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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文革片断—《林启予口述文革》(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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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30 13:13: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林启予口述文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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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端阳$ R0 }" o& F, j) G: _" p1 F*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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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天津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林启予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当年可是个风云人物,当过天津市工代会的头、市革委会常委、市地震局局长。“四人帮”粉碎后,在揭批查运动中,他又入狱十年。不管从正面或反面来说,他在天津都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2 j: A0 I1 [- x+ b我从不讳言,文革初期我也是一个狂热的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抄家、砸教堂、大串联……什么都干过。那时还不知道有个林启予。后来我们“犯错误”,逍遥,逐渐离开了历史舞台,直到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而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了文革的主力军。这也符合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这时我就听说了林启予,而且我的许多红卫兵战友和他很熟,也经常谈论他,可我和他却无缘相会。
) n* o! z5 ]; t5 [8 V, s时间一下子跨越了四十多年,我也开始反思文革。从2006年开始,我相继在北京的“七九八”举办了《1996•教堂》摄影展,展出了我于1966年8月拍摄的红卫兵砸教堂的照片。接着我又连续出版了我的《一个红卫兵的日记》和我父亲的《文革日记》。这些书我都分发给了天津的相关人员,自然也传到了林启予的手里。在朋友的介绍下,我们在他的家里见了面。- q% s# y! a# C3 d: x5 b7 F
见面当然离不开文革的话题。他给我详细谈了609厂武斗的情况,这在当时可是震动全国的事件,陈伯达亲自参与处理。我当时虽也听说过,但他从当事人的角度谈,而且有那么多的细节,确实令我吃惊和震撼。, b0 r) \3 D% Y! m
我问他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不整理出来?他很直爽地说自己不想弄,希望我来帮他写。
& f6 d6 y+ i. {. R( Y0 e这给我出了难题。经过思考,我表示可以帮忙,但有个条件,就是一定要自己亲身经历的,要真实的,尽量不加评论的。因为文革中的是非很复杂,我们说不清楚,还是让历史学家去评论好了。我们只是提供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真实就够了。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就定了下来。
: n+ h) P+ B: z3 H  C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必须拿出整块的时间才行,而我那时正忙于整理我父亲的七卷文集,人又在北京,实在无法分身。前后拖了一年多,于是委托给杨祁和周新民。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当我看了他们的文稿后,觉得特别欣慰,这件事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我也对得起林启予的重托了。说实话,拖了这么久,我对林启予还是有点内疚的。6 J0 Q0 ~; T2 R6 M$ i- t
林启予的这个口述,有大量的历史细节,而且涉及了许多历史人物,如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康生、江青、王曼恬、姚文元、郑维山、戚本禹、杨成武、阎达开、胡昭衡、李雪峰、解学恭、张淮三、刘政、江枫、郑三生、华国锋、杨拯民等等。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光从这个名单,就可以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我认为这个口述为研究天津的文革史填补了一个空白。特别是今天,当我们跳出了历史上的“派性”,以一种完全解放的思维来重新审视文革时,其价值就越发显现出来。
