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宁：中国的经济真相
作者：李志宁；分类：经济随想；标签：经济 ；日期：2003-03-01

说到中国的经济，主流经济学界和电视报刊给广大人群的印象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极快，以前叫“腾飞”，现在则是8 ％；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小康”；中国的GDP 、外贸总额什么的也已创造了巨大规模等等。还有的报刊渲染说，我国13年来的经济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二百年来所未有！听这说法，令人摸不透200 年前的中国究竟出了什么神奇。现在，当世界不少国家的经济发展发生“减速”、有的国家还发生了“经济衰退”的时候，只有我们中国的经济“风景这边独好”，仍在“健康、稳定、持续”地高速发展着，并且可以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中叶，直到超过当今世界经济的龙头“老大”——美国！

但是，话说得太妙，往往反而会令人生疑。我国历史上有个特点，凡是真的“形势大好”时，例如1963-1965 年的经济调整时期，报刊上倒也并不怎么凑热闹式地跟着大声叫好。而到了 1960 年经济空前困难的时候，主要报刊上却整日价“形势大好”、“形势极好”、“形势一派大好”的标语口号式宣讲满天飞；到了1967年7-9 月份，全国武斗、天下大乱，这时候却反倒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可见，形势到底如何，还不能光看怎么说的。

况且，目前中国经济在“宏观”上的不少统计材料，令人感到并不能放心。

例如，人们说中国经济正在“健康”发展，但怎么诊断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真的健康？我想，第一条诊断标准不应当是“发展速度”，而应当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就像一个孩子那样，抽条太快，长成了豆芽菜，体内失去了匀称和均衡，未必就是健康。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供求平衡”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

著名经济学家们在电视里讲：我国一个是投资增长，一个是外贸增长，有了这两件宝物，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平稳的，供求也就是平衡的。但这种说法并不合乎逻辑，单有投资增长和外贸增长，并不能保证经济达到“供求总平衡”。而且事实也恰恰相反，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供给”已经大大超过了“总需求”，出现了非常的不平衡。今年，不仅没有一种商品供给不足，而且商品种类中86％均供过于求，而且国内的“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已经高达4 万亿元之巨！这个数字在1996年约为1.33万亿元，经过5 年，于去年达到3 万亿元库存。而现今仅只1 年，就飞速胀大到了4 万亿元，它与GDP 的比例约为41％。这是个令人恐怖的比例，但在我国似乎没有人因此恐怖，大家仍然兴高采烈，高唱赞歌或者大扭秧歌。但要知道，在西方国家，这个比率通常不会超过1 ％！

再看看商品房，据统计，1999年的前5 个月，我国住宅投资额、商品房竣工面积均比头年同期增长3 成多，而商品房销出的面积，仅比头年同期增长13.65％，也就是说，我国商品房的空置率很高。因1995-1997 年叁年的商品房可供量为440 18万平方米，因此计算出当时的商品房空置率为16％，当时有专家说，这种比率是一个“危险期”。但中国人对什么“危险”历来是满不在乎的。果然，3 年过去了，大家相安无事，时至2002年7 月底，据报道，全国商品房的空置面积仍在大增，已经高达1.2 亿平方米，比起3 年前增加了3000多万平方米，全国商品房空置率居然已高跳为26％，这个数据是美国的4 倍、是香港的8 倍、是国际警戒线的2.5 倍。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国遍地大兴土木，拼命地盖着华贵大厦，商品房价格也居高不下，有谁真的拿“危险期”当回事了吗？

由于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供需失衡”，在我看来，纵使金融业没有腐败的问题，仅只由于我国消费品及商品房的高度积压，国家的金融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难以避免的高“呆账”率。因为商品积压么，因此全社会资金就必然陷入周转不灵。何况，目前在中国腐败已经浸润了各行各业、正在深入骨髓。中国的“坏账率”到底有多高？始终没看到清楚的材料。人们的猜测在20-60 ％之间。2002年2 月间央行行长表示，2005年底一定要将我国不良贷款率降到15％。这个15％其实也是个超高指标，但还要使用3 年的时间，并使足一把劲儿来争取，可见目前我国呆账率之严重。而获悉，西方国家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居然通常也仅有1 ％！

