狱生活* J- w# v9 X# j) u
" s, `9 J4 k W* O; k$ b) K0 X% s 我服刑的终止日期是1989年10月27日,从进牛棚那天算起,不多不少正好二十年零十个半月。最大的收获是结交了一批三教九流、但从本质上讲人品并不坏的朋友。最深的感受有三点:一是岁月的确如梭,二十一年一晃就过去了,尽管有时每一天都是难过的。再就是劳改队既不是地狱,也不会是天堂,你只拣坏的讲,它就是地狱;反之,只拣好的讲,它比当时在社会上还好。所以我总觉得有选择性地记述历史,这样的历史就是最不可信的东西。同一件事可以做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相反的结论却都有货真价实的依据,就像现在各色人等对文革的评价一样。三是人对环境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是惊人的,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没有绝望的环境只有绝望的人。0 e9 f/ g( Z% p5 ~. ~1 w
随着刑期将满,最现实的忧虑是出监狱的衣服都没有,除了印有“劳改”二字的劳改服。更忧心的是出去了怎么办,与世隔绝二十一年,出去连路都不会走,上无片瓦遮身,下无寸土立足,六十年代的一段失业,使我深感人在社会上立足之艰、谋生之难。劳改虽不自由,但尚能吃饱穿暖,天天盼新生,一旦新生恐将衣食无着。瞻念前程,真的是悲喜交集。我真想留在劳改队就业,一个月最低有三十二元的收入,一个人穿衣吃饭够了,最好能当个保管,或者守个大门,平安而清贫地了此一生。但当时的政策是除极个别技术尖子外,一律不收留劳改释放犯留厂就业。武汉人没一个愿意留厂就业的,因为我是异乡人,又从来缺乏自信,故有这许多忧虑。
- T0 p: X- ]6 m5 T2 k: g: c' N 正当我忧心忡忡之际,长明开了一辆新买的长安面包车,来给我送出狱的衣服。我个子矮,根本买不到我穿的衣服,他们再三考虑,跑了武汉多个商场,花八十多元给我买了一件米色的八十五公分的开胸羊毛衫。出监衣服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裤子只要没印“劳改”二字就和社会上穿的一样,而内穿衬衣外穿开胸羊毛衫,这在六七十年代是很时尚的,现在也不过时,而且正是秋季的穿着,想得周到,太周到了。长明同时告诉我,他和恒松正在商量我出去后的安排问题,让我不用担心。这两件事正是我忧心的事,朋友们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而且是主动、提前为我想到的,这就是朋友。他还告诉我,他们已经商定10月28号早上开车来接我,朋友们要设宴为我接风。还嘱咐我空手出监,什么都不要带,东西全部不要,把晦气丢在一八三,一切重新来过。
8 F( t- V4 c3 m" e3 B0 U 监号里的朋友们筹备了几天,约定10月27号晚上为我送行。考虑到晚饭那一段时间较短,在我办公室不方便,就把酒菜弄到监号里去,把储藏室清开,搭好桌子摆好凳子,就在这里聚餐。负责做菜的姓刘,原是小乐川餐厅的一年青厨师,他一口气弄了上十个菜,食材不知是哪里搞来的,鸡鱼肉都有,还有香肠、黄陂豆丝,十分丰盛,甚至还搞了两瓶泸州大曲、两瓶石花大曲。等干部锁了监号门一走,十多个人围成一桌开怀畅饮。和我平时一起搭伙吃饭的四个人自然在座,另外还有六七个人,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一再嘱咐,今后无论走到哪里,即使不能来看他们,也一定要给他们来信,让大家知道我的情况和行踪。在座的绝大多数是1983年后入监的,只有两三个是七十年代中期来的,像我这种七十年代初入监的,除了一个严必茂(他在另外一个队)外,一八三基本就没有了,所以在座的人中我是名副其实的老前辈了。闹到快夜晚十一点,酒尽菜残,大家互道珍重一一告别。我把和我搭伙的四个人叫到一起,说明天开始,你们就要各自吃饭了,我身上还有二百多元钱,给你们留二百元下来,以后买酒喝。几个人异口同声说那像么话,坚持不收,说师傅出去不可能再抽红花、圆球了,钱留倒买点好烟招待外面的朋友。按理说应该我们给钱你才对,因为接见送来的钱都在中队的帐上,没有现钱,太遗憾了。我见几位如此说,不再坚持,跟他们说:那就后会有期了。+ _$ t8 F! M7 B" B7 }( V
第二天一早,先到车间和大家打招呼道别,然后又到其他队和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一一告别。等干部上班了,几位朋友一直把我送到下监大门口,他们出不去了,又一个个互道保重。出下监门,由干部带着到厂狱政科办理刑满释放手续。各种手续头一天狱政科就办理好了,无非一张释放证,凭此回原户籍所在地落户口和粮油关系。然后给了回重庆的路费七十元,还问我坐船回去够不够,我也不知道现在车船票是什么价,只答大概是够了的,又给了两个月的生活费五十元,一共一百二十元。九点多钟,手续办完,我刚出厂部办公室,杨队长来了,说来送送我。一会儿长明他们开车来了,正准备上车,黄指导员赶来了,也说要来送我,好在大家都认识,不用互相介绍。长明说,估计干部要来送,怕车子坐不下,华强和他带司机过来,其他人在汉口那边等。
: G* A# D e* G 众人上车,车一出一八三大门,我的牢狱之灾终于结束了。一点喜悦都没有,正如二十一年前被押进青山看守所的铁门没有一点悲伤一样。只是没来由地暗暗叹息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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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改情和战友情, S) B2 Q: ?9 j8 `- |
- g4 F4 S1 V3 H! O 车朝汉口方向开,长明告诉我们,在江汉路上冠生园酒楼定了席为我接风,一是那里的菜有特色,二是冠生园的厨师长是徐良明(来宝)的朋友。车到冠生园,果然恒松、来宝和长明的夫人嘉晴均在包房内等候。待众人坐定,来宝叫服务员重新泡茶上来,因时间还早,要了瓜子、开心果一类干点,让大家先聊天,他带我去发廊理个发。明明是剃头铺,却要叫什么发廊这样沾洋气的名字。确实是时代不同了,理发店也搞得如此漂亮,理发师傅成了清一色的年青姑娘。一进门,来宝像跟她们都挺熟的,四处打招呼,然后指着我对一女人说,这位是我的“拐子”(武汉方言:兄长),刚从台湾回来,今天特地来考察你们的手艺,先给我拐子设计个发型,然后全套服务。我一概不懂,自然不敢开口,结果才知道所谓全套服务,无非是洗剪吹。到底和剃头不同,理个发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等我们回到冠心园,都快十二点了。. m3 X& {. t D5 Q k
不多时服务员上菜,不一会儿上满了一桌。广东菜讲究色、型、清淡,菜品雅致,重庆也有冠生园,吃过几次,但没见过这么多种类的菜,一蛇三吃第一次见识,凉拌蛇皮脆脆的,比海蜇皮好吃。席间恒松告诉我,原打算长明的厂和他的厂由我任选一家,具体工作去了再说。但是恒松的厂还有两个合伙人,其中一人也是我的朋友,自然没有问题,但另一人却不认识我,为了少费口舌,先去长明厂里干着再说。老董给我解释,是因为他们厂比长明的厂业务多些,效益好一些,安排我去长明那里怕我有想法,所以他要先解释一下。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无论哪里,只要有一立足之地就心满意足了。因此我说由你们安排,只是不要太为难。长明和老董都表示不存在为难一说,这样立足的事就算确定了。
/ f T" H9 `5 j: T2 T, L: b 饭毕,大家喝茶的当口,恒松出去了,花六百元在楼下买了两个防风打火机送给杨队长和黄指导员,对他们来送我表示感谢。席散,司机送队长、指导员回一八三,华强和老董都有事,也随车走了。来宝是无业游民,可以成天陪我,于是一行四人逛江汉路,因为嘉睛提出给我买两套衣服料子,东选西选,最后选了一段宝兰、一段深灰的哔叽料子。
3 S! M" f- V$ o4 Y 来宝当天下午即用自行车带着我去汉正街找他一位开裁缝铺的朋友,那时兴穿中山服,要他朋友连夜动手给我做,两天后来取。) @( k7 j* k$ g% N0 e: d; ~* a
回到六渡桥满春路口长明的一间门面房,长明夫妇正等着我们。长明拿出五百元钱说,先把这点钱带到身上零用。然后在隔壁餐馆叫了几个菜,四人边吃边谈。长明给我讲了厂里的状况和他对我安排,从1982年办厂至今,发展不大,厂里只有十多个人,在工农兵路租几间房做厂房和办公室,只有六台机床,业务不饱满,一年下来有几千上万的利润,吃饭没有问题。六渡桥这间门面房只有十三个平方,有暗楼,是嘉晴的房子。考虑到我的安排,就把这间门面房改做厂里的办事处,新装了一部电话,让我就在这里上班,守守电话,搞搞接待,晚上睡觉就在暗楼上,日常用品都购置好了。我明显地感到这是因人设事,纯粹是为了安排我,办厂不比搞贸易,没有多少接待的事,往来客户就那么几家,电话往来都很少,这完全是为了帮我。这令我多少有些不安,朋友帮你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人家用得着你,否则就成了救穷而不是救急了。长明还说,这个把月你肯定要到处去会一会朋友,还要回重庆一趟,等在重庆过完年再来正式上班。然后夫妻二人带我上暗楼看我住的地方,暗楼上一张双人床,一张条桌,一张凳子,床上用品从枕巾到垫絮全是新买的,热水瓶、杯子、脸盆都是新的。安顿完毕,让我早点休息,他们就坐车回黄浦路去了。! d5 Y% c3 @1 p( K/ r
