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
今天是小鲁周年忌日，亲友们聚集在上海福寿园新四军陵园旁，为小鲁纪念像揭幕并安放小鲁的骨灰，让他回到父母的身边。去年编辑的小鲁纪念文集，暂时无法出版，只能由李菁根据亲友回忆撰写了文章，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上。我在追思会上作了发言，并将去年撰写回忆小鲁的文章放在网上，以寄托对小鲁深深的怀念。

着手编辑纪念文集，撰写回忆文章，原本想清洗泼在他身上的脏水，用他的话说是人生遭受三次，即文革、八九风波和安邦诬名，特别是安邦事件在他临终时都未有一个清晰的说法。但是在编辑、撰写的进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清污正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留下准确而正确的历史，因为小鲁的思想与作为、品行与人格、朋友圈与影响力使他成为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杰出代表，他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先觉先行者。小鲁一定会像他的父辈缔造共和国的陈毅元帅、粟裕大将一样被载入共和国历史的史册。对我个人，小鲁是我政治的启蒙者，志同道合的同志，办公司的伙伴，游世界的旅友，是我人生的楷模，有这样一位朋友是我人生的幸运，他人虽走了，但他的精神和友情将伴随我的一生。

2018年3月1日在晨睡朦胧中接万峰来电，问小鲁昨晚在三亚去世消息是否准确，我一下子蒙了。查看微信有小惠5点50分的通告，即与小惠直接通话。

但仍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小鲁真的就这么走了!

我与王苗当即订了最快由香港飞三亚的机票。随后而来接连不断的都是朋友们向我核实的电话，直到10点多钟登机前，接到了王岐山的电话。几年都未联系了，他说：得知小鲁猝逝的消息非常难过，想尽早转达对小惠及小鲁家人的致哀及问候，于是想到了你。在朋友圈中，我被视为与小鲁关系最密切的人。是呀，我与小鲁同岁，自1966年夏天相识，52年了，71岁的生命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一起度过的。尽管时代与国家经历了巨大变化，生活与工作也几经变迁，在变化与变迁之中，许多曾经的同学、同事，以至同伴都中断了联系，但是我与小鲁的交往始终没有中断过，我们的友谊愈老弥坚，小鲁早已成为我生活、以至生命的一部分。

一、初识

在认识小鲁之前，就认识了他的爸爸陈毅——陈老总。说认识，其实只是1963年政协的一次晚会，爷爷带着我去参加，正好碰见了陈老总，他非常高兴地问道："何叙老，你还是那么大脾气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最为敬仰的陈毅元帅。在五、六十年代，我最喜欢看《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这类革命回忆录，其中陈老总的警卫员宋生发撰写的《艰苦的三年》(1959年版)是我的最爱，特别是其中引述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在受伤落难、生死未卜之际，抒写出这样的诗句，须具有何等的理想、气魄与胸怀。爷爷曾任华东政法委副主任暨司法部长，爸爸曾任华东农林部副部长，父子同朝，我为他们皆为陈老总的部下感到自豪；也为爷爷是老总的诗友感到亲切。老总亲笔抄写给爷爷的《莫干好》七首诗及讨论诗词的信件成为家中的珍藏，不时拿出来翻阅。更有爷爷、叔伯们讲陈老总有救命之恩的故事，使我感到何家老小与陈老总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五十年代初，作为民主人士的司法部长，爷爷并无实权；加上好友吴石因他而结识并为中共工作，在台湾由于地下党领导蔡孝乾叛变出卖，惨遭蒋介石杀害；我的外公亦因爷爷及子女动员，由香港回北京参加新中国的政府工作，不慎"泄密"而获罪，要遭受牢狱之灾。诸多诱因使爷爷情绪激愤，爆发心肌梗死，自认活不长久，于是向前来探望的华东局统战部长陈同生大发雷霆，责怪中共不念旧情，过河拆桥。事后又担心中共秋后算账，不想活了，不配合治疗。是陈老总亲临医院探望，向爷爷说："叙老，尽管你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我们把你当老同志老干部一样看待。共产党刚刚坐上台，工作难免有毛病，有意见只管提，不要那么大火气。新中国未来光明得很，你也为此作了贡献，还是要把身体搞好，多看上几年嘛。"陈老总坦率诚恳的劝说打开了爷爷的心结，从此积极配合治疗，陈老总救了爷爷一命。

1966年6月"文化革命"爆发，学生间的串联打破了校际界限，经我校曾是八中学生的梁其望、张海生搭线，我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陈小鲁。与我想象中太不一样了，他穿的一身旧衣裤，脚踏懒汉鞋，有时还穿自称为井冈山的布带作的"草鞋"，骑辆破旧自行车，一笑就露出两颗虎牙。一位外表平常的再不能平常的人，没有半点干部子弟不觉显露的优越感。这就是我景仰的陈毅元帅的儿子呀，他的平易、质朴、诚恳、率真马上赢得了我的好感与信任。

随着交往的深入，他逐渐告诉我一些不曾知晓的红墙内的故事，对当时如日中天的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并不像我们最初有的一种盲目尊敬。他说江青并不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陈伯达历史上有问题，林彪身体有病，怕风怕光又怕雨。

他也不回避谈自己的父亲，一再强调陈老总与毛主席的感情是经过反复斗争的过程建立的。在井冈山红四军七大时，陈毅反对过毛泽东，把毛赶下了台，后经总理批评，又去把毛请了回来。在长期的党内斗争中，毛泽东逐步树立了权威，赢得陈老总从口服到心服的信任与追随。小鲁以此来反衬张春桥、姚文元、王、关、戚，这些文革干将对毛主席的感情是缺乏考验的。对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他有独到的见解。他给我们讲过，在高饶事件处理时，毛曾问陈对饶的看法，因为有1942年新四军黄花堂事件，饶漱石整陈毅，陈被调回延安，着实坐了两年的冷板凳。陈毅不知毛泽东就里，当时说了饶漱石的好话。刚离开毛出门碰上了杨尚昆，告之毛的真实意图后，陈转身又去见毛，谈了对饶的真实看法，于是被毛派回华东区肃清饶的影响。小鲁以此为例说明党内斗争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陈老总1965年曾想过退休。他猜想父亲对无休无止的党内斗争感到厌烦，也可能怕主席记井冈山上陈反毛之仇，想早点退休。小鲁的这些故事和看法对我这样一个见识不广、涉世不深、不到20岁的青年来讲，如打开了一扇天窗。使我意识到，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阳光明媚、纯而又纯的世界里，由此激起我探索党史真相的兴趣。当时想法简单，以为了解了党史的真相就不会或不容易上当受骗，不要像文革各派在对错之间翻烧饼，可以永远跟随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为此，我们组织了党史学习小组，小鲁自然成了最好的讲解员。我还追随人大党史系学生、我的小叔叔参加历史案件的调查，特别是高饶事件。在调查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张闻天、张鼎丞。在计委大楼里的张闻天温文尔雅地陈述事实，张鼎丞则带有火气地驳斥不实之词。记得还拿到一份胡华文革前作的内部报告，讲述了建党以来的历次斗争(他曾因此获过而遭处分)，使我的眼界大开。随着批刘邓，历数了党内路线斗争，大字报、小报、各种印刷品披露内幕，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小鲁也并非专家，但愿听取分析各方面的信息，我更愿相信他凭自身体会作出的判断。

未曾想到，十年后，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我成为人民大学复校后党史系的首届大学生。关注政治、有兴趣于历史研究是由与小鲁交往始。在我心里，小鲁于我，是政治启蒙第一人。

二、文革遭遇

近两年，小鲁几次向我说，他的人生有过三次被诬名的遭遇：第一次是1968年文革中被讹传为打砸抢、无恶不作的"陈小虎"，作为"反中央文革分子"被周总理送往39军隔离劳动审查；第二次是在1989年"六四"后被诬为赵紫阳的"小舰队"、红二代的"叛徒"；第三次则是被说成安邦的实际控制人，中国的"首富"。对于前两次，在《回忆与反思》刊载的小鲁口述史中已有很详细的说明，这里讲讲小鲁在文革中的遭遇。

从反对对联而未参加红卫兵到制止暴行、抄家、社会失序而组织西纠，尽管无法置身于文革狂热之外，也作过些荒唐事，但小鲁在我们这批朋友中是最早觉醒、最快清醒的一位。陈老总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最敢仗义执言且言之有物，他的讲话痛快、解气，最受广大群众欢迎，成为反对文革的标志性人物。小鲁自然成为"文革小组"欲打倒陈老总的一个突破口。他告诉我们，文革一开始，父亲就要求子女谨言慎行，凡事不要牵涉及父母。除了私下给我讲些红墙内的故事外，小鲁还一再告诫我，就像《红楼梦》里的荣国府一样，贾雨村曾嘱咐林黛玉，进园后"话不可多说一句，路不可多走一步"。

