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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年华  文革纪事:铁窗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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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1 01:13: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金色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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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z* b9 |( c- b0 T/ V* m1968年3月,我被我所在的天津汽车运输七场革委会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义,“扭送”到了天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学习班,同年9月以“内部矛盾”的结论回到了场里。没想到遭受的这场迫害与磨难,最后竟成了形势好转的契机。岁月如歌。如今回顾这段往事,依然会生出一定的感慨和激动。它不属于文学,但却是我们这代人成长历程中的真实体验。  + A- s" H: Z: I5 K'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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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o# |+ b; I1 a+ ? 1967年底大联合之后,表面上取消了场里的各个组织和斗争,实质上这种斗争却以更隐秘的方式进行。我们派在革委会的选举中取得了四名常委、包括一名副主任的优势,依然有着场内第一派的感觉和阵势。这是我们对立面绝不承认的现实。他们继续靠暗中努力和接近驻军的办法来逐步改变这种局面。他们屡试不爽的手法就是在我们队伍里“抓坏人”。他们相信此举一旦得手,我们庞大的队伍就会不攻自破。这点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当今美国和北约为什么一直要抓捕波黑前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和急不可待的要审判前南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做法。  6 n0 a+ ?4 n) s6 e* w6 N' i
作为我们派的早期领导人,我一直是对方的打击第一目标(尽管我这时没有在革委会中担任任何职务)。经过了1966年的“日记风波”和1967年的“三.二事件”,他们把我彻底打倒的目的都没有最终实现;然而笼罩在我头顶上的阴云却一直没有退去,而且随着目前的形势显得越来越重。“山雨欲来风满楼”确是当时的真实感受。  # k3 \( Z& H- e- s; t
为了避免危险,我几次主动找到驻军交心,从学校到家庭,从学习到运动的逐项交谈。然而,发现他们只是在听,既不表态更没有赞同鼓励。这时我明白了他们更多地听了对方的话,也许对方里面党团员多就是他们信任的基本依据。  
$ ]1 F- d+ [; W茫然中,我们那位当选的副主任找到了我,说是“发挥特长”,让我刻写一下批准天津汽车运输七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文件。在我把刻件交到副主任手里时,也多少地说出些心中的忧虑。可他认为我多想了,他说应当稳住,我们还都在这儿呢。  
( D  J% a* t. s7 D* n没想到仅仅隔了一天,也就是12月6日,我就被剥夺了参加全厂职工庆祝游行的权利。这是在游行前车间的一名负责人通知我的(而且他也是我们派的人)。面对这突然的局面我没来及做出任何反应,只是感到这仅仅是开始。  
# g  ~. u) U; `3 W+ O: |面对着日益临近的风雨,我感到真的只有“自己解放自己”了。  
' Y: n. X) F7 }+ v于是,我按照各种诬陷罪名,去多处调查,找有关证据,终于1月31日在食堂的最醒目处贴出了万余字的《砸碎枷锁——我的自白书》大字报。我的想法是把一切陷害我的借口公布于众,也就像把他们的炮弹提前抽掉引信一样。大字报引起了好多人的观看,还有不少人表示了同情和支持。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的心平缓了许多。唯有那位副主任传来的“大字报可以贴,只是时机要把握好”的说法使我有些不快。  7 Z" M; M3 D/ j* x) I$ Y" e
