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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海拾贝的博客:关于地方文革文字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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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4 10:55: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宁夏自治区文革$ i& G' D# G)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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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6 16:46阅读(652)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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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 y2 M5 D& P: R0 o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牛鬼蛇神”和“黑帮”,发展为夺取政权的“政治大革命”。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元月十三日《宁夏日报》被夺权,继而银川地区的20多个造反派组织于元月二十七日夺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同时接管了银川市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二月一日,这个“联委会”发出了第一号通令,宣告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限令自治区和银川市处(局)以上负责人在三日内到“联委会”报到听候处理。从此以后,“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了响亮口号,“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恶浪迅速在各地蔓延。宁夏城乡上至自治区级各机关,下到各市、县和农村社队、工厂商店等基层单位,几乎被层层夺权,各级领导干部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其中不少人被陆续“隔离审查”或被实行“群众专政”接受“劳动改造”,全自治区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被打乱,各级经济指挥系统和管理机构基本陷于瘫痪,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7 n: ^0 a" z6 U2 ^7 R( U; L
    鉴于“一·二七”夺权中的问题和广大群众的反对,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于二月十一日发表声明,撤销对“联委会”的支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出面维持社会秩序。随后又成立了自治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对当时维持社会秩序、保证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正常运转起了一定作用。后来,在林彪、江青一伙掀起反对所谓“二月逆流”妖风,号召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揪叛徒”、“揪军内一小撮”之后,宁夏各地的混乱局面进一步加剧,冲击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机关、抢夺军队枪支弹药的事件也有发生。特别是在江青七月提出“文攻武卫”口号的蛊惑下,资产阶级派性恶性膨胀,“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筹备处”)和“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总司”)、“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三司”)等几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日盛一日,由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发展到棍棒相加、势不两立。六月十九日,宁夏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武斗在石嘴山市发生,此后城乡各地的武斗逐步升级,八月达到了顶点。继八月一日发生在银川市西塔、八月八日发生在永宁县大观桥和八月十三日发生在吴忠县城的几次著名武斗之后,八月二十八日,在青铜峡地区两派群众严重对峙时,康生下令军队开枪镇压,使一派群众当场死亡104人、伤残133人,制造了远近闻名的被“四人帮”称之为青铜峡“八·二八反革命叛乱”的惨案。事后,康生还声言:“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5 }1 ^8 Y# V6 C    武斗,使全自治区的经济指挥系统陷于瘫痪,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遭到破坏,大批厂矿企业停产,使生产受到严重损失,国家财产遭到严重破坏。如一九六七年五月破土动工建设的宁夏制药厂,因武斗而停建一年,致使基建投资增加了88%。武斗,使自治区各地的交通运输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相当一部分汽车停驶,火车运行受阻,货运量大幅度下降。特别是七月至九月间,由银川至自治区内外各地的主要公路干线一度中断交通,客运班车停运一月,汝西公路的煤炭运输停班十个月之久。武斗,又使宁夏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不少无辜群众被打死、致残,造成家破人亡。据不完全统计,在六月至九月宁夏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武斗中,被打死的无辜群众约250人,在八月十三日吴忠县城的一次武斗中,东方红剧场被化为灰烬,直接经济损失达几十万元。# U8 }7 j$ p5 B1 E; k% C' {
    在宁夏各地武斗处于白热化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师于八月十二日奉命进驻银川“支左”,对于扭转混乱局面、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即中发〔1967〕407号文件),宣布成立了由康健民任组长和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任副组长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行使自治区党政财文大权。经过工作虽然使全自治区局势有所好转,但这个文件的错误基调却成了宁夏“文化大革命”逐步加深的纲领,造成了严重后果。8 A9 V) k% l& u' e0 `6 w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以康健民为主任和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为副主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生产指挥部、政治部、保卫部和办公室等办事机构。之后,相继有一部分在宁夏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出来工作,从上到下开始恢复生产管理、指挥系统,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下,政治可以冲击业务,以革命代替生产,使经济工作的发展仍然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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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军方的介入,开始变得尖锐复杂,朴朔迷离起来。早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时,银川群众就不止一次冲击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揪斗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书记处书记马玉槐、甘春雷、江华;自治区政府主席马信,副主席杨一木等人。为了保护这一大批与自己同僚的老干部,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动用了军区的警卫力量,将这些老干部统统安置在军区大院自己的羽翼之下。但是上海“一月风暴”终于席卷了全国,朱声达的翅膀硬不过中央文革的声音。随着“1.27”夺权斗争的胜利,杨静仁、马玉槐们终于完完全全被置于宁夏革命造反派的监管之下。而夺权以后,如何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谁来执掌革命委员会的大印,则成为参与夺权的各派群众组织争论不休的话题。争论斗争的结果是,银川革命群众组织最后演化为对立的两大派。拥护朱声达与宁夏军区的一派,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反对朱声达的一派,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指挥部的各级领导成员是宁夏大学学生会主席安建国,革干子弟冯贤,复员军人出身的文科大学生杨长春;以及物资局干部牟元礼,区文工团干部华方佐与若干工人代表。结合革命干部,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甘春雷等。筹备处在银川党政机关及中等学校势力较大,主力为西北野战军,区党委革命造反兵团及部分厂矿群众组织。他们笃信跟着解放军走没有错的信条,坚定地站在以朱声达为首的宁夏军区一边。指挥部简称“1.27”,他们将斗争矛头坚定地指向与刘邓、习仲勋关系密切的大小杨马以及以朱声达为代表的军内的刘邓路线。此时“大土匪、大野心家”贺龙因着“二月兵变”已成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而朱声达身为长征时贺龙的警卫排长,自然属于贺龙派系该打倒的高级将领之列。不管群众组织以谁来划线,都本着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唯毛主席马首是瞻。拥护解放军是因为毛主席说“全国要学习解放军”;“打倒朱声达”是因为他不属于毛主席的嫡系部队,而属于应打倒的大军阀贺龙的亲信之列。无论持有何种观点,在整个大是大非没有辨清之前,谁又能说谁是绝对正确,谁是绝对错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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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4 10:56:07 | 显示全部楼层
几近军管的甘肃“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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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6 16:40阅读(391)评论(0)2 z4 f5 J5 ~; H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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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底,“文化大革命”的浪潮由领导机关推向基层,由上层建筑领域蔓延到各个经济部门及厂矿企业,县以上领导机关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全省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一九六七年元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直接影响下,“文化大革命”由揪斗、批判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展成为夺权的“政治大革命”,混乱局面进一步升级。二月五日,甘肃省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宣布正式成立,并宣布“自即日起,接管省委、省人委、兰州市委、市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要求“甘肃省、兰州市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交通运输、财政贸易、文教卫生等单位的权力,凡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一律由革命造反派夺回来”。“全省人民应毫无保留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拥护和服从甘肃省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命令“原甘肃省委、兰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各部委、处负责人,原甘肃省省长、副省长、各厅(局)长、处长,兰州市市长、副市长、各局局长,自本通告公布之日起,向本指挥部报到,听候处置”。此后,全省各级党政机构和基层单位的组织领导系统被肢解,权力被夺走,一批领导干部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他罪名被打倒。大批干部和工作人员、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其他各类知识分子靠边站、受审查,大批人员被关进“牛棚”。党政工作、科研、教学活动停顿,全省正常的工作、生活、生产程序完全被打乱,生产指挥和管理基本上陷于瘫痪,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处于无政府或半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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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对全省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工作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三月二十二日成立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负责人张忠为主任的“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领导全省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处理全省日常行政事务。各地、县也相继成立了类似机构。指挥部成立后,处理了全省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安排了当年工农业生产和夏粮征收,抓了牲畜饲养和植树造林等项工作,对于缓解全省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无政府和半无政府状态,稳定经济形势,减少工农业生产的损失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对稳定农村经济形势发生了明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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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成立后,四、五月份,兰州又先后成立了其他两派群众组织,各地、县也成立了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冲突事件不断发生。五月中旬,兰州发生大规模武斗。七月下旬开始,兰州又多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有些地、县也发生武斗。全省陷入“全面内战”。交通连续中断,供电供水极不正常,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混乱的社会秩序使人民群众生活陷于惶恐不安之中,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仅七月二十八日,在兰州长风机器厂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武斗中,两派群众组织调集万余人参加,打死4人,致伤数百人。双方动用车辆修建武斗工事,致使长风机器厂、万里机电厂、新兰仪表厂停产15—18天,造成财产和停产损失135万元。6 z0 `0 X( H2 e9 G
  
6 z* j% [* H8 s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3个文件下达。(原来中央打算批准甘肃实行军管,据《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鉴于三大派群众组织负责人达成协议,“红三司”已成立,胡继宗已站出来,故提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要求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文件建议成立由军方代表、“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地方干部参加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十一月九日,以冼恒汉为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任副组长的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全省一切大权统归“省革筹”。此后,在解放军支“左”人员主持下,经甘肃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批准,各地、县相继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立,各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逐步形成,大规模的武斗和群众冲突逐渐平息。
+ V: G! Z" b; c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由105名委员组成,常委24人。冼恒汉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任副主任。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春风已到玉门关──热烈欢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截至九月底,全省11个专区(州、市)和82个县(市、区)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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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A/ _" L3 \( @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全省掀起了“斗、批、改”新高潮,要求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在当地的代理人”,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批判“生产第一”、“物质刺激”,狠抓“阶级斗争”,狠抓“斗私批修”。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批斗所谓“汪锋一小撮”(又被诬称为“汪锋为首的反革命政变第一套班子”)的高潮,对汪锋及与汪锋有正常工作关系的中共甘肃省委、省人委的领导人葛士英、丁乃光等人进行了批判斗争,并株连了一大批干部和家属。一九六八年三月,在兰州地区发起了揭批所谓“反革命政变第二套班子”的运动,宣布原省委常务书记裴孟飞为“反革命政变第二套班子”的总头目,将他投入监狱,后送往劳改农场,迫害致死。省委书记高健君被错误地扣上“叛徒”、“特务”、“假党员”、“老走资派”等多顶帽子,含冤去世。/ {) Z' D' d3 l+ f8 F
  