1967年王力发表了著名的"八·七讲话"后，记得有一个周末小鲁来找我。我自1962年由海南岛转回北京上高中，一直与爷爷同住在帅府胡同21号的四合院内，这里成为同学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他告我："王八·七"讲话后，外交部造反的姚登山一派夺了权，父亲作了最坏的打算。为了避免互相牵连，让小鲁先切断与家里的联系，母亲给了一百块钱，让他周末就不要回家了。联想到他常引用的贾雨村对林黛玉的叮嘱，我第一次感到什么叫侯门深似海，高处不胜寒。

那天，我们聊至深夜，他就住在了我家。我知道小鲁和我一样，是肝炎患者，特别爱吃甜食，于是拿出平时爷爷吃的散装巧克力招待他，没想到他一颗接一颗，一瓶巧克力全让他下肚了。那夜聊的什么，除了知道他一时回不了家之外，其他的都记不清楚了，但是那晚他吃当时颇为金贵的巧克力的本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二三十年，出国碰到有好的巧克力，我总想到他，买盒给他。最后一次是在2017年12月30日，他由上海配合安邦调查后回京，我邀朋友一起给他接风，带了盒英国哈罗斯的巧克力给他。餐后怕他漏带回家，发微信提醒小惠，小惠回信讲"鲁连说三遍：拿了，拿了，拿了"，并发了张照片为证。50年了，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吃我送的巧克力。

话说回来。1967年8月还未过，王力就倒台了，成了"王、关、戚集团"案犯。小鲁周末又可以回家了。他告诉我，回家后把剩下的90多块钱又交还给了母亲。但好景不长，1968年初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中学，师大女附中的一位初中女生因其对文革不满的言论被工、军宣队隔离审查，收缴了她的日记本。她与女附中的几位低年级的同学有时来走动，听小鲁和我们这些高年级同学议论时政，并且在日记中记录了这句话是听陈某某说的，那句话又是听何某某说的，加上社会上对小鲁的种种传言，使得气氛一下紧张起来。小鲁当时十分镇静，他告诫我们没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对文革中极左的做法不满是他个人的看法，没什么可隐瞒的，敢说就敢当，不要自己先乱了阵脚。他说，我不信谣言可以杀人。

我爷爷1968年1月心脏病复发，乱世之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病故。政协所属的四合院要交回，我不得不在3月告别小鲁，返回海南，投奔正挨批斗的父母。自此一别，再次相见是三年后的1971年。在这之前，李勇告诉我们，小鲁在1968年4月就被总理送到东北当兵去了，走前他留下了一张字条，写了"积毁销骨，众口铄金"。再见面时，小鲁详细叙述了当年总理送他走时的谈话和约定，相当于现在的隔离审查。他说："尽管牢记了贾雨村对林黛玉进大观园时的嘱咐，但仍难逃一难；尽管我不信谣言可以杀人，但我终被谣言所杀。"听他这番话，使见面的喜悦蒙上了一层阴影。

1972年1月陈老总病逝，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会后，我们见面，小鲁详细讲述了陈毅追悼会曲折的安排，由于毛的突然出席，周总理应变调整，使得对陈老总的评价大大提高。小鲁讲到他的观察，主席大衣里面穿的是睡衣，胡子留得老长，显得憔悴，身体似乎出了问题。小鲁有感而发："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岁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平生应无愧。"后来又将"何须万岁泪"，改成了"万人泪"。再后来，经赵朴老提议，改成了"难得万人泪"。40年后，再读这首诗，我问为何他后来的诗作都不抵这首精彩？答说：诗由心生，以后再难有那时的情感和精神。小鲁过世，又再次品读，感触更深。此诗写父亲，何尝不是在写他自己呢？!

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对陈老总有了的正面评价，解除了小鲁背负的"家庭包袱"，加上在部队的优异表现，在二十八九岁时就被提升为团政治部主任，前途似乎一路光明。其实，不然。1976年中国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小鲁突然离开了野战部队，调到总参二部，在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文，上武官班。除了他在部队"道不同不相与谋"，不愿参与1976年春"四人帮"搞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外，还有另一层原因。他告我，"四五运动"遭到镇压，在抓幕后黑手的内部报告中又点了他的名，说他参与了天安门的活动。其实当时他一直在部队，根本没在北京。岳父粟裕看到这份内部报告，感到"四人帮"并没有放过小鲁，从陈毅到小鲁均成了对文革不满、反对文革的符号，只要人在国内，总要找茬儿做文章。所以，粟裕找了伍修权，将培训小鲁后送驻国外，省得"四人帮"找他的麻烦。在此期间，小鲁回到北京，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感到与"四人帮"的决战时刻即将到来。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记不清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李勇、王小民和我等几人相约在颐和园，也记不清小鲁是否也参加了，为了保密起见，我们租了条船划到昆明湖中央，才由李勇、小民讲述抓捕"四人帮"的消息。李勇绘声绘色地描述6日晚他还听到了紫光阁抓人的动静。十年的压抑气氛一扫而光，尽管消息尚未公布，但喜悦兴奋的心情难以抑制，纷纷在亲朋好友间奔走相告。记得我还问过小鲁，"四人帮"抓起来了，后顾之忧解除了，能不能不出国了，留在国内干可能可以更有作为。

好像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小鲁走上一条与他父亲相似的路，由军界跨入外交界。

三、弃武修文

1985年，小鲁结束了近4年驻英国武官处的工作，回国担任北京国际战略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年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和美方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何汉理(HarryHarding)一起筹备"中美关系史1945~1955年中青年学者研讨会"，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中美学者间进行的学术会议，双方的组织者都很重视。袁明邀请了刚卸任的驻美大使章文晋、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副所长资中筠、北大教授罗荣渠为顾问，邀请了北大的王缉思、饶戈平，近代史所的章百家、陶文钊，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刚拿到国际政治博士学位，也是中方参会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贾庆国；作为美国所的助理研究员，我也在受邀之列。

我在人大党史系学习时，发表过两三篇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演变的论文，所以就让我写《1945~1949年中共对美政策》的论文。而从1949到1955年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更为重要，于是我向袁明推荐了陈小鲁。尽管小鲁没有学术研究的经历和背景，但我认为他成长于外交部部长之家，又有驻外武官的经验，加上对党史的熟悉，特别是他的军人身份，正在战略学会当值，加入到中方纯学者的队伍中将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亮点。袁明表示十二万分的欢迎。在1985年底和1986年初，先后在北大和章文晋大使家召开了两次全体会议，组织了队伍，确定了选题。尽管自称为青年学者，我们都已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与美方学者相比，我们的学术经历确实年轻，学业被文革打断，学术研究在文革后刚刚恢复，更何况要挖掘新史料用新史观来撰写，水平要与美方学者旗鼓相当，这的确是个大挑战。我们认识到差距。为了缩小差距，不仅每个人竭尽全力，更要依赖团队的力量，互相支持、帮助与激励。作为我们这批"青年"学者中的长者，袁明以她的组织能力与亲和力发挥了核心领导的作用。

由小鲁撰写的《1949~1955年的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的论文，涉及的重大事件和决策最为集中，从"一边倒"到中苏同盟，从朝鲜战争到第一次台海危机、印支战争，以及日内瓦会议、中美开始大使级会谈等等，从中理出政策演变的大脉络和背后考量并非易事。当时，除了散见的回忆录外，没有有份量的文献可参考，这是个具有开创性的题目。为此，小鲁以最快的速度、极大的热情投入论文的准备工作。我则将过去几年收集到的档案资料、文献与他分享。在档案仍未解密，极难查阅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更直观的感受，我们一起对决策的当事人进行了采访。

当时，我正在办理1986年2月赴美的手续，社科院派我去作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口述历史。在百忙之中，我们先后采访了曾任毛主席办公室主任及俄文翻译的师哲，周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外事秘书浦寿昌，中办主任杨尚昆等人。他们的讲述使我们心里有了底，对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的真实想法与实际决策有了基本的认识和判断。在论文的撰写中，顾问班子特别强调了学术交流中的立场和使用文献档案时的保密问题，小鲁的论文比较好地处理了这些问题。尽管与会美方学者没能从他的论文中读取更多的机密文电、讲话，但却读懂了当年新中国领导人的决策思路和对美政策的演变。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小鲁对于朝鲜战争的论断，尽管从访谈、特别是杨尚昆的口述中，我们了解到中国既非朝鲜发动战争的支持者，又非主动参与这场与美国直接冲突的战争。杨当时回忆毛主席说：中、苏、朝像三驾的马车，两驾往一边跑，另一驾怎么拉得过来？

所以，小鲁将与苏联同盟、抗美援朝、援越、攻占一江山的炮击金门看成是中国为了保障新中国的独立、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防御性措施，打是迫不得已，打是为了和，最终以1954年到1955年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为转折点，开始了与美国的大使级会谈。与美方自朝鲜战争始将中国看成苏联对美政策的附属，视为一体不同，小鲁强调了中国外交中的独立性，并非完全服从于苏联对美的外交，甚至以美苏关系为自己外交的基点。在他的论文结尾一句总结道："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始于对中苏关系的错误判断上。"由此使我想到，到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重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恰恰是建立在美国对中苏关系有了正确判断基础之上的。随着档案解密，中美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朝鲜战争有了许多著作，朝鲜战争中的决策不再是个谜，但小鲁的论文是开创性的，尽管后来的研究在史料上极大丰富了，但并没有推翻小鲁当年作出的判断，而是更加映证了他的基本判断和结论的正确。今年重读他当年的论文仍富有价值。