第二天一早,我刚起床,长明夫妇和来宝就来了。长明说厂里有些杂事,他可能不能天天过来。来宝没有事,就让他陪我到处去转一转,见见朋友,安安心心玩个把月再说。长明、恒松、华强包括来宝,我们都是1969年入监的,这几位算是我老一排的朋友。。现在初步安顿下来了,就打算去会会我的那些忘年交。这些人多住在三阳路和六渡桥一带,我第一站就去了三阳路的“蛮子”家。蛮子三十岁不到,姓甘,一见面自然十分高兴,他是那种一生都不知道什么叫领工资的闲人,立马叫来几个他一样的闲人:赶快去通知谁谁谁,在什么餐馆集中。布置完了,他带我去了餐馆,坐了一会儿,陆陆续续来人了,都是我在劳改队的年青朋友,坐了差不多三桌,小甘做东。席间我问了他们的近况,多数人都能自食其力,,也算是改恶从善了,看样子生活得还不错。大家也问我的情况,我大致说了:在长明处落脚,准备玩个把月回重庆过年。大家看我还不会马上回重庆,就提议从明天起大家轮流为我接风,谁接风谁找陪客。从那一天起连续半个多月,就这样天天喝酒打麻将,临分手一定要给一百元钱,虽一再推托说我身上有钱,但这好像是大家约好的定式,自然得收下。我临回重庆的时候,身上已有近四千元钱了。
}7 T t" ~. r0 Z& m8 o5 W' L 劳改队的朋友接风都很热闹,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每处都差不多,而造反派的战友请我吃饭则另是一番情景,往往是心酸多于重逢的欢欣。第一个去看曹承义。李武超出监比我早几个月,他曾给我带信说,出去了一定要到老曹那里去一下,这是曹承义一再嘱咐的。空着两手去了青山,在红钢城很快找到了曹承义,他那时已不摆摊子了,有了一个小门面,还是经营小百货一类。二人相见凄苦多于欣喜,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老曹说,二十多年熬过来了,你受苦了。我说这不算么事,晓得几多大人物、比我们能干百倍的人,遭遇比我们还要惨,我不会抱怨,也不会后悔。老曹说,对,我们不后悔,起码文革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这种人生经历不是人人都能碰到的。他同时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把出狱后的这一段过程讲给他听了,说暂时在朋友长明那里落脚。老曹说这样那我就放心了。晚上一定要留我住一宿,就住在他店里的阁楼上,还教我怎样调录放机,自己放碟子看。第二天中午,把我带到他家里,见到了老曹的子女和夫人李老师,一家人都十分客气,中餐还加了菜,和老曹一家共进午餐。下午我执意要走,老曹把他店里卖的内衣内裤、袜子和一套西服装了一包让我带上。告别前老曹和我约定,三天后他约黄治中、柳汉昌、马恩列、罗耀先和留在武汉的四川青工小郭来和我见面,地点就定在龟山上的武汉电视塔,同时会在那里见到周养元(当过新一冶工安公司三队的头头,后调到武汉电视台)。, a% I% f* U9 r' D+ m0 g
龟山电视塔是一冶建的,建成后广电部门成立了一个公司来经营,周养元现在就是这个公司的经理,由他来安排我们的聚会。三天后我一早赶到长江大桥汉阳桥头,正巧老曹一行六人也到了,老战友一别二十一年,死里逃生,今日龟山聚首,人人悲喜交集,一时感慨系之,不知从何说起。和1974年在劳改队接见我一样,老曹拿出一包中华烟给我,同时把我拉到罗耀先面前,向我介绍: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罗耀先。事前老曹曾给我说过罗耀先,说他文革前是武汉一中的学生,从四川长寿调到一冶工安公司,1974年为我翻案的事尽了不少力,因此受到牵连。我想我们素未谋面,竟能如此仗义而为,这位仁兄一定要见一见,好好交流一番。但在那种场合,两人只是双手紧握,因为是初次见面,又都不是那种见面熟的性格,也就是寒暄一通,并未深谈。随众人沿山路上电视塔,周养元早在塔前迎候,带众人进入贵宾室,然后陪我们坐电梯直上旋转大厅。这是在武汉第一次登上最高处,心情立即好了起来,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倒不在乎说什么,见面成了主要的。十一点了,大家谈兴未减,老曹提议大家下去就餐,边吃边谈。下得塔来,见餐桌置于一廊亭之中,长条桌上已酒菜齐备,西餐席式,多为烧烤肉类、鸡翅鸡腿、各类西点,两三种酒,西菜中吃。老曹介绍,这桌菜和调好的五色鸡尾酒,是周养元专门从晴川饭店请来西厨调配整治的,朋友们的盛情即此可见一斑。席间大家对我今后的打算都极为关心,于是我概略说了一下狱中朋友现在的安排和我今后的打算,大家对我继续留在武汉都很支持,听到我日后生活有着落都很高兴。老曹还表示,实在不行,他留意找个门面,大家帮助搞个小餐馆或者卖早点的摊点,也可以生存(事后老曹还真带我去找过几个小门面)。总之,大家都鼓励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餐毕自然是照相,然后依依惜别。临别前约定了我去柳师傅家、黄师傅家和小马处的时间。8 Q( \0 C% b* c- ^! q
两天后我先去了马恩列处,因为他还在工安公司上班,只能到他的办公室见面,地点还是在文革时的工安公司厂前大院。一进院门,房屋依旧,基本没什么变化,二十一年哪,恍如隔世,物是人非,一股凄凉涌上心头。四川女青工张山从食堂买来饭菜,还是和二十一年前一样菜盖在饭上。捧着似曾相识的饭菜,想到多少战友、朋友、同事被整得七零八落、天各一方,在心里禁不住问自己,我们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究竟是为什么呀?一时间悲从中来,泪流满面,是后悔,是悲伤,是自怜,还是别的什么,我自己一时都弄不清,但有一点自己心里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一切让我心有不甘。办公室不是久留之处,小马约我春节回汉后再到他家里聚谈。张山告诉我,如果在武汉没有住处,她在江汉路有一处空房可以借给我住。我连连道谢。吃罢饭,匆匆告别小马、张山去了柳汉昌处。
7 d I- o' U2 N/ n8 R 老柳因为在台湾有直系亲属,所以率先住进了公司分配的新职工宿舍,几经打听找到了他家。饭前我谈及中午在小马处的感受,老柳劝我不要难过,哪朝哪代都有残害忠良的事情。我说我不是难过,我是心有不甘。老柳说像现在这样评价文革,把造反派整得七死八伤,诬蔑成妖魔鬼怪,指鹿为马,哪个造反派都不会服气,就是有点良心的保守派也不会赞成这样搞,你心有不甘说明你虽含冤受屈但豪气不减。今天晚上我们别的酒都不喝,专喝青梅煮酒,咱们青梅煮酒论英雄。青梅煮酒是一种三十度的甜酒,两人一瓶下来都喝醉了,但悲情也因此一扫而空。
' n2 ]8 o5 X8 P0 b# s 几天后我和老曹去了黄师傅家。黄师傅叫黄治中,他夫人叫周友娣,都是我们工安公司一队的师傅,周师傅还是一冶文工团的业余骨干演员,两人都是新一冶的铁杆成员。黄师傅家住工人村,房子还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样子,土地坪泥巴墙,无厕所无厨房。到了黄师傅家,他早已准备好了一大桌子菜,比过年还丰盛,还叫了几位新一冶的老工人来作陪。席间大家各自说了些各自的情况。周有娣师傅讲到我被抓了以后,大家都十分担心我,怕我受不了坐牢的罪,动情处掩面大哭,搞得我们眼圈也红了。老曹说他回来以后,也和很多造反派战友聚过,但还没见谁为战友的不幸这样难过的。是呀,我们素昧平生,是文革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几十年,三灾八难,友情不减反增,冲着这份友情,为文革交点学费也值了。
; ?7 G) {! F6 C- ^3 t! x# x" H8 }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小甘来找我,让我和他一起去见一下雷渝生。都是劳改的朋友,自然应该去看一看。在汉口南京路口的一门面房见到了老雷,自然很热情地留我吃饭。问到我的去向,说能不能来帮帮他。随即把我带到一幢老式大楼里,说他已经租下这个地方,准备在二楼办一舞厅,还带我看了他花二十五万元购回的镭射音响和灯光设备。他要我春节后回武汉时一定找他,帮忙他管这个舞厅。我没有拒绝,说从重庆回来再说,因为想到长明那里明显是因人设事,我只会给人家增加负担,老雷这里有事可干,用得着我,也不失为一个出路。分手时老雷拿出五百元钱,说没想到你今天来,身上没带多的钱,这点钱买烟抽,就不要跟我扯了。- F: H$ c8 j7 q# s6 Z9 J) t
