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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红彦同志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的第一次发言 (194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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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8 16:22: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的发言准备分两部分来讲。关于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我所知道的也很片面,只是在几个阶段上知道一点。过去很多同志提到历史上我的很多错误,我想在当时的情况环境之下做了一些事情,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也不可能没有错误,没错误倒说不通。错误的大小,哪一些我应该负责,现在有些事情还没对(搞)清,以后要把这些问题对(搞)清,我下次发言时讲。今天我主要讲今天的问题,因为最近的情况很复杂,我有很多事情纠缠不清,我应该先把这些问题讲一讲,一共讲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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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和郭洪涛纠缠不清的问题$ l4 G) P; \. H  s. r5 `
本来我和郭洪涛就历史关系、工作关系应该是没有关系。我在这里工作时,他不在;他在这工作时,我又不在。我没有执行和参加过他的错误路线。以后我回边区工作,他做党的工作,我做军队工作,也不在一块。工作上,政治上,路线上我们应该是没有关系,对他个人的认识上感情上一般的我是不感兴趣,那就应该说我们的关系是很清楚的。但我和郭洪涛却纠缠不清,这是由于思想问题,因为错误与错误,正确与工作之间都会有相同的东西,有些思想方法,和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一致,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很自然的就会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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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是和郭洪涛那样思想方法完全相同呢?我在那样的边区是杜衡的错误路线下打击走的,而杜衡的路线基本上与郭的路线一致。我首先讲一下和郭纠缠不清的具体事实。这些是使我吃亏不小。如果没有这些事情,我想有错误怕也不是怎样严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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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 W2 R4 D" T5 H- k4 J我和郭洪涛过去没什么纠缠不清。他从山东回来,我从鄜县来延开会,在边委见面,吹了一阵山东情形。第二次我又来延开会,到杨家岭去谈统一战线问题,在路上碰见郭洪涛,郭说:“刘景范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过去缴刘志丹二支队的枪,是你和谢子长的阴谋’”。我听了很生气,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过去也没检讨过究竟缴的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为什么以前不提?子长已死,缴枪的问题是要我负主要责任,但当时主要负责人不是我,总指挥是谢子长,政委李杰夫。说我负责也是负责者之一,我是坚决赞助执行者,是执行了党的指示。我问他在哪里看到这个报告?他说:“在高岗那里看到的”,我听了很急。他接着说:“这事应当给中央讲清楚。”我说我不知道边区工作谁管,他说“任弼时管”。我说:“我不认识。”他说:“我带你去。”我就去问任弼时,为什么说缴刘志丹的枪是我们的阴谋?任弼时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我说如果这样,我们历史上是有成见的,高岗同志和我也有成见。高岗同志打临镇没回来,他回来后我没经什么调查就给了他一支枪要他去当兵。我想这上边会有成见。第二,我反对李艮的错误路线,李认为我们这些人不可靠,就组织了一个秘密队委,高岗同志参加了。当时我也讲了。高岗同志带回两连兵变。我让任弼时同志查一查,我和高岗同志去谈。任弼时说:“你不要谈,这话你再不要谈了。”当时谈话的全部过程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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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镇没经调查研究给高岗同志那样的处理是我的错误,因为当时部队土匪成份很多,是他们把高岗同志绑走的。秘密队委的问题高岗同志处理的也是对的。我没调查研究主观主义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在高干会上我承认了错误,今天看我应负主要责任,郭应不应负责是他的问题。不管有没有报告,反正我的立场不稳,没把问题搞清,没了解人家是什么意思,不然事情也就好办了。郭要拿我作他的资本,因为我没参加他的路线,在上面的问题上正打动了我。我主要错误就是不该和郭洪涛讲。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和高岗同志谈一下就对了。其所以犯错误是我站不稳立场,没有认识了郭洪涛的阴谋,因此上了郭的当。, \1 Z6 _+ X8 ^# U