1986年10月，"中美关系史1945~1955"会议在京召开，美方由何汉理(Harry Harding)领衔，由老一辈资深的学者为顾问，有孔华润(Warren Cohen)、入江昭(AkiraIriye)、惠廷(Allen Whiting)、韩德(Michael Hunt)和拉菲伯(Water Lafeber)，他们在美国都是鼎鼎大名的东亚史、冷战史的专家，年轻学者中有后来成为美国冷战史的权威盖迪斯(John Gaddis)、中美关系专家唐耐心(Nancy Tucker)、戈德斯坦(Steven Goldstein)、波洛克(Jonathan Pollack)、莱文(Steven Levine)。会议开得很成功，不仅在学术上进行了充分讨论，看到了各自的长处与不足，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信任和友谊，中方学者的团队精神给美方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何汉理在会后说，这是多么好的一群学者和朋友呀，我会时时想念你们的。事实也如此，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发生后，这些朋友非常关心我们的安危与处境，特别是对在中共政改办工作的小鲁。

1990年苏东解体，档案公开，冷战史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在孔华润、盖迪斯、唐耐心等学者的推动下，在美国人文学术研究最为知名的威尔逊中心设立了冷战史研究项目，请前苏东及中国的学者前往美国进行交流与研究。我于1990~1992年再次去美国做研究和学习，与美方的老朋友们谈到中方学者的处境，特别是小鲁在政改办解散后重回总参二部，对他的工作安排颇费周折，也成为领导的困扰。孔华润和唐耐心(当时已结为夫妇)知道这一情况，就与我商量，可否由冷战史项目资助，请小鲁到威尔逊中心做三个月的研究工作。1992年初我们开始运作申请立项，落实经费，发邀请函，其间丛军与王光亚在联合国代表处工作，成了我与小鲁沟通的渠道。后来小鲁告我，他向二部领导提出申请，令领导为难：批准吧，怕他在政改办工作的经历上级怪罪下来不好办；不批准吧，小鲁在政改办工作的鉴定没有任何错误，要求正当，没有理由。小鲁看出了领导的为难，他主动提出了转业。经过多方努力，小鲁以副师级干部成为转到地方自主择业的第一人。接收单位找到王波明主持的"联办"，并由"联办"出函报国家体改委批准申请出国。

1992年夏天，小鲁终于成行。我陪他在西海岸访问了伯克莱大学、斯坦福大学，朋友戈定瑜招呼我们住在她家，并陪同我们游览旧金山湾区及校园。在东海岸，孔华润、唐耐心夫妇、何汉理等老朋友热情招待，在斯密苏尼亚古堡内的威尔逊中心给小鲁安排了办公室，请他作报告。我们还一起观看了7月4日美国国庆日的大游行。这是小鲁第一次到美国，在89风波后过了几个月非常舒心的日子，美国朋友们的真挚友谊也成为他人生中的宝贵财富。小鲁去世，孔华润马上给我发了Email，表达了对小鲁的怀念和哀悼。

四、政治风云

在1986年开中美关系讨论会期间，小鲁就和我说，会后他将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小组领导看上了他在英国的工作经历，可以提供国际的经验和视角。他说，回国后感到改革的气氛很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变化，新的想法，有机会直接参与其中，能尽些力量。他还说，如果改革失败了，顶多落到像今天的苏联那样。关心政治似乎是小鲁与生俱来的基因，对政治的敏感、观察与判断似乎也是天生的，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以草芥之身，关心民族和国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始终是他难以割舍的情怀，尽管屡遭挫折与不公，但他仍初心不改。如他在政改办社会组织局时的副手唐欣所言："那时的他，深知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更深知这种改革的艰难。他对形势的分析，异乎寻常的冷静，对事态走向的判断，更是惊人的准确。"
小鲁不是个激进主义者，他深知中国这样一个与西方有着非常不同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政治改革绝非一朝一夕的易事，思想启蒙与观念转换、除弊兴利与制度建设都需要时日。在我的朋友圈内，小鲁的现实感是最强的，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对国家政治未来的期许。他常说，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两件事，特别是文革对他思想观念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文革之所以肆虐横行，一端是领袖无法无天的独断专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领袖，另一端则是民众的愚昧愚忠，对领袖的迷信与崇拜，没有个人的权力意识，没有合法的渠道行使权力对领袖制衡；而恰恰就是由于以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等为代表的党内高层领导对毛泽东、"四人帮"推行的文革路线的抵制与反对，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城市知识阶层、干部与工人以"四五运动"为标志的觉醒，这是"四人帮"垮台的根本原因，也是改弦更张、实行改革开放的原始动力。小鲁谈他关于社会改革建议的基本思路：遵循培育独立的社会力量，增加人大、政协的监督、制衡的政治功能，实行党政分开，合并精简党的机构，推动中国共产党由战争时期军事化的革命党向和平建设时期的执政党转化，实现党内民主、分权与制衡、制度与法治、将中共的现代转型放在了一个可实现的目标之下，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不是他的选项，这就是小鲁的理念和现实的对立统一。

对于1989年4月爆发的那场学运，小鲁一开始就担心学运将导致党内矛盾的公开化、激化，会打断刚刚起步的政治改革进程。"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学生群情激昂，准备走出校园，到天安门去游行。小鲁非常担忧失控，引起警察与学生的冲突。记得他给我打电话，想了解学生的动向，特别问了人大学生是否已准备上街？我毕业后，基本上断了和人大的联系，只能回答不了解情况。他说如有可能，劝劝学生领袖，游行最好不要出校门，实在拦不住，出了校门碰到公安警察的阻拦，千万不要楞闯，发生警民冲突，最好能返回校园，这样既表达了对"四·二六社论"的意见，也不至于把事弄到社会上去，争取把学运控制在校园内。当时，我不知怎么一下子想到文革初期，刘邓向学校派工作组的事，他们的心态何其相似，中共靠群众运动起家，搞学运是行家里手，现在怎么就对付不了了呢？学运以"六四"而告终，接着就是一轮接一轮的清查，小鲁成了重点，这也就是后来他讲的三次磨难中的第二遭。在他的口述史里有很详尽的描述，作为当时和他接触较多的朋友，他讲的句句是实情。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看中央19号文件时的情景，特别是看到他和朋友议论学运和赵紫阳前途的三种可能，并提及赵应和邓拉开些距离，这在文件中成为赵反邓、分裂党中央的一条主要罪状。小鲁很气愤，他说，这是我和朋友私下的议论，怎么成了赵的说法？我已当面向中央有关领导澄清了我没有见过赵，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怎么还是上了文件？他在气愤中还有种悲痛。他讲，我党党内斗争历来都是这样，要打倒一个人可以不择手段，不讲事实，捕风捉影，网罗罪名。文化革命中这些老干部都深受其害，怎么就不接受一点教训呢？他说，我个人是个小萝卜头，怎么处置随他便，我坚决不再说违心的话了。尽管当时的气氛非常压抑，但我看到的是一个大写的人，将自身的安危荣辱置之度外，为了坚守正直、诚实、正义的做人底线，绝不再讲假话、违心的话。子承父业，不是承官职，而是承人品。尽管我们都不知道个人的命运将会如何，但是有小鲁这样的朋友，感受着他人格的力量，使我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与他为友感到由衷的庆幸与自豪。

小鲁不仅有洁身自好的品行，更有对朋友讲义气、不怕事的担当，政改办被解散，由小鲁做善后，他对同事们的安排尽心尽力，很多政改办的老同事都有温馨的回忆。在世态炎凉、只讲功利的情况下，小鲁的善后工作赢得了同事们发自内心的尊敬。1993年，政改办被捕的两人中的一位，高山出狱了，以倒卖服装维持生计。小鲁和我刚刚创办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他问我有没有可能在标国给高山安排个工作？我说没有问题呀。他说高山因"六四"入狱，刚刚放出来，请他来标国是要担风险的。我说你不怕我还怕什么？高山是个人材，加入标国后，帮了我很多忙，但是也引起了安全部门的注意。一年多后，高山为了避免给标国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主动要求借用"标国"的名义去四川发展。小鲁与高山在一请一别之中让我看到什么是"患难见真情"，看到了小鲁为朋友的担当，看到了高山为朋友的割舍。

