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后
“文革”前后时间： 2017-04-12 来源： 点击量：604
1966年5月,我被调到四川省棉麻菸茶公司工作，7月，一台卡车拉着我一家人的衣物被褥和烧剩下的煤炭柴火，从生活了十四年之久的灌县搬到了成都东打铜街30号大院。
当时，“文革”已经开始。和大家一样，我开始并不理解，对造反派们的作为看不上眼，但对毛主席、共产党的信任没有动摇。当造反派造温江地委的反，抄出了我当年为粮食问题给地委打的报告后，他们找到我。说：“欢迎你革命，站到造反派一边，走，去造地委、省委的反！”我不怕得罪他们，严词拒绝了。话又说回来，我调离灌县，从另一个角度看，未必不是好事。如果继续在灌县，文革中不知道要被斗成什么样子。调离后至少把“建国后十七年”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分散到灌县和成都两地了。不然，依我的秉性和脾气，不知要受多少罪。
初到成都时，是我一家最困难的时期。人生地不熟的，经济上更是雪上加霜。许多日用品、食品、都是凭票证供应。别说无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首先每日三餐生火做饭，让孩子们吃饱肚子就是个大问题。缺柴少煤的，生火做饭得用旧报纸点火。
1969年初的一天，在青城山下乡当知青的李必超、罗远群——我儿子探许的同学，到成都看望我们。郭玉梅煮些面条给他们吃，烧的柴火是湿的，见到她被烟呛得咳个停，眼泪直流，李必超心里很难受。想到在困难时期，郭玉梅知他是个孤儿吃不饱，加上又是探许的同学，便常拿点糠粑粑、豆腐渣馍馍给他。李必超知恩图报，便和罗远群商量，青城山上遍山的枯枝，捡点来能解决陈叔叔一家生火做饭的问题。于是，他们便经常在山上捡枯枝、砍树杈子，晒干后，再打成捆。一次次的背十几里山路下山，积累一定量后，又搭汽车送到成都东打铜30号我家。每次都要辗转忙活整整一天。不用说，这些柴火还真起作用，解决了我家做饭的大问题。后来还找到些稍好的木料，我舍不得烧，便利用下班时间，做了一套“沙发”，这是到成都后第一套“像样”的家具。再后来又发明制作了能坐两个孙女的“双人”推车。大院内的邻居们非常羡慕，说：你陈彬在灌县还有这么好的亲戚朋友，被打成走资派成天被批斗，居然还有人送柴火。对此，我很感动，常对孩子们说，这是患难之中见真情，是“雪中送炭”！
东打铜街
成都东打铜街30号——黄公馆，这里承载了我家孩子们成长的大部分经历，同时也是对文革十年酸甜苦辣经历的高度浓缩。这座始建于清末民初的大院，完善地保留了晚清到民国时期四川官宅大院的所有制式特点，其建筑的精美程度和规格为当时成都少有。解放前，它的主人是国民革命军第95军军长兼成都城防司令黄隐，后跟随邓锡侯将军起义。无独有偶，据说，那时，四川省领导有的住在前卫街36号——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将军的公馆内。
在众多街坊眼目中，解放前，东打铜街30号是衙门、公馆，如今住的是“当官”的。所以对这座深宅大院，总有几分神秘感。实际上，那里的住户有近20余家，均为四川省商业厅、供销社和省日杂公司和省五金公司的干部和家属。
“文革”初期，每天，我不是被批斗就是写检查，心想：“管他呢，就当练写字吧！”而妻子郭玉梅发愁的是安排一家人的生活，这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难着呢。而留给家中的老三小川、老四小林、老五小里、老六郭岗幼小心灵的印记却是血淋淋的。