5 Q7 ?+ M% g- ~& x同时,我也惊叹林启予的记忆,我问他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潜意识中我确实担心有不实之处。他说,在监狱中的十年,没别的事可干,每天都在想这事,想了有几百遍。这让我信服。9 C$ ]8 a. h" Q: `
我也希望其他有相同经历的人能把自己所看到的写下来,即使不同也没关系,因为每个人的视角都是不同的。我曾经引用过“瞎子摸象”的典故,只要每个人把自己“摸”到的如实描述出来,合在一起,就是一只“全象”了。
$ d% `0 D& t# \, ]9 u2011年4月; c; }# n; w/ L( H$ Y/ g2 b3 g2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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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w2 m/ V, Y; }. d【口述历史】6 n' g& M. Q%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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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文革片断
  r/ E. ^6 P3 {$ S" M: G——《林启予口述文革》(节录)! y" K) {* H4 A9 L5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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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启予 口述
" A( {6 X# V) Y, W* d2 q& Y周新民、杨祁 整理2 K' l3 G: g5 \

2 R$ q; j) @1 ]8 U6 j" |2 d关于我8 F) r& M/ X9 K9 v$ h) N

1 `/ \1 C5 y  z8 _, M我是1936年在天津出生的,一直生活在天津。老家是甘肃省定西县。我姥爷是兰州当地的一个土财主,姥姥只生了两个闺女,因为没有生儿子,被姥爷遗弃。姥姥自己把两个女儿带大。把大女儿胡云英嫁给了定西师范学校校长林少文,也就是我父亲。父亲当时在烟台海军学校读书,即将毕业,奶奶因怕他毕业后不回家,就把他骗回老家,给他娶了媳妇,不让他走了。爸爸念过书有学问就当了校长。后来西北军开进兰州,西北军中有个军官是爸爸当年的同学,见到爸爸说:“当什么校长啊,当兵吧。”于是介绍他进了西北军,刚好就在吉鸿昌的部队当了少校参谋。吉鸿昌当时是旅长,还没结婚,由爸爸牵线做媒,把小姨介绍给他。经姥姥同意,把二女儿胡红霞嫁给了吉鸿昌。吉鸿昌就是我的姨父,所以林家与吉家有着很深的渊源。后来吉鸿昌当了省主席,为了避嫌,不愿意让父亲在其手下干,就介绍他去孙连仲主席的手下,当了县长。# `/ [1 `& P' H8 r6 n7 W$ E- _
蒋、冯、阎中原大战,最后以阎锡山倒戈,西北军溃败而告结束。吉鸿昌所辖部队被迫接受蒋介石改编,成为二十二路军,紧接着被派往潢川,围剿鄂豫皖苏区。吉鸿昌是有名的常胜将军,基本上没打过败仗,可1929年他在河南剿共,和徐海东的部队打了一仗,结果大败而归。“这红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队伍呢?”他感到不可思议。经军中地下党的策划,于是一天晚上他化妆穿便衣跑到共产党那边一看究竟。从此以后他拒绝剿共,有心起义。蒋介石一直在拉拢吉鸿昌,送了好多钱、物给他,但又对他心存戒备,派心腹冷欣(军统特务)潜入吉鸿昌的部队,收买了吉鸿昌下属的两个师长。吉鸿昌一共有三个师,现在两个师不听调令了,起义的事情也就泡汤了。接着蒋介石又强迫吉鸿昌“携眷”出国考察,意思是出了国你就别回来了,实际上把他给撤职了。8 q3 L  X' Q" X7 A
1930年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霞飞路买下一座小楼,当年便举家从兰州迁到了天津。在兰州时我们家是姥姥当家,姥姥去世后,林、吉两家始终住在一起没有分开。到了天津仍生活在一起,一直到解放后。我父亲到了天津后,吉鸿昌忙于抗日前线事务,顾不了家,我父亲实际上成了这个家的管家。1932年2月,吉鸿昌回国经上海到天津,在上海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津后积极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国民饭店38号房间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后,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当天晚上,父亲和我姨母去巡捕房探望,吉鸿昌对其妻再三嘱咐:“红霞,不要到处托人花冤枉钱,好好教育子女。”