不久江青和中央文革的2.21讲话从北京传到了全国各地,全国千百万人的厄运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场的革委会主要成员(包括我们的副主任)虽然“荣幸地直接聆听”了这次讲话,但却没有改变事后不久垮台的命运。  4 m% O' R" k7 A- n. f# w
到了三月,如同头一年,阴沉的风沙又来了。而厂里的形势更有黑云压城的感觉,“清理阶级队伍”甚至“抓小爬虫”的口号已经到处都贴满了。 3月2日 那天,我做了一夜的噩梦。醒来后不知怎们想的,居然拿起了画笔,给自己来个自画像。记得那天虽然换上了白衬衣和黑色的毛线坎肩,原想模仿谢洛夫画画家柯罗文的肖像,结果却画出自己确实愁容满面。一付灾难就要来临的样子。  . ?' U( |8 Y' t/ k
其实预感很准确。5天以后,庆祝毛主席的三.七批示,再次全体职工游行。上一次就被无理剥夺了民主权利的我,早有准备。于游行的前一天贴出了《严正声明》,表明维护自己参加游行合法权利的坚决立场。没有人出来反对,倒是有人贴出了支持游行的大字报。结果游行如期参加了。然而没过两天驻军表态了。在一次会议上主要负责人不点名地说我大字报里的某句话是反动口号。场里的空气又骤然地紧张起来,我写出的解释性的大字报也没人看了。形势一触即发。  ! ~- C2 Z# @3 Z- y
 3月15日 下午,我正在去配活,果然就来了两个寻衅的人。一个王来祥见面就骂我是“小爬虫”!我一回嘴说他“保皇派”,就被抓住了脖领子前推后搡地拽到了厂驻军办公室旁的一间屋子里。我不服气,和他们展开了辩论。尽管有人一通乱喊甚至还对我动了手脚,可我依然很平静。这时看到同情我的人也围了过来。心想必须把对方问倒。于是出现了僵局。我在人群的后面看到了驻军负责人焦躁的表情。这时突然一声炸雷似的口号,打倒陈风雨!在我的耳边响起。随之有人响应。接着口号又换成了毛主席万岁!我也本能地举手跟着喊。没想到打倒陈风雨的口号又接着响起,我当然不会举手,而且看清了是一个解放前有黑旗队嫌疑的司机李银藻喊的。在几次变换中我头脑出现了特殊的冷静:那就是毛主席万岁必须喊,而打倒自己的口号绝对不喊,而最最关键的是绝对不要喊倒个。我当时就识破了他们诱惑我喊错口号的阴谋。如果得逞,我就会立即被当作“对抗公安六条第一条的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立即抓走!在巨大危险面前的特殊冷静保证了我的安全。这样劳而无功的坚持了20多分钟之后,李银藻的汗都快下来了,这时只见驻军老尚点了点头,我立即就被抓了出来。外面的车在等着我,一路上我经历了劈头盖脸的一顿暴打,然后就用车开到了天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群众扭送”的名义将我送到这里。在这里办手续一直等到了转天的下午(后来了解到是这里不收)。  
% M3 Y' E( h# ~9 k) e    我的伤痛事后过一个月才消逝,但是颈椎神经带来的伤害却延续了二三十年。幸运的是,后来一个装卸队的老工人证实,就在我被扭送身遭痛打的瞬间,他看到了那个牛二似的王来祥,正要飞起一脚找我的脸上踢来!他觉得太残忍了,于是就顺势一档,把他的脚档歪了。谢天谢地!谢谢这位心地善良的老师傅,如果那天我被踢着了,我的脸也许就成为电影《夜半歌声》里的“宋丹平第二”,以后无论如何才华横溢也是当不了记者的,更没有机会和郑小瑛、巩俐她们交谈了!  5 h4 f, @1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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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 p8 C7 S/ ?# R6 {第二天黄昏,公安局的车把我送到了天津监狱对过(这是后来才知道的)的一所楼房里。这里看上去很像一般的机关单位,只是临近大楼的窗户才会发现不寻常的绿栅栏。我进去的时候,只是简单地登了次记(好像其他的手续已经办好了),然后一名便衣的干警平和的对我说,这里是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要是帮助你们搞清问题,你们到这里一不算逮捕,二不算拘留,第三工资照发。至于问题搞清以后,那每个人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经过了这几天如狼似虎的对待,他的话和态度几乎把我感动得流下眼泪。随后我就被送到了类似一间大教室的屋子里,当盖上温暖干净的被子躺在大通铺的时候,我更坚定了到这里一切都会搞清楚的信念。  
