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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年华:我的1966(天津文革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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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 10:18: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金色年华. x- \3 f% V1 u/ Y- v9 r
作者电邮  cjunche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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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文革纪事' B% F5 A% ^8 [# I* f* F
我的1966(一)$ D% _1 e) d# _6 w/ }% I

& }1 \0 S  y- b, `* F六月的风( k% a) D2 S! q0 X" O% e7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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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 f. d$ c# \% e) k* z 1966年6月3日,保养车间支部书记褚忠良递给我一张通知,要我立即去河东区人民防空展览会去报到。这使我多少有点矛盾:去还是不去?如果在以前,这也许是我求之不得的机会——离开生产岗位,去一个专门的单位去画画,还可以结交一批社会上的画友,真是朝思暮想好的地方!然而这次我却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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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得从两个月之前谈起。那天,车间书记和工会王主席一起找到了我,他们说,作为全场唯一的车间(其他主体单位是车队)、500多人的单位总的有个搞宣传的人啊!于是我就成了车间工会的专职宣传人员。其实,我担任工会委员已经有两年了。可多数时间是在场工会、外调搞展览和生产班组之间交替使用,这次车间的决定使我多少感到浮躁的心稳定了下来,这项看来考虑了一段时间的决定,明显地带着对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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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 B2 Q( [2 J. A) R* @我用极大的热情去干领导交给我的任何工作,而不仅限于宣传方面。无论是写大小标语牌子,汇总各班组的先进材料,还是传达开会、布置选举,我都充满热情地去干。加上我本来住场的优越条件,干活就更没有任何时间概念,不要说平时拉晚,就是公休也多数不歇。领导的好评和车间师傅们的理解,都使我有使不完的劲的感觉。当时真是走路如风,歌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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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地感到了车间书记的尊重。褚书记平时讲话,并非总是和颜悦色。可一句“小陈!”却是那么亲切。特别是看到我晚走加班劝我注意休息时,更是笑容满面。不累!我心里暖烘烘的回答道。而近日来感到这种信任在加重。那天晚上褚书记值班,我也刚完事不久,于是就和书记闲聊了起来。《海瑞罢官》是怎么回事?姚文元又是做什么的呢?书记的不耻下问,使我很感动,于是我就毫不推辞的侃侃而谈起来。因为我不仅看过人民日报上的姚文元评海瑞,也记得姚文元以前的评论,而且还读过吴晗的著作《灯下集》呢,于是就借题发挥地聊了起来。书记听得很认真,吃惊里带着兴奋,最后站起来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咱们车间的文化大革命就由你抓吧!一种知遇之感冲入了我的心头。我决心努力工作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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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和气氛下,我愿意继续在车间的良好开端,所以第一次对于调出搞展览会,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我表明了态度,可书记的意见要我以大局为重。他说时间也不会太长,你在车间发挥的时间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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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n0 k, o; |/ n- O# M于是,我就去展览会报到了,地点是河东区人民防空展览会筹备处。遇到了不少熟人,他们的热情也使我很高兴。就在这天临下班之前,突然布置了听广播。这不寻常的消息是: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取代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 J# {: {$ V, l8 o7 b,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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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天我们继续工作,“要准备打仗”也是一重要的政治主题。而我也很快地进入了角色,搞展牌的水粉画插图。令人高兴地是,画起来特别顺手:不仅构图毫不费劲,而且人物造型也很准确,平时比较擅长的色彩更加协调。不久,我的假木刻的画法引起了大家的兴趣,特别是背景用灰色一钩,画面就出现了一种柔和的空间感。于是人们开始效仿。  
2 d6 p3 F# S; o6 Q3 w* D我开始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也不时地到别人的画架前转转,见到不少人就像学生一样地谦恭的站起来要自己改画时,我也有些不自然。但还是尽力给对方帮点忙,特别是设计一下色彩稿什么的。大家都愿意和我接近,领导对我也很客气,对我的嘱咐和要求就是“多歇会”。  ( i/ V  k/ X3 x# h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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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展览会与以往不同的是社会已经进入了“文化大革命”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认开始于1966年5月,但是这个特殊词汇在报刊和社会生活里出现至今起码得有半年或者更久的时间了。对于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对于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的批判,知识分子干部们开始也多把他们看成类似以前的“李秀成的苦肉计”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一类的学术批判,而一般的工人群众更是不大注意。直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在广播、报纸公布后,人们才感到了形势的今非昔比。而到了6月初,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炸雷似地在中华大地响开以后,全社会并无不感到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而这时到处播放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很快地把人们带了那种特殊地紧张、热烈的情境中里。各界人们,无论带着何种心情,是担忧还是企盼,是警觉还是抵制,但都无可否认地感觉到,整个中国的航船已经起动了。人们预感到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而且运转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发布,使人们看到了问题出在在党内。接着,可称之为“四大”最基本形式的大字报,在全国各地近乎一夜间地千万张地出现了,犹如暴风雨前的最初雨点。随即这场历时十年、牵连数亿人(甚至连它的发动者也没有料到地)的文革,就这样在风雨的呼啸中开始了。  + N+ B9 f) q+ }2 j;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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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算关心国家大事,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感到自己身边会发生什么。我颇为自得地在展览会工作着,然后每天回到场里的宿舍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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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  N; w; d6 V9 w! z" i而恰恰这点使我和场里发生的事情有了特殊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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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r( p0 w6 d/ r4 [    不寻常的社会形势很快就在场里引起了回响。我所在的保养车间大库里,出现了越来越多地大字报。开始还多为拥护改组北京市委和对八届十中全会的表态性内容,接着就点名批判了。开始多为老批判对象,即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和不法资本家,但是后来就集中在原车间党支部书记史荣祖的问题了。(此时他被调出去搞四清)除去历史问题和违法问题,还夹杂着他对前一些人的包庇以及对一些老工人凶狠,于是“史家朝廷”的称呼出现了。这个主题来的很急,一会儿有人揭露他是“原国民党23团汽车班的班长”,一会儿有人揭发他“贪污救灾款和粮票”,接着,借用权势“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桃色新闻也出现了。于是人们就很容易地联想到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里所提到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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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多少使我不知所措。我们到场五六年了,既不属于对场里的一切都知根知底的老师傅,可也不是到场没几天的新徒工。对于史荣祖我不熟悉,谈不上个人的爱憎,不敢说大字报里写的都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可是也觉得,没有根据,老百姓也绝不敢公开地诬陷任何领导。大字报里的情节,使我感到了极大的震惊: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吗?尽管如此,我也谈不到投入斗争,因为,我确实不了解史荣祖以及其他人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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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9 F7 b- j4 x! f7 M: w5 d, }# N然而,一件事使我改变了立场。  5 l3 y! a+ h) I( j$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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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9日 ,也是在保养车间的大库——这个全场大字报最集中的地方,一张署名魏志远题为《乘胜前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赫然出现了。这位场党总支书记的大字报立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乍一看,他也像一般表态式地官样文章,什么“形势大好,紧跟党中央”之类的套话超过了4/5,特别是还有“要全力投入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誓和三家村、陆平、匡亚明这些反革命黑帮拼到底!”这样的废话(对那些已经下了台的人,还需要你们和他们去拼命吗?太假了!)。只是在倒数第二个自然段里写出了本意,他表示要“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他要人们“紧密地团结在场党总支周围”,特别强调地是“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不让某些人把运动引向邪路!”《乘胜前进》贴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结合车间近来贴出的揭发“史家朝廷”的热烈形势,特别是人们判断的场领导以前不会一无所闻甚至可能存在的包庇,那么这篇大字报的目的就显而易见了。它不仅不希望人们继续揭发,甚至也在隐隐地威胁。“把运动引向邪路”可是个吓人的罪名,又有谁愿意成为担当这项罪责的“某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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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u( T, W" f《乘胜前进》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一下子使揭发“史家朝廷”的大字报全然不见了,真有“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感觉。而“坚决拥护魏书记”的大字报连篇累牍,一时间“紧密地团在场党总支周围”的口号成了全场最响亮的口号。仅一个星期,气象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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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 ?2 X1 W  m7 X5 X7 C作为基本上属于共和共同龄人的我们这一代人,从心里感到共产党为人民不仅是解放十七年来的现实,而且也是天经地义的真理。然而文革一开始暴露出的问题,确实我们震惊和不解:基层许多地方的权力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现在还是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天下吗?而类似“史家朝廷”的问题,立即使人感到这半年来的批判和斗争不是无风起浪,不是无的放矢,而确实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虽然还谈不上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下面基层出现的问题,也使我们直觉地感到了党中央的英明。从而也理解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必要性。一度人民日报上刊发的那位身材修长、戴着茶镜的取代了彭真而成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则成了“清官”或者说是真正革命者的象征。我记得当时就剪下了他的照片,压在了我在美术组的玻璃板下。而面对着这种新鲜而且又在不断被召唤地形势,我们都觉得不能坐视不动。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在不断出现的新信息里激荡着我们年轻的心。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开始对场领导就另眼相看了——其实,你们并不是真正的党的好干部,对你们问题的揭发批判是党和人民对我们这些青年的特殊要求。 ' ^* S/ _: C) D2 }: g6 \3 R( |

8 f" q% y- Z1 V! M5 e可是带着热血冲动的我也本能地意识到,如果我们真的“纵身一跳”投入运动,特别是明确表态后,必将遭到这些领导的忌恨和报复。而不管他们原来如何看待你。想到此,自己甚至还有一层特殊的思想顾虑——原来的领导对自己不错啊!难道就要与他们为敌了吗?我心有不甘地想到褚忠良的礼遇和魏志远的赏识,霎时间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可又一想:揭露和批判也许是一种纠正和敦促吧,除去“史家朝廷”我们也不会都反对呀,甚至庆幸地想,干部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呵。然而再又一想:官官相护似乎又成为一条“铁律”,反对和攻击其中的一员,必然会把这看成是对他们全体的进攻和挑战,这是任何解释都是没有作用的。《乘胜前进》里对于 “史家朝廷”视而不见,只字不提的“站在运动最前列”,而且还“警惕有人把运动引向邪路”就是一种旗帜鲜明地表态。  ( A+ M3 n& i3 {3 P$ ^5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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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是又想到了被报复的理由和籍口。都感到热血青年,一身轻松,既无任何私仇也任何私心,完全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要为真理而斗争”,因而,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至于想到的原来有领导对自己不错而引起的犹豫和困惑,也在“大义灭亲”、“嫉恶如仇”的观念冲击下和“大我于小我”的对比中融解了。于是我们开始了自己的“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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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种想法,于是和同宿舍里的董宜德写出了《我们的看法——评魏志远同志的“乘胜前进”》。这三千多字的大字报,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于包庇“史家朝廷”的场领导的不满和质疑,尽管口气比较含蓄。这一天是 1966年6月12日 ,当我用把毛笔抄写成十七张标语纸写完时,才发现原来忘记了吃晚饭。贴到保养库里已经是13日的凌晨两点半了,我活动了一下过度劳累的身躯——走上了决定我几十年命运的第一步。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夜多么凉爽啊。  5 K/ S/ E, w) ?5 y

1 N8 d9 B2 E8 x如同《乘胜前进》的出现曾使揭发“史家朝廷”的大字报全然不见,《我们的看法》贴出后,也使保养库出现了新的沉默。甚至继续拥护《乘胜前进》的也大大见少了。(当然我们设想的支持者也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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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9 M' k; s! T1 {* H这是一种令所有人吃惊的沉默,尽管它只持续了两天。  , N) @$ V( e) B9 N' W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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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上午沉默即被打破,一个姓张的电工第一个贴出了《你们向谁开火?——评陈董的大字报》,随后,署名“老工人”、“党团员”以及“科室干部”、“某某团支部”的同类大字报疾风暴雨般地朝我们袭来。铺天盖地,一连气整整四天。于是《我们的看法》成了“不折不扣的大毒草”——这是前些年对于右派观点的典型将叫法,“陈董之流”成了众矢之的的两个名字。甚至还在大字报林里还出现了整整齐齐的黑体字标语——“坚决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不久前这样的标语讨伐过的邓拓、三家村)霎时间形势又一边倒了。突然间,我们发现自己也成了异类,甚至连给“史家朝廷”写过大字报的人也不愿意和我们多说一句了。形势的发展竟然超出了我们的估计。  9 D% P( T, l8 k( H, Z. b+ _- _

% k& A* Y" X1 v, b我们开始感到了不安,甚至说害怕也不过分。当显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口诛笔伐”杀向我们时,我生平中第一次感受到那可称之为“政治压力”的东西,好似紧箍咒突然降临在你的头上,严重时甚至使你无法行动和思考。那几天我耳朵里一直重复着响着一句话就是:我们怎么会反党呢?!我们怎么会反党呢?!而且更觉得委屈,我们只是对总支书记的大字报提出了批评,人们误解我们了。但反过来又一想:车间揭露的不是事实吗?党中央的指示也明确呀,为什么我们一结合,就成了“ 过街老鼠”了呢?难道对此不管不问就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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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茶饭无思,为了不去食堂就吃剩下的泡饭,甚至连咸菜都没有。我噩梦连连,甚至还梦见过把我们拉到邓拓身边一起批判,(也许这是我一直存有《燕山夜话》的缘故。)这时做什么都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只是并没有认为自己全错了。  # R$ t: _5 y0 L/ I0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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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然在展览会上班,只是最近的工作进度差了。好在我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他们说,要说当头的欺负老百姓,哪儿都有;可你们场太厉害了。事后大家还都不断地问我发展变化,场里出现了围攻的形势后,朋友们也都同情地安慰我,当然也说不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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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手的《人民防空图》很快地竣工了。它是整个展览结尾部分的一幅大画,而且也是一幅领导满意自己得意的作品。它是把本来图解防空演习的过程,巧妙地转化了一幅人物活跃、色彩新鲜的风俗画。展览会接近了尾声,那天午饭前,负责人通知大家,下午区长要来检查,要大家手里抓紧点。  
( e7 K9 k, K, D6 r  n5 D下午区长如期而至。他姓张,是位很精神的老头。作为人防工作的主管副区长他在负责人的簇拥下到各处看着、听着和问着,不时地还夹杂着几句笑话。随后他在已经裱糊好的《人民防空图》前面停了下来,仔细地看了半天。接着问,这是谁画的?我被叫到了他的面前,一时有点摸不着头。他见了我就问,你几岁了?21岁。他接着说,好时候,你在哪个单位呀?我回答了。区长说你的画挺好,人的动作,神气都挺活。然后又叉起手来,后站一下看了一会。最后他主动地和我握手,鼓励地说,希望你继续努力,为人民的美术事业作贡献。  * u1 b: {. [& p2 T" c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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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使我很激动,也很温暖。突然间冒出一个念头:要不就找他谈谈?在他即将离开展厅的时候,我疾步走过去说出了想法。他问什么事?是展览会的事吗?我说不是,是私事,不,是公事。好吧,你下午四点找我去。我还没弄清结果,他已经走了。我看看表,这时是两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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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楼下的秘书只问了一句就准许我上楼了,我踏着那咚咚作响的干净木楼梯,心想还是共产党的区长!见到了区长,他客气地让了座,还亲手给我倒了杯茶。然后谈话开始。我把场里的情况尽量简练可还是重复了不少地说了一遍,随后递上了我们大字报的摘抄和魏志远大字报的全文抄件。区长取出花镜看了一遍,又重看了一遍。  . R- e/ E9 v1 h

6 E" w; h7 z6 w8 ~' {2 g等待中,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  6 J7 b0 N$ v! Y5 B5 ]. S2 S

1 M( d! i9 v# d0 P- Y% Y" K+ ?区长开口了。你啊,和我家的二小子一样。说着他点了颗烟,不慌不忙。他说,你们书记的大字报我看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年轻,我看愿望是好的,可情况不一定那么严重。我们家的老二也爱写写弄弄的和单位领导搞不好关系。他的话使我的耳朵嗡了起来,于是我用几乎不是自己的声音说“史家朝廷”的问题。可区长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这个不一定那么严重,再说情况由组织部门掌握,群众写大字报是权力,可事实不一定那么准确。我看……他给秘书拿来的文件签了一下字,继续说,我看不要想得太多,要学习一下主席著作,要相信党的领导,你说对不对?我怎么会说不对呢?告别时还记得区长说,有事再来。  " f/ F) Y! r, _4 x" b- R

7 D( w0 ]9 q  R6 T  b我回去向宿舍的哥儿们叙述了区长的接见。他们开始振奋,你能见到区长了?后来也失望,你还怎么办?我虽然对区长的礼遇而感动,但是并没有接受他的观点,也许他还是不了解情况。可我终于是个不轻易失望的人。于是继续找到了市委。  / V- k4 t4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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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隔了一天,转天下午三点半,当我从市委大楼里出来的时候,甚至微笑地向年轻地警卫点点头,心里充满力量,还几乎有点神圣的感觉。开始根本没想到这么顺利的就得到接见。而登上那宽大平滑镶有铜线的石头台阶时,我想到的是否会重复一下找区长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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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我的是市委工交政治部的史处长。50多岁,山西口音。有了白发,但是衬衣插在裤子里显得很年轻。办公室安静、宽大、但却不很明亮,似乎本身就带着一种级别的威严。处长也很客气地打开他的铝制半自动烟向我让烟。  # \* E% I' T( Z# f. u1 G$ o  F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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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介绍情况比较清楚连贯,而且时间也不很长。  $ u* O6 K  _3 `$ `

9 h/ b2 ]0 @8 N: ?# z6 h" e处长听完介绍,拿出记事本,又重复地问了我一下提过的场里的人名和事,并逐一记下。然后又仔细地问了我的个人情况,问到成家没有,我都不好意思了,可是很温暖。随后他开始表态了。  ! e2 x' H# 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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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你们有问题,能到这里来反映,说明你们是相信党的,相信市委的。我听了心里一热,然后继续听到,你反应你们场的问题,我已记下,随后就向领导汇报。我想说没有说出来,您不就是领导吗。处长又说,不过为了简单一点,你能不能回去尽快写一份材料,然后交给市委好吗?我立即回答,两天内我就交。不用忙,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处长和蔼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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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 Q4 J# L! r. }, l处长的话似乎融化了我身上的什么,望着他的眼光和白发我有一种受了气的孩子见到家长的感觉。于是说,他们说我们是牛鬼蛇神怎么办?处长的眼光更柔和了,那你们是吗?小陈,我和你说,你们首先要相信自己。自己会反党吗?当然不会。那就要有信心,凡是符合党的利益的事,都要坚决地去做。再有也要相信时间,什么事都得有个过程。好事的发展,坏事的暴露都是这样,太着急了不行。最后,还要相信群众,从长远看,大多数群众总会看清问题的,在一个时期内,有些事还需要等待,需要做一下工作。你说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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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干部的态度和素质都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他的话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人生如箭。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1980年了。他那时被派到我们运输公司监察落实政策,人显然老多了,可是还给了要求平反的我一定地帮助。  & m+ H: _( N' l6 o8 ~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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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来到展览会时,负责人说大家休息两天,筹备工作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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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0 f  S' ]& j/ K7 C我回场后宿舍里的哥儿们一片欢欣。而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更给我们直接带来了力量。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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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脑袋是花岗岩做的。他们不准群众革命,不准群众写大字报。群众写起来了,他们将就利用他们的职权,假借种种名义,组织保皇派搞反革命的大字报,企图围攻革命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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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0 ~- \; S8 A# c1 ]很快,这篇社论就被一个年轻的哥儿们摘抄到了保养库,一会引来了一大群观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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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恢复了自信。随之就想到了下一步怎么做。那个晚上我们几个人在美术组里研究材料的时候已经近12点了,突然发现有人进来,吃惊中一看,竟然是我们这个运输场的最高领导——场党总支书记魏志远!这个见面使双方都有些不自然,魏说他是今天值班,看见这里有人,就过来看看。我们呢?也是以宣传工作为名,敷衍搪塞。魏很快就走了,屋里的人们却有些担心,甚至联想到可能受到的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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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 X, e# I1 J" G) ]他们走了,我依然在想着刚才的一幕。特别是想到魏志远这个人来,想来想去,不仅无法说他就是坏人。而且还是一个对我很看重、很支持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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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在场工会帮忙搞宣传的时候,听他介绍过自己的家庭。在农村,亲属多为教师,可都是共产党员,算是革命家庭了。虽然和他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是他对我在场里的美术活动确是很支持的。记得他亲口对我说过,你也是我们场在美术方面的权威了!对于不善言笑得他,这话确实难得。尤其难忘的是在我和一位政工干部的争执中,他明确地支持了我,从而保住了摆在礼堂舞台上的我临摹的大幅国画——黄胄的《丰乐图》。政治处女干事廉保玉以“不突出政治”为理由、要求撤下的目的终于没有达到。后来接触多了,也还和他聊过国际局势,受当时宣传影响,我有一个“中美必战”的看法,他听了耐心地向我介绍许多打不起来的理由,一条条说得极为耐心。1966年初,正是新书《欧阳海之歌》的阅读高潮。人人都想买,可是印出来的不多。只有少数的分配到了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我们场里仅分到一本,就在他的手里。我那时也是一个“欧阳海迷”,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向他借。为了不被拒绝,我只要求一天。结果他笑着把书给了我,说两天吧。……  4 e$ U) h; o, g1 W

1 l% ~  ?4 @- H; l) [8 T/ g( e( {应当说,在决定写《我们的看法》之前,我也并没有忘记一个场里的一把手对于我这样一个车间工人(充其量有些特长)的特殊看重。不过这些比较起他们对于“史家朝廷”的包庇来比较,就显得要退居后位了。“嫉恶如仇”是我们祖先一直在弘扬的道德理念。何况,我们对他的批判也不过是他的错误而已,尽管有了后来的围攻,我心里也没把它当成坏人。只是觉得他的错误必须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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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R& f. x7 f/ B5 Q转天,车间工会主席找到我,说是小组太忙,你先回组干活吧!是工人,就得干活;可这次下去的用意也太明显了。我对这个报复感到轻蔑。    o6 h6 A# V3 V- y" j&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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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隔了了一天,我就把我和董宜德连夜赶出来的材料交到了市委的收发室。正当我们感到已经恢复了自信和力量的时候,报纸上又刊出了广州女学生刘肖芳的事迹。这位普通年轻的女学生在和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蔡三坚的特殊斗争中,展示出的坚强勇敢使我们血脉贲张,也表明了当前阶级斗争的基本模式——反党的阶级敌人就在党内。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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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 f/ R) o8 d" C% X) Q* H# k我们很顺利地写出了新的大字报《关于史荣组的问题——二评‘乘胜前进’》这样就把问题的实质挑出来了。值得回顾的是我们是在中苏分歧、国际大论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一直把对于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评”奉为战斗的经典。后来发现我们这篇大字报居然是对于二评的模仿,二评的标题是《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真的是模仿吗?没有。生在那个环境里的人也许都有个“集体无意识”(荣格语)。我们的这篇大字报这次没有再次遭到围攻,反而又出现了和我们观点一致的年轻人,高树田、冯连成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虽是引证毛主席的语录为题,可在我们有过被围攻经历的环境里,就显示出一种大无畏的气概。这样,我们就形成一个年轻的小团体,最大的也没有三十岁,小的只有十八岁。我们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启发。在我们之间出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极为纯真的情感——当时就称为“战斗的友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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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P- ?' O! @9 P2 w5 K$ {就在我们感到充满信心的时候,车间又出现了一张新的大字报。题目是《质问魏志远,拨开褚忠良的画皮》,署名是复员军人姜玉江。这显然又是一个更为敏感的话题,虽然大字报的篇幅和写法都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可他揭露出的问题却一点不亚于史荣祖的程度——现为车间车工组车工的姜玉江提到,他在部队时作卫生员,复员到七场后分配在保健站当医生。因发现保健站站长王某把场里的药偷出去卖,于是就向主管部门的领导——人事科科长褚忠良检举。由于褚与王某合谋,不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使自己受到迫害,多次遭受无辜批判,致使近乎神经失常的他最后服安眠药自杀,后经抢救未遂。事后一直向魏志远反映褚的问题,可是几年过去,没有一点结果。于是,新形势下提出了这个陈年的问题。  ' R" z/ q. e2 C

6 p1 X( H2 b3 o  z姜玉江的问题,虽然表面上没有人呼应,也没有人反驳,可是它却更深地暴露出场里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由此人们也就更加联想到以前揭发的问题。虽然他的话,特别是许多细节,也还需要印证和确定,但是他曾经的自杀事实,使人们不会从根本上去怀疑他。而姜玉江的大字报却引起了我内心的很大震荡——就是对褚忠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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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文的开头,人们就会记得这位现任的车间书记对我的信任。而他一次露出的据说是被日本鬼子打得伤疤,更使我对他有了亲近感。如果细说,我在此前还由于个人的原因和他打过交道,而且得到过他的帮助。那是1963年,作为在职工人我准备报考河北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招考方的主要要求是具有高中毕业文凭或是高中文科的同等学力。而是否具有这个“同等学力”就需要单位的证明,我找到了人事科,一位高中毕业的办事员表示证明无法开出,随后对我说,你知道我的学历吗?我不甘心还没考就失败,于是就找到了人事科长褚忠良,对他说我有高中文科的学力,他说,那怎么证明呢?我随后就拿出了一份清单——那是我读过的书籍目录,足足有200多本,交给了他。仅仅隔了一天,我拿到了需要的证明,而且在考试时冲进了复试。那以后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感恩之情,特别是他来到了车间之后。就在我们贴出了《我们的看法》的大字报之后,对于场里某些领导有了怀疑的时候,我也曾几次想过找他聊聊,甚至也还想得到他的支持……可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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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难以形容我当时的感觉,后来想起了一句话——就像吃了荤油似的。接着我又想到了魏志远……但是后来无论反复,却都盖不住一点最基本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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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普通小老百姓是绝不敢轻易诬陷官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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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这个小圈子里的人却没有那么多地思想负担,最年轻的哥儿们直截了当地说,我看褚忠良和史荣祖是一路货色!随后还送来了周日的电影票。我们——一共五六个人,来到了音乐厅(也是影院)观看苏联革命传记片《斯维尔德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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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吃力地把挂在灯杆上的一双靴子够下来后,发现竟然是一双纸做的鞋!周围的人笑了,影院里的人也都笑了。他就是斯维尔德洛夫,年轻时竟是这样!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身材瘦小的革命家,看着他从湖底上打捞印刷机,看着他充满自信地摇着铃登上议会讲坛,看到他出任全俄执行理事会主席。也还肃然起敬地看着他身边那位身材纤秀却意志坚强的女战友。这位仅仅活了33岁就在自己的岗位上“燃烧尽了的”(斯大林语)革命家,激起了我们特别的敬意和情感。散场了,我们久久不愿离去。回场以后,我在日记里写道“真是一堂生动感人的政治教育课”。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还一起看了《列宁在一九一八》、《伟大的公民》,以被内部敌人暗杀的斯大林的战友和接班人基洛夫为原型的沙霍夫,一样感动得我们热血沸腾。(一年后,斗争反复时,看这些电影也成了我的一个“预谋”。)  + \) D! O' T, Z* K&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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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K  O5 g" l! t& y1 O 6月30日 ,是我的公休。一早晨我推车来到了海河边。这个想法在几天前就定了下来。什么事也不做,就是到河边来吹风。  * V4 A0 Z% M9 o5 k: L) q+ |- Q6 M& d) v

: V2 X+ U7 o' F/ r* |河面上清凉的、带着海腥味的风阵阵地吹到了灼热的脸上。有一种难得的平静和舒坦。你好,海河!眼睛望着那波光粼粼的河面和人来车往的浮桥。我是喝海河的水长大的,海河的儿子!突然想起了这个响亮的字眼。随后脸就有些发烧,我不配。说起来真有些蔑视自己,就连场房后面那窄窄的月牙河都没有游过去,更没游过海河了。可我现在不也是顶着风雨破浪前进了吗?想到这,心里又平和了起来。  % Z, ~4 k+ C/ E% \1 \6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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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拖着很长一串木船的汽轮开了过来,突突地冒着白烟。过桥时还呜呜地叫了几声,声音清亮又刺耳。我望着宽阔的河面和远处的帆影点点,好多了,心里想。解放前母亲上班就是过摆渡,大风里有时竟然要过两个钟头。我想到了不久前在“六号门展览会”看过的一幅照片,那是一张外国人拍得异常清晰的海河两岸,到处是窝棚、垃圾,满目疮痍,我想起了这个字眼。可现在才解放十几年,变化多大呀。今后还会更好,我望着海河岸边整齐的白杨树,十年、二十年后这里还会变成一个大花园呢。由于工作和学习,我好像和海河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初中毕业到上班,我每天就从河西走到河东,然后又从河东走回河西,没有自行车,也没有合适的公交车,十几岁的我就是靠两只腿走来走去。后来住场而且上夜大,却又是是每周三次地穿过浮桥,下课后坐车经过北安桥,跨回海河,再倒车回场。因此在1965年家里给我买到第一辆自行车(而且是新型凤凰)的时候,是多么高兴啊!    r3 R$ }+ n%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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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这条河的来来往往的过程中,在文化宫和业大的美术学习中,我的眼界开阔了。法国印象派的绘画和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使我这个运输场的小工人,充实而富有。那个温文尔雅的带着夹鼻眼镜的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很快地就成了我的精神偶像。在现实中,场里的重视特别是对我创建美术组的支持和社会的承认(市总工会宣传部长在职工美术创作会上的表扬是一个标志),也使我看到了眼前的一片玫瑰色。自以为找到了生活意义的我,充满信心地在奋斗着。  0 y; `( Q6 J! S+ W

- u( n. i& \$ ?/ A  _但是在王杰、焦裕禄的事迹之后,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却成了我的新偶像——他就是舍身救机车的欧阳海。在读了人民日报转载的《欧阳海之歌》以后,他逐步取代了契诃夫在我心中的神圣位置。我由衷地真诚地看到了自己的新世界。原来的一切都显得有些退色。  + a, Y' y( i; `# `# _%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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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为赶上的时代而自豪。从小到现在,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影响下,我和我的同伴们一直为自己没有赶上刘胡兰、董存瑞的时代感到遗憾,甚至连出了黄继光、杨根思的抗美援朝时代也没赶上而惋惜。(我从小学二年级就通读了全套的《志愿军英雄传》,不仅知道邱少云、罗盛教,而且也还知道杨育才和张渭良)而现在遗憾消失了。我们也开始战斗了,但确是和“不拿枪的敌人”战斗,最高领袖还是从秋收起义到打垮国民党八百万大军的毛主席!想到这里,我的眼睛有些发热。对于在围攻中被说成“阶级敌人”感到了鄙夷和不屑,我这个靠助学金上学的工人子弟,一度最真诚的愿望就是工作后,再把它寄还给学校。直至今天我能上夜大,可以说是共产党给了我们一切。这也就是我们的“阶级意识”吧。  - w/ x0 C9 q+ J3 i

* B" R9 ^" l# _河边的树叶一片沙沙声,逆光里的叶子真美。望着这行可爱的白杨树我又想起了令自己心驰神往的画面和画家,《喧闹的绿茵》、《春》库英治、札尔达良、格力高利斯库……心里总有一种要向他们告别的感觉。就像是和亲人告别一样。  1 H# o% M2 d6 a- l'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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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的日记很简单,只是把白莽翻译的裴多菲的名句稍微地改动了一下——  / B# T. m6 |6 c# F2 u