# p1 B! C/ I7 _, K在掀起批斗所谓“汪锋一小撮”的同时,还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人,要求通过“批判”,“坚决肃清彭(德怀)、高(岗)、习(仲勋)的恶劣影响”。甘肃省的一些剧作者编写创作反映陇东革命武装斗争的电影《红河激浪》被诬称是“习仲勋和张仲良主谋炮制的一株大毒草”,是一部“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影片,作者及关心、支持过剧本创作和影片拍摄的有关人员受到迫害,仅在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就有数十人,其中担任省委领导职务的有5人。陇东土地革命时期的老赤卫队员赵铁娃,因给这部影片的创作提供了创作素材,也被迫害致死。. P! ]# J: T4 o3 b) R1 O&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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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六八年四月开始,全省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有些单位乱批乱斗乱戴帽子,错整了一大批人。据兰州市不完全统计,在刮“十二级红色台风”中,13000多人被揪斗,被审查和强迫交待问题的人数就更多。玉门石油管理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造成5起重大冤案,424人被揪斗,致死17人。炼油厂88名科级以上干部中,被揪斗的就有71人,占80%。八月二十九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派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当地情况,统一组织工人宣传队或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县城中小学,组织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中小学。同日,兰州地区首批工人宣传队开进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等8所高等院校及一些宣传、文化、科研单位,领导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运动。当时“清理阶级队伍”正在进行,工宣队进驻这些单位后,大抓了这项工作,使“清理阶级队伍”掀起“新高潮”。据兰州大学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立案审查的达450人,迫害致死的就有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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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六八年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会宁县创造了城镇居民下乡落户的“经验”,从七月上旬到十二月上旬,全县588户城镇居民中有178户、932人被动员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立即推广了会宁的经验,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口号,在报纸上大加宣传。兰州市学习这一“经验”,从一九六八年后半年开始到一九六九年二月,先后把7894户24510名城市居民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全省普遍动员,强迫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在城乡引起了波动。会宁的“经验”后来还被推广于全国,造成更大恶果。& H- l7 q" 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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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是指1967年5月12日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1967年5月13日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的报告》的批示和1967年7月30日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 V$ ]( f4 S$ O2 t( Q/ l1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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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的主要内容有4条:一是肯定了甘肃省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的成绩;二是指出甘肃省军区负责人,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红联指挥部”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到挫折;三是要求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兰州军区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四是说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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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军区党委《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有5个方面:一是分析了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报告》认为,目前兰州地区的群众组织“虽然分化组合成三大派,但形势仍然大好”。二是认为“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三是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也决定结合他们。四是认为“‘红三司’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应以“红三司”为核心,实现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五是说“红三司”决定于5月14日召开成立大会,发表宣言,领导干部讲话等,要求兰州军区表态支持,军区党委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 u- g6 O% [: w# s# m" D, M- [* ?, @- e

* W3 K9 ]! ~) Q% g4 s《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的主要内容有6个方面:一是肯定了“红联”“二·五”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两级军区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也是正确的;但认为,“二·五”夺权以后,甘肃省军区负责人以军方代表身份,在“红联指挥部”工作期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二是指出,毛泽东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的报告》的批示这两个文件,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必须认真传达,贯彻执行。三是认为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因为“红三司”已成立,胡继宗已站出来,故提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要求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建议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冼恒汉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任副组长。四是提出了对待三大派群众组织的具体方针,即“坚决支持‘红三司’,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红联’,积极地、艰苦地说服教育‘革联”’;五是指出要彻底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批判所谓“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认为“这是甘肃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求号召各级群众组织,为完成这个任务,停止“内战”,团结“对敌”。并建议党中央批准在《甘肃日报》上点名批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薄一波、吕正操、刘澜涛、汪锋。六是认为“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兰州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省军区的支左工作,必须坚决服从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8月1日。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军区负责人以及胡继宗在北京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传达的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中央文革小组对“三个文件”作了说明,并就如何贯彻执行“三个文件”作了指示。8月4日下午,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召开“红三司”、“红联”、“革联”三大派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并就传达“三个文件”与三大派群众组织负责人达成协议。8月5日,“红三司”在东方红广场等三个地方召开大会、“红联”在兰州铁路局门前召开大会,向各自所属群众组织传达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军区也分别向机关和部队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精神。在传达贯彻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精神的同时,兰州军区党委对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下简称“省革筹小组”)成员的具体人选问题同三大派群众组织负责人进行了多次协商。10月30日,兰州军区党委召开了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兰州军区党委《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并决定于当天上报中央。11月5日,中央批复了兰州军区党委《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中央同意“省革筹小组”由冼恒汉、徐国珍、李书茂、张忠、龙炳初、胡继宗、王国瑞、自学光及“群众组织”代表9人,共17人组成,并同意由冼恒汉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任副组长。11月9日上午,“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暨庆祝大会”在西关什字召开,三大派群众组织和驻兰部队指战员等数万人参加了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批准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决定》;宣读了“省革筹小组”《第一号公告》。《第一号公告》宣布:“从今天起,甘肃省的党政财文一切权力,统统归于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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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4 10:56:23 | 显示全部楼层
江苏的夺权和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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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6 16:42阅读(106)评论(0)9 Y  U) ]. r$ Q-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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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直接导演的“上海一月风暴”始,江苏在少数极端分子操纵下掀起层层夺权的恶浪,层层揪“走资派”,处处找“代理人”。1967年1月26日,南京地区的造反派在文凤来等人的策动下,夺了中共江苏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权。接着地、市、县党政领导权也相继被造反派所夺,绝大多数党政机关以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陷于瘫痪,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揪斗,广大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经济建设因失去指挥和调度而全面陷入大动乱的政治旋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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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3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对江苏省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省军管会由9名委员组成,杜平任主任,张才千、周冠五、赵俊、梁辑卿、吴大胜、杜方平任副主任,各地市县也相继被军管。省、地、市、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内设立了生产指挥组,一些懂经济的地方干部被吸收参加生产的组织和指挥工作,这在当时情况下对改变混乱状况、稳定江苏经济形势,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林彪、江青一伙提出的“文攻武卫”等反动口号的蛊惑和煽动下,资产阶级派性恶性膨胀,群众造反组织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全省各城市和一部分农村不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七、八、九三个月,“内战”达到了顶点,造成交通中断,经常停电停水,许多工厂尤其是大型企业和军工企业停工停产,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全省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工业生产跌入低谷。一九六七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15.39亿元。同时,在武斗中造反派还挪用了大量的生产、救灾、战备资金和物资。这一年,在十年内乱中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高峰期,对经济的直接破坏最为严重。虽只一年时间,但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以至组织上所造成的“内伤”和“外伤”是极其深重的。& p! K! ~% }; R,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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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底和1968年初,江苏两派群众造反组织实现了形式上的“大联合”。1968年3月23日成立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省革委会由116名委员组成,其中70%为造反组织代表,常委28名,其中,军队代表8名,地方干部8名,劳模3名,造反组织代表9名。革委主任许世友(68.03-73.12)副主任吴大胜(1967.5--1977.2) 、杨广立(1968.3--1977.2) 、王 珽(1968.3--1970.3)、彭 冲(1968.3-1974.11)。3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天翻地覆慨而慷》,祝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70年3月和12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先后增补7名副主任。继省革委会成立后,地、市、县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少数“靠边”的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一些地方干部回到生产指挥部门,从上到下开始恢复和建立起生产指挥系统。1970年12月19日至26日,中共江苏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中共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许世友在会上作了报告。社会动乱虽然有所缓解,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有组织的全面推进。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更助长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气焰,“大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广大干部、群众,社会动荡的不安定因素更为深重。. g/ C! u. P9 Y6 q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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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8 M" ~$ e! y. Y. y% W' e  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省及各市、县“五·七”干校建立,把大批干部当作“旧人员”集中在干校,进行无情的批判、残酷的斗争,强迫进行劳动改造,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此期间,先后在全省范围内普遍开展了“清队”(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即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颠倒敌我关系,混淆两类矛盾,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群众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分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大批机关干部被迫下放劳动,大批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被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广大干部、群众精神和肉体上倍受折磨。整个社会惶惶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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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9 i+ t! c  ^7 U  频繁而又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人民群众精神压抑,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全省煤炭生产形势日趋恶化,产量连续下降。一九六六年为516万吨,一九六八年降为249万吨,一九六九年进一步降到178万吨。一九七一年“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冲击和影响,造成一九七二年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大幅度下降。这一年全省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由一九七一年的18.2%降到7.2%。社会经济日趋萧条。& h7 x5 U, e$ J# k! f$ Q; F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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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4 10:56:44 | 显示全部楼层
广东的“文化大革命”和军管/ t( }8 v/ x  y
4 b: l9 k, k+ M8 `) [
2011-06-16 16:50阅读(182)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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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 d. X4 M( `& e: t: W8 c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展开。
% ~6 v( g3 I8 I& Y4 ?8 i0 a* }  六月七日,在《南方日报》上开始错误地声讨作家秦牧,把他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人物来批判,在社会上点燃了广东“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此后,揪“小邓拓”、“小秦牧”、“三反分子”和“牛鬼蛇神”的运动便在全省各地层层展开,广东从此进入了大动乱时期。
& @; K1 R9 v/ J; c+ a! N  e  (一)从成立“红卫兵”到夺权。  F) e1 Z* e' t* g2 D: D% R
  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后,广东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全省建立,并和北方南下串连的红卫兵一起,冲向街头,开展所谓“破四旧”和揪斗“牛鬼蛇神”的活动。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止,全国各地有160多万名红卫兵拥来广州“串连”,一大批地富反坏右等所谓的“牛鬼蛇神”被遣送下乡。这个时期,整个社会秩序大乱。( V, [. P( W/ z& ]9 ?
