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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6 17: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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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干部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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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中八年”里重说干部子弟问题有点老套,但促使我还想再说的是发生在高三五的两件小事。其一发生在我们家。每月的第一个周一,一帮扑克迷照例来我家玩扑克,但是我不玩,也不喜欢玩。我只是提供他们玩的地点。他们来玩两项兴趣,一是纯粹为了消遣;二是大家聚一聚,这么多年的老同学,彼此之间很了解,吃一顿、喝一顿,聊聊天,也是一种享受。当然背景条件不能不说,那就是夫人的脾气极好,弄吃弄喝、高高兴兴、待人真诚热情、不怕麻烦;我敢说高三五的夫人们里没有出其右者。大多女人们不愿意外人打扰自己的私人空间,别忘了这一坚持就是近十年啊!3 m9 ]3 T& ] y) e$ m6 J
这帮人玩扑克是全武行,大喊大叫、大吵大闹,据说有一次在彼得家玩的时候引来了警察,以为他们在赌博。一次彼得和特雷西因小事争吵竟然动了手,还摔了我们家的碗;真是一帮天真的老顽童,而且特雷西还是个大学的教授呐!在我把特雷西抱到另一间屋的时候特雷西还愤愤地说,“文革时期怕你,现在还怕你?”我特注:他们俩根本没仇,但彼得是干部子弟。
4 }' E! H4 R9 |; w2 U* f1 N" T另一次是乔治和吉恩去看望手术后的科尔,他们是在医院门前偶尔遇见的,科尔对吉恩普通的一句话,“你怎么和他一起来的呀!” 科尔绝对是无心的一句话,乔治也绝对是有修养和涵养的绅士;但在事后的一次小范围的聚会时,乔治还是透露出当时的一种心情,“他们还是觉得他们是一个圈里的人,我顶看不起干部子弟的那一套!”特注:科尔是老班长,科尔手术乔治捐了五千元,他们没过隙,但那两人均是干部子弟。" B$ E5 P! n4 ?1 n' e6 o
干部子弟起源于中共进城,发展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疯狂于文革,衰落于上山下乡,回光返照于改革开放,发迹和膨胀于现今。干部子弟问题其实就是干部的特权问题,干部子弟就那么可恨吗?不是,它只是一种现实,一种现实社会和矛盾的反映。别忘了,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这么一个侵犯人权和压制同学的口号他们心安理得的享受着和实践着,想想当时你还能讥笑乔治和特雷西小肚鸡肠吗?
% S0 r R! L3 I我所说的干部子弟应该是指十三级以上的干部的子弟,就是说他们家庭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要远高于一般人的家庭条件。正是这两高把那些人抬高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步。至于十三级以下的干部子弟不在讨论之列。估计他们和别人相比也相形惭愧,感到踏入那个圈子PASS不够。小干部更不在话下,比如刘万立也算干部子弟,比我们家还穷,没有张扬的本钱。在那个圈子里是靠爹的影响力来说话的。
5 N( g, Y% e5 c! I; C; M( Y" ^; G可能是因为居住地的原因,我小学和中学班里都有几位高干子弟。(重庆道小学和天津一中)小学和初中干部子弟在班里不觉得显山露水,很平常。甚至由于他们的父母忙于领导工作,对他们的关怀还没有一般的家庭细致。比如小学时我们班的张金森,小名叫“四儿”,故明他有三个哥哥。整天吊儿郎当,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裤挂、永远穿一双极便宜的、有一点像沙鞋一样的、简易的黑球鞋。为什么呢?因为他酷爱踢球,鞋坏得太快,他一年要穿坏四双球鞋。它属于调皮的学生,不太服管,女生都怕他,但他跟我是哥们。他驯服的时候也有,这是我亲眼所见。他上业余足球体校,有一次我陪他去新华路体育场训练,看到他对教练毕恭毕敬,教练想不到他在学校是另一种模样。
