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应枫 广州“高知楼”里的悲喜剧
曾应枫珠江边的这座大院，有4幢楼房，每幢3层，每层有两个独立单元。是20世纪60年代初时任省委书记的陶铸批示，为广东文艺界的专家和归国华侨建造的高知楼。大院里住着好些文化界知名人士，文学艺术界的有李门、肖殷、于逢、韦丘、曾炜、沈仁康，粤曲粤剧界名人有谭佩仪、林小群、卢启光、陈小茶、文卓帆、罗思，摄影前辈蔡俊三等。还有几户印尼排华时的归国华侨及一些回来参加大陆社会主义建设的香港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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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住“高知楼”的林小群一家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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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名旦林小群
A
珠江边这座“高知楼”的生死大戏
大楼从1963建起至1986年拆除,23年了，演绎过一场场生生死死、风风雨雨的大戏。
我家是1964年搬进去的，本来是老革命、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肖殷先生的房子。肖殷调到中南局，搬到梅花村，由省作协分配给作为剧作家的我的父亲曾炜，120平方，四房一厅，三个大阳台，每月的房租40元，这在当时每月工资收入总共只有206元，得养活6口之家（我们三兄妹加外婆）的父母亲来说，是一个不轻的负担。
母亲念叨房租太贵，父亲却一咬牙，坚持要从惠福东的一间40平方米左右的华侨房搬到这，想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今天已年过半百的三个子女，仍对父母的这一决策心怀感恩。
在六七十年代，这里算得上名士豪宅。邮差、牛奶工每天都要光顾，都熟悉了各家各户，就算信件写错地址，也绝不会送错。甚至他们还知道，今天名花旦林小群陪老母去饮茶吃饭,明天文武生卢启光要测验他的儿女们的经典剧目《三岔口》。当然也有不知道的,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来广州做“四清”动员报告时还到过这里,当然不是探望我，而是探望她的表妹陶萍（即肖殷先生的夫人），也是省作协的作家。我倒没觉什么，国家主席的夫人不知有没有留意到,她表妹所住的这幢新楼台的地板阶砖暗哑无光，一点也不高贵。
大沙头古代是个沙洲，海印石就位于这。清代在海印石原址上建起的东炮台，曾是广州古城的一道防线，林则徐曾在这里指挥那场轰轰烈烈的“靖海门销烟”。民国初期，第一架军用飞机“乐士文一号”也从这里起飞。
这里的环境还是不错的，文人家庭的孩子充其量就在院子里种树种花，而粤剧名人的孩子,充分利用空间练功。穿着宽大如灯笼状的练功裤，腰身扎一条粗大的练功布带，把腰束得极细，而肚子呢，陡然增大了，我们起了个外号“大肚黄瓜”。他们每天在院里练功，惹得附近的孩子翻墙来看，人越多，“大肚黄瓜”越使劲，连续在垫上扑腾十来个跟斗，赢得一些掌声。可惜好景不长，文武生卢启光出事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20年，发落到大西北劳改，其罪状之一，想组织戏班反党叛国。不久，他们全家搬走了。三十年后，我去到卢启光所在的江南西的家，他已经落实政策平反后重上舞台。问起他家孩子，他轻叹一声，没一个能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成为粤剧舞台的顶梁柱。
“大肚黄瓜”各散东西比我们早走一步，接着而来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大院里有四五个“牛鬼蛇神”自杀。作家张漠青就在家的楼房门上吊。1968年夏秋的一个下午，当时我哥应莳和诗人韦丘之子服兵七手八脚把他的尸体从悬梁上解下来。晚上，我父亲和诗人韦丘雇了辆人力大板车，将他护送到东川路“别有天”殡仪馆。后来，大院里还有省歌舞团的一名归国华侨，就在我家对面楼自杀。西面还有一位留洋回来的广州重型机械厂的袁总工程师，也在“文革”期间自杀。
B
最无法预料的是文化人的命运
公家曾给我们四家装一台电话，为方便装在二楼诗人韦丘家，一楼剧作家李门、二楼小说家于逢、三楼曾炜都受用。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别说电话特权取消，连人的命运也是无法预料的。