  同年十月十日,《南方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十八日,中共广东省委先后召开了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要求干部要准备戴高帽、游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也要执行。一九六六年底,全省大、中、小城市开展了所谓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攻击”。省委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致各级党委、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的一封信中,承认“过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Y% t7 j/ w/ e$ _8 `( b  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从上层建筑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从领导机关扩展到基层单位;从批判“黑帮”、“资产阶级权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扩展到批斗“走资派”;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展为“打倒一切”和“夺权”;从文斗发展到既文斗又武斗。
3 h4 m+ b) p6 k. A3 ]+ h  到一九六七年初,广东省全省各级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组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普遍被加上“走资派”、“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特务”、“叛徒”和“反革命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绝大部分被罢官、“靠边站”,大批干部、专家学者、爱国人士被批斗。而一人被斗,往往株连一家,全家都被列入“黑七类”(注:“黑七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走资派”、工商业资本家)。0 i% ~( l' s2 p: V& L5 T% `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部分“群众组织”组成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省革联”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公安厅也相继被“造反派”接管。接着,全省各地各行业各级领导的权都被“造反派”夺去。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e: D6 w# D1 b6 J# l6 b  (二)派性斗争和武斗达到高峰。
) B; ^8 F% {' Y  D, B8 Q; E  在夺权和揪斗“走资派”的过程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并“杀向”社会,组成跨行业的、对立的两大派。两派都标榜自己是“革命派”,互相指责,并出现了武斗。! A3 V" l5 V' {, U( t6 u% U6 G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为稳定局势,广东省自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起实行军事管制,由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领导。军管会主任黄永胜,副主任刘兴元、陈德。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派出大批指战员,到地方实行“三支两军”(注:“三支两军”即支工、支农、支持左派,军管、军训)。军事管制对广东局势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军事管制并未能制止内乱。一九六七年二月,在林彪、江青一伙策划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后,全省又掀起一股揪“广谭”(所谓广东的谭震林)的浪潮。如此类推,在湛江揪“湛谭”,在汕头揪“汕谭”,内乱继续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被揪斗越来越厉害,迫害干部的骇人听闻事件不断发生。省内发生了多次武斗事件,有的“群众组织”开始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 k2 H( T/ |' J# D  由于广东毗邻港澳,地处国防前线,又是全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所在地,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广东局势的稳定。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十五日、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先后3次接见了广东赴京各派代表团,要求停止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器械,指出抢劫援外物资、私设电台、揪“军内一小撮”、到军管会静坐、扣留解放军战士都是错误的,并要求广州工人阶级带头,实现革命大联合。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广州三大工人群众组织于十月二十七日达成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在北京谈判的广州两派组织,也签订了12条协议。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广州两派谈判代表,肯定12条协议很好,指出广州还有23个武斗制高点未撤除,要马上撤除,要保证交易会开好。同日,广州两派赴京谈判代表共同签发《告广州地区人民书》,呼吁知识青年、外地串连人员尽快返回本单位,就地闹革命,搞好社会治安,确保交易会圆满成功。从此,广州各单位和省内各地大联合的进程加快了。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广州市工人阶级和广州贫下中农组织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实现大联合。
) `; G) l3 @0 u3 y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十七日、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珠江宾馆,又3次接见广州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希望大家搞好团结,停止武斗。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广东动乱的局势有所好转。3 e3 {+ m9 W; z3 H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并批准由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邱国光、阎仲川等七人组成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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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 I6 r* A& B+ {, ]- x$ L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省革委会)、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省革委会由180名委员组成,主任黄永胜,第一副主任孔石泉,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刘继发、黄育英。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至九月六日,全省地、市、县都成立了革委会。
5 R1 j! B  b& u) }  省革委会成立不久,就作出了关于反击“右倾翻案、右倾分裂逆流”的决定;五月十六日,更进一步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翻案风是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动员全省人民进一步批判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的所谓翻案风。随后又作出在全省开展“斗、批、改”,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 ^& c& _' `+ E4 V, C) R- h
  所谓“斗、批、改”,是指“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注: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当时在“斗、批、改”的名义下干的主要事情是:# ^" k  N& G$ e  [7 H7 j
  (一)批斗“走资派”和揪“叛徒”。
2 G; t' _: c# B0 x/ F4 ~: y  批斗“走资派”一直没有停止,厅级以上干部被立案审查的640人,占同级干部的74.5%,其他干部被立案审查的有10万多人。0 }( Y  H1 u* _/ L* [0 m$ W
  从一九六七年起,黄永胜等秉承林彪江青关于“弄清广东地下党的情况,解决一批干部问题”的旨意,成立专门机构,审理所谓地方党14起重大历史事件,如中共粤北省委被敌人破坏事件、中共南路地区组织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第四战区张发奎部队内中共特别支部问题等。同时,煽动群众组织,大抓所谓“南方叛徒网”,整理诬陷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在他们写的《关于审理广东地下党的工作报告》中,讲到工作部署时说:要“和造反派结合,某些问题交造反派去办,但一般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在审理广东地下党的问题时,他们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颠倒黑白,把广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游击武装打为“土匪队伍”,把大批地下党员打为“叛徒”,把许多革命老区诬蔑为“叛徒窝”。
# w6 t+ q- r" b" c2 P  (二)在干部队伍中搞“两退一插”(注:即退职、退休,到生产队插队落户)。" T3 x% O/ B4 t/ W9 l7 B
  一九六八年末,广东开始贯彻毛泽东关于下放干部的《五·七指示》。十月二十日,广东省革委会在干部下放选点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在十二月份将干部下放完毕,要求下放干部必须在农村安家落户,就地生根。到同年年底统计,全省共建立“五·七”干校313所,下放干部16.46万人。
" B  ~" }2 k6 J( H  F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广东省革委会又在干部会议上制订了“出五进一”的办法,要求在两年内处理(清出)干部15万人,并在惠阳地区搞“两退一插”的试点。根据一九七○年五月各专区政工组长会议的材料:惠阳地区“五·七”干校的干部,退职、退休、插队、遣散回乡、改当工人的占绝大多数。& Q7 {$ ?* j% x+ s
  (三)“清理阶级队伍”。
4 r0 P" |+ F( ?+ B! d, A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份已经开始,在中共中央颁布“七·三”、“七·二四”布告后,这项工作在广东全省迅速铺开。这是解放以来广东最大规模的一次所谓“群众审查干部”的运动。据统计,被作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阶级敌人”的有6.5万人。
1 I5 o- h6 Y- T# r7 q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广东的归侨、侨属和有海外关系的人,受害面最大。广东省革委会为了处理有海外关系的人,专门制订了一个《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广大归侨、侨属和有港、澳、台关系的人绝大部分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或迫害,许多干部被迫表态“斩断海外关系”。
, I" N3 @+ d. X- e3 ]8 X8 H; P  在海丰,彭湃烈士的家属被打为“反革命分子”。他的儿子彭洪被迫害致死,侄儿彭科被杀害。
5 S+ [8 c6 p) `1 k, H  与此同时,在农村出现了乱打乱杀的严重事件。全省非正常死亡3万多人。
% b" R$ ~& {& r8 D7 K: T) _  (四)战备疏散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d( a* _/ h$ Y( ]3 m  n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发布第一号战备命令。一九七○年上半年,广东省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备疏散。广州提出“战备疏散,准备打仗,打起仗来城市要没有人打白旗”的口号(注:见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文件),规定凡居住在城镇的21种人,无论是在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的干部、教师、职工,还是在社会上的一般居民,一律要疏散到农村,结果在短短几个月内,疏散了10.75万人。其中有不少统战对象。在此之前,进行过一次清理“城市闲散人口”,把大批所谓“在城里吃闲饭”的人遣到农村。! _. H3 P, W1 T0 C$ H, J4 y4 |) l
  一九六八年底到一九七○年,在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全省有40多万知识青年涌向农村。
+ g9 ^- k3 O, d* q' p+ X  (五)“一打三反”运动。
5 q9 Z4 a4 E" }8 R( b" d- A7 _  一九七○年一月至一九七一年六月,广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运动。这次运动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据统计,整党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共处理案件11.5万宗。
" \& w- O, C" B, \  (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
) N0 f* Q0 a7 w. E  从一九六八年起,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省大、中、小学和上层建筑单位,领导这些部门进行所谓“斗、批、改”。据一九六九年一月统计,全省进驻了宣传队的大中小学及上层建筑单位有2.08万个,进驻人数18.54万人。" r- q, @2 _! g3 R, X
  教育革命从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入手,然后提出开门办学。实行面向工厂,面向农村,农村中小学由贫下中农直接管理;城镇中小学实行厂校挂钩、工厂办校、街道管理的形式,校办工厂,校办农场,以这些厂、场为教学基地;教学上实行以社会为课堂,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三大革命实践为教材,劳动代替教学。0 O$ m  \; }% f* b$ c
  一九七○年五月,广东的大专院校在停止招生四年之后,开始在14间大专院校中办了19个试点班。试点班设在点上,如中山医学院的点设在农村,华南工学院造船专业试点班设在广州造船厂。学生入学不用考试,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教师一边教学一边接受工农再教育。学生则参加“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一九七○年十月省革委会召开教育革命会议,决定全省大办工业、农业、卫生、师范各种学校,学生从贫下中农、工人、赤脚医生、在职教师及知识青年中选拔,经过三个月或半年学习,回原单位工作,即“社来社去”、“厂来厂去”。据当时统计,全省共办这类学校419所,学生3.9万人。这被认为是造就无产阶级科技卫生队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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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4 10:57:09 | 显示全部楼层
广西的“文革”内乱. V" U" |1 g# Z$ g

; {( Y5 J& e! H2011-06-16 17:07阅读(273)评论(0)6 z5 ^3 ]$ L4 [6 d& S! B# C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是广西“文化大革命”内乱最剧烈的时期,也是经济受到破坏最严重的时期。这三年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 Q7 E" B0 z6 z( T+ I. M  首先,“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和学术界开始发动。《五一六通知》公布后,自治区党委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成立广西“文化革命”小组。六月下旬派出工作队到学校、新闻、文艺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与此同时,广西日报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点名批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陆地和广西日报总编辑钟林,并经自治区党委批准,撤销了他们的职务。紧接着一些大中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大批学生在“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揪斗教师和院校领导人,给他们戴上“反动学术权威”或“牛鬼蛇神”的帽子。有的地方还把一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庭出身的职工和学生称为“黑五类”。新闻、文化单位的党政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也是受冲击的主要对象。一时间,这些单位一片混乱。