那时，我是灌县造反派和棉麻公司造反派争夺批斗的对象，被批斗成为家常便饭，但我总不让家人知晓。常常是灌县造反派把我弄到灌县批斗一阵，棉麻公司造反派又把我弄回成都批斗。只有一次，我和商业厅、省供销社的几个“走资派”一起，被押至与家一墙之隔的商业厅礼堂批斗时，被几个孩子爬窗户看见：我戴着高帽子，低下头没法弯腰（因戴着一条宽宽的硬皮带护腰）接受批斗。回家后，我仍然是一副笑脸。此时，我已经把政治问题看得很淡了：用乐观的心态应对压力，在压力面前体现乐观心态，受批斗后回家拉胡琴自娱自乐。造反派知道后说：走资派还在走，还没有斗倒，他还在拉胡琴。接着又是一轮批斗。后来，我干脆将两张大床拼在一起，和小儿子在床上练摔跤，享受天伦之乐。
造反派的内查外调不但没查出我的问题，反而帮我找到了不少南下后多年失去联系的老战友，象车守珠、陈国恩、薛志强、柳青、王正选等，在成都我们又经常串门聊天。
湾丘干校
根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开办省级机关‘五·七'干校”的指示，1969年初，只留下不到四分之一的“革命”干部在机关“抓革命，促生产”外，三千多名省级机关的大小干部，上至省委副书记，下至办事员和职工（其中有戴着“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权威”和“反革命”帽子的省、部委、厅局级200多人，处级800多人，一般干部1000多人，工勤人员1000多人），浩浩荡荡乘上运货的大卡车，坐在自带的铺盖卷上，被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被我接到成都颐养天年的老父亲陈懋义，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呆呆的望着我上车。爱人郭玉梅带着老五小里、老六郭岗送别，欲哭无泪，默默地看着汽车远去。谁知我和老父亲的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
省级机关的“五·七”干校在西昌米易县北端的湾丘乡安宁河两岸，由原来的一个劳改农场改建而成，有耕地近6000亩，有一定的设施，物质条件还可以。于是省革委一纸公文，这一切都划归“五·七”干校。干校设办事组、政工组、后勤组和校直属卫生队，下编六个营十八个连队。校门正对214省道，交通相对方便。附近还有几个知青点，知青们正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常有知青到干校串门。
一棵硕大的黄桷树，枝繁叶产茂，亭亭若盖，是湾丘“五·七”干校的标志之一，也是省级机关“五·七”战士们永远的记忆。
对我而言，到湾丘五七干校去，不亚于当年别妻离子南下，而心情却不能同日而语。心情沉重迷茫：一家人天各一方，分处几地，有困难时怎伸援手？这一去一年、两年、还是八年？谁也说不清楚。到干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不怕。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我本来就是一个放羊娃出身的农民，当干部也己经几起几落了。什么时候才能稳定？什么时候才能安安心心搞建设？
一到干校，军代表先训话，他号召大家“活在湾丘，干在湾丘，死了埋在湾丘，肥湾丘一块地”。要扎根就首先要解决好吃住问题，然后安排大家上山伐木修建永久性的校舍，平场地，打土墙，上梁，屋顶盖上牛毛毡，装上门窗。终于住进了自己动手修建的校舍。虽然苦和累，但少了“造反派”的干扰和文革的喧闹，日子过得也算平静。