  ?4 x  s" F5 I- o3 F学习班确实像个学习班。一间间通铺干净整齐,每个人靠窗的被子都叠得有楞见角,洗漱用品也摆放得有条有理。铺前有桌子,对面墙是大黑板和好几幅毛主席像。房间里也还贴挂着标语和学习园地。第二天早晨,班长就和我谈了话,他姓张也是这里的学员。他说我们到这里一是学习毛泽东思想;二是搞清自己的问题。学习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背会“老三篇”,以后时间长了也希望背出“老五篇”,但是这不强求;至于学习提倡互相帮助,但是却不能说出各自的案情,如果说了,就是“串供”。这一句,使我立刻又意识到这里的特殊性。最后他鼓励我说,你们年轻,都会解决得很好的。后来我了解到,他是一个单位的干部,也是一派的头头,由于被抓住了一些历史问题,情况就复杂了。可他未必想到我虽年轻,可也未必简单啊。这时我又想起了在头天晚上第一个认识的同学——也算难友吧,小谢。他是在天津工作的河南人,天津市豫剧团的演员。看到我也是年轻人,就很热情地照顾我,其实他比我还小,只是个子很高,长得很英武。后来了解到他的案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排练节目时,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这个反复喊的口号弄倒了,其实还没喊全,自己也意识到就停口了——然而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对立面揪住不放,于是就以“对抗公安六条的第一条”被送了进来。好在他自己很乐观,别人也觉得他没有什么,每天打饭打水都是很积极的。后来我很快就清楚了,这里是一个中转站。如果有的人问题弄清楚了——属于敌我矛盾,那就要到对过——监狱去了;如果弄清问题不大,属于内部问题,那还要回原单位。也有的人单位就是不愿意接受,认为既然送到这里,不逮捕也得拘留,如果回去了单位多被动呀。于是这里去做单位的工作时,人就滞留在这里。不过公安干警对他们的态度都比较不错。知道了这些,我心里就更踏实了,做好准备谈问题。  7 M6 f2 \) q! c5 g) n
然而,上面却不忙,也许我的问题看来无足轻重。我来半个来月后才找我谈话。值得高兴的是我要谈的问题超过了他要问的问题,所以气氛很融洽。我当时想他也许是看我20刚过且身材瘦小的缘故吧。负责干部叫毛喜山,我至今记得他看着我时候的笑容。问题谈完了,继续学习吧。于是我也开始了解到这里的情况。  
5 R& I; |* B4 v1 P5 q前面说过,这里是一个人员分流的地方,当然难免鱼龙混杂。特别是在那种社会背景之下,谁是好人坏人,只凭自己的感觉和观察是很不够的。我记得一个姓石的中年人,看起来豪爽大方,对于某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很浓的青年尤为瞧不起。没想到后来这个中年人被判了死刑,据说是武斗中用捣皮拳的方式捣死了人。至于很知识分子的那位呢?也被判了20年,记得他是油毡厂的,说起来此前我还买过他的小报呢。这些人的情况就究竟如何?我至今说不清楚。我记得我们后来的班长,一位姓顾的南方人,在军管会等候时我见过他,特别记得是他被挂了一块很像被处决的犯人一样的竖牌子,更令人惊讶的是上面居然写的是“杀人犯”!可现在成了我的班长,说明单位的说法不可靠了。来了一个时期以后,虽说“不准串供”,可大多说人还都知道了彼此的问题,在这里带有“刑事犯罪”嫌疑的人,总是被歧视的。我也始终没有问过顾班长的案情。只是记得他有一次多少有点假公济私,结果弄巧成拙的事。一天晚饭后一个解放军的班长例行检查,随口问了他一句,又没有不服管教的。对此,一般都被搪塞过去。可他这时却说了一个叫佟扬的不服管教。解放军刚把眼睛朝佟扬瞪过去还没有说出话,只见佟扬像小学生要求发言似的举起了右手,他说报告亲人解放军,不是我不服管教,而是顾某对我打击报复。解放军问,怎么打击报复你了?只见佟扬不慌不忙地说出了三件事,似乎件件有条有理。说完以后,大家都愣了。不仅顾某无言以对,就是解放军也觉得有些没面子,只是说了句以后谁不守纪律也不行就离开了。顾某的偷鸡不成蚀把米不说了,佟扬的反击战给了人极深的印象,比起后来许多球员口头喊“打反击”实际上总是一筹莫展强多了。佟扬是个个性极强的人,他的腰在单位的批斗会上被打坏,每天可以不出操。他用的那本毛主席语录,明显地盖着北京舞蹈学校的图章。对于别人的小缺点也毫不容情地挑出。班里也有年岁较大的人,大多是由于历史问题到这里的。有一位姓陈的给我印象很深,他是学经济的,好像还懂日语。他对我说过一次革委会派人去抄他的家,他就说你们老和我过不去算什么,于是就给来人开了个方子。一面说你们要是有真有本事就做到这些。什么方子呢?他说时也给我写出一个——钢产8000万吨、煤炭15000万吨、水泥、粮油、发电量…….总之是一份当时根本无法实现的国民经济指标,这样,他被说为对现实不满和诬蔑社会主义就理所当然的了。还记得一名姓范的农民,原来竟然当过解放军的营长,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就又回家种地了,大概也是因为派性斗争被送到这里。他基本上没有文化,别人都可以背诵的“老三篇”到他这里就费了大劲。一次小组会上谈心得时他就实话实说地来了句,我是越学越糊涂!结果立即招致强烈批判。特别记得一个前两天因为单位卡了工资发牢骚后被指责为“散毒”的陈某某,这时显得特别大义凛然,他开口就说,毛主席的书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越学心里越亮堂!范某某居然说越学越糊涂(你站起来!)真是反动透顶!他的发言声色俱厉,不过人们都知道他有将功补过的用意。在学习班里,班长权力很大(甚至可以不让学员吃饭)。一般问题查清、而且不严重的人才会被指定当班长。他们是比较被信任的人。