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在祥：一个傣族少年记忆中的文革
作者在1980年
屈在祥，云南傣族，中央民院历史系78级，笔名布南温，冯骋。毕业后在西双版纳州委宣传部和党校工作。后辞职下海，流浪金三角地区。1997年春闯到曼谷，现以合法的中国身份在泰国普吉岛从事旅游业。1997年开始在曼谷中文报刊发表各类小说，出版小说集《丛林冷月》。
原题
一个傣族少年
记忆中的"文革"
作者：屈在祥
十年内乱，对我来说是个从朦胧到清晰的记忆，主要是与年龄及家乡地理环境有关。
“文革”爆发那年，我是六岁的傣族儿童，除了对热闹到有如吵架的“语录歌”有印象，其它就不知道啦。但“文革”结束时，我已经是能抄批判文章的初三学生。
我家乡在滇西，即盈江县盏西坝，翻过一座大山梁就是缅甸。从盈江县城修来的土公路，那时除了旱季能通车，雨季只能靠马帮，而且是断头路，所以是边疆的边疆。“文革”风暴对我家乡的影响，也是从一个热闹聚会到阶级觉悟渗入田头地脚的过程。傣族农民从一开始的不了解到积极参与割资本主义尾巴，斗私批修，充分说明了这场运动对中国各个角落的冲激，可谓旷古未有。
傣族姑娘（“文革”后的照片）
红歌，红宝书，《三国演义》
“文革”风暴刮到我们家乡，一开始大家都把它当好玩的聚会。
对于把寨子奘房（傣族寺庙）里的佛像全搬出来又砸又烧，从此不准再拜佛，算是对“封建迷信”革了命，还是很震惊，但也不敢表示出任何不满。然后旧的傣戏、孔雀舞等等也不准再玩，甚至连情歌都不能唱；不过代之而起的那种红海洋聚会，颇能吸引人，特别是吼喊起来如吵架的语录歌更觉有趣，小孩子尤其喜欢。
据寨子里老一辈回忆，我是唱语录歌崭露头角的，那首“一千条一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为我赢得不少奖赏——社员挖到的黄鳝，那时虽然还不会汉话，咬字不清，但是能像打枪一样把那串术语吼念出来，确实难得。
具体哪年上小学也搞不清楚，朦胧记得读几天后就“放很长的假”，反正是“学制缩短”后，1973年小学五年级毕业，这样推算是1968年上小学。
刚上小学没有课本，我们的辛老师让每人买了本“算术作业”，她把当时最流行的几篇毛语录抄在本子上，近20个学生的本子抄好，工作量还是很大的。然后就教大家念，背，抄，默写。讲解没印象，反正讲了我们也不懂。随后是红宝书到处都是，老师不用再抄，而是选里面的篇让我们来读，据说高年级的能把整本语录倒背如流。
直到三年级才有正式课本，那时候已经是1970年，记得第一课是“革命委员会好”，后面几篇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
有了课本，老师讲解就以“识字”为主，天可怜见，这样读下来我就认了一些字，偶尔把两个哥哥文革前的课本翻出来看，居然能看懂里面的故事，感觉比念政治术语有吸引力。随后父亲说：听人讲，看懂了《三国演义》，就能学到汉族的本事。于是大哥就找了本老版繁体字的《三国演义》，三兄弟像读经一样地研读起来，基本能看懂故事情节，这样我就反复看。二哥又借来《黎明的河边》《苦菜花》等小说，看得就更轻松，我读书的兴趣就被培养了起来，课堂上的课文就比较好应付。
刚入学时我爱闯祸，是老师重点监视对象；之后辛老师见我语录歌唱得比别人流利，背诵课文也快，于是我不再随时挨骂，而是成了重点培养对象，几年后让我上大队批判会场念稿，算是出了点风头，辛菊英老师是此生唯一“欣赏和提拔”我的老师。
这个就是奘房，“文革”时期是开批判会的公房，现在是拜佛场所和老人活动中心
批斗会
我们寨子很小，当时40户人家。我家过去家境不错，爷爷生前还当过甲长，算是高成分候选家庭之一，但是折腾了几次也只能算“上中农”。且全寨和睦相处，也没有坏分子，这样就没法召开针对“地富反坏”的批斗会，只有批判会，批的都是“中央出的坏人”，所以没有火药味。