我们到干校时，是戴着各种帽子来的，没了干部大小，没了年龄上的差距，互相怎么称呼却是个难题。群众对我们，既不能称原职务，那样有“复辟”之嫌，又不能称呼“造反派”随意扣上的帽子，这既无权威机关的定性结论，加之本人根本不认可。称老张老李又似乎过于亲切而未划清界线，这个难题并没有难倒军代表和“五七战士”们，不久统一称为“当权派”。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发明的，谁也说不了什么，这既承认了我们的过去地位，含有几分尊重，又没有为我们走的道路定性，避开了政治风险，我们也觉得没有恶意，不加拒绝地承认了。很快，“当权派”简化为“老当”，成为“文革”特定环境下的专用名词。“老当”前面加上姓，就“王老当”“陈老当”的叫开了。
我所在连队是农业队，既要栽秧打谷干大田的活路，还要自办食堂烧开水，种植蔬菜、养猪。我这个“陈老当”很快出彩：我当了十三年的县委书记，经常下乡参加大田劳动，学会了不少农活，使牛耕田、栽秧打谷，种点蔬菜更是小菜一碟。就是调到棉麻公司后，也还在锦江宾馆空地上给省委书记种过棉花试验田。赶牛犁田时，我让那一大帮子机关干部很是吃惊和羡慕，有年轻不服气的要求试一试，不是牛不听话不拉犁，就是犁尖在地上划一道浅沟，没有翻开土地，只好败下阵来。军代表马上委我以第三连连长职务，负责生产管理。须知，我这个连长的手下还有不少年纪比我大、官位比我高的“老当”！
当然，种粮食蔬菜的活路也并不轻松。犁田平地不用说，栽秧子割谷子那可是个累人的活。我个子不矮，因有腰伤，弯腰的活路是最头痛的事，没有办法，只得咬牙坚持。心想政治上已经够倒霉了，劳动上决不能再败下阵来。就是挑水担粪也让人够呛。生活区到菜地并不近，百十斤的担子在肩上，右肩换左肩还要休息一下才能到菜地。湾丘的日照好，庄稼蔬菜长得快，但“老当”们人也瘦得快黑得快。干校墙上贴的大标语：“脸晒黑了，心练红了，腿走瘸了，路走正了，离家远了，北京近了。” 就是最好的写照。
在城里每人猪肉的定量，到湾丘后却保证不了。三天一顿荤菜，便叫“打牙祭”了。整日玉米、土豆、红薯、南瓜，早把肚中的油水刮干净了：半斤油炒一大锅菜，肚里有油才怪！
一次为帮厨，我提前收工，回来的路上，有一条黄黑相间花纹的大蛇正从田的一侧爬往另一侧。在北方很少见到蛇，我不能分辨出它是否毒蛇。一想到田里收割麦子的人们，一颗心顿时悬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顺手举起肩上的锄头，一锄下去便把蛇头砸个稀烂，而蛇身还在剧烈地扭动着。于是用锄把挑起蛇，扛在肩上，一路上盘算着如何做好这餐蛇肉，给大家一个惊喜。
到厨房后面，剥去蛇皮后，从背部去掉骨头后切成块，再用油锅爆香葱、姜、蒜后，将蛇肉下锅翻炒。当蛇肉由内向外翻出呈白色后，下盐和胡椒粉，再加入南瓜加汤炖煮，直至汤汁成乳白色，加入香葱。取名为“蛇肉南瓜汤”，我并非厨师，却在无意中用新鲜而原始的食材，做了一餐“高级”厨师才能做出的菜来。看到收工回来的人们，我肩搭一条毛巾象堂倌一样得意的高喊：“今天打牙祭了，有肉汤喝！”大家争先恐后地各自盛一碗，就着米饭，悄无声息地吃起来，只听一片“呼啦呼啦”喝汤的声音。直呼：“陈老当，这是什么肉啊？太好吃了，这么鲜？”几位女同志缠着我问，我面带几分神密的笑容，招呼她们到厨房后面，说：“看看你们就知道是什么肉了。” 见地上一堆卷曲着的皮，有人顿时翻肠倒肚的呕吐起来。我在一旁笑着说：“我忙活了半天，山珍野味你们这样吐掉太可惜了！” 也许这是她(他)们平生第一次吃野味呢。
干校老当们使用最多的，随处可见的是一种叫马扎的自制小凳，它由八根木棍组成，上面再用布条联接好。收起来体积不大又很轻便，可随身携带，要用时展开放下就是一个小凳子，人手一个谁也离不了。开会(会多) 、学习(经常) 、看电影(样板戏) 、看演出(自娱自乐) 都要用它，就是休息时给家人写信，也是坐在上面扒在床铺上写。我又发挥动手能力强，有木工手艺的优势，大显身手，不光自己做好一个马扎，而且还帮那些年老体弱、动手能力差的“老当们”做了不少马扎——因为我是连长嘛！既可展示自己的手艺，帮助别的“老当们”，又能得到大家的好评——反正有的是木料和时间！