可见，中国经济的“库存承受力”和“呆账承受力”，的确是异乎寻常！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真是了不起。若是西方国家，41％的库存率，26％的商品房空置率，30％的银行坏账率，它们早就完蛋了。

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不是大了一点，而是实在太大了。

那么，令人不解的事情来了，我国的经济再继续高速发展下去，已经过大的“总供给”不就更加大了吗？在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家甚至大量举债，进行投资，用以弥补来自民间的气力不足的“总需求”。但无论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是投资电力、输气、乙烯项目之类，还是制造业，总之，钱花了，虽然医得眼前疮，但不可避免的进一步的结果只能是：“总供给”在以后只会越来越巨大。

这样，投资越多，生产得越多，然后“总供给”进一步与时俱进地膨大，“总需求”只能相对的愈益不足，商品就更是卖不出去，日后的工商业必定就会更加艰难……。从而，形成人们常说的“恶性循环”。

显然，若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只能扩大总需求，让总供给有个去处，方能盘活企业资金、使企业能进一步生产而不出现银行呆账，因而改善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因此，为了“扩大总需求”，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显然是个很正确的看法。因为中国的“出口总额”在国内的GDP 中，只占20％，这虽然比美国的7 ％的比率大不少，但与欧盟诸国相比也并不算大。反正，因此可以看出：尽管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的出口总额还是增长不少，但毕竟“外需”在我国只占一小部分。而GDP 中80％还是须由“内需”来消化。

那么，我国的“内需”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先看广大群众的消费力吧。照理说，这个消费力应当主要来自全国“工资总额”，所以，不妨先看看中国的“工资总额”的情况。

全国工资总额，应当是我国清白的“合法收入”的一个大头。它到底有多少呢？1999年的全国“工资总额”仅有0.987545万亿元；2000年也只有1.065919万亿元！2001年的材料，不知为何，我在网上至今没有查到。据我估计，就是到了2002年，全年工资总额也就在1.2 万亿元左右，不会高到哪儿去，因为今年国家职工没有涨工资。而2001年国家财政给全国4500万人涨工资，也就是拿出了700多亿元。若是这700 多亿元都流进了消费品领域，要消化掉3-4 万亿元库存，也正合了一句成语，叫“杯水车薪”吧。

关于“工资总额”，根据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我曾把“工资比重”的情况计算如下：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工资总额合计　工资在GDP 中比重　工资比重的

份（亿元）（亿元）（％）年增长百分点

1978 3624.1 568.9 15.7 -0.38

1979 4038.2 646.7 16.0 0.32

1980 4517.8 772.4 17.1 1.08

1981 4862.4 820.0 16.9 -0.23

1982 5294.7 882.0 16.7 -0.21

1983 5934.5 934.6 15.7 -0.91

1984 7171.0 1133.4 15.8 0.05

1985 8964.4 1383.0 15.4 -0.38

1986 10202.2 1659.7 16.3 0.84

1987 11962.5 1881.1 15.7 -0.54

1988 14928.3 2316.2 15.5 -0.21

1989 16909.2 2618.5 15.5 -0.03

1990 18547.9 2951.1 15.9 1.79

1991 21617.8 3323.9 15.4 -0.53

1992 26638.1 3939.2 14.8 -0.59

1993 34634.4 4916.2 14.2 -0.59

1994 46759.4 6656.4 14.2 0.04

1995 58478.1 8100.0 13.9 -0.38

1996 68593.8 9080.0 13.2 -0.61

1997 74772.4 9405.3 12.6 -0.66

1998 79552.8 9296.5 11.7 -0.89

1999 81910.9 9875.5 12.1 0.37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以上数据均为“当年价格”，因此不是“可比价格”，所以不表明增降“指数”；“工资总额合计”是指国有、集体和其他所有经济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它包括的范围是：（1 ）计时工资（2 ）基础工资（3 ）职务工资（4 ）计件工资与计件超额工资（5 ）各种奖金（6 ）各种津贴（7 ）加班工资（8 ）其他工资。在《中国统计年鉴》里，“国有经济单位”，除了各种经济行业以外，还包括：（1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2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3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4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5 ）社会服务业。