7 \+ l# q" b0 g5 ^( L' C* z, P  接着,红卫兵由在本单位“造反”到“杀”向社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公布后,各大中学校普遍建立起“红卫兵”组织。这些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在把他们的学校打个落花流水之后,便走上街头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即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实际上就是改路名,焚书抄家,破坏文物古迹,游斗和遣送“四类分子”。当时,仅南宁市就有670户被抄家,数千居民被当作“四类分子”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15万件文物和字画等被当作“封、资、修黑货”查抄或销毁。八月底,北京南下的红卫兵与广西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汇合,无理要求批斗广西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的领导人,自治区党委不答应,他们就到自治区党委门口“静坐”,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十月以后,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各种各样的“战斗组”、“战斗队”纷纷成立,动乱从文化教育部门向各级党政机关发展。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机关、学校和街道广场,一度引起市场纸张脱销。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趁机刮起一股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钱、要粮、要物的经济主义歪风。南来北往的大串连逐步进入高潮。这样,“文化大革命”就从大中学校和文化部门内部扩展到社会上来,从冲击本单位的党政组织发展到冲击自治区和地、市、县党政机关。
; i+ V8 f: d! e( h) O  I3 o  之后,从批斗干部发展到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策划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刮到广西,广西一部分群众组织也联合起来,组成“广西革命造反大军”,于一月二十三日夺了自治区党委的权。接着,自治区直属机关、各级党政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也相继被本单位或外单位的“造反派”夺了权。很快,一个层层揪“走资派”,处处抓“帝、修、反代理人”的乱批乱斗高潮在全自治区各地掀起。各级党政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有些领导干部还被戴高帽游街。顷刻间,各级党政机关全部陷入瘫痪。这时,中共中央决定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二月二十五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紧急召集各大军区领导人开会,要求各省军区、军分区和市、县人民武装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以维持经济工作的指挥。广西的各级“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也于三月初相继建立起来。( u" f6 W" B! c9 |8 G5 h
  最后,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全面内战步步升级。在夺权斗争中,各群众组织之间由于意见分歧而相互对立,并互相指责攻击。一九六七年四月以后,各地的群众组织分成了观点对立的两大派。这两大派组织的群众先是在大辩论中互相指责对方“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后从互相对骂发展到动手动脚。七、八月间,江青鼓吹“文攻武卫”,广西两派群众组织始则用棍棒以及钢叉、长矛对阵;继之,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市和一些县城的群众组织开始抢夺枪支,抢占据点,构筑碉堡,并互相开枪开炮,一场大武斗爆发了。在这场大武斗中,一些地方的群众组织擅自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法庭”,滥杀无辜,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为了制止广西事态的发展,周恩来于六月一日至九月二十二日先后七次接见广西两派群众组织代表,经过耐心的教育说服,才使两派代表勉强达成大联合协议。十一月八日,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三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决定》、《广西两派大联合协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通知》下达,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及群众代表组成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韦国清为革筹小组负责人。两派群众组织的枪支被封存,全自治区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平静。但由于派旗不倒,组织犹存,大联合貌合神离,冲突仍此起彼伏,武斗时有发生。一九六八年春节后不久,一场规模更大、斗争更激烈,手段更残酷的武斗,终于在桂林、南宁、柳州、梧州等市及博白、宜山、融安等县城爆发。在这场大武斗中,有的机关大楼被炸毁,有的商店、民房被烧成废墟,国家的援越物资也被抢夺,铁路运输一再中断。中共中央和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虽三令五申,亦未能制止。" r: f6 Q9 }% _1 x
  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根据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发布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布告即《七三布告》(注:1983年,经自治区党委报请中共中央同意,对《七三布告》予以否定)。《七三布告》提出停止武斗,保证铁路运输畅通,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交回抢走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外地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惩办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六条规定;同时也把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在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中,军队和武装民兵把一派群众组织的据点拔掉。许多地方程度不同地发生了乱杀人的严重问题。直到八月中旬,南宁以及大部分地方的武斗才告停息。八月二十六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简称自治区革委会)在南宁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设委员135名,常委29名,韦国清任主任,欧致富等12人任副主任。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大规模的武斗被制止了,但有的地方仍有严重违法乱纪、滥杀无辜的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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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化大革命”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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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6 17:14阅读(339)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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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山西便逐渐陷入大动乱之中。
* Y$ n) y6 s# j5 b! G2 r5 M0 W  中共山西省委在讨论《五·一六通知》时,认为中共中央文件中指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只是极少数,整个运动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省委据此发出了《关于开展学术批判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地领导学术批判运动。当时省委常委内部个别人持反对意见,认为省委的这个《通知》“无视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这种错误意见受到了抵制和批评。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随即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十月一日,林彪在庆祝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壮了“造反派”的胆,搅乱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江青造谣说,山西是彭真的老窝,山西省委与“彭真、薄一波黑线”的关系非同一般,山西驻京办事处和北京晋阳饭庄,就是他们从事“特务活动”的两个“黑据点”。
3 q- G' h/ {/ i  为了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统一各级干部的认识,山西省委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这个意图统一干部认识、稳定全省局势的会议,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的极左恶浪所冲垮,不善而终。省委主要负责人卫恒、王谦、王大任遭到反复围攻、批斗,随即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坚持认为:“我们个人可以被打倒,共产党的省委决不能冲垮,省委决不能放弃对全省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 @1 L4 r' O# f7 M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旬和下旬,江青、康生等人两次电召刘格平(注:山西省副省长)进京,指使他“站出来”夺中共山西省委的权,把山西的大权掌起来。刘格平领到夺权的旨意后,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秘密回到太原,在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的配合下,召集秘密会议,讨论了夺权的步骤,拟定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的名单。这个所谓的核心小组,由刘格平、张日清、袁振(注:袁振,中共山西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刘贯一(注:中共山西省常委、山西省副省长)、陈守忠(注: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组成,刘格平任组长,张日清任顾问。一月十日,由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忠、何英才(注: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署名题为《请看!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的大字报(简称“五人大字报”)抛向社会。这张阴谋篡党夺权的大字报,诬蔑山西省委“长期以来”“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串在一条黑线上”;诽谤山西省委“在山西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战略根据地”。一月十二日晚上,刘格平在其宿舍召集“核心小组”成员和造反派头头开会,下令立即夺权。会后,在刘格平等人直接指挥下,几百人冲进省委、省人委和太原市委、市人委的办公大楼,抢公章,夺档案,逮捕人,查封办公室。一月十四日发出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宣布:“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元月十二日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 }* a9 E# b  ~- [
  “一·一二”阴谋篡党夺权事件,具有以下特点:它是由江青、康生直接指使的;它是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封官许愿为诱饵招揽社会渣滓,以造谣诽谤等卑鄙手段欺骗不明真相的少数群众,是从根本上违背人民意愿的;它在全国“开创”了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全面“夺权”的先例,对随后发生在其他省、区的“夺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打着用法西斯手段造成了罕见的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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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格平等人制造的阴谋篡党夺权事件,虽然有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作为靠山,得到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操纵下的舆论机关的喝彩,但“公正自在人心”,山西人民中和各级干部中的绝大多数,不相信山西变成了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独立王国”。刘格平等人,为了拉帮结派,以壮声势,游说一些在山西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吞饵上钩,遭到了严词拒绝。这些老干部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软禁。为了巩固其篡夺到手的权力,刘格平等人不惜采取各种手段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一月二十二日,刘格平等人抛出了第二张“五人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中共山西省委有一个“庞大的特务网”。这个“特务网”不仅遍及山西省的省、地(市)、县、社各级各部门,而且还在首都北京设有“黑据点”,致使数千名干部蒙受不白之冤,不少人坐监狱,有的致伤、致残、致死,有的家破人亡。一月二十五日,刘格平等人操纵“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召开了10万人参加的“山西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二月三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了在全省全面夺权的所谓《第二号通告》。从此,山西全省被推入“全面夺权”的浩劫之中。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底,全省范围内,上自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委及其所属部、委、厅、局,大专院校,中共地、市委和专员公署、市人委,下至中共各县委、县人委的权力以及上万个企事业的党政领导权和生产指挥权全部被夺走,在农村,不少生产队的领导权也被夺走了。: i5 l2 H. Z4 X$ D7 @8 n
  以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为主任的“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于二月二十六日宣布成立。它标志着镇压人民的升级,标志着全面夺权的疯狂进行。截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底,被“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抓捕的干部和群众就达1100多人。省城太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 n/ X9 X+ i8 c+ L  k5 r  刘格平等人为了实现其在山西全面夺权的罪恶目的,使用的又一阴谋手段就是拉拢几个全国知名的工农业劳动模范,加入他们全面夺权的行列。一九六七年一月底,由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牛发和4个著名劳动模范发起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二月三日宣布加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5 C3 a# B" L* r+ |
  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中共山西省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大多数都被强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黑帮”、“叛徒”、“特务”、“牛鬼蛇神”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打倒,县委书记、县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大多数被关进监狱,党、政机构停止运转,全省工作陷入全面瘫痪。2 L. |( x( I3 d, _6 a

