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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陀 2009-11-14 14:59

阿陀:广东文革第一张大字报

关于广东文革第一张大字报

 ____《华附文革大事记》引起的思考      

                阿陀

   二零零七年回国期间,见到当年原华南师院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一位老朋友,聊起抢救文革史的急迫,彼此都深有同感。分手后不久,他给我传来一份文革期间该校东风派老师整理的校文革史《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华师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以下简称《华附文革大事记》),当时略览便觉是一份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忙中无暇细读,搁下将近两年,直到最近写《朱振邦的悲剧——八中第一张大字报前前后后》,因为注意到母校第一张大字报曾经受华附大字报的影响,于是把《华附文革大事记》(附件一)从电脑调出来认真读了一遍,并将其与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组建资料加以对比,阅后有以下一些初步思考。

一、  华附5.27大字报可否定位为广东文革第一张大字报

   根据《华附文革大事记》所载,华附第一张大字报是五月二十七日高三(2)班李重明 写的《学校的教育》(见《华附文革大事记》)。四十年后,有华附人王业群在回忆录 《这一代人和华附》(附件二)中自称本校这张大字报为“广东文革第一张大字报”。这个说法是否成立?

   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八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反校党委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后。在此之前有半年多的酝酿期——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文章发表是试探和前哨战;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是决策和内部发动;六月一号广播则是宣布全面展开。

   笔者认为,六六年六月一日应该界定为(史学意义上的)文革纪念日。

   据此,凡是在酝酿期和发动初期各地区各单位最早出现的和文革有关联的大字报,都可以称之为(某个范围内)“文革第一张大字报”。

   就广东来说,最先卷入运动的所有大中小学学校,都无一例外有自己本单位的“第一张大字报”。但这些大字报的出现,绝大部分都在六月一号以后,主要是受北京聂元梓大字报影响的结果。笔者所知,广州的大学行动较快,中大、华师和中山医等,在广播当晚或第二天就贴出大批大字报了。中学稍慢,像我们八中和十七中都是六月五日,四十五中(发生轰动全市的“刘肖芳事件”)更迟几天。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基本是一样的,就是北京清华附中第一批大字报,也是于六月一日晚广播后,贴在学校紧急腾出的大字报专用教室(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第二天才贴出)。而上海遇罗锦在六月四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两句:“……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效仿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

   从笔者至今收集到的广东文革资料来看,华附这张5.27大字报时间上有可能是广东最早的,在全国也可能算超前,仅次于5.25北大聂元梓大字报。 

 

二、  广州华附和北京清附早期造反派的共同特征

1.        皆由重点学校的干部子弟主导。

[pre]   根据清附红卫兵创建者卜大华、卜伟华、骆小海和清附学生仲维光的回忆文章,可知清附虽然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但干部子女还是少数(顶多是部级干部,和北四中,北师大女附中这种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薄一波、宋任穷等最高层的领导人的子弟云集的情况有区别)。五月初,红卫兵的前身,最先集体酝酿造反的“预651班”11名学生,其中只有三人是干部子弟(含军干子弟)。“虽然预651班起事者大部分是非干部子女……观点的领头人却是该班少数干部子女。不久,这个不同政见的运动就被清华附中原来已经存在的干部子女圈子所吸纳”(骆小海)。过了一个月,红卫兵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工作组在一份汇报材料中提到:“在工作组进校前,17名干部子女自发地组织了红卫兵。他们的主要特点:一是根子正,出身成分好,大部分是革干子女……”  而曾经做过罗瑞卿秘书,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王仲方的儿子王铭成了该校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并任校革委会主任。(据仲维光文介绍:王初中由四中毕业只考取到北京五中,但是,他却通过关系转到了当时北京市中学录取分最高的清华附中……由于散漫,在入团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团支部多次讨论没有通过他的入团申请。但是,他居然为此向团中央写了一封告状信,说清华附中的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这立即吓得校领导跑来安慰他,责令班上的团支部发展他入团,入团后则立即就担任了支部组织委员,继而又升任清华附中分团委委员。)
[/pre] 

   华附也是当时全省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王业群文章提到 :“华附的学生,有很多是当时中南局和各省,主要是广东省领导机关、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或亲属,包括陶铸、刘兴元、周小舟、赵紫阳、尹林平等。”无独有偶,华附最早造反的也是11人。11个人当中,大多是高干子女……如刘志修(陶铸侄子)、李重明(贵州省长之子)、蔡晓彦(军队子弟)等。”

 

 