8 _8 \) L- R) s3 j高干会我承认了错误,也恨洪涛,觉得没有他,我也没有这样的错误。那时主要责任自己多一些,这样也是对的,自己应该多负责,但对郭洪涛的仇恨也应当深一些就好了。高干会后我到学校反省中间也讲到了我的错误,开始和郭洪涛关系也少一点,以后我们编在一个支部一个小组,接触的多,来往的关系也就多了。高干会后我认为郭对他的错误有了一些认识,一般的不谈历史问题,所谈的主要是关于生活方面的问题。小组对他也有过批评斗争,他自己也承认了错误。以后郭洪涛关于肃反问题有些意见,主要说他没有杀刘志丹、高岗的意思,在程子华打电报来后谈的比较多一些,在小组和支部上都谈到过。其次,关于开展陕北游击战争问题,后一时期谈的比较多。有些陕北同志提到高干会结论关于陕北的问题,他的意见就比较多一些。关于干部问题也提了些,记得也谈过李景波的问题,说李在陇东抢救运动搞的很厉害,死了之后,二部有些人对他很仇恨,反对送挽联。再就是干部的意见方面,说慕生忠、崔田夫、崔田民关于陕北历史都有意见,还讲到刘子义,因为是郭的干部,在检查历史时说他是个特务。我因对刘子义不大认识,也不很清楚。在后一时期谈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些问题,有些是在小组中谈的,有些是和我个人谈的。为什么后一时期谈的多呢?我想,第一是由于程子华的电报,第二崔田民回来有些意见,对郭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我和郭纠缠不清的过程,我们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 }$ [3 v+ k6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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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在高干会上我虽然承认了错误,但以后还是犯了错误,一方面是上了郭洪涛的当,另外是自己没立场,没有把错误看成严重问题,觉得说一说就算了,自由主义很严重。对于边区的问题,有些问题不讲话,有些说也说的不管痛痒,有些问题郭洪涛有意见,不满,我也有意见不满,这样我们就结合起来了。因此在很多问题上,我采取消极的办法,对郭洪涛的结论我不签字,当时觉得很多事我不清楚,有没有杀刘志丹、高岗之心,也不知道,不负责任,不签字,当时还认为做的很对。其次在审查朱理治的时候,我也不参加,我对审查分配给我的最难审查的人,就不愿审查他。我这种消极的态度,暴露了我对边区历史上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态度。高干会解决了边区历史问题,但是我究竟站在正确方面反对错误方面,还是站在错误方面反对正确方面,没有明确态度,没有站在正确的方面改正自己的错误,只是想学习之后出去工作,有时骂郭不要乱讲。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消极的态度,事实证明我没有接受过去的错误,因为对正确和错误没有积极的明确的表明态度,在最近很多问题纠缠着我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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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m0 W& ]) J- S' ]; F二、我政治上的落后和长期的不觉悟4 k' |9 `, B: ?5 ]# f0 j! I
第一,我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伤害到我,我是自由主义者,伤害到自己,我就是个人主义。这两个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表现到具体问题上,比如郭洪涛要讲到边区历史的话,我还可能不参加,这时是自由主义的,如郭洪涛讲到有伤害到我自已的事,这时我就是个人主义。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我是自由主义,个人问题上个人主义。记得过去有同志讲过:“有人爱反映对旁人的意见,听到谁讲两句怪话,就赶快反映给组织,把旁人的党性增加在自己身上”,我觉得很对。我对旁人的事就不大爱管,也不爱讲。其实人家党性不好,讲的话对党有害,应当反映。在党内问题上自己应当是比他党性强的。& I; _! \" w: d5 u9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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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个性与党性问题。我的个性很坏,骄傲,组织生活,组织观念非常差,因为对一些问题不认识,就很难被说服,很顽固。关于我的个性,记得老谢曾说:“你这个人还聪明,还能做些事,解决问题也可以,但是如果个性不改,永远做不成事情。人家是和你一起工作,还是和你打架?”又说:“只能和熟人在一起工作,不能和生人一起工作。”由于个性不好,我在工作中碰的钉子也很多。