: k1 {; E% L/ B Y1 y' N8 ] 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重庆6 J& i) k3 F$ h
# w% a2 e0 B: |* `. \ 过了两天,长明请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北记者站的朋友小胡给我买了一张去重庆的卧铺票,好像涨到九十多块钱一张了。一些朋友又送来烟和孝感麻糖之类的东西。长明和恒松又带来两条长过滤嘴的阿诗玛牌香烟,一直把我送到月台。正要上车,恒松突然想起来说:“哦,对了,老徐还没有手表。”说着把手上的西铁城手表取下来要给我,我连忙说不用不用。长明说:“还是用我的电子表时髦些。”老董说:“可以可以,你这个电子表还贵些,又是新的,带上带上。”我接过长明的电子表上车,二人一直到火车出站才离开。' i6 |6 d+ C4 N% q
穿着新做的中山服,新皮鞋,坐在卧铺上看随身带的一本《花间集》。对面两位老师模样的人正在谈六四风波,大意是学生毕业分配太不公平,专整那些学潮中跳得高的人,根本不考虑德智体。二人说得愤愤不平,一位老师找我借火,顺口问:“老师也是回重庆探亲吗?”我说:“不,我是到重庆出差。”旅途上只要一搭了腔,势必要无话找话多聊一阵。学潮的情况,电视上放了的都看了,但实际了解并不多,我的朋友们不会关心这种事,所以出狱一个多月来完全没接触过这个话题。好奇心驱使我问问学校的情况,一问知道其中一位是华中师范学院的老师,遂说道:“分配按学潮的表现来区分,这是一贯的,没把跳得高的学生抓起来算是客气的。事情搞大了,当局也想早点收场,否则不会这么客气。”一位老师说:“收场恐怕还早。说赵紫阳和学潮有牵连鬼都不信,能爬到那样高位的人不会那样傻。”另一老师说:“那为什么硬要把他牵扯到学潮里去呢?”我说:“不是谁要牵扯他,是他自找的。他有两件事做得大不该,一是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当着学生的面哭,这样做不是自己充好人,把别人放到火上去烤吗?更不该的是,他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的那番话,他说那番话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的局势已经很紧张了,学潮是不可能善了了,矛盾不能转化就必然激化。赵紫阳那样的高位,他能够估计到事态的发展,这个时候抛出邓小平是最高决策人的高度机密,把这段话在电视里放出来,要让邓小平做恶人、承担全部责任的用心太明显了。这种做法,对政治家来说就是政治品质问题。你说邓小平怎么可能放过他?”一路闲聊倒也不寂寞。
. i- ^; W* j% j; F; @0 _ s8 s 二十多个小时旅程,车到重庆,没有陌生感,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基本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个样子。不用问路径直到家,一进家门见父亲正和几人打麻将,叫了一声“老汉”,父亲回头一看,“嗯”了一声再无下文,我心中顿时一凉,看来家也不是我的久留之地,只能反认他乡是故乡重回武汉了。正想着,母亲出来了,自是忍不住抱着我大哭,弟弟妹妹出来把母亲劝住。晚饭时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今后打算怎么搞?我立即答道:“我在武汉有工作,春节过完我就回武汉。”弟弟说:“你可以在重庆搞唦。你有个蒋师弟,现在办了个渝达机械厂,年产值上千万,他那个企业正好是你弟媳的税务所管,人家还多次打听你好久回来,在他那里找个事情应该没有问题。再不行,办个待业证,找你的同学小范,他现在是烟草公司的科长,办个卖烟的许可证,守个烟摊子也能养活一家人。”我说:“还是回武汉,不行了再说。”小兄弟看我这样说,就说:“那也可以,反正你武汉的朋友也很多,前几年华强、汉桥来的时候也跟我们说过。”; l1 m) T. B: p' @
在家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开始走亲访友。尹老师早已仙逝,首先去看了技校的同学。找到住化龙桥的几个原九八纵队成员,让他们几个分头去通知沙坪坝和大渡口的原九八纵队成员,约定几天后全部去杨家坪建设电影院门前集合,还让张治能预先准备三四十人的酒饭。据其他人告诉我,治能找了一个九龙坡区城乡接合部的女子,现在已有了小孩,家里有占地一百多个平方的三层楼房子,还有院子,他那里能够容得下三四十人。是日,果然先后到了三十多人,有的人平常来往少,没有通知到,反正通知到的都来了。一行人拥到张治能家中,果然是独门独院,门口一晒场十分宽敞,在晒场上摆了四桌,晒着冬日暖阳喝酒聊天。不一会儿酒战开始,大渡口对沙坪坝,划拳赌酒,捉对厮杀,闹成一片,三十多个人喝完了十六瓶江津老白干,人平半斤。通过叙谈,我得知,从我被抓以后到1972年底,九八纵队的成员几乎人人挨批受斗,一般成员饱受打压和挤兑。大家忍无可忍,一致要求脱离一冶回重庆,但当局又迟迟不准。于是大家决定集体去冶金部上访,由于经费等原因,选了几名代表上京。最后获准,除少数几个已和武汉人结婚的外,还有像白友贵这样丧失劳动能力的,其余人全部退回重庆市劳动局另行安排,工龄照算。由于在一冶时工种太专业,很难对口,安排到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绝大多数都不理想,处境都比较艰难,少数人连生活都困难,混得稍好一些的不足十分之一。我说都是我连累了大家,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那怎么能怪你。”有的人问我:“那你又是被哪个连累了的?”还有的多喝了几口,拍着桌子大叫:“莫谈,莫谈,谈起老子就鬼火冒,他妈的黄狗子吃屎白狗子遭殃,爬他妈的!”我看一些人激动起来,就站起来说:“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以后我每年回来大家都来聚一次,时间就定在每年的旧历正月初八,在有条件的家里准备。大家赞不赞成?”大家一面鼓掌一面连叫“赞成赞成”。我问明年在哪一家,女同胞马明聪立即接应:“明年我来。”我问:“你们重钢工人宿舍哪来那么大的地方?”她说:“你莫担心,隔壁左右随便借个三五间房不就行了?”我说:“我最后还有个建议,今天的酒菜不能由张治能一个人承担,我们一人出十元钱,算是酒钱。”张治能连忙说:“不存在,没得事,菜都是自己种的。”我说:“酒你种不出来,所以一人出十元钱酒钱,以后的聚会也是这种方式。”大家一致赞成,纷纷交钱。我无意中四处一看,见王学滨站在墙角没动,就问身边的人是怎么回事,回说他蛮困难,可能身上没带钱。我连忙拿出二十元钱悄悄走到王学滨身边,把钱塞到他手上,拍着他的肩膀说“快去交钱”。他一惊,会意过来,跑去把钱交了。我赶快避开他走到人多的地方去,怕他有想法。给他塞二十元钱是怕过一会儿大家分手了,万一他搭车没有钱,那就麻烦了。我也实在没有能力去帮他,只能应他这一点急。 a2 a: h1 |) G* z% `9 Y5 ?. A
回重庆快三个月了,身上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因为重庆的同学,原来一冶工安的同事,绝大多数都是靠工资吃饭的工人,那个年代月工资都不超过一百元,所以我常常请他们吃饭,到长辈家去还要买点礼物,身上的钱已用了一大半。年前妹夫给我买了一条长过滤嘴的红塔山香烟过年,弟弟坚持要给我做一件呢子长大衣,光料子就花了一百四十元,相当于他小两口一个半月的工资。我拿出五百元钱悄悄给母亲,她坚持不要,说:“到了武汉,外面站要站钱,坐要坐钱,不像劳改队有吃有穿。如今没有钱寸步难行,一文钱逼死英雄汉,过河摆渡三分钱,你两分钱他就不渡你,所以要知道甘难辛苦,一切都只能靠你自己了。”1 x# p- c/ A' h, U
过年前我弟媳说,渝达机械厂的老板蒋二哥带信要我过年时去他家里吃酒,我没去。心想他现在是千万富翁,我去难免有巴结之嫌,虽说人心向富,这一回我偏不向富。再者,见了面他要是给我安排事,答应吧,有负武汉朋友的一番好意;不答应吧,万一武汉那边站不住再回来,就没有了退路,所以目前这种处境不见比见要好。
) @6 e; q! ^7 W' K& P( c% P 年过完,准备回武汉了。我知道此一去才是我新生活的真正开始,前途难料,好在一无牵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临行前母亲把被窝行李给我收拾好了,我说不用,武汉这些东西都有。母亲要给长明他们买点礼物带下去,我说那也不用,天远地远的,东西又不值钱,不消带得。母亲说多少是个心意唦,我坚持不带,母亲也就作罢。父亲则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家里的房子还是有你一份,就把中间那间房子留给你。我说用不着,我混得好你这个房子我还看不中,真混到要回来住这个房子,那恐怕吃饭都成问题了。