而对个人的批斗会主要在乡上和区上。解释一下当时当地“区”“乡”概念，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刮共产风，很多经不住折腾的边民纷纷逃往缅甸，新政权依靠解放军良好纪律和亲民政策收获的好形象受到严重考验。云南省政府向上汇报，因边疆地区情况特殊暂缓实现公社化。九大召开后“边疆地区特殊论”作为黑修路线被彻底清算，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被推行。
是故，“文革”爆发时还是区、乡、合作社管理模式，一些批斗会是全盏西（以后分为两个公社）群众参与的大会，到底批斗了多少人，我没做过调查，不好乱写，我只写自己有印象的几个人。
第一个是遮坎乡的方支书。这个人参加工作比较早，算是脱产干部，作风霸道，经常在会上骂人，比他辈分大的人都不放过，这是傣族的忌讳；走在路上，老百姓向他打招呼，他“像准备打架的公牛一样鼻孔朝天哼一声”，人们这样评价他。
“文革”一来，他作为走资派被批斗，但没挨打。大家传的笑话是，城里来的红卫兵对他吼：“放下你的臭架子！”他没搞明白意思，急忙小声用傣话问旁边的傣族红卫兵：他们要我放下什么？高帽子不是不能脱吗？后来几年他一直被边缘化，偶尔参加劳动，整个人萎靡不振，再后来平反，补发工资，人也老了再不敢张狂。于是大家给他一个外号“麻淹格”（被盐腌泡过的狗）。
第二个是曼练寨“伪保长”寸守强。其实严格说来他不算伪保长，日本鬼子进攻滇西，他还组织所管辖的几个寨子给远征军送过粮。但他有命案，因为和人家争田产，大白天直接把对方一枪打死；解放前夕跟着国民党胡折腾，民愤也确实大。因为他懂汉文，所以新政府也一直用他，没有追究他当保长的经历，还让他当生产队会计。平安度过十几年，直到清理阶级队伍就被揪了出来。
批斗他那天，大白天许多人拥上去对他拳打脚踢，他已经50多岁，发出一声声惨叫。我那时应该10岁左右，也去看热闹，当场吓得心像要跳出来，脸色应该很难看，我二哥见状，过来把我手紧紧抓住，我才缓过气。初次懂得，大人们的互相打杀，远远比我们小孩子打架可怕。
第三个是曼遮坎汉族巷的“雅素”（素奶奶的意思）。这个老人是我爷爷腾冲朋友的亲戚，所以我们叫她雅素。据说是地主的小老婆，地主一家人都跑去缅甸，只有她无儿无女无钱财，没做过什么坏事，到这边来投奔一家亲戚，平时在街上卖凉粉，脾气随和。她从土改开始就一直被批斗吊打，让她交待地主家浮财，当然是没有。清理阶级队伍再次被批斗，60岁的老人被拉到曼遮坎奘房，用绳子捆住她双手，另一头穿过奘房的横梁，绑在一个大纺车上。然后几个人搅动纺车，雅素就被吊起来，头“咚”的一声撞在房梁上，她发出惨叫，又放下来，如此反复。这些我没有看到，只是父亲时不时叹着气讲到这个可怜的汉族奶奶，经常是母亲颤着声制止：“在供过佛的奘房行凶，真是作孽呀！不要再讲了。”
后来这个老人一直熬到1980年代，当然也没人给她平反，因为当初也没有给她安什么罪名，“地主婆”是原罪，到了没有人再批斗她的年代，总算得善终。
第四个是“赵区长”。他其实不是区长，内地汉族，是区政府（后来是公社）的会计辅导员，算盘打得又快又好，说一口能和傣族吵架的傣话。他当造反派活跃那几年昆明知青已经下来，知青觉得他很厉害就管他叫“赵区长”，是从“文革”前小学课本里那篇“我是赵区长”里引来的，多少有点调侃，但他很受用。
老课文里赵区长是受到群众掩护的抗日干部。但我们家乡的“赵区长”则是群众在后面给他取了很多外号的“恶干部”。
有两件事我记忆深刻，一是掀我们寨子谷堆，二是砸人家上新房饭场。
农业学大寨那几年，边疆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已经和内地差不多，不再是前几年用“热闹聚会”的心态来参与。那时全县只有县革委会主任会种田，尽管他可能随时会被打倒，但他在任一天就要抓革命促生产，一个命令下来，全县哪天栽秧，哪天胜利完成任务，必须贯彻落实，他也不管全县气温和地理条件有没有区别；尤其是秋收季节的公余粮任务，那是重中之重。县上指示哪天完成交公余粮任务，全县必须按时或提前完成，否则就是破坏农业学大寨。
