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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9 13: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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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大串联中的故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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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红色挺进队的串联+ w3 k( \: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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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底,我们成立了“红色挺进队”,队部就设在建国院的一间小屋子。国庆节之后,我们就在那儿活动。一天晚上,有人带来了一本油印小册子,封面印有《出身论》的字样。在场的几个人都粗略地翻阅了一遍。就当时的社会氛围,在公开的场合,这本小册子会被认作“大毒草”,但在私下,情况就可能不尽相同了。当时黎明“说的是对的”那句话,我依然记得很清楚。) ]' {$ x" K( M1 m5 ^6 S
随着时光的远去,人们的记忆已经模糊,甚至有同学对建国院的小屋子也失去了印象。好在当时在场的沈立智对小册子也有着同样清晰的记忆。4 }' @* p I0 x2 ?6 X- c
红色挺进队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北京串联。最初打算全体成员一同前往,但部分同学由于有事没能同去,最后成行的共有十人(高三丁的王伟民、王虹、沈立智、沈德辉、黎明、余仲华、许远志、苏平、龙祥生、李雷)。
4 o+ i9 o2 Z( h出行的时间应该是10月7号前后,当时是冲着10月15日可能会有毛主席检阅而去的。
m3 ^ H4 X- s$ Q. |那天的晚上,一行九人赶到了浦口火车站。在此之前,只有我和王伟民有过到上海串联的经验,但那次是从学校拿的串联票,这次得自己掏钱买票。我们买了到滁县的最短距离车票,准备上车后再想办法。离发车还有一段时间,一行九人在车站晃悠,目标还是蛮大的。我们在车站发现了几位本校的红卫兵。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黎明等同学还是经验老到,采取了回避的策略,直到上了车才算松了口气。
+ m- n% ^. `, s2 W! q有票就有座位,但滁县很快就到了,我们决定过了蚌埠再说。刚过蚌埠,我们就派代表到列车长室去交涉。没想到列车长对我们的北上表示完全的支持,根本不提补票手续。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买滁县车票的招数,未必是最佳的选择。' @8 ]* @( n. U. A, |- j% E( v
/ d; N4 _ B8 h% x! l/ X5 s7 @第二天是个好天气,互不相识的学生们在车厢内交谈着,气氛逐渐活跃起来。我前方的一位大男生很快成了话题的中心。他是北航红旗战斗队的,人很精神。那时候北航红旗可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听着他介绍北航的造反经,大家是一愣一愣的,都听傻了。就在他讲到兴头上的时候,车厢的中间起了一点骚动。原来是有人发现坐在过道的一位学生,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垫在屁股底下!当时就有周围的人提出批评,当事人则不停地为自己辩解。这样的事情应该说在现实中时而有之,只是结局可能会大相径庭。好在大家都是去北京串联的学生,又不是一个单位的,车厢内缺乏那种欲将人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氛围。但毕竟这也是件事呀!‘北航红旗’经过一番观察后终于也发话了:“这起码说明对毛主席的感情还不够深...”。‘北航红旗’此时已经确立了自己车厢内的权威地位,他的话无疑是给事件本身定了案。当事人顺势作了自我批评,这事儿就算了了。: Q. O5 P: _1 M% a1 `
‘北航红旗’继续着他的故事....。3 ]) Z* o4 K) o