4 J* v! H  _: b" O/ a0 m爱情诚可贵,艺术价更高,若为真理故,二者皆可抛!  - s* Y# R! N: @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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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又把自己所写、而且有十几个青年人签名的《七一抒怀》晾干叠好,准备天亮就贴到保养库去。随后就稳稳的睡下了。  + c' x3 Q% m8 l6 x: l6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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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六月的最后一天正在消失,新的一天就要来临了。. O2 W  p' V! 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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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66(二), h6 `9 U. P9 k6 x) r# M, W1 ^0 v
作者:金色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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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A) S6 {0 K- r0 w            八月骄阳  0 q& U( N& H9 v, u' x4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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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A7 k; j( V0 {# p& A4 y六月的风刮过之后,七月场里进入了一个特殊地平静时期。我们的反击大字报再次出现但出乎意料地没有受到围攻,其他的大字报也减少起来了。好像六月里的热潮只是一次偶尔的光顾,一切似乎又在恢复原来的面貌。形势真的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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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O, b$ S+ ?; |, q) T2 j变化还是有的,只是在悄悄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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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7 j4 H) E; v- @8 W+ @- Q7 t七月初,从市里和局里就先后下来了两位都姓杨的调查人员,凡是六月里比较积极的人,都找到去谈话。而不分你站在哪边。我们几乎都被叫到了,而且也愿意借机宣传我们的观点。他们的态度是少说多听,耐心诚恳,没有我们估计或是见到的那种官老爷态。只是后来他们走了,不知道结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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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2日 ,场里召开了一个参加人员很有目的性的一次大会(其特点是,我们这些给场里贴了大字报的人员都设法找来了,比如一般党团员被通知开会,可这次还加了工会委员,那样我就也参加了)。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个文件——内容是有关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安排,简单说是目前转入学习阶段,四大暂停,运动要等到与四清结合。随后,又传达了天津市市委书记万晓塘的同题讲话。传达完毕,我们这些来听会的就清楚场里的意图了。可是领导们意犹未尽,还要借题发挥一下。在事后的分组讨论时,我“正好”和二把手、场长路明桥分在一组,平时言语不多地路场长这次却谈兴很浓。在重新复述一遍文件精神之后,他接着就对万晓塘的报告表示赞叹。随后就自问自答地说,有人说为什么万书记讲话和中央的精神那么一致?那就是领导和组织的政策水平了。接着话锋一转说,任何人都得服从组织。可有的人偏不这样,自以为是,结果又如何?我看有的意见作用不好不如不提,提意见也得有事实,乱扣帽子可不行。他暗示的是谁在场的人都是清楚的。在他的的带动下一位老党员发言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你不能只相信毛主席一个人。言外之意是很明显的,你必须无条件的相信各级党组织,特别是本单位的党组织。我开始发言了,我说各级党组织应当相信,可是也得看他们是否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不能一味地无任何条件地服从。路场长当即反驳我说,在场党总支没有解散前,我必须服从他。我也立即回答,如果你在北大呢?无论陆平多么对抗党中央你都服从吗?场长语塞,竟然说出了“我是扶舵轮的出身,不懂得那么多理论”。我说,我虽然进场年头少,也算修舵轮的,可无论干什么都得学习毛泽东思想。对不对场长?接着,主持兼记录人就说,讨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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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y0 _- ?; R; A$ Q9 P. H# [3 A会后,我们参加会的伙伴们碰了一下,一致认为,斗争只是转移到了新的形式,谁也不会结束——首先是场里,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这些“犯上作乱”的异类的;当然,我们也盯住了他们的问题。而随后局调查员继续找我们谈话,又使我们感到运动不会“黄鹤一去不复返”的。但它在何时再来呢?  * \+ E$ b% W3 x- ]$ `

! D) _1 n% f6 [4 S* ]/ B1 H/ L一天我歇班回家途经一个木材厂,一阵阵地口号声使我不由得驻足而听。很像是声讨大会,可离会场太远,终究听不清楚。我立即感到,这是运动没有结束的一个证明,于是马上联想到了我们场中途搁浅的运动,几时我们会有这么一天呢?心中泛起一阵激动。但是再一想,我又冒住了另一个念头——那个厂要是领导组织的斗群众呢——对那些给领导贴了大字报的,再抓些籍口?想到这里,又好像看见了铺天盖地围攻我们的大字报。心里有些黯然了。但是,转念又一想,革命者是无私无畏的,无论会遇到什么打击。当天的日记里我记下了这时的心情:“也许他们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来斗我们,这我吃得住吗?但是扭头一看,一幅《青春红似火》的电影宣传画出现在面前,伟大的王杰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不怕粉身碎骨,而我们和牛鬼蛇神斗争时会害怕斗争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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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会不会害怕,还需要看实践。然而感谢老天,终究没有走到到这一步。——其实,据后来多方调查证实,我们特别是我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场领导的极度恐慌和仇视,他们整理了围攻大字报的材料并加上对我日记的歪曲,已经把我内定为“极右分子”,——完全按照1957年的模式,并且已经上报,还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和“反动资本家”刘宏海同台批斗!——如果这一切如他们设想的那样实现,那么当时20岁刚过的我,未必可以承受的住那样的灭顶之灾——说不定在灾难来临的最初就会逃避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轻一点也许会是精神错乱。然而1966终究不是1957,这就是我的幸运。这也是我走到今天的一个起点。  0 A( }# ]* d) o2 ?. m4 s4 k

  y1 Q; a3 A7 k6 v/ {, `$ T# F  Y8 S0 M斗争确实没有结束。很快,6月里贴过大字报的姜玉江找我来了。对于这个曾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深受迫害的复员军人,我满怀同情地接待了他,而且也想在了解事实的过程中核实某些细节。姜玉江来自农村,文化不高,表达能力也不强。可是在他的哭诉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他的巨大委屈。而且无论如何,对于这个因侥幸才有第二次生命的人,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作假。反而按照当时的社会氛围认定他受到的迫害,不仅仅是褚忠良对于他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阶级报复。至于褚的工人出身又如何解释呢?那就是蜕化变质了。姜玉江的泣不成声逐步使我转化成一种新的情绪——那就是对于褚忠良和他的包庇者魏志远的恨。而且认定,这就是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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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x" y0 d8 t- d  @" k' U然而就在此时,场部的一纸调令把褚忠良由保养车间调往场工会担任主席。这个特殊时刻的特殊调令显得比过去的任何调令都引人注目,不懂得组织原则的普通工人也都看得出:调令一是使他离开保养车间这块敏感危险的是非之地,二是表明这是一种信任的升迁。在对他的问题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场领导再次显示了他们的权利,这是对于一切反感和怀疑褚忠良的人的威慑。多年来他们一向认为工人只有无能为力和敢怒不敢言。可这次,他们为自己的判断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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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H/ ]3 m/ `姜玉江的经历使我们都很震惊也很气愤,我们表示愿意帮助他解决问题,至于什么时候,那就不好说了。记得当时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就是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革命不革命的唯一标志就是是否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就是我们必须要和最基层的工农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因此,在姜玉江之后,我也主动地找到了一些老工人了解情况,他们也都很愿意接待我们。他们谈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往事,无一不使我们感到文革势在必行。特别是直接受到前车间书记史荣祖迫害的老师傅汪义祥的控诉更使我们心如潮涌,他谈到无意间发现史和某女工的暧昧关系之后,他的厄运就接踵而来。他不愿意逆来顺受,开始向场领导反映,结果是迫害在继续;找到了公司,依然不解决问题;最后找到了局党委的一位女书记,开始也接待,可过了好久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于是文化不错的汪师傅连续给女书记写信,一封、两封、八封、十几封……终于书记回信了——他就把原信交给了我,我一看开头就是:你的信我都收到了,全交通系统4万多人,不见得你的问题最重要,最当先……结果当然还是没解决。一路告状,使他从满怀信心到彻底失望,一口气下来全身浮肿。一连歇了四个月。望着他那依然没有彻底恢复的身体,我更感到自己路的正确和下定了更大的决心。  $ y- E1 A; q- K#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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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开始过的运动好像有一个巨大地惯性,它的突然停止(转向)倒使人们不自在起来。想到生活不能有空白。我便开始重操旧业——恢复了美术组的活动——它一向是属于场工会松散领导、由我直接组织负责的业余小团体、目的在为场里搞宣传。这次画笔重操却使我意识到,它和以前历次给场里搞宣传大不相同了:过去往往是场领导或工会直接布置,干好了还要表演鼓励一番;然而如今,你宣传搞得再红火,干的再玩命,也别指望任何领导的肯定和赞许了。想到这, 自己却又增强了一种自立意识:我们不是为你们干,是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为了教育群众。于是我开始临摹一套舍生拦惊马献身的英雄战士刘英俊事迹的挂图,原作是水墨画,非常生动。我想一定要画得更好。然而没有想到落笔不久,突然感到手生得很,本来一下子就能勾出的轮廓,几次都不准。一想,毕竟是两个月没摸画笔了,这是多年是很少有的事,若这样下去水平要大倒退了!这使我心里一惊。但一转念又仿佛看见张思德、欧阳海的笑脸在望着我,还有刘英俊那英俊的面庞,我又心神安定了。一切看人民的需要吧,我相信还会有重拿画笔那天的。  + U9 x' @; J9 z1 N  O0 H

. ?' }5 `6 R2 A7 W) C" U& }2 j没想到,这天却来的这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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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7 a/ x: ?; B5 s% S( E时间到了八月,表面上依然是平静。这暂短的沉寂说明双方都在观察和等待:谁也说不准明天会有什么情况。可社会形势在继续发展。月初,人民日报刊登出武汉著名杂技演员夏菊花和工作队的斗争的事迹,她为了维护真理“宁可上断头台”的事迹大大地激发了我们,她的“两不怕”更是对我们的直接启示,而他得到了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的支持更使我们振奋。与此同时,天津也在动,尽管有一个文教的范围,有一个市委指定的批判对象——一个叫王金鼎的文教政治部主任(就是后来讲被“抛”出来的那种批判)。同时被抛出来的还有南开大学的娄平、吴大任这些“黑帮”,可群众的理解不会就在领导人划定的圈圈里面,市委前的大字报和前去观看的人群不断增多。密切注意动向的我们,还在市委的机关刊物《支部生活》上看到了我们希望和等待的消息——无线电一厂的革命职工在市委工作组的领导下,和厂里的“黑帮”(指被打倒的原领导)斗了起来。这不是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范例吗?我们开始怀疑场里七月传达的文件的准确。这时也许全国都在问——文化大革命还搞不搞?很快,就都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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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可那个晚上依然显得那么清晰:这天是8月8日,我们几个伙伴坐在场院里一辆旧轿子车里乘凉,聊着聊着,从远处传来广播声。由于相距较远和风向变化,这声音时隐时现,可是偶而听出的词句和段落却使我们感到激动和振奋。大家不聊了,都用耳朵仔细搜寻着远方的声音,什么“一批本来不大出名的青少年”、什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警惕有人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这样极为新鲜的提法。大家还从中国第一播音员夏青那熟悉的男中音里确认到了广播的重要性。  7 f3 W9 Z3 G#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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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收音机、半导体在当时并不算普及(更谈不上电视),我们很难向今天这样能立即确定这条消息。但从已听到断断续续地内容来分析,都觉得可能是一篇极有份量的社论,甚至比社论还重要,那是什么呢?在欣喜和企盼中我们都没睡好,记得夜里在宿舍醒来我还想起一句。然而第二天——  4 p" E1 `2 Y  E0 U, R$ H% k

" Y) Y* Y6 B9 Y3 E《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栏套红标题赫然出现在所有报纸上。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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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 x) M* M$ ^+ J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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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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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警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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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随之被称为“十六条”的文件,就是我们昨天听到的声音,它真是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记得当时我和何少然拿着报纸,几乎是跳跃欢呼着跑回小组。“十六条”立即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它似乎是我们近两个月来一直在等待着和盼望着的最重要的文件。  * ~9 }/ [1 c1 U(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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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7 u  X6 O2 ?( q3 v! o

) G) u9 c; @  [( L( @* f/ m读完十六条以后,我们这伙年轻人的共同感觉是: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来了!两个月来一股说不出的苦辣酸甜,一下子涌上心头。接着,8月10公布了毛主席来到北京中央群众接待站时的最新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深信: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掀起高潮,我市、我场的运动也将随之掀起,而场党总支前一段的阴谋也会暴露无遗和走向破产。大家根据“十六条”中把党的领导对运动态度对号入座的认为我们场属于第三种情况(即怕群众)、而且又有随时往第四种情况(抵制运动、镇压群众)过渡的可能。一位由司机转到内勤的张希民说,这十六条就像十六面镜子,把咱场的情况照的清清楚楚。我们深信十六条的公布必将给我们场带来巨大的变化,甚至一度想把十六条用大字报抄出。如今两个月前的造反者都充满信心,而场里的大多数中间派也开始关心运动。同时,大家也都看着场领导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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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里的态度却是若无其事。    A* y0 z3 o! 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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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以“突出政治”为口号,而且特别善于布置繁琐讨论学习为能事的场领导这次却一反常态,一连好几天装聋作哑,不仅以看电影和安全讨论来占据学习时间,而且多少天来全场连一条拥护十六条的标语都没贴。很显然,这是被吓呆了的党总支的变相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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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被激怒了。而当时红旗杂志社论抨击他们“从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发展到反对群众,压制群众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面貌,还又给了我们极大的斗争勇气和力量。8月12日,也就是十六条公布的第四天,我们五个人(董、李、高、冯和我)在食堂醒目地贴出大字报《这是为什么?》直接了当地对场领导地奇怪态度进行质问,然而党总支却依然一声不吭。  / B* ?( s3 l5 C.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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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已有一些学生来场串联,目的是联系车去北京。我们非常盼望他们来场点火和支持我们,记得正赶上星期六休息,我们就预备了茶水、脸盆和毛巾接待他门。转天,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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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4日 上午,我去医院看病,回场是看到门口有许多人在聚集。近一看有近百人在游行,大家打着五颜六色的小旗、呼着口号庆祝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我发现董宜德也在其中,深知他起了组织鼓动作用。我立即加入了队伍。队伍走到场门口办公区时,正在值班的党总支书记魏志远没有出来。我们就在厂门口停了下来,我和董宜德都觉得这是教育和鼓动大家的好机会,于是他就向大家讲话。从十六条说到场里的问题,从社会形势说到场里的态度,说得大家群情激愤,随后大家就显示力量般地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接着有人也让我讲话。除去没有准备以外,我还觉得这是进一步学习十六条的最好机会。于是我就取来头一天的报纸向大家宣读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对于最后一段,我念了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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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群众要拿起十六条这个武器,同本学校,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作比较。合十六条的就继续办;不合十六条的就要改过来;对于那些抵制十六条的负责人,就要揭发,就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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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给了更多的人以深刻的印象,不少人转变了对党总支的迷信,要不是为了生产大家还会继续停留,当时大家还都没有停产的意识。  1 O4 {* ]5 d1 v* T* \* b;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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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游行给了魏志远很大震动,立即感到这样被动地拖下去终不是办法,于是立即派车找场其他领导人(那天是星期日,那时家庭电话几乎没有),决定下午也组织游行,并立即准备。中午我去场工会取标语纸,碰到了魏志远,他似笑非笑地对我说,小陈,你们的小活动搞得不错呀!我说这是群众自发的,并随即质问场里为什么不学十六条?他答,我们下午也组织游行啊!我突然灵机一动,那咱们去市委怎么样?没想到,这句话对双方都是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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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们一些人,有基本人员也有上午游行的积极分子开始研究起对策。大家预测了下午的游行路线,并准备适时地把队伍带到市委,如果能实现,那末就可以像当时许多单位一样,当众揭发场里的问题了。我们根据上午的经验,认为下午游行最多三百人,而我们的基本力量通过检验起码会有三十多人,如果在游行行进中这些人抢去队旗、标语牌(估计持旗的人多不会抵抗),那就可以引导大家。想到这里大家都摩拳擦掌,准备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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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场方比我们准备的更充分。新任工会主席褚忠良亲自布置了仅仅绕场一周的游行路线,并指名挑选了十几名身强力壮而且非常总于他们的人担任旗手。甚至在拟定的口号里不准有“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当时最有实质性的口号。见此,我们只能放弃原来的计划。游行中,天下雨了,泥水中队伍仅仅在场附近象征地绕了一小圈,仓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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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F- S. K1 I, \' {( Z党总支的理亏心虚和拙劣手法,加上急骤发展的社会形势,使场内造反者的队伍无形但又迅速地扩大了。八月骄阳,灿烂辽阔,有如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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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p) F7 S事后党总支不得已装出布置“学习十六条”的姿态,但要求是:只许通读而不准结合本场情况讨论。这样他们的本意便被看得更清楚了。每天的小组会则成了我们这些青年进行宣传鼓动的极好阵地,许多群众深受感染。这不仅有我在的底盘组(锺文仁、何少然、高树田、冯连成都在此组),而且还有董宜德、王玉明在的修旧组,宫虎所在的配备组以及引擎、车工组等。场和车间领导也都感到了这种变化,为了保持影响,又布置了“评选学毛著积极分子”,本意在于抓住一部分听他们话的人,没想到我和董宜德却都被小组推选为候选人。我们很兴奋,这倒不在于什么“荣誉”,而却在于可以得到和各小组候选人接触的机会,从而扩大宣传我们的主张。这个没料到的局面,使布置选举的车间负责人极为尴尬和恼火,于是干脆撕下了“民主选举”的遮羞布,直接指定了他们早已安排好的五个人。可大家对他们的面貌也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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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h  L) M% c9 I( j- F% m然而,十六条的巨大影响还使场领导日益不安。到了8月17日,党总支再次传达中央文件,有意思的是参加会的居然还是上次的那些人,于是我们再次“荣幸”地成了场里的“骨干”。这次传达的中共中央文件简称“补充八条 ”,它的中心就是厂矿企业的文革必须“等四清”,和十六条的感觉完全不同。而负责传达的总支委员、场长路明桥要求大家“把补充八条和十六条结合起来讨论 ”。乍一听,还以为这八条是对十六条的补充。但是细心地一查,不对了,这补充八条却是 7月22日 发的中央文件。它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对于 8月8日 公布的十六条的“补充”。场领导害怕十六条格外重视这“八条”,其实质就是要以“等四清”为借口取得喘息机会。回想7月传达文件,这当然是故伎重演了。  , x; ]3 ^1 @" @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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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厂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到底如何搞几时搞,十六条也没具体说明。于是事后,我们开始给朋友写信询问八条传达的时间,后来觉得不及时,就骑车直接去找朋友,记得到河东贾沽道钢丝绳厂时,我的新自行车沾满了泥。可是得到的回答也含糊。于是又直接给中央文革去信,想得到解释。我起草了这封信,七八个人签了名。信刚寄出不久,在我们内部又展开了争论。  ( k& X6 Y; W* b3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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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看法是应按十六条所讲“一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由谁来搞?中央已明确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了,而那些明令被整的“党内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也当然不会“自身革命”,只有依靠本单位的群众了;另一种看法显然是受了“补充八条”影响,认为需要“等四清”。两种观点,争执不下,虽然多数(包括我)为前一观点,可后者却包括董宜德,也不好忽视。实在争执不下怎么办?只有找中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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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气盛的我们决定派两名年轻的使者直接去北京。事前由我起草了一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信,倾诉了我们的心情(这时已有十六人签名了)。他们带了干粮(这是现在无从想象的那个时代的产物),车费当然大家掏(记得我和黄勇祥掏出全月奖金)。当晚送他们到车站已经是夜里12点了,这天是8月19日过了立秋,天已有了凉意,可大家心里暖烘烘的,真有“送君送到大路上”的感觉,而两个年轻人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激情和使命感。就在这一天,全国报纸电台报道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在北京接见了百万红卫兵的重大消息。  . t! H4 T5 p  W3 A)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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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几时回来呢?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息呢?  - f1 X8 A'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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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T  p: w6 x2 y. r 8月21日 凌晨,在宿舍睡梦中的我们被叫醒,睁眼一看竟是去北京的高树田和冯连成回来了,再一看表才三点多锺。其实我们才分别四五十个小时,可这时却有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我们手拉手地去了美术组(它成了我们投入文革的基地)。他们进屋后马上汇报,说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对我们问题的回答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按十六条办!哎呀,这回答就是肯定了我们的第一种想法,至此连持第二种想法的人也不再犹豫。大家仿佛立即都感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兴奋极了,激动得几乎跳了起来。连这两个两天两夜没有睡觉的使者特仍没有睡意。当我们强把他们按到床上时,远处的天空刚出现了一片淡黄色的曙光,有如我们的希望。  ! V' s: x# c* n

+ K/ c% ]  p& g9 O. m: o不久,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有“问题”的不发)地发下来了,望着扉页上的毛主席画像,我真是心潮澎湃,我随即在第一白页上录下了他老人家的咏梅词——  + z7 Q' S' U1 }0 y

4 N, R7 A" L& U& d" K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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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是当时千千万万个的中国青年的共同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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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J9 v$ D1 y+ a) z3 i应当干的前提解决了,可怎么干呢?场里存在走资派欺压群众和镇压文化大革命的事实。而党中央和毛主席又号召我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开火,应当起来干是毫无疑义的。但是问题在于:怎样把我们少数人的行动变成全场多数人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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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仔细地分析了并归纳出以下几方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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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 I% c' a* m9 Z# }- [" G第一个是褚忠良迫害姜玉江的事实。最初在姜玉江六月底的大字报里提起此事,虽经多年,但终未解决。在群众里也有影响。我们后来又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更具体的情况,我们确信这是党内走资派迫害复员军人的严重事件,对他表示同情并愿在合适的时候尽力帮助他。而他也寄希望在文革中解决这起沉积多年的冤案。另一方面,场领导一直全力包庇褚,致使姜玉江多年控告不成。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今年褚的问题被公开揭露后,竟然又把他从车间书记提拔成场工会主席。这种态度不仅是对姜本人的进一步压制,而且也是向其它群众的示威。与褚忠良类似的“史家朝廷”史荣祖问题,影响更大,反应的人很多,受到迫害的也不仅是汪义祥一人。场领导的态度也是包庇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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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场领导自文革以来,组织围攻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性质恶劣、疑点极多。可问题是:在工厂里大家判断领导有无问题往往注重是否迫害好人,包庇坏人,或者是否有经济问题。而对组织围攻投入文革的群众这点(即后来讲的“执行资反路线,镇压群众”)却难引起更大的重视。这是工矿企业和文革开展较早的学校、文教单位大不相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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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3 s1 S1 d3 i" G2 D! a6 H) h第三点,此时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全面开展起来。红卫兵已杀向社会大扫四旧,许多当权派被纷纷罢官。这对我场群从肯定会产生大影响,况且 8月14日 游行表现出的情绪已经超过了我们的估计。  # P- J) `+ d2 h

: A1 k( I$ y; J7 X4 K. ?4 G# v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我们的结论是:在当前的形势下,若以姜玉江受迫害为突破点,强烈要党总支罢褚忠良的官,继而要求揪出史荣祖,必将能唤起群众、掀起全场的文化大革命。认识统一了,随即开始行动。应当说在这个八九个人的策划(这个词当时是贬义,如今说确是实情)中,我是起了主导作用的。  6 Y8 `- m3 ]  _4 F8 b4 q0 X! N+ E0 J

# C3 {: k1 |3 T( s; k: R行动马上开始:由锺文仁、高树田、何少然去串联观点接近单位的复员军人;我和何少然帮助姜玉江重写大字报,我对张的原稿稍加修改,由何少然抄写至深夜。其他人分别去各组发动群众写支持。  6 J7 }* r" j!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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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2日 早晨,姜玉江的大字报在职工来往最多的食堂醒目贴出,题目是《一个复员军人的血泪控诉》,除去叙述褚忠良对他的迫害外,还向党总支明确提出要“罢褚忠良的官”。一整天,食堂人来人往,议论纷纷。很多人都觉得场里会有变化,可是场领导没有任何反应。  8 K& m- l5 J3 ^) I7 f

9 K% R$ H$ O8 c0 ]. @4 S: V/ A第二天,天很热,一早晨就骄阳照人。食堂里赫然出现了十四名复员军人联名支持张玉江的大字报,明确提出“打倒褚忠良”口号,一下子吸引了很多群众,包括不少尚未出车的司机。接着保养车间许多班组“支持姜玉江,打倒褚忠良”的大字报相继贴出,大家不约而同的提出了限党总支“三天罢官”的期限。形势急速发展。  3 l+ t, _! S) L, T- G# X

; @/ {* v# S& Z( y- w; F对此,一方面我们觉得群众已经起来了,同时又感到面还需要扩大。于是我又帮助姜玉江写了《再次呼吁》,中心是向大家表明“对于第一次呼吁中所提到的事实,我敢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褚忠良对质辩论。”应当说,这既是对大家心中疑虑的一种消除,也包含着对姜玉江的追问。随后为扩大影响,我又写了一张题《分水岭,试金石》的评论贴出。当晚苏先宏等复员军人又将姜玉江的呼吁和他们对他的支持刻印,并散发到场外。  " k  `& y$ |/ h! m% @# J! E& g

0 W8 s2 g+ \9 z) v! P  n: v6 n6 i' W就在这天的下午,场里一反常态,突然又叫我脱产了——其实,这是对我在生产小组里在大家的支持下随意搞运动的一个限制,而我从表面上,也无任何理由拒绝。脱产的工作就是写大标语,学习贯彻十六条之类。这确实也是牵制我的一个办法,对此,我也只有走着看了。  & J' m* r/ B6 _/ g% W+ L& J$ X+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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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时间的临近,大家都紧张地想着下一步。  / C- \3 L2 A( Q8 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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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罢官能实现吗?党总支不答复怎么办?忙碌中我们脑子里更加紧张急速的运转着。我对此当时的想法是:借助形势,我们这两天要全力发动群众,若有外援更好;但无论如何,到了第三天,最迟到了25日中午到了期限时,如党总支仍不答复,我们就再组织群众队伍(我深信这次一定会比8.14规模更大,而且目标明确),到党总支门前叫魏志远等人出来。这个局面一形成,我们便以褚忠良、史荣祖的问题和他们镇压文化大革命的事实和他们辩论,这时一定会有更大的群众压力,那末就提出“罢褚忠良的官”的要求,至此文化大革命就展开了。应当说,这个设想布局大多来自我们在市委等处的观察,当时那里是全市文革的晴雨表。  / f+ Y/ Q6 N' F, t8 Y! n8 t' X- {

4 S# C0 T% B$ i1 J3 _# A然而,事实的发展却超过了我场任何人的估计。3 h+ ]% K7 u$ M) I4 C

$ v2 ]% C0 H; t9 n1 R3 h我的1966(三)* I$ C+ B: G9 J3 @
作者:金色年华! W- a3 |  z) f8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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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难忘的三天(上)   4 m5 e% h) t  |;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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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是中国当代史上永远无法抹掉的一个年份。曾有人歌颂它,更有人诅咒它;四十年过去了,有人还是记忆犹新、青春无悔;也有人耿耿于怀,意犹未尽。那是一个叱咤风云、改天换地的时代,也是一个山呼海啸、天塌地陷的时代。对于新中国第一号领导人的这个创举,有人认为它是反过来毁掉新中国,可也有人认为是为了把她建设的更好。也许,这是个永远无法统一的认识,是个永远难以弥合的伤口。但是谁都无法否定它的震撼:有如它结束那年发生的使24万生灵灰飞烟灭的唐山大地震,更像开始时一再宣扬的精神原子弹。如今,它已成为记忆,但不同的记忆又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这段历史至今是活着的。它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遗产。  4 P! e& i' }4 c' r, s

* J: d1 O5 c/ T) u- I) i那是一个已经远去的时代,但岁月的风蚀反使它变得清晰起来。然而,这并未改变它自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也许,人们永远无法了解那位东方巨人离世时的心情,但这并不妨碍了解他那坚强无比的意志和永不泯灭的理想。他坚持认为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可如今被肯定的只有第一件,而且第二件事还被认为损害了第一件事,这恐怕是他本人永远无法接受的。虽然他承认过第二件事比第一件事更困难,也承认过违心和失误,但绝不容否认他的本意和初衷。于是又有人把它称为乌托邦主义者,可试问:从圣西门到康帕内拉,从傅立叶到梅里,这些西方的圣人们,又有谁搞出过两弹一星、大庆、大寨,还有那山上凿出的红旗渠呢?  8 E+ E* M- l+ N( }

, |; [/ N% j5 i在人类现代史的黎明时分,有一件事总是我难以忘怀:那就是德国青年革命家乔治.毕希纳(他也是天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至今德国最高文学奖就以他命名),当初他把那永垂史册的“给宫廷以战争,给茅舍以和平”的革命传单散发给黑森大公国的农民时,不识字的农民竟然把他交给了警察局。然而比那位青年诗人幸运而且伟大的是,我们这位农民出身的东方巨人,由于毕希纳后人的启示,更由于自身的特质,却神奇地唤起了千百万农民,此后又再次点燃了亿万人的心火。因为人们都渴望共和国会在涅盘中再生。毕竟这是一道史无前例的大课题,社会前进的阻力不仅来自敌对者的顽抗、抵制,而且还来自革命者的局限和偏激。它自身有变形还很容易被歪曲,甚至被妖魔化。而最典型的就是把中国的1966,当成德国的1933。无论这些比喻者多么痛心疾首(当年的受害者)还是多么振振有词(后来的某些学者)但事实上都是想充当二十世纪中国当代史掘墓人的角色。虽然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比喻。因为它不仅是否定1966,而且在否定1949,甚至1921。这样它就在把一个历史巨人诬陷为一个历史罪人的同时,还肆无忌惮的把当年千百万满怀理想的历史活动参加者,等同于五十年过后依然可以追究缉拿的纳粹党徒。比喻者陶醉在这个比喻中,觉得既显示了“人文主义的激愤,又表明了历史家的深刻”。其实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荒谬和偏狭。他们是长城的摧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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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个牵动数亿人,绵延达十年的大运动中有曲折,有倒退,也有事与愿违;有血污,有破坏,有投机者,有野心家,还有发动者没有想到和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它终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而与其相似或是一脉相承的倒应是法兰西的1789——1794这个人类现代史上最壮观也仍有争议的一页。虽然砍下专制国王路易十六的头的断头台也砍下了化学家拉瓦锡那智慧的头颅,受害者中也有扎克.鲁这样的平民代表,但《人权宣言》的理念,共和国的构建和抗击欧洲封建主义的联合进犯,仍使它被历史定格为一面人类进步和解放的旗帜。至于涉及到当今不少人的利益和观念,全面评价中国文革仍还会有一段历史间隔,但据今也不会太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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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Z. z; d$ N  d/ h把文革发生的原因归结为领袖失误(甚至权力之争)和奸佞得逞的说法,非常流行而且影响极大。其实这仍是一种“小原因造成大事件”的例子,不知持这种观念的历史学家是否还记得普列汉诺夫的名著《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和黑格尔所抨击的把历史事变看成是“花大而梗细的阿拉伯图案”的幼稚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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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6 W& R5 E$ i2 L- Y作为文革的亲身经历者,当时无法通观全局,事后无法超越历史。但却能以真实的回忆和文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说明,当时中国到底有哪些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特别是下层),造成了这一事件的爆发。  * [. N! C+ ?/ n* |! a: e9 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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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言归正传。讲我永生难忘的三天中第一天, 1966年8月24日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天是八二五风暴形成的序幕。  2 Q* C$ _+ e# t4 [% J9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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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全国各报和电台一起转发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社论明确指出:“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批评上级和本单位党委是端正那些党委的领导。”“对于那些死顽固,死不改悔的,跨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也是好事。”这就取消了许多当权派保护自己、打击群众的一个杀手锏。造成了一个更大的社会氛围。  $ s8 e$ 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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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一早,我又要按照工会的布置脱产搞宣传了。回想六月底让我回组干活,我清楚这回目的也一样:阻止我参加运动。而如今通过“脱产”把我扣住也算一步狠棋。可我又不能拒绝,推托一下,还是拿起了写牌子的碗和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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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_+ V! b$ l! b6 x' q) H两天以来,特别是经过23日十四名复员军人的集体签名支持,食堂里支持姜玉江的大字报迅速增加。签名的人数已经二百多名,即达到了车间人数的一半,而且其中也开始出现党员,这在以前是不常见的。有的大字报还以罢褚忠良的官“期限两天”为题,向场领导摆出了通牒姿态。党总支无言以对,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大约十点钟,二十多名学生进场,表示要到食堂去看大字报。经车间工人介绍,他们找到了正在车间保养库前写标语的我,我同意立即带他们去食堂。但此时党总支派来的组织干事苏某某却过来找到学生,想把他们引开,同学们似乎一眼就看清了它的目的(也许是场里的工人告诉了他们),根本就不理睬他,继续随我去了食堂。  ; _  |# v9 ]. {' u) h) i9 m

