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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瑞:一个外国汉学家回顾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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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0 16:10: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林培瑞

◇ 瞎子摸象

  今年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中国人作回顾的同时,像我
这样的外国汉学家,也不妨作一点回顾吧。

  一九六六年我刚大学毕业,学了点中文,中国的媒体发出来的理想主义口号对
我很有吸引力。当时我常看《中国建设》,学习怎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甚至偶
尔还戴上毛像章。很想到中国去,但中美两个政府都不允许。

  一九七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美国来,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与美国第一次公开的来往。我很荣幸的被选为美方翻译之一;后来,因为我和其
他五位美国翻译的这项服务的关系,中美两国的政府似乎都改变了初衷,批准我们
去了一趟中国。

  我们一九七三年五月动身,兴奋不已,喜出望外。四个星期里头跑了七个城市
——广州、上海、苏州、西安、延安、北京和唐山。费用少得不可思议:吃、住、
玩和一切交通费用加起来不过五百六十块美元。

  当时到中国去的白人真是很少,我们到哪里都享受非常特殊的待遇。每次上公
共汽车,卖票的大声喊,“外宾!外宾!让位!”然后我们上了几个人,马上就空
几个位子。我们自然感到难为情,怎么会愿意坐呢?有一次,一位中年工人让给我
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副很疲倦的脸,知道他并不是很情愿站起来的。因此我也拒绝
坐,恳请他再坐下。但上面吩咐,他不可能再坐。车上虽然挤得不堪,那个位子却
一路上都是空着的;真是滑稽现象。

  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小孩成群地跟着我们。走了二十分钟后就会有几百个,
甚至上千个小朋友,像彗星的长尾巴一样,默默地跟着,不走太近,不太说话,但
不管多么远也不散。有一次我们穿过动物园门口,已经买了票的小朋友就跟上了我
们;显然,我们比斑马、长颈鹿还新鲜。

  我偶尔喜欢停下来和小朋友们谈话。有一次我问了他们将来想作甚么。

  “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为人民服务!”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用响亮的声音回答我


  “像甚么地方呢?”我问了他。

  “像……”他想了一会儿:“像新疆啊!”

  “你呢?”我问了另外一个小朋友。

  “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人民服务!”跟刚才的回答一模一样。

  问了十几个小孩,都照样重复了那句话。除了那句话,几乎甚么也不愿意说了


  我们作为外国客人,连比较艰苦的地方都不容易看到,更不必说“最艰苦的地
方”了。只有到唐山的时候,访问了有名的煤矿,坐电梯下到了矿底的隧道网,那
里坐上了小轨车,大概走了四十分钟。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比:矿外头
,不管到哪里,都看的见毛语录,红红金金的都是很漂亮的牌子。但是矿底下,虽
然有灯和许多工作有关的牌子,但是毛语录都没有。

  出来以后我问了我们的官方导游为甚么矿里没有毛语录。他想了一会儿回答:
“唔……太脏了吧?对毛主席的语录不够尊重,工人自己不愿意。”

  我当时基本上还是很羡慕毛时代的理想主义。只有听到这些反面的线索以后才
开始发生怀疑。为什么十几个小孩里头没有任何不同的想法?为什么所谓“太脏的
地方”对于几万个活着的工人不算什么,但对毛泽东的话反而就“不够干净”呢?

  一九七九年我到中国去住了一年,那时是伤痕文学的高潮,我六年以前发现的
小线索现在已经变成大河流了。我一层一层地更深入的理解了毛时代的真实情况,
一方面感受到了毛的骗,一方面怪自己本来太天真。

  承认自己受了骗,自己太天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受骗的时间越长
,放弃幻想就越难。很多美国自由派,亲左的所谓“liberal”都有这个问
题。我自己父亲可以作个例子。他老人家一九零七年出生,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恐
慌的时候受过苦,开始向往左派思想,羡慕过苏联,几次带了旅游团访问苏联,越
访问越相信共产主义。六十年代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爸爸觉得毛
对。我小时候一直跟着爸爸信社会主义。后来到中国去,发现爸爸的理想和中国的
日常生活根本不是一回事,大失所望。但是我告诉爸爸真实情况却一点不起作用。
他不太相信,反而觉得儿子受了资本主义的影响。

  为此,我颇有几分有苦说不出的感觉,但后来想了个法子。父母退休了,表示
愿意到中国去教英文,我介绍他们一九八三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住了半年。我以为,
让他们去住一段时间,就是不懂中文,一定也可以感觉出来毛的宣传和中国的日常
生活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估计错了。爸爸回来说中国很好,正在“清除精神污
染”。毛还是对的。江青四人帮也不像政府说的那么坏。

  我那时候才深深地体会到,并不一定客观事实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信仰,尤其是
一辈子根深蒂固的信仰。积累久了的情感和理想比事实更有力量。我爸爸这种好心
的美国左倾知识份子,对于中国文革抱的希望尤其没法子改变。在他们看来,中国
似乎不是实际的中国,而是一个奇妙的镜子。美国社会有什么问题,遥远的中国能
够反应出一个理想的解决法。美国贫富悬殊太大,中国是平等主义;美国犯罪率太
高,中国路不拾遗;美国人自私,社会主义新人都大公无私。有这种理想的美国人
之所以没法子放弃对中国的幻想,是因为放弃了它等于放弃了改变美国的希望。

  韩丁(William Hinton)先生出了一本新书。韩丁本来是美国
人,在毛时代的中国住在中国农村,写了一本叫做《翻身》的长篇著作,盛赞农业
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邓时代的改革一来,韩先生大不以为然,他这本新书叫做《
从九天之上到九地之下》是歌颂大寨的主角和文革时期的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陈
在毛时代的大寨过的是天堂般的精神生活,后来在北京公寓里头过的却是一种地狱
生活。我爸爸今年八十八,肯定会喜欢韩先生的书。

◇ 极权和反作用

  一九六六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美国人对这个运动的初步印
像是很好的。那年我刚进中国历史研究所,最羡慕的是文革目标的彻底性。不但是
要改造社会,而且要改造人的自私心理,要“斗私”,要“一切为人民”,要“在
灵魂深处闹革命”。我觉得多好啊,多大胆!