1970年６月，大儿子陈探许从山西临汾空军部队回家探亲时，向部队领导提出要求：“到湾丘五﹒七干校探视父亲。”部队领导考虑到四川形势不稳定，为安全起见，没有同意他去湾丘。无奈之下，探许只得放弃了去湾丘探视我的机会。
1971年2月 我被“解放”从湾丘五七干校回蓉时，妻子郭玉梅去接我，差点认不出：人变得又黑又瘦胡子拉搓的，衣服也破烂不堪，心里难受得泪水止不住要往下流，赶紧转过身去擦掉，不想让我看见。其实，我早已看到眼里，为了不让大家难堪，只好当作没有事一样，提着铺盖卷回到东打铜30号大院自己家中。
止戈公社
文革中，我一家九口曾分处五地：我在湾丘干校；大女儿在北京上学；大儿子、二儿子同在山西临汾当兵；二女儿小林留在成都上中学；因林彪的一号命令，爱人郭玉梅带着老五、老六和八十六岁的老父亲被疏散到洪雅县止戈公社。当时，老五陈小里在家后面的墙壁上写下了：“我不愿意去洪雅！”几年后，一家人在家中团聚时，陈小里写在墙上的字迹还清晰可见。
1969年底，国内外战争乌云密布，北京的老干部被疏散到外地，各地也学着搞疏散，甚至连一部分城镇居民也被疏散到乡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棉麻公司造反派把我的家属疏散到洪雅县止戈公社。妻子郭玉梅生气地说：“你们看嘛，老陈已被你们送到湾丘干校去了，八十多岁的老人和一大堆娃娃怎么下乡？下乡后怎么生活？！”造反派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万般无奈，郭玉梅只好收拾好简单的被褥、衣服等行装，带着八十多岁的公公陈懋义、老五陈小里、老六郭岗，和另一家疏散人员一同上了卡车。大家心里泛起阵阵酸楚，只有我的老父亲高兴极了，脸上露出难得的微笑，他还以为这是送他回老家山西去呢！
卡车在柏油路上开了很长时间，又开上满布石子的公路，一路上颠得屁股酸麻。临近黄昏，拐进一条由青石板铺成的小路，终于停在一处古老的庙宇前，随即被告知这便是我家人的“安家”之处。后来才知道：那里是洪雅县止戈公社，与青衣江边一户余姓婆婆比邻而居。
历史有许多惊人的巧合。早年，我在晋绥老家薛家坪以教书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就是在一座古庙里，在敌占区工作时，区公所设在离石的安国寺，几十年后，我的老父及妻儿被遣送到乡下“避难”时，竟也是在一座乡村古庙！或许冥冥之中真有佛祖在保佑？！
老父亲陈懋义八十多岁了，总穿着一套山西老家的黑粗布棉袄。由于耳朵有点聋，不太能听清人们的话，更听不懂四川话，语言不通更谈不上与社会上的人交流，与家人也只能有些简单的交流。牙口不好，他只能吃点软和的面条和稀粥。早年长期在烈日照晒下劳动，使他脸上的皮肤像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满是岁月苍桑。精神好点时，还能杵着竹棍上街去转转，或用充满慈爱的眼光看着幼小的孙儿玩耍。长年的繁重劳动，使得他的手脚关节变得粗大，致使行动不便。严重的劳损提前预支了他的健康。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
到止戈公社不久，我的老父亲就病倒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再也没有出过房门。乡下本来就缺医少药，老人没能熬过那个冬天。就这样，这位在抗战时期，全力支持唯一的儿子参加抗战，支前时倾力运送八路军伤员，自己吃糠菜也要把小米、高梁节约出来支援八路军的老人，于1970年元月10日，永远离我而去了……