' V. s- g  k% m车间也有不少人相继赶到食堂,在大字报前几乎一对一的向学生介绍起场内情况。人越来越多,不知谁找来了姜玉江,他就站到了食堂那宽厚的水泥凳上讲述自己的遭遇,说到被逼自杀时声泪俱下。这时食堂变成了群情激愤的会场,人们无不动容。苏某某被赶走了,然而在远处一个冷冷看着这一切的保卫股干部却引起了学生们的注意。几句对话,学生就说,看你这样就是保皇派,我们不听你的!接着我和修旧组的铣工王玉明即席讲话,我谈了两个多月的运动情况;王玉明介绍了保养车间的现状,动情时也泪如雨下。这时口号声在食堂大厅响起:坚决支持姜玉江的革命行动!一定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褚忠良揪出来!听毛主席的话,把无产阶级文化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学代表也讲了话,他们观点鲜明,语言简练,表示坚决支持姜玉江和工人师傅的革命行动。会场上大家亲切握手,热情交谈,都感到有一股暖流在心中回荡。  + r* ~8 E, A& E: _" t1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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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苏某某又出现了,只见他探头探脑的溜进食堂,慌忙在进门出贴出一张大字报。大家立即围拢上来,一看是以中共天津市汽车运输七场总支委员会的名义,对支持姜玉江的“何洪文等复员军人的答复”,表示“要对褚忠良同志的问题进行调查”。这迟来的“调查”,或者说党总支的退却,不仅对于形势没有任何缓解,反而给在场的人来个火上浇油。当时就有人在褚的“同志”两字上画了十叉,还有的人嚷,你他妈这么多年不调查,好几个月不调查,今天才查,你查个屁呀!很快“警惕党总支的大阴谋”这类的大字报贴满在“答复”周围。不久,就没人理会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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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4 Y3 P- l. v1 c时近中午,一部分工人和学生就一起来到我们美术组。这里窗内外都挤满了人,食堂的老工人还特意送来了防暑汽水。这时一些同学、记得最清的是一位郑庄子半工半读学校姓宋的同学,建议我们必须立即成立组织,加强战斗力。他说,否则别人找你们串联都没目标。在场的人都说对,但怎么成立却不是一句话的事。接着,我们就吃上说不清谁买来的午饭。可没吃几口,我突然想起应当去揭穿党总支以“调查”名义搞拖延的阴谋,说了几句,在场的锺文仁、冯连成、高树田也都有同感。于是放下碗筷,我们立即奔向场门口的广播站。当时也正值每天中午的例行广播,由于比较熟悉,我就把广播员(职工兼)叫了出来,随后我就开始对着话筒向全场做 “揭穿党总支对褚忠良搞假调查、真包庇”的广播讲话,虽然自己以前对着话筒也讲过话,可这样讲这样的话也还终是第一次。但这时不知勇气从哪里来的,居然就连贯地讲了起来。但几句刚播出,就有以团总支书记郑省民为首的几个人朝广播室奔来,然而被守候在门口的锺文仁等人牢牢挡住,并当即辩论。辩论的孰是孰非,已无关紧要,关键是我在广播室内已把话讲完。出门一看,许多人都来到这里。见此,我趁势跳上不高的墙头,又对大家重复了一下广播的讲话。由于有了呼应,我的情绪也更加高涨。事后多年,我常想起自己当时跃上墙头的一瞬,不知是否想过施洋、林祥谦,还是江华、卢嘉川……也许,自己早就有那样的使命感。再回到当时,讲话一完,我们当中最年轻(当时十八岁)的冯连成竟然把广播站封了,贴上了革命造反广播站的封条。  8 x6 ]. H! }/ 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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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j1 o5 ?* m8 P( q9 U1 \下午又来了许多学生和外单位职工,其中不少已了解了场里的情况,有的以为我们明天就要开大会,他们纷纷刷出不少支持我们的大字报和标语。而在场里支持我们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我们到处都会遇到赞许的目光和鼓励的话语。然而忙乱中仍需要思考,繁杂的头绪中什么是当务之急呢?我们想起了中午那个同学的建议:成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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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_' t) @  Q1 W/ z& U, V什么样的组织?一般的战斗队之类是难以适应现在的斗争形势了,只有依照十六条里所说的那样建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才可名正言顺。但又怎么选举呢?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要说在全场,就是在一个车间也不可能立即实行全面选举的,而根本的问题更在于党总支完全不会同意这样做。万一做了,他们也一定会自己控制起来(果然,一两个月后全国各地的“官办文革”就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怎么办?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自己起来成立一个临时文化革命小组。由哪些人组成呢?一定是在文化革命以来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其他方面也没什么大问题的。而暂时的人选也只能在车间里解决,至于正式的文革小组可以在目前已定下来的八二五批判会后举行全面选举,我们深信已经发动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的取舍。想到这里,我们决定立即成立临时文革小组。这些想法主要由我、董宜德和锺文仁栋确定的,并酝酿了成员名单,大家相互通过后,由我起草了临时文革小组成立公告:  1 O  o. ~/ v3 |- _(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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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我场的文化革命发展形势,现成立临时文化革命小组。小组的基本任务是筹备明天的批判大会。为此声明如下:  - h0 K2 Q" X0 j* s

, M/ m0 Q+ T' R# ?- t第一、         临文小组不是巴黎公社式选举的;            + ~" A7 K2 t9 X; Q+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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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其仅为筹备明日大会执行任务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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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B$ e+ U+ l. v" q   第三,在大会正式选举出文革小组后,临文小组自行解散。  " Z* X5 C7 {7 W6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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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5 Z$ K3 N6 N! l: n. g% e' ]" 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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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文仁  何少然  董宜德  陈风雨  高树田  冯连成  何世连  张新民  苏先宏  宫 虎  黄勇祥               共11人  , M$ ?% E4 b2 m# _1 y: 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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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文革小组       1966年8月24日 下午2时20分  ( ~( i6 c/ O. Q8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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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在食堂门前贴出,贴出前我给在场的百余人念了一遍,并稍作解释,大家热烈鼓掌通过。很快,车间各组支持临时文革小组成立的大字报相继贴出。全场一派革命的气氛。  : R. V- e5 `) V9 D- c; P6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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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依然感到由于时间过于紧迫,临文小组的代表性和人员成分都很难全面,而主要靠运动表现是否有把握也难说。至于每个人的出身我和钟文仁说了,也要自报和相互审查一下。然而飞快发展的现实,马上把我从这些思虑引开。原来这时有人告诉我,公司党委副书记林启明已到场并在车间召集会议,建议去找他谈一下明日大会的事。这时大家无形中感到刚刚成立的临时文革小组已经成了场里的一个机构了。听了报告在食堂稍加商议,我便带了一队职工,一名学生带了一队学生,直奔车间会议室。  ' z) J5 ~* P9 X& Y2 j" Z+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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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蜂拥而至使开会的人很感惊愕,车间又有不少人也随之来到会议室。定神后发现参加会议的除了林启明外,还有交通局的两位处长,一名运输公司办公室干部,他们正召集一部分车间职工座谈,由场政治处副股长廉保玉做纪录。人们进来后纷纷向林启明们提出各种问题,争先恐后,非常混乱。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清,后来大家推选我临时主持这个会议,由我依次安排大家发言。当时我想让他们保证魏志远、褚忠良明日出席大会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万事俱备,结果二人却借故逃脱,那将一事无成。所以我一开始就提出,公司领导必须保证魏志远和褚忠良出席明日的批判大会,在场的职工一致同意。此时群众(包括学生)的压力很大,来场的领导干部回答问题时都被叫站了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林启明同意了这个要求。随后又有人提出必须让他承认咱们临时文革小组,我当然赞成,随即又提出这个条件。这时我心里感到,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理解和赞成,而是迫于理屈和压力的无奈,我们相互间都很难说信任。但考虑到他们是有权处置我场问题的领导,仍然需要他们的承认。当林启明又承认了临时文革小组后,我们还是不放心,于是又拿出纸笔,除写出上述两条外,我还口述了“我一定在行动上支持而不是口头上支持”并让他签字,毫无准备的林启明终于又签了字。此时若回想起一年前我作为先进青年代表参加公司会议,聆听这位副书记讲话时的虔诚和恭敬,真是恍如隔世,瞬时还有歉意生出。然而又一想到我们是正义的,是站在了被压迫者一边的,而党中央毛主席是支持我们的这些信念,就抛掉了任何顾虑,何况情面?签字后有人没收了廉保玉的纪录,并写条给我“别让她跑了!”,这时我才知道大家对这个人的印象是很坏的。由于得到了一个出其不意的胜利,大家都兴奋的呼起口号来,而且格外感谢坚决支持我们的学生。会散了,我们送他们离场。也就六点,天开始黑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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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 w/ N  M$ [: N经过这次意外收获,临时文革小组的威信一下子树立了起来。本来早已下班了,可车间的许多年轻人留下来不走,要求当晚巡逻和准备维持第二天大会秩序。我认为可以,随后就由复员军人高树田、何少然组织了车间二三十人组成的“青年纠察队”。接着我们就回到了美术组。然而喘息未定,便又有人报告“紧急情况”,什么事呢?原来是纠察队巡逻准备用木枪,可保管民兵训练用木枪的政治处就是不给。我听了并不觉得此事有多么严重,随后由锺文仁去了,结果还是不给。这时我想,要个木头枪,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场里有意不给,就要和他们争争。于是我们都去了场门口办公区,到场办公室一看场领导都在,而且还有局、公司领导,我便开始向他们交涉要木枪的事,他们都反复推托,最后有人竟说需要请示市委。结果我当即打通了市委的电话,接电话的值班人员反复问是真枪还是假枪?我说是木头枪,答复是由你们自己决定。正在此时,一些大学生到场了,还有许多中学生,看来是有人串联过的。这样便形成了大家一起去会议室开会的局面。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交通局副局长李毅,处长曹吉星、兰春扬,公司党委副书记林启明,副经理宋金章,以及场领导魏志远、路明桥、刘树方等,此外有本场内外勤职工数十名和河北大学、八十二中、七中等校的学生。这个会是从要木枪引起的,但却解决了我场文革的根本问题,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会议中逐步形成的,可谓因势利导吧。  % ~( N  H4 H. G8 d0 N. w6 z; e

1 ~4 Q* l( I! k这个临时召集的会,依然由我主持。面对着挤满会议室表情不一的近百张面孔,我先向大家简略地介绍了我场两个月的运动发展和阻力。大家都在静静的听着。然后我就把话题体引到姜玉江身上,并随即安排他发言。  ' D" D6 }4 A* C1 \

# l  |/ h+ n5 z4 l姜玉江开始控诉,当讲到被褚忠良及支持者逼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而不得不吞食安眠药求安宁时,泣不成声。这时,在场的许多人留下了眼泪,会场一时只有抽泣声。突然一声“打倒褚忠良!”的口号从一位经过抗美援朝的老复员军人口里炸雷般的喊出,全场随之举手呼应。气氛立即紧张起来。  / K0 f7 y3 G( [) b"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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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继续进行,场内职工还继续揭露史荣祖和“史家朝廷”的问题。来场的学生都进行了态度鲜明、言词激烈的讲话,特别是河北大学一位姓范的学生精彩发言不断被掌声打断。“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及“向汽运七场革命造反派学习、致敬!”的口号此起彼伏,整个会场变成了声讨会。  . S1 S# c+ k9 U,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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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各级领导此时都显得极为尴尬。别人喊口号时,也不得不随之举手,但声音无力,态度勉强。而且他们在会议过程终还连遭质问,不得不站起来回答。比如河北大学那位姓范的同学问道副局长李毅,依照十六条中干部对文革态度的四类划分。你属于哪一类?没想到这位一年前从北京交通部调来的局领导竟毫不犹豫地说自己是“一类干部”。这立即引起了提问者的挖苦和大家的哄笑(其实,后来得知李毅确是个和贪污腐化毫不沾边的好领导)。他和林启明在被迫的发言里,也都表示了对七场革命行动的支持。  0 a: R$ a& ?2 E$ ?2 Q*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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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大会的声讨对象褚忠良被两名已经得到木枪的纠察队员带到了会场,弄到前面体罚,而陪他被带来的还有一个围攻群众最积极的工会干部马某某。一时会场群情激愤,随后大家又想到了场当权派的官僚主义和对褚史等人的包庇,于是把他们几个人拉到前面罚站,而且身上还被人挂上了侮辱性的白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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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进行到这个地步,要求罢褚忠良的官已属势在必行了。这时会场有些紊乱,人们七嘴八舌地提出各种要求和看法。最终我还是使大家安静下来,综合了大家的意见,提出了四项要求:  : x9 v8 `" W3 U+ f4 O& M*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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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立即罢褚忠良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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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立即将史荣祖(当时外出搞四清)召回并罢官;  5 c: c3 Z8 m1 ?! y6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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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日大会局、公司领导必须参加;  8 z5 I: V3 z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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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上级领导负责,通知运输公司各兄弟场派代表参加我场明日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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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w5 g8 c( |: {. s4 z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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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气氛下,公司局领导逐一同意各项要求,并由李毅在一张纸上签字。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两点钟了,我们送走了领导,扣下了褚忠良,放走了马某某。这提前到来的巨大胜利,几乎使大家都感到了我们的无往而不胜。明天的要求,今天提前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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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异常疲惫,可人们仍无睡意。但是不行,必须睡下,再有几个小时就要开会了!于是我们十几个人来到了宿舍,几乎每张床上都挤上了两个人。" h( }8 m8 `0 ?

8 P; _7 e5 \4 p1 ^我的1966(四)
! w, _# R9 x4 m4 a9 i5 B, S) i9 B作者:金色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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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难忘的三天(下), ?, g( H# Y$ T% h9 _/ X* G6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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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8月25日 ,是我一生中决定命运的一天。  / [# S) d. X* t, f/ Y3 w: p

; a" R0 u5 B& _2 A清晨,临文小组在美术组举行了内部选举。我票数最高,依次是董宜德、锺文仁,而当时宫虎提议由复员军人锺文仁当组长,大家一致通过,结果我和董宜德任副组长。然后又进行了分工:董锺负责会场布置,我负责接待,其余人员分别配合。  . f" y3 [" {: v8 |! Z3 ^

! u6 }: j. K3 v6 {& `* v, N, C褚忠良在昨夜凌时已被局党委罢官的消息经临文小组用大字报公布后,在全场引起了更大的反响:车间班组贴出了“一天生产半天完,坚决支持今日大会”的口号,有的小组还派代表要临文小组分配工作;我向车间某副主任提交了脱产职工的名单,随即被接受;场文艺队也发表声明支持临文小组的行动,并在场内游斗了被拘押一夜的褚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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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 d" v5 ?9 n5 z1 ]有着上千人的装卸队职工也贴出了支持临文小组革命行动的大字报。还有七八个得了腰椎病的装卸队大爷,直接向我哭诉了褚忠良对他们的克扣和迫害(其中一位酷似苏里科夫画幅中的“枪兵”)。望着他们抖动的胡须和混浊的泪水,我也几乎要哭了,而这更增加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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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充满了节日般的气氛(后来看到了列宁“革命是革命者的盛大节日”的命题感到特别亲切):红旗在门前飘舞,扩大器放着进行曲,锣鼓声咚锵作响,一座由四台拖车并在一起的大会主席台正在场院空地搭起。八九点钟就有参加大会的工人和学生陆续到场,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高举着红旗和主席像,抬着“支持汽运七场革命派”的标语牌并高呼口号。我们热烈鼓掌欢迎他们,感谢他们的支持,和他们亲切地握手交谈。然后领他们去食堂看大字报,食堂的降温工人也拿出大批汽水来招待他们。据回忆这天来的起码包括汽运一至八场,起重场和修理厂以及我场对面机球一厂等十几个兄弟厂的职工和河北大学、八十二中、七中、八中、解放南路中学、电力工业学校、郑庄子半工半读学校、中山门三中、诚友庄一中、诚友庄二中等数百名师生,而他们的热情帮助和支持,更是极大的鼓舞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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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p) J( c; _% ~" T, k3 s10点一过,公司党委副书记林启明等一批人带着大字报进场。一见面他就和我握手并说,小陈,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见到他真诚的脸色,我突然感到昨天对他们太过分了。随后副局长李毅、天津市委公交政治部干部王景宏等也先后到场。11点多,在主席台一侧我和董宜德把他所列的大会议程又综合了一下,又与李毅、王景宏碰了碰,接着就向来场的各单位代表宣布通过,大家都没意见。这时我感到在这种紧张忙乱的情况下,原定的文革选举势必要往后推,和李毅一说,他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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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的,此时场内外各种人和各种事几乎都来找我(甚至有的女工为了剪掉辫子,也来到我的面前表示革命决心),为专心大会许多事我都得避开。因此负责大会纠察的高树田找到我,提出由场职能部门写的会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褚忠良批斗大会”的提法可疑,也没引起我得格外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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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40分大会正式开始。董宜德主持会议,原定由锺文仁致开幕词,他临时推给了我(我原定是要做总结发言的)。由于没有思想准备,我只是重申了临文小组的成立过程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随后就由董宜德宣布大会纪律,这时整个会场是相当隆重的:主席台上有主席像和数面红旗,会标在微风中抖动。褚忠良和已经被揪回来史荣祖头戴高帽弯腰并列站在台侧,台上台下站满了手持木枪而不少还穿军装的纠察队,会场上有本场职工、兄弟场职工和学生近两千人,我看见到处是热情的面庞和支持的目光,一种使命感和自豪感充满心间。心里想一定要记住这一天。然而正当董宜德宣布大会纪律刚一半的时候,会场上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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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只见从会场对面跑出一人,高举语录,一直奔向主席台。在台侧的我逐步看清是车间团支部组织委员李贤荣,她在这时候干什么来呢?本来两三个月前我们还在一起研究工作,过去我还向她推荐过契诃夫的书,她也为了帮我入团的事常找我谈话。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相互的立场就对立了。虽然她被人称为“史家朝廷的秘书 ”,甚至不久前在大字报上也用过狠毒的语言围攻过我们,但并没从根本上改变我和不少人对她人品的评价。认为她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我还有过给她写公开信的念头,希望它能站出来勇敢的揭发史荣祖的问题……此时看到她一步步跑向主席台,我立即有这样一个念头:莫非她在新的形势下,已经彻底觉悟了?这次是准备立即揭发魏志远和党总支的新阴谋……我想着就从台上跳了下来,朝她迎了过去。这时台上台下的人全把目光集中到我们两个人身上。迎上她我就问,贤荣,妳有什么话?没想到她脸色一沉,怒气冲冲的对着我说我,你管不着!这时在台上的董宜德见此用扩大器问就问会场上的群众,让不让她发言?人群中立即发出了一片“不让!”的回答。我当时对这种以势压人的做法很反感,认为还是应当让她讲话。但这时,台前的几个纠察队已经上来用枪托赶李贤荣了。而这时没想到,更严重的事随即发生了。  9 Z- }5 O& j1 V; z. X( n5 N

! Z# N+ y+ _7 x$ M7 l“ 让她讲话!让她讲话!”的喊声从会场的左面、右面和正面传来,一伙人虽不多但声音很大,并随着喊声先后冲向了主席台。见此我又扭身跳上了台,站在上面一看,他们就要冲上来了!这些人都咬着牙,红着脸,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手举着语录,跳着高喊着。他们是一部分党团骨干、中层干部和部分老工人,这其中蔡某某、马某某、孙某某们跳的最高。刹那间我心里明白了:这是党总支的精心策划,是魏志远们的狗急跳墙!说时迟,那时快,他们已经跳上台来,其中司训班的王来祥首当其冲,他先是爬上旗杆扯下会标,呼喊一阵口号后立即把那两个已经互相打掉高帽的褚忠良和史荣祖保护走。而这时冲上来的其他人有的折断旗杆,有的夺下扩大器,有的甚至推倒了主席像。还有的掐断了电源,加上天气骤变突然刮起风沙,整个会场一片混乱。而场长路明桥身穿短袖深烟色鲉绸上衣跳上讲桌呼喊、指挥的身影给我印象极深。而回头一看被挤到台边的锺文仁竟流出了眼泪,心里更是又急又气,随后就跳下台来。这时我又看到许多外单位的红卫兵负责人都赶到了台前,在他们的维持下,会场逐渐安静。见此我非常高兴,于是对他们不断地说:“希望你们维持会场!希望辩论!”又过了一会儿,会场还没完全平静,忽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出现在主席台上,只见一个佩带袖标手持话筒的红卫兵说:“我是六个学校红卫兵的代表。现在会场很乱,你们场内两派的观点不一,所以只能把批斗会改成辩论会。而会议由我们主持,大家看好不好?”他的话音没落就被全场响起的“好!”声压住。这时一部分想反对的人没形成任何气候,辩论会马上开始了。  : K0 h( e: J  S) p

/ A$ {9 t: w- W- H一开始发言的就是反对临时文革的人。第一个是修理工方永起,第二个是司机李云澄,他们的观点是两条:一是临时文革小组不是巴黎公社式选举的;二是小组成员出身严重不纯。第三个发言的是三队司机武永扬(他后来成了筹委会主任,也是一度的风云人物),他的话也是这两条,只是讲得更堂皇一些。他的发言使我非常着急,我从前在工会听过他的忆苦报告,对他印象很好,心想他一定是受蒙蔽了。可现在也没办法说服他。随后轮到我们这方发言了:第一个是临文小组成员何世连以老工人的身份讲了话;第二个是临文小组成员宫虎,他刚说没几句,台下就有无数小条传上来,而其中一大部分是针对他的家庭出身来的,可他镇静不乱,胸有成竹。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地连连作了得体的回答,并顺利地谈出了场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随后姜玉江发言,语言断续,效果不好;好在为临时来场为他作证的人讲话事实清楚,简明有力。于是会场上出现了势均力敌的局面,望着临文小组成员和我们的支持者那激动紧张的脸色,我要求发言并很快被获准。然而仅介绍了几句临文小组成立的过程和目的,雪片似地小条又朝我飞来。打开一看:有的问家庭,有的问日记,乱七八糟,还有不少恐吓语言,一下子,把我的心情搅得很乱。本来上台发言我的信心很足:一是褚忠良和史荣祖的罪恶我很清楚;二是大会的方向绝对正确。可现在的关键却是如何才能排除干扰、把辩论引到大会的主题上呢?这时好像想起了不久前学过的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里的一段话“我有些怕,可一看对手比我还怕,发球时手都哆嗦了。”觉得这时李贤荣如果上来可能比我还乱,于是就公开要求她上台辩论。李贤荣立即应战,毫不犹豫地上了台,理直气壮地讲了起来。这样,就注定了我们各自的命运。  0 n' P" [/ j( i(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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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贤荣在讲话中除了表示坚信场党总支的正确外,还似乎想说明了我场不应立即搞文化大革命,接着她就提到“褚忠良同志和史荣祖同志”,而这两句“同志”刚一出口,就立即给她带来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反应:先是会场角落里传来了愤怒的呼喊,因为通过前半时的辩论,人们对褚和史的问题以及会议的方向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对于她的说法当然反感极大,有的工人(对过机球一厂)都起来骂她了。然而她毫不理会,依然顽强的坚持称褚忠良和史荣祖为“同志”。这样就激起了掌握会的红卫兵的极大愤怒,这位电力学校的学生,用力把讲桌一拍,又随手把她前面的扩大器夺了过来。向大家激昂的讲了几句,然后又转过头去质问她,李贤荣被这突然的一问惊呆了,张口结舌,几句话都没回答下来。此时会场上的呼声更大了,“打倒保皇派”的口号出现了,结果,她被轰下了台。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对方竟没一个敢上台了。而我们这方发言的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激烈,而且发言的不少还不是本场的职工。其中有新的证人,有职工家属对褚和史的控诉,还有调至外场的干部的揭发。会场的形势趋向明朗了。随后,就是到场的学生和兄弟场代表纷纷表态,他们表示坚决支持临文小组的革命行动和今天的批斗大会。河北大学那位姓范的同学发言很有代表性,他说“虽然临时文革在成立过程中和个别人家庭出身上都可能有些问题,但他们组织批斗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因此,我们坚决支持这个大会!”这时大会的趋势已定,临文小组成员又都重新站到了台上,会议开始走向结局。副局长李毅讲话了。他代表局党委重新宣布了罢褚忠良和史荣祖官的决定,这时全场掌声一片,口号声一片。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辩论会又改成了批斗会。已经逃走的褚史二人又被揪回,仍然在纠察队的押解下站到台上。而同时全场闻名的李贤荣也被带上了台,并挂了条一起批斗。揭发批判又进行下去。最后,市委公交政治部干部王景宏讲话,他说:“阶级斗争正如我们大家刚才看到的那样复杂、激烈,那样惊心动魄!但是事实清楚了,我们支持这个大会,我代表市委在此宣布:天津汽车运输七场的文化大革命自今日起全面开始!”  % K/ F' P; {0 l+ [$ 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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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了。我们都含着眼泪互相握手,并怀着无比的激动和感激欢送来场的战友和学生。这时,下午刮起的狂风和雨点全过去了,我还千真万确地记得远处车库的墙上还出现了几块桔黄色的夕阳,天又放晴了。; R' o5 o! U'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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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大会的狂风暴雨,揭开了场领导近几天对我们行动保持沉默以至退却的内幕,它清楚的说明了:他们对我们筹划批斗褚忠良和史荣祖是怀有刻骨仇恨的;他们一有机会便要反扑的;他们的力量还是很大的。我们是在事后一些时候才了解到他们在八二五早晨的策划的破坏大会的计划。基于八二四发生的事实,早上六点,场长路明桥对魏志远说,光听上边的也不行。六点四十,又召开了包括所有中层干部的党总支扩大会,会上,魏和路讲了三点意见:一是要向上级讲文革必须搞;二是临时文革小组未经过选举而且成分严重不纯,林启明的签字是被迫的;三是向各单位实际上布置了搞垮当天大会的计划,并做了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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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z' B& j! W5 D, }而下午的一场生死搏斗,也使我们感到是没有退路的,而且不能退,只能继续把运动继续向前推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查清破坏白天大会的阴谋和惩办组织者——而首先必须要罢魏志远的官。毫无疑问,在我们当时很多人的脑子里都认为破坏大会就是反革命行为。为此当晚我们(临文小组及支持者和以河北大学为代表的革命师生)又在场会议室向到场的上级领导(李毅、公司的当权派和市委的王景宏)强烈提出罢魏志远官的要求。他们对此反复犹豫和推托,但我们在充分的事实和坚决的要求下,李毅又几经和局党委联系,终于答应了罢官,并定下在第二天在全场职工大会上宣布。为了保证执行,我当时草拟了开会通知,并由李毅签了字。我们终于喘了一口气。他们离场时已经是深夜一两点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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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继续开会,目的在于弄清搞垮白天大会的计划。为此询问了被纠察队拘留的一些人。临文小组的人大都在场,参加会的起码有四五十人。被拘留的大都是白天跳台的骨干,对此,我们没做具体布置,但原则上是同意的。我们先后讯问了褚忠良、史荣祖、郑省民、崔某某、王某某等人。心情恐惧的褚和史不是躲闪就是推托,充满敌意而毫无诚意,逼问下只承认会场乱时喊过“毛主席万岁!”和“陈风雨家庭出身有问题!”两个口号。为了说明他们的计划,一个红卫兵气愤地将从政治处查出的”左派红卫兵”袖标扔在地下。郑省民、王某某的态度很强硬,但谈出了一些问题。这时尽管气氛很严厉,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挨打,我是不允许任何人打人的。崔某某的态度很诚恳,一开始就揭发了自六月以来党总支对我们的监视和围攻,直至今天上午布置时大会的反扑。他的话使大家非常感动,我让他坐下,并给他得倒了一杯水,很激动地对他说,我们不是反对一切干部,欢迎您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这时有的人还给他鼓了鼓励性的语录。他离去时我代表大家和他亲切握手,大家又声音不大地鼓起掌来。要不是半夜,大家会更欢。我们离开会议室时,已经近三点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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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离开全场大会也只剩四五个小时了,我们疲乏的实在太厉害了,真恨不得立即躺下,哪怕就在院子里。可是一想到要开的会,估计在宣布魏志远罢官时,完全可能重现二十五日的场面,甚至还可能有更严重的反扑,于是,睡意再次被我们逼走。这样只让一部分人睡下,我又带了一批人乘车去学校了。天已露出了鱼肚白,我们赶命地相继去了七中、郑庄子中学、河北大学搬兵……而到了那里又得讲运动过程,活活地把人累死了。记得一到河北大学看见一间大屋里有沙发,我一碰它就着了。赶回场后,一阵凉风吹来,我吐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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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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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六日清晨 ,汽运七场全体职工大会在六库礼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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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w& j- _) v. _( J: l我代表临文小组主持了大会,并在会前带领大家学习了十六条。议程很简单:基本是由交通局副局长李毅讲话。他讲话的中心内容是我场要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宣布场党总支书记魏志远被罢官、正式公布昨天决定的褚忠良和史荣祖被罢官。他大约是山西口音,口齿也不很清,然而他的讲话还是不断地被热烈地掌声打断。最后,他要求大家讨论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这时我悄声问他,是否可以停产半天?(其实这半天除了开会也就剩一个多小时了)他点头同意后,我们就安排了全场的讨论。整个会议进行的很顺利,我们事前预料的情况根本没有出现。人们在紧张中露出了会心的轻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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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后又到了场会议室,李毅向我们介绍了陪他来场的局基建处长曹吉星和机务处长兰春阳,他要我们信任他们。最后他又交待了几件事,我记得有三天内经巴黎公社方式选举出场文化革命委员会,还有要把生产抓起来等问题,说完他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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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虽然我们主观上没有意识到,但实质上已经把党总支的权夺了——魏志远被罢官,则是这种状态的标志。(两三个月以后,风靡全国的工矿企业造反派夺权,只是形式上到已经瘫痪了的当权派那里抢图章,和我们当时不是同日而语的)这时我也感到了场内的一种“无政府状态”。二十五日夜,我在办公室的过道里碰到了新来的副场长、复员军人尹铁拴——自七月份来场后,我们一直想接近他,但没成功。而这时他表态说,我支持罢魏志远的官,原来的总支已经烂了,没法改造了。我还碰到过办公室的一个干部,他似乎显得手足无措,我就对他说,继续工作吧。这时我还了解到,还扣了不少人。大约此时,考虑到这些状况,我在一张纸上随意写过“惩办首要,改组党委,撤销团委,处理一般”这几句话,没来得及细想,更没和别人商量。事后也就忘了,纸也随便扔掉了——然而它却在后来美术组被抄时从纸篓里被人找出,再经加工篡改,被说成我的“五项反动纲领”,我也因此被整了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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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 N* z3 Z7 B* c1 a下面继续说八二六,会虽顺利地开过了,可新难题又出现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这里主要指的就是七中学生。本来早晨请来的学生会后大都去了班组,宣传十六条特别是巴黎公社式选举。然而七中的学生却要求我们立即召开批斗会,并大声得意地宣扬他们如何打人。这些人一水的绿军装,挥舞着铜扣皮带,站在场院的大会主席台上乱跳乱叫,(这些多由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的确和后来文艺作品里批判的形象一样,但他们只是红卫兵的一部分,而且当时就遭到许多红卫兵的反对)见此我连忙上台去劝他们,不知是因为他们完全不理会我这个临时“负责人”的身份,还是因为我的身体太瘦弱,甚至还可能也把我当成了来场的学生,反正没几句话,他们就把我推了下来,眼镜也被甩掉。见此,许多工人都去劝他们,我这时就对大家说,咱们宁可挨打,也不还手,绝不能打起来!在场的张文明、攸炳祥、 张少良 老师傅都努力去劝,纠察队员张长宝还被打伤。在场其他学校的学生也来相劝,然而终究无效。  ! s, j* Q* c" g7 v* f& ]) b$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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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应当向他们显示力量。于是很快集合了一二百名工人在场院坐下,他们见状也陆续在我们的对面坐下。我站在中间向学生们讲话,我说非常感谢同学们,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场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展不起来。今天由于有更要紧的事,批斗会就不开了。这几天同学们都很辛苦,我们准备用车送同学们回去,哪天有事再请同学们来。没想到我的话音没落,他们就喊了起来,我们不听你的,听老工人的!回身我就要大家推选代表,记得有谢建华、李学发等人也去劝他们,可没见效果。随后双方相继散去。后来听说这些学生在他们学校也是干部子弟为主的“主义兵”,在工作队的支持下对全校的其他人实行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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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天黑时,锺文仁找到我说,今天晚上开批斗会吧,有北京的学生要来。对白天七中学生心有余悸得我,当然是不愿意开批斗会的。但出于对北京学生的重视,我还时勉强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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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 p1 f4 Q' Y* h$ U5 u9 B当晚批斗魏志远、褚忠良和史荣祖的大会在六库礼堂举行。锺文仁持会议,我在后面安排发言。然而在从场办公室去会场的路上,我得知北京学生根本没来,而呆了一天的七中主义兵也根本没走,一种不祥之兆在心中顿时生起。在走向台上的侧道,我不仅发现了一些横眉立目仿佛见过的学生面孔,而且觉得在台侧站岗的场文艺队员也显得神情特别。开会了,好像锺文仁的讲话还没完,临问小组成员苏先宏就到台上找到我,很不客气地说,台下学生对你有意见,你最好下来。听了他的话后,我说不清是尴尬还时反感,竞怔住了没有回话。正在这时,一位职工走道我面前说,大姐找你来了。于是我就走出会场。和姐姐到宿舍谈了一会儿,很快又就送她离场。然而路过六库时,发现灯火辉煌的台上人影晃动,台下的秩序也有些乱。这时我听人说,打人了!打人了!这时我心里“格瞪”一下:防了一天的事还事发生了!身边的姐姐也对我说,这样打人可不行,你们得想法制止!这时王玉明、陈永华也紧张的从会场里跑过来,见到我焦急的说,咱得想办法。怎么办?看来只有找上级了。白天的情形大家都很清楚,如现在上去劝阻,白挨打,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我们仨坐到司机杨铁成的车上,直奔场门口。然而快到门口的时候,竟然发现场门已被七中学生封锁住,不准人们随便出场。我们都是趴在马槽里没被发现才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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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去了市委,这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根本找不到能解决我们事的人(后来才知道这天正是著名的劳二半红卫兵围攻市委的“八二六事件”)。之后又到了在人民礼堂办公的市委工交政治部,可也没人管。再后来去了交通局,从家里找来了曹吉星。这时从场里同样为制止打人来局里的高树田,也与我们汇合了。最后大家一商量,还觉得得去河北大学请大学生比较有把握,于是我们就去了河北大学。这时天已经很晚了,场里究竟如何,真是想也不敢想了,现在能做的只有动员学生。然而令人着急的事,到了学校后竟然找不到去过我场的学生。好在人们见到我们这样着急,还能认真听我们的话。于是我们只好向他们讲我场运动史,一直讲到我们几乎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大学生们才同意去我们场制止武斗。我们的要求是,只能挨打,不能打人!终于,他们被打动了。两辆车的学生同我们一起回到了场里,进场一看:已经凌晨一点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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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  W* ?: x# }; O: e2 T当同学们陆续下车还没列好队时,我们几个就箭步跑到了当作礼堂的六库,结果一看,会早散了。走上台去,只见两个女红卫兵端正地在毛主席画像两侧站岗。我赶忙问她们大会开得如何,她们回答大会十点多就结束了,而且也没出什么意外。问她们是哪里的红卫兵,回答说是中山门三中的。望着她们那纯真虔诚的神情,我忽然感到鼻子发酸,对她们说,你们才是毛主席的好红卫兵呐。接着觉得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不久,又传来有人要放火的消息,大学生们就协助巡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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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就经历了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三天。它对我的人生几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事后看起来,除去极端紧张外这三天过得也大不相同:如前两天我一直是猛冲猛打的进攻;后一天却是拼死拼活的防守。前两天的行为有人看成是毫无顾忌的凶神恶煞,而后一天的做法有人却被看成是极端右倾的“婆婆妈妈”。其实,这看似不一的做法却都来源于我心中的一种信念,即崇尚正义、反对暴力。然而,我们却又是在借助一种暴力背景来实现我们认为“正义”的目标的(应当说这种社会暴力的产生既有最高领导者“造反有理”的号召,也有对原社会体制内压迫的一种反作用力,还有社会中存在的流氓性质的暴力倾向),而且在行动中有了批斗、扣押这样的准暴力,特别是在八二五那天在险些被反扑打倒的时候,在我脑子里还突然冒出了“镇压”的概念,起码认为部分扣人是合理的,是一种防卫,一种暂时措施。在1966年所谓“红八月”前后,政治斗争延伸到武斗非常普遍(十六条和最高指示里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既是对到处打人的反对,也是对斗人的一种默认。不过这时挨斗的对象恐怕最多还是所谓的“牛鬼蛇神”,包括一些刚露苗头的造反派。当权派还是少数)。虽然投入运动时我和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有一种“真理在胸笔在手” 的心态,从而在冲锋陷阵中无所顾忌,但是对于打人,还是有一种天生的厌恶和恐惧(在后来自己有了被打和与别人一起被打的经历,又有了一种宁可自己被打,也不愿看别人挨打的心理),而且绝对认为打人违法。因此,在八二六前后我竭尽全力反对打人,既有性格因素,也有法律观念,当时我深知无论谁在七场打死人,我都是责无旁贷的。虽然日后由于派性和误解,自己还遭到诬陷,可终是善有善报,我在那特殊时代制止打人的做法,被写进了后来的平反决定。虽然如此,我也还应为那个时期出现的打人和扣人负一定的责任,毕竟我有过那个位置。    8 i1 u3 U# _+ A# e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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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日早晨,我在议论必须制止打人时,遭到了反对。一位帮助过我们的大学生引证了林彪的话,说好人打坏人,打了也就打了。别因为这一点影响了大方向。随后,以何洪文为首的复员军人在会议室召开了放火问题调查会。但规定“非红五类不能参加”,由于八二五那天的舆论,我没能参加会。后来,北京的学生们来了,记得有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地质学院附中的红卫兵。许多职工主动地和他们亲切交谈,我这时也以一个普通一兵的身份给他们弄水。很快他们就场内形势发表了《十四条通令》。  2 I* `8 c( Y6 U+ s4 m( e& 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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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公司党委任命的代理书记李宝瑞到场。公司副经理宋金章和曹吉星陪同,他们来后立即召开了临时文革会议,讨论研究选举问题。会议不久,锺文仁靠近后对我说,北京学生说咱们文革小组有出身不纯的。联系到这两天的变化,我立即对他说,我退出临时文革小组!并立即离开了会场。  & B! w+ T. a; R- z; 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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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了宿舍,一照镜子几乎认不出眼前的人,这个又脏又灰,瘦的几乎没有人形的人是我吗?——屈指一算,我已有四天四夜没有睡觉和吃过一顿好饭了,有时吃馒头只能躺在椅子上,真是累死了!不知此时为什么又忽然想起了守卫毛主席像的红卫兵,鼻子又觉得猛然一酸。同伴们劝住了我。这时我心中产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却又忧郁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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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拖着沉重的步伐在两个同志的陪同下一起回家了。过大直沽时,发现那天的水果真便宜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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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U3 U4 A1 Z/ t# B) O从这时起,我便开始而且永远地离开了原来在运动中的位置。  8 v9 B" G0 U8 w$ e(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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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后的几天,场里召开了大会,将场名改为八二五汽车运输场。我是在台下听到这个决议的,当时我正在读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能不能和工农大众结合到底的论述。八月三十日,我和宫虎接到了一封长达七页的匿名恐吓信。到了九月初,文革委员会正式成立了。临文小组的锺文仁、董宜德、何少然、高树田、冯连城进入了文革委员会,包括我、宫虎和苏先宏在内的临时文革其余的六名成员均被淘汰出局。      9 B7 A2 [. E6 Y* j) N4 b