' ~/ ^6 X. g4 G5 a) [3 k他在家里还有一种模样,应该是比较乖的,听张老师讲他怕他三哥,因为他三哥有时揍他。我去他们家时见过他三哥,当时应该有十六七,很帅的小伙子,在一间运动间里练杠铃,隆起的肌肉威武,简直就是一位健美运动员。他招呼来“四儿”给他按摩肌肉,“四儿”在他面前像个小猫。他们家当年住在建设路靠近新华路体育场东南角处,一个挺大院子里的一所小洋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是五几年啊!他父亲当时是文化局局长,母亲好像是在百花出版社当领导。后来他父亲在驻波兰大使馆当文化参赞,父母应该是中共进城的文化干部。上初中时他和我一样也上了一中,后来到广州部队足球队踢球。文革前他们家搬到重庆道民园体育场的西北角处,也是一座深宅大院小洋楼,但张金森就没有联系了。据说文革时红卫兵到他们家损坏了一件文物,是画呀还是瓶的,老爷子心疼得晕了过去。张金森在文革中的表现不知道,应该是没问题,一是他参加工作了,(算参军了吧)二是他从小没表现出政治野心。大部分文革中闹事的干部子弟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想继承他父辈的政治、经济遗产的潜意识,为此他们觉得自己了不起,他们要统治别人、他们要做主人。0 ^6 T, }, V0 e5 E# e8 G
小学时还有两位干部子弟有印象,一位叫赵黑林、女生,班里办了小银行,她管银行。她拿了银行的钱买了头绳,受到了批评,可见她们家给她的零花钱可能不够花的。还有一位女生叫江小牛,文革中公安局长江枫的女儿。很直爽、说话很冲、不太像女孩、不太合群、其实人不错。文革中她父亲被打倒,陈伯达管他父亲叫变色龙、小爬虫。落魄的时候在郭庄子副食店卖咸菜,好大了还没搞对象。她弟弟江小猪和她是同一届毕业生,文革中在二十中学据说是个风流人物。上大学时和他有过短暂接触,再以后见到他就穿上了军装了,估计是他爸爸落实了政策。# E- G! |4 n7 u/ ^ D
就是说,干部子弟虽说在政治、经济条件上比一般家庭的子弟享受的要多得多,但在没受到蛊惑的条件下、或者说在资源竞争不激烈的时候,他们也就是阔人家的孩子;或许由于在他们的父母献身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他们会更单纯和善良一些,无论如何在当年谁也想不到若干年后,正是这些少男少女们会拿着皮鞭打人,看着被暴虐的受害者鲜血流淌而他们心里却升腾着革命激情。谁之罪?谁在他们的脑仁里放进了疯狂?3 g7 Y/ B6 d$ l+ w. w8 E4 x
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住校,一种更加全面的集体生活充入了我的视角。那时八届十中全会已开,阶级斗争的小风雨开始刮起来,对于共产党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伟大胜利,开始铺天盖地的宣传起来。学生中对革命先辈的崇敬有一部分转移到干部子弟的身上(就是感到他们身上有光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日益深入,涉及到学生的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开始有思想包袱,这实际上是往学生身上贴牌子。对于干部子弟一些人羡慕,“我爸爸当年为什么没参加革命呢?”还算好,六四年彭真有个讲话,题目是“走历史所要走的路”。也就是后来宣扬的“重在表现”。那时我们还不懂党内斗争,感觉党也就是努力在学校里培养和挑选忠于它的学生,但是学生并不是平等而是有区别的。考大学开始增加了政审,绝密专业、保密专业、一般专业、不予录取分得很细。干部子弟在那个时候是最得意的,一是大家只是羡慕,还没有什么偏见;二是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父母的光环。5 k$ O6 @, d8 H
夏夜,晚自习回来,某个高年级的干部子弟,拿把椅子在操场边上闲聊。周围常围着一帮住校的听众学生;他们敢说话,讲的都是内部的一些事情,神秘之中隐约的体现他们的父母、甚至隐含着他们自己的英雄气概;他们知道的事真多,而这些事不是一般家庭的子弟敢讲的。7 }# w Q* F! M
现在想起来孔子讲的“有教无类”纯粹是瞎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有教无类”。那时是以干部子弟为中心的“红五类”,现在是以官僚、资本家、暴发户、大腕、大户的“阔六类”。不能让全体青少年真正共享优秀的教育资源是阻碍中国进步的根本原因。那时已经不是凯洛夫的“分槽喂养”了,而是“选忠再喂养”。所以提倡又红又专,红是前提。你要先是政治家、再是科学家。对于上大学的梦想,干部子弟是自信、其他子弟是朦胧。