我后来的一位班长叫王锡禄,是公安局南开分局的一名干警。站队站错了,而且是头头,所以到了这里。他在这里受到的优待是很明显的,但他并不属于那种仗势欺人的那种,虽然人们的动态也必须汇报。记得他临走(回单位)那天,早早地起来把屋里的卫生很仔细地做了一遍,早晨在向主席的请示中,眼含热泪,格外动情。人们也被感动了。他有一次要求一个学员更改语录的事很有意思。我们班有一个年岁较大叫李恩科的学员,由于怕背错了语录,于是每天总是“要斗私批修”这一句,居然一连一个多月。一天,李再次背完了语录,正要汇报思想的时候,王班长忽然插话了,他说我先要声明并不是反对你学习“要斗私批修”,绝没有那个意思;可是毛主席语录一本了,你难道不可以换换吗?大家无言地笑了。从转天起,李恩科就背起了新的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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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v' u( g* Y8 V    虽说是学习班,可也是带军事化色彩的。每个窗户的绿色铁栅栏似乎告诉人们这里和监狱一致的地方。从这个窗户往下一望,看到远处阳光下晨练的人们都会生出对自由的羡慕和渴望来。每天的出操是必须的,应当说对锻炼身体有益,但是借练队形来搞体罚,那也不是个别人。比如练习正步走的分解动作,带操的士兵只喊一,不喊二。人的左腿就得总抬着,而且右臂扬起,左臂后甩,年纪大的抬得不高更不稳,如果要求必须全体一致,不吝是对大家的体罚。这些士兵也打过人,打那些认为不服从纪律的;但显然不是个人行为,而且不久就取消了。大部分士兵还是很善良的,记得一次伙食吃葱头,厕所里味大的进不去人,记得一个河南的解放军(好像起码是个排长)整夜地用水冲厕所。平时对人也和气得很。  
' a6 ]1 f; E! C3 U8 {/ b  ~$ ~这里的人由于各自情况不同,情绪的差别也很大。有的无忧无虑,有的忧心重重;有的听之任之,有的总在猜想。我刚来的时候还有所谓“回去见群众”的安排,其实就是被送回去批斗,此举效果不好,很快就取消了。每周二下午是家属送东西的时间,除去食品,衣服、日用品和家信都可以送来(送钱也好像是银行汇款,记不太清了)。如果有人连续几次没有被叫到,他就神色黯然了(这里就有离婚的危险)。就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变化也不小,特别是在反复核实本人认为根本没有的问题时,他们更是显得痛苦不堪。记得某厂一名姓王的工人(好像叫王宏信),力气很大,可以像提起瓶子一样的动作提起一桶水来。看来人也诚恳,但是涉嫌了一起轮奸案。那时我也当了班长,他就几次和我谈心里话,说如果他真的有事,那就是我看错了人。说话时眼圈也红了起来。而我这时也只有用“相信群众相信党”来笼统地安慰他,从直觉上相信没有事可我也无从帮助他。三十多年了,也不知道他的结果到底如何。在这些人里,我可以说是最没有心理负担的,甚至还有点心存希望的感觉。这种心理除去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对我的的态度外,和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很有关系。  
; K  s* v0 m, @. D; l7 ~当对这里的情况都了解清楚的时候,心里确实有一种挺坦然的感觉。也还随时盼着公安人员找我进一步核实问题。可他们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了,当然自己是不能催的。于是我就开始学习和写一些回忆文字。每天中午饭后,别人午睡的时间,我就开始写自己的运动回忆录,也算是一种备忘。至今37年了,我那时用年轻的生命凝成的文字和情感,今天依然在为我服务。至于学习主要是晚上睡觉前的时间,甚至允许开灯学习。我也就名副其实地开始了我的毛选通读。那些平时不很注意的文章读起来就感到特别新鲜,比如《井冈山的斗争》里的农民武装领袖王佐和袁文才的经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面对于红色政权存在和发生的原因的分析中,不是依靠主观的意志,而是依靠客观条件的观点,都给人以很深的印象。读得越多兴趣越浓,我很庆幸自己获得的学习机会。而学习《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对于我以后的生活与斗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它反复读过多次的充满辩证法的篇章,如《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也都是在这时开始初读的。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根据交战的中日双方的全部条件(两国和国际),既反对亡国论,也反对速胜论,正确地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同时又根据双方的力量,提出了著名的持久战中的三个阶段论——即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通览全篇,确实雄才大略、高屋建瓴,涉及每处,又都理据充足。确是人类军事哲学思想的高度精华,而且又是完全被实践所证实的。依据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也分析估计了我从到这里,须经过几个阶段,然后回单位的全过程,最后全部证实。只是结果比我预计得更快些、更好些。  , }8 r) `9 V+ R* E