. y1 w& i3 e1 _. }" r$ j3 t% B中国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有一段名言,他说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可关键时刻就是那么几步。毫无疑问,八二五那几天就是影响我人生道路的关键一步。从1966年投入文革直至1980年彻底平反,我在坎坷中实现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过渡。十几年里,我坐牢(准监狱式的拘留)两次,经历运动重点打击无计其数,而且还加上两年争取平反的拚搏,在 “大梦醒来是早晨”的时候,韶光已逝,一事无成(甚至连个做事的起码干部身份都没有)。回想岁月蹉跎,虽然也有遗憾和痛楚。但是并没有对人生的根本失望,细细想来,反而倒有一种“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信心和激越。原因何在?归根到底,也许还在藏于精神深处的1966年胜利感。八二五成功了,这个信念恐怕要贯穿我的一生。当然,我们很侥幸:这第一在于当天的反扑没有成功(若反扑成功,在那特定的时期我们一些人即使不被作为“反革命”被打死,也会在精神上被摧垮的):二是终没打死任何人(若出现问题,事后拿我们这些人试问也是板上钉钉的事,而我个人更会是“责无旁贷”的。当时天津几乎同时发生的轰动一时的“三轮二社事件”就是以领导干部被打致死,而定为“阶级报复事件”的。其结局是几名“首恶分子”被处决。)。这两点都没发生,便使我们一些人终生有一种精神不败的感觉,此后无论经历多么严重的打击和反复,都没垮台。也许这就是青春期形成的一种精神淬火吧。  5 J- Y8 n1 ^' W  X1 x

$ X# X1 q5 ]7 Y6 h- {8 P- U* n当然这种幸运也并非全靠偶然。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全力筹划而又一往无前成功的可能就大。有了这种体验,再去读恩格斯的“社会合力论”就会觉得特别亲切和深刻。革命导师是在一封信中(致约.布洛赫)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理解了这个观点,就有了观察历史的钥匙。以此再看法国革命的经过,十月革命的发生的这类人类历史上的星光灿烂时刻,就会心明眼亮起来。同时这种经历,对自己也是一种难得的“高峰体验 ”(马斯洛语)——即一个人在特定的时刻可能发挥出自己平时永远难以发挥出的能量:也许还能稍稍体验和理解一下历史人物的特定时刻。对于以《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尤其是以毛泽东革命思想哺育起来的这代人,这也是一次理想主义革命的尝试。尽管在过程有曲折、有血污、有失望、有痛苦,但终究在社会的运动中实现过自己。而特定时刻的极端体验,也使我对于历史上诸如罗伯斯庇尔这类大人物,有了自己的独特理解。(这种体验后来加上对历史的研读,使我写出了法国革命历史剧《罗伯斯庇尔之死》),从这个意义上讲,“悲剧比没有剧好”。而且深信,有过类似经历和立场的人,都会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发革命的意义有着透骨的理解和绝对的赞成。毛主席永远是善良、穷苦、受压迫大众的贴心人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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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继续前进。近四十年瞬息而过,当环境和目标都已发生新的变化时,难道过去的一切还有意义?有。作为一直没有停止探寻脚步的我,肯定的这么讲。作为个人的精神遗产,当年的经历不仅为以后的工作和事业提供了方法和思路,而且更提供了永不衰竭的勇气——正因为如此,我不仅创造过很不错的工作业绩,而且还能在即生命进入晚年的“反腐维权”的斗争中,依然能为了维护信念和自尊又毫无退缩的再一次经历了考验,而且得到最后的胜利。想到今后,除去自己犯错误,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 M) W& @& ?: d% |- o; A

( \+ f1 |, V9 {& c% ?* m有人说,你最大的财富就是自己的记忆。的确如此 。3 `. D' Q! P9 b; j/ t1 G0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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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66(五)# P  Z+ b* P' @( w
作者:金色年华( x' r+ x/ {/ \( `2 m+ ?" b0 w

3 ~3 D% U; ]; ]- u& N# Z            亲与仇  , v/ b' c9 E& A# R4 g5 j
   
, i/ q1 d/ R5 S文革在政治上被否定了,但不应当把它变成一片空白,发生过的历史是永远无法抹掉的。即使是为了避免一段历史的重演,也需要的是对它进行哲学上的“扬弃”。至于有人言“文革就是希特勒”更是恐吓和谩骂。于是关于文革的有些人和事就必然地流传了下来,这里说的只是我亲身经历的所在单位的文革史。有句老话叫“一滴水看世界”,几个人当年的模样和性格就会组成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画面,如今这个时期已经渐行渐远,可是这些画面也许会琥珀般的凝成下来,从而折射出那个刚刚过去的时代。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来自个人经历,对这些人的描绘,必然就带有个人的角度、眼光甚至偏见甚至谬误。还需要说明的是,文中的各派均属于当时的说法,不甚准确,这里只是做个记号罢了。  * q7 a2 `0 t3 C- d
                   上篇  当权派和受难者:  . L! Q. c% R3 v0 e. M) _

$ ^! D, |* p/ J' ~魏志远  6 v) M: _0 @( `* x/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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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场党总支书记、一把手他被打击的原因是:从运动前对于褚忠良和史荣祖问题的包庇(起码属于渎职范围);运动开始从写《乘胜前进》到后来对于群众的压制、围攻;运动高潮时针锋相对地组织了反扑,可以说是典型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仅此而已,它不属于坏人,甚至还不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他受到的打击却很严重:被罢官、被扣押、被批斗,后来虽多次检查也没有被结合进领导班子。记得1971年我对他的检查提出过意见,出乎意料地是他还专程来我们班组再次作了检查。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站起来”,大约在七十年代末期,郁郁而死,年龄也就50岁多一点。对于他的悲剧评价:只是一般地官僚主义,只是在特定的形势下成为打击重点。这和他的一把手位置有关,(二把手运动里动作不少,但所受冲击轻得多)此外他没有任何帮派,困难时被干部内部斥为“软弱”,特别是他在高压下写出的《退党书》(主旨是:“我问题严重,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更为一些人所不宽恕,并进一步被指责为“叛党”。他是在夹缝中艰难地存活,而且有“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感觉。加上他确实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甚至那时不少干部的多吃多占他都没有),可以理解他多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委屈和困苦境地。是失去希望使他撒手人寰的。公平而言,他的错误都落实,最多也不过是降职或者调动。可他不仅被彻底打倒,而且还失去了生命,确实是个悲剧性人物。毫无疑问,它是文革的牺牲品。如果再想起他运动前对自己的种种不错,更会使人觉得黯然神伤。  7 F6 r( H( ~- o, O( R; B( D. t4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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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忠良和史荣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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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揭发没有重大诬陷,(一般说来,平民百姓量也不敢做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那么在开滦煤矿挖过煤褚忠良的可以说是蜕化变质——即使克扣工人算在“ 管理”里,那逼死姜玉江也是犯罪;史属于混进党内,历史问题也许都交待了,但是本质未改;其贪污救灾的粮款至今按照《刑法》也会从重治罪;其有“权色交易 ”性质的作风问题,在今天也属于腐化堕落。他们被打击、被罢官,可以说是罪有应得,也是运动的起因。当然对于他们的非法关押、人格侮辱和身体打击都是非法的,那是时代的产物(而当时许多无大错的百姓,特别是造反派和“牛鬼蛇神”都是“享受”过这些“待遇”的),也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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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b& d; u3 Z" y- o, N! F郑省民  + Y  l! \( M5 _6 y

6 d: A4 ?1 a  d$ n: f+ b3 N场团总支书记,它是和魏志远有着类似命运的人。他是在学校里就入了党的青年,人格正直,受到了全场绝大多数人的尊重。他在运动里受冲击并不是个人有问题,而在于他的位置和与运动的对立,而且还有自己的信念(比如有人也逼他“退党”,他就严词拒绝)。这样在场领导受到批判时,他也难免受难。但是他不记私仇,对于后来的造反派被整,他也能够秉公说话,更没有落井下石。他在被解放以后当了中层,(车队队长)也敢于站在工人一边。到了后来改革开放时期,不仅彻底转变了当年的“保守”,而且说认识到了毛主席在30年前提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再后来他的生活地位开始边缘化,中年丧妻后,进入老年的他又成了老工人讨要欠发工资的代表,(别人曾对我说过,他现在成了1966年的你!)他的生活很艰苦,经历更使人心痛,终于在2006年去世,享年不足66岁。  % h0 k2 ~$ X3 a. L& y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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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海新  0 [3 T$ ^9 M6 {/ j# ]1 |

! |  K: g* h) r, F" Y  V( c虽然也是“苦大力”出身,可他在干部队伍里的经营有方、很有实力。由于对工人凶狠无情而被称为“铁心”。初期没有受到冲击,后来又结合到班子里,作为场党总支副书记一时间俨然庞然大物。然而由于其本性恶劣,手段拙劣(盗窃),又碰到了一位抓住他不放的担任领导职务的的复员军人,终于一朝倾覆,被开除出党。  
! D: Q4 c& y0 d6 C* M
$ `) y' q! G( {7 Z他和褚、史这些人,用当时的话来说可以说是“国民党反动派隐藏在共产党内的残余势力”,他们以及一些执行了资反路线的官僚主义者,就成了文革中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冲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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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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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 \/ J; V" K8 v他的贫农出身,他的军人经历以及他因揭发顶头上司而被迫害造成自杀未遂都是实情。然而这些并弥补上他的人格缺陷。八二五那天反扑的风暴来临时,本能地感到危险的他竟然异想天开地找到了场保卫股,竟然要这个实力部门“保障他的人身安全”!好在那天反扑没有成功,否则他将被扣在那里,名义当然会是“保卫全场的安全”。八二五派胜了,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受难者”;后来形势变了,他居然又加入仇视八二五那些人的队伍。对此,许多人实在不解,说他是“叛徒”,看来这是抬高他了;也有人说他是“神经病”,又好像替他的行为辩解。其实,说来说去,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个人主义者,只是他农民般的直率和不加掩饰使人们觉得不可思议罢了。他的道路在文革后却是苦尽甜来,既无和当权派一起挨斗,也没与造反派一起被整,直至后来当上了保健站站长——可以说是这场斗争的大赢家。这一切不仅在于他过去的冤屈,也还在于他后来的见风使舵,更在于场内各派力量相互斗争给他留下的生存空间。这样的受难者后来也成了一种典型,也许不少人都见过:那就是他的东西被偷,但是面对盗贼的凶恶却否认被偷,从而使身边的见义勇为者陷于“无事生非”尴尬境地的那种人。可是最近碰到了一个熟悉他的人——说他不久前已经死了。  * k7 B3 G. d  G&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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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树章:  . ~1 u; m! n*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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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们进场学徒期间的偶像之一。保养车间机械工段长的位置和他手臂上在三条石学徒时留下的烙痕,使人们对他满怀敬重。由于他的老工人身份,运动初期并没有明显的表现。但是后来我们的队伍(虽然那时还没成立组织)壮大了,他也参加了一些事情的研究,虽然谈不上是核心,但是受到了我们大家的尊重。问题出在后来的运动反复。在一次批判场领导执行的“资反路线”时有人提到了场长路明桥对他的特别注意——原话是“你们要警惕那个后面的坐山雕!”听完这话,不少觉得有趣的年轻人哄堂大笑,可是他的脸色立即灰了下来并要揭发人再次重复、核实。而事后他就逐步沉默起来,不过也没遇到什么问题。然而到了1968年臭名昭著的“清理阶级队伍”时,他的厄运也就随之而来了。  + Y9 v* ]9 F3 s2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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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当其冲的是我是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身份被“扭送到军管会学习班”;接着复员军人何少然,在场内办个人“学习班”时被打得鼻青脸肿。卢师傅那个不准回家学习班也办的热火朝天、别具特色,  / V5 I5 {9 V+ a5 |. j# J(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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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信最多不过是逼迫威胁、恶语相加,还不至于有人对他动手。可结果他还是悬梁自尽了。可悲的是听说他的残疾儿子亦因此被迫离婚,分手时他泪流满面的恳求妻子,孩子一定给我!因为我以后再也搞不上对象了!听到这话人们都神情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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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7 _' w3 B% m2 W0 A然而不久前(2007年底)我和老同事们再次聚会时,听说卢师傅的女儿已经是天津市某区的区长、后来的区委书记了!听了真让人百感交集、嘘唏不已。对此我没有去做核实,但相信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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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6 G! o- X+ Z* S2 w$ X* m$ `汪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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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z- u5 J7 r  b0 u由于史荣祖被打倒,在文革中他也算出了这多年积累下来的恶气。他文化不错,也算运动骨干,唯有在运动反复时期,缺乏人们所想象和期待地那样坚强。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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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K2 g8 W                   中篇  造反派  ! g. F: T/ Y. y% U0 a0 W4 A8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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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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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X6 u2 Z( x0 F4 i八二五革命造反团的一号人物。曾作为群众代表出任三结合的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撤职。他原先就是车间的班组长,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造反比较晚,最早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我替文革委员会写的一篇《八二五汽车运输场的诞生》,由文字印成传单。它既不是临文小组的成员,也不是文革委员会的成员,所以能够后来居上,首先是借助1966年10月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高潮,在场里第一次把我们观点的人组织了起来,成立了造反团。再者他的社会经历和组织才能,也使他在10月以后的社会气氛里如鱼得水。造反团成立于北京的商业部招待所,那是我们场的造反派在10月份受打击后,到北京告状居住的地方。造反起家的我们这些人,却和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有了良好地关系,从而被一些外地的上访者称为了“保皇派”。在这个过程中梁宝山的才能脱颖而出。他的文化不高,但记忆力不错,头脑反应灵活。我记得一次和外面人的辩论,也就一个多小时,他就给对方总结了“八大罪状 ”,而且说的“条条是道”,这在当时极有效果。而在关键时刻的几次冲锋,特别是后来搭救被扣在北京的董宜德和我,就表现特别突出,从而有了老大的地位。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要比我们这些初期的造反者成熟地多。他不仅在内部有核心、有哥儿们、有亲信,用人也很老道。特别是他还能够和后来上来的各种势力的头头拉得上关系,起码不会怒目相视、剑拔弩张。平心而论,它极具当时许多工矿企业造反派头头的特征,虽然他不知道斯维尔德洛夫和牛虻,但是比我们这些学派人物,在工厂里有着大的多的社会基础。他的缺点是缺乏信念,关键时刻也有幻想,特别是不愿意为我们这些因运动做法而遭受打击的人去洗清罪名,对此他仅是背后的劝慰和敷衍,而绝不会挺身而出,怕的是影响了自己后来的位置。他把希望寄托在和某些实力人物的“和平共处”之上,其实那些人把他和我们是看作“一丘之貉 ”的。所以,在我被送进军管会之后,就迎来了他的被免职。后来形势变化了,又有人要求为他复职,也都进展不大。文革后的20年,他死于一次偶然的车祸,人们都说可惜,相信他在改革的环境下会另有一番作为。究竟如何?命运已经为他划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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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风雨(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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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地讲,如果没有1966年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不用很久会成为一个专业画家的。令许多人不解的是他在自己的学习道路蒸蒸日上的时刻却奋然投入文革。应当说这是它文革前的“思想不断进步”必然,是他的头脑里“欧阳海取代了契诃夫”的结果。他很真实,想当初在学习雷锋风靡全国的时候,他却在日记里记下了“宁可放弃十个雷锋,我也愿意做一个谢洛夫”这种看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思想。可是后来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他又从心里树立了自己的新偶像。比起那些自己总有一定之规的人们,或是比那些来就没有什么信念的人们,他的“一经倾心,至死不变”(他摘录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的诗句)便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当然前提是那红红火火、令人心血沸腾的社会大环境和单位里的具体问题。他和谭力夫、蒯大富和遇罗克是同时代人,而无论这些人被称作英雄还是恶魔的时候。  ' ~6 ~- i3 @, c/ X4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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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他的思想根源,也和他从小就树立的“扶贫除恶”、“嫉恶如仇”有关,《水浒传》一直是他最喜欢的书。他还崇尚个性、钦佩有学问的人,才华横溢的女右派林希翎一度是他的偶像。由于缺乏顺从,也使经常搞宣传的他和某些政工和团的干部相处得不那么愉快,他对因此而被称为“不要求进步、不关心政治”大不以为然。如果说他的缺点除去轻信和有时比较偏激外,也还有显示“真正关心政治”的成分,充其量属于当时批判的“个人英雄主义”而已,但是在运动里他绝没有报仇的私心和入党做官的野心。这样,在那个特殊时代和特殊环境,他就不可避免的会走上了一条风大浪急的险路。他所幸碰到的是1966,而不是1957;于是没有成为右派,而成了造反派,这是他的宿命。犹如当时全国千百万冲锋陷阵的年轻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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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K8 Y: K/ Q/ y; A& e% Y运动的特殊性不仅决定了他的义无返顾,而且也决定了他会发挥出自己平时无论如何也发挥不出的能量——这就是从《六月的风》到《永生难忘的三天》所展示的全过程。尽管很快地离开了当时的位置,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以后连续多年被当做第一打击目标的处境,他的青年时代就是一部受难史。他的青春就在不断地“被围剿” 和“反围剿”的拉锯战中悄然逝去。遗产是什么呢?奋进精神甚至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使他后来在作记者时,也干出了别人难有的辉煌;然而,缺乏依附、轻视人际,光顾了开花而忽略了扎根,又几乎使他重蹈覆辙。可这无论是教训还是命运,都已经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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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U1 |9 a9 x董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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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2 H: K( }7 \: `8 W: `$ x; f我最早的战友,但一直在运动中任职,后为场革委会常委。他是运动中最早的造反者,但是年近30岁的他,比起立场激进的我就显得成熟甚至圆滑。因而受到的打击就少得多。1967年军队镇压我们,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组织”所列5个 “首要分子”,梁宝山第一,已经没有任何职务的我名列第二,而他却不在其内。他和梁配合得不错,遗憾的是在我受到诬陷时,同样不吭声,但这也没有改变后来的下台。对此我有一次问他,你连我也不相信了吗?他的回答竟然是,我只相信我自己。其实,他对我也谈不上怀疑,只是怕引火烧身罢了。他的这种“温和”作风一直保持了下来,也还有相当的人际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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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E8 o- n0 W1 U宫虎:  ' D7 e, n) A% @% Z- ~9 x9 g-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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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初期,曾有人把我和他的姓再加上另一人连在一起,称之为“破坏我场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这是比较极端的人写的,但是也体现了我们的影响。他作为最早的造反者、临时文革小组的成员,有着自己特殊的优势和缺陷:首先年龄趋于成熟(大我六七岁)和厂里极少的高中毕业学历(我们大多是初中生),然而他的弱点是家庭出身问题比较严重:一是其父伪保长,二是其兄不久前自杀。(如何应对他早有准备,八二五大会那天的精彩对答就说明这点)他呆的小组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部门,这既有对他的重视,也有依然在工人岗位的限制。他的大字报写得快而且文采斐然,记得有一次,他写出了“三十六计”然后就联系到某当权派的做法,一一对号,其实,这是高抬了那位领导。可大字报却迎来了一片喝彩。在不少人眼里,他属于“智多星”型的人物,点子多,反应快。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许多人都为他的家庭感到遗憾,他在这种场合也有几次为此捶胸顿足。他在派内也有一定的实力,是不多地敢向“三巨头”(梁、董、张)说“不”的人,还一度有另起炉灶,成立卫东团的打算。他在1966年底运动高潮时,曾被选为我们派(全场最大的派)保养车间的负责人,(加上另一老复员军人和我共三人)那是他最为踌躇满志的时候。可是好景不长,到了转年三月初,我们就被军队镇压了,他也和我与梁宝山一起被列为“首要分子”,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而这反复再次暴露了他的软弱,早在我们1966年6月里第一次被围攻时,他表明了“我们与陈董不同,只是和风细雨地给书记提意见”;在 “三.二 ”这次反复时,我被批斗,他来揭发,说是被我蒙蔽,看着这个我大六七岁的“智多星”信誓旦旦,我只感到滑稽。他说话很快,有时在会议中间,他说“就有一句话”,结果说起来起码办半个小时。我们也被不少人看成一类,其实并非如此。他的技术不错,也可以算个权威了,直到他调走,有人说他的节油经验到了市里,也有的人说他又被整了一回,究竟如何,我一直没有见到过他。如今,他年过七十了,估计人生里遗憾也不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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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O# X4 i0 I张玉鹏:  . C8 Y6 i. |3 d5 A  M; H3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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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工矿造反派头头,甚至从外形都和某些影视作品里的造反派都很相似——年近30岁,可是一身红卫兵军装,还背着一个绿挎包。他造反很晚,几乎没有写过什么大字报,可是能讲话。在成立团体前后表现突出,遂成了“三巨头”之一。此人运动前属于劳动纪律比较差的职工,运动中又一度以“打牌、鸽子、搞对象”闻名而被称为“张三样”。和我们不少人比,他更没有什么政治信念,但是能言善辩,有时也慷慨激昂,极为风光。可以由于派系整体底气不足,他也没有坚持多久,后来他就调出了本场。近年来听说。他在退休时——已经成了处级干部——这也是极有可能的。  , \8 m+ c/ V6 D- e4 N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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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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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H+ Z2 q/ ~+ i" O3 y% N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我们的铁杆成员竟然来自八二五那天的反对者队伍。他是党员、老劳模,原来的立场并不奇怪,改变后就坚决到底。尽管后来作为负责人之一,他的能力确有差距,可他的人品和忠诚确是无可怀疑的。他是在我和董宜德在北京被绑架后,作为营救我们的成员参加我们的队伍的,我看到他很感动,甚至要以长辈相称。在1967年我们被军队镇压时,我作为被扣押的“首要分子”不少人躲闪不及,唯独他从老远就亲切地呼唤着我的名字,一种旁若无人的大义凛然,想起来真有李玉和那种大无畏的风度。可惜他早已去世,也不过50多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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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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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8 `9 ~0 N+ b( ?: J8 ]我们车间的前工会主席,后来新疆“红二司”的负责人。他是一名焊工,工会组长,党员。他个子很高,面部形象很有棱角,作为劳模我就给他画过像。后来当了车间的工会主席,也正是他开始有希望的时候,突然决定去新疆了——是作为他“迁厂”的爱人的“家属”一起去的。他的决定使人们感到敬佩,也感到惋惜,也许都觉得他的机会才开始,可他就那么毅然决然地走了。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和妻子都是属于把“共产党员就要到最艰苦地方去”真正当成人生信条的人。他走了,我去车站送他。后来了解到,他的主席干得并不舒心,归根结底就是和车间领导不完全合拍,也许是他的工人本色太浓了。以后就听说,他到了新疆成了造反派的头头,人们并不感到奇怪。大约是在1967年夏天,也就是全国派系林立的时候,他到场里来过一次——可惜我没遇到他,可他也问起我来。据别人介绍,他这时已经成了新疆最大的造反组织“红二司”的头头,是作为群众代表到北京开会来的。他当时理直气壮,透出一种必胜的信念。这时我就想,如果他在场里没有走,那说不定也会和我们一起造反的。但是后来,就一直没有了他的消息,只是听说新疆造反派处境困难。若此,估计他也难有太好的“未来”。他是属于那种不多见的“党员造反派”,同时是属于那种有信念、肯于自我牺牲的人。但是他的结局未必比我们乐观。  , o7 t# w# b- m/ ?* s

# W  Y7 r8 ]3 W% U, J         下篇:保守派、伪造反派、政工干部和驻军  4 V; Z/ i( ~: ?. Q,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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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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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i5 y7 J  |1 I这个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曾亲口对我说过,看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她“还是有些想法的。”因此对于我们把她“打成保皇派”,恼怒无比。看来我们的行为不仅使他受到了屈辱,而且也影响了它的“政治前途”。为此她不仅炮制了陷害我的所有材料(整黑材料就是他们政治处的本职工作),而且直接篡改了我的日记,和捏造了所谓我“制定五项反动纲领”的谎言。我多年苦难经历,她的刀笔是居功“首功”的。  : T" r6 x& a* d' l/ g

- {  W2 h6 P# O) \- J她是运动里唯一和我此前有过“过节”的人。原因是她曾以“突出政治”为理由,除掉了我在礼堂里画的大幅国画《丰乐图》(原作黄胄)之后,又要毁掉油画《延安的火炬》。情急之下,我找到了一把手——场党总支书记魏志远,一把手支持了我。油画就保留了下来。  ( g6 b& o% M5 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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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对她也只是政治上的反对而已。她在后来的传单里说到我看了她写的抗议血书,“就恶狠狠地说,那就把她的手指剁下来!”纯属她写剧本般的想象。她也极会借题发挥,一个技术员由于工作疏忽,算错了一个加工部件的数据,给国家造成了几百元的损失。廉保玉在追究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来源时”,竟然大肆宣扬 “他的父亲如何娶两个老婆”这类与本题无关可确是伤人的材料。    j2 D0 [+ M5 v* N6 x4 O; N+ _8 `- p,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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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说政工干部写得东西枯燥无味,可廉保玉除去给被别人构陷罪名,也可以笔下生花。一次有人到公司“抄黑材料”,在一位书记的材料里发现了廉保玉给书记的一封信,看了一下竟然情书一般。人们无不惊叹其貌不扬的女政工竟有这种手段。  $ O& r3 O-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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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调走了,在落实政策阶段,我向场里提出了她对我的陷害问题,办公室说,已经把这些情况向他们单位转过去了。究竟转没转,我无从知道,可能够这样说,已经是换了人间!  / ^5 Z9 P0 U, w
 