五、下海经商

为了得到不讲违心话的自由，小鲁决心离开体制，去意已决，义无反顾。他讲刚决定转业并离开体制时，一些老同志们都感到可惜，被降职到民政部任副部长的阎明复请小鲁去彩票中心任主任，他婉拒后推荐了政改办的秘书长陈群林；曾任证监会主席的刘鸿儒也曾想邀他去证监会；以陈丕显夫人为首的一批新四军老人们为小鲁的工作安排喊冤，为此曾庆红专门找他征询工作安排的意见。除了感谢之外，小鲁不希望这些父辈的老战友们再因他而节外生枝。就在他应邀去三亚主持亚龙湾开发公司最困难最不顺心的时候，1994年4月，趁江泽民访问三亚，廖晖特地安排了小鲁去见江。当江问及小鲁工作情况时，小鲁回答很好，其实是再次婉拒了工作安排。如果愿意，小鲁是有机会返回体制，谋个一官半职，过个安稳日子的。在安稳与自由之间，他选择了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小时就熟记的诗句在小鲁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他常自嘲自己是个无上级主管的个人，这个人是个自由的人。

脱离体制的自由人不能免俗，要挣钱养家，要融入社会。当时，他在海南三亚办公司弄得十分不愉快，我向邀他去的江上舟、贾延岩抱怨，小鲁在三亚落下了亚龙湾后遗症。于是在1993年夏天，我们决定一起创办"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我在社科院美国所办了停薪留职，与小鲁一起下海经商，他任董事长，我任总经理。从此，小鲁真正彻底告别了体制，成为自食其力的人。但是并不意味着小鲁脱离了党组织，标国的办公室在中山公园，小鲁当选了北海、中山公园所在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我既无任何经商经验，又没有资金，我们公司注册在李勇管辖的天津开发区，问朋友借了十万元，就算开了张。我租了辆面的，小鲁则骑他的破旧自行车，上大会堂、高档宾馆开会，停、存车都常遇麻烦。

更可气又可乐的是，有天小鲁接了个电话，是密云县政府的一位熟人打来的，说有一个陈小鲁想贷款3000万办个企业，他拟帮忙推动。小鲁赶紧说那是个假陈小鲁。我跟小鲁说，不求3000万，你能给弄个30万也好呀。小鲁从深圳回来告他与一当地大款吃饭，大款向小鲁说，你从头到脚的一身穿戴还不如我的一只鞋(而非一双)值钱。

还是应该感谢能让我们下海的大时代。在小平南巡的推动下，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企开始试点股份制重组与上市，民营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外资积极寻找在中国的投资机会。我们没钱没经验，只好傍有钱有经验的"大款"。首先联系上了香港海裕集团的袁天凡，他曾任香港联交所的总裁，他给了我们第一笔生意，做中国食品油市场的调查。小鲁和我当年做学术研究的功夫派上了用场，报告写成后，还由在家赋闲的吴晓镛翻译成了英文，报告卖了三万美金，淘到了公司成立后的第一桶金，还了公司启动时的借款。我们的第一个民营企业客户是生产洁尔阴洗液的四川恩威制药公司。小鲁在政改办时的老领导宋宝瑞在四川省当省长，四川又是小鲁的老家，1993年秋天我们一起去成都寻找商机。恩威药业的洁尔阴由于其电视广告词"难言之隐一洗了之"在国内卖的正火，公司董事长薛永新想拓展国际市场。可能是慕小鲁的大名或看上我们有在英美工作学习的经历，薛总委托我们作洁尔阴的国际化战略及推广工作。接了这个活后，我们想先从亚洲开始，治性病、妇女病的中药，特别是在日本、韩国、东南亚会有市场。正巧涯子主持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于11月在北京召开东北亚战略安全会议，邀请了韩国、日本等国防官员及专家参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推广洁尔阴的好机会，决定将恩威药业的厂家介绍和洁尔阴的样品及说明做成礼品袋送会。标国的外部合伙人来辛国听说有这样的机会，又介绍了他的堂兄来新武开发的另一款中药保健品——神功元气带。于是，我们又签了协议，把神功元气带的样品和说明一并装进了礼品包。我给涯子打电话，请他在开会时，给每位代表都送一袋装有洁尔阴和神功元气带的礼品袋，并嘱咐与会代表一定要带回国内并择机帮助推广。我特别强调，这是标国在国内的首单生意，是小鲁和我特地从四川跑来的，请务必帮忙。尽管这事不靠谱，涯子还是答应了。

于是，我乘着小黄面的连夜把一袋袋的洁尔阴和元气带的礼品袋送到了西苑饭店，还特别嘱咐会务组人员，务必在明早开会前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上一袋。我知道军事安全会议与洁尔阴、元气带扯不上关系，但把样品送给这样一个高大上会议的代表，对薛总、来总也算有了个交待。我也明知是强人所难，对涯子的仗义心生感激，于是也不再敢强求后续的反馈，了解这些日本、韩国、东南亚的军事官员和专家们是否试用和带回国送给友人。这件不靠谱的事，成为多少年朋友间聚会时的笑谈。

当然，我们做的更多的是靠谱的事。其中，最规范、技术难度最高的莫过于担任中国企业重组海外上市的财务顾问。在1993~1997年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先后作了广深铁路、科龙电器、沪宁高速、成渝高速、燕山石化、航天科技、安阳玻壳、西安飞机的H股或B股的上市项目。小鲁在他的口述史里讲了为广深铁路上市解决了定价机制和回购香港售票权益的事，并讲公司为了感谢我们的工作，将我们的顾问费增加了一倍，共60万，以资奖励。有个网评说"上下嘴皮一碰，陈公子60万就轻松到手"，我看后气不打一处来，这些人哪里知道为广深铁路重组上市近两年来工作的艰辛。凭名字挣钱？事实恰恰相反。广深铁路是1993年头一批H股13家试点之一，因其利润好，又是垄断性行业，有40多间中介机构，特别是国际投行竞争，争夺的非常激烈。标国刚刚成立，为了争取这个项目，在没钱、没经验的情况下，只有靠服务、靠朋友的支持去感动上帝。上帝就是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广深铁路重组上市负责人葛闻安。广深铁路的总部在深圳罗湖关口，我跑到深圳去见葛总，因没钱，就借住在大学同学办公室，睡在办公桌上。葛总来京拜访三委一会(计委、经贸委、体改委和证监会)，我们鞍前马后帮着安排。至今，我仍感激三委一会朋友们的帮助。除了与葛总的初次会面外，在而后的一年半时间内，或单独或全体不知开了多少次的咨询协调会。除了小鲁提及的两件事外，学校、医院等社会服务功能机构的剥离，铁路公安与警察的处理，铁轨及路基、车站资产范围的划定及评估，董事会与经营班子的建立与广州铁路集团及铁路管理部门的资产、行政、党务隶属关系，运营与车轨一体或分离，与香港票价分成机制......在从铁老大到现代企业制度的飞跃过程中，有多少事项要论证、要突破、要规范，不像现在的国企重组与上市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起步阶段的首批国企，广深铁路重组上市是开拓性的工作。刚开始，葛总并不知道我们的背景，当他知道后颇为感动，说：一点看不出来，你们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骄娇二气。我们没有托任何关系拿到了项目，在执行中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获得了公司的信任，奖励是信任的体现，我们受之无愧。

在引进外资方面，我们也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为了争取国际大客户，我们和美国前安全委员会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的事务所结为联盟，他们做美国来华投资的顾问，我们做中国方面落地的协调。其中一项是有百年历史的美国保险公司Chubb来华设立办事处，并申请牌照开展业务。Chubb的CEO访华，斯考克罗夫特事务所是他的顾问，他们还邀了Chubb的老朋友老布什总统给他站台。他们来访需要中方邀请单位，"标国"不够格，小鲁和我找到中信集团总经理秦晓，请中信作为邀请单位。访问非常成功，为了表示感谢，老布什特别安排了与"标国"合伙人见面。老布什知道陈毅元帅的大名，见到小鲁很高兴，说：中美关系将成为下一个世纪最重要的国家关系，他为自己在中国经历和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所做的努力而自豪。刚加入"标国"的合伙人洪晃带了她母亲章含之的书送给布什，老布什回忆了与章含之的交往，称她为他所见过的中国最美的女人。Chubb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很好，在北京和上海都设立了公司。没想到20年后，斯考克罗夫特本人和事务所又给瑞银和我介绍了安达(ACE)CEO Evan Greenberg，他用4个月的时间合并了Chubb，并在国际上保留了Chubb的品牌，而中文名字仍用了ACE的品牌——安达。Evan还接任了美中商委会主席一职，子承父业，像他的父亲莫里斯·格林伯格一样，为发展中美关系尽力。