临走时,父亲也被工部局当场逮捕。其原因是:在国民饭店是以父亲的名义开的房间,父亲自然逃不了干系。11月10日至14日吉鸿昌被关押在法租界工部局,迫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吉鸿昌被引渡给北平军分会,父亲也一起被送进了北平的陆军监狱。11月24日姨父吉鸿昌英勇就义,时年39岁。行刑的那天,父亲也被带到刑场陪绑。在刑场上,吉鸿昌以树枝代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流芳千古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首诗及吉鸿昌将军就义时命令行刑的官兵给他搬个椅子,坐着面对面开枪的壮烈情景。都是我父亲林少文亲历这一历史时刻后,从监狱中记录传出来的。吉鸿昌就义后,父亲被移送到南京宪兵三团关押,在押期间受酷刑而得了肺病。又因主管他案件的军官是他在烟台海军学校的同学,没查出他是共产党,就保释回天津了。父亲于1942年死于天津市和平区营口道仁和里24号。(此时吉、林两家从法租界霞飞路小红楼搬到此处,小红楼出租了。)
: q$ g$ l) i% P天津解放后,军管会贴出布告寻找吉鸿昌的亲属,姨母带着吉鸿昌的遗书和《就义诗》去了军管会。军管会副主任王世英接待的,经确认后由政府每月供给七袋面粉供养全家。并为我母亲和姨母安排了教育工作(因两姊妹同是兰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母亲就在河北省师范附小做了教师,我和弟弟随母亲在此校读书。8 o  Z4 o. ], k2 |7 x- S
我于1952年至1958年在天津一中学习,高中毕业后,由于出身好,在校是学生干部,曾担任过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被保送到天津大学动力系发电专业。当时天津是河北省的省会,为筹备第一届全运会,我又被借调到省手球队。全运会结束后又回到天大学习,所以1965年我才从天大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电业局所属发电设备检修大队电机中队为实习技术员。0 A* d+ I$ L1 s2 n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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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首长的11次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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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X7 T7 i. @2 N+ y& n1967年8月13日晚上12点左右,解学恭通过军队的专线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中央定了,举行第二次谈判,你代表工代会,一共给你们7个名额。”让我赶紧把名单定下来。我连夜草拟了一个名单,并召开工代会的常委会,讨论通过。我的意见是,在“609武斗”中有功的单位都去,工代会里我和姜卫东两个人去。李荣贵对姜卫东比较反感,他提议让军工的刘晓云去。我是比较护着姜卫东的,因为“609武斗”开始是他在前方参与指挥的,我说:“姜卫东必须去,工代会去两个人就不少了,我和姜卫东,其他的都让下边单位的人去。”名单定下来,商量的结果,有609厂春雷造反组织的韩恩荣、3527厂联总的庞连仲、市政公路三团的侯纯民、电业造总的白长福、基建联总的白启荣等。名单定下来以后,第二天早晨6点把名单交给解学恭。转天开车去北京,住在动物园那边的北京政治师范学校里。三层是大联筹,二层是五代会,门口有解放军站岗。支左联络站去了几个人,没有地方干部。! y' r6 n( ?0 q! @" z$ ^
这次谈判从1967年8月15日开始,一直到12月8日,共进行了一百天。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第二阶段是大联合;第三阶段是成立革委会。所有的接见都在晚上12点以后。主要是中央领导讲话,陈伯达讲得最多,他的闽南口音十分浓重,一般人都听不懂,郑维山给他做翻译。第一阶段谈判,双方不要再打了,共同成立一个制止武斗领导小组,由支左部队挂帅,五代会这边是王勇、姜卫东、白长福参加。大联筹方面是李勇代表,也是三个人,共同组成制止武斗领导小组,办公地点就在现在科委的那栋楼。以前的问题都不许再提,以后再出问题就由制止武斗领导小组负责解决。