这个个性和党性,有时就不能融洽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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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次七大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当时很多同志提到我的问题,有人提“我的威信比高岗还高”,“不选我就不选高岗”。我觉得真是岂有此理,我能比高岗威信高吗?我找秀山去谈过。那几天很苦,我这从来不失眠的人那几天失眠了。以后又听到许多小广播,说什么中央走了陕北党要分裂,高岗闹宗派,以后又被郭洪涛讲我是陕北领袖,这些问题都牵连到我,我就想找彭真谈,说应当查清,但没找上。“中央走后陕北要分裂”这句话很吓人。因为这些问题牵连到我,因此我提出调查一下,看是怎么说的?谁说的?我没有想选成中央委员,一个小组提到我,我马上向代表团说,不能这样,也和张秀山讲过。这些问题,我过去并没有认为那样严重,别人要说我有什么办法?别人有阴谋这样搞,也不是我的错误。失眠中我想为什么搞的这样的严重?想通了一个问题,就是高干会虽然我承认了错误,但以后一个时期我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而是沉默消沉模糊的,结果造成了党内不团结的空子。我这样没有明确的站在正确路线方面反对错误路线的态度,如果是今天有阴谋家或是有些人拿来利用,我还不觉悟,将来就可能被反革命利用。我想到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半夜把很多人搞起来说:“党内要分裂,我和高岗争领袖,说我是陕北领袖,几个代表团说不选我就不选高岗,问题严重到这样程度,在我思想上如果再不想通,仍然保持错误的态度,我看永远也跳不出错误圈子。”我主要的问题是从高干会一直到现在,没有认识没有正视我的错误,因此搞出这样一些事来,如继续不觉悟,前途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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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 z7 S5 y4 a9 ^以后我又想“党内分裂”,一个是以郭洪涛为首,再不就是以我为首。如果真的这样,我比郭洪涛就更严重些,因为人家都晓得郭洪涛有很多错误,过去闹宗派,对干部影响都不是很好,这个作用也就不是很大。这次很明显的没提郭洪涛,我从来就没想当个领袖,和边区很多干部没在一起工作过,对陕北干部认识的也不多,自己是没有想过党要分裂,也没讲过,结果我不能使党内团结而使党分裂,现在所以发生这种问题,我想恐怕有些人或者个别人在里边挑拨,有一部分人不清楚,也还有一部分人和我一样有意见不满意,几方面合拢起来造成的,但里边有个分量大小的问题,想到这把我惊醒起来,因为我没有积极的拥护或反对正确的东西,所以搞的和很多错误东西纠缠不清。/ R4 B& }$ l. |$ y, n9 Z+ @

4 E/ [4 Z6 `) K2 S2 F1 `1 {2 O5 W4 r高干会解决了边区历史问题,郭有意见,我也有意见,我的意见究竟怎么样,谁也搞不清。我是和高岗谈过了,是不是我根本不想改正错误呢?那是冤枉我,说我坚持自己对人家错,也是冤枉,一定要拥护郭洪涛那也不是,就拿个人打算,郭对我不会有好愿望,还会有害处。在高干会后我没有积极活动来反高岗,但是没有认识了错误。表面看来态度是消极的,实际对高的不满是积极的。就是因为态度不明,搞出这些事来,现在后悔的很。即使积极的赞成错误的方面,人家说是郭洪涛忠实的人,很多人也就不会再利用我了。自然,我这个人是应当站在正确方面反对错误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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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Q* A! ^- w在高干会,在整风中我轻易的放松了自己的错误,现在想那次高干会把我斗一下,整一下也好。这次我愿在大会上使大家知道我是有错误的,我愿意在这里表示态度,至于改不改正,将来再看。1 K* A: J: H* x$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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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怎样改正错误。我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一个事情错了就算了,没有一个严正的态度,承认错误,但没有采取积极的办法来改正错误,因此这个错误总是纠缠着摆脱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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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 Z8 ~/ j2 C' b其次,思想的改造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一定要有主动性。过去没有改正就是没有主动性。思想上的错误没有主动性,没有了解,很难改正,不认这些缺点,下次还会犯,反正党内分歧哪一天有,哪一天还会来,不主动的掉头反对错误,我这错误很难改。现在和党内错误纠缠不清,将来可以和党外反革命纠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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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讲到怎样正确的认识问题,什么叫错的,什么叫对的,在这方面过去我只看小事,不看大事,不看路线。