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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4 20: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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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干预四川省委三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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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L" {, e, B红造联成立了,要体现它的存在,就要开展活动。正好,中共四川省委要召开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会(下称三干会),地点在锦江宾馆(当时改名东方红宾馆)。三干会的目的,是传达贯彻10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改变各地领导干部普遍对文革不理解,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而造成的被动局面。我们决定利用三干会的机会,组织大西南和四川的革命群众来控诉李井泉、廖志高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阻碍文革运动向前发展的罪行,作为红造联的第一场大型活动。6 j' M- q% S, u: x) X! T" V$ E) F( m5 Y
11月23日,挺进纵队以红造联的名义,找到省文革副组长、水电厅的张广钦厅长和省三干会秘书组,提出强硬要求:三干会不能按李井泉、廖志高的意图,四平八稳地开。我们代表造反派,坚决要求在会上插入揭露和控诉部分地方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的内容。开始他们不同意。我们就扬言,如果不按我们的意图办,就组织造反派强行冲击三干会,叫你们开不成会。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们无可奈何,经请示省委领导,同意考虑我们的意见。开始只同意给24、25日两天时间。我们想,开起来再说,到时才不管你的呢!最后达成妥协,他们上午的报告会、讨论会我们不介入,不干涉。下午由红造联主持揭露和控诉会,他们负责安排协助。商定下来的时间已是24日凌晨4点,第一次插入揭露批判的时间就在当天下午2点。' P [: { K5 z+ m
首场会议安排在锦江大礼堂(时称东方红礼堂)左侧会议厅内举行,到会的人不过数百,由贵州工人控诉在文革初受到的迫害。由于时间太仓促,经验也不足,开张不太成功。不过在会上各组织散发了大量传单,干部们都抢着要,也算起到了宣传文革的作用。, r; ?/ @5 r' s) H( H6 q+ V6 m- W w
25 日下午,大会改在大礼堂开,由重庆工人北上告状团和重庆八一五派(学生造反组织)控诉。因为李井泉和四川省委确实在重庆搞了不少的鬼名堂,可以揭批的内容多,也很生动具体。这天的揭批会很成功,气氛非常热烈,取得了好的效果。楼上楼下按票对号入座,全部坐得满满档档的。26、27日全天由省委组织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有关文件。28日下午,由南充地区控诉。29日下午,由成都地区控诉。30日下午,分地区召开干部座谈会,座谈收获体会认识。各组我们都分派了红卫兵参加,了解动态信息。从下午2点到6点,吃过晚饭又继续开。在座谈会上,李大章、阎秀峰等发言吞吞吐吐,言不及义。但地、县干部发言较多,也很深刻。以上会议,事前双方有所协商约定,没有发生任何过激行为。9 I5 n6 { k6 H5 l' e
整个插入揭批的干预行动,由郑全体领导主持,纵队人员除办公室值勤的以外,基本上都参加了。我们认为,这次活动是成功的。首先,使广大干部理解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我党我国变色,反修防修的重大举措。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是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其次,使广大领导干部化解了与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他们亲眼看见了造反派不是青面獠牙,穷凶极恶的暴徒。造反派大多是讲道理的,懂政策的。造反派的活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底。从此以后,一些领导对运动、对群众有了新的理解,避免了许多矛盾和冲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三干会是四川文革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之所以如此,挺进纵队主导的揭批活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 t" _: _- h7 D. U3 q# ~* Y2 D( ^通过这次大会,重大八一五在成都的影响更大了,甚至超过了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成都造反派有问题找我们的多。红造联停止活动后,直接来川大我们纵队驻地联系者络绎不绝。