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是中国的老朋友，也是我和小鲁的好朋友。他1972年陪同尼克松首次访华，在1989年"六四"之后作为布什总统的特使两次访华，与邓小平见面，为稳定中美关系进行沟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2007年秦晓和我筹组博源基金会时，他未接受其他的中国智库邀请，但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担任了基金会理事会的理事，并于2008年1月出席了博源基金会的成立大会和理事会，2013年他再次出席了基金会成立五周年的学术会议和理事会。当小鲁去世，合伙人Kevin Nealer马上发来了讣电，"获悉我亲爱的朋友陈小鲁去世的消息，我深感悲痛。从我们最初在标准国际的几次会面到后来他对博源基金会给予的帮助和贡献，我一直对他谦逊、友好、亲和的态度印象深刻。斯人之逝，我辈之殇。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也要求我代为转达对您以及他家人和朋友的慰问。我们将怀念他的睿智、幽默和友谊。能与之相交，我们都获益匪浅。"引进外资最成功的一项是作为加拿大宏利保险的顾问，为它在中国寻找合资伙伴，协助谈判，并向人民银行申请牌照。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宏利与中化集团合资成立了中宏保险公司，宏利占51%的股份并负责经营管理，成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加拿大总理克里蒂安与中国总理李鹏专程出席了1996年10月在上海的成立大会，小鲁和我也都应邀出席了。2011年在中宏保险成立15周年时，我俩又应邀出席了庆祝大会。我们与首任总经理MarcSterling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他得知小鲁去世的消息极为悲痛，给我发了几封函件，表达他的哀思，其中一段令人十分感动："我爱小鲁，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是一个令人极为悲伤的日子。他是我最爱的人之一。小鲁在我过去25年的生命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后来趁来京机会，他请我专门安排去小鲁家中吊唁，在小鲁骨灰前鞠躬献花，以了他对小鲁怀念的心愿。

六、反思与道歉

1997年9月，我离开标国，加入瑞银投资银行，负责中国区的业务。2007年，我拟退居二线，秦晓也将从招商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我们希望邀请一批与我们年岁相当、经历相近、有学术训练和研究兴趣的朋友组成一个独立的智库——博源基金会，以期"梳理问题，建立框架，寻求共识"，为中国经济转轨、社会现代性的转型做些基础性的研究。小鲁成为我们的首选，邀他作为博源基金会的顾问委员，其他顾问委员都是海内外的知名人士和学者。

2008年1月，博源基金会正式成立。我们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度建设基础研究和经济发展的短期分析、对策建议作为博源工作重点之一；但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的则是对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研究，从理论与启蒙、中国历史进程、国别比较，如与苏东、东亚、印度、台湾等转型案例的比较，再到国际大环境大趋势的研究。总之，在基础性制度安排方面推动讨论，提供资助，以博源文库的形式出版了系列的丛书。小鲁是博源各类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并往往能以其政治敏锐和自身经历，特别是近20年来在世界各国旅游时的实际观察，提出独到的见解。最令我感动的不是在博源影响迅速扩大、项目进展顺利之时，而是在博源遭受到乌有之乡之类的攻击、污蔑、诋毁之日，在2013年秋冬之际，《博源文库》的出版遇到极大困难，但小鲁依然积极参加博源的各项活动。他向我说：我不怕人家给博源扣什么大帽子，参加活动就是对你们的支持!在2011年4月18日我们一起去拜望南怀瑾老师，南老对秦晓和我办博源而遭受攻击、污蔑已有耳闻，给我们严厉而又恳切的劝告，不要计较眼下一时一事，而要放开眼界与胸怀，"儒邦异代应知我，只合名山一卷终"。小鲁第二天给我发来短信："有感南老教诲，撰一对与秦、何兄共勉：万景眼前过问何人可知天命，千虑心中生唯智者能观自在，横批：道法自然。"南老看了，大为赞赏小鲁的文采与悟性，比我们经受过更大的风浪和不公的小鲁，已是宠辱不惊，能"知天命"、愿"观自在"，而达到了"道法自然"的境界。

小鲁不仅坐而论道，还起而行之。2010年由王波明、唐欣等人发起，由米鹤都主持的红卫兵时代口述历史项目，小鲁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接受两批人多次采访，完成了口述史。口述史集结成上、下两卷，2012年由王苗在香港以中国书局名义出版，并在香港中国会举行了发布会，小鲁、秦晓、卜大华等口述者与组织者王波明、朱德淼、葛明及主编米鹤都与会庆贺。小鲁将口述史定名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详细叙述了他60多年来的心路历程，从学、从军、从政、从商、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感受，特别是对党和国家历史的反思，对自己人生60年的反省。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这是他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这套书在香港出版，但小鲁的口述史在网上流传甚广，与秦晓的《走出乌托邦》成为这套书中的亮点。

通过口述史的回忆与反思，小鲁感到为文革向当年的老师道歉已刻不容缓，不仅是对历史的交待，而且是对自己心灵的救赎。2013年10月7日，公开道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新闻媒体纷至沓来。小鲁给自己划定了截止日期，在这之前，为求平等，大小媒体一概接受，到截止时达36家之多。小鲁的道歉获得大多数人的好评与支持，但也有少数人认为他是在作秀，或认为他是受了他人的鼓动，甚至有关领导还质问陈小鲁想干什么？其实，小鲁是在尽一个有良知的公民责任。他向我说，也在多种场合公开说，2012年九·一八前后爆发的反日大游行对他刺激很大。在西安的游行中，21岁泥瓦工蔡洋将日系车主李建立颅骨打穿，终生致残；北航教授韩德强在北京游行中因意见不同掌掴八旬老人，还拒不认错。从泥瓦工到大学教授，以暴力的形式宣泄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使小鲁看到了文革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徘徊，文革的思维与行为一遇合适的土壤与环境将会卷土重来。作为文革的受害者，又曾加害于人，他深感有责任通过自己道歉的行动提醒世人，文革思维并没消失，文革决不能重演。为此，小鲁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他在采访中说："文革发生至今47年，我也反思了47年，可以说文革对我的一生影响非常大。在此之前，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热血青年；这之后我经历了很多，到部队、做外交工作、参加政治体制改革、下海经商，无论做什么，无论在哪儿，文革的记忆和教训，始终刻在我心上。我要做一个不说违心话的理想主者。""文革的忏悔与道歉"是为了使文革的悲剧在小鲁深爱的祖国不再重演，是这位理想主义者向国人最后一次的呼吁，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小鲁是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生于政治世家，一生被政治纠缠，对于政治形势与发展有着特殊的敏感。他从来不引经典作说教，而是依据自身的经验，对历史传统的熟悉，通过国际视野的比较，在讨论中往往能一语中的。

对形势分析的透彻、独到、精辟，所以每到关键时刻，朋友们都希望听到小鲁的分析与见解，他的分析与见解都会在朋友中流传，"朝来问题议，夕话得清真"。我和小鲁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曾有"十年之赌"。2012年10月，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小鲁和我与金汇球友会的一批年轻人讨论，新一届的领导在滞后的政治改革方面能做些什么？我提出到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十年中，可以期许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五项改革：一是常委的差额选举，二是常委的财产公开，三是在省一级做到司法独立，四是通过《新闻出版法》，不要任意封杀网站，五是成立专责小组，对中共历史上除"六四"外的重大失误给国民一个交待。我当时认为这五点要求并不过分，何况在每一条中都留有余地。小鲁却说不可能，因为这将触及党的绝对领导权。我说这前提是在党的领导下呀，退一步说，五条中实现一两条也行呀。小鲁说，这五条是个整体，改了一条，将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我说，那就打个赌吧!十年为期。如果你对，我将刚启用不久的大宅子输给你；如果我赢了，你输什么？他说我就把在香堂的房子输给你，那是多年前小鲁在村里买的小产权房。我说，赌注太不对等了。小鲁说，输了，我就到你家做仆人，用尊严来赌你的大房子。在场的十几位小年轻起哄投注，结果我与小鲁之间各获其半，旗鼓相当。于是年轻人设了个群，隔三差五地投投注，称之为"十年之赌"。

小鲁常拿此开我的玩笑，每来我家，就说得看看我未来的资产保全得怎么样。有次百仁汇球聚抽奖，小鲁获一台自动扫地机，他叫："王苗，带回我家，好好打扫，保持洁净呀。"没想到进入"十年之赌"的第二个五年小鲁去世了，再也见不到那一天了。我曾与小鲁笑谈：你是赖上我的宅子了，不论输赢，或为主或为仆，你横竖都要住进来，你输了住进来，已七老八十了，不但干不了活，我还得付工资，给你交五险一金。

现在，我真想这一天的到来，可与小鲁老来为伍为伴。每想至此，就心痛不已。"为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赠梦得》)。又想起毛泽东悼罗荣桓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是君臣之间。但更想起的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后，病逝前陈老总留给子女白居易的诗："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十年之赌"赌的是我们对国家与民族未来的期望，十年不够，那就二十年、三十年……尽管小鲁看不见了，我也可能看不见，但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奉献终生的老一代、子一代，无须辨真伪，小鲁代表了我们的理想：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一定会在我们挚爱的土地上实现。

七、放眼世界
离开体制后，又脱离了商海，小鲁获得了自由的身份和时间，从1998年起开始了自由自在周游世界之旅。最初的几年，小惠仍在职，无法陪同，小鲁多是和我们结伴而行。我们选择的国家都是古文明的发源地，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结伴出行最安全。