8 ?3 z9 I- s% y: d从第一次接见起,中央的态度就已经很明确了。会议进行到大联合阶段的时候,解学恭、江枫找我谈过一次话。秘书把我接到民族饭店,他们住在那边。解学恭问我:“你对大联合有什么看法?”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第一次北京谈判时没让我参加这档子事来,当时虽然接受了,但心里总还有些疙瘩,于是我就说啦:“我先说我家庭的吧。我这么个社会关系,你们不考虑考虑?”这话当然是针对第一次谈判不让我参加的所谓“三个理由”,这个时候我得找补回来。本来么,并不是我要当这个筹委会的成员,选举的结果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把张承明选掉了,我得票最多……所以这人啊,有时候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江枫不容我再说,把我的话打断了:“你的家庭我都了解,别说了。你就说说大联合怎么促。”我就谈了我的观点。首先分析了天津市整个造反形势,都是由各个大专院校串联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大大小小的山头,其中,以大学串联起家的工人造反组织中,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影响最大,在天津的工业企业、各大系统行业中都占据重要位置,应该是大联合的骨干。其次是河大八一八,他们在冶金、机械等行业中,有一定的影响。第三,天工八二五是大联筹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联系的单位多,组织比较分散,成分比较复杂,成行业系统规模的比较少,大多是社会零散单位。因此,在这种形势下,要稳定天津的形势,促成全市的大联合,必须以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为骨干,团结河大八一八,分化瓦解天工八二五。解学恭和江枫没说什么,都不表态。我就回去了。第二天上午没有接见的任务。郑三生、杨银生等又派车把我接到八大处北京军区所在地,在天津支左的海陆空部队领导都在那里,他们又让我陈述了一遍我对天津大联合的观点。郑三生、杨银生等都没有表态,空军一个在红桥区支左的副师长叫汪润田,实说了自己的看法:“小林啊,你的观点对。”2 m# o2 W) [; j. N( Q0 v
围绕大联合的讨论似乎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发展的。首先在领导接见的时候,态度日趋明朗,支持以五代会为基础的大联合,暗示大联筹这个组织不行,应该解散。这在大联筹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 k$ r; z$ C0 {% S: M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时间是1967年8月15日晚上10点至第二天凌晨1点,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等人,陪同接见的有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解学恭、江枫、杨银生。陈伯达主持,白金生是大联筹的代表,我代表五代会。上来先挨个介绍,陈伯达看了名单以后,先问的大联筹:“你叫白金生?”一句话就完了。等介绍到我了:“你叫林启予?”我说:“是啊,我是林启予。”陈伯达又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林少文。他又问:“他还有别的名字吗?”我回答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又问:“你爸爸读过书吧?”我说:“读过。他是烟台海军学校毕业的。”他看了看我问:“你知道你名字‘启予’是怎么来的吗?”他接着说,《论语》里有一句话,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你的名字出自这个典故。
( l, C% G. \5 w( L原来陈伯达早就认识我父亲。早在1932年以前,我们家也就是吉鸿昌家在天津法租界的霞飞路(今天的花园路),已经成了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地点。吉鸿昌毁家纾难,四处筹措经费购置武器,曾一次交党费六万银元,为抗日前线购买武器。我父亲就是购买武器、运送武器的当事人。1934年吉鸿昌在这栋小楼里创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亲任中央委员会主任,在三楼设秘密印刷室,出版了《民族战旗》、《华北烽火》等抗日刊物。这些活动都有中共党人参与,地下党的陈伯达、南汉宸、朱其文、宣侠父等人,就在我们家三楼办公,吉鸿昌出经费供给他们,陈伯达就在我们家住着。/ V5 E0 J' o- r
市里肯定知道我们家和陈伯达的关系,但这些事情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陈伯达在这个场合一点,说到这种深度,我就明白了,这是在释放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中央的调子已经定了,完全倾向五代会。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我再多说什么。因此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始终不发言。只是到了中央首长最后一次接见,会议结束的时候,由别人起草了一个讲话稿,让我代表新成立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邀请总理参加天津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是我在此次会议期间,11次接见中唯一的一次发言。当时我姨还活着呢,我回天津以后和她说起开会的事,她问我:“这事谁管着呢?”我说是陈伯达。她说:“嗨,不就是‘白毛狸’(陈伯达的外号)吗?我给他写封信,让他接见你。”我说:“不用了,现在陈伯达已经站在五代会这边了,基本上大局已定。”信没写,我也没去找陈伯达。这完全是蒙的,是我的下意识里觉得没这个必要,不是我如何如何有先见之明。幸亏没写这封信,要是真的写了信,陈伯达也接见了我,我就更说不清了(后来还真为此事查过我)。9 c8 F* W$ R( h4 T
