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五年：敬爱的马校长和可悲的陆平

作者：王曾瑜

来源：《那时我们正年轻》，王春梅、王美秀主编，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

“在世界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对本国历史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非世界各国其他名牌大学所可比拟。多灾多难的校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多灾多难的国史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校史中最可痛心的损失，自然是很多代学子，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学业的损失。”

行年六十有五，已是标准的老人。人到老年，思考和理解力尚可，而记忆力的减退，自不可免。回顾１９５７至１９６２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旧事，很容易引起人们常说的往事如烟、人生苦短之感慨。我曾在为《北大人》所写的自传中说：“在世界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对本国历史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非世界各国其他名牌大学所可比拟。多灾多难的校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多灾多难的国史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校史中最可痛心的损失，自然是很多代学子，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学业的损失。”我认为，这应是对母校校史所作的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估。如果用另一句白话说，就是在不良政治下，北京大学做了本来不需要做的事，却未能把本来应当做的事做好。
但是，对一个特殊群体，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大学生而论，我们在校期间，对推动本国历史进步说不上做出贡献，主要还是属于多灾多难而蒙受损失的群体。用一位同学的话说，我们在校期间，正值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被摧残最烈的时期。尽管时代给了我们过大的缺憾，但在文革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还是勉力承担着中国大陆教、科、文等方面的工作。

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和历史，与重大事件、杰出人物相比，是更加注重民众普通的、平常的、基本的，甚至是简单的生活状况和意愿，这些其实是任何时代历史的基石。本文所写的主要正是后一种情况。单纯从史料学的角度看，今人已不可能苛求中华传世的古代史料，为后一种状况留下丰赡的记录，但今人应当为当代史尽量留下此类记录。

我个人本着写信史的态度，撰写此篇文字，力求客观和公正。但时隔四十余年，却不能保证记忆完全无误。由于在此前已有一些文章，记录了自己大学生活的一鳞半爪，也坦白承认了自己所做的错事，本文将尽可能少一些重复。

初进北大

１９５７年９月，一列自上海到北京的特别慢车，装载着北大的新学子，以三天三夜的时间，驰向北京。当时京沪线还是单轨，我们的列车是逢车必让，不论是後面追上的列车或是前面驰来的列车。列车上陈设简单，座位类似于木条凳，靠背很低，头部根本无法倚靠。只消一夜，就腰酸背疼。列车上当然没有餐车，只能自带干粮。每逢一个大站，总是要停靠好几小时，但没有准确的开车时刻，何况我们一般都没有手表。所以不敢离开车站远走。我们这些上海人，一般自幼生活在当时中国大陆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初到外地，立即感觉外地的落后。记得在济南停靠时，我和中学同学殷福珊（他考上化学系，至今仍是我的挚友）在附近一个简陋的小饭馆各吃一碗面，竟比上海最低级的清汤阳春面还乏味。在我们上海人看来，如徐州、济南简直就不像城市。

疲惫和难熬的列车生活终於结束，列车停靠在当时唯一的前门站，由北大发来的大轿车把新生接往北大。至今回忆起来，沿途最使自己激动的建筑，一是天安门，这是过去只能在电影和图片上见到的，二是高大壮观的北京城墙。北京城本是中国传世最大最好的城墙，可惜在文革后期基本拆毁。当年力主保护和开发利用城墙的梁思成先生不得不含恨辞世。事有巧合，我２００３年９月访问日本时，日本学者还是非常怀念他，正是他向美军提出了不轰炸京都和奈良的建议，使日本珍贵的古文物得以保存。我内心不免深深地悲慨，梁先生能保全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却不能保全心爱的祖国的北京城，这种悲剧难道不值得我们中华子孙深自反省。多年以来，“我们一贯如何如何”之类常用套语，用以掩饰没有预见，出尔反尔，缺乏诚信，不能不使我愈来愈反感。例如对于保护文物，难道就能使用“我们一贯重视文物保护”一句话，就一了百了吗？

轿车停在哲学楼，我们初次见到如此美丽的大校园，一切都感到新奇。上海的几个公园哪一个都不如燕园。当夜游校园，竟迷失了归路，哲学楼成了我们初进校园时识别方位的座标。上海人初次去颐和园，在晴空映照下的碧波中荡桨划船，宛如置身于仙境，此种感受是后来所没有的。