有天“赵区长”来催促我们寨子打谷子，不能给全县拖后腿。因为当地谷子一般是秋天收割好堆起来，到冬天干透，平整好正式的打谷场，脱粒扬净就可以直接装仓，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程序，不能乱。赵区长问何时打谷？队长回答：谷子还没有干透。他就一边骂着“懒汉懦夫思想”，“学习大寨不积极”，一边像猴子一样嗖嗖几下攀上5-6米高的谷堆，掀开盖顶的稻草，把谷捆直接丢在谷茬地上，吓得老人一边心疼一边暗暗叫谷魂。
傣族自古是稻耕民族，对谷神要虔诚祭祀，虽然那时作为四旧不准搞，但心中依然敬畏谷神，对于这样公开糟蹋粮食的行为，被看成是践踏村寨尊严。
傣族盖房，一般是全寨都来帮忙，然后请大家吃喝一顿，过去是个很热闹隆重的村寨聚会，要选个好日子，虔诚地搞上新房仪式。那时上新房仪式自然不能再搞，但一家人是竖不起新房柱的，必须全寨帮忙，再怎么样也得杀头猪来请大家吃一顿。
曼章一家人盖新房，“赵区长”带着几个民兵，背着两支老掉牙的五0式冲锋枪，以“搞四旧活动，破坏农业学大寨”为由，冲到盖新房那家，把锅里的肉菜全部抬走，临出门还说了一句“准备好枪！”
那时并非农忙季节，不过必须天天出工，哪怕到田头地脚去听报纸和文件都不准休息。其实只要不影响全村生产进度，不出一天工也无所谓，他这样做是对全曼章寨子的伤害，“过去保长都没有这样干过”，不少人暗中咬牙。懂点政策的就把这句“准备好枪”记在了心里：枪是人民给你的，你拿来对付人民呀！正好盖新房那家成分是贫农！而且没收去的肉菜并不是拿去搞展览，“教育群众”，而是带到公社去和领导干部们直接吃了。
写到这里不禁感慨，一些对当今贪官横行的人（姑且叫他们是善良人吧），总要怀念“文革”时期的“公平”，“干部不敢贪污，很廉洁，社会治安好”，把一个农民当了副总理幻想成亿万农民当家作主。其实那时的社员群众是一群不会种田也不能自由种地，更不能随便外出的农奴，他们和阿Q最大区别是被组织了起来，经常喊口号，关心国家大事，是最有自豪感的农奴。而有实权的基层干部是可以横行霸道的，他们和社员群众最大的平等就是随时有可能被打倒。
果然，1970年搞政治边防，“赵区长”那一派倒霉，终于被打倒，经常被批斗，白天还是文斗，好些人不解恨，又和知青串通，晚上再开批斗会，灯一关，把“赵区长”狠狠修理了几顿。
从此靠边站，但工资照发，那时他的工资每月47元，算是很高，老百姓把他和别人相比，用傣话编出一句顺口溜，大意是：每月拿47，躲在家里享清福，每月拿17，却累得肋巴骨痛。
傣族姑娘在田里学报纸，“文革”期间的摆拍
李别的革命热情
这个“每月拿着17元却累得肋巴骨痛”的人，就是我们寨子的李别。
李别不姓李, 姓 “恩”, 也就是银子的意思。他家虽姓银,却没有银子, 过去甚至穷得去讨饭。这在地广人稀土质肥沃的傣族地方, 实在不是光彩的事。到文革时讲究“越穷越革命”, “根正苗红”, 他家讨过饭的光荣经历自然是难得的财富,他便成了培养对象,先是生产队长,党小组长,最后是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任, 简称 “贫协主任”。因他长得瘦弱,人们背地里都叫他 “贫血主任”。
当上“贫协主任”后，大队部有他一张办公桌，拿着17元的工资，是半脱产干部。于是兴兴头头地背着草绿色小挎包, 里面装了 《毛主席语录》,几份念不懂的文件, 以及能看得懂的傣文学习材料，到各村各寨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每到一个地方，开会学习的前后自然先要举行向领袖像请示汇报仪式。他便带头高喊“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完事之后马上严肃地尖叫一声“礼毕”！而且动作非常夸张地把胸脯一挺，头猛往后一仰。就是这一声“礼毕”，和那挺胸突肚加上头猛往后仰的动作，往往给庄严的仪式带来有趣的效果。因为他长得瘦小干瘪, 又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样子又严肃认真，结果就形成一个滑稽的画面，仿佛电影动画片里那些反面人物的动作。傣家人很善于在无聊中找乐趣，许多人仅仅因为看了他做“礼毕”的表演，便觉得参加他的会也不错。日子一久，人们很自然地把他的绰号从“贫血主任”变成了“李别”，后又简化成 “老李”。有些下乡来的上级领导，不知底细也叫他老李同志，他尴尬地向来人解释一番。