7 z; f8 d. ^7 e: r武永扬、艾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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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2 ?1 U4 u. W( U) I他们都是文革中发过迹的人,虽然他们的组织名称也都加上了“造反”二字,可他们的使命确是造那些造反者的反。对于造反者他们一问出身、二查动机,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证明“造反无理”和造反派的“野心”。他们不承认自己保守,而实际上在场领导被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罢官以后,他们没有去做任何保护他们的行动。而且也还作出了批判的姿态,在他们眼里“当权派就是走资派,造反派就是反动派!”最革命的就是他们这些人了。于是,他们就有了一种感觉,天下,是他们的天下!他们文化不很高,可却比较事故,而且还有老工人和复员军人的身份。一些进了班子的造反头头在后来无不败到他们脚下。这使他们很得意,很长时间都是踌躇满志。然而他们也都好景不长,同样地被后来者拿下,而这究竟是素质还是命运,就不好说了。身为革委会副主任兼打反办公室负责人的武永扬在1970年整我的时候,确实不可一世。然而仅仅四年以后,我在结婚登记的时候,碰到了他——那时他已经离开了场里,给一个接近离休的处级干部开车。见面后他就向我和我爱人道歉,说自己那些年说过了错话、办过了错事。弄得我也不好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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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 ~$ {2 n8 p1 ~) m' j1 b兰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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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军人兼文人,大约来自北京战友文工团一类的单位,下放到基层据说有些生活问题,但是我们无法核实(因为他可以看甚至编写我们的档案,而我们对他则是无能为力)。他到场正赶上对于我们的几次连续批判,他的批判稿被八二五那天跳台的那些人誉为“绝对有水平”。他的到来赶上了需要,几乎没有任何干活锻炼就被提拔到了政工组,(后来又是打反办、落实办和宣传科),最后还当上了负责人。平心而论,我们工厂里的无论哪派,都缺乏他的那种“干部风度”。只是在作国际形势报告时,他的语言比较笼统,总动不动就是“小国小国”的,很不具体,不知是怕听众不懂还是他自己不熟悉。我在1978——1980年的要求落实政策中,许多时间在和他打交道,1979年那个“落实罪名”的决定就是经他的手笔,把“查抄”我的日记说成“查收”更显出他的文字功夫。由于当时他的打闪腾挪,我的平反希望一次次落空,想到自己被耽误的上半生和今后还要搭上的下半生,我一度竟然冒出过和他同归于尽的念头。这个结果没有发生,来源于大好的社会形势,也源于理解政策的上级领导,对于我是侥幸,对于他未必不是。后来他到了公司,一度还是科长,再后来就不得意了,以致提前退休。再到后来,竟然郁郁而死。他和我是同龄,死时也就五十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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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 Y/ E9 t( ^+ B王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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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典型的“牛二”式的人物,也是个对我们咬牙切齿的人。原是司训班的班长,由于平时对于大多数人专政,运动后遭到了报复——被学员们狠斗了一通,还挨了几巴掌。他以前还不属于党团骨干的范围,但由于八二五那天的特殊表现(爬到台上,救走被斗的褚忠良和史荣祖二人,然后恭敬地送烟上茶),就有了明确的地位和立场。一方面在司训班找人算账,另一方面他要加倍的斗别人。后来凡是斗造反派和其他“牛鬼蛇神”,站在台上强按脑袋或是狠踢一脚的就是他!他和我都住在宿舍,三.二事件我被扣在宿舍不准回家,他就主动的成了我的“看守”,不仅随时恶语相加,而且暗中趴到我们宿舍的窗户跟窃听。1968年我被“扭送”军管会,他就是安排好了的第一个找我了寻衅的人,我被扔上车时,除去死命地殴打,他还飞起一脚朝我的脸踢来(幸好被别人档过)。他对自己被称为“保皇派”是非常恼怒的,可是也从不称自己是“造反派”。而在后来的影视里类似他的那些做法,都是要慷慨地划归为造反派的。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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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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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履历里虽然参了军又种地,种了地又参军,可他的身份还是复员军人。它的闻名是在文革委员会的一次会上,他说场里有事离不开“陈风雨、宫虎”,他这样说正中我们一些人的下怀,那时我和宫虎都没有进文革会员会。他的立场和那黑瘦的外貌都给了人们很深的印象。然而后来我们不行了,他便作出了和我们势不两立的姿态。他心里究竟怎样想的呢?1966年底运动高潮时期,忘了为什么他和我有次谈话,当我在坚持自己的一个观点时,他忽然换了一副表情,老大哥般地对我说,兄弟,你别急,不行你先来个车间主任当!听后我目瞪口呆,不仅对于他的赤裸野心感到惊讶,而且还对于他对我的理解感到是侮辱,我大约说了几句,那你要当什么呢?谈话就不欢而散了。后来在送我军管会的时候,猛击我的后背(十几年后的颈椎还有后遗症)的就是这位投机的伪造反者。  0 @- h/ A* y% W- T+ e( ~0 e6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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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军  " y5 @2 `# d2 N. ?! j8 x1 F- N

* |* B: ~: c3 d& M2 `: s驻军领导人在文革中的地方职务,一般是革委会副主任。可有时这个副主任却可以拿下正主任,他们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3 I8 v" N. i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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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早接触解放军是 1967年3月2日 ,那时除去学校各企事业单位还没有驻军,可是对我们场却捷足先登了。他们来场时宣布我们组织是“不受欢迎的组织”——那是一种“反动组织”的降级说法。那以后,我们的组织近乎解体。然而,两个月后,随着社会大形势,他们又宣布撤销对我们的“七条”——然而也没承认开始宣布的错误。于是我们就串联、上访、申诉,到9月他们终于连续做了两次检查,承认对我们的做法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一位二处的军代表感慨地对我们说,我们跑掉了鞋,也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啊。看着他们那诚恳朴实的样子,我这个备受打击的“首要分子”也就释然了。——不释然你又如何呢?  : p( q  s2 ?8 ^2 x$ K) d

& A9 I4 H: l- f6 c0 T. M# m场里正式来驻军是1967年底,第一任的负责人就是场革委会的副主任,此人姓刘,大概是个营长。在他的眼里我一直就是个“反革命分子”——材料当然来源于场里。1968年我被送进了军管会,他就在全场大会说,有人至今抱着戴眼镜的(指我)大腿不放云云。那是抬高我了,人们只不过是坚持自己的信念罢了。此前一次他看见我穿得有点学派,就不无讥讽地说,我还以为是新闻记者来了呢?他的话有两重含义:作为工人你不像;作为记者你又不是。但是我和他都没有想到会一语成谶,整整20年后,我还真当了记者。后来的驻军负责人,素质大都没超过那位刘营长,有一个老尚还总爱借机“军民合作”对女同志动手动脚。有的在场内实权派的怂恿下,无照驾驶,受到了处分。记得一次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大概是毛主席刚提出建议四位军委副主席留任,林彪马上说我同意。于是,这位驻军随即评论:同志们,你们看跟得多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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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的驻军文化素质明显提高,1971年,一位驻军看了我的全部日记,于是进行了家访,和我的姐姐和姐夫进行了恳谈——这对我是史无前列的事。那以后,我就摆脱了一直受第一打击的位置。处境明显地好了起来。他叫蔡明亮,太原人,生于1945年,长得高高的,而且很白净。再见到他是我人生的一个愿望,不知几时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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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o& x9 V* w- i好了,我的四十年的近三十幅画像就到这了。这也是我回忆往事从形式上的一次新尝试,比起历来的纵向叙述,横断面的人物肖像也许会有点新的感觉。我采用了一种“有实情未必有实名”的手法,至于这些画像是否客观、真实,我只能说是尽力而已。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代表作《小城畸人》以人物肖像的手法写了一个小城的故事,我的《亲与仇》也只是试图写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呆过的单位里的人和事。它是否真实可信?甚至还会提供更多地东西?我只有等待朋友们的关心和帮助了。  * z9 ?- v1 m0 n1 d  S1 d5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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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言:人按其本质而言,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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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8 p% P9 t# G4 B我的1966(补一)' W( _5 T2 Z3 X! J- }" I0 q/ A' G4 y
作者:金色年华 ! B( D' y- i. S  k7 e4 L. O8 ?( V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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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于众的日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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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别是文革前后,因个人日记暴露而罹难的人恐怕不是少数;对此后来的反思和纪实作品中却鲜有涉及(遇罗克、遇罗锦兄妹是个特例),也许这归根结底在于日记本身的私密性?  ; |$ w" M* T. 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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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公布于众,而且动用了大字报、成册的传单和广播等多种形式。除去运动态度,我日记中的“资封修”内容是批判中心;然而屡遭打击,我却始终没有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很大程度也在于我日记中的“革命内容”。说起来,不知日记对我来说到底是祸还是福?  ; M3 E6 e% s' |& m* `, h, W

8 c+ L$ i# }9 z) @我的日记写于1962——1966年,正值全社会学雷锋、写日记蔚然成风的日子里,数不清的年轻人都满怀热情和希望地在写给别人看的日记,可我没有。我的日记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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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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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国庆节过后一上班,场里就像开了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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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 Y$ [! x' {/ \# F3 O1 k一份长达两千多字、有300来人签名的大字报贴满了四库的活动门。它的大标题是《彻底戳穿反革命分子陈风雨的丑恶面目》,小标题是:从封建家庭和反动日记看陈风雨的反动本色。下面就是按语和日记的摘要,密密麻麻目的写了20多张,不少地方还划出了引人注目的红线。  . ^$ v! E3 I8 N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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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成了全场的第一号新闻;我也成了全场的第一号新闻人物。  - s7 w9 y5 N. F! Z+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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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和许多单位的当权派为转移斗争方向“挖”出来的的日记不同,这是对立面向我们打来的一颗重磅炮弹。我作为场主流派的头头虽然已经退出了领导位置,但是影响却是双方都不否认的。那时场里虽然还没有成立任何群众组织,但对场领导的截然不同态度,于是就分成了两大派。我们属于反对场领导,人数由少到多、日益发展的一派。大字报一方面从家庭、甚至从我初中一年级的所谓“反动言论”开始,千方百计地把我说成“反动分子”;另一方面不惜夸大我在运动里的作用,最后合二而一,把我们在运动里的作法说成“反革命政变”。而这篇大字报就是他们实施这个战略的第一发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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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这发炮弹的作用很大。首先是许多我们观点的人犹豫了。他们虽然都知道我是好人,也明白对方是在抓辫子,但是对于不很明白的日记内容,还是觉得沮丧、甚至担心,有的人明显地改变了以前对我的亲近态度;这样一来,也使我的“铁哥儿们”也处于有口难辩的地步,因为他们也说不清谢洛夫、列维坦到底算不算“苏修画家”;至于许多观风的人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就更高了;这时兴高采烈的还是策划派,他们得意自己的“杰作”,而且认为这仅仅是开始。可是人们的同情心还在,不少人对我的态度依然如故,好像根本没有看见大字报一样,也有的人见面时还简单地和我聊上两句。一位一起进厂的女工,也算是同学吧,上班后的第三天悄悄找到我,忏悔似地说自己是不得已才在300人的大字报上签的名,其实,我根本没有看见她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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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6 ~$ U; m8 t/ e严重的还有我自己。20岁刚过的我突然面对了人生第一次空前的压力。我感到像被大字报全身裹起,场里处处有人对着我指点议论。虽然从根本上说自己心里清楚日记的实质,甚至也相信这种歪曲事实、断章取义的诬陷不会长久,然而自己和别人打招呼时却不自然,是否在笑,也说不清了。多年后我看心理学书,才知道这叫“焦虑”,它当时还混合着恐惧感。随之后脑也感到了一种无名的肿胀(以后遇到紧张的事,就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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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1 y9 ?7 B- o+ L而且夜里也睡不好觉(当时我住在场里)。大约第三天,我在半夜两点半来到了大字报的下面。夜班的人不多,而贴了大字报的四库门前特意安装了高瓦数的照明灯。我来到这里想试试胆量,也想挑挑它的错处。我开始一段段地来看它。看着看着忽然觉得眼前的字体变成了鬼脸,相互在我的脸前乱蹦。直到眼花缭乱,终于坚持不住,我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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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那几天起,一直到事后多年,厂里许多人都在不断地问我,你到底写了什么呀?为什么会让别人知道哪?何必把想法都写下来哪?我便很自然地想到了1965年秋天的一幕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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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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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7 x7 ?5 l# ]1965年9月一个晴朗的下午,场团总支的刘慧云大姐忽然找到了在场工会搞宣传的我,她说听说你一直在记日记,可以给我看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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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要求使我愣住了。尽管我们平时挺熟,关系也很不错,可日记毕竟是自己的秘密啊!见我犹豫,她又和缓地说,只是我自己想看,同意不同意在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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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B6 p0 o9 o- h5 {7 r) l- b8 k我考虑一下可以吗?平时一向是快人快语的我头一次犹豫起来了。好啊,她轻松地回答。  / x# T/ q0 h! [/ ~1 N" {' M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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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我就找到了厂里一个很要好的青年朋友马某,我对他可以说是无话不说,甚至给他看过一些日记。马某并没感到有什么严重,听了我的介绍以后就说,既然你对她(也是组织)有过思想交心,那把日记给她看也很正常的呵。  7 I, P* n7 C+ \/ W9 E* M% P1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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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向她(组织)交心谈思想时我很直率,但这毕竟和看日记程度不同呵。可经朋友这么一说,我也感到无法坚持了。转天我就向刘大姐交出了记到前一天的5本日记,大概还写了一点说明。  , \6 [6 g: v$ r( A+ r.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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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后,她把日记原封地还了给我,并且谈了她的个人看法。她看着一张小纸条念出了她的感想——七项缺点,八项优点。听了后虽然有不得劲的地方,但总的说还是感到很振奋——我的基本思想,特别是后来的转化,得到了充分地理解。事后我也很感激给我出主意的朋友。  ; j  W( Z# z- Q- O6 p/ Q

* j1 w% H) M( L  [3 P5 j那以后,我一直很顺利,年底还作为代表出席了运输公司先进团员、青年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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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1966年6月到了。出于对场里问题的看法和对党中央精神的理解,我给党总支书记魏志远贴出了大字报。我的行为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但是处理起来却没有丝毫的手软。这样几张大字报过后,我在6月底经上报后便被内部定为“极右分子”。并且定下了适当时机全场公开重点批斗。如果没有后来的大变化,我极可能迎来一个崩溃或者是暂短的人生,预计20岁刚过的我是无法承受那一切的。但是1966年毕竟没有重复1957年。那是我(同样还会有千万个热血青年)人生的第一次大幸,若非如此,就绝无今天写出这一切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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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O+ S- g* g) z& [然而,要给一个“极右分子”定性还缺乏材料。即使在家庭出身上(我是工人出身,但是家长有一点历史问题)做点小文章依然不够。于是政治处的女干事廉保玉记起了刘慧云看过我日记的事,由她马上找到了刘,除去让她立即交出那个谈话提纲以外,还对她没有就此事提前向组织汇报提出“严厉批评”,直到她流出眼泪。  # P- o1 B3 y' a" L) a. 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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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利用这个提纲,在经过W的一番精心地加工改造,在场里还没有地得到我的日记原本的情况下,廉保玉就已经把它锻造成了宰我的一把刀。那么,他们到底抓住了日记中的那些问题和事实?我那时的日记又究竟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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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我的日记摘要——0 P: ]4 ?* ^+ ^% w

  Z" j) w1 l0 Q3 [2 C                        三  0 f+ `1 B/ H, \: o, `2 S5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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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青春足迹  " t# L7 E2 E7 s: U2 F- u) c

5 b4 W) G2 h. ]3 T      当二十年以后,如果别人问起或是自己想起,你的青春是怎样渡过的?那么就翻一下这本日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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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11风雨于津  9 y+ o3 B- c6 F1 r2 q5 j5 R7 d- u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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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3.7.  - b8 q) `. Z( ^" a3 T! Q8 \+ |

: ~2 Q. n& m# e3 o2 i" s在南大桥,这里的天空、土地、河水、小桥人家都是灰色的;只有河边一棵刚开出两三朵花的小桃树,说明这里是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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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春早到一样,感到自己的青春,还没有仔细地看一看、想一想,就已经来临了。人是爱青春的——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刻。青春也是不会停留的,和它的到来一样。重要的是,度过了你的青春之后,给你留下了什么,对你的一生有什么意义。  + U4 V$ X+ ?! l- n3 J

; ]; j/ g9 G" U" h3 G196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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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L) V# z7 Y: B. D即使放弃十个雷锋,我也要做一个谢洛夫。人需要真才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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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 s& S/ m6 V19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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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绘画才四五天,技术上(指修车技术——现注)也稍有长进,可在梦里又看到了画,看到了一个画家在1882年的一个画集和所谓弗鲁别尔的画。醒来后,就急着找《墓地上空》(虽然印的很拙劣)来看,看到了,心里才好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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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离不开你呀,缪斯女神,我生活的灵魂和动力。  ; D/ A+ q/ \7 C/ m) x0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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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k4 d8 u又看了法国印象派画册,真难过,为什么不懂法文?对一些画为什么不理解?因此初步的看法也许是不成熟和错误的。  ; P1 D% S2 V8 B: R

  @* ~  w4 I. i, W# o我觉得莫奈完美无缺;毕沙罗亦佳,马奈的形有时令人觉得浮华;雷诺阿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的裸体看了就觉得“恶心”(请原谅)。修拉很好,但是否僵了些?德加有时粗野,塞尚、梵高、高更每个人都不喜欢!还有叫不上名字的morisot(1841—1895)和kassatt(1855—1926)我很喜欢!  1 u. R( v+ A- C- x8 r9 p5 N( }

, [# t. Y% O- |+ b7 E( f/ E(67.6注:二人均为女画家,前者为莫里索,后者为卡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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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11.7.  2 x/ J6 i5 G* a3 s. X

6 N6 X2 B5 u3 G% X% z天气骤然冷了起来,风很大,黄叶落了一地。也许明天就要上冻的,路上的行人畏缩着。我顶着寒风,低头阔步,急越胜利桥——我从业大返场的途中,结束了一天的最后的一个生活内容。  , Q0 E- G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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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只是个象征,他告诉我将来不知还要有多少比这更冷的夜晚,可是你能坚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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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 [& U! O, m1963.12.11  1 D0 o/ z6 @! U$ b* ~/ E4 z

5 k: c3 ~2 }! l2 w! ^' B/ k+ u晚上回家,给母亲读了《名家书信选》里的傅雷致母亲的信。一会儿,姐妹都来了,来了个合家欢。为了这个家,我得努力,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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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Z6 z+ g, D: G19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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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S3 c$ y) L0 b今天是元旦休息日。上午看了果戈理的《外套》。下午去二宫遇李卓立,知大直沽影院月底演《画家苏里科夫》,心里好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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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4 s& g/ e/ v3 f4 j& o' H1 W今天读高铁良借给我的《契诃夫传》。艺术家那高尚的道德以及其对生活、艺术所起的作用,震慑了我。使我意识到在改造环境之前必须改造自己。和其他的庸人斗争之前必须把自己思想的庸俗成分打掉。我一定要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为以后的生活打开新的一章!  ( p- ^) ]* I/ C" [3 L! P# Z9 {3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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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13.  # z4 n+ f9 n4 l" U. y: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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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螺丝搬子”占据着我,但自然美还是属于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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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天早晨都要去开那无聊的会,可红装素裹的晨景还是容我欣赏她的娇容;尽管我需要吃力地推车或上零件,但那淡蓝色的晨雾和柔美的阳光还是映入我的眼帘。工作的流汗与烟云笼罩的雨景并存,焦急的钻研与阳春白雪同现。还有在收工以前,那橙色的片片夕阳,依然使我如醉如痴,心花怒放,尤其是那夜阑人静的秋夜,望着那如水的月光,闪烁的繁星,听听着细细地虫鸣,微微地草声,心情是辽阔而恬静的,好有一种喜悦的自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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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 |3 e$ M4 C& V7 G5 _6 r0 V' F196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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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n$ G1 M7 H# _1 z上午去水上公园看“钱松岩国画展”,老先生创作革新之处,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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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i+ b3 l5 e6 o下午去图书馆,饱餐了一顿。看了可以说是朝思暮想的几部画集——B.A.谢洛夫,K.A.科罗文,M.A.弗鲁别尔以及C.A.伊凡诺夫,遗憾地是画册小了些,有些还是单色的,不过谢洛夫的速写还是激动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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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7.27.  # z( `9 t; S8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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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在图书馆里读《印象画派史》看“莫奈的贫困”。真没想到这位我所崇拜的和美术学院学生喊过“万岁”的印象派首领,居然还有这样的经历:即在已经成名和结婚以后还没饭吃,没颜料用,甚至用旧画重画。他是多么不幸呵!而今天,我们总要比他强多了,努力吧,你也算个幸运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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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时外面下雨又去看报,没想到一篇大文章竟然整整看了一个小时,这就是人民日报上 罗尔纲 先生的《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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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 k2 a$ C4 U196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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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w$ e+ K+ j  [4 |7 G, g( _* f今天在文化宫的工人公园里,和中央美院附中的同学座谈。他们有七八个人,我们则是卓立、开圯和我,交谈中都感到相互了解的必要,看了他们的画也不是高不可攀的。    Q6 O' K/ C, l7 l$ V4 E& \. }
也曾看到了XX这个我一年来向往的少女,自己没有什么惭愧。而我所谓的朝思暮想的XX——不过是一个纯洁、娴静有才华的少女的象征罢了,不一定是这个在美院附中上高一的女学生。所以这种美妙的幻想,还是美妙而不庸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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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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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在文化宫,内部观摩了《早春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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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B8 o+ ^. H! T啊!这部曾使自己这么喜欢的作品,今天却以更完美的形式见面了,真是太幸福了!真好像旧居穷海滩上的人见到了糕点——我在精神上饱餐了一顿。  ( I* C9 p  |) |3 Q% q" j  c

/ O: U) X5 m) m" t然而,这只美丽的小鸟的到来,不是遇到温暖的春天,而是成为被击中的靶子。我愤怒而心悸的看到这点,同时也预料到任何想保护这只小鸟的人,也会遭到被枪击的命运,真可怕!怎么办?是摇旗呐喊也向她开枪呢?还是为了护卫这只能唱出心灵之歌的鸟儿身受枪击呢?  ; j0 Q; h6 l5 H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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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1.13.  - @& F3 Z( x!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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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场工会定好了,就要画大油画了。多时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我欢喜若狂!  1 l" O- m( O9 F4 P

- P8 R1 |% y- n从去年开始摸油画笔,至今仅一年,就可以临摹大油画了,成绩是很显然的。联想一下,明年说不定会搞创作油画,而目前的“六号门”连环画创作和即将开始的工作,不就是美妙的预兆吗……  - _3 f: O% H6 T  ^. M, J" q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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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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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电影《草原雄鹰》颇有感触。那种概念性的处理,神化的、过于理想的人物,不合逻辑的情节,连那些色彩镜头都冲淡了。对此,我认为美好的形式,只有通过和谐的内容才能表现出来。阿依古丽的服装再美,也不是涅斯捷罗夫的画,一提起“梦想者”,人们就会想到那蓝雾蒙蒙的涅瓦河畔了。尽管政治、经济很满意,但中国的艺术将朝什么方向发展?  ! T: }8 t8 x3 z8 u5 h/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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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2.23.  . `$ _" `2 c% ^

" I; |" v8 t+ A$ v! e今天知道了产业工会将抽调我去搞“六号门博物馆”的画。手底的油画还没画完,这只有抓紧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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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G/ U0 a; a  b. Y7 t) P+ `现在我明白了“人之才气,须及时用之,过时不用则衰矣。”(谢肇涮《山静居画论.》不要怕身体搞坏,那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懦夫思想。向米开朗基罗学习!向杜勃罗留波夫学习!今天干到11点,只有付以行动的决心,才更有意义.  . x, n+ N* d6 l" {9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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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1.15.  6 i) e$ \) a- D

4 a' D: _  n3 `. P2 Y又要批判《林家铺子》了,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然而也是大写“中间人物”的作品,是第二个《早春二月》了,那么自己又如何批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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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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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s) \% ~( j  J3 w* Q今天是快乐而有值得纪念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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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在展览会上,我那幅色彩生动的“青春之歌”无疑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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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k: p9 m! }( H( W在文化宫出示草图《红色宣传员》又使我有了才能的预感。而高潮还是在晚上全市各区美术骨干创作会议上,市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李森荣再次提到我的画和我的创作活动,并且给以了高度的评价。他讲到“这样的画作为工人美术创作史上的老寿星,可以保存一千年,可以进博物馆……”难道还需要什么鼓励吗?够了,这过高的荣誉。反倒使自己惭愧起来了……  / E% M3 A1 S* Y$ j: W

0 {$ I9 z/ ^9 \9 z) e! L  S4 k青年人,梦寐以求的时机到来了,也许弄不好悔恨终生的时期也到来了,在这“一寸光阴三寸金”的大好时光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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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7.21.  7 @7 V7 I3 S% c8 w1 ~

1 K% ^+ _6 q5 R- {* I3 d在外文书店,用最后的饭钱买下了俄文版的《哈姆雷特》,价值是10张精彩之极的木刻插图和装饰,1元五角,真贵,也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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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 Z% W% e6 v这个月争取不借钱,这本书以后更会发现购买的意义。  " d6 N; `, N3 o