日常生活

历史系的５７级新生住进３０斋，六人一间宿舍，上下铺木板床，我挑了上铺。北京风沙很大，有一次去课堂忘了关窗，四层的宿舍上下床铺竟是一层黄沙。当时的衣料没有化学纤维，学生是清一色的棉布衣。上海街上很少有人穿打补靪的衣服，而北大的男生往往是打补靪，即使见到老师，也都没有寒酸感。女生们则注意衣着，没有打补靪的。呢衣是十分珍贵的。张政烺先生讲课，有一次无板刷，竟用呢中山装的衣袖擦黑板，至今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虽有粮食定量，进校之初还是随便按需打饭。食堂的甲菜是一角五分，乙菜是一角，都是荤菜，丙菜八分，也有少量荤食，唯有丁菜五分，是全素。我还是初次吃北方的玉米窝头，小米和高粱饭。我对北方的伙食没有什么不习惯，但令人乏味的是春节，除了年三十改善伙食外，年初一就一切照旧，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学生上课的装备，一般是一个布书包，另加一个装搪瓷碗的小饭袋，走路时，小勺就磕碰饭碗，叮噹作响。

一般说来，一个大学生每月十多元就够用了，很多人还申请补助。当时一元约合现在十一、二元。班里只有个别北京同学有自行车，手表也很少，大家对有表者谑称“有表阶级”，大多数人则称“无表阶级”。每个斋只装一部电话，北京同学也许稍有使用，其他人则大致与电话绝缘。北京也有少量出租汽车，学生在毕业分配时，一般叫出租汽车，载本人和行李前往新单位或车站。

用今天的生活标准看来，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是相当清苦的，但当时大家没有苦的感觉。回忆起来，虽有恍如隔世之感，却仍有某种甜意。

初期学习

我们入校后的第一学期，还是有正常的教学秩序。按当时五年学制，前三年是上基础课，后两年才分专业。考古专业是在当时各大高校中仅有的，历史专业还分各种专门化。回顾起来，三年基础课是太长太多了，还是一种灌输式的教学，考试无非是死记硬背。文革后，我曾向历史系负责人建议，可否大量削减基础课，以让学生们自己读书为主，老师只作些辅导。回答是否定的，说学生不用功，如果不用灌输式，正好助成他们偷懒。我们当时自然不是如此，北大的学子大多是非常用功的。

当时北大的第一外语是俄文和英文。我经过测试，分配在俄语快班。我对俄语没有兴趣，听说中国古代史日语有用，可是日语属第二外语，只能在后来学。最初半年学俄语，极不适应。后来不知怎么，推我当俄语课代表，只能下功夫学，长进较快。但当时对学生的外语能力要求低，只强调读，我大约能每小时念几页苏联的哲学课本。但快班一结业，不间断的运动和劳动，使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和提高，俄语就此扔弃。后来学日语也大致依此循环，徒然浪费时间。外语学习，无非是死记硬背，细水长流，久则熟能生巧，并且应当以增强听力为主。我们这一代人的外语学习，除很少数人外，只能提供失败的教训，尽管主要不是我们自身的责任，因为当时系里只安排运动和劳动，根本不容有细水长流学外语的时间。

５７级新生入学，最初的老师其实是５６级的师兄。我清楚记得，如张镜明、任长泰等师兄，向我传授了大学学习的要诀，教我如何在课外寻找和阅读参考书。他们说，中学的老师不能说自己不知道，而大学的老师则可以经常承认自己不知道。其实，学问之大，老师当然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回顾自己如何由中学生转变为大学生，是应当十分感谢师兄们。