第一次旅游的国家是土耳其，行前由金观涛、刘青峰布置读伊斯兰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伊斯坦布尔的蓝色、粉红色清真寺让我们惊叹，以弗所遗址让我们看到古希腊、古罗马的辉煌，驱车八小时访问卡帕多奇亚看由于宗教迫害在洞穴中的基督教堂，这一切都让我们领会了文明的多样性和宗教的影响力。而后，我们又一起去埃及、印度、柬埔寨，一起乘地中海邮轮访罗马、佛罗伦萨、法国普罗旺斯、另立门户的教皇皇宫阿维侬，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旅行中，除了浏览风光，我们着重看当地的历史与文化，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在中华文明之外，还有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古印度、古伊斯兰的文明；除了长城、兵马俑，还有金字塔和图们卡腾木乃伊，有斗兽场和文艺复兴，有泰姬陵和清真寺，真是天外有天，促使我们从世界看中国，把中华文明放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中去考察，大大有助于我们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理解。

小鲁是最佳的旅伴。不仅随和从众，不挑剔、不埋怨，总是开开心心的，并时发高见，多有点睛之句。记得在土耳其长达8小时的车程中，他与沈志华讨论朝鲜战争，引起沈志华的谈兴，讲了一路的朝鲜战争的中共决策，中美苏朝韩的关系，上了一堂冷战史的课。在法国我的同事、瑞银亚洲区主席贺利华(Rodney Ward)的庄园里，讨论了一晚上的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构与变化，中外一问一答，至今贺利华仍记得在黑板上画的政治结构图，说小鲁给他上了一堂中国政治的启蒙课。在印度去克什米尔地区，下飞机后要通过三道军事检查站，街头随地可以看见驻守在工事里持真枪实弹大兵，金观涛、刘青峰说我们干什么上这来，不是旅游，是玩命!但小鲁却很兴奋，当兵出身，比书生们见过更多的军事大场面。在吴哥窟的豪华酒店避正午酷热时，巧遇那拿列王子，他曾是陈老总家的熟客，与小鲁认识，我们都怂恿小鲁去和他套套近乎，混顿晚宴吃。

除了文化之旅，后来我们又增加了高球之旅。小鲁是我学打高尔夫的老师，先是教打球，后来我打得比他好了；他说教我球规，我变得守规矩了；他说教我球德，球德可就没底了。总之，他好为我师。他还说，如真正爱好高尔夫，必须做到三件事：一去高球发源地——圣·安德鲁斯打场球，二是必须有一杆进洞，三是要打过1000家不同的场子。前两项我已实现，后一项正在努力接近，小鲁又提出了要打遍世界百佳球场。为此，我们在2013年组织了爱尔兰、英国的百佳球场之旅。当时，戴小明刚创旅游共享公司，由他安排日程，结果13天安排了10场球。从爱尔兰到北爱兰到苏格兰到威尔士，每天乘车少则2~3小时，多则5~6小时，记得在威尔士一场，车程走了近8小时，错过了预约的Teetime，重新安排到下午6点开球，打到了夜晚10点。还有一场在Portrush，前9洞尚未打完，就下起雨来，我们一共三组人看雨停无望并有越下越大的趋势，我们先行回会所洗澡驱寒，球场只剩小鲁与一年轻人。这期间，雷电交加，达到狂风暴雨的地步，直等了近两小时，浑身湿透的小鲁自己拉着杆回来了，并嘲弄着说，你们不行了吧，十佳球场少打半场吧。我问：球童呢？他说：半道跑了，小费也不要了，说你们这些中国人真是发疯了。我们催他赶快冲个热水澡，免得感冒。他说：你们不是当兵的，这对经过野战部队拉练的我是小事一桩，天晚了赶快上车去酒店。他不愿意再耽误大家的吃饭时间，车到酒店他的衣服已被体温捂干了。

处处为他人着想，这就是小鲁。在车里，大家诗兴大发，我也诌了一首："老来忽作少年狂，日夜兼程拉练忙，风骤雨急全不顾，高球梦短回味长。"尽管当时大家对日程安排太紧有所抱怨，但今日回想起来，留下的满是美好而难忘的回忆。

最后两次与小鲁的出游，一次是2015年巴尔干半岛前南斯拉夫六国和2016年的伊朗之行。在游览巴尔干的秀丽风光之余，我们一路在讨论该地区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在巴尔干，讨论最多的是前南大一统好、还是分裂成六个小国更好。在克罗地亚，我们看到当年闹独立时前南军队与克族警察和民兵自卫队首次交火的战场，留下的坦克、大炮、飞机和纪念墙的照片记载了当年的冲突。到了杜布罗夫尼克，一座满是朱红屋顶的古城，没想到近70%的屋顶在战时被南联盟塞尔维亚军队炮火击毁，当年被列为濒危的世界遗产，在战后重建的一片红瓦之中仍能看到战时留下的残迹。出租车司机是当年的民兵，讲述战时南塞军围困七八个月的惨烈情景，自己腿被打断，落下了残疾，但是他从不后悔付出的牺牲，因为国家独立了，这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在瓦尔特曾经保卫过的萨拉热窝，电影银幕记忆里的是老城区、钟楼教堂，而今亲眼所见的却是在老墙上留下的斑斑弹孔、山坡上一大片一大片的坟头，这里是被称为"二战后最残暴的人类灭绝之地"。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亲密战友、铁腕人物铁托的治理下，将不同种族与宗教的政治体组成大一统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铁托去世，苏东解体，统一的南斯拉夫分裂成六国一地区，每一国趋向单一民族和宗教，并积极创造条件加入欧盟。最先独立的国家是斯洛文尼亚，接着是克罗地亚，后独立的国家如黑山、波黑的情况也在恢复。尽管各国百姓对铁托都有正面的评价，但绝不怀念大一统的南斯拉夫时代，更对称之为"内战"，给平民带来的灾难深恶痛绝。小鲁与我们讨论时，常引用"小即美"，"Thesmall，thebeaut"。对南盟的解体，小鲁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民族及宗教政策极为重要；依赖强人莫如依靠制度；民主政体是目前整合民族与宗教分歧最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起码在解决民族宗教的纷争时不诉之暴力与战争。2014年苏格兰闹独立公投时，小鲁和我正在伦敦，解决纷争时英国人的平和、理性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优劣好坏的判断一定要以老百姓的福祉为依据，独立后的前南六国虽然发展水平不一，但生活在改善，期望值在提升，尽管仍有不少抱怨，但绝大多数人们不愿再回到从前。

第二年的伊朗行给我们留下的是另一种感觉。在深入领略伊朗绚丽多彩的伊斯兰文化的同时，也为自霍梅尼以来反现代化伊斯兰复古运动及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力量感到震惊。我们访问伊朗时，正值什叶派最重要的祭式宗教节日——阿舒拉节，相当于中国的清明节。所到之处，我们都能看到规模不等的宗教祭式和游行的活动。伊朗饱受西方多年的制裁，经济困难，年轻人特别是知识阶层都怀念老巴列维国王时期推行的融入西方社会世俗化政策。伊朗老百姓对中国人十分友好，认为中国是在西方制裁中的朋友，我们拍照，参加游行，他们都很欢迎。在色拉子的游行中，我被伊朗的一个大胡子抱着亲，弄了我一脸口水，小鲁把这作为伊朗行的趣闻。在阿舒拉的最后一天，也是节日的高潮，我们来到了伊朗的宗教中心——马什哈德，此处为什叶派第八代伊玛目阿里·利达殉难处，成为什叶派朝拜的圣城。我们一早赶往马什哈德大清真寺参观，沿途看到身披黑袍的男女信徒像一条条黑色的长流从四面八方涌向清真寺，到了清真寺外的广场铺毯席地而坐，携老持幼，孩童都身着绿衣，头着红彩缎带，象征着像当年的伊玛目献子一样愿为真主献出自己的孩子。没想到我们一行被清真寺外联部门带进了接待室，从阿舒拉节起源介绍起，给我们上了一堂伊斯兰什叶派教义的课，而且人手一小册子，希望我们能理解穆哈默德真主的伟大，其教义是拯救人类，拯救世界的真理，普天之下都应学习与尊循。我们这批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中国人面面相觑，哭笑不得。小鲁说，没想到在伊朗上了堂洗脑课，宗教原教旨主义说教与文革中触及灵魂的早请示、晚汇报异曲同工。小鲁担忧，随着穆斯林的人口迅速繁衍，在欧洲急骤扩展的穆斯林移民潮，伊斯兰世界与宗教对未来的世界将是巨大的冲击。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成为小鲁常与朋友们讨论的话题。

