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大巴山老知青文革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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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文字实录

陈晓楠：由于“四清”运动的开展，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老知青们对于“上山下乡”早已经心生不满，因此当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他们可谓是欢欣鼓舞，以为离开农村的机会终于要到来了。只是随着这场运动愈演愈烈，他们的好梦很快就被打碎了。

解说：庐晓蓉的“文革”从这一天开始。

庐晓蓉（1964年重庆大巴山知青）：1966年的6月8号，我永远都记得这个日子。那就是草壩区就召开一次三秋生产动员大会，全区的，就通知各个社办场，全部知青都参加。区委书记做报告，然后就说到，就说我们主要在生产一线，主要是抓生产，对于那些搞运动啊那些事情呢，我们是不提倡参加的。就不点名的提到了我们星火茶场，就是好像在开始有那种，有那种躁动。回那个农场的路上大家就议论纷纷了，就议论纷纷了，就觉得好像在压制我们，压制我们这种革命的热情。好，就有人提出来我们去贴那书记的大字报。

解说：知青们把大字报贴到了区政府，谁知，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倒遭到了批评。区里派领导下到茶场，提醒知青们要注意，这一举动，让知青和公社之间的对立情绪，逐步升级。

庐晓蓉：在场里面就，也有七个知青，联名呢就写了一封信，我们要求撤场插队，真正到贫下中农当中去，因为搞这个农场，搞了半天，又挨批，又说我们做得不对，那我们干脆直接到，当时我就写了封信，申请直接下农，到农村去。这封信呢又被批评，又被区社领导批评。后来知青们就想不通了，想不通了那就说推选两个代表到北京，到中央安置办去反映情况，反应我们受压的情况。

解说：庐晓蓉和另一位女知青被推举为代表，揣着父母给的车票钱，一路偷跑去了北京。

庐晓蓉：当时去还是偷偷的跑的，而且我们都走小路，穿那些树林啊什么的不敢走大路的。步行一百里，就是我们要进城要回家都是要步行一百里，到有客车的地方，坐上客车。

解说：在火车上，她们第一次见到了北京来的红卫兵，也第一次感受到了革命的气氛。

庐晓蓉：所谓的革命的气氛了，就已经有北京来的红卫兵了，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北京来的标准的一口京腔。在火车上呢就开始揪斗，揪斗所谓那出身不好的人，我亲眼见到的呢，就是斗一个他们认为是地主出身的，一个大概四五十岁的一个女的，长的还白白净净，但是老是低着头。因为他们把她的头剃了个阴阳头，剃了一个阴阳头然后把她带的一个手提箱吧，把它翻的乱七八糟，然后挂在她的胸前，然后就挨着车厢，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的就斗她。一边斗一边高喊口号，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路这么叫一路叫。

解说：一路蔓延的革命情绪，让出身不好的庐晓蓉胆战心惊。

庐晓蓉：然后呢快到郑州的时候，郑州之前，到郑州火车站之前，广播里面就喊，就出身不好的郑州站早点滚下车，不准到北京，首都是不欢迎狗崽子的。在那种情况下，我就跟那个女知青两个商量，我们怎么办。我们不都是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嘛，那么就应该在郑州下车，如果不下车到了北京车查出来，那就不得了了，那就跟那个人的下场一样啊。但是呢又觉得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就这么中途回去也不对，就侥幸的想最好车上没有人能够认出我们来，那就没关系，反正他没有证件可查的嘛，后来就这样到了北京。

解说：庐晓蓉在北京时，正赶上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运动，她和同伴一起早早的就赶到了天安门广场，渴望一睹领袖的风采。

庐晓蓉：反正上午十点钟了还是怎么样，还觉得很激动，跟到一起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且我当时的印象是觉得毛的那个身形啊很突出，跟他周围的人啊好像他有个光环似的，跟周围的人突出，他不管走到哪里，一下子就，一眼就看得出来，激动得不得了啊。

解说：此时，北京聚集了大量和庐晓蓉一样到北京反映问题的老知青。他们赴京的第一站就是中央安置办。庐晓蓉揣着一大堆资料，满怀希望地找到那里，却发现安置办早已被各地赴京的老知青们挤得近乎瘫痪，根本没人把她们当回事。