反右派等运动

新生入学，最初是由系团总支书记吴维能给我们做报告。后来方知，吴维能其实是５４级的，他出身小八路，自然是根正苗红的培养对象，等不及毕业，就做了干部。但是，殊不料在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浪中，仅两年之后，他因为亲人饿死，转瞬间便成攻击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罚在食堂劳动。后在文革期间，含恨自杀。类似的事例当然不止他一位。记得给我们讲公共政治课的，有一位沈少周先生，他反复给我们灌输，只要我们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此一规范式的政治套语，到文革时又改定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策之类有异议，就应当首先检查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但曾几何时，他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还是在我们入学前。当时北大学生中最著名的右派分子是物理系的谭天荣和数学系的刘奇弟。我没有见过谭天荣，据说他在人生晚年，仍然孜孜不倦地操劳。但刘奇弟被捕的一幕，为我亲睹。在一个深秋寒夜，大喇叭把我喊醒，说是极右分子刘奇弟打人，于是我赶到大礼堂兼大饭厅。我穿了厚毛衣，还不习惯北方的寒冷，而刘奇弟只穿一件衬衫和毛背心，在台上被斗，但他不肯屈服，于是叫来了公安人员，把他押走。一般情况下，打人自
然构不成被捕的罪名，但刘奇弟的特殊身份却可以法外加刑。据说他已含恨离开人世。

５７级最初分三班，我所在的三班被分配参加５４级考古班的反右派斗争。定为右派的最初只有胡琦，回想起来，他的思想似乎比较活跃，例如主张中国效法南斯拉夫，对苏联采取较为独立的态度，当时也算右派言论。１９５８年初是一个严寒的冬季，有时下雪。全校停止一切教学活动，集中时间处理右派，并且增加右派名额。由党支部提出情况介绍，交大家讨论，某人算不算右派。说是党支部没有定论，其实只要提出来，就不可能不定为右派。５４级考古班新增两名右派。一位是段静修，他后来改名一平，经劳改后，转到我们５７级。他显然颇为桀骜不驯，其右派言论有讽刺一位党员女同学为母系氏族社会氏族长等。在批判的全过程中，他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如今回想起来，是极为不易的。另一位陈德钧，我的印象中没有什么象样的右派言论，也难逃一劫，这够得上是祖宗相传的“腹非”之罪吧。最后，他只是流下了痛苦而委屈的泪水。

记得鲁迅有一篇文章，摘录古书上记载张献忠杀书生，用一条标准身高线，凡是或高或低者一律被害。实际上，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也为知识分子设置了一条类似于张献忠的言论标准线，“过犹不及”，都要治罪。当时有人提出苏联是阶级社会，是修正主义，只因为比“党中央和毛主席”早了三四年，便成右派。这条线还须按照各个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变动。例如５７年很多人只是对本单位的党组织或党员有不满言论，就成为右派。其逻辑是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体现在各个党组织和党员身上，对他们不服，就是反党。但时隔九年，毛泽东通过江青号召造反有理，很多人按照反右派的旧皇历，出来维护本单位的党领导，又犯了“方向和路线性的错误”，成了“保皇派”。

处理右派完毕，北大在大约三年时间内，进入运动和劳动不断，正常教学秩序全废的状态。反右以后，十分强调又红又专。当时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党员身份尚未公开，党组织向学生推荐的红专榜样是汪籛和田余庆先生，以有别于如张政烺先生等“拔白旗”的对象、资产阶级学者。然而到反右倾时，他们又在党内挨了严厉批判。汪籛先生为人爽快，不拘小节，身体颇壮健，还与学生一起打篮球，却因批判得了大病。记得我在毕业后，看望过他一次，简直瘦得可怕。他自己熬中药，屋里有浓重的药味。他在文革初即自杀。一个人自杀总是万不得已，但按照当时的逻辑，自杀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恶。１９６０年夏，５５级一位杨秉功师兄，在未名湖贴出一张匿名小字报，说是广西饿死人，于是在分配前夕被捕。当传达时，消息闭塞的我根本不相信会有饿死人的事，还真以为这个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呢。

当时各个党组织，总是把治下的人群区分为左、中、右。然而不论左、中、右，都有难逃在阶级斗争的大锅里一锅煮的悲惨命运。这些还大致是在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为纲之前。人命关天，但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燕园中的草菅人命的事只怕难以有完全统计。强调不要忘记历史，决不意味着对历史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一些人权学者们热衷于发明中国特色的生存权，倒理应对那种蔑视生存权的事，来一个全面的统计、研究和反省，这难道不是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大有裨益？对人类史上大约五千万以上无辜死亡生灵（当然包括文革后遇害的张志新），难道不应当设一个公祭日，建一块纪念碑？

