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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凌:张要在文革中坚持为刘少奇、万晓塘说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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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3 15:52: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I0 |0 y" y+ F' U0 p8 H7 M$ }                                                                                   方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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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y! T2 v. c0 T1 u8 ^     不幸早逝的《天津日报》资深老编辑张要同志,在残酷的“文革”浩劫中,特别是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置于死地的大帽子,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决定将他永远清除出党之后,仍大义凛然地公开宣称“刘少奇是革命的”,已被整倒的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也是革命的”。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虽身临大狱、受尽折磨而不改初衷。如此高风亮节的新闻战线忠诚的共产党员,试问天津有几人?全国又有几人?
  X0 Z6 r& P, ~) b. a6 [张要,不愧是一个“大写”的人。 1 A5 g# L' U; ]( {' E/ G
独立思考决不盲从1 {# j1 G! m, q/ d& q3 w' |
在《天津日报》,我和张要同志在时事部(“文革”中改名编报组)工作,同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当时我和党小组长张琏编要闻,张要和汪诚彪编地方新闻版。每到安排版面的时候,他总会过来问我:“一版有转文没有?多少字?”由于一版要闻变化较多,还常因新华社突然在截稿后又发来要闻而不得不“唱倒板(倒版)”,重新调整版面,牵连到二版的安排,转文较多,所以他常戏称我是“扩张主义者”、“大地主”。但他总是从全局出发,主动配合,慷慨“割地”。有时他收到地方新闻稿认为提出的问题比较重要,主动推荐给一版,特别尊重记者的劳动。
( Q* M7 U9 ~5 H1 d" b' z从河南到云南,从西南联大到北大,如火如荼的地下斗争锻炼了张要的坚强意志;而那些曲折坎坷的蹉跎岁月,更磨砺他铁骨铮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气节。不正常的民主生活和不公正的对待,却使他更学会了冷静的独立思考,宁可保持沉默也决不趋炎附势。因此他总是叼着烟斗独坐沉思;透过烟斗里升起的缕缕烟雾,看到他那眯着的双眼,你可能以为他在打盹;但当你走过他身旁时,他会猛地拍一下写字台上的某一篇文章把你叫住:“喂,你看过这篇文章吗?这个论点行吗?”话虽不多,语不惊人,但却发人深思,擦亮眼睛。所以当“文革”的狂飚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他不但未被邪恶压倒,反而变得更加坚持原则,决不盲从。
# f6 }' R$ U) y' _真心似火真情难得
+ K' t) t* Y5 S5 l+ H& S2 X( O) y) |“文革”一开始,我就受到围攻,成为报社首批被点名的人物之一,办公室门口的满墙大字报说我是个“漏网右派”、美帝“情报局长”,停止了我的编辑工作,没有人再敢接近我。 : o' F" A0 a6 }2 v2 ~4 p4 Z$ A: t3 K