( P: q/ D% s% G* }- z# l1965.9.1  $ _4 u# ]( V% u2 G/ y4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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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战一星期,油画宣传画(临摹张文新《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  / U8 _5 @: B, e( g3 _' a/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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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效果上,还是从群众影响上都受益不小,虽然辛苦,也很值得。这高 两米 ,宽 四米 的大油画在7天内基本完成。每天有效工时是9小时,有时甚至是10个半小时。以后再干10天就够。用颜料除一部分白色外,约40袋,比预料的少得多。在技术上给助手讲了色彩知识,用笔方面也大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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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4 H9 m  q( ]196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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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J+ U) f( o" Y( C观影《年轻的一代》,受启发不小。仅就爱情方面录林岚一句话“如果为了爱情就抛弃事业,那么我就不要爱情。真的,永远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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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26日报刊胡乔木的诗词,真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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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摘了。这些篇幅大体说明20岁左右的我,是一个生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城市里不断奋斗的青年工人,由此产生的全部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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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d* a9 G/ P" n' Y1 D. A4 @- y我在读书和对于绘画的学习里保持了对人生目标的追求。为此不畏辛苦,坚持不懈。以契诃夫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主义作家,成为我奋斗的榜样,他们的品德、艺术和进取精神向我展示了无限的魅力。  
, n& a/ }" P: b- \; Q! o
2 J; X# O9 s- Z) d- m3 h2 k我和现实有协调的一面。虽然处于工人岗位,但是我的努力奋斗还是得到了社会和单位的支持,上文化宫、去业大甚至去图书馆学习都是社会大环境的允许,加上自己的想象力也使一个企业为自己的学画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对此我感到幸运,也心存感激。  , \- |1 y5 u$ g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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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现实也有不协调的一面。首先是生产工人的岗位和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对于我的奋斗目标的掣肘和削弱,加大了我学习的艰苦和难度;其次,在于那个集体主义为口号的时代,我的明显的个人奋斗道路,就难免和环境和冲撞,特别是在和自以为政治优越但却无真才实学的一些人打交道时,尤为突出;最后西方文艺思想对我的影响也使我对当时的文艺政策不理解和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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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可放弃十个雷锋,我也愿做一个谢洛夫”是我个人奋斗精神的极端体现,也是我对比较空泛的政治口号的不以为然,甚至包含着认为雷锋只是一个政治符号而非血肉饱满的真人的看法。(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未必很少,但是多数不说,更不会写出而又被公布出来,所以我的这个说法,当然成了异类的标志)然而随着后来社会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王杰、欧阳海的人物的认同后,我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观念,而这点也是以后投入社会运动的重要原因。至于对雷锋的看法似乎没有大的改变,因为已经定格。  6 h+ X5 m1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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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个别处如何不满,“紧跟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还是我们这些穷人后代的根本。而且它也是我们响应号召、投入文革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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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F) Y" l& L我的1966(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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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于众的日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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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的日记在场里形成了那样的轩然大波,甚至自己也紧张了一阵,但是平静下来以后,在我的心里并没有某些人猜想的那样隐私暴露的恐慌。原因前面讲了,它在于我日记的基本思想特别是后来的转变。于是在场里日记风波依然不断的日子里,我就有将日记上交的念头。5 E( B5 u$ h  C0 [
交谁呢?当然不会是场里,甚至也不应是态度暧昧的公司和局,也许只能相信市里了。10月6日,在全场的一个批判会上,我们几个人忽然被叫到台上“接受批判”,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阵势,我们没有一丝地害怕,我就把目光紧盯在台侧的油画——那是我一年前画的《娄山关》和《毛主席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甚至做出了威武不屈状,那天也没有人敢按我们的头,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地富反坏,也不是当权派嘛!
& u" q, [) X! T1 O! e当晚在最近的朋友陪同下,我带着六本日记来到了市委文革接待站——那时已经离开了市委大楼转到了人民礼堂。这里一直有人值班,但也有一种不寻常的气氛。运动已经使整个社会非常化了。好在接待我们的干部还挺认真也挺和气,在费力地听完了我场的运动过程以后,最后才明白了我的要求。他随意地翻了翻我日记中的两三本,然后胸有成竹地说,谁让你写那些风花雪月、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惹事了吧?很显然,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浪漫的小资,而根本没有理会我身后面临的巨大危险(也许他们也处在自顾不暇的地步)。虽然他不认为日记反动,但是也婉拒了“由市里审查”请求,于是我们就失望地回去了,到宿舍已经很晚了,我们12点多才睡。; F; x! ^, s" a9 ?, Z
然而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就有人来宿舍砸门,开灯一看,居然是筹委会的人,直截了当地来抄日记来了。我也就刚起,几乎无法作任何抵抗地把日记交给了他们。昨晚去市委的记录成了我“青春足迹”的最后记录!这样,我的日记就开始了离开我十几年的旅程。; t% G! b' D# B3 ?9 O- J  r
整个中国在这个时期,有多少人因为日记的暴露和被揭发而罹难,至今一直没有过确切的统计,更没有在反思和回顾的纪实作品里有过详细的报道,也许这归根结底还在于日记隐秘吧,然而根据我的感觉,它绝非是我一个人的遭遇。下面仅举一例,以窥全豹地说一下。( @  f5 L4 K" O% i& L
日记被取走不久后,我就听说陈云虎出事了。他是我们在一宫一起学画的朋友,由于日记的问题而在单位里遭到批判。他是来自湖南的青年,在天津航道局工作。多才多艺,意气风发,不仅可以写漂亮的文章,也还能指挥单位的乐队。作为中央美院的落榜生在一宫格外受到业余作者的尊重,当然他也是属于自视甚高的那一类。运动初期他是作为领导转移斗争方向的靶子而遭难的。1967年7月一个闷热的傍晚,我在海河边上看到了他,那时单位里的当权派已经被打倒了,可是他依然情绪不高。问他为什么不参加造反组织?他只是说比较倾向他们。很显然,是人家不愿意接收他这个“有问题的人”。过了不久,又一次运动的浪潮过来了,听说他自杀了。这个当初也以“五柳先生”自居的才子,就这样在这个世界消逝了。一个一起学画的朋友说过,他的家比较远,在天津只有一个姐姐,比较孤独。可这是主要原因吗?事后同样因日记遭难的我,一直感到庆幸。
4 W: k0 E: r  v6 T' g后来了解到,也是在这个时期,有人因日记的丢失惹了大祸。这就是北京的遇罗克、遇罗锦兄妹。读到遇罗锦在《一个春天的童话》记叙自己在文化宫的厕所里藏下哥哥和自己的日记(居然和我用的是同样的“北京日记”)时,我油然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和痛苦感,在中国又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呢?遇氏兄妹很不幸。哥哥被判死刑——日记思想毫无疑问是定罪的重要成分,而妹妹也因此被判劳动教养三年。相比之下,我实在是很幸运。这一是我终究是群众运动里的一员,(没有过分的孤独感)二是在于我日记的基本内容,虽然有牢骚有不满更有不合时宜,但终没有更过分的思想倾向——如今也可以称为思想深度吧。然而,在把我的日记被抄走后,场筹委会等一些人也还是想通过日记进一步把我置于死地的,他们又是如何做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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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o2 d2 A2 p$ w: K$ ~& w下面是一册是精心编织的《反革命分子陈风雨的丑恶嘴脸与他的黑日记》摘抄,这本近万言的小册子完全仿照对胡风集团的批判格式。为避免重复,现在只摘录它的标题和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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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o& t) j4 r" S5 b! y标题:陈风雨的反动思想:7 Z$ ~9 L# G2 h1 Z' K3 g9 h. s
评语:陈风雨受其反动家庭和社会敌对分子的影响很深,思想极端反动。在上中学时,五九年就造谣散布“美国第七舰队就要来了”,六零年学习八届十中全会文件时,该陈恶意诬蔑三面红旗说:“大跃进有点糟,商场紧张,质量下降,大炼钢铁花钱多……”。% w2 m! Z+ z- A; B: P
六二年11月,该陈来我厂学徒后,厌恶劳动,一心要当“美术权威”。书写了八本反动日记,发泄了他对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憎恨。如毛主席号召学雷锋,他就在日记中写到“宁可放弃十个雷锋,我也要做一个谢洛夫”。在六三年三月写道“在南大桥。这里的一切天空、土地、河水、小桥人家都是灰色的,只有河边一棵刚开出两三朵花的小桃树,说明这里是春天……”。他敌视共产党,六四年十月对印度尼西亚局势的反应是“从混乱的局势中已经看到了对共产党的不利因素,一个少壮派的领袖正在出现。”他反对毛主席的教导,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道“什么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如呆如痴、坚定勇敢地跟着毛,在我的身上无法体现。”充分暴露其反动的本质。
6 c+ N1 u6 A3 V' x2 P& A& L( P/ V标题:赫鲁晓夫式的精神贵族:4 i% L& M8 E+ E9 g+ W& R. w  u
评语:让我们用毛泽东思思想这面照妖镜来洞察反革命分子陈风雨的黑日记,就可以看到这个反革命分子的思想灵魂是多么卑鄙。自以为世界上只有他最聪明、最高贵、最有才华,而别人都是庸碌的、低级的和微不足道的,真是赫鲁晓夫式的精神贵族。  c0 V2 G/ R/ ~
标题: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u! D1 X. f1 N/ C
评语:人所周知《早春二月》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大毒草影片,而陈风雨却把它捧上了天。把它比作“久居穷海滩上的人见到了糕点”,比作“美丽的小鸟”。全国人民批判《早春二月》他感到“愤怒和心悸”,感到“真可怕”。……散发着他内心对资产阶级的爱和对无产阶级的恨。他甚至狂妄地叫喊“中国的艺术将朝什么方向发展?”言外之意。中国艺术必须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发展。并贬低毛泽东思想,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以主席思想处理事物是“不合逻辑”,“神化”……公开对抗毛泽东思想。' e' j) [# v( x5 v
标题: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对现实生活极端不满:  L" {& x2 P4 r6 g5 C! [% i' v
评语:毛主席说:“从来没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主席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也是我们全国无产者的心里话,说出了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反革命分子陈凤雨却把新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理想诬为“只不过是为了应付那三餐一宿,养老养小。”把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说成是“苦啊!”把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说成是“灰色的”。借写景物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与邓拓之流的《燕山夜话》(反革命黑话)又有何区别?
- A# W0 t9 M6 e+ H. @( l9 b4 n标题:恶毒攻击党、攻击毛主席:8 }$ G- Q0 E  Q
评语: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百年以后我们也要拥护毛主席。”我们对这一教导不仅坚决拥护而且坚决照办,而反革命分子陈风雨却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恨之入骨,说什么“坚定勇敢地跟着毛在我身上无法所体现。”这句话不仅暴露了他的阶级本质,更严重地是他还删掉了我们伟大领袖的名字,这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恶毒诬蔑有何区别?陈风雨和他们是一丘之貉、一路货色。(注:后经军管会查实,日记公布者将“挥着笔”篡改成“跟着毛”)
0 O: M; s( T/ C标题:时刻想颠覆新中国,妄图资本主义复辟:
9 O" V, k/ A6 f5 D& i& {评语:美帝国主义及其奴才反动派企图颠覆新中国的办法有两个:其一,用暴力行动;其二,用和平演变。陈风雨这个反革命分子妄图双管齐下:一方面才用和平演变的伎俩;另一方面还时刻想在我国出现“斯大林格勒”式的战役,或者由印度尼西亚式的反革命篡党篡政篡军式的人物来实现他渴望已久的资本主义复辟。他看完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影片就在日记中写道“在中美对峙的今天会不会出现那个可能。”他看到了报纸上登载了印度尼西亚反革命篡党篡政的消息,就在日记中写道“从混乱的局势中,看到了对共产党的不利因素。”因而感到十分欣慰,盼望着“一个少壮派领袖正在出现”。这不是他企图篡党篡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又是什么?# [7 K& j6 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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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夹在日记摘录中的批判,可以说是国庆节大字报的扩充。在继续张贴醒目的大字报的同时,还动用了广播系统(除去场院的大喇叭外,每个班子都有小喇叭)和广播车。由于家喻户晓的反复宣传,竟使我场装卸队的老大爷,都知道谢洛夫了,这在全国运输场是没有先例的。此后由于派性活动的扩大,发现黑龙江、重庆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都翻印了我的日记批判。这规模和形式显然大大超过了对于一个仅仅是“写反动日记”青年的批判,那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Y9 Y0 X- d* B
根据这份材料的前言,说是自1966年8月22日起“陈风雨便篡夺了我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控制了我厂的党、政、财大权,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对于这时20岁刚过的我来说,除去这个说法的耸人听闻的成份以外,也还说出了比所谓“反动日记”更严重的多地事实。对于我场近四十年前发生的那场事件,至今的认识会泾渭分明,但他它却是我遭受的打击的最根本原因,日记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w5 T9 @- w, K( J(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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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l: d& j% R( P9 A: A国庆期间关于我日记的大字报被引爆以后,牛毛细雨般的深入批判又在派性活动中延续下来。秋风秋雨中开阔的场院里,随时会传来我日记片断的广播声,是真是假,已无从考据了。甚至雨水也冲不去贴在全场各处加了红墨水划线的大字报。
2 Z6 n' T: s+ ?) o; r我再一次在人们眼里改变形象。最早,我是一个有特长、略带清高是的学生式青年。运动以来,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地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了。然而如今我在人们心目中又暧昧起来——真正认准你是坏人的怕也不多,但多数人对你就疑惑和含糊起来了。这里包括着赞同你的带着遗憾和惋惜的含糊以及不很了解你的带着疏远和不以为然的含糊。特别是你还无法立即反击,拨开你头顶上的乌云的时候。
5 \: F  F& E7 A" F好在社会形势的发展非常有利,到了当年12月,我们居然成了全场2400人中最大的一派。而我也再度出山,当选为我们派车间分团的负责人之一。到了1967年,随着电影《清宫秘史》的被批判和刘少奇的被点名,人们对我的日记已经淡漠了。9 `: t$ m, b$ C4 B" Q
然而,3月2日风云突变。我们这派又被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和908部队联合宣布为“不受欢迎的组织”,依照他们的《3.2决定》,我作为我们组织5名首要分子里的第2名遭到了“群众专政”。这期间,日记问题再次复活,加上这时发现的所谓“五项纲领”,我又被煮了一遍。但是感觉没有超过去年10月的那样强烈,后来随着4月28日对《3.2决定》的撤销,一切又照旧了。但是它没有澄清事实的一幕。
' y5 m3 F( A! b0 ]+ q/ L1967年夏天是各派组织大活跃的日子。我们派又重整旗鼓,观点相近者或是相反者也相继亮相。我们这时虽然保持了第一大派的地位,但是比起3.2事件前大大地衰弱了,这其中包括我日记被批判的“暗伤”。对此,一些观点相近的人们终于感到日记的问题,再也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了。于是他们就拿着对方的传单,走访了中央文革接待站——
$ n  ]" D6 `2 e: E                 走访中央文革接待站# B/ I, z0 N5 N% E: J
    时间:1967年5月5日
5 |' H. E' @0 F3 f5 l7 i/ i    来访人:天津汽车运输公司机关革命造反团
3 h; |$ w$ }+ f6 L    接待人:徐凤林同志
* |. C' y8 d9 }8 h, b8 u- h; E    关于汽车运输x场xxx组织问题(略)。' F, y% e, r& k" J
    关于陈风雨(化名)问题:! P: @# E2 w( u& G3 h
    他是个思想落后的人,对现实不满,是个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他的日记还不能算反动日记,但要看今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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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组织于1967年6月27日再次走访中央文革接待站。对于我日记的说法是:如果就这些,还不能算反动日记;如果日记中写了打倒xxx,但主动交出来也要从宽处理。但是个人不是运动的重点,要运动后期酌情处理。, k! R3 ]" _( j* b. j
应当说这些负责人的谈话还是符合党的政策的,这是第一次来自当事人以外的一种鉴定。而且来自“中央文革”,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人们对我的怀疑,甚至说对我也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然而限于当时社会上的无政府状态,谈话对场里是没有约束力的。所以我的日记依然被扣在场里,问题并没有解决。
/ E( t8 Q3 }" F5 ^0 ]+ R到了年底,实现了大联合,也成立了革委会。我们派在席位上又占了优势,然而两派的斗争没有结束而是在隐蔽中以更激烈的的方式进行。虽然我没有在革委会担任任何职务,但是考虑到攻击我并再次抓日记问题来搞垮我们派依然是对方的故技,所以必须反击。这时我终于感到有必要也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反应了。' r, A. A" a& \4 U2 \( \4 J- I9 `
1968年1月31日,我在食堂里贴出了《砸碎枷锁——我的自白书》这篇资料充分、长达万言的大字报。是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对我的家庭、日记、学校言论,以及所谓“五项纲领”等逐条问题的说明、澄清和反驳。这是我自1966年国庆节起,沉默了一年半的回复,目的在于提前拔去对方再次爆破我们阵营炸弹的引信。这篇“要求全厂职工审查自己的一切”的大字报,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又得到了越来越多职工的理解。
+ H& F  C+ N" L4 d* @8 O然而,灾难并没有过去。场革委会“借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2.21讲话的东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很快就将我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和“群众扭送”的名义,送到了天津市公安局局势管制委员会学习班。使我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封闭学习生活。(详见《铁窗冷暖》)
: G' }: O' G* u+ S. |6 Y5 {, d" S2 q( f然而,军管会的学习确是我因祸得福的开始,他们很认真地审查了我的全部问题,不仅得出了内部矛盾的结论。而且详尽地审查了我的日记,特别是成澄清了日记被篡改的部分。我在《铁窗冷暖》里写到——) V6 ?2 @* E, I( Y3 W- c( _
军管会对于我日记的审查,是公正客观的。他们不仅通过它基本搞清了我的思想,认识到我到底是一个什么人。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还帮助我搞清了日记公布时被篡改的严重事实。比如一直作为最严重的一句“坚定的勇敢地跟着毛,在我身上无法体现”,实际上是“挥着笔”。一改就差之千里了;再有观影《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后,“感到每个将军、每个士兵…...”被改为“美蒋军”并说是对美帝与蒋介石的军队“寄予的希望”。更是明显恶意。至于断章取义、歪曲原意就更不值不提了。看到了日记被恢复本来面貌,我的激动和感谢是永生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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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 I7 b' M& |  w在这里值得提出的是,所以出现这个局面,首先是学习班的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实事求是、讲究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我后来的日记里,看到了更真诚、更进步的我。这是场里的陷害者一直回避的,甚至送到这里的也被扣下一部分。那么我日记的后来又是怎么写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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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10.4.
$ O' F: a2 e; h! N6 M5 T2 L6 [昨天是国庆假日的最后一天,在完成文化宫今年八场画像的最后一场后,迎着冷风我回场了。再有假日就是新的一年了,冬天的脚步已经来临了。今天开始第一天临摹蔡亮的《延安的火炬》。真幸运!: x* X  Z" K- c, e3 \" f
准备捐钱给杨嘉祥卖眼镜,这个痛苦我是能体会到的。
$ S, y" d" _" y* C4 k4 B) ~' ^1965.11.29., w) o; R5 F( o2 T" M" f) }
和王杰同时入伍的一个战士,后来成了王杰的上级——虽然在入伍期间,王杰也是积极学习努力工作的,立过功,评过五好的。对此他没有丝毫意外的表现,只是主动地帮助排长工作,要求分配并完成任务——诚然,一个同志热情工作,不怕困难是可嘉的,但这里究竟包含多少个人主义成份呢?这无从断定。
# j, ^! G" [- f9 f+ V. F% _可从王杰的行动里,看到他是没有丝毫的个人动机——我认为这是王杰最宝贵的一点,尤其对于我。5 u3 ~% l& U9 r$ A  j3 L4 _
1965.12.10.% V7 Q5 \* G$ o! ~; z4 V  l$ I
今天参加青代会,会上领导点出的问题对我来讲觉得很重要。一定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个试金石和分水岭。不能说我是个不爱学习的人,但是在这方面还是很差的;再有就是要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这个“一切”很重要,;再有了成绩或受了批评,不要自满要找缺点,这是今后必须努力的。$ Z+ _% J2 k: g* l& p' ^8 C
作为红色接班人,要向王书记提出的那一面对自己“严一些,再严一些”对他人热情诚恳“谅解一些,再谅解一些”。我要记住这两句话,并努力做到。
. @( b& M7 f7 b3 m% J' I( \9 D1966.1.9.7 ^8 ^5 |  s/ I/ I* o
记日记后我又照例准备看十几分钟的报纸,然而真没想到却整整用了一个小时,把人民日报节选的《欧阳海之歌》逐字逐句的看了下来,甚至有重读的地方。% G! C: P" ~) J$ e' _$ |
一开始,欧阳海遇到的荣誉问题就抓住了我。全连第一的刺杀能手,而没能选上去参加民兵演习示范。他难过,但是通过指导员的“重锤”,他苏醒了,夜里含着泪,用手电筒照着写了检讨书。天亮之前,就帮助战友提高技术去了。他记住了指导员的话:“我们一个革命者从来不去计较它的,我们要比对党的忠诚,要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从来不和自己的同志比荣誉。”我现在因为没有入团感到心里别扭,难为情,就是把入团看成是荣誉,并和其他同志计较它。我搞美术组要发挥作用,这当然也包括是“我搞出来的、培养出来的”虚荣,我要做到“既会生产又会画画”这样就多能给国家贡献力量,这也是荣誉,过去记得契诃夫要把自己的习惯势力所带来的“奴性”一点一点地挤掉,而我今天,这真要看着欧阳海、王杰,一滴滴挤掉我身上的个人主义思想吧3 B. @) q9 k3 r7 l# _
修路工具不够,他就给了别人。虽然也跳了战。在看到用手刨泥的欧阳海“一把土、一捧水的劳动着,手肿了,指甲里塞满了淤泥”“论方式当然是落后一些,论思想却是人类最崇高、最先进的,想起那些十指尖尖、听着电子音乐,挑摇摆舞的青年人,怎能和我们这一代风流人物相比呢?”读了这些,我哭了。真的想想这二十余年,我读了多少书,但还很少这样激动,并认为是廉价的感情,但现在,我用舌尖舔着咸味的泪水,我感到这是自己最高尚的激动、是可喜的感情。
, _5 m% u% p* v3 P我难道还羡慕谢洛夫吗?我的理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变了,在那原来的废墟上已初步出现了真正英雄的轮廓。
4 W6 g1 |0 _: f! k& U1966.1.13.
% F4 q$ Z2 H+ t+ U+ j今天和魏书记谈起了美术组的工作。我提到了对工作的看法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他基本肯定成绩,又鼓励我们干下去,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闹情绪。并以场文艺队为榜样,要我们“趟头水”,闯一下,敢冒尖,并准备解决办法。他重申要我们“两条腿走路”,鼓励干下去,并要我们学毛著,事后觉得信心很大。1 c1 L% m2 D  \9 F
1966.1.161 ^& d" f- p+ L8 G5 U
我为美术组的同志,能以越来越大的兴趣工作和学习感到兴奋,同时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要。( b% H% b/ q3 z& [) ?
在二宫,杜明岑告诉我《河北画报》预约我的套色版画《阳光》,再看自己已经完成的《新的一代》,都使自己得到鼓励,只要干!
$ K" o6 Q" J6 V现在我在全力寻找有关活学活用用主席著作的文章。+ v; L' s& Y2 m6 F' [
1966.2.20.+ s: X4 L+ ~0 K2 `
带着恼恨和失望的心情昨天找姐姐谈了入团的问题。) V2 i4 K4 D* b( z" p' G* ^4 b. c
当终归认识到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后,就有一种天开云散的感觉了。现在想到入团,只要不是为了高人一等的目的,我甚至可以等待到二十五六岁;如果入不了,我将来也要入党;当然,如果较快地解决入团,那马上就申请入党——因为这是为人类贡献自己力量的最高体现。
) C% n' S% x4 R6 u$ T姐姐鼓励了我,认为进步较大,但也有些缺点。走后,我舒畅极了——近一年由于工作关系而搞通的思想乐观,最近又受到了挫折,现在又恢复了。今日和李贤荣谈话,同样达到了这种效果。
) ~: S* ]" |# H* }0 ?今天去一宫,风雪真大。, j- U) j; ^, s% Z9 o. v2 k, m0 E
1966.3.18.5 c5 |( A/ z; ?3 [* I' G& p
现在实际上已经是深夜三点半了,也就是19日的凌晨了。为了突击宣传画牌,昨日和今日都干到这时。
1 }0 Y* s% N6 L5 k7 z+ L7 N8 t' p欧阳海、王杰活在我们心里,虽然还有许多时候想不通,这恐怕是学习主席著作不够的原因吧。
$ X" D# i+ y" j7 p" I1966.3.23.! v3 Q, D' K: B8 W
在这个春天到来之前,才明确了有比谢洛夫更应使我崇拜的人——那就是欧阳海和王杰,我知道了我干的一切,不再是个人奋斗,我对群众美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想整个场的宣传较个人更多……诚然,一个脑子里被契诃夫们占据了四五年之久的青年,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做到“完全彻底地为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人民服务”还是不十分现实的。但是我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总之,一年来的重大转折还是应当肯定的。, B. {$ X) r, c' r1 W
1966.4.16.( d' ^: |+ [- Q' S1 B0 p4 J
今日公休,上午画《严阵以待》,下午看山东阶级教育展览,内容和形式都好极了。晚上观影片《红色邮路》,主人公于长水的形象深深地教育着我,我真佩服这种张思德式的英雄。它是达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条件的光辉榜样。) ?  ~- w8 r/ K6 M5 g* z6 X
现在是凌晨一时了,一会再读四卷,我现在的精力很足。
/ u8 P4 |3 ~. X3 |  H1966.5.30.! ]: ]' }' s( R5 n* B
今天是“五卅”运动39周年,我抄写了新工会会员的名单。遥想39年前我们的阶级兄弟打伤身体、碾碎头颅,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站起来了。可这笔阶级仇、民族恨还是要永远牢记的。
- L# ]: Y9 J4 z再一次含泪细读《欧阳海之歌》。9 d0 r; ~- J4 _1 H' u  ]  I6 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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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h" A$ q% D3 q8 ?最后说一下我日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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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管会虽然对我和日记都作了结论,但是我在场里的处境未彻底解决。1969年稍微平和,1970年我又经过了一场战斗,才稍得安宁。1971 年驻军换了,一名几乎和我同龄的青年军官在看了我的全部日记后,进行家访。和我姐姐互相交换了对我的根本认识。那以后,我的处境就才有了基本的改变,这位军官是山西太原人,叫蔡明亮。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再和他见面,以表达我迟到的谢意。& z' w+ R1 F: u1 f, {7 g# ^- {
1980年,在经过两年艰苦的努力之后,我终于得到彻底平反。就在平反公布底前一个星期,我得到了阔别了14年沾满血泪的日记。
# J( H2 U* |7 s+ |. X2 a0 G5 d' }- ^% f! v因此,我才有条件写出这样的文章,包括我手中的批判材料。0 u+ ~4 m! ?$ H: P. X/ L& K
我的日记的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可是意犹未尽。还有几句有关的话题,也算是日记引起的随感吧。
! F6 s: ^2 ]! M* U" G2 [: m由于自己和日记的不解之缘,也引发了自己对读别人日记的兴趣。(当然我指的是日记出版物了)。最近看过一点活人的日记,有的是反右前的一段,有的是文革前的一段,前面好像一片金灿灿,后面的又是一片红彤彤。用句绘画的语言来讲,就是没有灰色和冷色。事实真的如此吗?无论社会还是个人,恐怕都没有那么单纯吧。日记是自己出版和编辑的,过于美好恐怕就缺乏可信度了吧?也看过郁达夫的日记,而且是他活着时出版的,给读者的感觉就是带着血肉和体温,使你不得不信它的真实。学者顾准死后出版的《顾准日记》,由于和《顾准文集》的思想差异,引起来人们“两个顾准”之说,其实我看也还是统一的,不过是不同状况、不同的表达方式罢了。日记在不同时期的表达有可能就不是一致的,南斯拉夫女学者米拉.马尔科维奇的政治日记《黑夜和白昼》里,鲜明尖锐地表明她的左派立场,但是如今她作为前南总统也是海牙国际法庭的犯罪嫌疑人米洛舍维奇的妻子,如果继续她的日记(特别是私人日记),又会是怎么样的呢?提到外国人的日记,我还浏览过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长期齐亚诺和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日记,老实说由于没有找到更多私人情绪的记叙而感到失望,他们在那个时期究竟想过什么?始终是个谜。至于身不由己写的日记,更会有言不由衷的地方,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被发回原籍,交地方官员看管,据说他这时期的日记也写过言不由衷的话。而作家的日记要比政治人物真切丰富(当了右派另议),除去前面提到的郁达夫之外,我读过学者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谈到青年时期的儿女情长,真切感人。对于外国作家卡夫卡、伍尔芙、曼斯菲尔德的日记由于其真实和才学,我很喜欢,可惜读的不透,于此说出也算是对于读者的推荐吧。
. y' w! K5 U, x$ l' c9 {最后还是想回到我的日记上来。希望我的故事可以抛砖引玉,使更多地朋友向读者和社会奉献出自己的日记或故事,使后来人更多地了解我们的那个时代地真实。以不辜负热情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真诚希望。                             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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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S, Z( \) Y我的1966(补三)2 S" P" c4 ]$ H4 ?
作者:金色年华 + L/ K& O% r. m% M

' a" V2 y5 u$ r3 U$ |$ h; V雪火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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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在晨光中驶向首都北京。车厢里人声熙攘,气氛热烈。扩音器里播放着最新一期的红旗杂志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播音员那充满信心声音使人们感到了运动的新高潮。大家还在传看着当天的报纸,有的人还附合着广播声一起念着社论中“斗争的矛头对准谁,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党决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来整革命群众,来压制革命。”" w5 F' f) ]4 l- t3 O. @3 v  l
( 《人民日报》12月26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提出了一系列令我们为之十分振奋的观点,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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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矿企业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经过严重斗争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口口声声也讲抓革命,其实他们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抓革命是假的,压革命是真的。这些人不是害怕搞不好生产,而是害怕群众革他们的命。- U4 b/ t; X+ Y# t3 Q/ K;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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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当革命群众向他们作坚决斗争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疯狂的抵抗。他们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谁要反对他们,就说谁“反党”,并且以“秋后算帐”相威协,他们还以“发展党团员”和物质刺激作为诱饵,欺骗和蒙蔽一些人,成为自己保镖。他们甚至在幕后操纵,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工人斗学生,制造事件,煽动武斗,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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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 U0 X. |+ ]. o* y& ?4 K党中央规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任何工矿企业的领导人,都不能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能因此克扣工资,开除工人,也不准因此而解雇合同工和临时工。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必须一律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威胁迫害。受到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大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3 ]+ \% }6 y3 H, U& q1 ^