老父亲的离世，可难坏了我妻子郭玉梅。我远在湾丘，她还带着两个小的，怎么办呢？幸好，房东余婆婆叫来了左邻右舍前来帮忙。省棉麻公司当权者知道后，让郭玉梅就地处理老人后事。一向善良的她生平第二次愤怒地爆发了：“一家人被你们整得四分五裂，老人死了还不让儿孙们见上一面？不行！谁家没有老人？！”最后，他们才找了辆运煤的大卡车将老父亲的遗体运回成都。
作为孝子，我远在千里之外的湾丘，得知恶噩后，立即请假，连夜赶回成都奔丧。三天的旅程，转乘好几趟车，显得极其漫长。仅仅分别几个月，竟使父子阴阳两隔。我神情悲戚，欲哭无泪！作为独子，当初我接老父亲来四川，是为其能安享晚年，谁知却落得颠沛流离，客死异乡，令人心寒。儿子不能在父亲跟前尽孝，实为人生一大憾事！
我年青时的义兄、我的入党介绍人陈国恩，闻讯赶来。那时，他也在成都工作，因爱人瘫痪在床而未下放到湾丘。在他的鼎力协助下，举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后，将老父亲火化。遗憾的是他老人家回山西老家落叶归根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尤其令人伤悲！为了让在外地当兵和学习的孩子们安心工作、学习，我没有将爷爷去世的消息告诉他们。悲痛中，我为老父亲写下了几句挽词：
勤俭劳动整一生，
八旬有六悠然终。
拭泪化悲辞慈面，
继续革命安父心。
故世受尽阶级苦，
种田革命雪仇恨。
世世代代不忘本，
永远跟党闹革命。
为教育儿孙后辈，我还写下了忆父生平的四言家史 ： 一、家史
哀哀家父 与世永别 回忆生平 犹可学习
粉匠工人 三代世袭 代代受尽 资本剥削
你的父母 贫困夭折 时才九岁 读书七日
离开私塾 肩挑生活 上养祖母 弟妹皆属
别无他法 继承祖业
二、 受尽阶级苦
自学粉匠 身小力薄 每日喂猪 挑水四十
弟妹不行 俩人抬双 晚睡早起 不能旁息
和衣一枕 冷冻难眠 早起捣粉 前晌洗出
走在架底 冻手冻足 零下十度 北风凛列
裂如鱼口 淌流鲜血 财主之心 毒如蛇蝎
加工粉条 条件苛刻 实际出货 斗粮十五
可恶商人 硬定十七 浆渣黑粉 亏本仅得
粗的喂猪 黑粉人吃 常不能饱 草根补足
交货不够 立本定息 寒舍山地 血口吞嚼
恤惶若此 谁人怜惜
三、革命
代代受压 认清阶级 居心公正 待人以德
择吉邻人 亲属皆睦 逢老遇幼 笑脸好说
地下同志 均亲好待 夜半送粮 支援组织
联系穷哥 农会学习 一切言行 都听党说
一心革命 思想纯洁 晋西事变 政权夺得
从此天亮 推翻剥削 扬眉吐气 积极抗日
独苗孤子 向党献出 抬运伤员 迫不待及
自备衣食 慰问军烈 勤勉耕种 用粮节约
拣粪挑水 鸡叫时刻 自食糠菜 公粮好粟
四、养老
南下养老 如故朴实 江南暖和 常算季节
叨念农具 犁耙锹铁 咒骂封建 不忘阶级
寿年八六 悠然瞑目 一九七0 元月七日
一辈好人 实在难得 写此生平 子孙学习
继续革命 望父安息
1971年初，在洪雅生活一年后，一家人终于回到东打铜街3O号。
回城后，时常挂念洪雅的余婆婆，那时，她已七十高龄。我家人也曾通过信件寄去粮票以表示谢意。又过了些年，当儿子们携老母再度重游洪雅止戈公社时，古庙荡然无存，古老的街道早已被改造为农民新村。向街上老人打听余婆婆一家，他们说;余婆婆已于多年前仙逝，儿子到媳妇家的蒲江去了。时光保留下的只是久远的记忆和默默流淌的青衣江，以及孩子们心里的遗憾和怅然。
探视儿子
1971年3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棉、油、糖会议，散会后，我顺道前往山西临汾，看望两个当兵的儿子——老二探许和老三小川：探许在空军十二飞行学校，小川在陆军28军第82师。
4月1日晚，我到了临汾火车站，电话打到临汾三团机场，当时部队已经熄灯休息了。那时，临汾因为闹派性搞武斗，秩序还很乱。部队历来就很重视家属来队探亲，拥军优属嘛！更何况这是送上门的政治思想工作机会呢。大队长王益德安排中队长黄海和探许骑自行车去接我，为防止意外，他们还携带了短枪。团里知道后，认为不妥当，派出团里的唯一的一台北京吉普车去接我。