* [7 ]- R' T: S1 E本文开始说到干部子弟问题实际上是干部特权问题。特权问题也是在历史中自然形成的。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年才夺取了政权,二十八年中有二十二年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血淋淋的,而武装斗争的基本群众是农民。这些农民是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才拥护共产党的(大帅语),他们虽说受到了思想的灌输,但他们毕竟和马列主义的思想家不同。本质上说他们的基本成份和洪秀全的太平军、曾国藩的湘军没什么不同。革命胜利了,中国社会又处在比较贫穷的阶段,总不能让那些功臣无所得吧!由供给制到等级制,加上以后军队的授衔,高干们很自然的就拉开了和老百姓政治和经济待遇的差距。到此为止不算不正常,不正常的是自建国开始,到文革启动,我们实际执行的各项政策。这里仅指我们党对国内各个阶级和阶层所实施的政策。首先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总觉得有资产阶级企图颠覆它的政权,其次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同时也把拿刀把子的人的力量强化了,哪有那么多敌人?右派不都是敌人吧?彭老总也不是敌人吧?在一个整个国民素养和受教育程度都不是很高的国度里靠国家机器的力量,也就是人治的力量,去驾驭一个国家的走向会很自然地造成一个官僚集团,而官僚集团是有自膨胀特性的。所以大帅说,“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则不可避免的出现全国性的资本主义复辟……”他担心的没错,他的办法应该探讨。
6 e) h. i; M9 p+ I- P8 u. x干部子弟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干部的权力和势力膨胀的大势里飘起来的,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靠老头子的余威而据大位。联动文革时敢冲公安部,他们太了解这个政权的性质了,知道不会像遇罗克,仅写了一篇“出身论”而被枪毙。文革初期的校园暴行哪一件跟干部子弟没关系?; l( d1 X F. Z% @! [; b7 d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窗口的开大,以及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干部子弟问题已与文革初有很大的不同,张扬跋扈的干部子弟总体缩小,虽说有时候逼急了也会跳出来一两位,比如保定的李启铭,压死人后担心麻烦,大喊,“我爸是李刚”。(公安局长)还有一部分老的干部子弟,政治敏感性较强的,开始反思我们的社会,以及他自己走过的路。据说跑到香港的民运分子有一部分就是干部子弟。大部分干部子弟都是悄悄的,借着老子的余威抢占经济和政治的制高点。看看发家的、发财的、当官的、出国的、虽潜逃但不追究的,哪一个不是有背景?老百姓反感有个屁用!4 k' P+ Z$ Y# v, L
这些官二代们按他们享受的政治经济待遇应该说算贵族了,但他们贵吗?他们只有“势”、只有“利”、只有“钱”,还有把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传给下代的欲望。英国有个伊登公学,典型的贵族学校,培养出很多英国精英,包括好几位首相。二战时期,参战的伊登公学的军官,伤亡率为百分之四十五;而参战的英国一般士兵,伤亡率仅百分之十二。西方的贵族有道德的制高点,即:文化教养、社会担当和独立思想。我们甚至连俄国都不如,在苏联时期,干部子弟是不参政是个传统。更不用提托尔斯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了,虽说是小说,但反映了人家的贵族精神。年轻时玩了一个“小姑娘”并怀了孕,十几年后这个小姑娘堕落成妓女,内心的深深忏悔促使他跟随到西伯利亚努力帮助这个妓女出狱,并要娶她为妻。在这个过程中妓女也了解了他,但没有嫁给他,嫁给了一位革命者,两个当事者精神上都得到了升华,得到了“复活”。
: J. X, }; D4 a1 j* m9 h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早已过去了,当年“干部子弟”这个名词和含义也逐渐的淡出视野。它在那一代人们的心理中不算个好名词。本来可以安静的度过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一些孩子们,因为文革和自己的过激行为也许会担上一些罪名,他们应该忏悔可能也已经忏悔;实际上更应该忏悔的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社会的统治思想、我们社会的制度,甚至是制度层面下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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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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