1 K4 S6 P$ O7 |  I 刘格平等人及其操纵的“造反派”,在篡夺了全省各级党政财文大权后,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太原召开了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会议贯穿了对原中共山西省委卫恒、王谦、王大任等领导人的造谣、诬蔑和诽谤;宣布成立了以刘格平为主任、以张日清等7人为副主任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这是一次“造反派”共享造反成果、分配权力的会议,也是一次终于因为权力分配而首先在所谓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内部,随即扩展到“临时权力机构”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内部发生分裂,形成两派,尔后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们各拉山头,造成两派长期对立、互相倾轧的会议。
9 w( `5 ^, `, m- _  z  会议之后不久,“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内部势不两立的两派,就利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开始唇枪舌战,相互攻击,随之发展为操戈动兵,武斗迭起。煤炭基地山西的动乱,威胁着全国的能源供应。为了解决山西的问题,中共中央于一九六七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四月会议”、“七月会议”、“十二月会议”。后来还把“造反派”头头调到北京举办学习班,签署“太原地区大联合的协议”,向机关、学校、工厂派驻解放军宣传队。这一切措施,有的如“火里送炭”,不可能扑灭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破坏国民经济的武斗之火,有的如派驻解放军宣传队,在收缴武器、暂时稳定山西局势上起了好的作用。据一九六八年九月底统计,仅太原地区收缴各种枪支2.9万多支,各种火炮1040多门,手榴弹14.5万多枚,不同型号的炮弹、子弹149万多发,炸药3.3万多公斤。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由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更加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山西的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深受鼓舞,因而山西的“派仗”又出现高潮,山西人民又一次被推入水深火热的动乱之中。直到一九六九年七月,中共中央专门向山西发布的《七·二三布告》(注:指由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专门向山西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简称《七.二三布告》。《七.二三布告》指出: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混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抗拒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指出:对中央发布的布告、通令、命令、通知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许违抗;立即停止武头号,解散战斗队,撤除武斗据点,上交武器装备;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他装备物资,一律不许侵儿;立即无条件地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严惩抢劫国家的一切物资和资金;依法惩处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依法惩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分裂大联合、破坏“三结合”而另立的山头,要立即解散。)公布之后,山西的混乱局面才暂时稳定下来。) a* [2 \5 {& z* U! J
  在此期间,山西省直机关绝大多数干部被集中于北京,后迁至石家庄,参加了中共中央举办的学习班长达一年之久。随后,又把省直机关10106名干部及其9949名家属强制下放农村,名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形成了对大多数干部的迫害。3 @8 g  l% f# ~# P5 L
    从一九六九年九月起,为了贯彻中共“九大”提出的任务,“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一打三反”(注:“一打三反”,是打击反革命破坏,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和清查“五·一六”分子(注: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等工作陆续在全省城乡展开。这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指导下的运动,不可能团结大多数,更不可能促成安定团结的局面,而只能造成新的分裂,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之一——资产阶级派性,利用上述运动之机兴风作浪,尤其是整党建党,更为那些“造反有理”、“武斗有功”的“造反派”头头大开方便之门。这段时间内在“吐故纳新”口号下,山西吸收的共产党员中,有不少人是“造反派”头头。“造反派”头头参加共产党之后,不少人又被安插进各级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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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放干部、恢复地方党政领导机关,以减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共山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大会选举谢振华、曹中南、张平化等为省委主要负责人。新的省委领导班子建立后,着手恢复党的组织活动。中共各地、市、县的代表大会也相继召开,选举产生了地、市、县各级党的领导班子。从此,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也都恢复了活动。这些措施的贯彻落实,使全省上下出现了较前安定的局面。
3 n( l' ]) O; q3 j  一九七二年一月,省委召开三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这个纪要明确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基本上适应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应相对稳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能调动大多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必须坚决执行;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应该坚决落实。会议还批评了“左”比“右”好,“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等错误认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山西省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制定了“建设两个二十八县”的发展规划。一个是建设二十八个商品粮基地县,另一个是使二十八个贫困县解决粮食自给问题。7 T# o/ v4 P" n( \$ I$ |8 S1 \
  正当山西省委领导全省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时候,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的以“批林批孔”为名,实为批判周恩来的阴谋得逞。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晋剧《三上桃峰》和《山西日报》的一篇新闻报道,向山西省委领导人兴问罪之师。一九七四年批判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的结果,是又一次加剧了山西的派性斗争,使刚刚出现的社会较为安定的局面和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的经济建设遭到了严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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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 U& r, F 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宏伟奋斗目标,给全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会后,由于周恩来病重,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按照四届人大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精神,先后召开了工业、农业、交通、科技、军事等方面的重要会议,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中共山西省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联系本省实际,狠抓了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一九七五年五月,铁道部长万里、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和太原市委书记黄志刚亲自动手解决太原铁路局的问题。太原铁路局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的干扰,成为全国铁路系统的“老大难”单位之一。当时的严重状况是,南、北同蒲铁路不畅通,太原铁路枢纽陷于瘫痪,不少机车爬了窝,列车运行秩序混乱,客、货车的正点率最低时只达到百分之十几。铁道部和山西省委决定调整太原铁路局的领导班子,调离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和派头头,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这样做的结果,使太原铁路局出现了新气象,铁路运输生产持续上升,装卸车水平一月比一月好,很快运出了积压在矿山的煤炭,全国能源紧张的状况暂时得以缓解。
  C, \1 I/ E7 J6 y4 Z2 H. K, E7 i  在这段时间内,中共大同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精神,认真解决了一批“老大难”企业的问题。市委领导亲自到这些单位蹲点,对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教育他们改正错误;对少数坚持错误、阳奉阴违的人,有的调离,有的停职检查,在新的基础上,调整领导班子。这样,使一批老大难企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省委推广了大同的经验,使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好势头。+ {* Y) {1 q7 F+ k, z
  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兴风作浪,诬蔑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与此同时,江青反革命集团把他们豢养的爪牙张铁生派来山西。张铁生来到山西后,以百倍的疯狂发泄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老干部的仇恨,诬蔑他们是“绊脚石”,要他们“回家抱孩子去”。张铁生的反动言行立刻引起了省城大多数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省委下令封存他的讲话录音。山西的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看清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野心,而“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山西的帮派分子却得意忘形,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特别是在一九七六年所谓“北京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之后,这些使山西人民十年不得安宁的帮派分子自以为时机已经成熟,疯狂地制造了“八·二三”打砸抢事件。在这一事件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初,太原铁路局少数派性严重的头头进行秘密串连,和“四人帮”直接挂钩,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联系实际”为名,妄图否定一九七五年整顿太原铁路局领导班子的成果,明目张胆地提出打倒万里、王谦、黄志刚等领导人。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省委负责人决定听取太原铁路局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四人帮”在山西的帮派分子得知这一消息后,经过密谋策划,非法绑架、揪打、游斗了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八·二三”事件发生后,中共山西省委立即上报中共中央,八月二十六日,依照中共中央指示,依法逮捕了“八·二三”打砸抢事件的策划者、指挥者及打人凶手。继“八·二三”事件以后,全省近90%的县级以上单位,重新陷入瘫痪,太原铁路枢纽又遭堵塞,南、北同蒲铁路再次不得畅通,仅太原地区每日就少装车1000余辆,少运各种物资5万余吨。
& x, m- }6 n4 J% S  在“四人帮”横行作乱的日子里,山西人民同这帮穷凶极恶的敌人及其帮派体系,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山西十年动乱的历史才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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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4 10:58:00 | 显示全部楼层
山东夺权和军队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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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4 22:19阅读(180)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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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中共山东省委文化大革命小组成立。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共山东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同时,在《大众日报》展开了对所谓“三家村黑店山东分店”及一大批文化教育界知名人物的批判。八月下旬,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文化革命《十六条》的鼓动下,在首都红卫兵的影响下,济南、青岛等地的红卫兵也走向街头,走向社会,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整个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许多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在青岛,当红卫兵象潮水一样涌向市政府机关的时候,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采用了保护自己支持造反的策略,使他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于是,他立即身价百倍,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和全省唯一的“高举毛泽东革命造反旗帜的领导干部”。
# P1 W3 E& r0 N& D# n& k  Q   一九六七年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一月二十二日,效禹等纠集23个群众造反组织,成立所谓“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组织数万人的“夺权大会”,夺了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市人委的权。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肯定和支持了王效禹的夺权。月底,王效禹带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南代表团”匆匆到济南,2月2日,王效禹召集25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2月3日,“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在省体育场召开近10万人大会,宣布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自即日起,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全部归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所有。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二·三”夺权犹如一剂触媒,从二月到三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夺权之风刮遍了全省城乡。
% }' \' T: T  o- b% P    就在这时,即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决定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以控制局势,建立秩序。三月份,王效禹为了排除异己,巩固已经得到的权力,在全省范围发动了“反逆流”斗争。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表态赞同;张春桥、姚文元坐镇济南,予以支持,“反逆流”运动进一步扩大。五月七日,王效禹调集10万群众包围了拥进省革委大院的另一派群众,压倒了反对派,加强了对济南的控制。五月九日  省革委通知,中共中央决定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十二日,又发出通知,中共中央十日批准,韩金海、王竹泉、赵修德为副主任。之后,德州、聊城、惠民、菏泽、临沂、济宁等地区也都进行了“反逆流”斗争,辩论不息,武斗不止。至一九六八年三月底,全省又有青岛、济南、淄博、枣庄4市与昌潍、烟台、临沂、泰安、菏泽、惠民6个地区,91个县(市、区),成立或改组了革命委员会。大量的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学校等基层单位也在新的基础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七月份,德州、济宁、聊城三个地区的革命委员会也予以改组。王效禹进一步控制了山东局势。% W6 ^. p$ h  ^) v( C
