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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7 12: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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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文革造反派(四): b o- A6 u x/ v0 ^
作者:诚言 时间:2014-10-06 ) m/ F$ n4 n- 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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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 y1 v" e: o7 W/ u# x8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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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发表了。虽然党的副主席只剩下林彪一人,刘少奇在常委中排到了第八位,因为我以前从不知道刘少奇被毛泽东当作过继承人,对刘少奇在党内排位的下降并不感到吃惊,对国家主席我仍然怀着尊敬的情感。我的同学们对此也没有什么议论。哎,下层民众,哪里晓得高层的斗争?不过,对《十六条》的若干规定,我还是很高兴的。比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领导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等等提法,我觉得真还对味口。《十六条》一方面含含糊糊地要求“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另一方面又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硺磨后一层意思,我不由怀疑,我们学校前个阶段工作组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老师和学生,是不是有问题?4 O! O d j2 q# H: ? o2 g
《十六条》公布不久,我们学校成立了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按《十六条》规定,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但在我印象中,从群众充分酝酿到群众反复讨论再进行选举的程序,我校基本都省了。因为最后公布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竟然是“六.二O”事件那天登台大骂“狗崽子”的漆林同学!如果经过酝酿和讨论及投票的完整程序,思想已经活跃些了的师生一定会因他而产生争议,他也不可能顺利当选为校文革主任。因此,对以漆林为首的校文革,不少师生不服气,认为这是即将滚出去的工作组无视民意暗中操纵的结果。在校系文革会成立后,我们班也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在选举过程中,虽然大家各怀心机,有冷场,有争议,有弃权票,总的来说,还算一次成功。原团支部书记梅大姐、和我关系不错的原班长许科甲、关系密切的二组团小组长陈兴旺三人当选。三人之中,梅一贯受上面信任,许的立场持中,陈是我们几个人力挺进入班子的,这算是全班同学尚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吧。
3 A& w* G) ~, E( B. Z, Z审视文革初期党中央作出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到《十六条》规定用巴黎公社式的方式选举产生“文化革命委员会”,再到中共中央随后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这个全过程,你还会相信后来官方主流舆论一直贯输的“造反派大搞踢开党委闹革命”吗?存在了十多年的好端端的党组织,手无寸权的一般群众怎么可能撼动它?此时还未诞生的“文革造反派”怎么可能“踢开”它?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正是最高层以毛泽东为首的执掌实权的班子!
: w) v L) G& G# s" j& L- m2 l- T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等一干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集体接见了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五十万师生。《人民日报》作了充分报道,还登出了中学生宋彬彬(其父宋任穷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给笑容可掬的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醒目照片。北京电影制片厂把这次接见迅速制作成了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在此之前毛泽东抽晚上时间视察中央文化大革命接待站时,曾煽情地向在场人员发出过“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殷切召唤,不免使人产生一种我们如果再不关心“国家大事”,就会出现“主席危矣!中国革命危矣!”的大麻烦。时过短短几日,毛主席又进行这种史无前例的隆重接见,怎能不更激起我们“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壮志豪情?于是,“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而献身!”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等狂热词句,成了媒体和红卫兵革命小将的口头禅。4 W. @$ ^+ a1 E0 _0 r ^) Q- k0 o" S
后人在谈起前朝文化大革命时,总是通称“红卫兵造反派”。殊不知,这是两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并不完全属于一个范畴的概念。( z4 T4 _8 t* ]
有资料证实,早在1966年5月底6月初,高干子女麇集的重点中学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大学附中里,一些十六、七岁血气方刚的学生就暗中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秘密组织。这些人大都出身于高干、军官家庭,自认为血统高贵“自来红”,是天然的接班人!在当时充塞官媒的“永保江山红万代”、“防止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党夺权”的梦呓中,他们以“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责无旁贷地冲杀到向旧世界宣战的第一线!当时流布全国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对联,就属于他们原创。七月份,已经小成气候的中学红卫兵连写三篇论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向最高领袖献上要紧跟、要捍卫、要造反的赤胆忠心。他们在“一论”中写道:“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糟糟的,越乱越好!”可怜这些小糊涂虫们,哪里会料到最高领袖只不过利用他们“大乱天下”后,马上要拿他们的老子开刀?9 |0 ?: ^ ~# {5 b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8月1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这样给他们复信:“你们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地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情支持”。请各位读者注意,毛在给这些娃娃们的回信中,一直没有点明下一步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派”!毛主席亲自写信支持,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又马上转发三篇雄文,之前毛夫人还专程到北京海淀区中学学生代表会上转述过毛泽东“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的讲话,这批天之骄子岂不更加胡作非为?1 k! _4 G* P. o1 J