有一次,张要与我在厕所相遇。他面壁而立,眼睛盯着门口,就像对别人说话似的,用只能让我一个人勉强听到的微声悄悄地说:“小伙子,稳住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些有了组织结论的事实,不是几张大字报一起哄就能随便推倒的。你首先应该对自己要有充分的信心!”说完转头就走。在那浊浪滔天、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刻,这样的同志是多么难得!他那番话,语短情长,对我来说比金子还珍贵,使我终生难忘。 & y5 @% T, u. O  A1 n- |7 d; g
在整个“文革”中,张要未写过一张大字报,并谢绝邀请在任何一份大字报上签名;更不在任何赶浪头的“大批判”会上发言,决不对受诬陷的同志落井下石。党组织瘫痪了,报社从党委、支部到小组都被迫停止了组织活动,但张要却要求党小组长张琏坚持每星期五照常召开小组生活会,而且十分固执地要向党小组汇报思想。急得张琏说:“现在市委都瘫痪了,报社党委书记、总编都进了‘牛棚’,你向我汇报,我向谁汇报?”张要却反问道:“按你这种说法,解放前的地下斗争就不用搞了?”这句话把张琏吓了一跳,连忙阻止道:“你可别乱说呀!这话要让他们(造反派)听见那还了得!现在党小组的人已经分成两派,小组会怎么开?你要在小组会上汇报这样的思想,不是自找倒霉吗?” ; ]: B4 Y: N7 ^' s: N  |% i/ G% ^
组织观念临危更坚
9 ?  r% E! e' e( ]; P张要按了按烟斗里的烟丝,使劲吸了两口,烟丝的火光映红着他那张清瘦的脸,激动地说:“那又能怎么样?开不了小组会,我也得单独向你汇报。我不信我们的党就会这样被人一冲就散了!”他显然是愤慨了,使劲地磕打着烟斗,拂袖而去。
! l( B( O" ?2 J这是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造反派夺了《天津日报》社的权,把我们这些“对立面”和“有问题”的人逐出编辑部之后发生的事。当时大家对“文革”把局面搞成这个样子很不理解,前景如何更难预测,人人心中无底,思想上十分苦闷。张要坚持要过组织生活,张琏颇感棘手,便找我商量。当时经过反对“资反路线”,我虽已被宣告“解放”,但混乱的局面仍使我毫无安全感,不得不更加谨小慎微。我虽同意张琏的意见,但却无法说服张要。 / ~" k# ^! E& y
张要是说到做到。从那以后,他真的每星期五晚上七点准时到张琏家去向他汇报思想。说完就走,杯茶不扰。张琏怕出问题,但又不能闭门不纳,于是一度到我家去“避难”。但张要仍坚持准时前来,风雪无阻。张琏不在,他就坐到门外石阶上等候,直到平时小组会该散会时才离开。
: y5 p1 \3 i! Y, Q! ?2 H有一次,张琏约我去看看这番情景。我们隐藏在常德道离张琏家不远的一个门洞里,透过苍茫夜色只见张要独坐在张家门口冰冷的石阶上,双臂抱膝在抽烟,烟斗里的火光像星星在一闪一闪地眨眼,于黑暗中特别醒目。我真想给他送一杯热茶来,但张琏和我相对无语。当我们目送着他步履蹒跚地消失在寒夜中时,伤感和激愤一起涌上心头。慨叹时耶命耶,竟如此折磨着人!
- n! d7 b" z  O沉着应变密商对策
/ q  @, T5 P3 X/ B6 p夺权之争引发形势剧变。报社造反派夺了编委会和行政大权之后,内部发生了权力再分配的矛盾。而社会上各个山头的造反派冲进报社又夺了本社造反派的权,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一起爆发,以至引发武斗,使局面混乱得无法收拾。于是,天津警备区奉命连夜派人员维持秩序,接着天津驻军也派人进驻,成立军管组,宣布《天津日报》实行军事管制,一切权力归军管,要求报社员工尽快报到上班,以保证报纸正常出版。
/ }" T! F0 ~9 R7 ~% a但是报社造反派认为军管是夺了他们的权,要求军管承认他们夺权后的“合法”地位,还权给造反派;否则不与合作。但军管组拒绝接受这个条件,造反派便拒绝上班,僵持的局面绷得很紧。