下午,列车终于到达北京。
E0 @" J! i5 E( q: C+ E3 c( W, `接待革命师生的接待站就设在车站外面。我们一行被分配到三里河的煤炭部的接待站。记得当时都是用带棚的卡车将学生送到各个接待站的。煤炭部的接待站就在煤炭部大院里面,我们九人住一间房间,打的是地铺,每人只发了一条毯子。
( a3 r3 |7 I$ q6 ^" }6 r9 @接待站告诉我们“接见”要等到10月15号之后再另行通知,此间还要进行几次队列训练。
* L# c0 f; ]. y6 f刚刚安顿下来没多久,就有南师附中来京的其他同学前来串门。他们是初二甲的高卫国和高一丙的王义,两人都身着黄军装,当时是红卫兵八一战斗队的。他们说是从接待站查到了我们的信息。校友在北京见面多少有点亲切感,他们身上也没有散发出血统论的气息。倒是高卫国言谈中表露出对共青团组织,以及一些团员在文革中的表现不满。
0 |, `9 b0 i, D3 X, |由于离毛主席接见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抓紧到清华 、北大去看大字报以及收集有关的资料。九个人分成几个组分头行动,早出晚归。
* F P( z' z. [0 X: u0 s1 P第一次到北京串联,并没有将心思放在游山逛水上,而是一心一意搞革命,汲取北京造反派的经验。记得有一次我同沈立智 、王伟民路径颐和园也没有进去游览,只是利用了一下厕所。可见当时的自我约束力是很强的。
6 `$ Z- v& r3 w北大 、清华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每天还有更多的大字报贴出,即便泡在大字报堆里也来不及看。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批判血统论,即所谓谭立夫路线的资料收集上。7 s0 u2 Y2 z/ _& B+ g
经过十天左右的等待,终于确定10月18日毛主席接见。那天一早,大家乘上卡车直奔天安门方向的预定地点。我们分配的地段并不理想,比较偏离天安门,应该是到了东单。我们坐在道路的南侧,按照个头的高矮排列,然后席地而坐,并规定毛主席检阅时,大家不许站起来,以免造成场面混乱。在等待的时间里,学生们不时唱着语录歌,甚至“造反歌”。在我的左侧是来自沈阳的学生。虽然我出生在沈阳并生活了11年,但这时却明显感觉到他们的东北口音,而他们则感觉不出我曾经是个沈阳人。3 x/ H0 {, b. P& K$ A6 l# }
检阅的时间似乎不断地延后。事后才听说那天出了些“情况”,蒯大富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卡车开到了天安门,因而延误了检阅时间。
: \. v p2 Q0 V1 N) w就在大家的注意力不够集中的时候,队列左侧的人群突然一阵骚动,前排坐着的人像倒推牌骨一样刷地站了起来。我向来比较守规矩,让坐着就不会站着,可是前排的人都已经站起来了,此时的我也顾不上规矩了。然而毕竟是慢了若干拍,待我站起来,检阅车已是飞驰而去。当时没听到什么“万岁,万万岁”的呼喊声,大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眼睛上。即便是这样,我也只是看到了一个说不清楚的背影。平心而论,那个背影也没有留下什么清晰的印象。事后听说毛主席那天没有登天安门,只是驱车检阅。由于有了前面所说的“情况”,检阅车过了天安门后提了车速。不过,好歹算是见过毛主席了。
% \1 g4 Z9 f a+ _, b以后的一些时间仍然是重复着到大学去看大字报。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脑子怎么就这么轴——为什么不去一个中学看看,比如清华附中之类的学校?4 o$ Q; q# L Z: t4 o) J/ [$ Y0 k/ D
北京的形势了解了,毛主席也算是见了,考虑到出来一趟也不容易,不如换条路线南下,还可以顺路去看看毛主席湖南湘潭的故居。于是我们一行九人再次踏上南下的征程。我记得离开北京的时间是11月2日。当天气温骤降,幸亏我向总政的一位熟人借了一件军用雨衣,可以用来挡风。余仲华当时还戏称之为“党服”(谐音同挡)。( i* G3 v4 h3 }- U8 J
南下的第一站是武汉。我们住在武汉钢铁学院的学生教室,课桌当床。当时钢铁学院的大学生们也多在外地串联,教室内的课桌多是上了锁的,其中还有的是转字锁。看到转字锁我就来了兴致,因为我家就有一个日本的转字锁。我的那把锁比较简陋,表面没有什么突起的印记,但我仍然可以闭着眼睛将之打开。原因就是锁的旋转部分多少有些空隙。不是说我手感有多好,只要按照要领去做都可以做到。后来插队时,我还将那把日本转字锁带到农村,解决了大家(四人)出门带钥匙的繁琐。那时我们各个都是开锁的高手——根本不需要记住密码(628),无论白天黑夜,一分钟之内一定开锁!