从这份表上，人们不难看出：我国的“工资总额”在GDP 中的比重是很低的。而且这个比重，在改革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里是负增长。正因为我国“工资总额”的比重如此之低，所以，腐败这匹“野马”在中国才有了广阔的钱财世界可以纵横驰骋。

在这样一个很低的“工资总额”之下，1995全国的工薪收入者平均月工资不到460 元；而直到 2001 年，也就只有780 元左右。甚至在生活费用颇高的北京，据宣布，人均月工资收入大约也就1000元左右。当然，这里都是“当年价格”，不是“可比价格”。

我们还可以吃惊地发现：1998年的数据是，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日本则是中国的29.9倍，而韩国是中国的12.9倍。而数据还表明：韩国在1962-1982年20年间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平均年增长率也不过就是8.3 ％。而据我国公布的统计，我用几何平均法计算了一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1999 年的22年间，平均增长率高达9.6 ％，比当年韩国“起飞”的速度要高。韩国60年代初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不过90多美元，它的平均工资怎么会比我们高上10几倍呢？我们的钱都到哪去了？

我国的工薪收入者以外，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也并不是“高收入”。公开的统计材料就能说明这一点。例如，2001年被认为是我国城市家庭收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的1 年。据宣布，全国的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按可比价格比2000年增长了8.5 ％，若城市家庭平均3.58口人，那么每月可支配收入是6860 元÷12＝571.67元，老天爷爷，人均竟只有区区 159.68 元！

所谓“可支配收入”，在统计上的“定义”是指：“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但是我发现，尽管都是国家公布的数据，但“可支配收入”和“全国工资总额”两项数据是对接不上的。

据网上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称，2002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元，同比增长7.5 ％，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9 ％。这个数据使我感到奇怪，如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1 年起码可以达到人均7008元，那么3.6-3.8 亿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总计就将为2.5-2.7 万亿元。实际上，全国的工资总额只可能有1.1-1.2 万亿元。所以，我疑心这里是否错将“户均”说成了“人均”，但再一算，仍然不对，如果按“户均”计算，那可支配收入总额将只有6900-7500 亿元，又太少了。总之，牛头有点对不上马嘴。我想，如果是随机取样的抽样调查，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7000元，那么城市人口收入在总量上就超出了“工资总额”约1 倍半。难道我国城市的普通居民的“灰色收入”有1.5 万亿元吗？只能用一句南方话说：天晓得！

这里可能还不包括富豪们的“黑色收入”。

我们再来估计一下老实巴交的中国劳动农民主体的收入。

据网上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2002年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594 元，比头年增长1 ％，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 ％。但在我看来，这个数字是否有点过大？照此计算，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全年就将近2400元，中国农村约有10亿多人口，那么全体农民的全年收入将超过2. 4万亿元，占了GDP 的1/4 。这有可能吗？

但是，仅据上面国家统计局的算法，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只及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1/3 。而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的比例来看，90年代以后，农民储蓄的比例逐年下降，约每5 年下降5 个百分点，据悉1999年只占23.7％。因此1999年10亿农民储蓄的总量约1.4 万亿元，人均存款只有 1400 多块钱。但即使这么点钱，我也很怀疑到底是否真有。近两年到底还会增加多少？银行部门和统计局应当能算出来，只是没有公布。从这些数据看来，我认为，全国劳动农民不大可能1 年花掉2.4 万亿元。据统计，在农村，年收入在“平均收入”之上的人仅占20％左右，近80％的农民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他们的生活肯定比较困难。

因此，全国劳动农民的消费力，可能比城市的消费总量还要略差些。

让我们再从宏观上看看“居民储蓄”吧。

自从改革以来，直到1999年时，除了1995年以外，从来没有“居民储蓄增加额”超过了“工资总额”的时候。但即使这样，也显得事情有些不对头，因为“储蓄增加额”相当高，几乎可以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 ％。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还多出44亿元。这已经是很奇特了，但更奇特的事情还在后面。