2.        都对学校教育制度有意见并和支部尖锐冲突。

   文革中,无论是运动初期起来炮轰领导的少数造反者还是几个月以后群起反抗“资反线”的造反派,不少人先前几乎都和领导有某种过节(矛盾或纠葛),北大聂元梓固然如此,清附华附也不例外。

   清附部分学生从六四年开始就对学校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有持续不断的批评,主要一点就是指责校方不抓阶级斗争,不突出政治。他们或写小字报、出墙报,或直接找老师、领导辩论,随着社会的政治斗争越来越升温,他们和学校领导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批评已上升到批判,分歧已发展成斗争。最后终于爆发红卫兵造反运动。(附件三)

   华附李重明的大字报,主要是对去年学校因为他假期后没有按校方规定交出义务劳动证明而一度不让他注册不满,于是对教务主任和校长,连带一位语文老师冷嘲热讽,实际在批评学校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公开号召大家“对教育制度有斗争精神”。随后支持他的其他十位同班同学写的大字报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主要也是批评领导不突出政治,没有紧跟中央精神。

3.        同受毛和毛远新、王海容谈话等内部消息鼓动。

     六六年全国红卫兵运动兴起,当然离不开六十年代以来学雷锋运动,学毛著运动,四清运动,忆苦思甜运动,学解放军运动,和抗美援越,反帝反修等这种中国政治左倾化的大背景,但考察清附华附这两个“先行者”,他们当时所谓的政治敏感,和他们特殊的消息来源也有很大的关系。

   骆小海文章提到“……清华附中别具一格地把干部子女单独组织起来传达文件,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就是这样传达的。1965年10月24日星期天,我和预科652班的韩军在从颐和园航海军训回来的路上,聊起了‘造反’的问题。这个题目源自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我们感到,在新时代‘造反’,就是突破陈规,突破权威。当天,我就把我们谈话的心得写成了一篇文章《造反精神万岁》,后来又贴到班级的墙报上……

[pre]  仲维光文章也提到“……伴随着大形势传来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和给毛远新的信。革命接班人问题,干部子弟的理想抱负问题,教育革命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通天的干部子弟从六三年开始就在北京的一些中学中躁动,弄得山雨欲来风满楼。” 不仅仅是清附,“北大附中的宫小吉的文章‘换取五分的秘密’……这篇文章是在当时形势和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的影响下,来对旧教育系统进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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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  华附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王业群的回忆中提到:“1965年底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特别是到 19665月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这段时间,学校明显不平静了。由于高干子女多,消息灵敏,学生思想上的某种变化,即使在初年级中间也能明显感觉到。”

  根据另一位华附同学提供的情况:李重明和其他十人都是高干子弟,里面军队孩子多,在高三级是较少见的。其中最有号召力的蔡晓彦,其父即是67年武汉“7-20事件”中四个出名的军队领导之一蔡炳臣(其余三人是陈再道、钟汉华和牛怀龙),时为湖北独立师政委,66年是广东独立师政委。苏立功,其父是广州军区二局政委。当时他们敢造反是看到了毛泽东和王海容的谈话,从暨大党委书记聂菊荪处传出,他女儿聂晓兰也是十一人之一。聂本不应有此文件,但他是从人民大学书记位上被贬的,大概有北京的渠道。

  现在看来,毛泽东和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传出,对处在叛逆年龄的中学生,有特殊的煽动效果。这也是文革风潮为什么最先由学校刮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只是目前公开所知的两校造反“老兵”内部消息来源,实际上肯定不止这些。北京中央上层的政治斗争内幕,5-16通知的内部传达,北大出现大字报 ……干部子弟圈子中流传的种种小道消息,是如何催生文革第一批造反者的?还有待当事人更多的回忆透露。

 

4.        一度受到压制,影响迅速向外校扩散。

    老兵——最早的造反派,尽管他们一般都有“自来红”的家庭背景,还是受到有组织的压制和打击,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基层“当权派”而不是5-16通知以后各级党组内定准备抛出或已经抛出的“反动黑帮”;二、是不服从领导,甚至(49年以来第一次)公开自由结社,直接挑战了原体制的威权。于是立刻受到打击。

   清附骆小海文章提到:  “……党支部对他们进行了压制和威胁,说他们是“反党”“右派”。学校形成了两派对立的局面。更为险恶的是在清华大学党委的指导下,已经内定若干人为“反动学生”, 准备开除团籍,并向公安部门报案。