' {6 q" `. O7 A4 Z; h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实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j6 z, H& V7 r#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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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是1966年12月13日,坐在车厢里的董宜德和我心情也明亮的好似从窗户射进的阳光。两个月以来一直压在头上的阴霾散去了,心里真有一种经过拼死争斗,终于走出沼泽泥潭、踏上坚实的新地的感觉。上午刚结束团里的核心会,受命于去北京观察感受运动形势的我们俩,就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X, }( g- X4 J6 g
回顾10月初在来场新书记的指挥下,推翻文革委员会后的日子里,我们许多人彻底地尝到了“反复”的滋味——被抄、被斗、被打成“反革命”(我的日记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抄走的),但是我们没有屈服,一些年轻人先后到北京上访,而且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工作人员的理解。10月中旬,我们场的“八二五红色造反团”在北京成立。随后他们就以“必须回场抓革命、促生产”为理由去北京抓人,见此我们在场里一些人又去北京支援。二者汇合后,就和来抓我们的“筹委会”发生了冲突,好在事态没有扩大。后来我们回场时由于打了“八二五”的大旗而又被阻挡进场,经过三次努力,终于顺利进场。归来后队伍空前地壮大。
& W3 p7 B7 e6 h9 y这恐怕是文革开始以来北京最热烈的日子。这时,六月里政治上的晴天霹雳已经远去;“红八月”式的打砸抢也已停息;毛主席八次接见了一千五百万名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表明运动已经向社会的“纵深发展”。其重大标志是:工人、农民、干部和其他劳动者正在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因此,运动减少了几分激烈,却增加了深层的震动。而这时无论学校还是社会企事业单位的造反者,几乎全都体会到“反复”的含义,命运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的大起大落,使大多数人“浓缩”地感受到了革命的曲折跌宕,从而也空前的激发了他们的信心和热情;与此相对的是:曾抱着“再抓一批右派”党政军领导干部,无论他们是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发现1966年不是1957年了。形势的发展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感到不适应、反感甚至恐慌。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种强大的主流意识驱动下,造成了全社会的震荡、转化和重新组合。很多人开始了心理换位。
- T. y7 O; G$ c北京冬日的阳光显得暖暖的。大街小巷、本市外地的人流都感受到一种热烈紧张的气氛。到处都有人群:有的演讲,有的辩论;人们都在注意:有的推车,有的步行,更多的是在古城墙前或是泥瓦平房前观看着五颜六色的大字报——这边是张春桥、徐向前的最新讲话,那边是陈伯达、关锋的运动总结,更有叶剑英、谢富治的命令。还有不知何时写出的《鲁迅论保守派》…..当然也还有诸如透露彭真指令北京市公安局的摩托车队去百花山为其妻子采蜜等“内幕消息 ”。不相识的男女在谭力夫“老子英雄儿好汉”标语下争论得面红耳赤,而遇罗克(当时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则引起更多人的赞叹唏嘘;西城区纠察队(后来称“联动”)带血腥味的通告在墙上已经成为了“历史陈迹”,而“三司总司令”蒯大富则名声雀起;中央文革(虽然在“四大权威”——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排在最后)却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权力机构,“怀疑一切”和“造反有理”成了最响亮的口号和思潮;人们记住了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和地质东方红这些组织,更记住了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甚至李冬民这些名字;口中最常说的是资反路线、黑材料、大串联、保皇派、红五类、红海洋……(当今称为关键词)至于一月风暴、夺权、大联合还是一个月以后的事。这时首都北京比任何时候都明确地体现出它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而来自全国各地“朝圣”的革命群众几乎超过了当地的人口。革命成了一切活动的根本,不仅学校停课甚至工厂停工,而转年的春节也没人过了,须知这是数亿中国人上千年的传统呃。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特别的紧张、亢奋也还夹带着说不清的恐惧的状态中,但也有“做前人从没有做过的事”的特殊感觉……
: ?! n& d! R9 W5 c我紧张而兴奋地穿行于清华、北大、北师大、北航等各大院校之间,在如林的大字报栏和摩肩接踵的人群里感受着类似节日的气氛。到这里的有全国各地的各行业的人们,大学特别是这些所名校这时已经不像培养教育高级人才的学府,更像是革命的策源地和消息发布地。在这种特殊地气氛里,不仅由来已久的各行业之间的区别一下子取消了;甚至森严壁垒的上下级关系也在顷刻间融化了。千百万人们都在干着同样的事,为着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而探寻、交流、争辩。从校园到工厂到商店甚至遥远的没有电灯的山区……我作为一个生活在二百里之外的一个城市的运输场的青年工人,心里明白:如果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大墙后面的一切,然而今天社会却突然给很多人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和遐想。记得一天在离开清华以后,到了一辆公交车上,就和刚才在校园里交谈过的一位女生继续在学校里的话题。很显然,她不想更多地说下去了,可是我却兴致勃勃,非常希望谈得更多。至今记得对于我最后的问题她的回答是,......那不过是一种思潮吧!还好像记得她姓秦。在她下车之后,我莫名其妙的惆怅了好大一会儿,也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当年的北京(不知为什么这时的情景极容易使人联系到法国作家雨果在代表作《九三年》里所写的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正是急风暴雨的时刻。记不清谁给的票,我们还参加了一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大型批斗会。由首都许多造反组织联合举办,批斗对象是已被定为“ 反党集团”的彭罗陆杨,会场很大,据说有十万人到场。只记得我的座位离主席台离得很远,几个人被斗都看不清,唯一看见一点的是大牌子上的一横道,人们说牌子后面就是陆定一了。过程中还把陆的妻子也带了上来,其可怕的罪名是“恐吓、暗害林副主席”,好像因她的“不老实”还挨了打……看到这些只觉得心里慌慌的,满不是原来预想的那种“扬眉吐气”。
8 E! G% x# V$ ]0 ]0 P# Y记得早在七八月间,早就来北京串联的弟弟曾拿回家一些批判材料,批判的是清华大学一个叫“蒯大富” 的人,这个很怪的姓名还使自己以为是“反动权威”、老教授之类的人,可从质问他的大字报里才发现他居然是还小自己一岁的学生。据说整他的就是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队,这件事理所当然地使我联系到自己当时的处境来,我曾暗暗地同情这个还曾绝食斗争的同龄人。然而曾几何时,这时的蒯大富已经成了响当当“三司”司令,记得有人来串联时,动不动就说我们是“三司的,直接受蒯大富领导”云云,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但究竟如何,只是遥望,无从臧否。在北京后来还去北京林学院参加了一个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洪山炮打中央文革”的大会,一进校门就赫然发现由李所写的“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墨迹淋漓的大标语,已作为“ 反革命罪证”被用塑料布盖上。批判会是中等规模,可外人不少。开会时听说李已经被公安机关批准逮捕。只见台上一个年轻的穿棉大衣的学生极不顺从的被两个人架着,由于低头看不清面容,人们说那就是李洪山。我在台下看着这一幕也说不清什么滋味,只觉得也只有在北京才有敢直接反对中央文革的人,有人说他恐怕是高干子弟,但我看到台上的不像。没有想到的是,会议进行中忽然有一支打着“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的大横标的队伍快速冲进会场。而这却引起了主席台的骚动,大会主持人宣布:这是营救李洪山的反革命行动,大家必须提高革命警惕…..于是人们对新来者都侧目而视,整个会场也有些混乱。这个会的结果如何已经记不清了,那李洪山到底是什么角色其结局如何,终究不知道。与此前后,大约也听到了关于以《出身论》及其作者们不利的消息。可是无暇细问,因为我们已经准备返回天津了。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计划好的绑架行动已经盯住了我们……# W5 S( p+ x) a' f2 S;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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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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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c' y4 w& f7 X! \) d  c- A& f3 H这天是 1966年12月21日,所发生的细节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由于第二天就要回去,所以各方朋友就来和我们告别。我们和这些人虽然相识时间不长,可却有一种“战斗情谊”的感觉。也许是社会形势使然吧。大家聊啊聊的情绪都很好,对于能够在革命年代相遇都感到庆幸。人们互留地址相约以后联系。哈尔滨的于海宽(据称是烈士子弟)和一位也是黑龙江的年轻的女上访者还唱了几首男女声二重唱。但后来,有人却提到今夜可能有人来抓人的不安消息。人们于是议论纷纷。可董宜德大不以为然,他说伯达同志关于严禁随意打砸抢查抓的11.15讲话刚落实,估量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抓人。对他的话有人附和,有人没有表态。当人们先后散去各回各屋室时,已经夜里12点都过了。
1 f# x# r8 f( Q/ w0 J) k" \* Z也就刚刚睡下,我就被不很大的声响惊醒了。在不很黑的屋子里我发现进来了人,而且很熟悉的直奔电灯绳,电灯“啪”的一声打开了,进来的人大约四五个,马上来看我们是谁。很快董宜德第一个就被认了出来,来人力逼着他穿衣服。我当时马上意识到,第二个就会轮到我,突然我主动地向屋里人来了个“自报家门”,我是李红卫!我这既是说给来人听的,更是说给董宜德听的。我知道“陈风雨”他们都不认识,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来人看了看身单力薄的、而且没有知名度的我,没有理会。径直奔向了身材高大的我们场的高海泉,他是前天才找到我们的。他已经坐了起来,可是望着来人没有任何反应。这个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的眼神里的退缩使我感到非常意外,于是我就直接开始反抗了,直接问来人,你们要干什么?中央的紧急通告你们知道吗?随后又开始敲墙求救。于是我被注意了,一个人一挥手,董宜德和我就被往外面拉,一下子董宜德大喊救人,可是寂静的楼道里没有任何屋里出来人。我们二人踉踉跄跄地被他们拽出了楼道,随后就先后被推上了停在门前的一辆吉普车。就在半路上,我还一直主动地说自己是“李红卫”,刚来两天。高海泉留在了屋子里,很快就向天津的场里报了信。也许他觉得自己留下来是最好的选择。% `5 |1 h; @8 A" P1 z0 x
我们被送到了另一个招待所(后来知道是煤炭部招待所),这里面更显混乱。我们马上被送到一间大屋里去“审查”,这时我才发现一起被捉来的还有昨天晚上唱歌的于海宽。他此时也没有了原先的精神。所谓“审查 ”,就是粗暴的审问和殴打,几句话没有问完就开始动手。主要目标是于海宽,一面打他还喊着,让你迫害我们同志!让你打我们的同志!于海宽抱头躲闪、大声喊叫(后来理解他也是为了引起外面的注意)。董宜德也挨了几下打,不很重。我这时极为紧张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随时等待着即将降临到我身上的拳脚,心跳的几乎要吐了。然而侥幸的是,在我口袋里的财物被全数搜走后,他们并没有打我,也许这个瘦小紧张的“李红卫”没有引起他们的任何注意。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就被送到另一间屋里监管起来,这时我紧张的心才开始放松。到了后来的1968年我被场里“扭送”军管会的时候,也挨过打,而且很重。但是却从心里有个比较:看着别人挨打也许比自己挨打更紧张——人遭受的精神打击更显严重。那么看管我们的(包括绑架)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8 M7 j( D! D6 S就是我们以前得罪过的、各地的上访者,此时的名称是“中国工农红旗军”,俨然全国性的组织。其实都是游兵散勇,而且良莠不齐。来到中央招待站往往又有不适当的要求,解决不了就不回去,反正有吃有住,一时成了这里的“油子”。不像我们这些来自国有企业的职工,显得整齐,又是集体。一时期我们就成了帮助接待站维护秩序的角色。而这样也必然结怨一些人,而另一些人又攀附我们,但也夹杂了他们本来的恩怨,于是矛盾形成了。而过去碍于我们人多势众,那些人也无可奈何,而这次见我们人单势薄,也就敢于动手了。这次看来,于海宽和他们结怨较深,是他们主要的打击对象。我这时觉得我们只是受了牵连而已。董宜德他们认识,可我(陈风雨)他们就未必理会了。然而我想错了。4 Y9 j1 x3 J; {2 m
下午我和董宜德分开,被送到了另一间屋。也是乱糟糟的许多人,不久一个中年女子过来了,她有四十开外了,粗壮里有些憔悴。那是刚吃了午饭,她看着我对他们的人说,我看着小兄弟还快可怜的,准是被他们蒙蔽了。随后她就问了我简单情况,似乎证实了她的说法。接着她就开导我说,你到了哪里也要分清好坏人呀。听说你们场里就有一个姓陈的,好像叫什么陈风雨。他就写了八本“反动日记”啊!说到这,我暗自心惊。感到多亏了没报真名。然而我却对她说,我认识他,和他很熟悉。她好像没有理会我继续说,对那样的人你还不该警惕?这时我问她,您贵姓?姓蒋,蒋快娣!她的直率又使我吃了一惊,原来她就是被我们人称为“破鞋”的那个人,说她行为泼辣,蛮横无理。于是我没有再向她“解释陈风雨”的问题。见我的话不多,她就走了。: ~! ^3 C5 t# l* w, S; u/ W4 z! M
当晚九点多钟,我们被叫起来集中,看来像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这时看见楼梯一侧都有水龙带,看来他们是有防备的。很快我们就被送下楼,推上了一辆大卡车。车厢四周站满了他们的人,我们被圈在了中央。开车前他们向我们交待,半路别喊,否则我们就不客气。随后引擎发动了。记得好像经过一处比较人多的街口,于海宽又喊起了救人,很快他就被堵嘴和痛打,几下子,就不喊了。其他人就更没有了声音。
: g/ x7 [6 y! u5 X( c估计有十点多了,马路上已经安静下来了。车子在急速向前开着,突然,我发现了上空的景色——那是风雪交加中的景山公园。真没有想到最高峰的万春亭在这个朦胧的夜晚却别有一番神韵。暗紫、灰褐、灰蓝的景色和乳白的雪花几种颜色的交织寻常鲜见。我贪婪地望着忽然出现的美景,几乎忘记了我眼前的处境。这个别有情致的画面那么强烈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事后它还使我想起了德国女革命家卢森堡的那句名言:“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永远和我在一起。”
0 A/ f2 l, i# y不久我们就被送到了一个院子里的办公楼。进到前厅一看,仿佛感到这里是拘留所。因为一只特大的木桶就在办公室的旁边,我立即想到小时候看过《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里》所描绘的监狱的饭桶来。我们被送来后,来人就走了。于是我们开始简单的登记,除去姓名、年龄、单位和来京的理由和时间以外就没有了。接着我们就被带进了一扇大门——里面的通道和每间屋子的小窗户,使我们彻底地明白了这里就是拘留所或者监狱。我和董宜德没有分在一屋,他在我的斜对过。
; x& l$ z) g" u3 y我来到的屋子是十五六平米见方的一个房间。就在这所楼的一楼,它有小窗户而且上了锁的门,门对面是两扇带了铁栏杆的窗户。屋里当中从门到窗是一条也就一米宽的通道,通道两侧就是不足二尺高的通铺了。所幸当晚还给我们吃了一顿馒头加菜汤的晚饭。坐在床上我便有了一种危险已过的安定感。我深信我们的来龙去脉只要和这里的公安人员一解释,一切就会烟消云散。想到这我忽然昏昏欲睡,也许是这过来的20多小时太紧张了……
6 ~8 N. b8 ]8 C不知几时天亮了,我一直盼着公安人员来找我谈话。直到约八点多进来了一个穿绿色棉大衣的人。我等着他发话,可是他一声不吭。最后我就开口问他,我们什么时候谈呀?他回过头反问,谈什么?我说谈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呀。只见他似乎冷笑两声,说我还不知道找谁谈去那?后来我才明白,他也是被送到这里的“犯人”,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保守派头头。我还记得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过介绍他们夺权的文章,他来到这里也就说明了他们厂造反派的彻底胜利。此时我虽然身陷囹圄,可也为这大形势感到高兴。5 d3 T/ G1 i( V& p2 Z1 R
这是我人生里第一次“坐牢”,而且身在异地。后来了解到这里确实是一座拘留所,坐落在白石桥一带。运动到了此时公检法已经半瘫痪状态,再加上社会混乱,对于进来的人,他们既缺乏严格的审查,也更无严重的处理,只是说“不算逮捕,也不算拘留,只是对你们的保护”就完了。听说大名鼎鼎地风云人物谭力夫也扣在这里。我们吃得很简单,一律正宗的“窝头咸菜”和油水不多的白菜汤。只是在1967年新年前一天的晚上和当天中午才吃到了馒头,当晚又变成了“老伙伴”玉米面窝头。这里对于进来的人不问案情,也更谈不上组织学习之类,这里显然是一个“中转站 ”。“犯人们”每天不是坐着,就是闲聊。这里更不供给香烟之类,记得一次听到过董宜德在过道里“要烟抽”的抗议声。我想写一点东西,也就用手纸和蘸水的钢笔。我在这里呆了两个星期,除去认识一些“难友”就是参加过一次很有规模的批斗会。至于我们的角色先不说了。
0 g  ?  [* H; D9 `4 [# X! @$ w和我在一起最初的熟人里有一个来自武汉的叫张抗援,他也是在商业部招待所和我们一起被绑架来的,据他自己说在武汉当地也是个很有名气的头头,攻击目标是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他对自己被送到这里感到很气恼,可是又出不去。和我交往比较多的有两个人,都是很文弱的知识分子,一是中央乐团的王玉民,他从吉林大学毕业,在乐团的工作是写歌词,自称 “手无缚鸡之力”的他,就是由于单位的派性斗争送来的;再一个是医学科学院的张学礼,更是一个文弱书生,而且也不像是派头头。只是他们办公室被抄时发现了藏在镜框后面的刘少奇画像,而且他们组织的游行又偏偏地不合时宜地选在了一二.九这一天(有替刘少奇歌功颂德之嫌),于是他作为部门的负责人也就被送到这里来了。他们对于社会形势很不理解,也很无奈。一有时间就相互背诵诗词解闷。我的社会立场和他们不同,但是也觉得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而且很有修养。我深信他们来这里是不会有任何过错的,也愿意随时和他们闲聊。! F: y8 a9 j/ c: v# d
12月27日,一大早我们和董宜德就被叫了出去,然后破例地吃了馒头咸菜早点。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就一辆车被送到了一个很大的人声嘈杂的会场里。到了这里(北京政法学院)才明白这是一个批判会,我们竟成了站在台侧的批斗对象。会议开始通常地学习了毛主席语录之后,主持人就叫站在台上被批判的人,自己报出姓名和单位。从中间开始,第一个——“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我听后吃了一惊。紧接着第二个——北京市市委书记雍文涛!后来就不认识了,但都是负责干部,没想到最后一直报到我这里才算结束。
# w5 U% |( B( [$ r$ t谁在主持这个会,为什么要批斗这些人,我们毫不清楚,更不清楚的是我们为什么要作为“陪斗“对象。然而在批判过程中也似乎听出一些头绪。就是参加批判的人里,肯定有“中国工农红旗军”,因为他们的矛头很明确地对准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控诉这里的干部勾结当地的当权派“共同迫害”他们这些上访者。批判中他们直接质问也站在台上被批判的接待站干部张文彩,周荣鑫给你下了什么指示?我只听见一个略带南方韵味的普通话在回答,周荣鑫没有给我任何指示!你不老实!要彻底交待!批判者喊了起来,甚至还传来碰撞声。我这时听见那个声音依然从容不迫的说,周荣鑫不是我的直接上级。我的直接上级是乌娴容,乌娴容的上级是xxx,xxx才可以直接听到周荣鑫的指示。这个合情合理合程序的回答显然使批判者无言以对,只有用你不老实!包庇周荣鑫没有好下场之类的口号来对待他。当时的形势看来对周荣鑫不利,很明显有些人是想通过这样的会给他增添罪责。这大约是这位高级干部第一次被冲击,而第二次他作为教育部长在1975年“批邓”时遭到批判,就是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了。而在这个会上接待站张文彩的不卑不亢、从容镇定也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它告诉人们的是:无论在何种处境下,都要说出你应该说的话。7 ~& D  A5 w1 z
这个批斗会居然进行了5个多小时,我的腰简直都要弯折了。在我们被抽起来的时候我竟然发现我胸前挂的牌子是“杀人凶手”,这真使我大吃一惊,于是连忙向看管我们的学生说,我们是冤枉的,罪名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他们只是说,会有解释的机会的。我们又被带回了拘留所。
3 u0 M5 n& z5 E6 g3 P回来后我的腰痛的站不起,又躺不下。更没有法吃饭。这时张文礼过来心疼得给我呼噜腰,一面轻声的安慰着我。我当时感到最气愤的倒不是我们受到的摧残,而却是我们为什么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斗,我决心做出反应。第二天一早我就忍着腰疼给中央文革写信,诉说冤情。信的开头就是“陈伯达同志,您好!……”忘记了是这信没有发出,还是我留下了底稿。反正时光流逝四十年后,我还保留着这封纸已经发了黄的特殊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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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事就该用章回小说常用的一句话来说了:花开两头,各表一枝。我们遭到绑架的消息虽然经来这里的场里同事带了回去,然而却不知道我们的准确下落。只是27日的批判会后,在会议组织者散发的传单里也提到了我们,传单经过转抄(当时一个很快很有效地信息传播途径),消息很快地到了我场。这时由于社会形势的发展,我们组织很快地成了全场第一大组织,人数接近了全厂的一半。, I! q! K' k& [
听说恰恰是在组织的一次大会上听说我们被扣在北京拘留所的消息,会场群情激奋。人们纷纷发言,表示对我们两个人的行为“一百个放心,一千个赞成”,相信我们绝不会做出任何违法的事情。甚至还提到了我们自运动以来的“重大贡献”,激动时发言者泪如雨下。最后,有人提出了 “立即去北京解救我们两位好同志”的动议,并很快获得全体通过。经核心研究最后确定出动10辆卡车,共计160人组成赴京队伍。由梁保山等主要负责人带队,其余同志“要好好地抓革命、促生产,等待好消息。”这也是我们运输行业的条件,否则,情况再危急,也不会有这个力量和气势。
6 R  N9 y9 ^$ J后来听说,我们的队伍先后来到了华北局,见到了负责人袁博(音)可以没有得到确定消息;又找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也是不知下落,最后,来到了公安部。已经天很晚了,可是在门口也是找不到负责人,形势使大家万分焦急、万分无奈。梁保山声泪俱下地要求见负责人,可依然不让进。怎么办?开弓没有回头箭!整个队伍也说不清谁先谁后的一起从大门冲了进去,立即有许多警察和持枪的解放军战士从办公楼里跑出。可这时我们的人已经进到了院子里——公安部就这样被我们冲击了。我们这100多人在院子里就和军人和警察对峙着。一下子双方都安静了,可也都感到了空气的危险。这样持续了没多久,一个公安干部对我们说,你们谁是负责人?我们领导接见你们!梁宝山立即站出说,我是!那个干部说好啊,我们走吧。紧接着又有两三个人也跟随着梁保山一起走了过去。大家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进了一座离大门不远的小楼里。心都嘀拉起来。
4 ^5 u6 [, [/ `9 O果然,公安部的“总值班夏印”接见了了梁保山等人,听清楚我们的要求以后,就仔细地问了被扣押的两个人的姓名,随即派人进行联系。前后也就半个来小时,“夏印”对梁宝山说,一个小时以内,你们就会见你们的人。但是要求你们今后要遵守纪律。梁保山等人喜出望外,不仅原来的担心没有了,而且还这么迅速地解决了问题。于是他马上做出反应,我们感谢首长的最大关心,我们对于冲击公安部向首长请求处分。“夏印”宽厚地说,下不为例吧,你门也是被逼上梁山呀。我们的队伍也很快地撤出这里,回到了住处。而这次行动,也成了梁保山以后的一大“罪状”。1 I4 T$ O0 ]8 S9 [
再说拘留所里的我们,一直郁闷而且略带担心地等待着。一天晚上,吃了晚饭好久,就要睡觉了,忽然公安人员打开门叫我出去。好在没有什么东西,就随他到了办公室,一看董宜德早已站在那里。负责人对我们很简单地说,你们单位的人接你们来了,现在就送你们回去!我们将信将疑地随着他们走了出来,嗨,没有想到一辆轿车在等着我们。这也使我消除了再去开批斗会之类的疑心。
) _( n  `  q" n" u0 q0 W4 n9 q车子开在了灯火辉煌的大街上,我又想起了那天景山雪夜。心情一下子舒畅了起来。不到一小时,我们就见到了场里的战友们。证实了一下,这天是1月4号。
' q) c) [. n" E( @( o7 K9 m7 u来人几乎扑向了我们,而且不分男女。这种特殊的亲情是任何时候也无法体会的。大家仔细地看着我们,既像检查,又像看不够。我们也接应不暇,我一面和梁宝山握手,一面接过一位女车工送来的红香蕉苹果。当时恨不得和所有的人打招呼。感谢所有救了我们的人。一时兴奋得大家头昏脑胀。有的人眼睛又湿了。忙乱中大家发现已经11点多了,由于招待所住不下,还一部分人要住在浴池。当晚,我就在这里给所有的人倒水——以此表达我微薄的谢意。就要睡下的时候,我紧握着新参加到我们这里的党员柏秀山的双手,表示致谢。它是老劳模,也是当初我们的反对者。如今不仅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而且还不畏艰险地投入援救我们,实在使我感动。他说风雨不客气,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o+ c- ?. I* z# F
第二天又传来了好消息,就是绑架和策划批斗我们的“中国工农红旗军”的头目已经被捕。于是我们当天就决定立即返津。又是一个初冬的上午,阳光和煦,我们一溜10辆大卡车满载着162名八二五战士沿着京津公路凯旋而归了。到场门口的时候特意安排了我和董宜德走在最前面,是庆贺也是示威性地(向当初对我们的幸灾乐祸者)回到了阔别半个多月的七场。
' F% G: J* Y) D1 W" Y这正是有名的“一月风暴”的前夕,全国的造反派似乎都处于高歌猛进的过程。在场里我们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人数已经超过了总人数的一半。回首在北京的日子,虽遭意外和折磨。可并没有造成任何心理上的阴影,也许一句 “经风雨,见世面”就给我们这次惊险之旅带来了革命的浪漫色彩。那是个渴望冲击、渴望锻炼的时代,都把经受严酷考验当成革命者的必修课。又何况它还没有真的使你伤筋动骨呢?
& L: w  O+ r+ {) N一切仅仅是开始,严重的考验还在后面。而且大都没有预料到。# N3 p  V/ J2 G0 M+ q;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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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事:风沙的春天
5 }- `& R) \9 y! ]* D作者:金色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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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x  L; o    风沙的春天8 k' s, s( V8 c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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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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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6 `7 \& ^) X  C* Y3 D& a5 W3 i 1967年3月2日 ,是天津汽车运输七场的两千多职工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早上7点多,天还没亮透,空气在清新里透着严寒,两辆装满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的军车就开到了场里。前两天就曾到场宣读军管会《通告》的广播车,这时以更大的音量绕场广播。这情景极大地震动了刚来上班的内外勤甚至不同派别的职工,人们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悄悄的议论纷纷。  8 h' O1 b& B! d9 e0 L# q

' i, U+ l7 m( f3 g6 L我依然住在场里,由于天凉也就刚起来不久。但很快就得到立即去场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的通知。走进办公楼时我发现几乎两步一岗的站满了持枪的士兵,他们都如临大敌,表情异乎寻常的严肃。就在和他们擦身而过的时候,我又发现这枪非常新,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式。几乎从一上学就喊着解放军叔叔长大的我们,惊讶地看见了比我们年轻的战士们冰冷地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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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室已经空前地挤满了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起码包括了全厂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甚至也还有来厂串联的学生。但是会议由军人和绿军装的人来主持。看看人到齐了之后,一位戴眼镜的绿军装马上宣布开会,随即一位军人就宣读了以下的决定——  " t: ?1 W* y7 H/ N  C+ C( ^  p

7 N: ~( A! O" F天津八二五红色造反团这个组织有些活动是违背十六条和军管会1—3号通告的。为此宣布梁宝山、陈风雨、何少然、苏先宏、宫虎等五人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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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5 p, t3 f9 v1.对你们所犯下的严重错误,立即写检查公布于众,底稿交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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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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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你们所抢来的东西,归还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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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打人的凶器、罪证立即交来场部队,一律不得转移和销毁;  ! Y! r4 N7 Y, W9 z* N$ K

# q9 f9 Q) n2 I! s0 v4.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和监督,并认真地向革命群众做出地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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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准你们再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更不能转入背后操纵和地下活动,对于揭发批判你们的群众不准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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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你们所把持的要害部门和宣传工具,立即交给革命群众;  # r( E$ O' W3 Q" T) @) g: q

8 Y) ^0 I, n: J7 P2 r# m- y2 w7.你们这个组织是不受欢迎的。  0 Q3 ^; f0 {2 N

, U/ `6 M% d7 t% J" ^/ x对于以上7条的违犯者从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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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2 J$ F/ n$ [0 G# M/ ]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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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908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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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 z; S" u                                   1967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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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V; b) D5 g7 s: _/ g' ]这似乎晴天霹雳举动,使人们不由得回想起自2月以来的种种迹象:首先是已经返校的天津大学八一三串联队,又重新到场,而且增加了人数;接着他们醒目地贴出了题为《彭真和谭力夫》的大字报,中心是影射我们以批判谭力夫为名,而在继续执行彭真的阶级路线。由于出身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大问题——凡是造反的必然“出身不好”(这和对立面保卫部门掌握每个人的档案有直接关系),造反就是“右派翻天”的舆论市场很大。作为针锋相对,我们总部还搞了一场阶级路线讨论会。我在会上即兴作了一个观点鲜明、语言犀利的发言,是以谭力夫的讲话风格来反驳谭力夫的观点,会场反应极为热烈。为扩大影响,事后有人还抄写了大字报并刻写了传单。然而,这并没有彻底扭转2月下旬以来的特殊气氛。随着军管会的广播车突如其来的开到了场里,每日绕场数周地反复地播放《通告》,人们就都感觉到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特别是到了2月底那两天,对立面突然贴出了内容有震动性的大字报——说我写过“五项反动纲领”。等我要求他们拿出证据时,可又一声不吭了。形势一触即发。到今天,一切都明了了。  ! P  C! q3 w% w: D  P3 D# {% t+ z# `

% x$ E7 _% g2 t2 ~0 h8 M事后我们才知道,3.2事件的发生固然有所谓“二月逆流”的社会背景——全国各地有许多群众组织就被宣布为“反动组织”,遭到更为严重的镇压。但是军队最终介入我场运动还是应场内一些人的求救和请愿,并且是在接受了许多书面材料后才做出决定的。“不受欢迎的组织”显然是比“反动组织”留有不小余地的提法。  ) U! c: D/ b)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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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会场。当时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宣布之后就一下子走到了前面,找到了那个主持会议的戴眼镜的——后来知道他是公安局的代表,属于“公安造总”吧。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们的决定有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有没有接触最基本的事实?他没有想到有人会这样质问他们,转而问我是谁?我回答了之后,他立即转守为攻地说,陈风雨啊,还不赶紧把你的“反动日记”交出来!我随即反驳说,说日记是反动日记你有什么根据?再说,它也早被你们信任的人抄走了!虽然他的杀手锏没有奏效,但是“七条决定”还是很快地执行了——被宣布为“首要分子”的五个人立即失去了人身自由,然后分别被分配到敌对的组织进行监管。  4 d: @; m) `3 G2 O# R  w! j# X% Z% r

  [/ {- i) W  r3 I8 B  c7 p面对着场会议室里发生的一切,我们派里的许多人都集聚在场院里,很多平时根本不戴袖章的人,这时却醒目地带上了鲜红的新袖章。然而大家无言的抗议示威并没有改变和阻止会议室里发生的事情。  4 F  y. G+ t& |4 q

5 A' k* s& b9 f我 “非常荣幸”的被分到了“大方向战斗队”——这个从名字就心口不一的组织,人数不多,可能量极大。不到七八个成员基本上是因反对八二五受到冲击的党政干部。而负责人就是文革以来一直以整造反者黑材料为本业的政治处副股长廉宝玉。前面在《亲与仇》里说过,对于我们不仅使她失去了“学习聂元梓”的机会,而且还被打成“保皇派”恼怒万分、仇恨万分。所以整理甚至捏造材料把我们置于死地,是她最大的事业。把我的日记篡改后定为“反动日记”,并在撰写批判稿后装订成册的原作者是她;亲笔把我写过的几句话经过连接、捏造、删改后定为“五项反动纲领”的也是她;运动初期场里把仅仅写了大字报的我定为“极右分子”的专案材料是她写的;后来送我到军管会报捕的材料作者也是她。也许我终于没能被置于死地是她人生事业的最大遗憾。当然除去我,整到其他造反者的材料她也是妙笔生花的。如今,把我交给了他们来“管制”,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 R: M# O9 Z, ?

4 E) ^5 _$ b7 a( O7 c8 W5 e, j而且在他们的队伍里还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打手”王来祥。此时正好成了我的“看守”,加上我们又都住宿舍,他对我的“监护”就成了“全天候”的。对于我这个“ 首恶分子”不仅平时恶语相加,而且动不动就连推带搡。尤其在夜深人静之时,他还特别擅长到我们宿舍外面“听窗根”,如果听到我“新的反动言行”和别人对我的“包庇”,那它就有了立功的新材料。至于他为什么如此,《亲与仇》里说过,这里不再重复。很不幸,我就这样在这“一文一武”特殊关心下开始“接受群众的揭发、监督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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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几次声势较大、实质内容较小的批判会以外,我们还经常被叫到较小的范围接受“围攻”式的“帮助”。一次我被叫到了天大八一三的办公室时,一个年龄显然比我大的“同学”,逼问我和场里的伙伴去看什么电影?我回答,是《伟大的公民》和《斯维尔德洛夫》没有想到这个也带着眼镜的学生,厉声喝道,看斯维尔德洛夫不就是为了夺权吗?!并随即一把把我的眼睛扯下扔掉,镜片立即被摔得粉碎!余秋雨在《借我一生》里曾提到文革中学生还是比较好的,问题出在某些工人身上。但是我的经历想说得是,情况也有例外。就在我失去了眼镜,视线模糊地离开了他们的办公室时,居然得到了他们的传单。这份题为《告全场革命职工书》里开篇就是“七场革命运动的障碍 ———陈氏王朝的末日已经到了!”读后我心里黯然一笑,他们也太抬举我了。  8 a& l( M1 h# V5 x!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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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被软禁、查抄、打骂、挂牌。从另一个角度体会了文革。面对着钢枪下面的压力,心里不能说没有恐惧,但是更多的却是压抑和屈辱,真没有想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干革命”竟会落得如此结果?就在那些漫长的下午,写完了实在没有可写的“交代材料”之后,我突然羡慕起那些“两耳不闻身边事,一心只干技术活”的同事了,而且带着温暖回忆起自己刚来场学徒时跟师傅一起干扳金活的日子。那是多么平静的时光啊!    Y/ A9 ~- C7 w$ M" K+ q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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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感到在场里似乎成了“异类”,一般的冷淡不说,确实还有许多人看见你连躲都来不及(这里不否认也有人弄不请你到底是什么问题,但是更多的成分还是怕受牵连)。那种似乎自己真的有罪的孤立感,使我产生了平时永远不会有的感觉和体验。后来看到了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在主人公格利高里变成甲虫后亲人们的逐步疏远,和迪伦马特的剧本《老妇还乡》中男主角伊尔被孤立后连儿子也无法亲近的逼真描绘,我真感到了大师的力量。他们发掘并表现出人性中的弱点和孤立无援的特殊处境。现在回到场里,尽管许多人疏远了,可近看目光里还带有着同情和怜惜。还有的人趁人不在,就悄悄地和我打个招呼。最使我感动的是我们一起到场的一个女同学,在车库的拐角,她急切地对我说出来一定是想了很久的话——只要不是你做的事,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要承认!那些(指其他“首要”)人都比你大,你要小心呐!看着她那通红的脸,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可表面还很丈夫气地说,没事,我会分清是非的!后来再见到她的时候,我就托她给姐姐送纸条了。应当说,如果面对着压力和欺侮你还有一种抗争的本能的话,那么对着同情和理解,你到说不定会掉下泪来。一次一个女技术干部(并非一派)很若无其事地(就在此时)和我聊了起来,她并不赞成我们派的观点,甚至对我也提出了好几项批评,但是这和当时的形势和场里不少人对我们的态度还是截然不同的。就是说她的话里尽管埋怨、尽管责备,可还都是同志式的。对于她在军管会已经表了态以后,还那么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感到出奇地惊讶和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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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立即从内心里感到了她是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人,随后竟然冒出了这么一句,明天在食堂里要开我的批判会,我请你参加好吗?——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邀请,虽然她没有明确地答应我,可是我觉得她理解我的心意——那就是在狂风暴雨的摧残中想找一小块心灵的避雨地。那时我是多么渴望同情和安慰啊!第二天批斗会准时召开,我没有看见她出席——也许她觉得这是一个使她为难而对我无益的要求。会议的大呼小叫并没有使我感到畏惧,可是一个沉痛忏悔的声音却使我意外了 ——那时我们派的最后一个“首要分子”对我的揭发,他说痛心极了,后悔极了,而这一切都来源于我对他的蒙蔽!看着这个长我六七岁,而且有了两个孩子的“受蒙蔽者”诚恐诚惶的样子,我心里真有些恶心的感觉——你三十来岁的人是那么好蒙蔽的吗?好像是他的态度使他当时就受到了优待——获得了坐到群众中的位置。半年以后我们平反了,他又很诚恳地说起了自己原来的表现“确实是害怕了”。我想你怕了就揭发我,我要是也怕了去揭发谁呢?听了我只是苦笑了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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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一天,那个对我有同情感的女同学居然给我带来了姐姐和姐夫写得短信,其实就一句话——有毛主席在,你打不成“反革命”!  " F  }$ s' o: 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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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后听说姐姐和姐夫去了军管会上访,得到的回答是——“他们目前不会是敌我矛盾,如果是就会被抓起来了。”这时已经到了四月份,月初颁布的中央军委“十条 ”已经开始起作用了。形势应是比较乐观的。可当时已经被封锁的我,是无法得知这一切的。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有人表现得毫无畏惧,这就是我们派的柏秀山师傅。这时只要是在院子里碰到我,他就异常亲切而且故意高声和我打招呼,甚至好像要故意引起人们的注意似的。他是老党员、老劳模,也是“几代红”,是没有人敢“找寻”他的。他的坦然无畏,真使人觉得就像后来的李玉和那个形象。它是八二五的核心成员,尽管文化不高,也谈不上足智多谋,可他的正气和豪气还是使许多人服他的。可惜后来也一直无缘和他见面,如今他去世起码十几年了。假使有机会再向他敬上一杯酒的话,我是甘愿花出一个月的工资的。由他也使我想到宿舍里的同伴春林,由于出身的关系是他不可能像柏秀山那样为我“拔创”,可是他更理解我心里的苦衷。屋里以前就有一个红木小匣子,有时会装上一些点心——无论谁买,但往往都是我从文化宫或是业大下课回来吃,可也并不是每吃每有。然而到了三、二之后,看到我明显地吃饭不香,于是春林就开始常买常换,每当我吃到这平时也不常见的糕点时,就特别感到他的心意。吃得也特别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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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除去参加对我们的批判会,剩下的时间就是写交待材料。由于自认为没做什么亏心事,材料写得倒也理所当然,最多不过是说自己“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紧,阶级觉悟不高”之类,绝没有任何低头认罪的表示。在对我们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后,迎来了一种类似“相持”的局面——就是整我们的人既无法将我们一一定罪;我们也无法推翻那强加在头上的“七条”紧箍咒。对此我感到非常的苦闷和无奈。  5 {2 ]( g4 I3 G0 B5 ~; B* f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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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期,廉宝玉们也感到三.二带来冲击的已经淡化了,特别是针对我“不服罪”的态度,找来王来祥要他加强对我的“监管”。王来祥如领圣旨,立即加大了对我的监管力度。除去平时横眉立目的幅度加大,动不动就借机动手推搡外,还逼着我去开会之前举着他制作的牌子——上写“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陈风雨”一片狂草,要我到场院里就举着它。与此同时,他更增加了宿舍监视我的时间和次数,总想在我和宿舍伙伴的“进行反革命串连”时抓个“现行”。可他的勤来勤往,也遭到了其他人的厌恶和反感。我们宿舍里的老大哥一次晚饭后见到他就不咸不淡地说了句,来祥,看你最近还挺忙,有奖金吗?弄得他也哭笑不得。  + k# j" ]) k. o2 Q+ Y3 n; r.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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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来祥的“勤勉”,我们宿舍也就成了我的禁闭室,这恐怕也是其他“首恶分子”都没有的恶劣处境。所以想抓机会回家就成了我的一个大心愿。可如何出去呢?后来一阵宿舍里就我和董有荣两个人住,一个晚上我直接了当地对他说,你相信我是反革命吗?他立即回答,那怎么可能呢!虽是朝夕相处的同伴,可遇到了三.二镇压这样的变故,人们还都是需要互相重新认识的。他的明确表态,使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看来那闪亮的钢枪并没有在我们中间划上界限,而同宿舍的人这样更是难能可贵。由于心里沟通了,我们便想出共同的办法对付王来祥,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说话不能让他听见。但是声音多大为好呢?我们商量好了一试:就是我一个人在屋里自言自语,而由他去宿舍的窗外去听,以听不清楚内容为准,确定声音的高低。别说,这一招还很管用,那以后我们谈话交流的时机就多了,我通过他也了解了场里的动向,而一次也没有被王来祥发现。这以后的一天我就把要回家看看的想法和董有荣说了。他说你离开宿舍没有问题,可是你怎么出场不好办。想来想去已经12点都过了,估计王来祥已经睡熟了。这时我看到了我们的后窗户——它直通场外,而且只有几根不粗的铁条拦着。好像受到了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以后改名《红灯记》)剧情的启发,于是我们决定把窗户上的铁条扭开,没想到铁条很软,很快地就被扒开了一个可以钻出人的洞来。见到了这个洞,我们都很激动,随即又出现了仿佛王来祥突然赶到的担心。于是我们决定就这样地等一等。大约等了20来分钟,董有荣抽完了两颗烟,最后他一扔烟头坚决地说,走吧!那个混蛋来不了了!好!我登上了床前的柜子,他又扶了我一下说,快去快回!这里有我呢!我噔的一声从窗户上跳了下去,从上到下也有快一人高了,落到地上差点没有崴脚,可是也顾不了疼痛。就飞奔着回家了,到家时估计已有两点钟了。为了不给家里和邻居带来干扰,我没去家门,而是直奔我家后窗户的一条小胡同。只喊了几声,父亲就答声了,我只简单地说,爸爸妈妈我没有事,请你们放心好了!你们还好吗?说到这里我有些哽咽。还没有听清他们的回答,我就说得走了,因为我想到董有荣的处境。随后我又噔噔地跑回场去,这一去一来,而且横跨海河起码超过一小时。到了宿舍的后墙,等董有荣有把我拽进了屋里。进屋一看,一地都是烟头。他沉稳地对我说,你运气不错,那个混蛋今天很老实。一趟也没来。说着,他又不大费力地把那个变了形的窗户铁条复了原。睡着起码三点多了,醒来时已经大天大亮了。在人们对文革的回顾中,“牛棚杂忆”已经成千上万了,但是像我这种被囚禁的又有多少呢,相信绝不仅仅是我一人。可是写出来的却是凤毛麟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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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几乎三天两头刮风。从轻微的暴土扬场到严重的飞沙走石,我们几乎感受不到任何春天的妩媚。虽然我们知道此时白杨的丫杈泛绿、迎春花也正在绽放,可是由于被囚禁在场里,竟然无法看到它们。尽管我们一直深信,眼前的一切荒谬和不平终究要过去,就像这场风沙一样。但是我们也清楚,当风和日丽的日子来临时,就到盛夏了。这样我们的生命里就失去了一个春天。屈指算来,从1966年到1970年(包括我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送进军管会的1968年,但不算抓五. 一六分子的1971年)我起码失去了整整三个春天。后来读到了海明威回忆录《流动的圣节》里的一段“你知道春天总会到来的,冰封的河水也会再度流动。如果阵阵寒雨下个不停,竟逼走了春天,那就像一个青春少年无缘无故被害死一样。”真是说不清的亲切和伤感。不过区别在于:毁灭他春天的是几场自然界的“寒雨”,剥夺我春天的是可恼的政治风沙。这就是我的青春记忆。不过从另一方面讲,这次“反复”虽近严酷,但是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帮助你看清你平时永远不可以看清的人和事。一些普通人那善良、同情和勇敢的心,帮助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使我终生难忘;然而同时,一些造反者在压力下的变形和出卖,也使我看到了人性的怯懦和卑微。这一切,都是生命的代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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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四月中旬以后,形势也向天气一样变得平和了,那个三月二日的剑拔弩张似乎已经很遥远了。然而,这不过只是一种感觉,后来了解到,我的“反革命罪行”已经廉宝玉们最后加工,送到了军管会报捕。然而,大的形势毕竟有了变化,在中央军委“十条”指示的落实过程中,在我们派不少同志到军管会一次次地上访中,我也听到了“七条”决定不久要取消的传闻。而且一天比一天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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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6日 ,我们车间的王凤祥和高文珍举行了婚礼仪式,他们二人不顾一切流言蜚语坚持请我出席。致使我的出席成了那天仅次于他们结婚本身的新闻。记得那天有小雨,我也特意换了一条新裤子。开始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熟人,我还有些犹豫——不知道每个人的心里究竟怎样看我,这段时间里场里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的我的《反动日记批判》毕竟会产生影响的。我清楚,要向普通的工人解释谢洛夫不是“苏修画家”是不很容易的。可是,到场大多数人的亲热,还是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也许是形势的影响,我清楚记得的曾经对我有过“扭脸”的师傅又重新露出了笑脸。这个婚礼使我感到很温暖,特别是有人还趁着热乎劲,要等我的“好消息”的时候,更使我有了难得的开颜一笑。四十年过去了,偶尔地也还会回想起那个雨天的感动——可是婚礼的男主人公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上个月,我和女主人通了电话,还说起了他们的婚礼。已经身兼奶奶和姥姥的她依然豪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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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婚礼亦如一次美好的前兆,只两天过后形势就彻底改变了。  : G0 k9 J% m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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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8日 的早晨,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代表再次到我们场,依然在两个月前开会的会议室再次召开了“重要会议”,我再次被通知参加。可发现会场里没有上次人多,会议很简单,就是由军代表宣布“撤销七项决定”,但是令人不解地还说“当初宣布也是正确的”。这个不合逻辑的决定里显然包含着不可言传的政治内容。尽管如此,这个决定还是给我们以“解放”的感觉,当时在会场里就有人向我们祝贺;而前两个月里对我们恨不得置于死地的人立即有了一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沮丧。廉宝玉没有出席会议。天大八一三“工作队”也没有出席,也许他们又到别处抓“反革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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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了天大的学生,也不得不提到支持我们的大学生,那就是河北大学的学生。在那难忘的八.二四会议上,那位姓范的学生的支持也至今使人难忘,后来了解到他们是八.一八派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三.二被镇压的后期没有撤销“七条”时,场里就见到了“坚决和八二五站在一起”的大幅标语,落款是“河北大学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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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八以后他们和我们的来往更是密切。于是面对这在学校势不两立的河大学生,我们倒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以致到了社会出现联合势头的时候,我就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的刷出了“衷心希望河北大学两派革命同学联合起来!”的红色黑体大标语。这确实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当然也会使不少不明就里的河大学生感到莫名其妙。  * ^7 F) t) Z+ s; E0 f9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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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说热就热起来了,中午的太阳都有些烤人了。再回想那春寒料峭的三月,已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了。场里一切“就绪”,人们也都继续“抓革命,促生产”、打派仗。我们派依然是场里的第一大派,而这时正是全国的文革“高潮时期”。天津市也出现了反对主流派(五代会)的组织“大联筹”,这些比我们造反晚得多的许多组织的联合,此时迎来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其中最活跃者到了转年就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整肃),并积极邀请我们参加。这时我们内部对此却产生了分歧。这在于许多人对于“一反到底”的质疑。尽管如此,但助威式的游行我还是参加了一次。而这又被到场的驻军不动声色地看在了眼里,为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 ”留下了伏笔。  8 P) L  Z7 G  T0 A* N' K( K