# ^$ k2 _% d* W) k# Q0 {1 ] 天刚亮,船起锚了,站在船头再看一眼朝天门,万家灯火若明若暗,心中突然冒出一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末了又暗骂自己一句:真是不知死活。汽笛一声长鸣,开始了我生命中的第二轮武汉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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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一个心安理得的工作, ]4 \8 e) r. C9 P2 V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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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到达汉口晚点一个多小时,长明和司机在车上已经下了三盘围棋,下船已是六点多钟了。我和来宝、长明、嘉晴一行五人直接驱车去江汉路附近的香湖酒家,这里好像是武汉第一家供应早晚茶并有歌舞表演的粤式餐厅。叫了一壶茶几样糕点,根本吃不饱,还花了一百多元,出来还要找地方宵夜。我提议一人吃一碗牛肉面充饥,三元钱一碗的牛肉面比香湖实惠多了。当晚送我去六渡桥满春路的门市部,长明告诉我,让我明天开始就在这里上班,还先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二百六十元,相当于当时两个半技术工人的工资。嘉晴说,钱不够用就随时告诉她。我说够了,用不完。
) p0 b) i: r3 |/ @6 `$ {5 v9 ? 第二天开始上班,所谓上班就是一个人坐在门市部喝茶、看报、看书,到点出去找地方吃饭。我生活很简单,早上从不过早(武汉方言:吃早饭),中餐一碗面一碗稀饭就饭菜都有了,晚上一份炒饭或炒粉就行了。一个星期改善两次,烧一个鳝鱼或者炒一个回锅肉,再搞一个三鲜汤,三两酒,一餐十一二元钱即够,只是不能像在劳改队那样每天喝一餐酒了。; L0 j- H! Y% G$ ]) T: B
坐了两三天,一个电话都没有,我想这不是个事,长此下去,就成了朋友救我的穷了?哪天是个头?过了两天长明、嘉晴过来,看我在吃炒粉,就说以后晚上就在隔壁小餐馆炒个菜,叫老板记帐,他们到时来结帐,并说他们去给老板打招呼。我说不用,还是我自己来安排。又说起两三天电话都没有一个,嘉晴说不用急,生意都是守出来的。. l$ Q# T$ ^. P. g2 K7 T6 o% `
我正彷徨无计,柳汉昌找来了,说他们工地要一批电缆,让我给他们采购,过两天来听我回话。我当即告诉了长明,第二天我和长明开车去古田一路的武汉电线二厂联系,老柳要的电缆所有规格的都有,出厂价也报了,我们按数量和单价一核算约要三千元,我们按翻一倍的价格做了报价单。过两天老柳来了,我给老柳看了价格清单,并提出能不能预付三千元货款。老柳说都没有问题,本来就是想帮你做一笔生意。第二天老柳就把三千元预付款的支票拿过来了。当天下午去电线厂提货,第二天上午按老柳告诉的地点将电缆送到,老柳已将余下货款的支票准备好了。一笔六千多元的生意很顺利地做完了,整个过程老柳茶都没喝我一口。正如事后我一个朋友说的:你要有那个关系,想不赚钱都难;没有那个关系,赚一分钱都是难的。我自知朋友是有一些,但生意和业务上的人脉几乎等于零,像老柳这样的好事不会再有。
( |9 A" T! _' ~% u o8 S. i: M 在门市部搞了两三个月后,我给长明提出到厂里去,看能不能帮忙搞点事。长明说也好,平时帮忙把厂里招呼一下,或者和他们一起出去跑跑业务,就住在他家里。他租的是私房,一层楼三间房,另有厨房、厕所,他夫妻二人住一间,长明父亲住一间,中间是客厅,就在客厅给我安了一张单人床。中午在厂里吃饭,晚上回来和他们一起吃,这一来就成了包吃包住了。厂里没有什么事可招呼的,生产有人管,十几个人,任务也不紧,于是长明他们外出跑业务的时候我也去凑个数。那时除武钢机电部有时给点活外,就靠跑黄石下陆、黄冈、安陆、鄂城等地的一些县办企业。跑业务都是热脸挨冷屁股的事,我和长明都觉得难以适应,长明常说,这和叫花子不是一回事吗?我们跑了一段,就全赖在嘉晴身上了。女同志比我们有耐心,事业心又强,后来学会了开车,就更加方便了。三年后她终于把武钢跑通了,在武钢开户成为供货商,立住了脚,这是后话。
5 U5 |8 b3 [+ k1 E$ i" G 厂里没有我合适的位置,心里成天没着没落,进退失据,虽然长明夫妇从没说过什么,礼数一如从前,但处于逆境的人尤其敏感,故而成天苦闷不安。
% z8 S$ m& R$ _ 好在转机又一次出现,长明厂里徐会计年纪大又生病了,要求辞职,于是我顶替他顺理成章。有了正式的岗位,说好听一点,可以给朋友帮忙;说实际一点,也算是自食其力,心里踏实多了。我提出搬到办公室后面一间小房去住,这样自在一些,在朋友家住,主人成天把你当客,什么也不让你做,十天半月可以,日子一长终究不自在。长明夫妇看我这样说,也就依了我。于是只需每天晚餐在外面吃,时不时改善一下。长明常常晚上来叫去家中喝酒,一个人晚上无事就在办公室看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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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岁那年成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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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长就和邻居混熟了。办公室楼上住着房东一家,另三间房住着一家租户,两夫妻带一幼儿,雇有一保姆。日子长了,知道保姆是黄陂县横店人,姓刘名兰,不到二十岁的一姑娘,人很和善,我们日常时有交谈。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看书,小刘下楼来对我说:“徐会计,走,去看电影,《芦笙恋歌》,听说蛮好看。”我说:“不去,这个电影我看过。”小刘说:“看过,再看一遍有么关系嘛,我请客。”我说:“要么不去,要去肯定是我请客,那就再去看一遍。”小刘问我:“这个电影前两天才开始放的,你什么时候看过的?”我说:“六几年我就看过了,这个电影是六十年代我们国家拍得最好的几部电影之一,尤其是电影中的插曲《婚誓》,很好听。”她问我“你会不会唱”,我说“会一点”,她说“你唱一下看”,我随口哼了几句,她说“真的是蛮好听”。一会儿她又问我:“徐会计,你在武汉工作,怎么不把你爱人接来呢?”我一听笑了:“我婚都还没结,哪来的爱人?”看电影自然是我请客,好像是两角钱一张票。之后小刘还情,又请我看了一场电影。& I# [" I, o2 Q. I* H9 q/ Y1 h: l
过后几天,长明要我去门市部守几天,怕武钢和安陆那边有业务电话过来。头一天我去了,晚上回厂碰到小刘,问我白天去哪里了,我说去门市部了。此前有一次她要我陪她去六渡桥买包包,完了我顺路带她去门市部坐了一会儿,所以她知道门市部在满春路。第二天我又去了门市部,快十一点了来了个电话,我一接,是小刘打来的,要我下午和她去新华路电影院看电影。我说恐怕不行,我下午还要等电话,说不定还要接待客人。我正要放下电话,长明夫妇进来了,嘉晴以为是业务方打来的电话,问哪个的电话,我说是房东楼上小刘打来的。嘉晴说是那个小保姆吧,我说就是她,这时门口一个人影一晃就过去了。嘉晴眼尖,说是小刘过去了,是来找你的吧?我连忙说哪里会是找我的,嘉晴说看样子这个小刘对你还有点意思,听说你们电影都看了几场。我连忙拦住说:莫取笑了,人家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就我这个条件,那不是取笑吗?嘉晴说:十八九岁有么事嘛,凭你这个条件,养个把人还是没有问题的,要有点自信。我说算了算了,莫取笑了。我不是作态,确实没有半点这种心思,稀饭都没吹冷,哪有心思去吹汤圆。
* p) k4 \' Z- s2 s( N: x- N 一晃一年过去了,大约在1991年初,老董那里小马和老刘都先后退出了,老董过来和我商量,让我过去帮他。我说我唯一可以帮你的,就是给你代帐。恒松说那代帐还是要给你发工资,我说不用,你那里的帐我一天就可以做完,我一个月去做一天发什么工资。结果到月底他还是给我造了两百元的工资,我推辞说做一天要两百元太多了,恒松说你这是靠本事吃饭,二百元钱是你应得的,厂里的事还是亲兄弟明算帐。看他这样说我就收下了。现在每个月有四百六十元的收入,算是打工者中的高工资了。9 [) W1 S3 b& M
2月初我又要回重庆探亲了,还是长明给我办了卧铺票,还另外给了一千元钱,老董也给了一千,让我回家过年。7 I5 Z& |# v, W, k4 q