  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独揽大权,王效禹一方面需要借重于军队与领导干部的支持,同时又顽固地坚持反军队、反领导干部、反“保守派”的立场。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到十二月,王效禹在省革命委员会内部,猛烈攻击济南军区和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胡说他们与“二月逆流”的后台相勾结,是一九六七年春天山东“反革命逆流”的幕后支持者,把临沂、昌潍、德州等地区武斗的责任推给济南军区和省军区;并把当时结合到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原班人马上台”,是“复旧势力”。随即就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大规模的“反复旧”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军队和广大干部。为了进一步搞乱济南军区,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王效禹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军队中开展“四大”(注: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的单位,妄图由此打开缺口,搞垮驻军主要负责人,达到反党乱军、在山东称王称霸的目的。3 y4 R7 u3 H" ?5 J! E& t; _$ c5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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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八年秋后,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不仅进一步搞乱了山东,而且也在不少省份引起了连锁反应。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重视。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过后,山东问题就正式提上了日程。从五月四日至二十八日,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部队的27人留京集中学习,讨论解决山东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7次就山东问题及王效禹的错误作出指示。五月二十四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以给中央报告的形式,就解决山东问题提出十条措施。第二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作出批示(当时简称这两个文件为“批示”和“十条”),指出王效禹犯了严重的错误,解决山东问题的原则是:“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为了加强领导,便于纠正错误,经中央批准,充实了山东省革委会成员,建立了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穆林、赵修德7人组成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作为山东省的最高领导机构。王效禹回到济南后,顽固坚持错误,拒不接受批评,拒绝出席山东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因此,山东工作实际上由杨得志、袁升平等部队领导人为核心负起主要领导责任。这就打破了王效禹把持山东的局面,为山东政局渐趋相对稳定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于1971年3月30日撤销了王效禹的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职务。此后,王效禹被下放到农场劳动,1979年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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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e. n9 B/ a% i$ F  为了纠正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运动所造成的危害,省的新领导班子采取了以下措施:1 ~; }3 H  G; _1 x; t# v, I
  首先整顿组织。参加27人学习班的成员离京回济后召开了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驻济部队党委常委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示精神。之后,调整省革命委员会机构,改组生产指挥部,恢复“反复旧”前主要领导成员的职务和机构建制,撤出“工人宣传队”,增派大批军队负责干部,改变生产指挥的混乱局面;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解散省级群众组织;“工人宣传队”按“批示”、“十条”的精神进行整顿,从而制止了各组织机构的混乱状态,初步恢复了各部门的职能作用。  i0 T- g3 M. r- h# o$ N
  其次,根据“批示”、“十条”精神,采取断然措施制止武斗,要求全部收缴群众组织和个人手中的一切枪支弹药及其他武器,立即停止内战;逾期不缴者,由军队强制收缴;携枪逃跑者,由驻军追捕,归案法办。强令解散各种形式的武斗队及所有的“司令部”、“总部”、“指挥部”,削平一切山头。% z) _9 X/ Z5 M* K
  再次,抓紧“解放”干部,号召把那些能解放而尚未解放的干部尽快解放出来,能够结合而又需要结合的干部尽快结合,并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一九六九年九月,根据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的决定,专门召开了全省干部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实调整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名额,正确地、合理地、大胆地使用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充实省级领导班子,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率先让白如冰、苏毅然等原省委、省人委的领导人和一批厅局部门的负责人走上领导岗位,配合军队干部构成了省级各部门的领导核心。6 q  `' s& ?9 d/ w. a
  与此同时,省革委还采取措施,全力扭转生产下降的局面,建立健全各级生产指挥机构,恢复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并要求生产部门努力发展新产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推广先进经验。# P8 I, w/ i4 m8 j5 K"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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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九年秋,根据中央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和山东地处国防前线要尽快建成一个独立作战区的指示,组成了以杨得志为首的重点建设工程会战指挥部,并提出以战备为纲,组织“两个大办”(大办农业、大办国防工业)和“两个会战”(黄、淮、海水利大会战和钢铁、化肥、农机大会战)。“会战”的总任务,就是搞钢铁保国防,搞化肥、农机保粮食,为建立独立作战的经济体系奠定基础;具体要求是,一九七○年粮食总产300亿斤,棉花480—500万担,花生15亿斤;工业总产值100亿元,钢27万吨,钢材21万吨,生铁61万吨,发电量50亿度,煤1950—2000万吨,化肥64万吨。. m( V+ a7 J$ A! d$ U
  为了实现“两个大办”、“两个会战”,省里加强了组织领导。一九七○年三月,白如冰、苏毅然被任命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进入党的核心小组,同穆林等人一起,配合部队干部,担负起工农业生产的主要领导责任。各地、市生产指挥部,省直各办,各局,各有关基层企业,都指定专人或建立专门机构,担负起会战的领导支援工作。( R5 b9 j7 S( T" b, w1 z3 i
  在计划安排上也突出“会战”。凡属“会战”必需的设备、机具、材料、运输工具等,优先保证供应。
; Y, _' j3 K5 R$ }  在农业方面,省革命委员会于六月份召开了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十一月份又根据中央召开的北方省区农业会议的精神,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号召“农业学大寨”的同时,批评了前几年升级并队、记政治工分等错误作法,重申了农村的各项政策。如坚持小队基本核算,允许经营自留地或家庭副业,不得无偿调用生产队的人财物力,继续实行粮食一定三年的包购任务等,使某些地区一度波动的农村政策再趋平稳。6 P' [& w1 b: g+ C, e
  由于适时地采取了以上措施,加上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一九七○年国民经济有所回升。工农业总产值实现179.12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25.7%。其中农业总产值55.46亿元,增长9.8%;工业总产值达到123.66亿元,超越完成了突破100亿元的计划,增长34.5%。农业,由于上半年的风雹水涝和下半年的旱灾,粮食产量未实现“突破”任务,完成293亿斤。但是棉花、花生超额完成了计划,其中棉花总产546.42万担,花生总产15.44亿斤。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29.6万吨,生铁61.67万吨,钢材29万吨,原煤2402万吨,原油467万吨,发电量55亿度。
) V$ H9 s# p. w# t& c# t* h8 [  随着一九七○年经济的回升和各处会战工程的展开,山东“四五”计划的指标不断升级,到年底形成的《山东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总的目标是:农业超“纲要”,工业要翻番,基本建成为国防服务、为农业服务的独立作战区的经济体系。# j& n) g2 O2 B& U4 D3 s6 b* Q* L$ T
  经过一年来的努力,一九七一年的主要计划指标总算拚下来了。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14.87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13.2%。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数84.33亿元,增长8.3%;工业总产值130.54亿元,增长15.4%。5 c  e5 e! K9 D
  连续两年的“大会战”和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基建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一九七○年国家预算外投资已占投资总额的23.4%,超过一九六一年以后的任何一年;一九七一年又猛增到33.8%,两年的积累率都在25%以上,是“大跃进”以来的最高纪录。二是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和商品粮销售都大大突破了计划,给山东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恶果。三是交通运输全面吃紧,煤电供应更加紧张。这不仅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而且影响到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 }4 j% _+ T* {; g
  一九七一年三月,中共中央批准杨得志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四月一日,中共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济南举行,选举杨得志为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袁升平任第二书记。新的山东省委领导班子认真贯彻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和中央有关指示,对山东国民经济作了调整:第一,调低了一九七二年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第二,强调了企业管理,建立了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7项制度和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7项考核指标;第三,抓了按劳分配制度、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A% G7 D) w6 y# x) C& r

$ ]& \  ?9 e! _" I7 Y& F: \& v* ~4 `+ ?  随着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暴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清查,但是江青一伙借机打击干部,搞乱军队;在批判“右倾回潮”的幌子下,又把全国刚刚稳定下来的局势搅乱了。
  t) g; P+ Y/ j$ G0 S  一九七三年初,省委检查前阶段在“清队”、整党和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所出现的偏差,为一些被冤屈了的干部和群众落实政策。但是,在中央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特别在批判“右倾回潮”思想指导下,把袁升平错误地划为林彪集团一伙,对其进行清理和批判。这不仅使袁升平个人遭受了冤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以杨得志、袁升平为中心的省委领导在扭转王效禹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稳定局势、发展经济等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就使山东形势又出现了大的反复。
# a; k/ o# P5 E0 g0 f8 x3 ^  中共十大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了篡党窃国的活动。一九七四年初,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的名义,在中央恶毒攻击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在地方则把矛头指向已经恢复工作的大批领导干部,掀起大规模的“反复辟”、“反倒退”、“反右倾回潮”运动。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几次召开数十万人的群众大会,进行“批林批孔”、“批林揭袁”斗争。于是,山东再次出现大混乱,形势一下子动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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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4 10:58:23 | 显示全部楼层
安徽的“夺权风暴”和二次军管8 h5 ^6 U  \( F& ~9 O

