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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晴表妹:男人不敢喜欢的“铁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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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不敢喜欢的“铁姑娘”

文/老晴表妹

转自网易真话

能吃苦不怕累的“铁姑娘”曾是中国社会女性形象代表

说起“铁姑娘”,如今的90后、00后们可能觉得格外陌生。但对于已经花甲之年的50后长辈,“铁姑娘”却是最鲜明的时代标记,刻画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性别观念和审美。

“铁姑娘”最早出现于五十年代末“大跃进”时期,国家动员农村和城市的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时间,涌现出大量妇女积极分子,人们把这些干活不怕苦、不怕累的农村未婚女青年,称为“铁姑娘”,这个词和“铁老太 ” ,“ 铁大嫂”,“ 穆桂英”,“花木兰”等一起,登上《人民日报》的报道,逐渐流行开来。

当然,人民对“铁姑娘”形象最典型的记忆,恐怕要属郭凤莲代表的大寨“铁姑娘”们。1964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年仅十六岁的郭凤莲,和其他同龄的二十多个女孩组成“铁姑娘”队投入农忙劳动高潮。她们不但能够和男青年一样猛打猛冲,经受各种考验,还曾单独超额完成割蒿十万斤的光荣任务,帮助大寨夺取了大丰收。1965年3月8日的人民日报文章《大寨精神 大寨妇女》对她们高度赞誉,使郭凤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文革中,大寨的“铁姑娘”和大庆油田的女钻井队,人民公社的女拖拉机手、“飒爽英姿的女民兵”等一起,被树立为革命妇女楷模,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女性形象的代表。

文革结束,“铁姑娘”开始被厌弃,成为男人不敢喜欢的女性

然而,风光一时的“铁姑娘”,在今天却已经被人遗忘。即便是那些还记得这个词的人,想起她,那感觉恐怕也是尴尬多于喜爱。对“铁姑娘”的集体性遗忘,要从文革结束时说起。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流行的伤痕文学,不乏从第一人称视角,描述那个年代对女性特征、爱情与性的压抑。在很多当年的知青看来,“铁姑娘”代表“男女都一样”的激进议程,罔顾妇女的生理局限和个人意愿,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牺牲很多妇女的健康,是毛时代高压政治的产物,必须被扔进历史垃圾堆。

那个时代的大众文化,也表达了人们从情感上对“铁姑娘”的厌倦甚至恐惧。

1979年,姜昆、李文华的相声里,就曾传神地描述出那个年代人们对于“铁姑娘”的印象:

姜昆:“俺队有个铁姑娘,铁手、铁脚、铁肩膀,拳头一攥嘎嘣嘣,走起路来震天响,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

李文华:这是大姑娘?

姜昆:这是二郎神。这样的姑娘你敢喜欢吗?

可见,从那时起,“铁姑娘”就已经被认定是男人不敢喜欢、不受欢迎的女性。这样的大众流行文化,凸显了男性主导的审美价值观:女人没有“女人”味儿,不像女人,不温柔,她们变得粗糙,这是违背“人性”的。

对“铁姑娘”的摒弃,不仅仅是一种对革命厌倦的副产品,也不见的是老百姓完全“自发”的情感。“铁姑娘”黯然失色过程,和资本对女性身体的“性化”以及知识阶层对劳动工农的抛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女生、作家张蔓玲提出,停止把女性身体当做劳动力来看待,要重塑“东方女性美”。她反对文革中那种男性化的女性形象,认为过去的政治斗争牺牲了人们的个人幸福,现在需要重提女性美,把人性、情感,和幸福感,带入新的政治议程。女大学生应该作为全国女性的模范,把自己培养成美丽、聪明、温柔的女性。女性一方面要进步,一方面也要保持传统美德。

张蔓玲这样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对于女性的审美,在文革之后,从国家生产动员的视角,切换到精英男性对女性的消费视角,否定女性作为劳动力的存在,强调性化的女性身体,以及作为男人审美客体的功能。这样的观点,从张蔓玲这样有知识的年轻女性口里说出来,说明这种观念早在80年代初,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影响深远。此后三十年,中国女人以城市中产阶级年轻女性为首,在市场经济、商品化大潮的配合下,用化妆、美容、整容、流行服饰消费的手段,成功地把自己的身体锻造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客体。新女性的理想形象,是白天妆容精致的办公室白领丽人,晚上回家系上围裙、温婉贤淑的家庭主妇。而那些农村妇女和城市边缘的打工女性、老年女性,因为没有金钱和时间去按新的审美打造自己,而渐渐成为新时代里“土气”的“大妈”,成为各种相声、小品里,被奚落、嘲讽的对象。

在这种势不可挡的社会变革之下,那种“擦去性别标记”,要求跟男人一样去劳动、去斗争的“铁姑娘”精神,越发显得可笑、荒唐、格格不入。最近,作家韩少功在新作《暗示》中就表达了他对“铁姑娘”的怜悯:

“女生们穿上了这种破棉袄,虽然枕边藏着小说与哲学,但一个个比农民还农民,跳下粪池掏粪,跳到泥水里打桩,把病了的猪仔搂在怀里当宝贝暖着,常常抢着做农民都不愿做的脏活和累活,有一种脏和累的使命感。”