公正的说，李别没有做什么大坏事, 但有几个做法使村民厌恶,只不过迫于形势大家敢怒不敢言。
一是“叫工”。因为他还要在我们寨子出工拿工分，所以主管“社员劳动积极性”，每天鸡叫头遍, 李别的哨子就“嘟唧唧”地尖叫起来, 比军队的紧急集合号还让人心慌。接着是一连串的吼声传遍全寨每个角落：“出工罗! 男的去堆谷子, 女的去割稻。”一个小时左右还没有人出来。他又叫: “不要睡懒觉罗！太阳快晒到屁股了。”等太阳从东山上笑呵呵地露出一个大红脸, 李别的叫工便带上了责骂的内容。
许多人听了就不高兴，尤其老人,便在屋里轻声回骂：“这父不教母不训的狗崽，整天乱骂人，也不怕死后下割舌地狱。”接着叹气：唉，大清早叫得鸡犬不宁，谷魂都气跑了，粮食不减产才怪哩。
二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李别隔三差五便领着大队, 公社干部来检查自留地, 自发地, 让人联想到电影里那些领着日本鬼子进村的汉奸。各家房前屋后的菜地是祖辈留下来的, 现在叫 “自留地”。到野外去新开一片荒地种点经济作物, 这叫“自发地”,严格规定不得超过人均几亩几分。否则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他家的菜地只种着几样蔬菜，而长势也像李别那样干瘪，一家人过的是真正清汤寡水的日子。屋里更是家徒四壁，用村民的话说，就是赶三条牛闯进去, 也不会踩到什么值钱的家具。人们弄不明白李别家吃得那么差，还哪里来那么大的精神，整天蹦跳个不停。
难得的是, 他的老母亲——芭过板, 也跟着儿子一起蹦跳。
每天早上叫过工之后，李别就坐在村边的大青树下等，旁边放着一个马蹄钟，谁先出工他就用傣文记在小本上, 注明几点几分钟。用来作为评选学大寨积极分子的依据。结果几乎每天都是芭过板出工最早，久而久之这老人又得了个“丫涛大寨（大寨婆婆）”的绰号。
丫涛大寨和李别母子二人带领全体社员学大寨是认真的。凡出早工, 做夜工, 爱护集体财产,处处都做出表率。可是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总是调动不起来,不要说电影里那种热火朝天的热闹场面见不到,仅仅出工的情形就让人看了着急;虽然每天天不亮就吹出工哨子,却几乎要等太阳升到竹竿那么高才把落伍兵似的社员队伍带到地里下田劳动。干不到两个小时又到了“天天读”时间, 学文件学毛著活动那是要深入到田头地角，是雷打不动的。大家于是呼呼拉拉集合在一起, 听李别宣讲文件。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领袖像，无法做敬祝的仪式，也就看不到李别的精彩表演。
李别一如既往严肃认真地给全体社员训话：“我们要克服懒汉懦夫思想, 要学大寨人大干苦干的精神,把上级党委交给的生产任务超额完成好。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喜。”讲完这些套话, 联系到实际他心里就来气了：“我们有这么多的地, 这么肥的田。为什么还要吃返销粮? 就是因为大家没有认真劳动，总是偸工减料，看看人家大寨，硬是把穷山恶水治成了良田。我们去向国家要返销粮, 大家不害羞吗? 真是像毛主席说的：人不要脸，鬼都害怕。”说得许多社员的耳朵就像灌进了热油。一些老社员心里可不服气：老子们以前不学大寨，仓里的粮食一年到头吃不完，还卖到腾冲哩。