当我知道了今年5 月末居民储蓄“突破8 万亿元”的消息时，又看到“定期储蓄”从2001年末的26.3％猛涨至2002年5 月的56.1％。我就感到，这是全社会腐败加速的明确信号。我写了文章，企图说明这个问题。我国从2001年9 月至2002年5 月，仅只3 个季度，居民储蓄就提高了1 万亿元，从7 万亿元达到8 万亿元。这就是说，若是4 个季度的时间，居民储蓄将达到1.25万亿元的增长。我认为，1.25万亿元这个数字非同小可，因为我们不是西方国家，我国的“工资总额”在GDP 中比例甚小，只有11-12 ％，近90％的钱不明去向。如前所述，1999年的全国“工资总额”仅有0.98万亿元；2000年也只有1.06万亿元！2001年的材料至今尚不清楚。但清楚的是：目前巨额“新增储蓄额”将会大大超出“工资总额”！1995年不过超出了44亿元。今年可好！起码将会超过1000亿元了。

但后来的事实，又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据报刊兴奋宣布的消息，国内居民储蓄总额至9 月末已经高达8.45万亿元！这就是说，从去年 9月末的7 万亿元到今年9 月末，1 年之间，居民储蓄总额居然狂涨了1.45万亿元！比我原来预计的还要高出2000亿元，我看，“新增居民储蓄”将超出“工资总额”高达3000亿元了！这原因不说自明，就因为巨量“来源不明”的钱拥入了“居民储蓄”，才会造成这种景象，所以，腐败在加速，而且在急剧加速……

特别是2002年，中国富人追求腐败的厉害度，实在是非同一般。

这里有两个问题很清楚：

（1 ）工资总额是劳动者们的活命之水，不可能都进入居民储蓄。按照目前经济学家们夸张的计算，就算恩格尔系数已达到50％左右，中国已取得了伟大成就，那也表明，中国工薪老百姓起码还需要5000亿元用于吃饭，农民的吃饭问题也还需要一个大数目。由于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巨大，我们先说城市，即3.6亿城市人口每人平均每月吃饭要用掉109-115 元钱，从日常生活经验看，似乎差不多。另外，每人每月还要约用120 元钱用来买衣服鞋帽、市内交通、孩子上学、老人生病、房租（或购房）、买日用品等。够不够？这样一来，似乎把那些没有“腐败”气味的“工资总额”就用得差不多了。

城镇普通居民1 年里到底能存款多少？普通农民1 年里到底能存款多少？以我以前的估计，全国老百姓每年增加长期存款（无论活期定期）能有个2000亿元（城乡各1000亿元）、即总收入的1/10也就不错了。但我们目前1 年增加的储蓄总额竟高达14500 亿元，比我想象的多出14 -15倍来。这就是说，现今银行中90％以上的新增储蓄额，特别是定期储蓄，并非来自工薪一族，起码不是来自该族的工资收入部分。

（2 ）既然新增居民储蓄的主要部分不是来自“工资总额”，那么，目前这凭空掉下来的1.3 万亿元以上的新增储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只有1 个，腐败。

在我看来，腐败的金钱有几个流向：一是流向国外，一是流向豪华的洋房、汽车、还有出国旅游、吃喝嫖赌等，再就是大量进入了“居民储蓄”。为什么呢？让我们来分别看看。

中国大量的腐败黑钱正涌流向国外，美国、澳洲、东南亚无所不有。据报刊材料，我国1997 -1999年以“携款潜逃”为标志的资本外逃为520-530 亿美元，那么，2000-2002 年被腐败分子“席卷而去”的钱又有多少呢？假设按照“居民储蓄”的那种增长速度，起码应当达到600- 800亿美元了，也就是6000亿左右的人民币。当2001年普通人民的人均月收入仅只有780 元时，可以气死全国人民的是，数千个或万余腐败分子竟然能把几千亿元搞到国外去！这里边是否也有国家机关或人员的失职问题？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人因此“引咎辞职”，而只见人们不断地在易地做官，歌功颂德。