大院住着好几个海外归侨和香港同胞，与我们文人家庭来往最多的是司徒先生，他是从香港归来的，在大院算得上首富。有一台大得放在地上的收音机，最让人惊讶的是他家还养了一条大番狗。住洋楼养番狗，解放后的广州是极稀罕的事，番狗“哈里”喜欢在院子里溜达，有次我回家晚，“哈里”在大院不停地吠叫，吓得我拔腿便跑，情急之下，想起大人的告诫弯腰作捡石头状，果然这一招总算让我逃离险境。后来，“哈里”不见了，司徒家新添了一部黑白大电视机，那在1965年也是件了不得的事，可以不出门就能看电影、看大戏、听新闻，太令人羡慕了。看到司徒先生和夫人对我们的父母很客气，我们这班孩子一看有好电影，就厚着脸皮去揿门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司徒一家回香港，留下他的小姨子麦姐姐看管这大房子。麦姐姐在“文化大革命”时没有走，还和一位中学教师在此结婚安家了，生下一双儿女，七十年代才回香港。而那位在广州“高知楼”出生的女儿李彤，如今在香港亚视新闻上见到了她，已经成为一名资深的新闻播音员，也算个名人。
尽管大院住着不少名人，“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都受到冲击，如戏剧家李门叔叔，被南方日报大版篇幅地批判，他的女儿们也起来造反要革他老子的命。
造反派光顾大院是在1968年秋，来揪的不是那几个已经定死的“牛鬼蛇神”，而是来抓在我家隔壁的“对立派”吴颂强（卢启光搬走后，他和文卓凡两家人搬进来住）。吴颂强一见大事不好，慌忙要逃，但大院之门已经被人堵死，他只好从他家阳台翻越墙壁到我家阳台，幸好那时还没发明防盗网。我家还住着作协的范怀烈，吴颂强一翻越就到了范怀烈家的阳台，早已“靠边站”的我父亲斗胆把他藏匿在家中房间的衣柜里。造反派扔下话，要他去警司自首，否则“格杀勿论”。我们家紧关窗，大气不出，龟缩在阳台的窗花偷看造反派离去。经过一晚的考虑，我们还是要吴颂强去广州警备区司令部（简称“警司”）“自首”，只有这样才是对他的最好保护，文人，充其量只能保护他一两天。吴走了不久，我父亲也去了“五七”干校。
“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个文人的家庭走得七零八落，我父亲去了英德“五七干校”，我和哥哥做知青去了海南岛农场，家里只有当教师的母亲和年迈的外婆、年幼的弟弟留守。李门、韦丘家原先的七八口之家，剩下一个老人和两个读中小学的孩子。谁会想到，五六年后，“牛鬼蛇神”又获得解放了，上山下乡的知青也纷纷回城，家中年幼的弟弟妹妹也长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大院已经今非昔比了，人口膨胀，地方狭窄。李门家和韦丘家共住楼下一室，只好把阳台都搭建成房来住人。当年一位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就经常找李门家的三姑娘，相会地点多是阳台搭建的房间。谁又会想到，这位谦恭的小伙子如今成为广东省的顶梁柱了。
C
欧阳山来这里找回他的《三家巷》
名作家欧阳山在1972年获得“解放”，重返广东文坛。那年冬天的一个上午，他第一次亲临我家。爸爸为了迎接欧阳山，一天前就准备饭菜，买了最好的牛肉、鸡、鱼等，放在阳台，那时是冬天，天气极冻！爸爸还说老天爷帮忙了，那时还没有冰箱。欧阳山到我家大概是上午10点左右，一到419号302房的我家，住楼下的李门、韦丘、于逢全都闻风上到我家，和这位“大人物”亲切交谈。欧阳山是中国文坛的领军人物、广东文坛的“霸主”。其“霸气”是有底气的，欧阳山在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左联”，和鲁迅先生的关系不错，鲁迅先生去世时，欧阳山是八个扶灵者之一。欧阳山后来去了延安，毛主席在1942年五二三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亲自请他在家中吃饭，征询过他和当时的夫人草明的意见。他的著作《三家巷》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享有盛誉。在省作家协会，欧阳山好像没到过任何人的家里。可这次一平反，他就来到我家。当时，小楼的四名作家因为欧阳山的光临也在我家相聚畅谈，中午一齐吃饭（于逢是例外，并没有吃饭）。又是干杯，喝茅台，大鱼大肉，大家都开怀大笑。饭后，欧阳山还从我家里拿走了有他自己签名送给我父亲曾炜的他的《三家巷》和《苦斗》，说是手里没这些书了。那年代，他家里的书全被抄走了。
这一次的聚会可以说是“高知楼”419号少有的聚会，平常我们四个文人家庭相处还可以，在还从来没有在一起吃过饭喝过酒，因为有欧阳山！后来，不知是谁提议，就在第二年春节期间，我们平常各散东西的几家文人家庭的成员在419号大院里合照一张，大人小孩都齐了，非常珍贵。
又过了几年，单位陆续建房，李门、韦丘家搬迁了。到上世纪80年代中，东山区房管局看中这沿江的大好环境，征用了我们家的院子，说要在这盖四幢9层高楼，供更多的人居住。一声拆令，我家老实的爹妈二话没说，乖乖地搬出大房，在院子旁边的一间40平方米的临建房住了一年半。直到1987年房子建成，我们家和于逢家还有知名唱家谭佩仪家又搬回来，林小群家早已经移民美国，陈小茶等也早已搬迁，大院已经没几个名人了，但令人费解的是，不知是谁，把这大院命名为“艺轩小区”，据说，大院假山上的那“艺轩小区”四字还是关山月题的。后来那题字不知怎的就没了，但“艺轩小区”这名字却保留如今。
日 期 :2012.11.24来 源 :羊城晚报
版 次 : 第B10版：博闻周刊·羊城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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