当然这种想法是万万不能说出来的, 那可是真正的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言论。
骂完了还得面对现实, 粮食不够，最起码有近一个月时间得靠返销粮，还得和队干部一起去向公社求。此地傣族不习惯吃杂粮，只认大米饭，连稀饭都不吃，俗话说“一碗米也不喝稀饭。”上级领导看在各生产队在秋收时卖了那么多“余粮”给国家,公社粮仓也满,倒也不忍心让广大贫下中农喝稀饭，返销粮还是供给，同时督促下面的干部找出生产上不去的原因。
李别瘦小的脑袋想干了也找不出生产上不去的原因。想“让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修正主义路线”已被彻底清算;自己把阶级斗争的眼光睁得几乎占去全部瘦小的脸面，也没有发现破坏生产的地富反坏分子。上级的政策那么好，路线那么正确，为什么生产会停滞不前呢?
终于，上级领导号召搞“忆苦思甜”活动。这是那年代无数政治运动中的一个内容，好比当今奥运会里的一个小项目。李别的兴头又鼓了起来：上级真是英明啊! 当我们要迷失方向的时候，总是及时给我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社员为什么劳动不积极?就是思想有问题嘛。没有认识社会主义的好处，生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几乎每一塊土垈就有一滴烈士的鲜血。忘记过去的苦就是忘本，就不会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当然就不会好好地为社会主义出工出力。
在田头地脚学习
想到这些他真是热血沸腾，仿佛自己就是电影里那些形象高大的主人公，随着激昂的音乐声轰响起来，披着衣服向光芒四射的太阳走去。
他马上叫队长布置安排“忆苦思甜”活动。第一步先吃“忆苦饭”，派几个姑娘采来几箩筐野菜，这种野菜实际上不错，清汤油煮吃又鲜又嫩。问题是掺上有点糠皮的碎米煮得灰黑，就成了地道猪食。
那天会场中间粗木桌上摆着几大桶黑稠的“忆苦饭”, 厅正中挂着“忆苦思甜大会”几个字, 两边墙上贴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翻身不忘共产党”, “抓革命促生产”诸如此类的标语。那是几个昆明知青写的。全村男女老少都怀着好奇的心情穿着最破的衣服, 拿着平时不用的破碗集中到公房里，等待着这场戏怎么开演。
李别先站到台子上,一改以往开会时的激动表情，枯瘦的脸板得像个装神弄鬼的巫师。声音低沉地说：“今天我们来开个忆苦思甜大会，大家先吃这忆苦饭, 想想在万恶的旧社会穷苦人民吃的是什么。”说完就动手盛了满满一碗黑稠的稀饭, 像捧着能治百病使人长生不老的草药似的，蹲在一边呼噜呼噜地吃将起来。丫涛大寨也平静地走过去，虔诚地盛了一碗慢慢吃着。
大家见状, 纷纷过去盛忆苦饭，眼神好奇中还有一种兴奋的成分, 声音也呜噜噜地飘起来。
只片刻的工夫，场上很快静了下来, 仿佛谁使了魔法一下子定住了大家的身子。当人们纷纷将饭扒进嘴里时， 一下子认识到什么叫 “苦饭”，稀饭里几乎不放油, 盐也放得很少，那又苦又滑的东西溜进食道时，吃惯了酸辣食品的肠胃立刻作出强烈反应——人人都有了想呕吐的感觉。但又不能吐出来，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人们强忍着, 闭着气慢慢吞咽，脸上都有一种悲壮的表情, 有人甚至憋出眼泪。人们不是在骂万恶的旧社会，而是在心里诅咒豹子咬老虎拖的李别来捉弄人。
还好队长似乎有先见之明，没有让煮多，一人一碗也就基本盛完了桶里的 “苦饭”。大家忍气吞声吃完就静静地坐着听“诉苦”。