我看，中国黑钱大量外逃的规模，应当引起国人的重视了。

所以，居民储蓄的狂涨，并不表明“整个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为什么居民储蓄既不向消费分流，又不向投资转化，少数人收入的腐败性就是深层次上的原因。对此，经济学家们通常是不加考虑的，或者他们不屑于讲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有人说，可能因为有的经济学家自己就是百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的缘故。

既然每年有一万几千亿元的钱进入居民储蓄、而且又来路不明，是不是应当查一查呢？检查来路不明的钱是否国家的职责？我看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那些大户的钱。否则，国家的各种银行岂不是成了“洗钱”的大块肥皂了。如果实在不愿意查，那就会令人疑窦丛生。人们过去指责瑞士的银行制度包庇坏人，为其洗钱，但若是国内的银行也可以允许居民存起大笔的钱而不问其来源，那中国的银行岂不变成世界最大的“洗钱”场所了？那么，国内的贪官也就变成名副其实的“制度的产物”了。

在国内，由于各商业银行从来不问存户巨款的来源，不需要任何鉴定或监管，而且曾经长期有“中国特色”地不采取储蓄实名制，所以，20年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理想的洗钱场所。经济学者们也很配合，他们将存钱称为“隐私”，似乎谁要过问，就会破坏市场经济！谁就是“红眼病”！那就成了不得了的罪过，似乎比洗钱的“罪”还要大。所以，不管那些人是从如“北京西客站”这样大大小小的建设工程中、九江防洪堤那样一些“豆腐渣”工程中、还是挪用私分叁峡移民款，还是从各式各样的行贿受贿大量弄到黑钱，他们就都会毫无顾忌地将钱存到银行，以后再用来投资、买房、购车、嫖赌……。因此，在中国，黑钱、白钱和黄钱，都一概自由地流来流去，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这种对“暴富者”的娇纵，如此大量地泛滥，在西方法制国家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让我们再从宏观上大致估计一下中国的“腐败量”。

腐败，简言之，就是“非法收入”。那么。首先来看中国的“合法收入”究竟有多少。按我的理解，中国的“合法收入”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 、工资总额；

2 、农民的农牧渔副等业的劳动收入；

3 、自由职业者的合法经营收入；

4 、私营业主的那部分合法的所谓“红利”；

5 、稿费、专利费等“知识产权”收入；

6 、少量灰色收入，如少量合理的“劳务费”；

7 、居民正当收入的存款利息。

除上述各项“收入”以外的各种“收入”，是否都是“腐败”，还可以探讨。但可以确定为“腐败”的是：

1 、贪污、行贿受贿、公款私分、权钱交易的“回扣”“好处费”等形式得来的钱款；

2 、刑事犯罪，如抢劫盗窃、高技术犯罪、各种诈骗等得来的钱款；

3 、妓女所获得的钱款；

4 、非法摊派、非法集资；

5 、大部分“灰色收入”；

6 、用于权势者享受、大吃大喝、公费旅游、公费出国游乐的公款，也是腐败之一部分。

分析的困难是，我们很难得到上述各种“收入”的确切数据，所以，对全社会“腐败量”的计算，就会有很多困难。例如全国官员贪污收入的“总量”到底有多少？就很难计算出来，国家统计局也没有公布过类似统计。而上述第6 项的钱款，在“官员腐败”的现象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还不能计入“贪污总量”。所以，腐败，除了可以并应当“量化”为有权者们的“贪污总计”，给人们一个数量概念，还表现为一种社会丑恶行为不断扩张的趋势。例如单位用公款给“领导人”买昂贵的商品房、或高级的专用设备，也不是廉洁，而是一种腐败。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即“有权者”并不一定就是单位领导人，掌握这各种权利的人，即使是医院收款员，手持罚款本的警察，都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自己谋利。这已经是非常可悲的一种深入民族骨髓的腐败。