有的校友称当时的北京大学成了老君炉，但回想起来，还是比后来文革时的环境宽松。有一次，喜受古诗词的沙宗复同学，当着党员同学的面随便发表议论：“说实在的，毛主席的诗词有的写得好，有的也一般。”大家没有反驳，更没有批判。在文革期间，我常想起这件往事，如果有人揭发沙宗复，岂不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敬爱的马校长和可悲的陆平

坦白说来，在校期间，我并未对马寅初校长产生多少敬爱之情。等自己真正懂事以后，不能不对马校长产生产生愈来愈深的敬爱之情。按当时的党委制，马校长作为民主人士，其实只是名誉校长。１９６０年春对他进行全校性的大批判。按照布置，不论哪个系都须上阵，贴大字报。于是一夜之间，大字报满燕园，对他竭尽人身攻击的能事，骂他是大肥猪，画他与粪便、蛆团团转。接着全校开批判大会。其实，除了经济系的师生外，又有谁懂得马校长的人口论、团团转等理论。这是我在北大五年的回忆中，最为可耻、丑恶得至今还令人恶心的一幕。马校长面对着近乎疯狂的蛮不讲理，还是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自尊和气节。他贴出书面声明：“我虽深知势孤力单，但单枪匹马，我也要奋战到底！”人们不应忘记，中国最早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概念，正是马校长。在此后个人崇拜最猖獗之际，堂堂正正上书，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者，也正是马校长。

陆平正好是比我入学晚几个月调任北大的。大约是彭真嫌原来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领导反右不力，由陆平前来加强领导。加强的结果当然是在处理右派的阶段，增划了大量新右派。江隆基在党内挨了批判，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工作做得较好。他在文革之初，不明不白地死去，很可能是遭人谋害。邓广铭先生曾对我说，江隆基无论如何也是教育家，不像陆平那样不学无术。陆平指挥了批判马校长后，就取而代之，正式当上北大校长。
有一位邹鲁风，１９５７年是人大副校长，１９５９年调任北大副校长，曾做过一次全校报告，就销声匿迹了。直到很晚，我才了解其内幕。原来陆平和邹鲁风为了配合大跃进，曾派法律系毕业班组织一个调查组，结果调查报告的结论竟与彭德怀一致。反右倾开始，陆平就把调查组的右倾问题全盘诿诸邹鲁风，狠整的结果，邹鲁风终于自杀。邹鲁风在充当反右派指挥官时，只怕也根本不曾料到，自己两三年后竟有此下场。通过陆平这件翻手为云覆手雨的勾当，我终于领悟到一个道理。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是“革命同志”之间精诚友爱，患难与共的关系，但事实上至少还有另一种你死我活的残酷的人际关系。处在陆平的地位，他不往死里整邹鲁风，又如何得活？如果再提升一点，是可以称之为你死我活的定律。

陆平狡猾地躲过了反右倾一劫，却难逃文革一劫，一个最标准的反右派、反右倾的左派，转瞬间又成了最标准的右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亲历了极厉害的批斗。据说，他在文革后甚至不愿路过北大的校门，以免追忆自己当年不堪回首的痛楚。但他对自己当年伤害、整死了那么多无辜者，严重损害了数以万计的北大学生的学业，却并无追悔之意，从无致歉之语。

我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偶尔谈及陆平，不约而同地极有恶感。记得大饥荒年代的夏季，我与化学系的殷福珊在校园内正好与陆平相遇。他夹着一个当时显示高干身份的大黑公文皮包，短袖衫下，腹部丰厚的脂肪上下颤动，与广大学生们的饿瘦形象成了鲜明对照。殷福珊用上海话说：“看见伊个肚皮就促气！”文革之初，听说陆平挨斗，北大人往往幸灾乐祸。一位化学系同学沈福根当时对我说，他最遗憾的就是毕业证书上是陆平的名字，而不是马寅初的名字。