不能在大问题上,政治路线上,思想上团结,我看永远也不能团结。如果我能懂得路线哪个对哪个错,我的态度很明确的话,也就不会犯这些错误。像我这样的人,在人家反对郭洪涛的路线时,我还站在郭洪涛方面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我没有执行他的路线,不是他的宗派,和他的山头也毫无关系。为什么能和他纠缠在一起呢?主要的是对路线问题认识的马虎。如果我能清楚的分辨高岗的路线对,郭的错,那问题就是容易解决了,因为我既不是主动的要犯错误,也不是一定要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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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8 T" y6 F+ F/ E, f我的错误主要是和郭纠缠不清的问题,也是一个思想问题。今天我讲出来,对党对我对大会对党内团结都有好处。不但团结我,而且团结很多同志,使大家知道我有严重错误,也可以使别人了解我犯错误的原因,知道我就这样一点本钱不再利用我。对自己把错误搞清,是非分清,是非常重要的。至于将来是不是会改,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有这样一个信心。+ M2 C* A3 t$ Q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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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线问题8 K& b$ o" M, s# y- X% t  a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虽然没有明确的正确的路线去反对错误路线,但深深感到左倾机会主义对党对革命造下的危害。在边区游击战争初期,陕西省委杜衡、李杰夫、李艮他们的路线就是那一套。我觉得有那么个规律,他们不来。我们的工作也做的好,仗也打的好些,干部团结上路线上都很好。只要他们一来,就打人,开除人,枪毙人,说人家是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错了,仗也打不好。总之,来一次,垮一次。我们和省委就是这样离不得见不得的关系。那时,我也曾被杜衡公审过七天,打我们的借口就是梢山主义,逃跑路线,打败仗不执行省委路线那一套。4 c. K$ ?. o+ S! u/ I" {. g

6 i" }4 J7 ~; n" A% u  P1 g5 _省委来—次人垮—次,后来为什么把边区又搞起来了呢?我想有这样一个道理,就是省委破坏。当然,省委破坏对党不好,但也有好的,就是没有套子束缚刘志丹、高岗他们了。省委对有能力有经验能干事的人是不相信的,没有杜衡之流,刘志丹、高岗他们可以执行自己正确的路线,就搞对了,后来郭洪涛、朱理治回来又坏了。所以说,路线对全国革命危害很大,我们不从路线上看问题,问题是不好解决的。& p0 F& F! G" R

& V: `! _* ^7 o7 ?( h8 h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他们掌握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搞军事。当然,这中间也犯过错误,经过摸索,失败了再搞,一直搞出一条对的——上山搞军队。战略战术都是对的,打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反正你消灭不了(我)。大革命失败后,28年、30年,我经过失败也有错误,在很多问题上没经验也不会搞。比如群众关系及其他方面就没搞好,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对的,虽然经过多次失败,犯过错误,但是,上山,搞军事这条搞对了。因此,31年在陕北、陕西、山西党领导下,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直接领导之下,创造了苏区红军。这是由于贯彻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的正确路线得来的。错误的是朱理治、郭洪涛这方面,陕西党的领导也错误,但没有统治游击队,因此不能将游击队搞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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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N7 ^- v7 T/ ^谁帮助谁的问题,有人说“没有红26军就没有陕北”,或“没有陕北就没有红26军”,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对,也都有错误。/ f9 Y' C) 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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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部队的成长说,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是很活跃的。清涧兵暴失败后,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不断的军事活动下,一直到30年、31年,才创造了红军游击队。那时,陕北、陕甘党都领导这个部队,不过参加的人以刘志丹、谢子长为首,大部是陕北人。