又是丫涛大寨先上场。人们没有料到平时默默地出早工, 拾到半截包谷也交回队部的丫涛大寨居然有这么好的口才，她声情並茂地讲述了当年带着李别兄妹几个讨饭的经过：如何在守田棚里过夜, 如何给景颇族头人放牛, 怎么熬病。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许多妇女都跟着抽泣起来, 她们被这凄苦的剧情深深地打动了。这时李别和几个知青带头高喊口号, 反而给人一种捣乱剧场的感觉。
忆苦大会过了很久人们还在津津有味地议论，多年没有看傣剧，这样真实的悲惨故事实在太吸引人了, 巴不得天天有这样的诉苦会来让大家欣赏。
偏有一个老人不是用看戏的态度来欣赏这诉苦会, 而是当作反面教材来教育他的孙子。
这人就是我家姨爹。
姨爹年轻时是个敢作敢为的人, 而且一贯勤劳持家。他坐在火塘边教导他的几个孙子：“你们晓得李别家以前为什么去讨饭吗? 是因为好吃懒做害的。他家以前也有田有地，一家子不好好种田，不是上山打雀就是下河摸虾。田里的稻穗和狗尾巴草一样细，他爹还好赌，最后输掉所有的田产，还欠一屁股债，只好跑出去讨饭。这种事不晓得害羞，还要拿到大会上去讲，真是家风不改。你们千万不要学他家, 而要好好念书，好好劳动。”
接着把李别家以前的种种笑话讲了出来, 引得几个孙子哈哈大笑。
不提防隔墙有耳，有个大烟鬼晚上睡不着觉, 出来闲逛，走到他家旁边，听着热闹，便蹲在墙角听了半天，乐得把鸦片瘾也忘了。第二天立刻把那些笑话有声有色地传扬了出去。
李别没想到一场严肃的忆苦大会却把自己的家丑给抖落出来。立即追查, 很快就查到我姨爹头上，于是作为现行反革命言论汇报了上去，罪名是“怀念旧社会，仇视社会主义, 想变天”，希望公社和大队召开批斗大会，我姨爹在寨子里有威望，平时也不是那种乱说乱动的人。更主要是大队支书又和姨爹家沾亲，这样就给公社做了些解释，公社就指示李别再调查，等材料够了再开批斗会。
当时我父亲是生产队会计，我二哥已经初中毕业当小学教师，颇会用毛主席著作来和人辩论，一个星期天，父亲专门带二哥到李别家，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给李别上了一堂“谁是革命朋友谁是敌人”的政治课，一下子把他镇住。
事后父亲悄悄说，他不是爱讲路线政策吗？就用他的棍子打他的屁股。
对姨爹的批斗会不了了之。
1976年夏我从初中毕业，在家正式当社员群众，等待升高中消息。
9月毛主席去世，李别母子表演如下，大寨婆婆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李别在大会上悲愤又坚强地鼓励大家：“不要伤心，党中央领导会管我们的，毛主席去世了，还有华副主席、王副主席领导我们，社会主义的江山是不会垮的！”
过了没多久，华副主席把王副主席等人粉碎了，于是李别又带着大家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四人帮”。
这年底我到县城读高中，离开了我那“夹皮沟”故乡，以后又经历高考，上大学，再也无暇关心李别的表演。
1984年春节我回家探亲，那时已经包产到户，没人叫工，过节很悠闲，勤奋能干的人家已经不缺酒肉。
“贫协”已不存在，李别回家种地，是个很安详的老人，再无革命热情。
我父亲专门把粮仓打开，让我看粮满仓的情形。
说到李别，父亲轻轻一笑：“现在正常了，不要再议论他，有点可怜哩。”
再说到“赵区长”，问题都已经解决，恢复工作几年后退休，领着退休工资家里还开小卖铺，过得惬意，父亲说：“老赵过去不错的，他算盘打得好，也教得好，又会傣话，我们许多当生产队会计的很喜欢他，‘文革’一来，却成了疯子，也被恶报啦，现在能这样也很好了。”
我父亲只会傣文，爱傣戏，不懂汉文，“文革”把一个好人“变疯”，这是他一个傣族农民的朴素总结，也应该是许多人的看法。
德宏州过去的傣寨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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