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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志愿者可以为文革研究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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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tuffy05 执行加亮操作(2015-11-26) —

在今年酷暑(连续高温多日达40oC以上)的一天,一位热心文革研究的80后在读博士来访,畅谈中,年轻人谈到一个想法:找一些志愿者来为文革研究做些抢救史料、记录口述之类服务性的工作。这使我深受感动。近年来,志愿者活动已经在一些大型运动会以及环保、救灾、扶贫、帮助抗战老兵回家、帮助被拐儿童寻亲甚至帮助艾滋病人救治等活动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能有一些志愿者参加到抢救文革史料方面来,应该是很有意义也会很有成效的事。
那么,志愿者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呢?自从这位年轻朋友提出这个想法以后,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思考,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历史文献方面

有关文革的历史文献,包括文革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文件,各种中央领导人及地方、部门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官方报刊和群众组织报刊中的重要文章,官方及群众组织编印的批判资料、大字报选、大事记,各种人物的检查、交代及申诉材料等等。这方面的文献,在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网络版)中已经收进了不少(网络版还随时在增补),为文革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不过,相对于十年文革纷纭复杂的历史来说,显然还有不少的遗漏甚至空白。
比如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的第三版(2010年版)中收入的中央文件(包括少量地方、部门文件):(1966年以前有少部分,略)1966年106件,1967年363件,1968年151件,1969年68件,1970年52件,1971年68件,1972年57件,1973年54件,1974年30件,1975年48件,1976年35件……
光盘中收入的这些文件已经远远超过文革中官方或群众组织编印的各类中央文件汇编,但仍是很不完整的,如1966年的文件,其中所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色海洋”的通知》,发文号是中发〔66〕629号,而收入光盘中的1966年中央文件仅有106件,其中还包括几件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和高教部、北京市委等部门的文件,排序为106的1966年最后一份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还是中发〔67〕2号文件(发文日期是1966年12月31日)。再看1967年的文件,共收入363件,算是文革历年中收得最多的了,排序为363的最后一份文件是《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南京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文件序号是中发〔67〕411号。可见遗漏也不少。当然,中央文件中有的是属于高度机密不向下传达的,文革中也很少有人看到,现在也不可能开放。但是,当时已经公开传达到基层的,仍有不少未能收集到。至于各地区各部门的一些与文革有关的重要文件,现在收集到的就更不够了。
再看光盘中收入的中央首长(包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人)讲话:(1966年以前有少部分,略)1966年563件,1967年1437件,1968年245件,1969年74件,1970年26件,1971年11件,1972年11件,1973年20件,1974年28件,1975年93件,1976年48件……
文革中大量的中央首长讲话是由群众组织记录印发或传抄翻印的。因此收入光盘中的这类资料1967年最多,达到了四位数(1437件),但也仍有不足,比如当年中央文革碰头会分别解决各省、各地区、各重要部门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时所作的一些讲话,就有许多未能收入;而各地军政领导人的一些重要讲话,如1967年8月28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在四川省农业生产计划、财贸、金属材料生产供应会议上的讲话就未能收入,而这个讲话中明确宣布了成都军区给几个专区、县的造反派发枪是请示中央批准的。这个讲话当时在小报和传单上都有(我曾在《昨天》上依据文革资料收藏家和文革研究学者王锐与李晓航分别提供的不同版本的同一讲话转录刊登了一小段内容)。至于1968年底以后的有关资料就更少了,由于群众组织撤销,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不再有群众组织传抄翻印首长讲话这一条件,所以从1969年起这方面的资料数量锐减。但是当时许多人为了能够“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也有的是为维护切身利益而从有关文件里寻找依据,仍然在私下记录传抄一些首长讲话,所以这方面资料保存在民间的仍然有相当数量。
再看光盘第三版中新增的一个栏目“文化大革命的各类大事记”,收入的这方面资料有:1966年9件,1967年42件,1968年7件,1981年1件,1984年1件,1985年2件,1987年2件,1988年2件……
显然,文革大事记所收数量与实际有过的相比差得很多。当年许多单位、许多群众组织以及支左部队都编有各自的大事记,文革之后各地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以及后来由各级党史研究室、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写的大事记(文革时期)就更多了。
光盘第三版中还有个新增的栏目:“文革中的特殊档案:检查、交代、申诉书、请罪书、遗书等”(这一栏目是我受邀编辑的,当然许多资料是永毅兄他们提供和组织录入的),在这一栏目里收入的这类资料有:1965年1件(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1966年44件,1967年115件,1968年36件,1969年23件,1970年24件,1971年7件,1972年21件,1973年12件,1974年8件,1975年15件,1976年7件……
显然,收入光盘的这类资料数量还远远不够(而且其中有些还只是摘要而无全文)。实际上这方面资料应该是很多(甚至可谓“浩若烟海”)的,尽管那些所谓的检查、交代、请罪书中充斥着大量的对照“最高指示”和政治“主旋律”调子给自己扣大帽子的自诬之词,但其中多有涉及一些重大史实的陈述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如已经公开出版的邵燕祥的文革检查交代汇集《人生败笔》,郭小川的《检讨书》,李辉整理的《赵丹自述》中那些“139号犯人狱中报告”等,都有很丰富的研究价值,而真正整理出来的目前还很少,亟待有心人去抢救。
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编印的小报、刊物、传单,是研究文革中群众造反运动时期的重要史料,近年来已经成为民间收藏的一个热点,但是一般的收藏者只将其作为收藏品收集,奇货可居,不轻易示人,使之难以在文革研究中发挥作用。美国华盛顿的中国资料服务中心近年来已经陆续影印出版《新编红卫兵资料》115卷,收入了大量的文革群众组织小报(北京地区接近全部),虽仍有不少空白或遗漏,但已经非常难得了,只是中国内地的研究者很少能看到。像上海的“陈老头子”陈国康那样把自己收存的文革小报全部无偿捐赠给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建立文革资料库,像现居加拿大的华人何理先生把自己收存的文革小报热心提供给美国的图书馆复制《新编红卫兵资料》,这样的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一定非要拥有资料的原件,只要能有复印件、扫描件或转录的电子文本,能看清文字就行。因此,志愿者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不小的作用,除了搜集寻找当年资料外,还可以将能够看到或借阅到的当年资料中一些重要篇章转录成电子文本提供给研究者。如果一个志愿者提供一份资料的电子文本,100个志愿者就可以提供100份,集腋成裘,其数量就相当可观了。