' r) u0 [0 w+ y2 a2011-06-16 17:23阅读(200)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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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 J( A6 G5 k& h  A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合肥地区“造反派”组织夺了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的权,成立所谓“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同日,中共合肥市委、合肥市人民委员会被夺权。省暨合肥市党政领导干部被“造反派”罢了官。“造反派”组织利用《安徽日报》舆论阵地,发表了《群众罢官好得很》的社论。接着,“造反派”开始全面夺权和罢官,各级党委、政府和各单位负责人,几乎无一幸免地被罢了官、“靠边站”,大部分还被批斗和游街“示众”,受尽了迫害折磨和人身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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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月底开始,“夺权斗争”在“造反派”中产生分歧和冲突。先是合肥地区“造反派”组织,围绕“一·二六”夺权分裂成“赞成”和“反对”的相互对立的两大派。随后,全省各地“造反派”组织,也都围绕夺权问题发生分裂。“夺权”后不久,两派“造反”组织都需要得到领导干部的支持,一些干部也由于有中共中央要求干部站在“革命派”一边的号召,便陆续表态,或“赞成”或“反对”,直接或间接地站到观点不同的两派组织之中。: }6 {" L' \4 Y% S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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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斗争”使全省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全被打乱,各级经济指挥和管理机构几乎全部瘫痪,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无政府或半无政府状态之中。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向中共中央转报了安徽省军区的报告,毛泽东于二月二十一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安徽省军区、驻皖各部队立即奉命“支左”,出面维持工作和社会秩序。三月初,安徽省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成立。到三月中旬,全省各专区、市、县先后成立了军队干部、“造反派”组织头头、地方干部“三结合”以军队干部为主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部队奉命派出大批干部和战士,参加“三支”(注:三支“支左、支工、支农”)工作。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否定了“一·二六”夺权及其权力机构,并决定对安徽省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管会,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任省军管会主任。严光、宋文、廖成美、杨广立任副主任,随后,各地、市、县也相继实行军管。/ F8 Q. v/ N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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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 x' I$ \0 h0 {+ I军管会成立以后,立即着手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工农业生产。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皖各部队,抽调一批干部和战士到工厂、矿山、农村帮助“抓革命促生产”。在当时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军管会采取的措施,对维护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f; D, y+ w9 `2 j4 L$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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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六七年六月起,安徽省局势进一步恶化,“造反派”山头林立,“造反派”之间的斗争连绵不断。紧接着,在江青的“文攻武卫”反动口号煽动下,安徽各地,尤其是合肥、安庆、淮南、芜湖、蚌埠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使全省陷入“全面内战”之中。武斗给安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工农业生产形势每况愈下。八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奉命进驻安徽“支左”,制止武斗,组织生产。十月十日,合肥、淮南、安庆、芜湖、蚌埠、马鞍山、六安等7个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达成了《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经过多方努力,安徽武斗暂时停息,多数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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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廿六日根据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正式作了批示:同意安徽省军管会作相应的改组,由李德生同志、张文碧同志、李长林同志、宋佩璋同志、林育生同志、李保奇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同志和安徽省军区一名(暂缺)组成改组的新的军管会。省军管会由李德生同志为主任委员,张文碧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同志为付主任委员。省军管会改组以后,担负着整个安徽省支左任务。4 |3 W" Y8 L5 l;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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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i3 s& A8 @# L, r* |/ Z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示同意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由李德生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徐文成、张秀英(女)、张家云(女)同志任付主任,另留二名付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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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O: e5 a, o; s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八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德生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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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至八月二十五日为止,全省15个地市、75个县和14所大专院校以及其他相当县级以上单位,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_8 Q3 ~5 S8 J/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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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O8 K% Q. ?$ \! S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高峰期,安徽的“左”倾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安徽省“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所谓的斗、批、改阶段。清理阶级队伍成了又一场新的灾难,到一九六八年底,全省清出的所谓“阶级敌人”达34.8万人,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康生在解决安徽问题的讲话中说,“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要求两派“造反”组织,把进入两派的领导干部作为“黑手”和敌人揪出来。结果不少干部遭到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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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n5 U' _/ Z' Q- F一九六八年八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参加领导斗、批、改,批斗了大批机关干部,并把绝大部分干部下放到农村插队劳动,或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把大部分学校、医院下迁农村,一九六九年初,全省大专院校1.3万师生搬到工矿农村搞斗、批、改。全省城镇有141所中学下迁农村、7000余名教师下放农村,城市医院大批下迁,医生下放到农村落户,全省城镇知识青年和居民有56万人口下放农村插队落户,使安徽长期经过艰苦创业发展起来的教育、卫生、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无法估计。不少干部、教师和科技工作者遭到迫害。8 j( t' Z6 {( ]% ~: ~* \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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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使安徽省经济遭受严重的损失,生产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生产秩序被搅乱。一九六七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六六年减少8.14亿元。但农村仍然比较稳定,农业总产值增长1.89亿元,城市则受到严重影响,工业总产值减少10.0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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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4 10:58:44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川文革和刘结挺张西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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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8 15:35阅读(3787)评论(0)5 h- P2 }& \& c# w, O/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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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后,四川省所有政权机关遭到冲击,1967年1月,省级机关先后被“造反派”夺权,工作陷于瘫痪状态,1967年3月,解放军成都军区介入支左,成立由副司令员韦杰,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超主持 的四川省生产委员会,组织全省工农业生产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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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5 ~7 a3 x$ [+ h/ j) h6 h( g- {正当“文化大革命”席卷全省之际,因严重违法乱纪已于一九六五年被开除党籍的原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和原中共宜宾市委第一书记张西挺(以下简称刘、张)(注:刘结挺,1955年超担任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其妻张西挺担任中共宜宾市委第一书记。他们在任职期间,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干部,夫妻合谋制造了10多起冤案,迫害致死1人、伤残3人。1962年,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刘、张停职审查;1965年3月,经中共中央监委批准,开除刘、张二人党籍),趁“文化大革命”混乱之机,同江青一伙挂上了钩,成为江青等人妄图直接掌握和控制四川这个战略要地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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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1 R' P  L( s( A7 \. e“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结挺、张西挺先后从成都跑到北京,不久就同江青等人挂上了钩。江青一伙极力为刘、张翻案,并积极设法把他们安插到四川省的主要领导岗位。在建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下简称“省革筹”)过程中,中共中央决定,由张国华(西藏军区司令员)担任筹备小组组长,梁兴初(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担任副组长;这时,江青提出,刘结挺也担任副组长,张西挺担任筹备小组成员。五月七日,中共中央正式下达了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自此,刘、张进入了四川省革筹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这个决定,除指定了省革筹的负责人之外,还错误地宣布了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廷(成都军区司令员)、郭林祥(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等人是四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宣称他们“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还给李井泉等加上了所谓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罪名。这样,就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所作的一切工作,全盘加以否定,并由此株连了一大批干部、群众,造成了严重后果。( L% B, b5 I0 U. Q$ g, n

; s$ _  T( L# i2 U: W" ?一九六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达《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204名,常委50名(后增加4名)主任副主任15名(其中军人2名,干部5名,群众代表9名),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成都成立。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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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革委成立前后,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利用派性挑动武斗,造成严重恶果。一九六七年七月到一九六九年八月,是四川武斗最严重的时期。武斗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破坏程度之严重,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q% E- ~/ s8 q7 _; J* y*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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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最早发生大规模武斗是刘、张长期工作过的宜宾地区。一九六七年五月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宜宾地区的泸州市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两派群众武斗。据不完全统计,泸州三次武斗,先后有3万多名武斗人员卷入,被非法抓捕、关押、揪斗的群众数以万计,伤残的难以统计,仅致死的群众,经清理核实,即达902人,损失国家财产数千万元。6 ^3 ]9 w( t$ h6 v9 A!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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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八月,江津、中江、涪陵、西昌、云阳、达县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其中,云阳武斗死亡850人,中江、涪陵武斗死亡数百人,达县地区武斗死亡上千人。此外,成、渝两市,南充、内江等地区也长期武斗不止。不少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的武器陆续被抢,甚至四川某地的战备仓库也被抢,10多辆卡车的弹药被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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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 u$ n/ k/ V) ^4 l! w; h( h四川省革委会成立后,窃据省革委领导职务的刘、张,为了达到攫取更大的权力和把全省各地控制在自己手里的目的,把他们没有掌握控制的地区、单位都说成是“复旧”,于是在全省掀起了长达八个多月的“反复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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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发动“反复旧”运动之前,刘、张就利用传达贯彻“三·一五”指示的机会,把一些人反对刘、张的言行说成是刮“右倾翻案风”,在全省掀起过一阵大抓“小爬虫”、“变色龙”的恶浪。$ z; u" P! R; ?