" J' K/ p2 x6 ]9 U" ^) Z' ?. P9 x在这种形势下,继续上访争取“彻底解放”也成了我们一件经常的、持续性的任务。我也参加了这个队伍,并且把自我辩护的材料交给了军代表。他们的态度也明显地和我们亲近了起来,甚至军代表田爱义还看了看我正在学的《斯大林选集》。而更使我感动的还是在7、8月间去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参加的一个会,好像参加会的都是天津一些有影响的地区和行业群众组织的头头,其中不少还对天津驻军有抵触情绪。我是和董宜德一起出席的会,看得出来像我们这样的单位组织还是不多的。开会了,我只记得会议主持人郑三生,拿着电池话筒,和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望着这位面容沧桑的老将军、天津驻军的最高领导,他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出口,真使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那平时宣传的“军民一家、上下一致”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几个月前的委屈一霎间就冲淡了好多。  * L# Q! J5 c9 {2 M$ Q" e

2 O) J. C0 [! C# p  g在这段频频的上访期间,也还有人(我们上级运输公司的群众组织)就我的日记问题上访了中央文革。详情我已经在《公布于众的日记》一章里叙述过了:简单地说就是工作人员认为根据拿来的“传单”材料,还算不上“反动日记”。但是也认为作者“思想落后,是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但要看今后的发展方向”。这个“ 走访中央文革”应当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答复的态度是明确的,语言也是客观的。而且关键还在于接待的单位——“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是具有“无产阶级权威的”。对于这个上访是否属实,人们都清楚,因为还没有人敢于冒充“中央文革”假传圣旨的胆量。然而,它也没有起更大的、直接的作用,原因是我的日记还被扣在场里没有发还,而驻军又是默认这样做的,看来他们觉得还不到给我做最后结论的时候。  " s0 j- l0 h5 d) V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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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派的上访最终有了结果。在当年9月军管会派人两次来我场做检查,承认 3月2日 行动的错误。 9月6日 的第一次检查就提到“八二五造反团是一个比较老的革命造反组织,。我们宣布的七条结果使八二五造反团几乎被压垮,受到了严重的压制。”检查而且提到“军委十条下达后,我们在 4月28日 撤销了七条。但由于对我们的错误认识不足,未作深刻检查,反而说原来宣布七条是对的,现在撤销七条也是对的。混淆了是非界线。”而在最后还表示“我们坚决支持八二五造反团的一切革命行动!和八二五造反团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对比一下钢枪闪亮的 3月2日 ,真的是两个世界了。尽管如此,这个检查居然没有得到通过,半个月后, 9月19日 ,他们再次作了检查。检查里明确提到“宣布八二五是不受欢迎的组织,剥夺了梁宝山、陈风雨、宫虎、苏先宏、何少然等同志的民主权利,对他们围攻、批判了一个多月,这一错误行动,严重地打击了汽运七场的革命造反派,打击了一些敢说敢闯的闯将。”最后检查关键地提到了“我们的具体错误是很多的,从根本上说我们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这样,检查获得通过,我们认为“态度诚恳,是自我批评的模范”为此还送了大字报,以示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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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事件的阴云在九月的晴空里一扫而尽,八二五又似乎到了扬眉吐气的日子。但是随着形势的新发展,进一步的大联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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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摧垮的组织很快地恢复了生气,但是在这场冲击中受到内伤的人,未必可以说起来就起来。特别是像我这样在日记、“纲领”加之家庭等许多方面反受到复攻击的人。那些悬浮在头上的罪名不仅使亲近者产生距离,而且还使我成了场驻军暗中注意的对象。只要形势一变,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对于被怀疑者采取严重步骤,目前只是时机不到罢了。我深知自己处境的危险,也更知道驻军的作用。时刻想和他们进行深刻的交流,但是先入为主的他们多为敷衍搪塞,无意深谈。就是我八月间去丝织厂学习支左模范“北空司”的举动,也被他们认为是对本场驻军的“不敬”。于是一切努力只好作罢。至于在组织内部,我一直希望最好由组织出面,来向公众澄清事实,把那些诸如“反动日记”、“反动纲领”等荒唐可怕的罪名洗清。这不仅在于还个人清白,而更重要的在于可以拔去对组织有巨大破坏作用的“定时炸弹”的引信。可惜,我的努力依然收效甚微。负责人们当前的精力已经完全注意到大联合之后的权力分配了。他们觉得有了过去的摸爬滚打,更需要目前的纵横捭阖。“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其余的,都缓缓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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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D3 t) A5 J8 R这样,我就在一种阴郁的、焦虑的气氛中,迎来了新的一年——1968。" Q8 T: |9 x3 P7 P; n6 U% A

" Q; O& [. C: Q6 ~" _; ]1969:书与剑8 y8 Z) s" Z' z$ v# Z! \

3 c) \+ Z6 x! ^4 C作者:金色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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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I$ D1 d; R$ u, a/ M' _经历了1966——1968连续三年的疾风暴雨,1969对于我是比较平静的一年。在一片“反复旧”的声音里,我和许多人没有再次“被审判、被清算”。四月中共九大召开,不久毛主席又发出了“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最新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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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G1 f1 {5 b: _" y( _' f这十分难得的安全和清静感,使我产生了冷静下来看看书,想一想的心情和愿望。对于“革命”为我们最大的使命感的这些人来说,看书也只是毛主席著作和刚刚开始的马列,思考呢,也只是运动的经历和过程。学习也只是为了给今后的实践找依据。继续前几年所学的基础,我又开始了在场后小河边的晨读和下班收工后“班后读 ”,春天里天越来越长了,五点下班还挺亮,我就独自一个人在可以容纳上百人的修车大库里,看《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看《局外人的意见》(列宁)、看一度曾被中国党政干部奉为马列经典而此时又因斯大林问题而被彻底贬斥的一无是处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直到天色模糊的时候。(可是最近了解到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这部书再一次的被奉为经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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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25岁,毫无疑问是生命中的最有希望的年龄。这时我还不懂得什么是研究生,更不知道还有什么社会科学院;更没有去想只要“纳新”进入党内就会有官场的“锦绣前程”。而我满怀激情地甚至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完全不是为了自己要在学问上有什么建树,更不是为了将来的“一朝中举”,当然也谈不到在现实对廉价的“学习模范”之类的追求……我所寻求的就是革命的真理和道路。为了这个寻求,我不顾自己的巨大冤屈和累累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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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运动的史无前列,就是伟大领袖也在探索,也在失误,也有彷徨,也有违心,那我们这些微乎其微的小人物,又怎么能找出明亮宽阔的阳关大道呢?那探索的结果也都会是再一次地创造西西弗斯的神话。尽管如此,我依然肯定自己当年的选择,而那个没有结果的努力,也成了今后道路的铺垫。  ( X! P& {; l, S3 h: G4 O5 m

1 ~2 \, }" u% H) I, m比较正规的从1969年起,我开始了近乎十年的“文革读书”,2005年我也在博客上写出了《文革读书》,开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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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读书?这也许是令不少人惊讶甚至不屑的话题。文革中除去红宝书和鲁迅,还有书可读吗?你为什么读书?  - o. t: R( V5 R' b$ z2 X" v

) m8 H7 U" R6 x, a文革读书。虽然我那时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甚至也没有家庭文化背景可言。但是仍和不少艰苦求学的青年人一样,继续学习,没留空白,使文革读书成为我自学道路上承前启后的一段历史。  % o, r$ w3 d4 ]4 C1 e;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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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再说出了路数、书目 、身份、书源和一些重点书的笔记以后,我回顾道——                      ) t% F) F9 ]" v' F5 |  e

& w  g# [- [7 F4 s2 w1 d$ k对于读书和学习来讲,文革毕竟是“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年代。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这一代或是两代人(包括学者朱学勤所讲的“六八年人”)没有随波逐流,而是竭尽全力、饱含热情地找书看书,也是“大地微微暖气吹”的一个体现。做到了“文革中间无空白”,既继续了以前的学习,又为以后的博学广览甚至改变命运打下了基础。这是我们的幸运。  , S; ?: z; y# ]$ X

% o: x) O0 Y4 s" f, ~) A$ \然而另一方面来讲,这终究又是打了折扣的收获。比起当下许多二三十岁就妙笔生花的青年人,我们更羡慕他们的社会大环境。我们虽然尽力而为,也还算没被时代甩下车来。但毕竟青春已逝,失去的机会太多了。这就是命运。  " K6 ^; ]$ @. ]0 l- f! @4 U;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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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 s8 d' ~8 R( y* u除去读书,我还在1969年的春天里以总结经验为主题,连续写下了两篇论文,它们至今保存。第一篇15000字,第二篇20000字。对于我这个20来岁的初中毕业生来说,确实不易。第一篇几乎完全的依照了“联共(布)党史”的目录写法,甚至包括每一节后面的“简短的结论”,内容就是以大事记加议论的方法,认真地回顾了七场运动的全过程。然后从每一阶段的经验和教训里,总结出更多的东西。第二篇最后定名为《历史的经验》,是从整体上回顾思考运动的经验,特别是运动过程中的成功和失败的正反方面的事例。结合自己学习的经典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对未来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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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灯下看着我的青春论文,依然被自己年轻时的热情和执著所感动。我深信,这时在若大的中国这样带着现实问题学习思考的青年人,不会是绝无仅有。但是后来除去看到当时对文革“怀疑和否定”而如今被“赞扬与肯定”的人与文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声音了。对此我当时就感到孤独,如今也更难以找到那时的知音。但是我依然认为有这种思考的绝不仅是我自己。难道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吗?我孤独,我悲哀,但是我绝不相信。也许,这一切都源于这些人如今所谓“话语权”的失去?  ' O9 N- V2 |; l)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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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这样一是急于解决我运动里碰到的实际问题(不仅有进攻和退却的一般问题,还有在内部如何对付“右倾”势力的和在外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二是对于在学习中发现的革命理论有特殊的兴趣。这种心理状态恐怕和当时绝大多数叱咤风云的造反派头头有很大的距离,他们的学习多是解决表面上辩论的理由,他们的理想是各级班子里的位置与名额,(他们也和那些伪造反派一样,在批判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的同时处心积虑的进入党内),同时也和那些当时就远离现实、等待时机、时刻准备着冲击“象牙塔”的学术精英们明显的不一样。那我的注目点究竟在哪里那?也许就是“革命理论与现实实践的结合”,这句看看来在那个年代已经被说腻了的话,却占据和吸收了我整个的青春年华。  0 `. w' F+ Y' |$ {; v# T

/ {1 [1 V. O8 Y: q& I5 W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或者是青年最常受到批判的就是:理论与实际的脱离,与工农大众的脱离。我虽然毛病很多,但是在这方面确实非常警惕,对于从小就像喜欢读书的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成为书呆子,就是不要成为孤芳自赏的“小资”。投入文革,冲绝罗网也是我在实行这种信念的巨大努力。在写出那两篇文章之后,我又主动地投入了一场斗争—— 是对一名无辜受迫害者的支持。  - O) A; J  ]" u9 ]5 |

6 z7 o" a% w* M( [+ h2 I; `我参加这场斗争有两个特点:一是主动介入,不是被迫应战;二是暂居幕后,支持别人。而问题的起源还得从争取梁宝山的复职开始。谁都清楚1968年借“清理阶级队伍”之风,场革委会先是“扭送”了我,后是拿下了梁宝山,至于材料显然都是夸张加捏造。在我从军管会平安回场之后,梁宝山的冤屈也就突出了。于是我们这些人就开始了搞“调查材料”,逼迫革委会澄清问题,进而达到梁保山复职的目的。然而就在人们都以为革委会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杀手锏来了——场领导和驻军在全场职工的大会上突如其来的提出了“对于数起反革命案件的紧急侦破”,几时的案件呢?1962年的,也就是7年前的两三件案子!任何人都清楚在此时提出这些是彻头彻尾地“转移斗争大方向”——用来躲避在梁宝山问题上的被动和尴尬。但是场里有权决定“ 运动的方向”嘛。于是办起了学习班,一开始就划定了六七个嫌疑人,随后缩小至两人,在随后又缩小至一人。而且对其“作案的方式”的认定也逐步改变,由厕所里写反动标语变成了车辆上呼喊反动口号,而且证人也只是一个。谁都可以看出这是“荒唐年代里的荒唐事”,都没有想到,平时沉稳平和的吴熙来倒霉地的成了怀疑对象。在怀疑谁偷斧子,谁就像偷斧子的年代,学习班集中,政工组登记,保卫组监督,再加上学习班里人为了摘清自己破例地积极,就使吴熙来一下子乱了方寸,精神痛苦而且慌乱。见到此经过分析,我考虑帮助吴熙来。又经过一些问题的考核,当我彻底地相信了他的无辜之后,就开始给他出主意了。先是主动要求去军管会,后是要求和所谓证人在公共场合公开辩论(我给他写好了辩论提纲),我的这些“轻车熟路的走法”很快就打乱了革委会“革命部署”,最后对于“侦破案件 ”来个不了了之。可是梁宝山的问题也回避了。在支持吴熙来的过程中,我们传递消息并不容易,多次是我和他爱人约好在场外交换情报。事情解决后他们夫妇和我成了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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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吴熙来的帮助和支持首先来自对于对方政治伎俩义愤,更来自对他本人无辜被伤害的理解和同情,我很清楚:一般人要是落到政治漩涡里,挣扎几下都不是很容易的,更何谈反抗?作为过来人,我十分理解受迫害者的痛苦和无奈。然而除此之外,我支持吴熙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于自己所学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进行实践。没有费很大的气力(原计划我直接打出去的计划都没有实施),就间接地支持了一场的政治斗争,而且取得了最大限度的胜利,使我感到信心陡增。甚至联想起伟大的抗美援朝来。  8 d! y6 P. S0 Q% A: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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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兴趣,一方面来自我在运动里不断遇到的实际课题,另一方面也还来自对于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的逐步了解。从运动前至今,特别是这三年来,我间间断断地几乎读遍了毛选四卷,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军事著述使我发现了一个灿烂辉煌的宝库。经历了的革命和战争过程总结概括出的哲学原理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精湛宝贵的思想财富却由于某些掌权的政治投机者的简单化和曲解,使它成为了神圣却又虚幻的经典)。然而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确是朴实的、简明的、直接的、有力的,智慧万千的。你看,就如人们口头禅般的叙说但未必说清的“五次反围剿”,又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力量和惊人的智慧啊。第一次,蒋介石以10万人对红军的红军的4万人,应当说是一个不平衡的倾斜。然而由于实现了中间突破,歼灭一部敌人的红军很快地就击退了来犯者的进攻;第二次,何应钦挂帅来了20万人,红军人数还略减,可是在15天内,走了700里的红军钻通了“牛角尖”,打了5仗,缴枪两万余,依然粉碎了围剿;仅一个月后又来了第三次敌人30万人,蒋介石亲自挂帅;第四次增加到50万,又兵分三路。红军照样一一打垮敌方;第五次,敌人来了百万人,又由于红军内部排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致使反围剿失败,使红军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说来容易,做起来绝不简单。反围剿神话般的战例给了弱者(前提是正义者)战胜强者,提供了无穷的力量和信心。再说解放战争,著名的三大战役都是在敌我力量几乎相当或是稍多一点的情况下,全歼敌人的(甚至还有60万歼灭80万敌人的淮海战役)。整个解放战争史就是共产党以120万军队,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基本上消灭了国名党的420万军队,进而解放全中国的。这除去人心背向的因素之外,在军事胆略和智慧上可以说是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些辉煌的战例的精髓又是什么呢?不怕。这是任何胜利者最根本的前提和素质,当然也有真理在此的一面。借题发挥地说,不害怕会使对方最终对你也无可奈何。比如今天的世界,对于头号世界警察美国,依然有人敢说不(尽管他们未必都信奉毛泽东学说),这不仅的作为国家元首的卡斯特罗、金正日,也有被美国谋杀的萨达姆、米洛舍维奇,有在逃的卡拉季奇(可惜不久前被捕)、姆拉迪奇(波黑前塞族军事领导人),也有执掌权柄的查韦斯和内贾德(至于另一个老对手卡扎菲近来出现了退意,美国也摇起了橄榄枝,结果如何,全世界拭目以待)。任何人只要能做到“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敢于和对方拼个你死我活,对方就必然承认你的存在,从这点来说朝鲜地道和越南丛林是美国人永远的创伤和噩梦。不怕,是任何政治军事斗争的起点和前提,无论国家和个人都是如此。对于强敌不敢面对或是心存侥幸,前景不是屈服就是灭亡。对于改革后的中国,美国军界的智囊人物也曾说过,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更是一语中的地说明了这点。学会了不怕,就有了斗争的前提和基本点。在《论持久战》中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必败的分析和面对胡宗南进犯延安,毛主席本人不离陕北根据地的抉择,也都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所孕育的大智大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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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5 L, i4 Z! p当然,光有勇气也是不够的。还需要智慧,特别是在力量对敌人还不是绝对优势的时候。这点毛主席对于夺取济南“攻济打援”的战役构想和几次布局改变上,最大限度地显示了军事统帅的耐心和细致,确实把辩证法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难怪美国西点军校把毛泽东军选作为教材。此外在政治斗争中的统一战线,打拉结合,不仅解决了困难复杂的现实问题。而且丰富了辩证法的运用。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对待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基本地位,同时又千方百计的限制排挤我党的国民党,和党内某些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他绝顶聪明地提出了——“先奏后斩、先斩后奏、不奏不斩和斩而不奏”四项针锋相对的策略,不仅恰当、精细地解决了纷繁复杂地现实问题,也出极大地丰富了祖国的语言。有感于此,联系到毛主席那一贯地犀利而又诙谐的语言特色,我在后来写出了《从先奏后斩……看毛泽东的语言智慧》的短文发在网上,而且还得到了不低的点击率……  9 D) `' |/ |; ~0 Z$ l- F6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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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的这个态度,会使某些朋友不以为然——你一个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推崇甚至抬高毛泽东又什么不起的?其实不然。我虽然生活在那个时代,但我一直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绝不是跟着多数人喊口号决定信念。比如还在小学六年级,我在河西区图书馆服务的时候,和工作人员闲谈,我就非常清楚的表明,毛主席不如唐太宗伟大,何以见得?从国家的领土看呐!也许是读书超过了同龄人,使我极容易形成和表明自己的观念,还有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也许是读者了解的例子——就是我还曾在19岁的日记里,在全社会学雷锋的高潮里表达了“我宁愿放弃十个雷锋,也愿做一个谢洛夫。我需要的是真才实华。”的心理,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么在有人动辄就“老毛如何如何”和所谓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风传的今天,我何以更加推崇和理解毛泽东呢?一个是历史的距离使他的某些论断至今看得更清楚(比如对于帝国主义特性的论述,这也包括列宁的论述);一个是自己沉下心来更仔细地读了他的著作,特别是在后来的工作中遇到不亚于文革的劫难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军事思想依然给我带来无穷的斗志和力量。  ' Y' ~3 f; D" Q$ G9 ?

, J( u9 V4 A$ g因此我可以平心静气地对朋友们说,我可能是一个简单浅薄的人;但还不是一个为了媚俗而从众的人。过去如此,今后依然如此。  6 B% y0 n* d6 g' e1 H: ?1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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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我这一生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学习过外语,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我对于外国文化(文学,特别是绘画)的喜爱。说到自己这里我想说一个使自己感到宽慰的例子。一次见到了来津的上海著名文艺评论家吴亮,我曾说出自己的这个困惑,可是同样不会外语的吴亮并没有我这样的遗憾。记得他说,我是不懂德语,可是我了解黑格尔;而且要比一般的德国老百姓要强,你说语言是关键吗?他别开生面的见解确实使人眼前一亮。我既不懂德语,也不懂黑格尔,但是却是从他的比拟里得到了启发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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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讲过,我的外国文学阅读从儒勒.凡尔纳和柯南.道尔开始,而成人以后遇到的苏联女作家谢列布里亚科娃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对我影响很大。它以主人公的人生进程为中心,雄浑有力、色彩斑斓地展示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大陆法、英、德等国革命与发展的全景画,而且文学色彩极浓。读了这部书后,我开始了两条路的探询:一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到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应当说这条路也来源于毛泽东的著作),尽管我至今也没有啃过《资本论》甚至也没有研读过篇幅不长但很重要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但是精彩生动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精湛悲壮的《法兰西内战》都使我感到了惊喜;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于自然、社会和历史的描述也确实使人看到了思想大师的精神力量,他的致布洛赫等人的著名信件,可以说是洞察现代人类关系事变的钥匙和显微镜,它使我不仅看到了法国革命先驱倾覆的总结,而且也理解了个人在世纪之交遇到事变的内在原因。站在人类思想的大师面前,你会感到当年为了“常委位置”的拼命造反和今天的“正高职称”的不遗余力是多么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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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 S6 e9 A# z/ f我还仔细读阅读了斯大林的大部分著作,而且是在否定他的风潮中看的,应当说他的思想和理念依然是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依然有它的哲学价值。尽管后来我读了彻底否定斯大林的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这样的专著和索尔尼仁琴的异曲同工的文学作品《古拉格群岛》,但是基本观点没有变。我不仅对于他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功绩无可怀疑,而且也理解他和对手们(托洛茨基、布哈林再加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斗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尽管应当把政治斗争和肉体消灭分开。至于伟大的苏联的出现和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些“无言的作品”,更是回避不了斯大林的功绩。对于这位争议极大的政治家,我感到自己的直觉是和格鲁吉亚的山民们的心是相通的。(值得高兴的是在不久前俄罗斯的民意测验中,斯大林依然是人们心中最重要的政治家)再说列宁。我读到的《列宁文集》无可辩驳的说明了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各个阶段的根本性功绩。26卷中他在无线电的广播里撤销不服从人民委员会命令的杜鹤宁将军的职务,同时任命克雷连科准尉为总司令的神来之笔,更是显示了革命家在“操作层面”上的勇气和智慧。不过在他的著作里,更多展示的还是他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地位。他的《哲学笔记》里“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对于客观世界辩证发展的天才表述,和对大事件、小原因的评价,都很令人难忘(前两年,看到了一部国人所著《天鹅之死》的学术著作,是写列宁在晚年的悲怆景象,包括他得重病和因此带来的隔绝,临死前最后来到自己的办公室的悲凉画面。而这更加增加了对于当年这位生龙活虎般的革命领袖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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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7 M3 \" o8 W& z' v0 e) d+ Z% v'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给我引导的第二个阅读渠道是对于以英、法、德、俄为主的十九世纪(包括十八世纪末)欧洲史的学习。这个范围加上我原来对于俄国文学的了解和法国绘画的熟悉,使我对着人类史上的特殊阶段的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喜爱。从而对于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原本喜欢的契诃夫就有了更深入地了解。一部《九三年》成了对我振聋发聩的著作,我在《文革读书》里还写到——  4 W) Z$ g* y; E3 r9 A* S

) n; [& @  k  w0 p  \这是部历史小说,他出色的描绘了历史——那场过去不到百年的改变世界的法国大革命。他以历史家、散文家、诗人的不同笔法,给读者重现了那场高悬在历史天空的画面。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都在雨果的指挥下,重新登场演出了那场震撼人类史的活剧。而且他还再现了一度可称为世界政治中心的法国国民公会和整个巴黎,使九三年的钟声和硝烟长久的挥之不去……这一切都使我目瞪口呆,罗伯斯庇尔的勇气和雨果的才华同样的震撼了我,从这时起我最早种下了自己的法国革命情结。  + |. u. H* ^# l+ W# `* K9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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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却不赞成雨果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人道主义”的观点,因为我理解罗伯斯庇尔的“为了使你幸福,我才凶暴;为了你的善良,我才残酷。”(法朗士《诸神渴了》)尽管如此,我对  % @( X" K$ d$ d( L5 o%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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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善良用心和盖世才华还是得表达由衷地敬佩。雨果说,语言就是力量。不仅是朗德纳克说服了阿尔马罗,而且也是作家本人征服所有《九三年》读者的开始。  ( O$ Z, A9 Q7 C3 G; {3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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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开始,也包括着受《九三年》、《法国革命史》这样著作的影响,我逐步对法国大革命的第一号领导人罗伯斯庇尔的经历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从轮廓模糊到血肉饱满,他的理想和命运开始牵动了我的心。法国延续到今天还存在的罗伯斯庇尔学会以及它面对的争论更是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为什么如此?是对于献身于革命事业英魂的崇敬?或是自己在“永生难忘的三天”里的特殊体验,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这种情绪绵延不断的结果有两个:一是我在后来的 1979年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未录取),上交论文的题目就是《试论热月政变的形成》;二是在1992年我在做记者的业余时间里终于完成了五幕法国革命历史剧《罗伯斯庇尔之死》的写作。  
2 ?& U: ?9 P& s& D此后我也认真仔细地研读了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受益良多。到后来也能在对《布拉格之春前后》(美.塔德.舒尔茨著)的学习中汲取知识和观念(不久前还买到了他的新著《肖邦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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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也许这是一个越说越多的话题,我有些借题发挥了。从1969年说到了整个的“文革读书”,从文革又一直说到了今天。也许是“灯光尚明,意犹未尽”,我又突然想起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靳凡)来。这部被后来有的研究者称为“科学主义”的书,那时也极大地吸引了我。这部人物思想活跃、富于探索精神的作品,预示了一些不甘平庸、潜心努力的青年人光明前景。而后来,我们还真看见一些当年就“全面彻底否定文革”,一心只读“西方书”的精英们终成正果的报道。这些人有遇罗克的倾向,但是没有遇罗克的深度,于是幸免于难。而且至今成了很风光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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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a  g3 F1 B: J0 [& m+ k学者朱学勤多年前曾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说的一群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却又比知识分子更像知识分子”,“白天还是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他把他们界定为“六八年人”,而且为他们今天在思想状态的消失感到悲哀。他的想法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在他发表文章的《读书》杂志也简略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4 a! S) C3 z) y" E- E- X

- h2 n/ O9 i) G( q1 p7 n对于它的寻找和心酸我感到理解,甚至也为他得继续探求感到敬佩,然而对他的提法我也有我的修正:一是“六八年人”的界定是否窄了一些?在1966年20岁左右的人(大约1945年出生吧,如周国平、 余秋雨 教授那样),如果热衷于思考和学习,起码比小七八岁的弟弟妹妹们更成熟吧?这些人不更应是寻找的范围吗?第二,文章说到“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问题在于读了“红小书”(而且后来还有“红大书”——毛选四卷),就必定不喜欢“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吗?我们经过了以“毛泽东思想”取代一切、排斥一切的年代,后来又经过了言必否定“红小书”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讲“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毛泽东)。事实证明,前者和后者都是片面的、不客观的。所以,到了今天我们也不能把那个年代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者排除在“民间思考”的范围之内。我们相信人类思想成果的连续性。回顾历史也必须重视他们的努力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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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 e& N4 e2 }+ B9 i0 j2 P- G我一直怀着热情和虔诚思考着毛泽东思想里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信条,和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任何时候都无意做一个书呆子。读书和写作都坚信思想就是武器——是改造社会的炮火,是刺向邪恶和不公平的利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社会提供的学习背景感到幸运。甚至对于所受到的打击折磨,也认为是革命者的必修课。而且也为自己学习到的革命理论特别是军事理论感到满意和骄傲,我相信在遇到新问题时,它会大有用武之地。  - h5 Y0 z- V$ E9 B1 ^5 V

. V" Z0 q' ~5 z我的信念没有错,转年的1970我就很英勇的实践了一次,而且取得的胜利。而再一次实践竟然是近21世纪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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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进行并且也取得胜利的反腐维权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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