   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承认独立于党之外的学生组织,在共产党当权时代还从来没有过。所以工作组虽然说红卫兵是左派,仅仅指这批以红卫兵署名的学生而已。但从未把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来承认。这一点他们得到过刘少奇党中央的指示,态度始终是非常明确的工作组以解散红卫兵为目标,对红卫兵作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打击红卫兵中不肯就范的人,并突然宣布成立新的团委取代红卫兵。然而党支部对他们进行了压制和威胁,说他们是“反党”“右派”。学校形成了两派对立的局面。更为险恶的是,在清华大学党委的指导下,已经内定若干人为“反动学生”,准备开除团籍,并向公安部门报案。”

  在华附,《大事记》提到:“以吴慧文(前党总支副书记、当时王屏山不在校)为首马上采用了无耻的打击分化手段,挑动了一大批不明真相的师生,对敢于揭发党总支的同学、对坚持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同学,特别是李重明等十一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攻。喊出:“这是冲淡了对邓拓的批判。”“现在搞基层过早了。”歪风邪气顿时上升。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煽动下,甚至说:“现在是反右斗争的前夕”,“匈牙利事件的前夕”,“李重明的行为实际是反党”,“他们是被反革命老师利用了。”大叫:“你们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十一人走到那里,围攻的人就跟到那里。当晚桂琳琪、王戎全、梁智莉等八位女同学,蔡晓彦、苏立功等在深夜继续贴出大字报指出就是“要揪学校走资本主义路线代表人物。”

   关于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最初扩散,骆还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在党支部的严厉压制下,红卫兵领导层对形势比较在组织成立之始就提出了退缩的策略。浑然不知出头之日就在眼前。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反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2日报纸登出。红卫兵领导层如梦初醒,决定重新采取攻势,于6月2日贴出第一张以‘红卫兵‘名义署名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一次在全校亮相,也是第一次在全校公开招兵买马,因为大字报下留了很大的空白,请同意者签名。结果签字者有一百多人,除了原有的不同政见者外,又多出几十新同志。此后,红卫兵的大字报便频频出击。

在新形势下,党支部不敢对‘右派学生贸然下手。但是似乎也不知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继续鼓动师生围攻红卫兵。殊不知这时红卫兵已经广泛联络外校、报社、家长,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支持。外校学生到清华附中张贴大字报,猛烈抨击党支部是修正主义。6月8日,外校学生300多人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校方紧闭校门,学生两派情绪激动对峙多时,但始终限于言辞,并无武力冲突。红卫兵和支持者们决心坚持到底,10小时后,校方终于打开大门。外校支持者们在校园里张贴大字报,表示对红卫兵的支持和对党支部的声讨,多以本校‘红卫兵’名义署名。从此,‘红卫兵‘这一称号和它所标志的独立学生组织从清华附中蔓延到了北京市的许多中学。”

 

   被称为“广东第一张大字报”对广州地区文革的影响,目前还缺乏相关资料。据笔者所知,就有八中和十七中最早的大字报就是直接受了华附的启发。

   十七中王XZ在《走向黑暗》中写道:“六月五日星期天,下午要开班干会。上午,珠影演员剧团团长张早的儿子张沙俊告诉我,他们学校(华师附中)闹起文革来了,大字报已贴满了校园,直指校党委书记麦某,揭露他是‘小邓拓‘。我立即回校。班委会上,我把华师附中运动的状况告诉了大家,并建议班委会的议题改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班主任李翠云支持了我的建议并立即派闫历、郑子华、邓志去华附取经。同学们也闻讯赶来。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字报立即布满了学校。”

  笔者在《朱振邦之悲剧——八中第一张大字报前前后后》提到:“六六年六月五日,星期天傍晚返校途中,朱刚好和家也在华工的同班同学潘瑞瑜同车。一路上两个人谈起华师附中出现了给党支部提意见的大字报,八中却没有动静,是不是党支部领导不力?朱提议两个人合写一张给党支部提意见的大字报。潘同意说:你来写,我签名。但回到学校以后,潘马上就被叫去开学生干部会了。朱完成这张大字报后代潘署上名字,以两个人联名的方式贴了出去。”

三、   重读《学校的教育》等大字报的感概

   四十多年后重读当年北大聂元梓那篇当年被毛泽东推崇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文革开山之作《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重读清华附中那震撼中国的红卫兵造反宣言《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重读华附引领广东文革风潮第一榜文《学校的教育》,心生感概。

   内容之空洞,思想之贫乏,心气之狂妄,语言之粗鄙,文字之枯涩————很难想象,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绝后的一场巨大的政治运动,就是被这样一些简单却蛊惑人心的吼叫煽动起来的。