下放十三陵农村

１９６０年秋，困难的形势已波及辇轂之下，但系总支书记还是要将５７级学生发落到十三陵农村，充教学改革的试验。

５７级学生分住在十三陵北的几个农村，另外还有几位青年教师，他们须劳动锻炼一年。我分配在黑山寨，这是一个美丽的山村，除了粮食外，山上还有很多梨、栗、核桃等。我们参加秋收，农民非常厚道而热情，一定要我们品尝山果。那里有几个坡很陡，记得我个子高，重心高，下坡困难，几个小青年就扶我下坡。但是，他们也不断向我们反映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各种弊病，经营不善，造成粮食和果品减产。

前面说过，我们入校时，每个人虽有粮食定量，却完全不按定量吃饭。我们下乡前，在食堂已按定量打饭，感到不够吃。下乡不久，又传达上级指示，还须削减定量。这对正值青春期的人们，又须承担体力劳动，确是难以承受。但大家也想出应付之方，每天只吃早晚两顿，中午在山里饮泉水，吃果子。山里有一种野果，名叫酸枣，农民告诉我们可吃。我不能不对酸枣产生感情，现在每逢到餐馆，总是要几瓶酸枣汁，并向人们介绍自己当时的经历。秋收后的一段时间尚可饱食。到了冬天，山里的野果吃尽，于是大家只能挨饿。不少同学都得了浮肿病，我的胳膊瘦得用大拇指和食指就可捏合。由于热量不够，我只觉得特别怕冷，脚上生了很厉害的冻疮。

农民们常对我们表示歉意说，这回叫你们这些大学生到我们村里受罪了。其实，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加艰难，一个壮劳力还不及大学生的粮食定量。在寒冬腊月，北风成天呼啸的时候，村里三天两头死人嚎丧。死的都是老人，其实是在饥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这当然远不是当时中国农村最困难的情况。一天，我在一位老大妈家里，她拿出半块糠饼，一定要我当面吃下，说不吃大妈就不高兴。我至今也很难形容夺人口中食是什么滋味。但大饥荒年代的半块糠饼，总是比后来的一些盛宴更难令人忘怀。尽管已是四十馀年前事，有时想到这半块糠饼，就不免落泪。

有一段时间，进行所谓教改，我被派协助顾文璧先生，到十三陵的村里，进行调查。我们几乎走遍了陵区的村庄。几天换一个村，甚至一天换一个村。十三陵区的美景，决不在白天，而是在日出或日落时，站在高处，面对群山环抱的雄伟，阳光巧妙编织的朝霞暮霭的绮丽，才能观赏和领略其特有的雄丽。明朝皇帝确是为自己找了一块寄托尸骨的风水宝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口村，我初次见到一个泉水纵横交错的村落，每户门前都流着小溪，其上以石板为桥，夜晚睡觉，可以清楚地听到泉水的淙淙声。如果李白再世，肯定能为这个村庄吟哦最美妙的诗句。

顾文璧先生是１９５５年毕业后留校的，如今在无锡。一天上午，我们背负行李，前往一个村庄。他走得气喘吁吁，撂下背包，躺在一块大石上，说：“王曾瑜，你知道吗，我过去人称坦克车，现在不行了！”我感叹说：“看来你这辆坦克车没油了！”我看不下去，送了他二两粮票，他不但连声道谢，后来又多次道谢。饱食的后人也许不易理解我们当时的景况和感情。

又有一次，访问一位小胡庄的女支书，她说，解放前饥一顿，饱一顿，如今虽然粮食紧张，还是够吃。顾文璧要她计算一下当时的口粮额，以便作解放前后的对比。第二次是我一个人前去当记录。那位女支书说，她经过认真回忆，当时的口粮额还是比现在高，但当时没有匀着吃，所以感到不够。我把她的统计带回去，顾文璧发火了，说：“你怎么能带回这种记录？”我说：“她这么说，我只能这么写，有什么办法？”幼稚的我还不懂得应当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去篡改她的口述。顾文璧毕竟比我成熟得多，他最后还是决定不上缴这份调查记录，以免于我们俩犯政治错误。