所以，“爱国”可以，但千万不要爱屋及乌，不要同时也爱上我们国家的腐败。

要估摸国内腐败的“总量”，首先可以看看“不腐败”的那部分共有多少。除“工资总额”和劳动农民的农牧副渔业收入这两个大头外，其他的很难查到国家的有关统计数据。例如文字工作者的“稿费总量”究竟有多少？但大概不会很多。自由职业者的收入总量是否有统计？也很难说。税后的“存款利息”本来应是合法收入，但若是“款”本身就是贪污所得，那么“存款利息”也就很难被认为全都是清白的。何况多次降息后，这部分钱的总量也不会太大，我估计每年也就在1000亿元上下。至于私企业主的“红利”，就和存款利息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地称其为“合法收入”，若是该业主在“原始积累”时就是靠“黑钱”或贿赂起家，那么其“红利”也是不合法的。在中国，肯定有大量私企业主与腐败官员的权势勾结的现象，应予查处。至于腐败私企的“量”有多少，像我这样的普通研究人员更是无法查清的，必须由“有关部门”来查处。有人在报上曾开玩笑说，“有关部门”就是除了在文件中再难找到的单位。但是，若要真的查清并击倒腐败，还必须让“有关单位”浮出水面，而且须在制度上使“有关单位”充满廉洁官员，才有可能最后获得成功。

我国以“工资总额”和劳动农民的劳动收入为主体的、全没有腐败味道的正当合法收入，我估计，现今1 年里其总量应当在2.2-2.3 万亿元上下。农村人口虽然约为城市人口的3 倍，但是正当的、没有腐败气味的农民收入，也应大致在每年1 万亿元上下。剩下的，是否全是“腐败”？还可以研究探讨。但依我看，城市里带有点腐败味道的居民收入应在每年1.2-1.3 万亿元左右。也就是说，有腐败气味的“城乡居民收入”总量当也在2.2 万亿元左右，另外用于腐败“支出”的公款，还有一个广大的数目。依我看，没有腐败、或腐败气味不太多的钱款，在 G 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 中约占1/3左右，它则供养着占人口总数约1 ％的富人无忧无虑地吃喝玩乐、狂嫖滥赌。

这种估算是否合理？还有另一个佐证。据公布，我国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了3. 76 万亿元。若是工资总额1.1-1.2 万亿元，农民的劳动收入1万亿元，两项相加为2.2 万亿元，就是说90％以上的人们的清白收入，可以占到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 可不是GDP!) 的近60％。假若全国自由职业者的合法收入和消费还有10％的话，也就是说，起码有30％规模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不清白”或“不怎么清白”的收入买掉了的。该数量可以估为1.1-1.2 万亿元。此外，全国富翁婆们购买高级住宅和高档汽车应当还有一个大的款数，若人均花100 万元，就是13- 15万亿元，但它们不是1 年之内就花掉的，可以暂不考虑。很明显，上述1 年间的全国腐败收入，若是再加上“居民储蓄”中“非工资劳动收入”的那个部分，也正巧是在2.2-2.4 万亿元规模。

这种估算是否准确，并不重要。但是否有理，却很要紧。我国在宏观经济上出现了这么多令人惶惑不解的地方，出现了腐败的某种大趋势，实在使得广大人民很难放心。

在我国，80年代的“腐败”现象曾经引起人民普遍不满，但90年代后又大进了一步，我认为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贿赂公行”。行贿受贿都上了一个台阶，深入到了各行各业和各个角落，大大小小的权都和钱联系了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自己能多获得钱、多多享受而奋斗，并已经毫无顾忌。这令人想起了一千叁百多年前的往事，贞观叁年，也就是公元 629年，李世民曾指责他父亲时代的第一高位的权臣裴寂：“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可见李渊做皇帝的“武德”年间，也有流行“贿赂公行”的劣迹。李渊不懂得治国的真谛。而由于李世民厉精图治，虚心求谏，议定法律，任用廉吏，竟然在短短几年里，就使得隋末大乱的形势变为“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安定的社会生活画面。可惜的是，在中国两千余年的黑沉沉的皇权制度下，这个仅有23年的“贞观之治”只是闪现出一线光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时代能达到“贞观”的水平。由此可见，皇权政治的效率实在太低了。

我想，一个公然腐败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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