陈伯达、谢富治不断发言批评武斗,大联筹也予以反驳。陈伯达说:天工八二五,你们觉得乱得够了吗?天工八二五的赵建敏振振有词地回答说:我们是不希望乱的,乱不乱不取决于我们,而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天津支左的问题,请首长注意66军的问题。* _+ ^5 i! E4 z3 g
第二次接见是8月16日晚上10点至第二天凌晨2点半左右。有陈伯达、谢富治,还有军方的李天佑、郑维山等人。继续解决制止武斗的问题。陈伯达进场后先问大家:你们打电话没有?扣的人放了没有?双方在回答问题时互相辩论,争吵不休。陈伯达说:“昨天没有放的就算了。现在就放,12点(指当晚12点)前全部放完。不放就不谈了,就散会。同意不?”双方都表示同意后,陈伯达要求双方各出三个代表签字。然后中间休息,要两派马上打电话通知放人,放人之后再谈。17日1时30分继续开会,陈伯达同意双方各派一名代表,军管会出一名代表,回天津检查放人的情况,并要求双方协商拟定制止武斗的协议。
( Y4 O' E  R* D/ f, p* i, H( J这期间,谢富治还有一次单独接见,参加人主要是大联筹里边的工人代表,工代会的代表旁听,江枫参加了会议。谢富治当时还兼任公安部长,主要是解决天津港武斗问题。这次武斗规模很大,造成了天津港全面停产。谁挑的头儿呢?白金生!白金生领导的“荣复转退军人造反总部”参与了这场武斗。谢富治发言,直截了当地点了白金生,下令“今天晚上12点以前必须把你的人全部撤出,我进驻部队一个团,你们的人要是不撤出,就逮捕你们。不能影响天津港的正常作业。”散会以后,马上叫白金生打电话,把他们的人都撤出来了。这次会本来没我们的事,我是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坐在一边什么话都不说。姜卫东就坐在我旁边,可能知道点什么,这时候他就站起来了,哇啦哇啦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说得口吐白沫,无疑是火上浇油。他倒霉也就是从这开始。刚一散会江枫就找我说:“这个代表撤,给我换一个,谢副总理说话了。”帮倒忙了!人家上边调子都定了,你就别再激火了!我就找姜卫东谈:“你回去吧,谢副总理发话了,我也保不了你了。”他回天津了。我打电话把李芝林换来。$ `$ J" {  _& A
第三次接见是8月18日凌晨1点半至4点半。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李天佑、郑维山等出席。陈伯达先问了天津港武斗解决的情况,要求双方各出五名代表一起协商起草制止武斗的协议。然后双方代表交替发言。辩论到对解放军的态度问题时,天津市第三配件厂的一个代表叫董广发,他是代表大联筹的,站起来辩论,他说:“我们不是反对解放军,而是反对军内的‘一小撮’!”这时戚本禹就在台上坐着,而最早提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正是戚本禹,他因此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可当时事情并没有公开,好多人还不知道这个内幕。戚本禹就说话了,叫他不要再提“抓军内一小撮”。可是董广发偏偏不知趣,还站在那不停地辩解,戚本禹“啪”的一声拍桌子站了起来,会场的门也开了,几个便衣迅速地跑进了会场,大联筹的人一看情形不对啊,生把董广发给摁在座位上,不让他再说。戚本禹讲话很严厉,说,今天达成制止武斗协议以后,如果再发生杀人、放火、打人,就把这个组织定为法西斯组织。
- ^4 Y0 ?( _& V* S8 X第四次接见是8月19日凌晨3点半左右。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中央领导走进会场的时候,大家起立鼓掌。陈伯达走到台前对大家说:不要鼓掌了,不欢迎,鼓什么掌呀!我们来不是为了让你们鼓掌的。以为一鼓掌我就会高兴?不会高兴的!谢富治插话说:不武斗,我们就高兴了!陈伯达批评了前一天大联筹冲击五代会的游行队伍,也询问了五代会游行队伍说没说刺激对方的话。谢富治还特别讲了大联筹的白金生,说他不像个三轮工人。白金生马上回答说,自己确实是个三轮工人。谢富治询问了白金生的历史,然后对他说:你由集体工厂的工人到去蹬三轮,这是一个倒退,你必须承认这一点。" G$ `2 l7 F! w( C! W) B/ a0 u
第五次接见是8月24日晚上快11点的时候,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参加接见的有谢富治和郑维山。陪同接见的天津领导除老三位以外还有66军军长郑三生。这次会议通过了双方达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还讨论了《六四一厂协议》和《塘沽协议》等等。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谢富治批评双方都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一而再,再而三地领着大家读毛主席语录,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郑维山讲了一段话之后,天工八二五的赵建敏当场质问郑维山,郑维山显然是生气了,大声说:“你这是让我把刚才讲的话收回吗?!难道强奸犯、抢劫犯就不要处置吗?”说完就退席了。