从1998年起，与小鲁一起旅游，近20年，他从未停下自己的脚步，希望在有生之年走完世界能去的国家和地区，他称为灭国行动。2013年，他完成百国之游后专门聚会庆贺，邀朋友们看他的摄影佳作，由王苗作点评。在他70岁生日时，朋友们再次聚会，他致辞时说："俗语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所以要有紧迫感。今年第四次灭国出击定在9月末，目标是伊朗和前苏联三个斯坦。""最后希望在我75岁前，即2021年，我们能完成灭国130的计划，届时再向大家汇报。"9月份的伊朗行，成为我们结伴旅游的最后一次。原已规划在2017年10月一起游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但因安邦案被限出境而未能成行。今年这批旅友实现了小鲁的愿望，与小惠一起去了外高加索三国，小鲁人虽不在团队中了，但我们时刻感到他的灵魂在与我们同行。他的话语时时在耳边萦绕："朋友，让我们摆脱城市的喧嚣，融入自然的怀抱；抛弃政治的枷锁，放纵自由的心灵；让我们张开双手，拥抱世界的神奇，体验异国的风情。苏子曰'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挚友小鲁，无论生或死，愿与你一路同行至永远。

八、最后的日子

2017年12月30日晚，我邀请了涯子、东明、万峰等一众好友为从上海返京的小鲁接风，并预庆元旦、新年。安邦保险集团自2014年被《财经》、《财新》、《南方周末》等媒体质疑和爆光后，小鲁成了被"首富"的焦点人物。2017年6月，董事长吴小晖被拘捕；8月小鲁被边控，12月小鲁应召由海南赴上海，配合公安部门对吴小晖案的取证调查。这是小鲁第三次陷入舆论的旋涡。

我们关心小鲁在上海的遭遇，小鲁并没多谈安邦案情，涉及他个人的部分则坦荡而言，告之除了澄清了吴小晖假冒小鲁之名注册公司有7~8个之多，造假之多之蠢令人哭笑不得，连小鲁的简历都张冠李戴，签名则五花八门。调查的重点是让小鲁交待收受的好处及金额。小鲁与吴小晖及安邦交集长达近20年，既未领取薪金又无股份分红，从未收受过任何一笔大额款项。真正有记录的是小鲁所持安邦信用卡，用来支付出差出国费用，其数额远低于小鲁拒绝领取的董事袍金，平均下来不足董事会秘书薪金的十分之一。我记得十几年前安邦要给配一大奔，被小鲁拒绝，只配了辆帕萨特。后为践行低碳环保，小鲁在城里都骑自行车，他还办了老年卡，经常乘公交和地铁，并向我们夸赞，坐公交既省钱又可多走路锻炼身体。我们二、三十次一起出国旅游，他只报销机票和住宿，其它吃喝杂费一律自付，采取的都是每户预交最后结算的办法。在旅游中，鲜有小鲁充大款，反倒是我这位在外国银行的打工仔被小鲁称为何老板，有时要吐吐血。

我们下海时的第一个合作伙伴袁天凡知道小鲁不领薪但可报销旅差费用，就对小鲁说：你傻呀，既然当董事就应领薪，领薪去旅游名正言顺，不领薪而报销出游费用，将来在财务上会说不清楚。我理解小鲁的想法，不领薪即表明不参与安邦的经营，与之划清了界限。不幸让袁天凡言中。吴小晖并未用小鲁应得的董事薪金对冲旅差费用。如何处理这笔款项？在座的朋友有办过案的，有被办过的，还有是保险业的，大家七嘴八舌评说。小鲁则很坦然，说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还说离沪返京时，办案人员还说来沪配合取证调查，住宿和差旅费可到安邦报销。我们起哄说对呀，去报销。小鲁说费用早让上海的朋友抢着付了。

凭几十年交往的经验，我观察，对于案情及是否要退赔，没成为小鲁的思想负担，反倒是办案的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令他非常不爽。除了案情取证调查，还要小鲁写对此案的认识，作为党员要反省和检讨。他写了三次都未通过，最后办案人员帮助起草了一份，让小鲁签字。小鲁不愿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拒绝签字。后在昊苏大哥亲自到上海劝说下，小鲁才勉强签了字。12月28日，经侦查大队通知可以回京，但不是审查结束。小鲁得此消息想起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是遇人不淑的懊恼，还是看破红尘的淡然？是弃绝宦海商场的决心，还是回归家人亲情的渴望？小鲁的心境与陶渊明相通了。

据我所知，小鲁与吴小晖的关系可分为两段，2004年是个转折点，即安邦产险公司成立之年为界线。在这之前，从1998年至2002年为第一阶段，帮助标准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杭宁高速公路浙江段的投资与建设。在这之后，即2004年9月安邦产险公司发起成立始，小鲁就有意淡出了，与其保险业务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了。

90年代作为温州市的小干部，吴小晖曾跟随市长、新四军刘英之子刘锡荣探望粟裕老伯，得以认识小鲁。后来，吴小晖下海，以代理上海汽车营销起家。大约在1998年吴小晖邀请小鲁作他公司的顾问。90年代末，为了解决加快高速公路建设与资金不足的矛盾，上海市、浙江省政府率先推出以BOT方式吸引民营企业投资。其中，浙江推出了杭宁高速浙江段的招标。吴小晖做汽车营销生意，与公路建设有天然的联系，他想去竞标，无奈名气不够，于是抬出了小鲁。先后组建了上海标准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标基公司)、浙江标准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及杭宁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请小鲁挂名董事长。小鲁认为民企投资高速公里是政府的号召，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好事，当时还是积极地帮了吴小晖一把，也曾带吴去见过浙江省的领导。以标基投资杭宁高速公路浙江段98.06公里，并于2002年底完工，成为连接浙江江苏两个经济大省的重要高速通道，也是南京与杭州两个省会旅游城市的黄金纽带。小鲁在促成民企投资基础设施上作出了贡献。2004年9月，吴小晖利用作上汽汽车销售代理的便利，成立了以车险为主的安邦产险公司。上汽的胡茂元出任董事长，上海标基、浙江标基、杭宁高速三家公司作为安邦产险公司的股东，董事长和法人代表陈小鲁则名列董事。对于安邦的发展，正如后来他在朋友的微信中所言，只是咨询和站台，"无股份，无工资，不介入公司的具体管理"。这是实情，"标基"公司在2002年完成了杭宁高速公路的建设后，小鲁认为已经尽职了，所谓的"标基"董事长、法人代表只是个虚名，是真正的"挂名"，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民营企业里并非罕见，甚至是个常态。从未拿过分红，谈何持有股份？!几十年的交往，又一同开过公司，我深知小鲁不拘泥于细节，又好说话，认为"无股份、无工资"，就无干系了，没抓紧将他的名字从与吴小晖相关的公司里及时拿掉。正如他在口述史里所讲的，下海几年，感觉也不好，觉得挺没意思的。这当然也包括了和吴小晖的关系。2004年，吴与卓芮结婚，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去问小鲁，他竟然全然不知。去问后得以确认，他警告吴不要再胡来，娶了个格格，要好自为之。他还说，小晖另攀了高枝，自己可以解脱了。此时，小鲁的身体也出现问题。2003年12月，我们一起去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小鲁突然咳血，一时甚为紧张。为了安慰他，我说我痰中带血已有多年，还拼命咳出给他看。小鲁回京后检查，肺部查出阴影，于是有了思想负担，认为父母都患癌症，可能有家族遗传。最后在协和动了开胸手术，那个阴影原来是块霉菌。出于身体的原因，小鲁更有理由脱离商场。2004年，小鲁都在治病、疗养，没有参与安邦产险公司组建工作；其后，更没有介入安邦保险的发展。2014年后，安邦成为舆论的焦点，朋友们都劝他尽快退辞掉董事的虚名，但他和我说，这是有人拿安邦说事，既有安邦与其投资对象之间的利益之争，亦有人想借此给邓小平泼脏水，搞倒退，在这时候退不仗义；同时，他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安邦要走国际化路线，自己曾在总参二部工作的背景会给人以口实，希望吴小晖尽快找人替换他的董事席位。吴小晖早在2016年3月就把小鲁换掉了，却不告诉小鲁，仍让他出席会议，签署文件。为了澄清安邦的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小鲁强烈建议安邦尽早尽快上市，用严格的审计、规范的法律、市场监管的透明度来回应舆论的质疑。其间，安邦曾聘用瑞银的欧洲团队作其收购项目的顾问，我征询小鲁的意见，他也是建议让吴小晖披露安邦的股权结构、实际出资人和资金的来源，最终吴放弃了该项目的收购。吴小晖利用了小鲁的善良、宽容，一骗再骗，最终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我们也衷心希望，法律惩办坏人之后也能还好人一个清白、一份公道。可惜小鲁没有等到这一天，他提前走了。

然而，在操办他后事的过程中，我听到、看到、感受到的是"公道自在人心"，"一死赢得万人泪"。在海南三亚筹办送别小鲁的活动时，首先碰到的是起草生平。我们才感到小鲁自嘲为"无上级主管个人"的含义，无单位出面张罗、无机构提供档案撰写生平、无组织给予他生前评价。但是，他有几十年如一日相信他、支持他的家人和朋友，他的妻子粟惠宁、儿子陈正国、儿媳李斐妍，陈家的昊苏大哥秦昭大嫂、丹淮二哥二嫂、珊珊小妹，粟家的戎生大哥曼俊大嫂、寒生夫妇，以及陈粟两家的下一代侄、媳们悉数赶到了三亚。39军的战友们、八中的校友们、新四军联谊的后代、儿时的伙伴、工作的同事、结伴出游的驴友、高球场上的球友、老区的乡亲、受惠于小鲁的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到三亚，送小鲁最后一程。

