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关于“文革文学”的释义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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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 苏州大学中文系
文艺理论研究 2000 年 04 期

     正在逐渐成为我们背影的20世纪留下了一些永远牵动着后来者的话题，“文革文学”便是众多重要的话题之一。
      “文革文学”，是与20世纪中国的重大事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和“文革”）相关联的。1966年5 月中国爆发了持续十年的“文革”。对这场给当代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彻底的否定，《决议》认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对“文革”的评价是研究“文革文学”的政治原则，并且包含了某些方法论上的启示。
      为了能够更深入地把握“文革”与“文革文学”的关系，我们有必要了解“文革”时期的经典文献对“文革”的释义。1966年5月16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说：“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工作。”1966年8月8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一步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辞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后来毛泽东又把这场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些论点被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的核心意义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方式。“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则是“继续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五十年代末期提出“文化革命”的问题，当时所讲的文化革命的内容，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指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建设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改变我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落后状态，这正是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提出的文化革命的本来意义。而“文化大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讲的原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按照科学意义上的革命，‘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称为一个革命。它不是用一种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去代替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也不是用一种先进的政治力量来取代一种反动的政治力量”。（注：胡乔木：《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学习》1993年第1期。 ）冠以“文化”二字的这场“革命”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五一六通知》说：“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在“文革”当局和为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舆论中，都明确无误地把“文艺革命”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开端”。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说：“一九六三年，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我国进行的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直属文艺系统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大会上说：“文艺界的革命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由文艺而及政治，这正是当代中国政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运作特点。
      “文革文学”就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和发展。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为最基本的问题，并在根本上规定了“文革文学”的性质和它的品貌，即在整体上“文革文学”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组成部分。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路线”成为“文革文学”的出发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代替“根本任务”；“三突出”是“创作原则”；“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是创作方法；“革命样板戏”的话语霸权则贯穿“文革文学”始终。这些构成了“文革文学”的基本方面。因此“文革文学”的主流是意识形态话语。在文学沦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过程中，文学的理想、精神、审美属性、语言等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几乎所有的问题到了这时都被推到了极端。在民众的审美情趣借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力量不断膨胀的情形下，“五四”新文化的传统被否定，知识分子的写作失去了合法性，而代之以政治写作、阶级写作、革命写作和专制写作，文学中断了现代性的追寻。这样一种非常态的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构成，因此当我们在今天的语境中讨论“文革文学”的文学史意义时不可能不存在分歧。