年前原红岩女子技校的几位朋友陆续来家里看我,青少年时的友情是很纯真的,这几位虽不是我的同学,都是学跳舞时认识的,但确是真正的异性朋友。现在她们的儿子姑娘都成人了,她们的丈夫我也大多认识,而且知道我们是学生时代的朋友,所以都请我去她们家过年吃饭,先后去了三家,主要话题都是劝我早点成个家,还操持着要为我张罗,我都一一谢绝。我说像我这个条件,一无所有,年龄也大了,高不成低不就。现在一个人只需要对自己负责,一旦成家就要对别人负责,这个责任太大,我负不了。大家说:你这个人说话才笑人得很。我们这些人不都是靠拿工资生活?两口子的工资加在一起也才只你的一半,还不是照样养儿育女。你一个月四五百块钱还怕养不起一个人?今年来不及了,明年我们一定给你张罗好。
" C* ?+ b; Z3 @" T! t 到了初八,按去年的约定,我径直去了马明聪家。我到得比较晚,等我找到马家,屋里屋外早已坐满了九八纵队的人,去年来的人今年基本都到了,又新增加了一些人。马明聪果然早有准备,借了邻居两间房,自己两间房,五十来人把四张桌子坐得满满当当。一顿饭从十一点吃到下午快二点钟才收场,一个个吃得二麻二麻的,连女同胞都不例外,不是为了赶着照相,恐怕还收不了场。有部分人还在上班,是中午请了假过来聚会的,下午还要赶回去上班,这怪我安排失误,还以为大家都像我一样是闲人。于是另行确定:从明年起,每年春节上班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为九八纵队的年聚会日。餐后留下的人按预先选好的景点去照相,大家高高兴兴而又严严肃肃地去照了九八纵队的集体照。
( F$ o& M, d) H, V" v, ^+ y 探亲期间计划的活动搞完了,正月十五又回到武汉。
' v* W4 t+ u7 P 一晃到了5月份,王绍清突然来找我。他是1973年那一批入监的,罪名是投机倒把,也是我要好的朋友,三十多岁,汉正街人。放出来的头两年在永宁巷弄了个门面,批发电扇,赚了一些钱。现在又整体租下了长江食品厂临汉正街的一个车间,准备改造成商场。商场名已取好,叫华顺商场。王绍清来找我,是想让我去帮他搞管理,我没答应,理由是长明这里怎么办。绍清说他去找长明商量,我说那也好,只要长明答应,我这里没有问题。商量的结果是长明答应了,但厂里的事不能丢。我去问长明:这不能丢是什么概念?长明说:你先到绍清那里去搞一段时间,厂里的帐就像老董那里一样还是由你代帐,这样你可以增加一份收入,每个月来厂里三四天就行了。绍清那里不行了,你随时就回厂来,这些都是和绍清说好了的。所以说厂里的事你不能丢。& k9 Y0 f- U/ r1 l3 f; t3 I6 R: U3 V
我看长明考虑得如此周到,自然很高兴地去了绍清那里,月工资三百元,这一来一个月就有了七百多元的收入,天天也就可以喝酒了。3 F! Y1 N& m0 I, a7 L/ Z
除我之外,商场还有三位副经理,一位叫刘善培,是和我同一天被宣判并一起服刑将近二十年的朋友;另一位也姓刘,是绍清的娃娃朋友;还有一位姓方。工作分工是他们三位负责业务即货物的采购、销售,我则负责业务以外的其他事如人事、后勤,行政等。商场筹建时就打算出租摊位,那就很简单,但碰上汉正街管委会正在筹建当时汉正街的第一大商场,也要招商,于是规定私人不允许大规模出租柜台和摊位。这一来事情就多了,要做柜台,还要确定经营商品的范围,既然只能自营,那就要招营业员,忙活了两个月。9 D, t4 F! I) y- c1 f
这中间的一天晚上,长明夫妇开车来汉正街看我,并顺便给我送一千元钱过来。此前恒松来看我就说过这件事,我说现在我一个月的钱基本就用不完,不需要钱了。恒松说如果送过来你还是拿着,你现在一个人在这边,我们不可能经常过来,万一有点事,多带钱在身边总方便一些。我还是让老董碰到长明时说一下,不用送钱了。但是他们还是送来了,盛情难却,请他们吃饭,说刚吃完饭过来的。正好我还有些书之类的在厂里,就随他们的车过工农兵路去。他们回去了,我自去厂里取东西,正好碰见房东在厂门口。她问我去了哪里,这段时间都没见人。我把现在的情况给她讲了,随口问道:怎么没看见小刘?房东说你走了不久,小刘就没在这里做了,现在一家帆布厂做临时工。我问待遇么样,说一个月百把块钱。我说那你碰见她问问,我们商场正在招工,一个月一百二十元管两餐饭,她愿不愿意来?并把商场地址告诉了她。过了半个月小刘真的找来了,商场早已开张,人员都招齐了,这下就让我为难了。只好去找王绍清,把情况一说,王绍清说你随便安排一下就行了。我说营业员都初步熟悉自己的工作了,换哪个都不合适。绍清说那把收银员换一个,我说怕她搞不了,绍清说那就让她委屈一下,到食堂帮忙弄饭,一天只弄一餐,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行不行?我说应该可以。我跟小刘一说,她很高兴地答应了。
! k5 l6 v" q5 W) }2 F$ M 小姑娘很懂事,上班后的第二天,商场刚开门就来了,去我房间把被套、床单还有脸盆里泡的衣服、袜子全洗了,盖絮、垫絮都拿出去晒了。怕床上的东西干不了,带了被套、床单来,还把房间彻底打扫了一遍。我晚上进房一看,房间焕然一新。第二天向她道谢,她说,你谢我就是想我以后还给你洗。$ ]0 y- y1 K+ s: Z1 y6 |8 d) i
商场刚开业一段,生意还比较红火,以后就越来越清淡。本来商场除了做生意,其他就没有多少事,生意又不好,我成天很闲。有时候就不免去前面柜台和营业员闲聊,刘善培自然不会对我有意见,另两位副经理就难免在绍清面前说是非。我一直不大关心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是非长短,所以从未觉察。直到有一天,刘善培对我说:那二位(指刘、方)今天又在绍清面前说你的不是,这回被绍清恼倒脸(武汉方言:板着脸)搞了他们一顿。我问“什么情况”,刘善培说:他们在绍清面前说你自己不做事,还到柜台去影响营业员。头几次绍清都没理他们。今天老刘对绍清说,要你和他一起去赛格拿货,绍清要他自己去。老刘问,老徐为什么不能去?绍清说,你凭么事和老徐比?贵人不可贱用,所以老徐不能去。老刘和老方问绍清,和你是什么关系,要这样卫护,绍清说什么关系,我简单给你们说一句吧,我宁可把你们都得罪了,也不会得罪老徐,就是这个关系。刘善培绘声绘色地给我讲完,我一则从心里很感激绍清对我的卫护,同时也感到自己又给朋友添负担了,不能为朋友实实在在地出上力,迟早会成为朋友的负担。
; T/ p% T+ C/ P9 [! K5 I 过后我找到绍清,说以后零售由柜台做,一件以上的出货由我来接谈,绍清答应了。我心想,我就不信这点小生意我会做不来,谈生意再不济,也不会比那些营业员小姑娘差,反正是卖日用品、家用电器,又不是卖衣服。一个热季,我卖水货电扇,一出货就是上十件上百件,反正是从各处调货,转手买卖,一台电扇净赚二元钱也卖,只要卖出华顺商场的电扇最便宜的名声就赢了。一段时间下来效果不错,人也确实累得够呛,但心里总算踏实了。- D+ c+ f8 c" \2 N, \
快到年底了,绍清要我出面找一下雷渝生,看能不能从他的商场里调点货。我这才知道老雷从南京路搬走后,舞厅没办成,如今在中山大道原市公安局失物招领处那里办了一家家电商场,主营彩电、音响、冰箱等家电,是全市最大的佳丽彩电经销商,全市卖佳丽彩电的商场一大半货源是从他那里出来的。绍清和老雷认识,但说不上话,于是我答应去试一试。很容易就找到了老雷,他一见我就问我为什么一直都不去找他,说好了去给他帮忙的,我说我找过你,但在南京路没找到。他说那你现在来帮我怎么样,我说不行,接着把这两年的情况和他大概说了一下。他问王绍清现在一个月给我多少钱工资,我说三百元,他说你过我这里来,我保证比他那里强十倍。我说那不行,你这里多的是人,也不差我一个,绍清那里跟你一比是小生意,他又缺人手,帮你的事以后有机会再说。他说那我就不勉强你了,以后我们两个人肯定有合作机会。我提出让他调点货给我们,老雷说绍清那里不是调点货能救活的,他那里主营方向就不对。汉正街就是个小商品市场,而且是个卖水货的地方,彩电、冰箱属于大件商品,一件几百几千元,谁都怕买到水货,人家要买也不会去汉正街。再跟你说句真心话,那个商场就是你老徐开的,我宁可借钱给你,也不会给你调货,调给你几多死几多。你就跟绍清说,年关到了,我的货源也紧,前些时还被防城港扣了一集装箱彩电,要调货明年再说。我回头只好把最后几句话告诉了绍清。绍清说,这家伙连你的面子都不买,我说不是面子问题,他这也是在商言商。
' G* h. p- [" { n0 F 回到我办公室电话来了,一接听是重庆长途,来电话的是张诚玉,我在红岩女子技校的朋友之一,问我今年回不回重庆,我说回。她说:那好,去年我们给你说的为你介绍女朋友的事,已经落实了两处,就等你回来见面谈,今年一定要帮你把这件事办成。我想再推就矫情了,朋友们这样热心,专门打来长途电话叮嘱,就说那回来再说吧。