后来我也当了班长,大约是我来到这里三个月的时候,被调到一个新组。开始的感觉是兴奋里带有紧张。高兴的这个任命清楚地表明对你的信任,但是也有这里面不好管理的担心。一开始我就是与人为善的态度,尽量倾听诉说,了解心情和困难。屋里的气氛也还不错,有时我还把他们的困难向办案人员转达,但是却没想到得到的回话却是,你简直成了他们的保姆了!这话里的不满和挖苦,使我别扭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也改变不了自己的性格和观念。不过后来发现确实也有比较捣乱的,我又觉得自己的无能了。于是公安人员就教给我对付的办法。就在自己犹豫的时候,我遇到了新的机遇——临时调出画画。  # X8 V  Q" h; I  U' g
当时正值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公开发表,和毛主席亲自聆听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各地一派宣传热潮,学习班也需要动起来。大概是办案人员在审查我的日记时,了解到了我会画画的能力。于是找到我专门谈了一下,我记得手捧着红宝书,来到了办公室。他们稍微问了我的绘画水平之后,就指着旁边的一幅新出版的《毛主席去安源》问我,你可以把他放大吗?我说没有问题。他们似乎不放心的叮嘱我,这可是政治任务啊,你有把握吗?没问题!我又似乎作了政治和业务的双重保证。而且提到了运动前多次在场里画油画,几次画了毛主席像也都很成功的事例。他们放心了,于是我开了购买画笔和颜料的清单。在班里推荐了新的负责人后,我就专心画画了。  1 M" q4 j1 w# e5 R
一个星期以后,我的作品就问世了。这里的负责人很满意,拿到了唐山道军管会那边就给留下了。于是我接着画第二幅、第三幅。一个姓刘的解放军看了画很高兴,还送给了我一张“五大常委像”就是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以及江青共六人。(后来我在场里画了此画)此后我还建议他们画高虹的《决战前夕》。牌子做好了,可是我到了回去的日期,这幅画也就搁浅了。  
9 @3 Q! [1 r% m6 ?! I* I我们这里也有年轻人,有的也就十七八岁。到了搞活动、编节目的时候他们可是骨干。八一节到了,由于有解放军,这里的庆祝活动就搞得比较热烈。提前就要把节目单报上去,排练时反复多次都很认真。我们班好像编了一个诗朗诵,内容也不过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重复,可是人员穿插得有点意思,再加上齐唱与合唱,演出后很受好评。而我在这里也破天荒地成了编导,心里好不兴奋。于是就留下了一个情结。大约30年以后,我在报社文化部当负责人的时候,庆祝七一,居然也导演了这么一回。这也算我一生中的两次导演经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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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情绪不错,但是看看日历,春去秋来,到这里也快半年了。觉得一切都已经说情解决了,于是我也想到了回家。然而就在一个下午,说是军代表找我谈话,本来以为又是搞搞宣传之类,没想到却是另一件根本没有想到的事。见面后军代表问我画过多少毛主席像。我说记不清了,不过可以慢慢地数出来。于是我就从文革前的油画算起,加上运动中板报中的画像,一直到这里的几幅,最后大体说出了一个数目。可又没想到他又提出,你有没有不用红色画有红领章的主席像?他这一问我立即有两个感觉:一是明白了一定是有人在搞陷害,我必须经过这次考试;二是这个问题不要忙于回答,要回去细细考虑。于是我就试探着要求,回去仔细再想想。军代表同意了。  & ?' B) Y5 x7 {: O  M( e7 h* E