二、个人资料方面

人类历史是由人物的活动构成的。司马迁写《史记》就是以人物为主,从帝王将相到儒林、酷吏、游侠、滑稽……通过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来多侧面地再现历史。而这一优秀的传统在当代历史写作中却很少看到了,常常是见事不见人,即使写人也只写“帝王将相”(领袖将帅)而绝不会见到“儒林、酷吏、游侠、滑稽”之类人物的身影。要加强对文革人物的研究,就应该注意收集文革中各类人物的资料。在这方面,志愿者可以做的事很多,比如:
1、记录整理亲历者的口述。这些亲历者大多年事已高,疾病缠身,而且许多不会使用电脑,因此志愿者帮忙用电脑录下其口述,整理成文,很有必要。口述内容可以是个人简历特别是文革中的经历,也可以是对文革中某一重大事件的亲历见闻,也可以是对自己在文革中所受指控的某一罪名的澄清、申辩等等。不拘一格,并最好能将整理好的口述文字再交口述者审定,修改补充。此外,如果亲历者自己能写也愿意写,志愿者也可以帮忙整理录入电脑。近年来,口述历史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我不赞成把口述绝对化,似乎口述就一定比手写的更有价值,甚至让一些明明有文字写作能力和条件的人也做口述,这就有点过分注重形式了。其实,只要能抢救和保存下一些历史真相的片断记忆,不管是口述还是笔述都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记录下来,抢救下来。
2、收集文革中风云人物的资料。如当年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军人、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中共“九大”、“十大”和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骨干成员,当年群众报刊的编辑、主笔和一些重要文章的作者,当年与一些重大事件有关的人员,当年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涉案人员以及被打成“黑手”的干部等等,搜集他们的个人简历、照片及相关资料(如当年的署名文章,点名批判文章,检查交代、认罪书、判决书、申诉书、遗书、平反通知书、平反公告等等)。
3、收集文革中不同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的资料。如工作组时期迫害致死者,“红八月”中受害致死者,派性武斗致死者,暴力屠杀致死者,“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致死者,“揭批查”运动致死者等等。通过亲历者口述或采访调查,记录下这些非正常死亡者的姓名、身份、年龄、死亡时间和原因等等,能收集到生前遗像当然更好。不必求全,了解到一个记录一个。
志愿者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要加强信息交流,比如,对准备转录的某一资料,先应了解清楚在网上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或光盘中是否已经有了,以免做重复劳动。
许多亲历者正在故去,许多鲜活的记忆正在消失,许多史料正在湮灭。对文革史料和记忆的抢救,与抢救被破坏的自然环境,抢救遭灾遇险的难民,抢救被骗被拐的妇女儿童……一样,都是抢救性和服务性的公益事业。志愿者在这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2013年10月6日于重庆风江阁

http://canyu.org/n81263c1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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