告别活动订在2018年3月4日上午10时，301医院专门指定张福副院长协助安排。他问估计会有多少人参加？我想三亚交通不便，仍在冬季度假旺期，机票、住宿都很紧张，能来的主要是至亲好友，100人应该可以了，39军的战友杨海岩、陈崇北说打不住，说再加100人吧，按200人安排，结果当天来了有600多人。其中，令我非常感动的是云南屏边县来的老兵团体，他们齐刷刷地列队进入灵堂，行军礼致敬，感谢小鲁生前的鼎力相助。原来一年多前，老兵为保护1979年在南疆战役中牺牲的一千多位战友陵墓的完整，请求政府将穿陵园而过的公路改道而发起联合签名运动，他们慕名找到素不相识的小鲁。小鲁和小惠不仅签了名，还拉了一众有影响力的朋友们签了名，最终当地政府接受了老兵们的请求，将公路改道。参加告别活动的600多人全部是自费而来，亚龙湾高尔夫球会总经理陈亚雄提供了亲人们的住宿，供来宾吊唁及准备工作的会议室、餐厅服务；天域酒店老板李冰愿为参加小鲁告别的来宾提供免费住宿，在小惠坚持付费的要求下，球会与天域酒店才以最优惠的价格收取了费用。唁电、短信、挽诗、短文络绎不绝；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专门设置了网上灵堂，送花者数以万计；八中校友建了小鲁网上纪念资料馆，纪念文章纷至而来。其中高山、杨冠三、马晓力等十几人联署的对子："为兵敢卫道，为民敢问国，直谏敢挂冠，逢冤敢隐忍；位卑不低头，位尊不仰脸，下野不自哀，登堂不自雄。"非常准确地刻画了小鲁的人品与风范，小惠和我不约而同地将其写入小鲁的生平。告别室只能容纳60个花圈，除了特别嘱咐的王岐山姚明珊夫妇、廖晖赵汝蘅夫妇、曾庆红兄弟姐妹、马凯袁忠秀夫妇、周小川夫妇及姐弟、韩启德袁明夫妇、刘延东兄弟姐妹、贺平邓榕夫妇、习远平习桥桥姐弟、孔丹孔栋常振明、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八中同学会和外国友人斯考特罗夫特将军等花圈有单独的缎带外，其余每个花圈都挂了数条至十几条挽联。操持这次工作的小伙伴们从3日晚直忙到4日早晨告别仪式开始之前，具名者数以几千计。

殡仪馆为送别小鲁搭起了花的拱门和在通道两旁摆放了花圈，亲人们最后的告别肃穆而温馨，在小鲁的身上亲人们洒满了鲜花花瓣，火化炉门上方挂着"对生命最后的敬意"、"小鲁一路走好"。骨灰盒选用了上好楠木质地，朴素大方。

当我们去付费时，殡仪馆工作人员回答：领导已有交待，已经付过了。一再问谁付了，工作人员三缄其口。301医院告别活动所有的费用也由39军的战友们抢先付清。为了维护告别活动的顺利进行，当地公安交警在301医院和殡仪馆及沿线交通作了特别疏导。3月5日，小鲁骨灰返回北京，由公安局领导陪同过安检，小鲁的骨灰不用过X光机。上了国航1804航班，机乘人员协助将骨灰安放在行李架上，并特地安排果果等小伙伴们在经济舱前排位置，以便就近照顾。所有这一切安排，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谁打的招呼，尽管小鲁是无组织、无单位的个人，却处处感受着朋友们的关照。301医院工作人员告诉我，每年在三亚301医院去世的领导也不少，也都举行类似的告别活动，但小鲁这次的来宾、规模和庄严是有史以来最多最大和最感人的。

应北京及未能来三亚参加告别活动的朋友们的强烈要求，我们在3月30日为小鲁举行了纪念会，会场选在北五环的东昇汇。该处是一位民营企业家的会所，与泰康人寿的老板没有丝毫关系。受到该区安保部门的限制，我们只报了500人的聚会规模，结果当天来了1200多人。当天下午，组织了小鲁杯高尔夫球赛，四面八方的球友赶过来，原定80人的活动结果有近110位下场。今年1月在海南陪小鲁打球的银康队队友们专程从上海赶来，并与王双庆、红石基金三家各自作了有小鲁杯logo的高尔夫球，邦德教育的黄小羽兄弟作了纪念球具包，这些人和组织成为小鲁杯的赞助者。为了3.30活动，我们组织了小鲁纪念册的编辑组，请《财经》杂志的杨浪、靳丽萍、阿草、博源基金会的鲁利玲、左军、石楠与小惠、果果、北英、王苗、嘉楠一起在一周内完成了编辑，并由联办资助印刷，同时还与博源一起赞助了3.30的纪念活动。联办的程凌凌转达王波明的话令人感动，他说：小鲁是我们的人，我们应负责他的一切费用。是呀，25年前小鲁从部队转业接受单位就是联办，近两年又担任了联办《财经》研究院的首席顾问。

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堪当大任了。从3月初三亚的告别会到3月底北京的纪念活动，都是由小鲁的儿子陈正国(果果)为主；与他的一帮好朋友毛头(粟志军，戎生大哥之子)、金路、何昭、贾南征、嘉楠、张岳、莱莱、冉魁等为主力操办的。原本小鲁、小惠订了3月1日由三亚返北京的机票，参加3月2日儿子果果的40岁生日，没想到小鲁提前走了。3月1日凌晨，果果从北京飞到三亚，陪伴母亲，投入父亲后事活动的安排，一直忙至2日深夜，他才告诉我，今天是他40岁的生日。我与他的小朋友们以啤酒祝他生日快乐，在这大悲的日子里，看到下一代人的成长，心里有了些许的安慰。我为他们拍了张照，以留住这一刻，并发给已经休息的小惠，写道"果果40岁生日，担纲父亲告别活动，接班了，堪当大任。"

在40年里，果果应属"散养"的。当年，果果去日本留学，靠在居酒屋等餐饮店打工挣生活费，日子过得很辛苦。中信集团总经理秦晓(他的姐姐是昊苏的夫人)去日本公务时，总要挤时间请果果美餐一顿，改善改善。果果回国后自己创业，作广告设计及展览活动策划。十来年中，从未见小鲁为他拉过一单生意，从来没有求我们帮过忙。小鲁一生中帮了那么多人，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可对于自己的儿子，他又是那么吝惜。果果与斐妍已有一双聪明伶俐的好儿女，儿子像陈家人，女儿像祖奶奶，漂亮极了。小惠讲，小鲁与她和儿孙们在海南团聚了一个月，一起过了春节，这是很少有的机会，小鲁感到十分的温馨与愉快。对此，悲痛中的小惠略有一丝安慰。

小鲁突然病逝，许多人把他的去世与去年底在上海的取证调查联系在一起，认为心肌大面梗死与外来压力有关。我不愿作此想。从去年底，我们为他接风时，小鲁对案件一直心怀坦荡。1月21日，在深圳高尔夫的球聚，一众发小、军中战友欢聚，我将儿子为我70岁生日买的一套杆转送给了小鲁。晚饭时，大家互发红包，餐后谈兴未尽，又在酒吧吃冰激凌，这是小鲁酷爱，记得他吃了双份，还分担了我们吃不下的。1月28日，驴友们在京城卡拉OK高歌，为王苗庆贺生日，小鲁唱了他喜欢的俄罗斯歌曲，并以"我是一个兵"作为活动的结尾。我与王苗开车送他们回家，没想到竟成为永别！

在这些活动中，我们感觉不到他的压力，但凡朋友问及安邦事，他一如既往，大度而坦然。我以为，作为没有单位的个人，也无组织给予鉴定，如果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慰问、哀悼，把小鲁视为"老朋友"不足以澄清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不足以清除加在小鲁身上的污名，那来自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唁电、花圈、文章，以及参加三亚告别的600多人，北京纪念活动的1200多人，其涵盖面之广，代表性之强，在我参加过的众多追悼纪念活动中都是罕见的，坚信"公道自在人心"!根据大家的建议，我们在生平中写下了"陈小鲁具有鲜明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他"从学、从军、从政、从商、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经历跌宕起伏，人生丰富多彩，朋友遍及各界，挚友相伴终生"。儿子果果在纪念活动后的聚会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的父亲从军未能当将帅，从政难以当大官，从商也成不了'首富'，一生中间多坎坷，事业也未必多完满，但我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怎么做一个好人，我的父亲就是个真正的好人。"
鉴定、澄清等等文字只能留在纸面上，小鲁——一个真正的好人将永远活在人们、我们的心中!

2018年9月5日
完稿于禾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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