; @9 ]$ ~& K6 A 转眼过了腊月二十三,长明和恒松都打来电话问今年几时回重庆,我怕他们再破费,就推说还没决定回不回去。腊月二十五我办了票,告诉绍清准备明天走了。绍清从身上掏出一千元钱说,我身上就这点钱,你先拿着,再到出纳那里拿一千,我就不送你了,一路平安。我说一千元足够了,我身上还有钱,绍清说还是多带点钱。当天下午,我正准备下班,电话来了,一听是刘兰,问我下班没有,她在新华电影院门口等我,想请我看电影。我说好,你请我看电影,我请你吃炒面。去新华看了一场电影出来还早,小刘又提议再去文化电影院看一场,于是又去文化,我们华顺商场正在文化电影院的前面。电影看到中途,小刘问我:听说你明天要回重庆去了?我说:是的,回去探亲。小刘说:是相亲吧?我说:是,有几个同学要为我张罗,不过只是去看看。小刘说:你是应该成个家了,我们和柜台的营业员都说你人蛮好的,是个好人。我说:我算不上好人,当然也不是坏人,我只想按本分来做人做事。沉默了一阵,小刘突然说:我其实一直把你当作长辈一样来尊敬的。我说:我知道。直到电影散场,二人无话。我说送送她,她说不用。临走回头说:一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第二天一早我没去出纳处拿钱,身上一共有三千多元钱,够了。一个人去了车站,临上车时用公用电话给长明去了个电话,说我已经快上车了。长明说:这是搞的个么事!那回来时先发个电报,我们去接你。1 M) G: o! a3 z% _: Z8 h: j
回到家第二天,第一批上门的客人就是女子技校的三位朋友,张诚玉、李素芬和古巨篪,她们来告诉我相亲的情况。张诚玉给我介绍的一位姓康,二十八岁,眼界有点高,所以至今未婚,现在成了老姑娘,自然条件有所降低,是建设银行上清寺支行的职员。李素芬介绍的是她们重庆汽配厂仓库的保管员,姓彭,有过短暂婚史,无子女,三十二岁。她们三个人认为这两人对我都比较合适,且已约定初一下午姓康的姑娘来李素芬家中与我见面。叮嘱完了,她们告辞要走了,我想起来问她们:我的情况跟对方介绍清楚了没有?回说都介绍清楚了,只叫我认真准备一下。5 l% _9 A' ^1 o: ]' P2 P
第二天一早刚吃完汤圆,李素芬来叫了(她和古巨篪与我是街坊,相距都不过一二十分钟路程,张诚玉住上清寺)。到素芬家一会儿,诚玉、巨篪也到了,打牌吃饭,下午三点康小姐果然如约而至。经一番介绍,让我们两人慢慢谈。康小姐人不丑,但在重庆只能算一般。先问了一些武汉的天气之类,然后冒出一句:徐哥儿四十多岁了,为什么还没结婚呢?一下把我问住了,我一想:该死的豌豆(张诚玉的小名),肯定是没把我的真实情况给人家说清楚。我立即很坦然地说:我二十四岁就劳改,前两年才放出来,自然就没有结婚。康小姐果然脸色一变,忙问:为啥子劳改?我说:文革中打死了人。她说:哦,是搞武斗。我懒得跟她解释,知道事情黄了。果然康小姐坐一会儿,借故告辞了。等她们三位一进来,我把事情一讲,大家都埋怨诚玉,说她没把事情给人家说清楚。豌豆说:我想让小徐自己告诉她,文革打死人又不是啥子丑事。重庆打死那么多人,我们都很理解。没想到她文革时还小,可能不理解。不要埋怨,我再找,她不理解会有人理解。
) X# H* s5 P; c- v: D 于是又决定明天第二次相亲,李素芬第二天直接把彭女士带到我家。第二天一见,长相没问题,比我高一些,标准重庆女人,说话也耿直。她说我的情况小妹(李素芬的小名)已告诉她了,只详细问了我现在的情况,最后很干脆地说:她这里没有意见,只是要带我回去见见她的父母。她父母都是汽配厂的退休职工,现住在老家碧山县(离重庆五十公里),什么时间去她再来通知我。
/ n& G2 I9 x% H% I# s% s2 g$ C 下午小妹三人来问结果,我说意向是有了,只是还要带我去展览一次。小妹认为问题不大,豌豆认为还没落实,还要找一家,一是有选择,二是双保险。古古(古巨篪的小名)也是这样认为,古古说反正我春节前也谈了一家,是她一个单元谭嬢嬢家的侄姑娘,还没回话。碗豆说:那你现在就去问,我们在小徐这里等你的消息。古古去了约两个小时,喜气洋洋地回来了,说谭嬢嬢答应了,明天下午来见面,并详细介绍了对方的情况。谭嬢嬢是姑娘的二姑妈,姑娘的大姑妈、大姑爷和二姑爷都是汽配厂的,姑娘祖籍是四川垫江(离重庆一百五十公里,现属重庆市),爷爷辈是垫江谭家寨的寨主,有名的大地主。姑娘初中毕业即投靠汽配厂的大姑妈家,她大姑爷在化龙桥公社当过工业书记。一说小徐就是当年的小会计,他们说过去都认识。姑娘现在汽配厂大集体当车工,计件月收入二百多元。姑娘人也可以,只是还是农村户口。我问:我的情况给人家说清楚没有?古古说:都讲清楚了,不会再犯豌豆的错误,何况你的情况他们早就晓得。% R* K) V8 w, O& f ~
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姑娘和她的大姑妈、二姑妈还有我的三位女同学一齐来了,人比彭女士强,很端庄的样子。姑妈们一见面自然说认得认得,公社的小会计嘛,我们看倒长大的。她们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都没表态,六个人一起走了。很过了一阵,三位女同学回来了,说大姑妈和姑娘嫌年纪差距大了些,但两位姑爷和二姑妈极力赞成,认为年龄差距不是大问题,关键看人。我把年龄差距一算,吓我一跳,巧得很,整整的二十年零十个月多几天,和我劳改的时间竟一样长。既然女方答应可以先接触一下,最后还是由姑娘自己决定。
" E( ~5 z: z3 {8 U" F 过了两天古古来跟我说,让我带姑娘出去玩。谈恋爱不外乎逛公园、看电影。通过接触,知道姑娘叫谭书秀,家中有父母、弟弟,全家共四人,初中毕业投靠大姑妈家做家务,以后进大集体学车工,现在已经带徒弟了,他们厂的柴厂长也认得我。从小做家务,做饭弄菜做针线都不成问题,而且特别爱整洁。我给他择要讲了我的大半生和现在生存状况;我现在是一无资产二无专长,虽然现在表面看收入不低但很不稳定,但我唯一拥有的是做人的责任心。假如以后能走到一起,我不能给你什么承诺,只有两条是可以做到的,一是能让你有工作做,至于做什么不敢说,反正能上班;第二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假如家里只有一碗干饭一碗稀饭,那就你吃干饭我吃稀饭。这番话我是真心诚意说的,毫无巧言令色讨好之意,事后才知道,这些话被姑娘带回去,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是大姑爷极力夸赞:这才是老实人说的老实话,这样的人信得过。连续玩了五六天,见还没有确实的回音,又不能久耗下去,就去催古古讨确信。又过了两天,古古回话:女方同意了,具体事情怎么办两家再商量。
+ I% _* r2 ]- A+ m" B% @ 第二天小妹来了,说彭女士已从碧山回来了,她父母已基本同意,过两天彭女士来带我回乡见她父母一面就行了。这一来麻烦了,看来好事成双,有时也不见得好。小妹让我们商量定下来再告诉她。于是和父母亲商量,都认为还是谭家好一些。于是让我通知小妹,就说彭女士有正式工作,不可能随我去武汉,以后两地分居会有许多不便,只好放弃。小妹也认为有道理。2 a3 ?: J# L4 Q; ~/ F
我和谭姑娘的事情似乎定下来了,但女方提出如果随我到武汉,必须先办理结婚登记,今年来不及就明年回来办,决不能不办手续随我去武汉,其他条件都好说。父母和同学们都认为要趁热打铁,今年就办,以免夜长梦多。女方也同意,于是赶紧备办礼物,一则去与小谭的父母见面,二则陪小谭回乡去办证明。拜见岳父母和办证明都很顺利,来回四天一切就绪,办酒的事就推在明年再补。回重庆拜见两家姑妈,体检,又是一阵忙活,最后去街道民政办登记,双人结婚照等不及了,只好把两人平日的登记照拼在一起,办理了结婚证。从见面到办证前后不足二十天,这不能不叫人相信婚姻真是靠的一个缘分。我们结婚快二十年了,夫妻之间正经的吵架一次都没发生过,有多幸福说不上,但双方都很满意,倒是实在的。这或许是上天对我的补偿吧,一桩长相守的婚姻高速度零成本,知足了。
; ^& A+ z. D# J0 F, A' f1 o 夫人只带了几件随身衣服,平时积攒的钱都留给了大姑妈,我则带着余下的二百元钱二人坐船回武汉。三天船到汉,长明夫妇、汉桥来码头接我们。一上车,嘉晴提出我们先去他们家暂住,我觉得不合适,过去我一个人好说,现在夫妻二人去诸多不便,打算先住在商场。长明夫妇又认为那更不像,还是汉桥提出,他有个朋友是利济电厂招待所的经理,可以先暂住招待所。我怕费用太高,汉桥说没关系,到时算房费他再想办法,我想也只能这样了。吃罢饭,送我们去电厂招待所,开了一间双人间,汉桥说房费走的时候再一起结。看我们安顿下来,长明三人才告辞。
1 E h. J$ B9 U 第二天一早带着夫人去华顺商场,很近便,十分钟就走到了。绍清夫妇和同事们都来道贺,绍清让小谭就在商场上班,暂时做鞋帽柜的柜长,那里生意清淡些,也容易熟悉,月工资和其他柜长一样,一百五十元,当天就上班。3 `/ i. E/ e& t4 X9 p