      在检讨“文革文学”的创作时，我们选择1972年作为时间界限，这一年出版了《虹南作战史》与《牛田洋》。前此以“革命样板戏”为主体，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处于无序状态，而且几无文人形式；此后，主流文学以“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为指导，开始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设计，形成主流文学的话语系统，并有两个侧重：作为“历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作为“现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者以《虹南作战史》、《牛田洋》为代表，后者以《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等为代表，中间的过渡是《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与《牛田洋》的创作形成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后来被广泛地仿制：情节的结构原则是政治运作的程序，在小说的情节链中最重要的环节不是情节本身的内在逻辑而是“正面人物”对政治理论认识到的程度，因此小说的叙事和与此相关的情节设计只不过是为了完成对某种意识形态的确认。文学创作由“历史”到“现实”的变化，是进一步实践“文革”理论的结果，如何评价“文革”已经成为“文革”本身的组成部分。《朝霞》征文启事《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在颂扬了“文革”之后写道：“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党的十大文献指出：‘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就号召我们，应当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做好我们当前的各项工作。文学事业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也表现贯彻这个精神。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胜利，大力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的新生事物，努力塑造具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精神的英雄形象，通过文学这个形式来说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应当是我们工农兵业余作者和革命文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于是“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这一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内涵，发展成为“努力塑造与走资派斗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主流文学的一部分也就成了“阴谋文艺”，《初春的早晨》、《第一课》、《金钟长鸣》、《典型发言》、《只要主义真》这类作品因此受到主流文学评论的重视。
      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身份的转换和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剥夺，改写了知识分子的当代历史，知识分子“救亡与启蒙”的冲突，转换成了“‘再教育’与‘全面专政’”的统一。在当代，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定性是决定知识分子命运的关键。知识分子无论是作为“全面专政”还是作为“再教育”的对象，其前提是对新中国知识分子属性的错误估计。在“文革”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有着双重的“原罪”，既有“阶级”的原罪也有为“文艺黑线”服务的原罪。1971年以后，知识分子重新有了写作的可能，但是知识分子话语并没有获得合法性，主流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写作在本质上是非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写作”在“文革”中成为一种潮流和倾向。由于“工农兵”被赋予了特定的“阶级性”，民间大众话语又以“工农兵话语”为主体。“文革”民间大众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只有获得一致，民间大众话语才具备合法性。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控制和整合不仅对知识分子起到了改造的作用，而且也通过阶级意识的激发改造了民间。在知识分子已经失去话语权的情形下，“工农兵创作”对“文革”作出了积极的呼应。知识分子的重新写作并不是由他们的“知识分子性”决定的，而是他们在“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中被赋予了“阶级性”。浩然等少数一些人虽然还能以个人的名义写作，但是这种写作只能是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结构。
      “文革”和“文革文学”包含了对现代性的选择和反抗，现代性在“文革文学”中的演化不是现代性的重建，而是现代性的中断。尽管“文革”也声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但它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否定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启蒙精神，抛弃了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现代性的目标。“文革”主流意识形态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除此之外，“文革文学”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依托的合法的思想资源。“文革文学”是在中外文明史、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写作，它以“革命”的名义对传统与现代作出了双重的否定。集中体现在鲁迅身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在“文革文学”中消失了，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失去从根本上抽调知识分子话语的灵魂，个人的写作和纯形式的写作也失去了合法性，等等这些都决定了“文革文学”不是现代性的写作。
      在有限的缝隙中出现了相对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理念”与“生活”的冲突是这些作品的基本矛盾。我们必须强调这种疏离只是相对的。70年代初期批判极左思潮和70年代中期文艺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空间是有限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不久便夭折，文艺政策的调整也不是否定“文革”，文学创作者不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和更本质的问题上清算极左思潮对创作的影响，因此，那些相对疏离政治中心的话语也显示出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钳制的无可奈何。这样一种状态被《创业》的编剧张天民描述为“处于摇摆之中”，在“‘左’‘右’之中摇摆”。张天民在“文革”结束后对《创业》所作的剖析表现了一个严肃的作家对待历史的真诚与勇敢，从而将历史的真实状态存活下来。张天民谈《创业》的这段文字常常为研究者疏忽：“《创业》当然也处于这种摇摆之中，但当时的社会环境，我更多地向左，向左……其中，写人、写个性、写感情的因素还有，但已是十分克制，为了保存作品中的一点‘人性’，我从剧本到拍摄过程中，经过多次斗争，有时与批评者大喊大叫，获得不走群众路线的罪名，至于其中的削足适履，硬加阶级斗争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是由于压力，一方面也是自己认为大概这是正确的，主动地这样。在剧本修改过程中，每次讨论提的意思都是‘阶级斗争’条件线。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其中硬加了不少阶级斗争，这部电影大概也就不会问世。生活中当然有阶级斗争，但其表现形式、特点都不是作品中那样的。因此，可以认为，作品中生动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我的生活感受，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则是从书本和理念出发，硬编造的。为了这恼人的‘斗争’，我在生活了一段之后，在积累了大量工人生活素材之后，仍感到茫然，不得已派了几位助手，跑到公安部门、保卫部门，看了许多案件，尽管有几十件案件，仍然用不上，最后还得求助于大脑。在当时的情况下，高明一点的只是：我在这个理念的东西之中，注入了我对文艺规律的一些理解，一些生活感受，比之那些纯理念的写法，要好一点，这就是《创业》被人们所接受的原因。”（注：参见《张天民回顾自己的创作》，《当代文学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 期。）《创业》作者的“茫然”是“理念”与“生活”的冲突。这一冲突几乎存在于包括相对疏离政治中心的创作中。冲突的结果决定了创作的疏离程度，也即“理念”与“生活”在作品中的“比重”决定了艺术品位的高低甚至是艺术品位的有无。