* M; P1 A7 U7 W. N, q; s第六次接见是9月8日凌晨1点左右至5点半。陈伯达、戚本禹先到。天津的老三位还有肖思明(66军政委)陪同接见。大联筹的白金生要发言,陈伯达说:又是你?算了吧,换一个。这时,江青披了个斗篷在谢富治的陪同下进入会场,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一落座就抢着发言:“谢富治同志要我来看看同志们。天津市夜里有人出去抢东西,奸淫妇女……我听了一个录音,林造反是大坏蛋,他强奸妇女,这个人还能要他……对这种东西要专政!(大家热烈鼓掌)我为什么说是‘东西’呢?因为他们是反动的。人民愤怒极了!我们有责任。强奸妇女的这些人十分可恶,我都不好说出口。这些人要抓起来枪毙!”林造反是大联筹工矿造总的头,和李勇、程国富在一起的。李勇没来开会,程国富来了,就在台下坐着,江青没有点他的名。河北区一个二轻系统的厂子被工矿造总给砸了,被砸的群众组织里有几个女工被他们给强奸了。这是“609武斗”之前发生的事情,和“609武斗”没关系。江青讲话之后就把林造反逮捕了。录音是女工的控诉。
( a* e5 l1 c$ \2 Z+ Y第七次接见是9月14日凌晨两点到早晨5点半。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和郑维山。这次接见不光是天津的代表,还有石家庄、唐山、张家口等地的群众代表和当地领导及驻军首长。接见的主要议题就是要促进大联合。陈伯达一上来就高呼口号:“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大联合万岁!”代表们也都跟着喊。他问:天津已经联合了没有?台下回答说没有。大联筹的代表说他们自己捉了28个坏人,陈伯达带头鼓掌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他做了长篇讲话,对大联筹有批评也有表扬。谢富治说,自己抓自己一派的坏人,合乎毛泽东思想。问五代会抓了没有?接着就是五代会的人汇报,说是已经通过了内部整风,大家交换了意见。
) p4 [% N. C7 o2 l7 C第八次接见是9月26日,晚上12点半到2点半。有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等。除了天津的代表之外,还有保定的赴京代表团。开始陈伯达没到,谢富治先讲话,他表扬天津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了。他问:大联筹的赵建敏来了吗?赵建敏说来了。谢富治说:老先生,你怎么不能联合呀!周总理问赵:你是按主席指示办事,还是以我为核心?赵建敏赶紧说:我主张五代会内外造反派联合起来,我不主张以大联筹为核心,以大联筹为核心是错误的。周总理还讲了很多鼓励天津工人的话。本来谈判代表中没有天津师范学院的人,临时叫来一个师院的女学生,我挺佩服她的。她站起来反映单位里大派的组织掌权后扣押小派群众的工资,总理几次示意让她坐下,可她就是不坐下,坚持将自己的意见完整地表达清楚。最后总理给予肯定和支持,并指示天津的领导要尽快予以解决。陈伯达走进会场,总理退席。他说了一些鼓励和祝贺天津大联合的话,说保定的协商气氛不如天津,然后就带头高呼口号:向天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大家就喊:毛主席万岁!有人在发言中称陈伯达“首长”,他说:“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没有什么官名。你看我有什么官名?你们都是各个组织的勤务员,我连个勤务员都没有当上。” 6 `! U& Q" o3 y
第九次接见的主要对象是大联筹,时间是10月10日晚11点至第二天凌晨4点半。陈伯达讲了一段话之后说:“你们这里有没有赵建敏?赵建敏来了没有?你到前面来讲嘛!听说你有一套意见,今天就是要听听你的意见,看你的意见站得住站不住嘛!”赵建敏充分地表述了自己的意见,陈伯达话里有话地说:有一种野心家想垄断天津,想随便玩弄天津老百姓!会上赵建敏和程国富吵了起来,工矿造总的何光临也站起来揭发赵建敏的问题。紧接着又有人说何光临两面三刀,陈伯达、谢富治则支持何反戈一击。有人表态要和赵建敏一起战斗到底,陈伯达问:你向谁战斗?回答说:走资派。陈伯达问:哪个走资派?答曰:万张反党集团。陈伯达说:你晓得万张集团的人在你背后操纵吗?这些谈话都是明显地在给大联筹施压。
% a4 O: o% u2 Q: Z" ]9 A第十次接见就到了11月22日了,从凌晨2点半到5点半。有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等。陈伯达在讲话中态度已经十分的明显。比如他提到了大联筹的张承明,并引导他说大联筹就是不好。他质问刘秀荣(小站镇的年轻教师,大联筹观点):“你是受什么人委托?你是大联筹的,你搞的恰恰是复辟!”他表示:白金生这个人我很反对。赵建敏这个人我是反对他的。陈伯达、谢富治等反复强调贯彻执行毛泽东按系统大联合的指示,不赞成大联筹这样的跨行业组织。陈伯达更是多次点大联筹的名,说:“要把参加大联筹的群众同头头区别开来,大联筹有些头头搞了很多坏事,亲者痛仇者快,他们做的坏事是不能容忍的,对一些头头做的坏事,参加大联筹的群众不能替他们负责任。”