; G2 ^1 S8 y" {/ ]会后,我按郑全体的要求,写了一份《关于在四川省委三干会上插入革命造反派揭露和控诉部分地方党委镇压群众运动内容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我写了好几天,信笺纸密密麻麻五六页,有六七千字吧。后用复写纸复写了3份,红纸做成大信封,寄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由郑全体的那位随从王××去邮局寄发,寄出后杳无回音。当然,这是肯定的,谁来看这样啰啰嗦嗦、毫无意义的东西?对我来说,只是起到了锻炼写作能力的作用。我后来想,如果能够发生奇迹,在什么角落里找到这份东西,那就可以知道更加详尽的三干会的情况了。/ Y8 {2 @) N1 m) G. e" b
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听说了彭德怀被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人抓到北京的消息,此时彭在成都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 N0 W" h J4 K' \' Z5 W1 H2 k三干会中的一天晚上,大约11点左右,郑全体带我们找到了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和省长李大章,目的是要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以重大八一五的名义请求接见,他们不敢不来。地点在锦江宾馆的一间小会议厅,大约有四五张长沙发,有几张茶几。我们参加的有郑、张正茂、王××、邹茂根、我和其他几个人。参加接见的领导有廖、李和几个秘书之类的干部。开始时,郑向他们说明了为什么要在三干会上增加揭批内容的原因:目前当权派的思想普遍跟不上形势,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们正确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避免犯更大的错误。然后拿出一张清单,这张清单是我根据郑全体的意思拟的,内容有:1.红绸大红旗两面,一面为“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字样,另一面为“西南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联络总站”字样;2.公章两枚,字样同上;3.机器脚踏车一辆(即现在带单缸发动机的自行车);4.自行车10辆;5. 照相机一架;6.打字机一台;7.棉衣若干件;8.油印机数台……总共有十来项,其它的小东西记不清了。& H% m6 x+ E& Y2 }; v. }9 T: e( B
廖志高斜靠在中间的沙发上,微仰着头,表示着他的身份。李大章随便坐在侧面的沙发上,他们讲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廖志高中等身材,偏瘦,脑门较高,稍有点秃,白净脸皮,黑头发,一副精明的样子。李大章有点胖,浓眉大眼,脸色红润,有点像陈毅的模样。那时四川还没有电视,我们以前都没有见过这些领导的尊容。大家交谈后,他们二人简单地商量了一下,便在我们的清单上批示:同意发给。请省文革小组办公室办理。二人都签了字。
5 K" v% c$ w1 h: b: w这时已经到了午夜,大家都饿了,宾馆工作人员送来宵夜。不知是不是廖、李的秘书安排的?白面馒头、清稀饭、泡萝卜丁,三样都是雪白的颜色。廖、李和我们一同吃后,各自分手。
$ g# T. X! D( D- h几天后,清单上的东西我们就在省百货公司等处拿到了,都是全新的。队旗在重大活动时打出来,颇有气势。机器脚踏车成了郑全体的专车,我分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一件棉衣。照相机由邹茂根保管,其它东西公用。照相机是一架中档的135相机,到手没几天,一卷胶卷都没照,遇到成都一些造反派工人要到北京告状,找邹茂根借用。既然是红造联,那就要帮着办事。邹就非常放心地借给了他们,连借条都没有打一张,借的人姓甚名谁他都没闹清。他一借出,我们就埋怨他,他还胸有成竹地说:“不要紧,肯定会来还的。”那个时候照相机还是稀有之物,这台照相机我连看都没有看清,从此就不知落到谁的手中。我写这件事是说我们学生那时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天真,对人丝毫没有防备之心。打字机用来打传单,后来涂植辉在西南局对面的宾馆里住着一个套间,用的就是这台打字机。他打印过一本当时流传的斯诺记录的毛泽东《我的回忆》,还送过我几本。