回来以后,我就很快地回忆起所画的所有主席像,几乎一个不落。然后又试着回忆又没有领章没画红色的,想来想去,也记不起来。到了最后我明白了,这次必然是来自场里的一次敲诈式的陷害,如果你含糊了,也许就会一直说不清。而这个问题的出现,也是他们在其他问题陷害我黔驴技穷的结果。想到这里我心里一亮,于是很快地用纸列出了我画过的所有的主席画像。保证没有一幅是有问题的。最后,我明知故问地反问:有没有画红领章没用红颜色的的主席像的呢?有,起码两幅。一是天津日报刊载的(就在我的手里),第二幅是我在军管会学习班画的,为什么没画红领章?因为我是用红纸画的主席像!有错吗?请指正。材料交上去了以后一直没有回话,直到给我做结论的时候。我也很清楚在这场意外的遭遇战里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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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就要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又想到了一些在这里认识的同学——难友。有的人对我以后的发展还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有:  2 l; p2 {  g: B8 J
周艾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他因为运动初期,一篇“和姚文元同志商榷”的文章获罪。尽管他提到姚的文章“是一篇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可是在派性斗争中也未能幸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批斗他的时候,喊口号者由于过分激动,竟然把颠倒了他和姚文元的位置,喊出了谁反对周艾文就打倒谁!全场哗然。弄得他也偷偷地笑了。我尊重他的职业,我们比较谈得上来;他脚有残疾,我作为班长也给了他一定的照顾。那时他就和我谈起过写郁达夫传的打算,也许他是我国最早想给郁达夫立传的人。我们都离开学习班以后,一次他来我家找我想就是否回浙江老家听取意见,记得我的建议是让他找一下已经得势了的王曼恬(王原来是他爱人学校的校长)。不过后来他还是回去了,在家乡劳改时听说他一个人拉着四五百斤的车走上百余里地。再后来他返津工作时,我正开始学习写作,他就很认真地批改过我的习作。更值得感谢的是他还为我做过一次举荐(做编务),最后被人家顶了,我看到他比我的心情还难过。他去世前写过一篇文章悼念他的文友,题目是:蹉跎半生未尽才。恐怕这也是他的自我写照吧!它逝世后我就写了一篇悼文,寄给了他时常提到的一位名人,也许是我人微言轻的缘故,没有得到回音。  
3 t5 r5 z1 z; Y! a: N3 n2 ?; O李起厚。这位名演员在2.21讲话里被康生直接点名。人长得很高挺潇洒,来到学习班开始当班长,每次出操都是由他领唱“一个外国人……”这是语录歌《纪念白求恩》的开头的第一句。我是在画画时和他认识的,在第一遍色彩铺完时,临时被调到楼上干活的他给我的画提出了意见,说是你画的主席像的头发像“头套”。我说你再等两天,后来画好了,我们也就熟悉了,尽管也不能太多说话。多年以后我做了报社的通讯员,他们建议我去写人物专访。找谁呢?我就想到了李起厚, 而报社也同意我给他写一篇专访。我们谈得很投机,稿子很顺利地写出,发表时占了半版。那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我到报社后搞活动每次他都积极支持,尤为可贵的是,在我近年来遇到“非常事件”时,他也是侠肝义胆,本色不变。  
. p, w+ ^# B5 y$ f4 J7 ]华国府。一个技校学生,当时也就十七岁。周艾文说你的名字是国民党政府的代称,他听了一笑,那双眼睛有如少女一样。他被抓进来是因为在东北角一座楼上李雪峰的头像旁往下面扔石头,谁不服气就坎谁,他这是恶作剧为政治服务了。他非常愿意和我在一起,演出节目时非常卖力气。本来觉得他来这里就是一次误会,不久就会回去上学的。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三年后,他在中苏边境越境潜逃而被边防军击毙了。这是我场的一名年轻司机、也是他的邻居告诉我的。我听了一直不信,眼前总是他那双顽皮的笑眼。  
' e. r$ e( \$ |& T' q; j董广发。文革中他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起因是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接见中,他公开地反驳了当时还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戚本禹。我们在一组时也很谈得上来,我发现仅比我大两岁的他处事很练达,字也写得很有力量。我第二次见到他时已经10年后了,在军管会唐山道的接待室里,都是为了解决平反的问题。只记得他当时已经患上了四五种病,人也苍老了不少。大约两年前,我送儿子回北京在天津站里遇到了一个个子不高,但是很精神的小伙子。由于电视和报纸上都见过他,我就上前问他,你是董震吧?小伙子点头称是,我就说我和你爸爸是当年学习班的难友。董震没有一点傲气,很随和的和我们交换了通讯处。过些天我就和董广发通话了,除去叙旧,主要还是“吊环王董震”的入选话题。后来,董震还是不太顺畅。再后来,听说董广发已经去世了,病因是肺癌。但这是否和董震的发展有关系呐?难说。  