4 m1 K; x& H, k( o  p要出报首先得有编辑,而当时管编报的时事部已溃不成军。部主任鲁思被关进“牛棚”,副主任和几位分管版面的编辑也离岗造反去了;我们这些被夺了权,靠边站的编辑还在外面“漂着”。但保证报纸正常出版是个硬任务,造反派既不合作,军管组只好启用我们几个“保”字号的编辑,但宣布我们是“暂时留用”,并要我们选出一个临时负责人。可是谁也不愿意在那个时候当这个“官”。军管组一看选举不成,竟鬼使神差般地指定我为临时负责人,并宣布将时事部改名为编报组。
: I( F1 o0 w/ f8 W; b0 h9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军管组终于正式表态支持报社造反派。于是张琏就此宣布“转变立场”,离开了编报组。张要提醒我做好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准备。但是张琏并没有“出卖”我们,而造反派却加大了对我们的压力,外部各派势力的干扰也日益频繁,使我们面临无法应付的困难。与此同时,有人来动员我“起义”参加造反组织,并指出这是我“唯一出路”。张要问我的想法,我表示:“我是个共产党员,一生一世只能忠于党组织。”张要斩钉截铁般地说:“那好,咱们还一块儿干!” . q% R" [# y, v/ f4 S; C/ M
军管组虽然表态支持了报社造反派,由于不可能向造反派移交已接管的权力,不但没有彻底改善同造反派的关系,反而加剧了造反派内部的分化,与造反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局面更加混乱。最后由于社会上造反派的强烈冲击,迫使报纸停刊;工宣队就此进驻报社。 , Y" m" O1 z9 x! |  F5 ]: p# _
不怕围攻坦诚直言" Y3 T. \0 k; G
工宣队在报社与军管组联合掌权后,左上加左,提出要通过学《毛著》讲用会来推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潜藏在报社内部的“阶级敌人”;实际上这是一次人人过关的大清洗。报纸复刊后,首先清理了编报组的“留用人员”。我被首当其冲地送进了第八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改组编报组时,张琏也被排除在外靠边站。只剩下张要一个人还在造反派编辑的包围中苦苦支撑。 " e: ?, c/ _" Q" c( z: {
“讲用会”在雷厉风行地进行着。人们争先恐后地“斗私批修”、议怪事、揭发检举,乱箭齐发的大字报如火如荼,其狂热超过“资反路线”时期,真可谓“形势大好”。编辑部所有的人都讲用完了,就剩下张要一人仍在保持沉默。于是很自然地被当局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而列为攻坚重点。
! J. n+ E+ J- n* y编报组的“讲用会”终于拉开阵势,工宣队和军管组调来他们最信得过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软硬兼施地对张要展开了攻势。胸怀坦荡的张要却以挑战者的姿态,理直气壮地谈了自己对“文革”运动的看法。从党史和党的组织原则的高度阐述了对一些事态的不同意见;实际上也就是两句话:“刘少奇同志是革命的”,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同志也是革命的”。 4 t1 @9 ?5 h! u$ t- D/ j
顿时,这两句话就像两颗重磅炸弹,投进了工宣队和军管当局的总部,其冲击波直接震撼了市革委。当局下令一定要想办法让张要继续交代,运用“引蛇出洞”等老招儿“诱敌深入”。但张要在坦诚表达自己的观点后,再次保持沉默。 * p+ o% }& m( ^/ I8 v
酷刑拷打忠贞不屈
/ g2 y% ~  Y8 z% e. M$ A2 ]9 {够了,在那个时代,这两句话就足够置人于死地了。于是他立即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逐出编辑部送进“牛棚”,接着抄了他的家。在撬开他的办公桌抽屉时,发现日记本上放着一朵悼念万晓塘被迫害致死的白花。日记中写着深情的哀思之词;从而成了当时全市独一无二的“现行反革命”大案。
/ ?( n" V% z+ G" `接踵而来的是暴风雨般的连续批斗,并把总编辑石坚和党委书记林锋拉出来陪斗。张要的身体本来就很瘦弱,当他被挂上沉重的“现行反革命”黑板牌子,反拧双臂用“喷气式”押上场时,已踉踉跄跄地难以站立。一轮批斗后问他:“说!刘少奇、万晓塘到底是什么人?”