我已经五年没见大儿子探许了，这五年经历得太多、太多：被批斗、下放五七干校、大联合、恢复工作、到北京开会……当兵的儿子在部队搞全训，对地方上的混乱程度只在家人的来信中略知一二。
这里要感谢十二航校的校长孟力，这位倍受学员们尊敬的老八路、飞行老前辈，在“文革”政治环境那样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顶住压力，想尽办法，保护了十二航校一大批“家庭有问题”的学员，探许便是其中的一个。我快要“解放”时，儿子探许已经在侯马二团飞完了初教六，并入了党，当时已经转到临汾三团准备飞喷气式高级教机。
见到儿子时，我对中队长黄海说：“探儿长壮实了。”探许说：“爸爸，你来得正是时候，要是再晚来几天，恐怕难见上我了。”“为甚？”我不解的问，“过几天，我们要拉练到延安去，来回要半个来月！”
回到营房，我们被安排在专门接待部队首长来团时住的招待所，住下时已是午夜。黄海说：“老首长天晚了，你早点休息罢，明天探许还要考试，早饭我带你去吃。”第二天一早，我告诉部队首长，还有一个在28军82师当兵的儿子，部队首长讲：“好呀！我们马上通过军线联系。”不巧，联系了半天也未联系上。快到吃中午饭时，终于联系上了，小川请好假，赶到临汾机场。饭后，父子三人兴致勃勃的到机场边，去看一排排整整齐齐停放的飞机。晚上，团里放映电影《沙家滨》。第三天一早，我们父子三人去临汾城，照了像留作纪念，我还找医生给小川看胃病。那天下午，探许飞行培训考试，我和小川在机场跑道旁漫步参观。此时正遇见一架架起落的银色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冲向天际，我对三儿说：“咱坐飞机也没听到有这么大的声啊？走，到跑道边上近处去看看。”
塔台上当值班员的马亚明，和探许是航校同期学员，他看到我和小川走向塔台。于是，向正在指挥战机起落的邵长源团长报告说：“报告邵团长，陈探许的父亲来了。”由于飞机噪音很大，邵团长误听为：“报告，副军长来了，”他远远看见穿黑呢衣的“首长”，身后还跟着穿军装的“警卫员”，慌得邵团长把话筒掷给副团长：“你先指挥到。”便下塔台跑步向“首长”行军礼。就这样，我第一次“视察了”探许所在的空军部队，成为当时的一个真实的笑话。
晚上部队首长宴请，请了12航校宋治国副校长作陪，三团的邵团长和政委、副团长徐廷泽（1928——2005）、还有二大队王益德大队长及政委、和中队长黃海等满满一桌。
邵团长说：“老首长来临汾部队看儿子，一个在我们三团，一个在二十八军炮团。今天我们请了校部宋副校长来作陪。在坐的还有团里的政委、徐廷泽副团长、王益德大队长、黄海中队长，欢迎首长指导工作。”我说：“二十三年前，南下四川整训前，我在贺龙中学工作，贺龙中学从离石县大武镇迁到临汾北营盘，并入了西北军大。后来我在晋绥党校学习，那时临汾刚解放，到处是战争的痕迹，一片破败景象。这么说来，我是临汾的老人了！”
十二航校副校长宋治国，也是“三八式”老八路，在山西坚持了八年抗战。宋副校长便先和我聊起来，一个在吕梁山区、一个在太岳区行山打鬼子，有共同的话题，宋讲“沁源围困战”，我讲“三交围困战”，摆谈得非常投入，别人也插不上话。谈到高兴处，端起酒杯连连干杯。