庐晓蓉：还有觉得如果这样乱成一团的话，这怎么办啊，就这种感觉。还有，我们的问题怎么能解决呢，乱成这个样，我们这点问题算什么呢，解决不了问题了嘛。就看到一些大字报，大字报我就觉得很无聊，大字报都是张三骂李四，李四骂王五，你骂来我骂去，而且都是捕风捉影的很多事情。所以我心里边这种氛围我已经不大，不大感兴趣了，就经过这一次旅行呢，我就很淡漠了，对这个运动很淡漠了。

解说：正当庐晓蓉对“文革”淡漠之时，邓鹏的“文革”开始了。林场的收音机陆陆续续传来了来自北京的消息。

邓鹏（1964年重庆大巴山知青）：大伙就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吧。那么我们也来写一张大字报怎么样，所以说大家呢当时的一时兴起，对，我们就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谁在哪个地方找出来一张红纸，然后我们就写张大字报，意思就是第一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红卫兵尖刀战斗队，然后呢这个红卫兵尖刀战斗队他的任务就是要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等等等等。

解说：知青们徒步四个小时，兴高采烈地把大字报贴到了区政府，大功告成凯旋而归。

邓鹏：我现在回忆当时，就是我们在农场的两年，太单调，与我们当初对农村的这种梦想跟设想，差距太大了。于是呢突然之间在非常单调和乏味的生活里边，突然有了一点可以引起我们兴奋，而且可以理直气壮的发挥一下自己的这种想象和热情的这么一件事。这完全是无知的，完全是一种一时的冲动，没有任何的纲领，没有任何的目标。

解说：然而，正是这张没有任何诉求的大字报，让邓鹏倒了大霉。

邓鹏：开会就有这个决议，就由我们公社的社长宣读。大意是，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这个林场这个茶场就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其中为首的就是邓鹏。现在我代表达县地区党委宣布邓鹏为现行反革命，责成邓鹏进行坦白、交代。我一听，一下浑身从头凉到脚。

解说：被打成反革命之后，邓鹏被送到山沟里，隔离了起来。

邓鹏：很孤单，很孤单，不过呢我觉得孤单呢也是一种解脱，就是和其他的朋友，和其他的知青呢就没有打照面的机会，也是一种解脱。

解说：正当邓鹏被隔离时，在“四清”运动中遭到批斗的徐祜，却因为“文革”的到来，而被平反。和徐祜同住一个地窝子的天津知青，给他带来了这个好消息。

徐祜（1964年甘肃兵团知青）：有个原来我们那个地窝子的，叫程万里的，也是我们一中同学。有一天打饭回来路上，他忽然趁着没人注意，非常神秘的走到我跟前，悄悄的唧唧地跟我说了几句话，说全国都在平反了，你这事早晚要平反的，说完了就跑了。我就觉得心里有底了，有底不是说肯定我能平反，我就明白了我的同学们实际上并不是像大会上那样的，他们心底里另有一本账。我心里就有这个底了，但是我更不能跟他们说话，我不能给他们找麻烦，我相信不是他一个人这样。

解说：1966年7月，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回京后，随后发表谈话。他说道，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有人天天说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此一言，暗示着刘少奇命运的跌落，却给徐祜带来了希望。时至今日，徐祜依然认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救了他的命。

徐祜：如果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我这一辈子就永远那样下去，甚至也就活不了多少年。但是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我当时就解放了，扬眉吐气啊。就凡是整我那些人他们马上他们就非常处于非常众叛亲离这种孤家寡人的地位了。

解说：不久后，关在山上被隔离的邓鹏也得到解放，几个来自隔壁茶场的女知青，从天而降。

邓鹏：有人就来告诉我，说星火茶场来人了，然后她们来了过后，她们就说，开门见山，我们是来解放你的。那个时候觉得很好像我就真的解放了一样，然后说我们那边知青已经翻过来了。我们成立了硬骨头战斗队，我们要准备要上访，要去告状。

解说：1967年，除夕的那个晚上，带着辞旧迎新的热情，大巴山的知青从四面八方各个农场聚集到万源县城。

邓鹏：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在那种通讯那么落后的情况下，怎么一个县那么多，好几百知青，就会准时地到县里面就集中了。而且就开了那么一个誓师大会，我现在觉得是一个奇迹。因为从我们那个，从我们林场到县里面要走整整一个整天，要翻三座山，才能够到县城。而到了县城的第二天，就开了那么一个会。