      民间话语也出现了分层的特征。我们这里所说的民间话语，包含了通常所说的“地下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有时因人而异。大众与知识分子在各自都疏离主流意识形态时，两者往往又是民间的不同侧面。在相对自由的空间中，民间话语的分层特征是明显的。这样也就有了一个复杂的“民间”。
      曾经有学者归纳过文化与文本的分层现象：“文革地下文学呈现了中国文化的分层格局，有正宗的亚文化文本——《曼娜回忆录》、《少女的心》这样的色情文学，《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这样的恐怖文学（它们甚至抛开了书面形式，回到宋元前的口头流通），也有利用俗文学形式的政治文学；《第二次握手》、天安门诗等。自然，也有与这些拉开很大距离的文人文学——朦胧诗与实验小说。”（注：赵毅衡：《自由与文学》，《文艺争鸣》1993年第 2期。）这大致是准确的。但是即使是文人文学也有大的不同。丰子恺的散文写作则是传统文人型的；曾卓、穆旦等人的诗歌接续了五四新诗的传统。“实验小说”如《波动》接受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是明显的。
      以早期朦胧诗为代表的个人话语显示了它的特殊意义，尽管这种意义的被承认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这种话语的出现与知识分子逐渐恢复已经丧失了的思想能力有关，它是和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同步的。思考能力和怀疑精神的获得在更大程度是“红卫兵”转换为“知识青年”的必然。这样的转换，扩大了曾经作为“文革”“急先锋”的青年一代与“文革”政治的缝隙，并渐渐有了鸿沟。这时的“红卫兵”是充满了矛盾和困惑的。诗人郭路生1967年就在《命运》中写出了他的悲伤：“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投不出锋芒的青稞：／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我愿为野生的荆棘高歌。……”地下沙龙的出现是青年知识分子成为思想者的民间形式。在这种相对自由的空间中，青年诗人们有了感情交流的机会，也有了聆听心灵倾诉的可能。“黄皮书”和“灰皮书”这些异文化文本，不仅带给他们全新的语言感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了可以依傍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差不多由此悄悄开始。
      “文革文学”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我们不仅可以在“文革文学”中发现一些存在于“十七年文学”中的东西，而且也能够在“新时期文学”中捕捉到若隐若现的“文革文学”的阴影。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是创作贯通“文革前”、“文革”、“新时期”，而又以“文革”时期最为活跃的浩然。浩然《金光大道》与《艳阳天》在文学精神上的一致性，浩然在九十年代重新出版《金光大道》时为自己所作的辩解，都表明了“文革文学”是一根“链条”上的一“环”。这当然只是一个个案，与这一个案相关联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恩格斯在谈到“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时说：“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显然，我们也不能把“文革”和“文革文学”看成是历史的“简单中断”。突出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并非肯定“文革”与“文革文学”有什么“巨大进步”，而是强调历史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历史的整体性。
      关于“文革文学”由1966至1976年的时间设定，依据的是已经为一般人所认可的“文革”起（发动）迄（结束）时间，上限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下限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革文学”不仅是个时间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个历史概念。无论之于“文革文学”的实际，还是从文学研究的学术要求来看，我们都必须理清“文革文学”的来龙去脉与“文革文学”的内在理路。因此不是孤立的，而是将“文革文学”置于一个更为宏阔的时空中加以研究，发现“文革文学”的历史因素，并同时揭示“文革文学”作为一种背景与新时期的文学的关系，这样就为理解“文革文学”构筑了一个由“历史”与“现实”组合而成的“平台”。关于“文革文学”的这样一种整体观将贯穿在本论文中。
      在发现历史因素时，我们可以追溯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的解放区文学，也可追溯到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甚至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文革文学”最直接的背景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十七年文学”，因而“文革前”的概念不是大而无当的，它主要指称“十七年文学”。研究愈深入就愈发现，“十七年文学”中某些因素的恶性发展最终产生了“文革文学”，而不是像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文革文学”是偏离“十七年文学”的结果。文学的“文革”与“文革前”之关系是复杂的。我们都知道，“文革”的发动是以否定“十七年”为前提的，作为“文革文学”的官方纲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样是以全盘否定“十七年文学”为前提的；也许由于这样一个政治原因，新时期之初人们为了否定“文革文学”，又几乎是全盘肯定了“十七年文学”。在肯定／否定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中，事物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被忽略。当我们在学术的视野中把“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时，就不能不对“十七年文学”作部分的否定。有意义的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无论是那时的“文革”当局还是现在的一些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文学的“文革”与“文革前”的关联，只是解释的角度不同而已，这样不同的角度显示了历史的巨大差异。姚文元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说：“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是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挖进周扬一伙的老巢。”姚文元在文章中提到的作了长时间准备的重大斗争有：“第一次斗争，是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第二次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第三次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四次斗争，是一九五七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一九五九年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在“文革后”，对姚文元所说的这些重大斗争的性质、意义我们已经作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与阐释，此之谓“拨乱反正”。