没有陕北党和他长期的活动,很难有红26军。反过来说,没有红26军,也没有陕北,很难有33年到34年大量在陕北开展的游击战争。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分开来说是不大好的,要说应当是:前一阶段陕北党领导帮助创造了红26军,后一个阶段,红26军又帮助领导创造了陕北苏区。这样讲妥当些,事实也是这样。当时陕北党给部队送干部,工作也有帮助。以后红26军对陕北也有很多帮助,比如送钱、送枪、派人和陕北党联络。看这个问题必须从各方面看,只说这个帮助或那个帮这个,就是强调一点孤立看问题,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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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A+ N3 ^4 V* R0 u# Z如果从本质上看,从路线、领导思想来看,刘志丹、高岗的路线是正确的,杜衡、李艮的路线是错误的。34年以后陕北苏区的创造,虽然党员、群众、干部是以陕北为主,但在路线上看。游击战争是在玉家湾等会议上,刘志丹、高岗的正确路线,克服了郭洪涛的错误路线得到开展的,在陕甘党、红26军直接帮助领导下创造了陕北苏区。" D6 J. }1 ~& |

$ A1 R7 |$ I/ y( e四、领袖问题
' E( s1 m$ S  a4 E刘志丹同志和我31年在一起工作,一直到32年。我认为他应该是西北的领袖。他认识问题老练,成熟,他很有学问,不怕困难,搞起失败,失败又搞。在一个长时期省委不信任他,那时我也觉得他有些右。事实上,当时,在人民中间,干部中间,谢子长的威信比刘志丹高。当时不知道培养领袖,没有在工作中组织上照顾培养他的威信,稍有点事就是撤职,就是斗争。记得还罚过刘志丹做三天饭,这是不对了,尤其是不应不信任他。在当时省委杜衡、李杰夫、李艮的错误路线压制下是没能显出刘志丹同志很特殊的地方。但从全面来看,他创造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了正确路线,反对了错误路线,加上他的天才与能力,全面看,应当是第一个领袖。$ g4 m. `, I/ V1 ^

: ^4 E: B' m5 |( [" {$ x谢子长同志和我个人关系比较深一些。从大革命他当连长我当兵起,一直到35年他死,差不多一直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的,离开的时间较少,谢子长同志对陕北革命,对红军创造有很大功劳,是起决定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前,以他为首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南路人”。大革命失败后,清涧兵暴失败,许多同志回家受苦或做买卖或做别的事去了。谢子长同志找大家谈,鼓励大家干,以后又都参加了搞部队,有一些为革命牺牲了。有些革命者所以这样坚强,谢子长同志起了很大作用,反正你干不干他总来找你,后来就以谢子长同志为旗帜,号召起来,结果愈搞愈大,就把陕北的革命搞起来了。谢子长同志领导了清涧兵暴,参加了渭华暴动,失败后又到陕北搞秘密活动,他搞军事是最积极的一个,不管特委怎样,他总是搞。特委也很尊重谢子长,把他作为中心人物。对党忠诚,和群众密切联系,是谢子长同志的特点。他什么罪都受过,但他非常忠实,捉反动派,和群众密切联系,哪里大家都叫他老谢。过去有人说他和地主有勾结,但事实上是他有很高的威信,利用他们的关系来进行秘密活动,能向地主要钱。比如,有一次他要走,给安定士绅写了一封信,士绅给县长讲了,县长问:“你们说这事怎么办?”他们说:“这人是好人,但是要革命,如不走,我们这地方不得安定,还要驻队伍,还是给他钱算了。”结果给了四百块钱,谢子长用这钱买了两把盒子。这事也证明他的威望。谢子长对同志很爱护,是老大哥的作风。他的威信确(实)比刘志丹高一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能力上政治上形成一个完整路线是刘志丹同志,特别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的作用是很大的。我认为刘志丹、谢子长都是领袖,写的时候把刘志丹写在前边好一些。高干会的结论没有写谢子长的名字,这是一个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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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Y. T1 e8 A* H- P! U对高岗同志我是长期不了解的,而且有成见。不了解是因为过去不认识,31年底见面,到32年,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对他过去在那里工作,不了解。再陕西省委来人打击过我们,那时有个成见,就是西安派来的和地方的搞不在一起,而高岗同志是西安派来的,尤其是临镇的事情和秘密队委的事情,过去很长时间没弄清是非,抱有成见。今天看来,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得到了解决。高岗同志过去没和我一起工作,他在别处工作,而且做领导工作。过去不了解,今天就了解了。特别是红26军在南山失败后,高岗同志和刘志丹同志为首,创造了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正确路线,在路线上说来,他也是西北的领袖。至于那些成见,是我那里处理错了,以后对他的看法也是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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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有成见不大容易清除,几年来就是别别扭扭的。