0 f5 {0 P8 y8 k8 h+ ^几次接见形势都对大联筹十分不利。这时候大联筹内部就开始分化了。首先站出来的是程国富,他是工矿造总的二把手。还有一个是冶金造反组织的魏洪全,代表人物就这两个人,张承明也动摇了,白金生这个人不表态。晚上在我们驻地的小饭厅,大联筹的人自己就开始辩论了,这些人主张加入五代会实现大联合。天工八二五的赵建敏死活反对以五代会为基础的大联合,主张和五代会平分天下。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人都站到桌子上,我们都在场,站在一边看热闹。
  k; ~' M/ o& \% d工作主要就是中央领导在做,他们在接见时不断地灌输一些观点,施加压力,促使一些人重新思考,有些人一看没戏,大联筹这个组织没有前途,于是转变了立场。转机就是那天晚上的辩论,矛盾公开化了,经过辩论一部分人站出来,公开表态:我们承认错误,加入五代会。后来这些分裂出来的人都进了市工代会和市革委会。
; w" X/ M) s2 U6 A/ Z3 D3 W. w! R谈判期间毛主席还出来接见过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的礼堂。事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天突然通知我们提前吃饭,饭后在屋里等着别动。白启荣他们几个人下饭馆去了,没赶上。段曙光带我们去的。叫我们自己查身,不许带打火机、火柴,什么也不许带,到人民大会堂门口又被查一遍。大会堂里坐的都是各地的群众代表,这时候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等到10点多钟,毛主席出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林彪、总理、陈伯达等等,中央文革那些人。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欢呼,主席走到台中间站下,和大家招手示意。大家一直在鼓掌,毛主席只是出来接见一下,什么都没有讲。% r/ r/ z- a; O8 N/ a' b9 i& N
这里我必须提一句,最后一次接见是总理主持的。总理对万晓塘的死确实提出过疑问,他是这么说的:“当时万晓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我当时就在现场,是我亲耳听到的。但在市里的会议记录中没有这句话。
4 a3 Q- x# z# N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多了,12月2日中央首长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姚文元、吴法宪、郑维山等。以五代会为基础的大联合成立了,并发表了联合公报,消除了大联合的障碍,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最后由筹备小组核心组拿出一个革委会人员组成名单,这个名单怎么出的我们都不知道。根据这个名单大家讨论,19个群众代表的常委当中,工人代表占了一半。学生代表中,河大一个,体育学院一个,天南大各一个。大家举手通过,宣布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毛主席批准。会议下发了三个文件,一个是同意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是《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再一个是《实现革命群众的大联合》。我代表天津赴京谈判代表团宣读邀请信,邀请周总理和中央首长们参加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11次接见到此结束,总理对天津的邀请表示感谢,并表示由于工作太忙,庆祝大会就不再参加了。' h& i: O  l* o
12月份,去北京参加谈判的人员都回到天津。筹备庆祝大会。在海河广场召开大会,《天津日报》发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会后解学恭等革委会领导带队到和平路游行,从北安桥走到中心花园。游行过后革委会全体成员回到市委机关的地下室,吃了一顿忆苦饭——糠饽饽。
6 u8 o$ G* V4 y2 e2 T' r0 ?9 p6 D后来江青到天津,纪登奎陪着她来的。纪登奎问解学恭:“你们天津的革委会成立以后为什么没有反复?”解学恭的回答是:因为天津大联合的基础好。66军在天津支左中,姿态高,对其他兵种支左起到了团结、核心作用。虽然军种之间有矛盾和不同看法,但没有彻底暴露在群众组织面前,对稳定天津革命形势、促进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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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4 u) S/ j5 l( C2 ]转自《记忆》第七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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