% H% [7 n5 o$ i& N3 W, `  Z一九六八年十月以后,刘、张借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批判所谓“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在全省发动了“反复旧”运动。这一运动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到四月达到高潮。六月,“反复旧”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之后,才逐步收场。这次“反复旧”运动,使四川形势又发生了一次反复。尤其在西昌、达县、江津地区,成昆(北段)、宜珙铁路及公路建设工地,永荣、广旺、芙蓉等煤矿以及电力系统,出现了较严重的反复。四川的工农业生产,再次遭到破坏。成都市也是受破坏较严重的地区之一。一九六九年这个市的工业产值因受“反复旧”运动的影响,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下降了11.2%。在“反复旧”期间,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的棉纱日产量由原来的46吨下降到4吨;棉布日产量由21万米下降到8000米。成都无缝钢管厂216毫米轧管工程的建设,原定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以前建成投产,由于“反复旧”,工程投产日期推迟了半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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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九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再次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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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 {- l2 K% n  l+ J  |会议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历时五十三天。十二月二十五日产生了《中共中央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即“一二·二五”批示。决定增补谢家祥、谢正荣为副主任,关于刘、张的问题,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指出,刘结挺、张西挺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为进一步解决四川问题,决定由中共中央再为四川举办一期5000人左右的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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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E. q% Q5 W# k中央在北京为四川举办的5000人(后来扩大到6000人)的学习班,从一九七○年二月到九月底,历时近八个月。根据“一二·二五”批示后进一步掌握的材料和刘、张的恶劣表现,一九七○年八月十一日,在成都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刘、张“挂起来、靠边站”的决定;十六日又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将他们送北京学习班学习。一九六九年底,刘、张实际已经下台。一九七一年八月撤销了他们省革委副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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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4 10:59:07 | 显示全部楼层
辽宁省:从夺权到革命委员会成立5 M- P4 C4 Q; m+ s$ [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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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m+ B, O: }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中共辽宁省委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至六月二十七日召开了三届五次全会。会上,检查了辽宁省思想文化战线上所谓的“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揭发批判了所谓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桓为主要代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问题”,并对全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部署。以这次会议为开端,在全省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开展了所谓向“黑线”开火的斗争。一批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教授、剧作家、文艺家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开始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但是,这时中共辽宁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态度,还是希望把运动控制在思想文化领域,并使之有组织地展开。
  ^( s5 U1 I! c9 o  随着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指示的传达和开展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全省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大专院校、中学普遍成立“红卫兵”组织,“造反有理”已成了普遍的口号,“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席卷全省,许多文化历史古迹被捣毁。形成这样的形势,作为地方中共组织就难控制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开始泛滥,“踢开党委闹革命”、“造反夺权”已经主宰着运动的发展。学校、文化事业单位,开始出现停课、停工闹革命的局面,机关工作事实上已经无法正常进行,大字报、大批判逐步代替了各个单位的正常秩序。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各部、委、办、厅、局,各市、地、县以及所属的基层单位的领导,几乎都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被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帽子,相继打倒。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中共辽宁省委被群众组织夺权,停止工作,一九六七年二月辽宁省人民委员会被群众组织接管,停止工作。从此,辽宁完全陷入无政府和空前混乱的状态。随着政府各个部门、特别是主管经济部门的瘫痪,工厂的正常生产已难以维持,商店的正常供应也无法保证。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成立了“辽宁省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代行辽宁省人民委员会一部分组织管理经济的职权,即使这样,也无法保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
3 Q4 E. v0 v$ l* b- ]0 J: q* @" Q  由于政治态度不同,在确定批斗对象和“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特别是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派性,辽宁各地的群众组织逐渐形成几派,沈阳市和省直机关分为三大派。全面内战由此开始,大规模武斗接连升级,打、砸、抢、抄、抓和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城市里绝大多数的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商店停业,辽宁整个社会陷入更大的动乱之中,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人身安全也失去保障,工农业生产遭到全面破坏。一九六六年工农业产值为233亿元,一九六七年降到了170.6亿元,到一九六八年只有150.5亿元,分别比一九六六年降低了17%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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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批准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各市、地、县也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对结束当时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此推行林彪、江青的反革命路线更加有组织有系统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建立时,毛远新来到辽宁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以后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他实际上成为“四人帮”在辽宁推行反革命路线的代理人。# D0 h& g/ W: A, N! z
  (一)砸烂所谓“旧机关”,进行篡权阴谋活动的组织准备。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把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辽宁省委的领导干部污蔑为“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并且点名攻击宋任穷、马明方、黄火青、顾卓新、喻屏、周桓等,把原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辽宁省委和辽宁省人委污蔑为“旧东北局”“旧省委”、“旧省人委”,同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专政机关一样,要彻底“砸烂”。因此,他们以清除所谓“威胁红色政权的隐患和祸根”、防止“复旧”为名,把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辽宁省、沈阳市直属机关干部3万多人,集中下放到“五七”干校,走所谓“五七”道路。在那里一面强制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面继续进行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一大批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和残酷迫害。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他们又以学习“江西经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更加粗暴地把全省10几万干部和20几万家属赶到农村,强制实行“五带”(户口、粮食、工资、党团关系和家属),进行所谓“插队落户”。当时,不分清红皂白,谁若提出有困难下不去,谁就被扣上同红色政权相对抗的罪名,以致有的干部身患严重疾病不得不用人抬着上车,因经受不住折磨而惨死在途中或乡下。5 `9 ^; K4 u+ H6 o$ D. U  ^! X
  “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在把各级干部赶到农村改造的同时,一面在省、市和要害部门对所谓的“造反派”委以重任,安插亲信,组成帮派体系;一面又把帮派体系中的骨干分子推荐到中央、国家部委窃居要职,并同上海、北京“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帮派骨干分子进行“热线”联系,南北呼应,串通一气,搞所谓“辽海两校一线穿”。这实际上是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夺取中共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进行组织准备。- c2 D. P: a  h  i4 K5 b
  (二)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业务挂帅”、“专家治厂”。在工业战线上,“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提出要把承担经济职能的业务职能局,都建成“政治局”,工厂企业则要“政治建厂”,所有单位几乎都挂上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牌子,弄得各经济职能部门不敢抓业务,企业不敢抓生产。他们把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统统当成是“管、卡、压”予以废除,把《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当成是修正主义予以批判;大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专家治厂”;把一切借鉴外国经验和引进外国技术设备,都斥之为“洋奴哲学”。这种大批判的广泛开展,造成了经营思想和经济管理的极大混乱,无人敢抓经济效益,企业管理陷入瘫痪,产品质量低劣,浪费惊人,亏损严重。辽宁工业企业上缴利润年均增长速度,“一·五”时期为16.5%,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为25.5%,而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七年仅为0.55%。据财政部门估算,十年动乱,辽宁工业利润至少累计减少350亿元。1 o; D3 K8 F; ^1 [6 ?
  (三)批判所谓“重副轻农”、“重钱轻粮”,鼓吹“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农业战线上,“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代理人大搞穷过渡,刮共产风。他们在“打农业翻身仗”的口号下,大批“重副轻农”、“重钱轻粮”,实际上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当时在农村还提出“五不准”,即不准让社员有自留地,不准个人栽果树,不准个人养母猪,不准个人养羊、养兔、养蚕,不准个人搞副业。在他们看来,农民所从事的家庭副业、手工业和进行集市贸易,不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而是“资本主义尾巴”,是农村阶级斗争的表现,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鼓吹“要把阶级斗争当日子过”。于是,在辽宁广大农村,开展了大批小生产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斗争。在大批小生产的过程中,许多农村干部和农民遭到了错误的批判,有的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几乎砍掉了农村所有的家庭副业,关闭了所有的农村集市。“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还一手炮制了“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在辽宁全面推广。所谓“哈尔套大集”,就是在取消、关闭彰武县哈尔套农村集市以后,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按照统一的日期,规定农民必须交售的农副产品的品种和数量,按照规定的价格,卖给指定的部门,实际上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是对农民的一种变相剥夺。在强行推行“哈尔套大集经验”的同时,还鼓吹“要把赶大集,搞成赶政治大集”。所谓赶“政治大集”,就是要在大集上对所谓“走资派还在走”的典型开展大批判。当时哈尔套公社主要领导干部那顺,就被当作典型在赶大集时现身说法,开刀割“资本主义尾巴”。该人原为中共彰武县委书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摧残,疾病缠身,已过早地离开人世。“割资本主义尾巴”和“赶社会主义大集”在全省的推行,带来的是一场灾难,农村各种副业遭到破坏,农民穷了;城市副食品供应日趋紧张,蛋类除节日有少量供应外,很难买到,城市居民每月每人只能保证3市两食用油、半市斤肉的消费标准。据统计,辽宁省一九七五年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还低于一九五七年的水平。# B, F) a1 ^* h; \& `5 g
  (四)批判文化领域所谓“资产阶级专政”。在文化领域,“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大批资产阶级专政。在出版界把所有的出版社全部撤销,合并成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新华书店”;在文艺界把所有的文艺团体全部解散,只要一个“样板戏学习班”;所有的社会科学期刊和自然科学期刊,全部勒令停办。许多大医院被遣散到农村,把一大批文艺作品、戏剧节目打成“大毒草”。辽宁整个文化战线,被搞得百花凋零、万马齐喑。( Z6 F7 b  G3 u( A4 m# [
  (五)炮制“白卷”典型和“朝农经验”。在教育战线,“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大批所谓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政。毛远新一手炮制的“白卷”典型张铁生,对学校教育破坏性极大,流毒甚广。他在为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刊登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一文所加的按语中,说什么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在毛远新看来,只要能斗“走资派”,有所谓“路线斗争觉悟”,就可以完全替代文化学习,考试交白卷也是“英雄”,可谓荒唐已极。毛远新树立“白卷”典型的目的在于鼓吹“读书无用论”,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就是这个“白卷”典型张铁生,后来居然当上了中共铁岭农学院委员会副书记,成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煽动对国家机关“要动大手术,一动到底,不留后遗症”;他把几个打砸抢分子诬陷、诽谤一位领导干部的材料,亲自转递给迟群、谢静宜;他还煽动知识青年“要做重上井冈山的准备”,“辽宁是第二个井冈山”;特别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他又叫嚣说:“中央可能有人搞翻案,搞复辟”,“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充分暴露了他积极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效劳的丑恶面目。在教育战线上,毛远新炮制的另一典型,就是“朝阳农学院经验”。所谓“朝农经验”,其核心就是“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教育路线对着干”。“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口号一经提出,不仅使教育战线深受其害,而且很快推广到全省其他战线和各个领域中去,它是“打倒一切”的同义语。在这个口号下,一大批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又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这个口号是直接为“四人帮”篡权阴谋服务的。“朝农经验”曾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迟群等人曾跑到朝阳以国务院科教组的名义召开现场会议,致使“朝农经验”流毒全国,危害甚大。
( ~! z3 Q8 a$ v: r4 p, K  (六)开展所谓“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在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过程中,加紧了篡权活动的步伐。“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就在辽宁各条战线大批“复辟派”、“还乡团”,大反“回潮”,使一批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又受到批判和斗争,使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各个方面的工作又受到很大冲击。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针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破坏,开始着手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整顿。就在整顿卓有成效的时候,“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却到处说:“整顿就是复辟”,“整顿就是回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纳吉要上台”。于是在全省各条战线大反所谓“右倾翻案风”,大批“党内资产阶级”,大抓“正在走的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及其帮派体系,这时拼命搜集、整理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国务院领导人的所谓“右倾翻案材料”,部署各个部门要抓紧上报,炮制了所谓《一个生动对比——从辽宁省两项工程对比,看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罪行》和一份综合材料,送给“四人帮”作为“炮弹”。他们上下勾结进行篡权的阴谋活动,一时甚嚣尘上。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之后,“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慌了手脚,连夜赶班“追谣打反”。凡是参加悼念周恩来总理活动的都要登记审查,凡是讲过对“四人帮”不满言论或“小道消息”的都作为政治谣言追查,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又一次使许多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遭受政治迫害,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 i6 }' x* l8 |6 ?! W) l1 y  “文化大革命”十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代理人肆意破坏,辽宁省成为全国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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