/ ?1 i( _. }) r郑全体骑着机器脚踏车回过家,去看望他的母亲。在成都西南的簇桥,十几公里远。我当时还说,郑全体好有孝心。 G; g3 i+ ^; m( `
我的那辆自行车,真太好骑了,我也很得意,经常骑着它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乱逛,充分享受到了在成都这样平坦的大城市中单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便捷。但好景不长,一天晚上川棉一厂发生两派冲突,我们去支援红卫东,与厂里的产业军辩论。产业军被辩得理屈词穷,就拿我们的单车解气,把车扣留了,理由是没有牌照。我们的车确实没有上过牌照。川棉一厂保守派势力大,红卫东无力帮我们要回来。我后来在西南局的一间办公室里发现一辆旧单车,拿去修理好了,就一直骑着它,直到离开成都。+ Z' P2 H [6 @3 y8 I
在三干会前和会中,有关重庆公交公司的两件事,有必要讲一下。7 I j& g1 m8 n: e
三干会的前些天,有人来报告,重庆公交公司的保守派工人纠察队来了两车人,说是重庆公交八一五迫害了他们,要找省委告状,住在省委接待站。时间已是晚上,郑全体马上带着我们十几个人赶到省委接待站,到他们住的一个大房间,把守好大门,把他们叫起来训话。他们开始不承认是工纠,没有反对攻击过八一五。我们有人从卫生间找出丢在抽水马桶里没有冲走的一大卷传单。这些传单用的是道林纸,印得很漂亮,上面都是所谓重大八一五“暴徒”在八二八事件中的“滔天罪行”,落款为重庆工人纠察队公交大队。人赃俱获,他们这才无话可说。郑板着脸,用文革时的大道理,结合市井俚语,把他们狠狠地臭骂了一通。郑还联系了成都公交公司造反派,把他们开来的两辆大公共汽车扣留了。这些人第二天灰溜溜地离开了成都。以后,我们时不时可以看到成都的大街上有重庆公交公司的大客车开行。7 ?6 P+ I" z' U- m
另一件事,是在准备三干会召开时。我到川大办事,见校园里停着四五辆重庆公交公司的公共汽车,一问是重庆公交八一五的。我向他们打听谢致知,他们说:“你找‘大脑壳’,刚才还在。”过了不一会,就把谢找来了。谢致知是我合川老家隔壁邻居的老三,谢三毛,比我小五六岁。我上高中时他父亲调到北碚玻璃厂,他跟着到了重庆,进了公交公司。我们分别五六年了。他从小调皮捣蛋,我估计肯定会加入造反派,果然不错。我们见面,非常高兴,他长高了,头还是大。互相讲了些别后的情况,家庭情况等。他说知道我考上了重大,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6 ^# r. K% ?) |# P9 K我和谢讲起前些天他们公司保守派来成都的事,他说已经知道了。听公司的人说:重大八一五那个郑全体太恶躁(四川方言,厉害的意思)了,把他们那伙人骂得服服帖帖,屁都不敢放一个。车也被缴了,公司职工人见人骂。从他们回来后,公交的工纠再也不敢跳了。
5 J' y: z8 |2 ]% ^/ h# |* m R5 a我问起这次来成都的事,他说他们把重庆市公用事业局的局长齐金安抓来了,要找省委解决他镇压革命运动,打击造反派的问题。接着,他又把公交八一五的头头黄知广找来,和我见了面。黄是转业军人,30多岁,中等个子,比较瘦,看起来蛮有精神的。我告诉他,马上就要开三干会,省委领导都在,可以到会上找,我可以帮忙。另外,可以安排到大会上发言,控诉公用局镇压运动的罪行。黄高兴得不得了,连说他们这次来到成都,正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下好了,来的目的基本上都可以达到,还有意外的收获。: g/ W% {# c8 Z; r* }) t. X0 K V
后来黄知广果然上台发了言,而齐金安是趁人不注意时跑掉了。# g. d! X6 r; ^7 B$ ^: N
挺进纵队决定会上所有的发言稿由我收集,加以必要的修改,编印一本《四川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行录》。印刷是郑全体交给王××办理,王找张广钦以省文革组名义印,但后来一直没有印出来。黄知广催过几次,我也没有办法。一年后,黄知广拉了一些人转向了反到底,这是后话。' T" A* o$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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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N/ p3 g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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