朋友们都很关心我们婚礼筹办的事,绍清送了一千元钱,还送了商场卖的一台二十四吋佳丽彩电、一台半球牌冰箱。长明送来一千元钱,恒松送了五百元。用这些钱让小刘带着夫人去江汉路买衣服、床上用品、锅碗瓢盆、燃气灶具等等。几天下来,钱用去大半,家具还没有着落,到武汉展览馆家具卖场,看中一套组合家具带一个三人沙发,得二千五百元。正着急,曾守智和胡忠海听闻我要结婚的事也赶来道贺。他们二位是一八三铸造车间的,虽是很好的朋友,但平时交道毕竟不是很多。曾守智也办了一家机械厂,胡忠海为他管帐,他们请我和夫人去老通城酒楼吃饭。席间问及婚礼筹办的事,我说差不多了,曾守智即叫胡忠海明天给我送二千元钱过来。我连忙表示已办得差不多了,不用送钱了。守智说迟早总是要送的,不一定非要等到吃酒那天。我说即使送,我也不能收这么重的礼。守智说,我们这种关系,这算么事大礼。我说,你如果一定要送,那就算我借你的,也许是有借无还,但现在一定要算借,要不钱不能收。守智说,那好,随你随你,反正明天叫忠海送过来。第二天忠海果然送来了,家具解决了,就差房子了。正想到哪里去租间房,朋友又帮我借了一间房,近二十平方,正在利济路谈炎记水饺馆楼上,真是太好不过了。又请朋友帮忙粉刷,重新布室内电线,忙活到三月中旬,一切俱备。包酒席也现成,守智的一位兄弟叫小华,在电厂附近办了一家餐厅,在当时的汉正街一片算最高档的。我不认识他,他通过守智和汉桥的介绍知道我,汉桥去一联系,马上定下来,按三百元一桌的标准八折结帐,定金一分钱没让交,说事办完再说。我估摸婚礼上收的钱足够付酒席钱了,酒席预定十桌,因为我武汉一个亲戚都没有,只请了部分朋友,十桌足够。
2 h2 g2 X: W) }: d3 e1 L y( C E 1992年3月28日下午,婚宴如期举行,朋友们张罗,请来武汉电视台的一位摄像师,带来全套摄像器材,全程摄像,录了一盘磁带。还借来一辆军牌的皇冠车接新娘,鞭炮、音响俱全,这在当时挺时尚的。小刘特地赶制了一套新衣服,做了头发,来担当新娘唯一的伴娘。一切比我预想的好多了。
8 @/ B7 a% }8 ]2 m j 婚宴毕,拼上三张桌子,内外三层开始摇色子。恒松自然是主将,一小时不到把准备第二天去谷城出差的钱输个精光,出来问我身上有没有钱,我把婚宴上收的礼金全部掏出来给了他,大约有三千多元,一个多小时又全部输光。原打算用这个钱付酒席费,这下失算了。等众人陆续告辞,只好给小华说明酒席钱缓几天给他送来,小华很爽快,连忙说没关系,几时方便几时来结都可以,不用放在心上。
' n( O, o8 \% W# ~5 t 十五年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虽然连房子都是借的,但毕竟也是一个家。; U7 @+ E/ X' g/ K @' y2 q
2 [: r$ T1 R+ {+ ^2 ]( Q' K 中年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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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了家,生活中算有了个驿站,也意味着肩上有了责任,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过去了。为了维持这个驿站,就必须全力在人生的驿道上拼命奔波。在武胜路谈炎记楼上住了三个月,因为是“团结户”,三户人共用厨房、厕所,十分不便,加之小市民特别欺生,其他两家看我们是新来的住户,又是外地人,故意处处刁难,邻里关系很难相处。我们一直采取忍让的态度,其实我心里明白,对这种人只要找几个人来给他们抖点狠,耍点下三滥手段,他自然就平和了,这样做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个电话的事,但我不愿意这样做,惹不起我们躲得起。于是托朋友帮忙,在汉阳郭茨口庙西湾租了一间房子加厨房,一个月五十元钱,朋友又帮 我改装了电路,用半天时间把家搬到了庙西湾。
) Q( w9 \/ p9 M1 U, T; d# P 我和妻子每天去汉正街华顺商场上班,一个月家里有八百多元的收入,在这个城乡结合部,住的多是贫苦的失地农民,我们就算这里的小康人家了。妻子又是个十分爱整洁的人,虽然是租来的房子,仍然把墙壁粉刷了一遍,铺上新买的地板胶,摆上新家具,家里像新房一样整洁漂亮。当时还没有房屋装修一说,弄成这样,就算是很惬意很温暖的一个家了。
2 B2 |" D* ]6 I% ~* y! k) S 1993年末,商场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只得关门,所有的人都散了,只剩下我和老板王绍清两个人在原湖北武警总队办公楼里租了一间办公室善后。事情搞得差不多了,王绍清觉得他带着我搞了两年,没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希望我还是跟着他另谋经营方向。我愿意继续帮他,但每月二百元的工资对他是个负担,于是我提出工资就不发了,有需要我办的事我还继续办。他觉得说不过去,就拿出一千元国库券给我,让我先回去听他的信,一旦有起色再来请我。, i- @! [" ^/ Y. @ x6 r
喝了一餐告别酒,我仍然回到长明和恒松处搞会计。拿着一千元国库券,我到江汉路国库券贩子处换了九百六十元现金。拿着这笔钱,首先想到结婚一场还没给妻子买过一件首饰,那时正是一个以穿金戴银为时尚的时代,于是我在江汉路花三百八十元给妻子买了一个18K的假宝石戒指,也算是后补一件结婚礼物。余下的五百多元买了一些日用品,剩下四百元,这算是正常生活费外手上最多的一笔钱。平日的生活费都放在身上,这额外的四百元倒是叫花子捡到银子没有纸包了,觉得放哪里都不合适,想来想去还是放在冰箱里比较妥当。正好电饭煲内胆装着剩饭放在冰箱里,于是将四百元钱放在电饭煲内胆下面,觉得这样出人意外的放法应该是安全的。第二天,热电饭煲里的饭吃,顺手将内胆放入电饭煲,一按电饭煲的按钮,按不下去,再用劲一按算是按下去了。饭热好了,怎么有一股焦煳味?突然想起钱放在电饭煲内胆下面,拿出内胆一看,四百元钱已焦煳一片,欲哭无泪到不至于,哭笑不得却是实实在在的。慢慢将烧糊的钱揭起来,人民币到底是人民币,质量就是好,经过了几百度高温的考验,仍然有大部分残存。几经拼接,托朋友帮忙,作为残币好歹换回了二百元钱,算是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现在家里的收入每月一下少了四百多元,虽说还有四百多元,但已经感到生活的紧迫了。
( X+ a( ]9 F! ^0 n 1994年元月1号,这种紧迫更进一步,妻子临产了,在市五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好在平时有准备,住院费不到七百元,这容易应付,问题是日后的生活。一家三口,四百元收入,在当时还算可以,生活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儿子成长期的费用却毫无着落。改开后的第一次物价飞涨已成定局,日后还会涨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准,而收入能否提高却毫无预期可言。儿子的降生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中年得子,忧的是生活的重担、男人的责任。好在二十多年的磨难,虽没长什么本事,但也增添了一点心理承受力。世界上没有绝望的环境,只有绝望的人,天大的事情第二天都会成为过去,何况现在日子比起周边的多数人还算是好的,伺候产妇、洗好尿布这才是当务之急。中年得子,朋友们自然都来表示祝贺,闹着要给孩子办满月酒,我不想办,怕又让朋友们破费,红白喜事办多了,怕人家说就你事多。我不想办,朋友们以为是经济问题,长明和嘉晴提出酒席由他们来张罗,不要我管,我只把要请的客人请到就行。我看大家执意要办,就主张只请平时走得特别近的一些朋友,不超过四桌人。于是在华大酒楼定了四桌,打算请的朋友也通知了,时间也 定了,该给孩子取个名字了。
2 S( W7 U5 J" Y+ g( U 人的名字,俗了说就是一个符号,雅了说应该反映取名人对被取名人的某种期望,或者取名人自身的某种诉求、情趣、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等,所以取名字认起真来是大有学问、大费周章的事。和天下父母一样,我也希望生子当如孙仲谋,但这是不可能的,我骨子里是个宿命论者,因为从没掌握过自己的命运,所以特别信命,我总相信王侯将相是有种的。君不见人间百态,有人高官显爵,有人镜花水月;有人风流倜傥,有人满面菜色;有人一世富贵,有人终生窘迫;有人食不厌精,有人猪食难得;有人龙精虎猛,有人求死不得。同是一般投胎,何来这百般差别?百般差别却又是一般完结。这就是命,由不得你不信。我从不奢望自己的后人有多大出息,更不指望他少年得志,只期望他不像我这样一生坎坷,能平平淡淡,慢慢地步入人生的顺畅之途足矣,于是为儿取名徐畅。) r2 S, L# T J3 a
四桌满月酒如期举行。长明和嘉晴要为四桌酒席买单,我没同意,因为朋友们送的礼金付酒席钱绰绰有余。看来今生注定是我欠朋友的情多,还朋友的情少。1 [1 K# p9 T8 s9 X* s/ Q