“比农民还农民”的铁姑娘,又脏又累的铁姑娘,代表了知青与工农结合的铁姑娘——注定要被改革开放、全球资本的滚滚大潮抛开,直至完全遗忘。

对许多“铁姑娘”们来说,走出家门跟男人比成绩是一生中最快乐的体验

然而,我们对“铁姑娘”及其背后性别政治的认识,并不能只停留在批判和怜悯这一层。

金一虹教授的《“铁姑娘”再思考——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和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的研究都认为,“铁姑娘”女性形象的树立,在当时的历史阶段,有着积极意义。它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对促进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就业有一定积极作用。仔细辨析,不难发现对“铁姑娘”历史实践的否定,大部分来自文革后的男性和年轻女性知识分子,而甚少有人从“铁姑娘”当事人的角度,去理解她们的个体经验。金一虹老师通过对“铁姑娘”们的访谈发现,虽然那个年代,体力上受累吃苦,但精神上有一种荣誉感和满足感。因为,在鼓励“铁姑娘”的年代,一个平凡、普通的年轻女孩,可以通过参加集体劳动,政治上追求进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奖励。农村的很多妇女,也认为“大跃进”时,鼓励她们走出家门去生产、跟男人比成绩,是一生中最难忘、快乐的体验。

这种通过劳动来争取更多空间、资源的女性体验,在今天这个越发“拼爹、看脸”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客观地来看“铁姑娘”问题,我们不应该只强调它无视性别差异,让人过度劳动的一面,也应该从当事人的角度,把自己置身于那个历史情境中去考虑。铁姑娘们不是傻子,不是疯子,她们在时代能给予的极其有限的资源和空间里,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传统性别桎梏,走出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铁姑娘”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她虽然指出一条“不靠脸、不靠爹”的路,但却几乎是唯一一条路。这一模式拒绝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体质、心理差异。不过,看待所谓“生来的体质差异”,我们也要小心,不可跌入性别二元对立的陷阱。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有没有Y染色体(通常是生理上是否为男性的标志),只是解释体能、体力、耐力差异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已。女性整体上显得体力不如男性,与整个社会教育体系里,对女性的束缚和规训也有关系。而在个体层面,我们生活中,也经常见到见体力差、不爱运动的男性,和反过来体力非常好的女性,因此皆不可一概而论。

这一点,在“铁姑娘”时代,也得到很好的印证。很多“铁姑娘”回忆,当她们成立女子队,分开来跟男人比干活时,她们发现,同等时间、同等人数,姑娘队干的农活,比男性还多、还好。另一方面,别说是女人受不了重体力活,就是男人,又有几个能成为“铁人”王进喜? 在任何情况下,拼命的、做粗活重活的,都只能是少数。

今有“女汉子”过去有“铁姑娘”,女人是可以千姿百态的

为“铁姑娘”鸣冤,并不是提倡回到那个大干快上、忽视个体的年代,而是想问:为什么在那样的时代,女人可以不必“像女人”,可以有在今天看来,都非常解放的性别认同?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女孩被化妆品包围,拼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软妹”,去追求和男友之间的“最萌身高差”,生怕自己的女性柔美气质不够突出。

有人会说,但是今天也有“女汉子”啊?

诚然,“女汉子”本身的存在,说明今天有些女孩也不屑于服从男权主流性别的规训,在生活里展现出更多独立、自强、中性的气质。

但其实“女汉子”的说法,还是把人们观念里的所谓“男性特质”,作为一个潜在标准。女孩子一旦做出与这个标准吻合的行为,比如穿衣简洁休闲、运动细胞发达、做事果断强悍等等,就立即被归类为“汉子”,而不再是一个“女人”。所以,虽然“女汉子”貌似在挑战单一的性別角色审美,但这个挑战还是在男权设定好的框架內,是将女子与标准男性比照。

这样一种对男、女的本质化认识,极为不妥。 有肌肉、敢大胆发言、自己修灯泡、修电脑……这些优点跟是不是“汉子”没半毛钱关系。 女人之间千差万别,男人之间也千差万别。勇敢、独立、自信,应该是每个人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铁姑娘”到底过时了么?如果我们把“铁姑娘”理解成一种社会规范,要求每个女生都要拼体能、忽视自身特点,那这种千篇一律、无视个体自由的议程,当然是不可取的。时代不会重来,无视个体差异,违反客观生理规律, 通过统一、霸权的方式来强迫解放“女人”,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铁姑娘”所承载的历史经验,当做对当下批判的一种思路、对未来想象的一种资源——认为“女人”不一定就要柔弱、妩媚,“姑娘”是可以千姿百态的,那么,“铁姑娘”的文化意涵,就没有过时。也就是说,对不同性别秩序和审美的想象,不应该过时。在新的时代, 我们应该继续开拓新的话语空间和想象场域。符合男权审美,绝不是女人唯一的出路!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4-07-30
铁姑娘的问题可能要从社会革命的角度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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