我这人也奇怪,说不同意高岗的路线吗?不,我还是同意的。不同意高岗做领袖吗?不,我也赞成,也没和别人说过不同意,就是有别扭,很少来西北局,在学校采取很多消极办法,要出去工作。我觉得过去反对过高岗,问题没处理对,不好意思来,自己也有些傲慢,又不靠你什么东西,这地方工作好就做,不好到别的地方再去做,觉得常来这里,也许会有人说:过去你对高岗不满,现在这样亲近,是不是拍拍打打?我就不来这一套。我就是在这些坏思想上支撑着的。这些小事情别人也看到了,贺晋年、张达志说:“西北局就没见过你来过一趟。”我这样的干部高不高低不低,这些举止影响党内团结。我这样一个人,高岗同志也很难对付,过去错误承认了,现在大的问题也没有,小问题也难搞。上次我和高岗同志谈了一下,说我就是这样的个性,他说这样个性不好。过去我是认为这是个性问题,现在看来,是个人与党的关系问题,就和犯错误不积极改正一样,不积极主动解决问题,问题总解决不了。从前没有积极的主动的和不正确思想作斗争,总也逃不出错误圈子,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认为只是个人问题。觉悟了前一问题,也就觉悟了后一问题,要在政治上反省,也要在生活上个人问题上靠拢,不然,在政治上我同意你,在个人问题上我不赞成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要把事实搞清,成见搞掉,就要靠拢,不管生活上、学习上、政治上都要靠拢。这从路线、政策、党的组织原则来说,是靠近党,还是不靠近党的问题。我一定要站在党的方面来,赞成而且拥护高岗是领袖。过去所以有错误,就是没有站在党的方面。我和他也没有什么路线上的争论,就这样一些问题有什么搞不好,在党内讲都是根本讲不通的。要坚持我的脾气,就要坚持错误。对敌人讲气节是很宝贵的,在党内不能讲气节,只能讲真理,是真理就应该坚持,不是真理就应该承认错误。我几年来不能靠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而且不仅和高岗,和其他同志都是靠不拢来。我感到自己犯了错误,一般不出门,杨家岭那些地方就不去。所以这个气节问题是很厉害的,这是个思想问题。# g% V' N& Z8 B; L7 F# l; R+ F

( @5 X# o( ^( L% Y- L6 y高岗同志是领袖,他是正确的,是对的,我完全拥护,我应当靠近他,向他学习。我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我将来还会谈。很多同志说我有功,我说这个功看怎么说,你说我有功也可以,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也有错误,可以说历史上是瞎搞了一下,只是起了那样一个作用。有些同志把我和高岗同志摆在一起,那不能这样比。我反对过李艮路线,反对过杜衡,反对那些是对的,但并不是在思想上真正认识了这些问题,那是很直觉的,在比较显然的问题上反对过。这一点是我的好处,但这里头也有坏处,我说不执行就不执行。那时也不懂路线,比如反对李艮,他讲路线我不懂得,他说要消灭据点,我就不同意,这在某种条件下我是对的,但在组织路线上还是不对的。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和他比。从形式上看,我也做了些事,说有功也有功,说成绩也有成绩,但也有错误。过去的错误,像我这样的人免不了,严重的还是现在的错误。我对我的估计是在创造的时候做冒险的事,我倒做了不少,我有些亡命之徒的作风。那时也靠这点,不管要枪要人,搞起来再说。但是,要做为一个成熟的干部,思想上立场上那时都是一塌糊涂。不能和高岗同志比。在能力上也不能和他比。而且也不能和边区其他干部比。如果说我有功劳,他比我功劳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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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N  x9 q" m* [/ X" Q' c. Q6 \- t这就是我对领袖问题的看法,看法上的争论中心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刘谢还是谢刘。过去我思想上也说谢刘是对的,现在我根据上面讲的理由,把问题提明确些,想还是刘谢好些。: C% N& m" L4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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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 R. x1 f; Q$ x$ H1 J: ^6 j周国祥辑著
  }- q/ t: g1 |3 l) M编  辑:高婉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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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l" M! c" L" [* W审  核:王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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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ImeU-29__92bzg9E_Fty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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