徐廷泽对我说：“首长，我参观灌县蒲阳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时，见过你。”我当然记得。徐廷泽在台湾是国民党空军“八大飞虎”曾连续获得“宣威”“雄鹫”“翔豹”“飞虎”“云龙”“复兴”等六种奖章和“克难英雄”的称号。1963年6月1日驾美制F－86F喷气战斗机起义，飞返祖国大陆。组织上安排徐廷泽到全国各地参观，他专程到灌县蒲阳的空军疗养院——当年的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参观过，我作为东道主接待过他。一个是四川人，一个长期在四川工作，见面后也格外亲切，于是乎，我们两人又聊起了灌县，从空军幼年学校聊到都江堰、青城山和四川的风土人情，聊到探许也在学飞行时，王益德大队长也插话说：“你儿子飞得不错，这次考核也考的很好！”我听了很满意说：“这是部队教育得好！” 徐廷泽说：“过两天，我还要带他们学员队去延安拉练呢。”
见宋副校长和徐廷泽都分别与我聊得闹热，坐在主席位上的邵团长有点坐不住了，他也不甘寂寞，接下话头说：“灌县蒲阳空军疗养院我去疗养过，那是一个好地方，山青水秀的。”接着他又说：“今天，还差点闹了个笶话，你们想不想听？”邵团长看见大家都停住了筷子，便讲述了白天飞行时，发生的那一幕。说到只是还没等到他喊：“报告！”值班参谋马亚明又大声说了一句：“邵团长，是陈探许的父亲！”邵团长这下听清楚了，报告时称首长而未称副军长。当真引得满桌人都笑开了！这是餐桌上的高潮。邵团长接着说：“告诉机务队，明天让首长和小兵(指小川)参观飞机。来了机场光看飞机飞行，那还不行！要坐进飞机座仓看看才行。”
我在机场受到儿子战友们超热情的接待。有的拿水果有的送罐头去看望老人。这个战友叫：“陈伯伯！”，那个又叫：“陈伯父！”我不知道应谁的好，只得对大家点头，连声说：好！好！好！
从战争年代以来，我们的部队就保持着这样的优良传统：谁的父亲来了，便像是大家的父亲来了；谁的母亲来了，便像是大家的“母亲”来了。谁的家信来了，便公开朗读；谁家里寄来好吃的，自然大家“打平伙“。我也受邀享受了“空勤灶”，我的感受是面包做的好。看到儿子生活和学习的地方，看到官兵关系很融洽，我放心了。
走时，探许的很多战友前来送行，我的包里装了不少大家送的东西，连大衣口袋也被强塞了两个罐头。送行的小车坐不下，团里换了牵引飞机的中吉普，因为临汾在同浦路上是个小站，南下北上火车卧铺很难买，到车站后，战友们缠着车站要为这位老首长搞张卧铺票，车站的同志讲没有了，但终究抗不住战友们死缠硬磨，最后在开车前，千方百计给搞了张“退票”，还是下铺，战友们满意地说“谢谢！谢谢！”看到这个场面，我很感动。这时火车快开了，大家急忙七手八脚的送我上了车。我对两个当兵的儿子是完全放心了。
云南“支边”
在山西探亲期间，我最不放心的是老四小林。那时她们学校正闹着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去。其间，我接到棉麻公司打来电话：你女儿陈小林已准备动身到云南落户支边了。我敏锐地感觉到如此大规模的“落户”支边行动，决非简单之事。急忙发回一封电报：“先别走，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下乡嘛！下那儿不是一样？然而，等我急急忙忙赶回成都时，人已经走了。
在那个停课闹革命的年代，红卫兵们积极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誓言支边，一路高唱革命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这样，我的四女儿陈小林和她的好友陈天容，与成千上万成都支边青年一道，先坐火车到达昆明，再转乘汽车，经过四天艰苦行程，抵达云南临近中缅国境线的耿马县孟定公社。
知青们按部队编制分成营、连建制，首要任务便是垦荒，“武器”是锄头、铁锹及水桶，种植橡胶树苗，修筑灌溉系统。没有任何机械，纯粹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劳动。也种植蔬菜、养猪。从小要强的小林并没有被艰难困顿所压倒，从来不给家里诉苦，还被连里多次评为先进个人，当上了不拿钱的小排长——吃苦在前，多流汗多干活的职务嘛！
