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评《炎黄春秋》反毛--毛泽东自己果真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吗？
评《炎黄春秋》反毛--毛泽东自己果真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吗？
岳青山
岳青山：毛泽东自己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吗？
—评李锐非毛反毛(50)
几个月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过《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编写的资深专家黄允升研究员，在网上发文，以确凿的事实指出，李锐反复攻击毛泽东在1950的“五一”口号中，自己加了一个“毛主席万岁！”，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由此我联想到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李锐攻击毛泽东在延安提出自己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同样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李锐是这么说的：“王明还说：1941年，毛曾经对他谈过自己创立‘毛泽东主义’的想法：‘新民主主义论就是毛泽东主义。我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毛泽东主义的这么一部理论著作’”。据此李锐说：“1939年毛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就考虑到这一点了。只是当时不能公开，现在可以了。这也许是毛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许多考虑中最重要的一种。从这一角度说，他倒是非常诚心的。”（《炎黄春秋》07年第2期）这就是说，毛泽东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要“创立毛泽东主义”，而提出新民主义理论诸多考虑中，“最重要的”不是中国革命的需要，而不要“创立毛泽东主义”。
历史的真实果真是如此？
王明所谓毛泽东同他的个别谈话，别人无法知晓。但从大量的历史事实来看，这显然是对毛泽东的莫大污蔑！
我的依据有六：
证据其一、单单王明所谓毛泽东同他的个别谈话，无论如何不足为证。王明何许人也？他就是那个自称“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是那个诋毁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是那个在党内创造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人。此人在第1次大革命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遭致严重失败后，长期占据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位，完全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照搬苏联大城市武装起义，致使中央根据地来一个二万五千里“大搬家”，中国的红色根据地几乎丢失怠尽，工农革命力量损失约百分之九十之多。延安整风中，党和毛泽东严肃地批评和否定了他的错误路线，但对他仁至义尽，七大、八大都把他选为中委。而他却在解放后，以“治病”为由，长期滞留苏联，后来投靠“苏修”，成了赫鲁晓夫豢养的一条反华反毛的凶恶“鹰犬”。这样一个人在投靠苏修后抛出来的反华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在同他个别谈话时，说自己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对于这样的攻击，任何一个“良知尚存”的人，都不能不对此打上个疑问。而李锐却如获至宝，不做任何查证，就作为大捧，想把毛泽东砸碎。众所周知，在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统治期间，毛泽东深受其害。对王明其人，毛泽东比谁都认识得更清。怎能设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前尚未对的王明的严重错误展开批评之时，会把自己要如此重要的想法，单独对他提出？怎能设想毛泽东会愚蠢到把自己的此种想法单向早已为自己所深知，并曾攻击自己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呢？
证据其二、毛泽东不会不道知道，自己果真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必须要经过党的“七大”讨论通过才行。这就理所当然地要先同中央其他“几大书记”商量，先向中央其他领导提出。党的七大是根据刘少奇的提议，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定名为“毛泽东思想”。难道这是否定了毛泽东自己的本意是要“创立毛泽东主义”的结果？从毛泽东在“七大”时期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乃至当时全党的理论水平来看，如果他真是“诚心”诚意要创立毛泽东主义，那么，刘少奇和中央其他领导却否定毛泽东自己的本意，只同意名曰“毛泽东思想”，可能性应是不大的。如果王明所谓毛泽东同他的个别谈话属实，那么，李锐从延安其他同志那里找出一件两件证据证实，理当易于反掌。而他却一件半件也找不到，只能证明这种指控本来就是子虚乌有！
证据其三、《汪东兴日记》1947年10月12日记载着一个事实：“下午，我在窑洞里看中央社会部发给我的《马恩列斯毛》这本书，主席进来……顺拿起我看的书，说这书的标题不对。我曾经说过，不要把我的名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并论。在中央十七大时就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也有人提马恩列斯毛，我是坚决不干。后来就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了，有人要这样提，有什么办法？”（第80页）
这就清楚说明七大时，毛泽东连别人提出“毛泽东思想”，乃至把“马恩列斯毛”并论，都“坚决不干”，又何来自己“最重要的”考虑是创立什么“毛泽东主义”咧！
证据其四、1948年8月13日，时任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致电周恩来同志：说他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的提法“是否妥当”，请周恩来“同主席与少奇商量后，赐以指示。”（《》第卷，第页）
如果毛泽东果真是要创立“毛泽东主义”，结果被“七大”否了，那么吴老建议将“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也就正合毛泽东的原意，是求之不得的。然而，毛泽东却在两天后斩钉截铁电复吴老，坚决不同意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的主张。他尖锐指出：“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号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还指出，“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说成‘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文集》第5卷，第123页）
这个铁的事实清楚证明，毛泽东是何等“坚决反对”有人提出所谓把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毛泽东主义”，将“马、恩、列、斯、毛”并列，以及“主要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等等主张。因为一则“不合实际”，二则“无益有害。”这些白纸黑字，李锐这何全然置于不顾？真可谓“反毛智昏”，达于极致！
证据其五、1949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王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所作的批评。原来，正是这个王明不赞同刘少奇七大时把毛泽东思想只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提出应扩张、提升为“马列主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王明的此种提法。
他说：“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分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而且，我们说殖民地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买货，这又怎么办呢？”他还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等等，而不要把毛现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文集》第5卷，第257、261页）他还形象地把马克思主义比喻为“总店”，而我们中国的东西只是一家“分店”而已。毛泽东说得多么深刻，多么诚实、诚笃、诚恳呀！
这就清楚表明，王明此人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升华、扩张为“马列主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毛泽东都坚决否定，又何来曾向他提出自己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呢？
证据其六、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是周世钊的谈话。1967年6月17日，毛泽东在同周世钊的谈话中，再次明确表示，用他的名字命名“毛泽东思想”，实在是无可奈何。他是这么说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思想体系。”“大家觉得有必要给这种思对想体系安一个名称。”“党中央当时把这种正确思想体系叫做‘毛泽东思想’，决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就完全是一个人的思想。它是包括一班人的正确思想在内的。明确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包括我们这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思想在内的思想，只不过用我的名字代替罢了。”“但我一直不同意用我的名字来代替。我曾经多次批示不用‘毛泽东思想’，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他们不听，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当然在这个正确思想体系里面，我的东西可能要多一点。”（《领袖情毛泽东与周世钊》第95页）
在这里，毛泽东重申，以他的名字命名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实出无奈。
总上可知，李锐所谓毛泽东在延安就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如同毛泽东在五一口号自己增加一个“毛主席万岁”一样，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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