) P) M3 e! L3 M% a  U) r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些人,比如前面提到过的邢力军,就是那个被判了20年的眼镜书生,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否服刑那么长时间?我时常想着。还有刘书青,当时是大联筹东郊区的常委,也是我后来推荐的班长。他当时告诉了我一种吃螃蟹方法特别诱人,就是把一剁两开的螃蟹放到半熟的土豆辣子锅里,一会流满红油的土豆辣子就熟了!他说要请我去吃,可是30多年了,我们一直也没有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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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X: P; f4 G& `& A# |2 [在我离开这里的一个月前,军管会给我作出了结论。应当说,我对此也不是一点担心没有的。心里也想万一“来个半年劳教”一类,那今生今世也就完了。可结局表明我很幸运。  ! B( X: {  Q! m; {5 G( N
结论之前我还得先说说厂里送我到这里的主要罪名是什么,“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底下主要有三条“罪行”:其一是,“策动反革命政变,打击广大党员干部”。与其他单位不同的是,在别处还是当权派整群众的运动初期,我们却把当权派给斗了。这当然会使不少人觉得大逆不道,可是随着“造反有理”成为社会潮流的时候,这项“罪行”就很勉强了;特别是在被斗的某些人的问题已落实的时候。其二是,“制定反动纲领,血腥镇压干部群众”,事实是在我场领导已经被上级罢官的情况下,我作为群众运动的负责人,的确有过“改组党委”之类的考虑和建议,而这比起当时流行的“火烧党委,炮轰党委”之类的提法显然理智得多。关键在于场里出现了打人的现象时,我持什么态度。整我的人把我在不同纸上所写的话连接在一起,诬陷我制定了“文武斗继续进行”的打人计划。然而事实是我出于性格和理智一开始就对竭尽全力反对武斗,而且这点证明人很多,相反的一个没有。这样我就在这两顶可怕的帽子地下解脱出来,这两点以后也都写进了我在1980年的平反决定里。这样剩下的就只有所谓“书写八本反动日记”一项了。令人欣慰的是,我的日记大部分被送到了军管会。这就不仅给了我搞清事实的前提,而且也给了我洗清被篡改日记的机会。  
8 P% s6 i3 A2 i0 \( t1 M8 m0 u1 E关于我日记的基本内容和遭遇,我已经在《被公布于众的日记》(这次发表的标题为《我的1966》[补一、补二])一文里详细叙述过。在这里只需简略地重复几句。首先文革前,在学画和读书的过程中,我受苏联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深,对于现实中不少事情看不顺眼,比如被反复宣传的“宁可放弃十个雷锋,我也愿做一个谢洛夫”确实是我的思想。不过就在这时也还可以说是基本上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1965年下半年开始,我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就是焦裕禄、王杰,特别是欧阳海给了我强烈的影响,使我基本上扭转了原来的世界观。不仅开始怀疑自己原来的观念,并且为我毫无顾忌的投入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坚实的精神铺垫。  ! e/ g9 f( T) c0 @
军管会对于我日记的审查,是公正客观的。他们不仅通过它基本搞清了我的思想,认识到我到底是一个什么人。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还帮助我搞清了日记公布时被篡改的严重事实。比如一直作为最严重的一句“坚定的勇敢地跟着毛,在我身上无法体现”,实际上是“挥着笔”。一改就差之千里了;再有观影《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后,“感到每个将军、每个士兵…...”被改为“美蒋军”说是对美帝与蒋介石的军队“寄予的希望”。至于断章取义、歪曲原意就不提了。看到了日记被恢复本来的面貌,我的激动和感谢是永生难忘的。  ( k8 B$ |/ l$ f" G; _9 S5 E& H
尽管否定了我被送来的所有理由,但是军管会在结论时,还是要我认真地斗私批修。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对于自己的缺点错误也都要做好检查,从而得到群众的谅解。我也理解他们的官话,表示会做好配合。但是我心里更明白回去该怎么做了。临走时我叹了一口气,说革了半天命,革到这里来了!公安人员接着说,你也该知足了,我们对谁有像对你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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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3日 ,经过了半年零一周的学习,我被接回了场里。我记得很馋甜食,路上就买了半斤月饼。回场以后,没想到还是有人看管,理由是写检查材料。晚上我就睡在了车间工会的办公室里,有人看管是怕我和场里的职工接触。然而第二天同宿舍的董有荣就给我送苹果来了。这种慰问显然引起了驻军的不满,但是他在会上一说,却使更多的人知道我回来了。  