   这些年有许多文革风云人物在写文章回忆自己在历史大潮中扮演的角色,不管各人的认识如何,从抢救文革史的角度,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文革,是当代中国历史留下的一个巨大的混沌。风暴虽过,尘埃未定,彻底揭开文革之谜,恐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笔者无意简单论断文革中不同立场不同派别的是非对错(即使《华附文革大事记》里收录的当时批驳第一张大字报的那些对立派文章,前述25个字的评语也一样适用)。对于多数风云人物们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青春无悔”,笔者也能理解。人生,本来就是琐碎,平凡,乃至平庸的。那种不分昼夜的奋斗激情,那种不计生死的献身理想,还有那种以为创造了历史的自豪。。。。。。不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到的。但是,但是扪心自问,这一代人当年所做的一切,真的有哪一件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值得每个人不仅“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相反还豪情万丈?

     重读一下整整一个世纪以前,少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和《少年中国》等刊物留下的那些大气磅礴的文字,对比前面提到的那些毛的学生们留下的东西,你不能不大吃一惊。

  毛之初,那一代人,可以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被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倾倒,也可以拥抱摩尔的乌托邦。。。。。。毕竟在探寻真理的道路上,当时马列主义并非唯一的选项。他们的精神何等自由,视野何等开阔。他们外争国权,内争人权,目标何等正义的。  今天,你可以不认同毛的红色中国革命道路,但至少你不得不承认,毛之初确实站在历史的进步一边。

  对比一下将近半个世纪前红卫兵一代留下“时代最强音”,除了鹦鹉学舌的刮刮叫声,就算抠文嚼字,你也找不到哪怕一点点和普世价值相通的进步思想。

  当然,每个人都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历史选择了这一代人,这是命运的无奈!

  但是,如果这一代人今天还不能超越自己,不能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真正在精神上和昨天决裂,他们当年的悲剧,还可能延续到他们的下一代。

  

 


叶曙明 2010-01-31 10:31
        华附的这张大字报,是在学校内贴的,是否为广东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很难判断,因为当时在单位内贴大字报,并非个别现象,搞四清、搞社教运动时,不少单位都有大字报。我们知道,四清、社教运动与早期文革是密切相关的,很难分得清哪张大字报是属文革的,哪张大字报是属四清、社教的。
    1966年8月15日,华师附的七名学生在北京路广州皮革工业公司供销经理部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也号称“全市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指责该公司用10尺长的大皮鞋做商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典型方式”。学生们自称“第一”的理由是,这是在第一张在社会上公开张贴的大字报。


阿陀 2010-02-08 14:04
欢迎叶生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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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主谨在此向最近开始往本版输送文章的叶、欧二位致谢!抢救文革史料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欢迎所有读者都加入推荐转贴的行列。希望广东板成为这个网站最丰收的一块菜园!

“地方文革网”,我的理解,就是一个资料室,图书馆,博物馆。没有特定的观点,完全是中立的,史料性的。而且重点在基层。和先入为主,控诉色彩的文革博物馆或歌颂为主的某文革网完全是两回事。

很高兴叶生能提出华附大字报是否广东文革第一张大字报的质疑。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有把握,是华附的人自己这么讲,我接受而没深想。

今天想想,觉得还是可以成立,理由如下:
何谓(某范围内)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我以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内容是和文革有关的,时间是当地最早的,还得有一定的扩散性影响。
我前文提到,“凡是在酝酿期和发动初期各地区各单位最早出现的和文革有关联的大字报,都可以称之为(某个范围内)‘文革第一张大字报’”。虽然自反右以来,大小字报就没断过(记得四清时美院陈列馆也有过大字报),但各层次各范围的第一张文革大字报,应该以5-16通知以后,和这通知精神相呼应的才算数。全国绝大多数“第一张”都是6/1广播聂元梓大字报后的敷生物。连清华红卫兵的大字报也是6/2才贴出来。5-25聂大字报实际界定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只是修饰语)。该大字报当时是不大“合法的”在全国也还没造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5-27华附大字报有它特殊的,独立的意义。我希望广东还能发现比它早的类似大字报,但估计很难,全国恐怕也属稀有。而且这张大字报不是那种贴在饭堂抗议伙食不好之类影响不大的品种,它很可能是是点燃南都文革的第一个火种。就我所知,我的母校八中,17中,珠影等都直接受其影响。
欢迎任何网友推翻我的分析!
发掘各地各单位的“第一张”,实际上有利于研究文革启动的基层情况。
谢谢曙明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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