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理解，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些“历次重大的斗争”一步步推动了“文化大革命”。姚文元在这篇文章还提到了一条事实上不存在的因而在“文革”后被否定了的“黑线”：“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姚文元点名批判的这些对新文学事业作出过程度不等贡献的人，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作为大悲剧的承受者，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同时又是“文革前”文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样一个悲剧是否也承担什么责任？我以为，巴金和周扬在“文革后”的反思与忏悔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思想与人格的力量，同时在他们的自我否定中包含了一种反思“文革文学”和“文革”形成原因的角度。
      作为一个目睹了新时期文学进程的学人，我对新时期文学的成就一直怀有敬意。能够在“文革文学”之后创造新时期文学的辉煌是中华民族再生力在审美领域的一次明证。新时期文学之于“文革文学”是否仅仅是否定？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文革”作为一段历史终结的前奏，而作为这一场政治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天安门诗歌”，在由“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过渡中所起的最大作用，在我看来是知识分子对“文革”的一种反抗；只有当文学能够对“文革”作出批判时一个新时期才能到来。由反抗到批判这期间经历了政治上的徘徊期。众所周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这一徘徊。由“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文学才由对“文革”的反抗与控诉转到对“文革”的批判与反思上来。而这些创作仍然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其中的一些创作仍然是意识形态话语。而“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另外一条线索是，“朦胧诗”不仅由地下而地上，而且以“朦胧诗”为主体的新诗潮一时成为文学的主潮之一。这样一个转换，重新开始了文学对“现代性”的追寻，也启发我们重新认识“文革文学”的复杂性。从作家这一层面看，汪曾祺、浩然、蒋子龙、谌容、张抗抗、陈忠实、余秋雨等等这些在“文革”期间或者活跃或者发表过作品的作家也在发生转换，他们在新时期的创作和“文革”期间的创作判若两人。这中间在文学精神、审美理想上的变化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毫无疑问，仅仅是文学不能完成对“文革”的批判与反思，这又牵制着新时期文学，影响着作家的“知识分子性”的发育与生长。“文革文学”的阴影与消极面仍然存在于新时期文学之中，这不仅表现“文革文学”某种方式的惯性“运动”，还表现在长期的“心理暴力”对作家的禁锢；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有学术政治化的现象，而一些人还习惯运用“大批判”的方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文化开始转型，也只有在这样的形势下，知识分子与体制，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才发生了重大的转换。这是我把“文革后”的下限划在1992年的主要原因。
      对一个在“文革”时期充分发展，又与整个中国百年历史相关联的文学史阶段“文革文学”，人们在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以及日常生活领域中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见诸批评和文学史的较为流行的看法是：“文革文学一片空白”，有些文学史著作则干脆不提这段历史。事实上，无论我们如何叙述和理解，“文革文学”作为一种存在是历史的。“文革”已经结束二十年，关于“文革文学”的研究非常薄弱甚至是“空白”。——因此，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残缺不全的。对“文革文学”的理解不仅与个人的精神背景和文学观念有关，而且与政治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有几方面的因素妨碍着“文革文学”的研究并影响了对“文革文学”的认识。这些因素有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但症结并不全在这里。
      我在前面的叙述已经说明“文革文学是一片空白”的论断是心理的而非历史的。在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前，有几个问题需要辨析，因为对“文革文学”的误解和关于“文革文学”研究的误区是与这几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关于文学的“常态状”和“非常态状”。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中，我们习惯于研究“常态状”的文学，对“常态状”的文学往往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和理论准备。“文革文学”是“非常态状”的文学，对它的研究既需要一般理论，还需要与研究对象相契合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因此关于“文革文学”的研究如果要提升到高水平的学术层次上，这样的研究过程应当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其次是“文革文学”的研究价值与“文革文学”本身的价值。从价值取向上否定以极左意识形态话语为主体的“文革文学”不能代替对“文革文学”的研究，以为研究就是肯定“文革文学”或者以为否定就是放弃研究的想法是一种误解。“文革文学”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它在历史的范围之内，而且在于它从极端处启示我们认识人类和作为人类认识、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的文学。“文革文学”反人性、反文化等本质特征所包含的启示，是中国文学史的另外一种财富。第三，专门研究与文学史写作。我不主张将二者截然分开。不能离开文学史这样一个参照系，但是又不能把文学史写作归于审美判断一途，对文学作出审美价值的判断是常见的、习惯的文学史模式，然而不是唯一的模式。这些年来学术发展的成就之一是形成了多元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写作方式，如果按照选经典、排坐次的方式来研究“文革文学”那就不能不错位，相对于这样一种方式，“文革文学”的研究和关于“文革文学史”的写作更加要注重文学发展的过程。作专门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同样存在于文学史写作中。在这里还涉及到“文革文学”的研究是“描述”还是“判断”的问题，我以为表明倾向性的判断存在于“描述”之中。最后，从政治上批判“文革文学”不能代替对“文革文学”的学术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辨析，将会防止种种偏见限制我们研究“文革文学”的视野。
      对“文革文学”的研究，应当在学理的层面上体现“文革文学”研究的特色。我以为，有这样几点是需要强调的：注重揭示意识形态与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文革”对文学的影响，阐释“文学”中的“文革”；注重作家的思想命运与心路历程的描述，把握“文革文学”内在的思想结构；注重对“文革文学”整体的、本质的把握，不作单独的体裁研究；注重文学思潮、现象、文本形成过程的研究；注重剖析“文革文学”的审美变态现象；注重“文革文学”史料的梳理、积累并加以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