" }5 w3 M( R$ [) |, |6 h% o“是革命的!”张要坚定地回答。
! ^1 K+ F+ u# X2 F# E于是又招来一阵野蛮的毒打。有个“激起无比革命义愤”的打手,竟冲上来从张要的后腰提起他的皮带,将他的身子折成“人”字形离开地面,然后来个“扫膛腿”,将他重重地摔出去。但当他吃力地爬起来站定后,还是那句话:“刘少奇是革命的,万晓塘也是革命的!”他被还押到“牛棚”时,一进门就找“同监犯”石坚同志汇报思想。“牛棚”看守发现后又找来打手将他拉到院子里拳打脚踢,揍得他鼻青脸肿。但是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 C- d6 M" S: l; q张要坚持《党章》赋予党员可以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使军管组和工宣队感到在报社这个“知识分子成堆”和“老党员、老家伙(老干部)比较集中”的地方,面对张要这样的问题一时束手无策,只好先让群众“打着瞧”。
% f% `( l- w4 O6 Q; K& G$ }从容入狱大义凛然: r. a  ~& y2 r2 T  N( Z( S
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力表忠心的时机终于来到。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决定,将刘少奇“永远清除出党”,并发出红头文件,正式公布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正式给他戴上了“反革命”帽子。 ' s; e0 [/ V' ~8 h1 m% M
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军管组、工宣队精神抖擞,立即下手,召开全报社职工大会。对张要进行最残酷的批斗,却不料张要仍坚持“刘少奇是革命的,万晓塘也是革命的”,并认为“现在把少奇同志抛出来,只不过是运动需要一个这样的靶子……”
) r% e( j8 F; L军管当局不敢让张要公开申辩,以防扩散,匆匆宣布他是“死硬到底、顽抗到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于是我们的党用来对付敌人的手铐,竟无情地紧紧铐住了为之奋斗一生的自己儿女的双手! ) Z, d# p9 x% Y! T5 |# @$ r- o
张要在武装人员押解下被拉走时,身子已十分虚弱,脸上还留有青紫色血淤;但他神情自若、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一身正气。他给我留下的是一个刚毅、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的英雄形象,永难磨灭。
, i! I2 p6 O( v/ A* T* T( S蔑视劝降牢底坐穿) ?) k5 p! u' n5 J) J8 P
张要被捕后,人们都担心他很可能被判处极刑。因而在市军管会每次召开处决反革命分子的公判大会时,大家都十分紧张地关注着处决名单中是否有他。令人略感宽慰的是,他一直未被列入死榜。莫非他“认罪”了?妥协了?或者是被逼疯了?新一轮的牵挂又涌上人们的心头,但又很快地被否定:“不可能,他宁愿把牢底坐穿,也不会屈服!” 7 N8 [2 c& e- \6 U3 I- i
果然,张要在狱中用实际行动回答了同志们的疑问。就在他被捕的第二年,军管组和工宣队动员一些人去监狱“做他的工作”,劝他“认罪服法,争取宽大”。这正好说明,黑牢和酷刑也未能使他屈服,张要仍是强者。狱吏和军管当局无奈,只好动员人去狱中“劝降”。但是张要坦然面对,一言不发,丝毫不为规劝和施压所动。就这样,张要被认为是“死不改悔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继续在大牢里忍受着法西斯式的折磨,身体几被摧垮;但意志却更加坚强,宁愿把牢底坐穿,决不在原则问题上作任何妥协。
, b: A8 m2 Z. ], A) ~% t+ V! Y历史是无情的,祸国殃民的“文革”终于从理论到实践被完全否定。全国300万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张要终于从监狱凯旋并获彻底平反。出狱后发表很多评论文章。
$ J& E' q9 z2 |* S以后,我离开了《天津日报》社,随后又去了香港。关山千里,天各一方。但我总认为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不料,张要却于1990年4月辞世,令人悲痛欲绝,悔不该未能当他健在的时候抽时间去看望他。如今,当年的党小组长张琏也已乘风去矣。每当我路过常德道张琏的故居,就想起那次我们三个人的“非常聚会”;而黑夜中张要烟斗里那星星火光,却一直在我的心中闪亮、闪亮,永不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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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t0 S: ~0 ~  C+ v  q来源: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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