. l3 J: F1 a9 h% w回来以后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甚至觉得女职工都比过去漂亮了,自行车试了一下还可一骑的。一种获得自由以后的轻松和欢快涌向心来。看管我的两个人都姓王,年龄大的王树强师傅在聊天时,加深了对我的了解,感到了送我的不对,事后我们成了朋友;那一个脾气挺怪,正好问他家里情况,又不知他已经离了婚,于是弄得挺不愉快,而且他还和来看望我的人动起手来。好在我也就被看管了一个星期吧。回场后到处看到了笑脸,虽然有人开始和我说话还看看左右,但是很快地就恢复了以往对我的态度。也许这是和我“既没被逮捕,也没被拘留”的结局的密切相关吧。然而欣慰中也听到了令我吃惊的消息:一是何少然被打;二是卢树章自缢。何少然是临时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是被对方恨之入骨的人物,复员军人的身份也没有使他在对方“做耐心细致地思想工作”的同时避免被打;至 于卢树章 老师傅原来机加工的工段长,由于加入了我们这派,便被视为“坐山雕”式的人物,随时准备下手。这次正好借“清理阶级队伍”抓住历史问题,就反复逼供。最后实在忍不住了,他就通过了一根绳索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寻求安宁去了。事后儿媳妇就要离婚,作为残疾人的长子,泪流满面的乞求妻子把孩子留下,他说我今后也不会找到别人了,如果再没有孩子这世界上我就孤身一人了!当然,在驻军负责人兼革委会副主任的“清队总结”的六项成绩里,是绝对不包括这个细节的。另一个影响大的消息,就是我们派的那位革委会副主任已经被免职——其实,这也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也是人家的既定方针,只是他和一些人以前不愿意承认罢了。  / J4 E4 w( W9 b% I5 p/ x. i
我回来了,使许多人兴奋不已。油工组的高文珍说几次梦到你回来,这回可是梦想成真了!三队司机张义和是一个很不热衷于派性活动的人,这次非要请我到他家吃饭,与他一样富有同情心的妻子笪英玉大姐姐般勤地为我夹菜,耐心地问到我在军管会的每个细节,他们的结论是,你走了倒好了!看着他们真诚的神色,我的眼睛湿润了。  
2 h* q) u0 y" `. P/ K% j# F后来,我还一共跑了22次,终于领回了学习期间被扣发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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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c/ J% W6 ^1 w6 T回顾我生命里的1968年,至今依然说不出幸还是不幸?  8 g, g) M! T0 K, Y6 s
作为一个有信念有抱负甚至也还有点才能的年轻人,在青春年华时期就遭到狂风暴雨的摧残,终究应算是一段令人神伤的往事。而一些当时或以后没有冲出风雨的同龄人,恐怕早已被社会遗忘。 朱学勤 先生讲六八年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以为首先就是一种泯灭,从精神到身体。  
$ |" v3 D, l0 j: x" w但具体而言,1968年确实又是我政治生命里一次物极必反的转折点——用当前的话来说是“拐点”。作为被“扭送”到学习班这个准监狱里的人,以往的言行稍有不慎,“来个半年劳教”在当时并非是不可想象的事。万一如此,那1968年必将成为我人生下划线的起点。我的幸运在于观念上的不极端和运动行为的不过分,加之学习班的解放军和公安人员的认真负责和执行政策,才使我逢凶化吉,变“反革命分子”为“内部矛盾”,使我在以后被整的岁月里,多了一道“护身符”。尤为难得的事还在这里澄清了被篡改的日记。可以说,1968年造成了我文革灾难的实质终结。是彻底的坏事变好事。特别是它还为1980年得到彻底平反提供了理由和依据。然而环顾当时的社会环境,我还是一个幸运儿,比如仅隔100多公里于我之前两个月被抓起来的遇罗克,就在两年之后被轻而易举地处决了。  
! t( b$ ~; e% {7 D8 l) t那么是否应当感谢1968年呢?不会。它只是不幸中的大幸。如同不能感谢使我们失去了青春的文革一样。反之,我倒是应当感谢1988年——那是我由工厂调到报社的年头。假如我能在此前的20年调进报社呢?相信后来的发展未必比起当红的名嘴大腕差得太多。然而我毕竟属于“最后一班地铁”,幸与不幸都在这里了。所以我由衷地羡慕今天的年轻人(甚至嫉妒他们的得意),尽管他们奋斗历程里也有坎坷曲折,但终和我们那个年代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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