在此期间，值得回忆的是游长城。早就听农民说，离黑山寨不远的黄花城段长城修得好。我们一群男生为了此行，每天减一两粮食，到１９６１年初，方久中等女同学为我们做饭，大约是饺子，叫大家敞开吃。愈饿胃口愈大，如果真要吃饱，男生一顿一斤半粮肯定不够，大约要吃两斤上下，眼看女生要没吃了，我只能收敛自己的馋嘴。我们来到那段长城，沿着满布荆棘的城墙往上爬，我的裤子给荆棘钩破，大家爬得上气不接下气。走进高处的望楼里，严寒的穿堂风更加猛烈，猛烈到令人难以承受。我初次设身处地，体会到古代边防军士的艰辛。我们走下山，城门下是一条古代的通衢，不远有一个古城堡，四方形，城墙坚厚。我们走进城堡，才发现城里只有十字形的两条路，连接四个城门。街道两旁全是古色古香的砖瓦房。这个城堡无疑是明代屯兵所在，其实完全可作为目今的旅游景点，也不知经历文革，是否保存下来。

最后的一年半学习

在大饥荒的形势下，北大从１９６０下半年逐步回归正常的教学秩序。但我们５７级却迟至１９６１年返校，转入最后一年半的学习。过去三年欠缺的基础课须补上，一直上到五年级，还要在半年内完成过去用一年时间写完的学年论文。系总支书记曾几次不点名地批判过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说大跃进年代，北大像一架机器，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此时至少算是停止了荒唐的反复装拆，重新运转了。这是完全的复旧，却远比三年间的瞎折腾的创新进步。
过去三年的教改方案竞出新奇，例如要按办党校的方针办历史系，一切围绕着改造世界观，“贯彻陈伯达同志厚今薄古的指示”，大幅度压缩中国古代史课，提出以论带史，反对繁琐的史料考证和填塞，安排学生去参加与学习完全无关的、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下乡，下厂，下店，下军，写村史、厂史、店史、营连史，组织学生批判老师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诸如此类，我肯定是记忆不全了。但即使时至今日，也并无任何一个教改方案和措施能够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人类文明发展到２０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却以基于愚昧的荒诞、颟顸和狂暴，去蔑视人类积累了数千年的教、科、文等知识，以自诩为无产阶级的、故作深奥的胡说八道，去否定对普通事物的常人见解。此种情况竟造极于１９５８至１９７６年的长时期，而在大饥荒时只是暂时收敛而已，此后不仅故态复萌，并且变本加厉。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许多事是势不可免的，但也有加码和减码之别。例如因考上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而较早毕业分配的刘凤翥同学，回来对我们说，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负责人刘导生就对新到的研究生讲话，说这里不是北大，学生不能批判老师，要向老师学习。北大在陆平的领导下，无疑是加码的，而历史系的一位总支书记又在陆平的基础上加码，他似乎特别垂顾我们５７级，５７级就成了重灾区，学业损失最大。我们返校后，听说老师们私下议论，认为５７级与前后各届相比，程度最差，心里很不是滋味。

由于不间断的运动，动辄批判，在同学关系中造成了不正常的紧张状态。应当说，最受委屈的是原一班班长沈志恩同学，他被开除了几年团籍，到毕业前夕才恢复。同学之间的一些隔阂到毕业後一二十年，还未消除。但也必须指出，这决不能由当时的一些党员同学负责。其实，大家当年都很幼稚，唯其幼稚，所以一些党员同学就认真，不幼稚就不会认真。我在１９５８年双反运动时也挨批判，但自己确实没有记恨，尽管批判有不实事求是、过火的情况，但自己青年时代也确有毛病，批一下，对自己的成长是有利的。当时的学生党员，一般说来，是注意自己的先进性的，吃苦在前。也远比一般同学辛苦，我们睡觉，他们却经常熬夜开会。这与目今许多党领导带头搞腐败，捞实惠迥异。当然，这个时代毕竟是过去了，一次，我偶尔与儿子谈起当年班里党支书的威权，他表示大惑不解：“怎么可能？”