% N1 Q' c" \; B$ ` } 应朋友之邀任宾馆副总. K5 v2 v' U0 ^9 D" _+ ~( j T2 z+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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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毫无意义的平淡中一天天度过,孩子转眼半岁多了,不到五百元的月收入,三个人生活,压力日渐显现。但正如我母亲常说的“一根田埂三节烂,三穷三富不到老”,世事果真如此。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十点多钟,忽听楼下经营小卖部的房东大喊“老徐接电话”,我心想奇了怪了,谁会往小卖部打电话找我?于是下楼接听,电话那头首先问:“是老徐吗?”答:“我是。”“你让我找得好苦呀,找了大半年,昨天才打听到你留给满和的这个电话号码。你猜我是谁?”我已经听出来了是谁,却故意说:“没听出来。”“伙计,我雷渝生。这样急着找你,是有事情想找你帮忙,你能不能现在到我公司来一下?”并自说自话地告诉我他公司的地点和方位,我打断他说:“帮忙没问题,具体什么事见面再说。但你的公司我不去,因为我不知道鄱阳街是在汉口还是在武昌。”老雷听出来我话里的不爽,连忙说:“那我来找你,你现在住什么地方?”我把地址和大致方位一说,他立即明白了,因为庙西湾正在去往一八三的必经之路上。放下电话上楼,大约半小时后楼下在喊“老徐,老徐”,我探头一看正是雷渝生,开了一辆全新进口的皇冠三点零车,牌号0458,这家伙确实有神通,这种车牌号属省直机关(后来知道是省公安厅的车牌)。老雷让司机在楼下等他,自己径直上楼,一见面直奔主题:“你真难找,现在混得怎么样?”答:“一般,打工吃饭而已。”“一月有多少钱?”我故意夸大:“一月七八百元钱。”“那你没有我混得好。”“那是,我没有你那个板眼。”“不是板眼问题,你比我有能力得多,只是你没有我胆子大。”“我敢扯旗造反,还没有你胆子大?”“你那是政治上的胆子大,你想为国为民,要为自己你就没有那个胆量了。好了,不谈这个。我找你有点正事,我开了一家西都娱乐城,已开业一年多。现在又租了三五〇六厂的一栋大楼准备开一家三星级宾馆,想请你为我操持这家宾馆,现在刚开始筹建,想请你帮忙。”“帮忙谈不上,我要先和长明商量一下。你那里的工作量大,不可能两头兼顾,我这边要丢得开,就一条心去你那里,否则去不了。”“现在是火烧眉毛,你一定要尽快决定,这个忙你一定得帮。”“不存在帮忙,我去了拿了你的钱就是给你打工,我三天后去宾馆当面答复你。”老雷说:“那好,就这样决定了,我三天后在宾馆等你。我给你准备的待遇是这样,因为刚开始,工资不可能太高,只能给你暂定每月一千五百元,你先委屈一下,其他的我会考虑。”我打断他:“一月一千五不低了,谈不上委屈,钱谈多了反而不亲热。”“另外我给你配一辆车,有专职司机。等宾馆开业了,我再在汉口那边给你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买有房产证的那种,那样你上班就方便些。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说:“这些条件当然不错,但我们先不谈这些,关键是你那里的事我干不干得了。我如果能胜任,再来谈这些具体事;如果不能胜任误了你的事,那就给你帮了倒忙。”“这点事对你是小菜一碟,你办事我放心。你老哥是干大事的人,我绝对信得足你。”约定三天后再见,老雷匆匆告辞。
! C6 I% c5 ^) T3 d) q& B 我下午将事情告诉长明,因为大家都认识,事情一说,长明爽快地答应了,认为我是应该去更大的场面闯一闯。同时表示,一旦那边的事情不好搞,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厂来,会计的事先临时请人代帐。第二天我又知会了老董,他那里请不到人代帐,商定我仍然每月抽一天时间给他记帐做报表。一切安排妥当,第三天上午十点我准时到了西虎宾馆。大堂正在招聘员工,我向工作人员打听问雷总在不在,那位一脸茫然,问哪个雷总,我说雷渝生,答曰不认识。正谈间,老雷来了,径自把我带到二楼,原来筹建处三四十号人全在二楼。老雷叫司机把人全部集中到会议室开会,人到齐了,主持会议的人说,今天是老板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有重要的事情给大家说。然后请老雷讲话。老雷是个不善于在正规场面上讲话的人(不是低调而是缺乏这方面的历练),开门见山说:“在座的除老曾外(会议主持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和大家是聘用与应聘的关系。今天只讲一件事”,然后指着我说,“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叫徐正全,是我的一个哥,以后他就代表我来管理西虎宾馆,一切按他的决定办。各部门临时负责的人留一下,其余人散会。”几个人留下,众人离开会议室,这时司机陈浩上来了,手上拿着一沓钱。老雷把钱接过来,当着留下的几个人把钱一把给我,我不知所以,连忙推辞说:“我有钱,我有钱。”老雷把钱往我手里一塞,说:“拿着再说。”然后对留下的人说:“你们原来的人员分工、筹建进度情况我都不清楚,现在好了,以后就按徐总的安排,他的决定就是公司的决定,大家照办就行了。散会。”老雷中午要请我吃饭,我说不必了,你去忙你的,我还要忙我的。老雷拿出一本砖头一样厚的书给我,是长城饭店关于管理方面的工具书,撒手而去。& e$ V( K- Z4 m* S/ w# J0 h
我回到办公室,拿出钱一数,不多不少三千元,这是我出狱后最大的一笔一次性收入。为什么给我钱,我一时不解,继而一想明白了,这一方面是实现他的承诺——他来找我时说的“其他的我会考虑”,也就是工资之外给我一些补偿;另一方面,当着其他人的面给我钱,恐怕是想告诉别人:他和我的关系不一般,要大家以后不要马虎我。看来老雷不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真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翻开老雷给的书看了一下目录,这是一本专著,当然是专家们写的,也亏了这些专家,管理一个饭店竟然要写数百万言的一本专著,那管理一个国家岂不得要一火车书?看来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许多专家们的通病。其实往简单了说,宾馆也好,饭店也罢,不过是旅馆的放大罢了,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无非是使服务更加规范、更有条理、更完善一些而已。不过书还是有用的,至少对我这个外行,通过看目录起码明白了一个宾馆的部门设置有哪些,其责任范围是什么,这些是可以照葫芦画瓢的。
. ]% Z, R" i$ r. M+ q 此后我用两天时间,分头找人了解各部门进展情况并实地查看。两天后,按照宾馆的格局设置了前厅(销售部)、客房、餐饮、娱乐等部门,行管方面的采购、财务、人事、保安、总经办等部门,并起草了一份各部门负责人的名单送老雷定夺。老雷看完名单,疑惑地问我:“现在就任命是不是太早了?”我说:“这已经迟了,筹建处一成立就应该任命,所谓人存事兴,人亡事废。干任何一件多人参与的事,首先就要组织落实,让大家明白,那些事归那些人做,否则再多的人都是一盘散沙。”老雷说:“那你现在任命了,以后开业了怎么调整?人都是愿上不愿下。”我说:“你这是私人企业,不是共产党的企业,用谁不用谁你一个人说了算。况且这个任命是筹建处的任命,被任命的人只有责任,没有任何好处,既不和日后的去留挂钩,甚至也不和待遇挂钩,只是一种责任的确认。人都有希望被别人认可的欲望,尤其是被上级认可,这种任命也是一种激励方式。”老雷说:“既然这样,那就按你说的办。”我问:“你觉得这个名单上的人是不是都合适?”老雷说:“我一个都不认识,你说合适肯定合适,反正也不多花一分钱。”
" }) D8 P) j( `! v+ N7 P# N3 {9 c% ~/ l 任命名单在筹建处的正式会议上郑重宣布了,同时要求各部门负责人三天内做出工作计划,明确各人所在部门开业前应做哪些事,已做了哪些,未做的还有那些,这些未做的或正在做的事时间、节点是如何安排的,有哪些具体措施来保证,每件事的具体负责人是谁,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需要什么协调和帮助。尤其是人事和采购这两个部门是筹建开业的重点,由我具体协助指导,其余部门的问题在每天的碰头例会上解决。我说:我的工作方式总的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开业日期是确定了的,大家在这个日期之前各显身手,一旦到开业之日仍有未办完的事,想显身手都没有机会了,只能卷铺盖走人。提前完成任务的,每提前一天加5%的月工资。筹建工作很杂乱,各部门的工作安排不能有遗漏,不能临时抱佛脚,凡遗漏一件扣部门负责人10%的月工资。我不可能事必躬亲,也没有那么广泛的专业知识,所以凡有遗漏都是部门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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