8 s, c9 m8 K+ C7 q4 H' w话题回到钢铁学院。为了检验自己的开锁技能,满足一下好奇心,教室里的几把国产转字锁没费什么功夫都一一破解了。好奇心满足后,再重新将课桌锁好,毕竟当时的兴趣并没有放在课桌内的书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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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除了余仲华提到的所到之处,我们还参观了武汉钢铁公司,见识了中国最大的高炉,另外也见看到了平炉。在我的印象中还参观了轧钢厂。1 J. `3 |. M( j6 g U# w
另外还有一个记忆:即我们巧遇了也同时在武汉串联的李丹柯一行。. Y+ E) [1 C9 g" N/ I
离开武汉后我们到了长沙。在韶山冲参观毛主席故居的时候,等待参观的人群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当时的队伍之长完全可以同后来瞻仰毛遗容的人群队列相媲美,而行进的速度却是后者的若干倍!也许是沾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灵气,我们决定发挥集体作战的优势——多点“押队”。几个人分别在不同的位置尝试“押队”,然后由联络员将大家“联络”到最佳的位置,这一着让我们省出了两个钟头左右的排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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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长沙,我们到达了广州。广州给了我们全新的感觉,那里如同是夏秋之交,天气真是好极了。我们成功住进了省级机关大院,设施条件在我们所到之处是最好的。那里的早餐有面包、香肠(还有其他食谱),每天还有淋浴。机关大院有篮球场,一些串联到广州的大学生常在那里打球,我们则利用办公楼(当时的接待楼)前的羽毛球场地,开始了“广州集训”。记得每天晚饭后,大院的工作人员便拉起球网,开始打羽毛球。我们中的龙祥生最为投入,以至于在双打中折断了一只球拍。
8 d6 M( \) b7 V# Y" u" U* K* @在广州我们吃到了真正新鲜的香蕉,品尝了过去没见过的杨桃,以及广州特色的肉稀饭等。还去电影院观赏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以及新版纪录片“核爆炸”。我们游览了动物园,见识了竹叶青蛇,也领略了牦牛等巨型动物震天动地充满共鸣的吼声。/ L# _* |# n, X- X' L/ A5 A$ Z
本来准备在广州稍事休整后返回南京,无奈火车班次有限,只能耐心等待。
7 R7 Z1 a4 z$ a9 O' ~) U9 g在休整期间,我们整理了在北京收集的传单资料,并将其中关于“谭氏路线”的内容略作编辑,利用接待站提供的蜡纸钢板,刻印了有南师附中红色挺进队落款的传单。据大家回忆,当时还在广州电影院等处散发过我们刻印的传单。记得有一次沈德辉、许远志去电影院看电影,放映前见到二楼散落下来的传单,便去争拾。好不容易拾到了一份,还互相撞痛了头,再细看竟是自己刻印的传单!抬头望去——王伟民正忙乎着往下面撒传单呢!2 Z) G7 C: {/ g
11月下旬,在广州逗留了半个月后,我们乘上了开往南京方面的火车。我们抵达上海后被安排在提篮桥监狱的接待站。当时大家急于返回南京,在上海没停留几天。记得返回南京那天,火车到达时已是半夜三更。大家约好12月1日再到学校。
- V- H, B; W$ P O: J3 T五十多天的大串联终于结束了。如果说我们的串联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是以组织的形式进行串联的。并且在串联过程中有过印发批判“血统论”,署名南师附中红色挺进队传单的花絮。
; Q" @# D4 n- J( d$ G我们的串联,为在附中展开针对“血统论”的批判,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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