正是在毛氏夫妻一手支持下,这批“天兵天将”开始打人,杀人,抄家,武斗,把职工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狗崽子们驱逐出京,对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当成“牛鬼蛇神”揪斗和“横扫”,以“兴无灭资”“破旧立新”的名义大肆破坏文物,拆毁教堂道观寺院,挖掘名人坟墓捣毁纪念碑。他们还对准了社会上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什么“特殊化”、“香水”、“飞机头”、“细裤腿”都归入扫荡之列。这种野蛮的“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行动很快波及全国,形成风气。他们不仅不认为是犯罪,还无耻无畏地把暴力行为夸耀为“红色恐怖万岁”!如导致打死中学校长卞仲耘、逼作家老舍投湖自尽的事件就发生在此时。他们挑动天下大乱的惊人壮举,一直受到高层鼓励和保护。1966年8月26日北京市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如下讲话: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抄家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由于当局的默许和怂恿,在“红八月”以来的40多天里,北京市的红卫兵打死了1700多人,成为全国大面积打死逼死无辜者的第一道冲击波。这批红卫兵完成了“大乱天下”的历史使命后,因血缘关系要“保爹”“保妈”,成为毛泽东要进入“打倒走资派”战略阶段的绊脚石,才被毛江弃用。这一群开头秘密组建、继之不可一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垮台的红卫兵,习惯上人们也称为“西纠”“东纠”“联动”或“老红卫兵”。从广义上说,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实属不折不扣的“造反”,但当时并没有人把他们称作“造反派”,社会舆论普遍称他们是“保爹保妈派”或“保皇派”。这批人的组织被摧垮后,个体均当即受到高层开恩善待,过了几年又被陆续解放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疼爱,不少人开后门参军或当上工农兵大学生。文革结束清理“三种人”时,官方也没有把他们定义为“造反派三种人”。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追究,还因“不会挖祖坟”而受到重用!如薄熙来、谭立夫、宋彬彬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
4 _4 y/ y( Z( Y4 d3 k: H% L- i毛泽东于8月18日首批接见的红卫兵及学生队伍,正是以这批老红卫兵为骨干!
: b0 k* R% }6 x& d) D我之所以重提这段前尘往事,除了澄清“红卫兵”这个文革怪胎的来历外,还想说明,究竟是谁开了“打砸抢烧杀”一系列恶行的先河?究竟是谁率先“砸烂”了公检法?2 ?' h. l, o8 \. d
在我校文革会成立后,尽管“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主题突出了。实事求是地说,我校党委书记赵抱一、副校长林山都算不上走资派,很少有人贴他们的大字报,校文革也没把他们当“走资派”批斗。对现任当权派抓不住多少把柄,校文革会根据《十六条》“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的精神,老师教授就是下一轮捕食对象了。
' l, ?4 [; y/ `) O于是,学校出现了一两张揭发历史上“分裂”过党的罗章龙、五七大右派马哲民的大字报。他们虽然名声大,但早已是“死老虎”,在我校处于隐居状态,没有新的罪行,成不了运动焦点。我们系门口出现过一张揭发系主任谭寿清教授的大字报,内容是他宣扬过:你们入学后要安心学习,不要急于谈恋爱,只要学好知识,还愁以后找不到对象?就是要谈,快毕业时也来得及。事实揭发后,接着就是一通批判。在去年入学的全系新生大会上,谭主任确实讲过这个话,大字报上升到“诱导我们走白专道路”,“成名成家”,“腐蚀年轻一代”,“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高度严词批判。看了这种大字报,我暗暗冷笑,人家明明说的是好话,你们不听也就算了,岂能把好心当做驴肝肺呢? Z/ K$ O9 x h+ N& F& f$ ^
在我的记忆中,计统系女教授刘寿鹤 、我们系教授徐时澍的家都被抄过,我们系还开过一次对徐老师的批判会。批判徐老师前,系文革委、班领导小组指定我代表会计专业六五级作批判发言。徐老师并未对我们讲过课,以前我根本不认识他,叫我揭发批判他,何其难哉?在考验革命立场是否坚定的关头,良心可以不讲,但起码批判材料要有一点吧?见我犯难,系文革会把他们整理的材料交给我匆匆看了一遍。我从中选了徐老师在三年困难时期如何吃特供、如何下馆子、如何把皮鞋擦得锃光瓦亮、如何把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苍蝇也站不住脚等等细节,在前面加了几个“正当”的排比句。什么“正当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努力战胜自然灾害”啊、什么“正当苏修对我们封锁逼债,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之时”啊、什么“正当全校革命师生愤发图强,与全国人民共度难关的紧要关头”啊,用以反衬他当时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个人享乐主义“何其可耻”,行文风格完全照搬流行体。批判大会在一间大教室里进行。一开始,徐老师自然低头站着。轮到我上台发言时,他的头仍然低着,可能他还不知道我是谁,事过后也不认识我,但当时作为批判者的我,却没有勇气正眼看这个已经臣服了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眼!因为我明明知道那几年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有标准高低不一的照顾,明明知道正常的人都会收拾得干净整洁一点,明明知道并非除了徐老师以外全国人民都在如何如何,发言真是诛心啊!当我急急忙忙念完批判稿下来时,主持人好像还很满意,但我并没有凯旋而归的喜悦,而是深为自己没有勇气拒绝这个任务而羞愧。如果说我文革中伤害过谁的话,与我没说过一句话的徐老师是我直接伤害得最重的一个,甚至是唯一的一个!多年来,我对此一直愧疚在心。无论徐老师记不记得,是否还健在,我现在都要公开向他道歉,说声“对不起”!也许正是有了这次切肤之痛,以后我多多少少认识到官方不少活动的虚伪性,对上面的安排少了几分盲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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