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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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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tuffy05 从 山东省 移动到本区(2010-0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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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上)

     



            图 / 通讯员     文 / 青水洋

 

——历史不仅是回忆,更多的是对人们的借鉴与反思。

 

在江青等“四人帮”的“文攻武卫”煽动下,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越演越烈,从大刀长矛发展到真枪实弹,简直就像军阀混战一样。

我们62年入学的大学生,到68年9月才分配。当时各单位几乎都处于瘫痪状态,所以我们这批人大部分先到部队农场锻炼改造。

我分配去的地方是靠近连云港附近的济南军区9636部队,军区司令是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杨得志将军,军长是张铚秀(后来是昆明军区司令),奇袭白虎团的“杨伟才”是我们的军副参谋长。

我们分配走之前,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给我们讲了话。在操场上我们席地而坐,他露着白牙,笑嘻嘻地对我们说:“你们要服从分配……只要在地球上,哪里都是好的,啊……”我们都哈哈大笑,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我们唯一记住的这句话被删掉了。

那是以种水稻为主的海边大农场,以连为单位分别管理自己的包管区,我们学生连也有自己的一片“自留地”。

当时虽然“九大”已经召开,但武斗还是不断,特别是联跨山东和江苏两省的连云港成了重灾区。

当时的所谓“好派”、“屁派”实际上都有后台支持。在连云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支持的一派占了上风。他们武器精良,实力强大。反对派只好撤出市内,在外面打游击,抢武器发展生存。

那是1969年的5月的一天,排以上干部(我们锻炼的大学生享受排级待遇)都到团部听师政委传达“九大”精神,政委名字忘了,好像叫“周铁嘴”,参加过朝鲜板门店谈判。因为政委亲自参加了“九大”,又是“铁嘴”,所以传达得很精彩。

十点多钟,突然一阵枪响,警卫员急忙来报告:二连营地遭造反派抢劫。在田里干活的战士闻讯赤着脚去追赶,跑在最前面的一班长被造反派开枪击中头部,顿时脑浆迸裂牺牲。

会议马上中止,干部急忙赶回连队指挥处理。我们学生连急忙赶到出事的二连。

二、三十名抢枪的造反派硬是被发疯似的战士从卡车上拉下。他们都光了膀子跪在连部操场上,战士们正强迫他们向毛主席请罪。

一位四川小战士拉指着自己的上衣,嚎啕大哭的对我们说:“这是我们班长的脑浆!”大家一看怒火万丈,特别是与一班长熟悉的几位同学按捺不住悲痛心情,冲上去就拳打脚踢,把造反派打得抱头跌倒在地。一位同学大声说:“我们打不违反纪律!”大家一轰而上,书生急了也很野蛮,要不是连长等人前来拉住,我们学生连可要大发威风了。

我们以为这事就完了,回连队吃饭还没有放下饭碗,突然又传来一阵枪声。我们出门一看,看到一位团部的通讯员扛着枪,气吁吁的跑来:“造反派的大部队来了,快帮我把枪藏起来!”

原来上午来的抢枪的几十名造反派只是先遣部队,后面来的十几辆卡车已经到达团部,并正在扩散到各连,其中一部分人正朝我们连奔来。

我们一看情况紧急,赶快接过枪往屋里藏,但往哪里藏?大家没有了注意。有人掀开炕席把枪塞在里面,上面压了被子,大家一看,这藏法也太低级了。机灵的小汤接过枪往外跑,外面有人大喊:来了,来了!小汤一看来不及了,急中生智把枪往门口的水井(储淡水用的)里一扔,一阵水花,马上就没声音了。

一群手拿刀枪的造反派冲进各班房间搜查,有人真的揭开了炕席。

“我们没枪。”大家指着自己穿的衣服。

造反派看着我们都穿着没有领章的旧军服,就抓住通讯员喝问:“你的枪呐?”