好好学习本是学生的天职。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有一个加于所有北大学生的紧箍咒，就是白专，口头上提倡又红又专，实际上，只要有人愿意用功，就指责为走白专道路。但北大也流传另一句话，北大学生搞运动必须动员号召，学习却不用动员号召。加于历史系学生身上的另一个紧箍咒，就是陈伯达的厚今薄古，几年间，学生读古书简直成了犯罪行为。其实，中国与许多国家不同，古代历史文化悠久，不可能不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５７级的三个班在大跃进年代早已打乱，后来又分成历史班和考古班，此时历史班又要化专门化，成了不少人难过的一关。有的同学後来说，本来想学中国古代史，但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还是没有勇气报名。我和一些同学虽然硬着头皮报了名，却忐忑不安。古代史专门化初次聚会，彼此才发现，原来都是不同程度在班里视为落后分子，走白专道路者。大家不免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情绪低落，脸色难堪，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三年不断的运动也造成同学间不正常的淡漠关系，彼此不敢说心里话，特别是受委屈时不敢发牢骚，因为这有可能成为被批判的资料。但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的同学之间，在最后的一年半中，还是逐渐建立了正常的同学感情，互诉心曲，如今看来，是很可珍贵的。

两三年吃不饱的生活，是艰难的，每次就餐，我总是用舌头把饭碗里的粥或汤汁舔个干净，以求增加一点营养。当时校园里不得不种菜，大家用脸盆盛自来水浇菜，从成本上说，是很不合算的。菜还常被人偷。食堂里突然供应起从未吃过的大麦粥，不久得知，这还是苏联运来的，当时中苏已经交恶，大家讥之为“赫鲁晓夫大麦粥”，虽然味道不好，尚可食用。最难吃的莫过于白薯干。白薯干用卡车运来，以铁铲连土卸下，稍加冲洗，就磨粉与面粉掺和，做成馒头。且不说一口馒头一口沙，吃久了，就感到烧心，一见这种馒头，胃里就泛酸水，虽然饿，也没法再吃。

在饥饿年代，北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却空前高涨。大家都知道，在图书馆的学习效率比宿舍高。天不亮，校园的道路上已是学生成群，还不时伴随着饭袋里发出的叮噹声。很快就在图书馆前排成了长龙，馆门一开，犹如冲锋一般，纷纷进去抢占座位。由于座位严重不足，不久改为向各系各班分配座位号。尽管如此，图书馆还是经常有无号的学生走动，窥伺着空位。人到晚年，经历事情虽多，但每当想起饥荒年代北大人奋发学习的干劲，还是不免掉泪。

当年的老师们大多成了故人，但我还要在此向他们表示一个学生由衷的敬意和谢意。我现在比较能够设身处地理解他们当年的艰难执教。他们的执教经历，也许是自孔子以来的二千五百年间，素以尊师重道自豪的教育史上所仅有的。他们是在承受各种生活和精神压力之下，苦苦地支撑着教学。张芝联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次是著名的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做报告，由张先生当翻译。杜波伊斯即席赋诗，张先生也当即译成散文诗。我作为一个听众，真羡慕张先生的英文。另一次系里组织对张先生讲授世界近代史课的批判。最初张先生还是脸带微笑，随着尖锐批判言词的不断发表，张先生的面色愈来愈难堪。我望着在讲台上坐着的张先生，真有点于心不忍。批判结束，还要让张先生表态，素善言词的他竟说不出话。当然，这与后来文革时对老师们的冲击和批斗相比，又算不得什么。我很晚才得知，张寄谦先生是在丈夫自杀的悲痛寡居中，拖带着两个幼女，艰苦地从事教学工作。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陈庆华先生批评说：“王曾瑜同学看来骄傲，其实不值得骄傲。且不说你现在还没有学问，就是将来有学问，也不值得骄傲。”如今陈庆华先生已成故人，但我还是愿在此向他公开致谢，他的教诲值得我终生铭记。

北大有民主和科学传统，这当我在校期间是知而懵然。直到自己亲历了人类史上最惨痛的内乱后，才慢慢地理解，这是母校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孙中山最早提出民主，这是民族意识的一大提高，北大补充了科学，是民族意识的又一大提高。现代民族的进步，不可能没有民主和科学作为其双翅。但不民主的制度也必然相应要求出现伪科学，为其生存权辩护。专制主义是中华民族极其沉重的包袱，万恶的专制主义与北大的光荣传统势不两立，从长远看来，不管还有多少艰难曲折，北大的光荣传统是必胜的。有马校长等榜样在前，我们虽属人生晚年，也理应为批判专制主义做一点工作，尽管微不足道，也须尽力而为。这是我在回忆文章最后，对同代的北大人说的一点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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