解说：几百名知青们，按着万源县的街道游行，这个安静的西南小镇，一下子轰动了起来。

邓鹏：大家举着红旗，有那么几面红旗，还有毛主席的像，还有一些标语嘛，然后边走边喊口号。口号呢，我想不外乎是文革初期那些口号，比如说这个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诸如此类的，非常非常一般地口号。

解说：知青李忠公，正是那次集会的发起人。

李忠公（1964年重庆大巴山知青）：那个时候火一下子就点燃了，压在心里面那种压抑的那种感觉一下就爆发出来了。就像很可能是一次再生、机会。我跟我们几个林场的知青讲，我说我到林场去看一看，究竟情况如何。去看了过后，把整个的形势分析了过后，我就到另一个林场去，起草了一份告全县知青同胞书，我起草的。起草的什么呢就呼吁大家要改变我们的现状，要反映我们的问题，就说林场里头有些什么问题，前途。我们造反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个材料知识青年社办林场的材料整理起来过后反映到省里面反映到中央去。

解说：知青们对于社办茶场的模式，产生了质疑。并在誓师大会上形成共识，按照他们的逻辑，作为社办农场主办方的重庆市委和达县地委，如今已经被当作走资派打倒，农场自然也应该被取缔。在大会的最后，知青们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诉求，杀回城里干革命。

刘晓萌（知青研究专家）：文革的狂飙从天而落，他们就觉得找到时机了嘛，所以借着批判刘少奇，借着打到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就回城市造反，希望通过这种造反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定宜庄（知青研究专家）：我造刘少奇的反，那他搞的“上山下乡”，那他一倒我们就，就说明这政策是错的了。所以既然政策是错的，我们回城的机会就来了，他们把希望都是寄托在这个上。

刘晓萌：可是他们错了，因为文化革命是在一个更“左”更狂暴的这么一个环境下，进行的一场新的所谓政治革命。

解说：誓师大会之后，邓鹏和社友们冒着除夕的大雪又走了一天山路，回到林场。第二天就上路，回重庆造反。

邓鹏：我觉得就好像，我为造反而造反，我不知道我们造反的前提是怎么样，但是一旦你开始造反的话，你就像射出的回头箭一样，你没有回头的余地，你必须得向前走。

解说：在重庆刚呆上一个半月，邓鹏就被推举去北京告状。

蹦堋：第一件事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报告递到那个接待站去。国务院的接待站，希望得到接见，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接见。

解说：而农垦部外的一张大字报，彻底改变了他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

邓鹏：说到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或者1964年，在一次有关城市的居民安置工作上面的讲话。他就大体的意思就是说从大跃进以来到6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发展的严重地不平衡，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国民经济的发展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需要，城市不能为城市的人口，特别是高初中的毕业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高中或初中教育部门，不能够吸收所有的高初中的毕业生，所以说政府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这么一个矛盾。为“上山下乡”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劳永逸的方法。所有那些政治上的包装，都是为了这个经济上的需要和经济上的紧迫的一张遮羞布。我们被，拿今天的话说我们被忽悠了。所以说我回到重庆，回到重庆回到1967年春天我就成了逍遥派，不想干了。

解说：1967年2月，邓鹏从北京回到重庆，此时昔日的农场已经被打乱得面目全非，生产凋敝。场里的知青们，纷纷为自己寻找出路。

邓鹏：我们说我们林场的三个美女，那时候我想她们也就二十岁左右吧，突然就远走高飞，我才听说她们到浙江去了。浙江那个地方转业军人，农村的转业军人和他们建立家庭去了。后来我见到她们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们一走，我们全场的男生就军心打乱，你们的离开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当时处境的可悲。就我们自己和我们曾经朝夕相处的姑娘，都在我们身上看不到前途。你想，如果是当时的“上山下乡”政策，如果再坚持十年，女知青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解说：大量老知青回城，闹着要把户口迁回来。但是在“文革”正如火如荼的开展，各级政府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要把户口迁回城里谈何容易。因此为了这纸户口，老知青们可是使出了十八般武艺，演出了种种闹剧。

邓鹏：一种呢就是强迫，有的知青回去了，把这个刀子放在桌子上，强迫把这个公安的特派员弄过来，我们要回重庆。你今天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然后呢当地的干部就被迫的，就给这些知青写了这个迁移证，然后同意，兹同意某某某，把户口从达县地区万源县草壩区某某公社，然后迁回重庆，第二种呢就是欺骗。