当得知云南知青常吃盐水泡饭时，我们伤心得坐不住了，只能想寄些香肠、腊肉、猪油，以慰此心。但在那极左思潮的年代，边疆农场规定不让家长给小将们邮寄食物，说战天斗地的小将们都好着呢！但邮局的许多同志有亲戚在“支边”，知道那里的情况，所以只要一看是寄云南的包裹，便统统“放行”。当然，寄去的那一点腊肉香肠，一夜之间便被打了“平火”：只够大家塞牙缝。
每当此时，我心里便酸酸的，埋怨妻子当时放走了她。又说不巧，棉花会等总理接见等了两天，又说如果不去看探许、小川，就会拦下她。直到“文革”结束，小林也没有再赶上“复课闹革命”，也没有因连续得到先进个人而获得保送上大学的机会。
化肥农药
从“湾丘”回来后，我仍然在棉麻公司上班，但却被调整为副经理，心里觉得委屈。一次，我偶然碰见了原温江县长、时任温江地区副专员的老领导石洪。石洪说：老陈，不行，还是去投靠“宋公明”罢！石洪所说的“宋公明”，即原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时任省农业厅长。我想了想，说：“粮食问题，当年我亲自向宋政委汇报，他同意了才办的，运动一来，谁也不讲话了，只好我背起。我不好去找他。”
又有一次，偶然在街上碰到工作组那位组长，他也接受了“文革”洗礼，全然没了当年的霸气。他对我说：“老陈，对不起！”我说：“我没有什么，可惜的是灌县那么多受我连累的好同志。”据说，若干年后，时任成都市委书记的他到灌县，也曾对灌县的同志内疚的说：“我对不起灌县，对灌县人民有罪。”
后来，文革前曾任省水电厅厅长、时任省供销社主任的张广钦实在看不下去了，去找有关领导，说：“象陈彬这样县委书记干了十三年的，有几个？他是有能力有办法的，一个行政12级干部还在县团级单位当个第二把手，这样安排不合适，也不符合党的政策！”
由于张广钦的仗义执言，我的工作有了调动。但当时各单位干部员额都超编，好不容易调整到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成都公司任经理。这不，转了一圈我还是转回来搞粮食——只还不过是间接的：种粮食离不开化肥，有了化肥，粮食产量就会有很大提高，在一定意义上，有了化肥就有粮食丰收。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成都公司掌管着西南四大化工企业(川化、泸天化、赤水化、云天化)所生产的全国供应、调拨、销售、储运工作。化肥农药一直是紧缺的大宗物资。选派我去，据说领导也放心。川、泸、赤、云四大化工企业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距离较远，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又是铁路又是水道码头的，申请车皮，码头倒驳，既费时又费力，而使用化肥季节性又很强要赶农时，压力之大为解决这些问题，我经常要跑工厂协调指标，催进度，完成国家的调拨计划，保证农业战线的需求真是下了不少功夫。为了什么？归根到底还是两个字——粮食！
我离休后听人转述，化肥公司的有关同志说：陈经理的确很正，没有人敢找他批条子，连灌县农资公司来人想找老书记搞点指标，都碰了钉子，搞得灰溜溜的。还是我们这些下面的工作人员看不过去了——陈经理还是灌县出来的嘛！反正是支援农业了，于是背着陈经理偷偷的挤了点指标给灌县。
http://www.djy.gov.cn/dyjgb_rmzf ... c6666c4aa8b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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