  后来发现我同辈的很多年轻中国人本来有过同样的感觉。他们决定以身作则,
抱着很崇高的理想和献身精神到中国农村去参加劳动,“提高自己的革命觉悟”,
等等。没想到的是到了人民公社以后,发现农民的生活和本来所抱的社会主义理想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回事。农村的普遍贫困是主要问题,但是很多别的社会情况也
远不如理想。当地的干部骄傲不讲理,甚至剥削、虐待、强奸,和雷锋模型相比的
话,是一个大讽刺。“为人民服务”和其它漂亮口号都显得空洞和虚伪。

  有一位加拿大华侨学者,名字叫梁丽芳,前年出了一本书,里头搜集了二十六
篇访问录,受访者都是中国中年作家,包括莫言,王安忆,张承志,郑义,等等。
这些作家几乎都是六十年代热情献身于文革,后来大失所望的人。但梁教授发现这
一代到了七十年代末,并没有因为理想落空而放弃了理想。放弃的只是盲从权威的
习惯,本来的理想主义却还依然活着。文革的经验给这一代人带来的最后效应不是
“朵朵葵花向太阳”,而是一种反抗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八十年代的“反思文
学”,“寻根文学”,“文化热”和“八九民运”都跟这一代人在文革期间产生的
独立思考能力有关。九十年代初,刘宾雁说了一句“没有文革今日中国可能跟今日
的北朝鲜一样。”这句话很值得深思。

  但是文革的效果,果真是如此的话,那就等于文革的极权主义起了很大的反作
用。种下的种子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梁教授的书名叫做“早晨的太阳”就包涵着这
么一种微妙的涵义。她借用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名言,“你们青年人…好像早晨
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可是那一代青年走的路子不是毛先生所
希望的。也可能不是他能够想像得到的。

  九十年代,文革的另一方面的很有意思的反作用出现了。在毛时代的中国,一
切“资产阶级”行为都是避讳的。地主、资本家和一切“剥削者”的形像都是反面
教材,而且描绘得很清楚、很新鲜生动的:住大楼,开快车,吃喝嫖赌,无恶不作
。八十年代邓小平说“发财是光荣的”,到了九十年代有一部份人在中国的商业化
社会里头发了或大或小的财,他们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呢?似乎没有别的,只好参考
毛所骂的那种反面形像,只是现在由反面教材成了正面教材、好行为了。毛时代的
极端禁欲主义,物质需求积累久了,造成物极必反,现在晃到另一个极端,成了一
种放肆主义。

  可惜的是,毛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卡通漫画。实际上的西
洋资本主义多多少少受民主法制的制约。法律制约诚然不是最完善的,时时刻刻需
要公民投票者的监督;但现代的西洋资本家,哪怕是野心最大的、最不择手段的人
,也很难像毛所骂的那样轻易剥削,放肆欺骗,无恶不作。要是一部分中国人,从
毛那里得到的印像是这种行为应该是发了财的人的自然行为,那恐怕也得算是文化
大革命的一个相当大的反作用。

  反作用的产生不限于文革。大跃进也是一个例子。中国自从十九世纪末开始,
追求国家富强,大跃进的目标也是“超英赶美”,但在经济上的实际效果却是相反
的,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跃退。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
多的一次饥荒。与大跃进同时,也就是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同样是为了中国更富
强的目标,鼓励中国人口尽快增长,把提倡计划生育的马寅初教授骂为“资产阶级
思想家马尔萨斯的信徒”。后来,到了八十年代,仍旧是为了中国更为富强的目标
,政府宣称“独生一子”的政策,这个政策也应该视为毛的五十年代末政策的反作
用结果。

  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里起反作用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人类的普遍现象。
德国、日本、苏联、罗马尼亚、伊朗、伊拉克、乌干达和其它国家的现代历史上都
可以找到的极权主义导致反作用的例子。闯祸的方式有时候是打侵略战争,有时候
是国内搞斗人运动,但所有的例子都有两个共同之处:⑴指挥的人都是自称最正确
的极权主义者。⑵遭殃的人都是服从,甚至“全心全意服务”的老百姓。正相反呢
,在现代民主国家的历史上,很难发现在国内搞过斗人运动的例子。侵略战争和庞
大社会运动的出发点都是极权主义者自己的蓝图。他们很相信他们的蓝图,以为别
人不相信是因为别人的水平不够。他们势力那么大,有时候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
,殊不知社会生活是复杂多端的,并不是一部汽车,你想把它开到那里就可以开到
那里。

  民主政治不是没有毛病的,但它的基本性质是承认社会的多元性。民主政府的
领袖知道为所欲为是做不到的,颁布自己的伟大蓝图是没有用的。伟大蓝图因为用
不上,所以也自然起不了一贯的反作用。

□ 原载《北京之春》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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