解说：李忠公就用这欺骗的办法，拿到了将户口迁回城市的证明。

李忠公：那个时候我就碰到几个我们县里面的知青。那几个知青是没有参加我们造反的，他就给我讲，你造什么反嘛，还不如把户口办好回去呢。我不相信当时，我们林场另外一个知青，他就跟我，他说他们几个有办法，他们几个有办法。他们不给我们说啥办法，我们一听跟着他们走。好，最后就到省革命委员会的省筹那个时候是，筹备委员会。开个证明他说，反映问题嘛，反映了问题他给你出个证明，回去不能报复打击的嘛，好好我说，好，我们就天天去走访省革筹。好，等到我们了拿了个证明，他们就给讲，把这个证明拿回去办户口，，狸猫换太子实际上是要他的章。本来写的是回去不要打击报复，我们这批人去反映问题不要打击报复。结果上面改成了他们要求办户口酌情解决。我说那个肯定不行，他们好多人都办成了。

解说：无论用哪种方式拿到回城回户口，老知青们迟早要发现这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邓鹏：大部分通过这种欺骗，或者强迫或者其他的升段，把户口弄回城市的，全部到后来到1968年，1969年，1970年全部会几乎无疑一漏的被赶了回去，他们的户口全部无效。

刘晓萌：从1966年到1967年，高校不招生，工厂不招工，所有新的几届中学生的就业升学都成了问题了。所以当时中共领导人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批在城市里的这批毕业生也就是当时的红卫兵，要把他们弄到农村去。所以这个现实需要就要重新把“上山下乡”运动不但提上日程，而且要用更大规模的推进。所以这个背景下那你这个“文革”前老知青，你还想通过造反回到城市里去重新落户找工作，那实际上真是不可想象。所以他们的这个造反最后以一个落败而告终。

解说：庐晓蓉从北京告状回来后发现，昔日的农场，竟山头林立，她也莫名其妙的被划为了保守派，受到造反派的辱骂。

庐晓蓉：我并不承认我是保守派，但你不造反你就是保守派，我没挨过打，但是挨骂是挨够了。就我们白天在外面生产，晚上回到寝室他们就开始骂。

解说：在1967年的那次回城潮中，大部分造反派都回到重庆闹革命，这让庐晓蓉过了几天安生日子。然而好日子没持续多久，中央的一纸号令，造反派们又杀回了农场，消息传来，庐晓蓉彻夜难眠。

庐晓蓉：比较温和的造反派里面，就有两个，有两个女生。就悄悄的跟我讲，她说你们要躲一躲，说他们回来会打你们的，这个情况下我就很紧张了嘛，那个时候怎么躲。到哪去躲，大山里面。我就想，应该到公社去，应该到镇上去。因为在这里他打我打死了，都没有一个人证明对不对，我到镇上去很多人可以看到。

解说：庐晓蓉和另两个被打成保守派的女生连夜打包，送到附近的农民家。第二天一早，借口要去买米做饭，抄小路逃到了镇上。此时，镇里早已是萧条一片，公社的会计给她们画了一张路线图，让他们逃到附近的生产队里去。正当她们走出公社大门时，竟和造反派狭路相逢。

庐晓蓉：就是那个激烈的造反派就有个人来了，他们有个象徵，腰上就系着那个红绸子。红绸子，然后身上别着刀的，有的是刀插在靴子里，有的是刀插在那个红带子上。就走上来一个，我以为是抓我的，我就叫那两个女生走开，我说你们两个躲开躲开。她们两个不躲，我说躲开，如果他打我把我打死了你们两个还可以证明呢。那个时候就不怕了，我决不举手投降，我决不会投降，你打就打，杀就杀。结果他走上了公社那个阶梯以后呢，几乎要到我面前了，又折转身走掉了，没有打我，也没抓我。走掉了，后来听说呢他们是去抓，抓和打另外一个人去了。

陈晓楠：在公社干部和生产队农民的帮助之下，庐晓蓉躲过了武斗回到了重庆。而在全国，一场更加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正以十倍的规模展开着。然而和那些狂热的新加入的知青不同，老知青们此时大多成了“逍遥派”。对于他们来说，“文革”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明天同一时间，请看《无声的群落》最后一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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