“他是通讯员,从来不带枪。”我们一起帮着说。

当时的情况就像电影里鬼子进村的感觉一样,真不是滋味。

造反派转了两圈刚走,团部来命令,让我们一、二、三排去协助保卫团部。女生排留下看营房。

我们跑步到团部,看不到抢枪的激烈场面,只见团长办公室门半掩着,师政委正在与军区通电话,几个战士守在门口。

门外十几步外的地方站着一、二十个造反派,其中一个象土匪打扮的人,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拿着一把斧子,大声叫喊:“给造反派发枪还要请示什么?”

我们身穿旧军装的五十多人突然来到,他们不自觉的后退了几步,一下子形成了对持局面。

里面政委正第二次给军区打电话。第一次政委电话请示,军区说要等中央军委指示,但就是迟迟没有回音。

政委说:“我再说一次,现在我们还有自卫能力,请上级下令。”

“九大”以后,中央已有严格禁止武斗的决定,对群众抢枪也有严厉的制止措施,师政委亲自参加了“九大”,他的请示是有根据的。

一排的老吴,大家叫他吴大胆,见造反派只有一个头头有枪,就悄悄地说:“我们上去把他枪缴了。”说罢大家就一步步向前紧逼,有一部分人开始从后面迂回。

刚走几步,突然从他们后面人群中走出几个拿冲锋枪的人,不由分说朝着我们就是一梭子,子弹嗖嗖从我们头顶飞过,打得屋顶上的瓦乓乓乱响。

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听到这可怕的冲锋枪声,一下子全都吓傻了,一个个都趴在地上不敢动弹,知识分子一下全都露了原形。

团长听到枪声一个箭步冲出房门,大喝一声:“谁也不准动!”

我们爬起来,躲在墙角,再也不敢动了。

里屋师政委正在焦急等待军区回电,听到外面冲锋枪声知道情况紧急,马上又拿起电话。对方说,中央还没有回电。

“什么时候能回电?”

“不知道。”

政委刚要把电话撂下,突然他又向对方补充了一句话:

“如果5分钟不回答,就是同意我们自卫!”说完狠狠扔下电话,低声有力地对团长说:“看好表,作好准备!”

好一个周铁嘴,竟然向中央耍起脾气来了!

 

欲知中央是否回电,怎样回电,且听下回分解。

 

 

选择题:

A、  中央回电,同意自卫;

B、  中央回电,不同意自卫;

C、  中央回电,根据情况自行处理;

D、  中央不回电。



我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中)
                                                                                                                         
            图 / 通讯员     文 / 青水洋

 

——历史不仅是回忆,更多的是给人以借鉴与反思。

 

上回说到,师政委在电话里向军区说了最后一句话:“如果5分钟不回答,就是同意我们自卫!”说完狠狠扔下电话,低声有力地对团长说:“看好表,作好准备!”

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既兴奋又紧张。

5分钟不到,一阵电话声把大家的心全都吊了起来。电话里传来急促的声音:“中央回电,不准自卫!”

政委平静地放下电话,双手一摊说:“让他们拿吧。”

造反派打开仓库,蜂拥而入,步枪、手榴弹、子弹、军服一抢而光,与从各连队抢到的武器一起都搬上了卡车。

总的说来,这次造反派抢到的武器不算多,因为,一是我们师部真正的营地在山东临沂,农场只保留少部分武器;二是在造反派来之前,战士们已经把许多枪、手榴弹、子弹等扔到了旁边的河里了。

造反派很不满意,留下一部分人不走,继续搜查。

两天以后,师部传来消息说,造反派总部听说学生连狠打了他们的“俘虏”,准备前来报仇。又听说,那天抢枪撤走时,造反派自己打死了一个中学生同伙,就是误认为他是学生连的。

这消息一下子把部队首长和我们都紧张了起来,接着师部传来命令,要我们学生连马上撤回临沂。

我们立刻整理好行李,打好背包待命。但一直待命到晚上,也没有等到出发的命令。只是说,不准打开背包,继续待命。

战士们帮我们做好晚饭,天黑了,大家和衣而睡。

晚上战士和我们共同值班,还加了流动哨。下半夜轮到我,春天晚上的海风吹在身上还是凉嗖嗖的,不知是冷还是紧张,反正我两条腿一直在打哆嗦。

抬头望连云港方向,天空上不断出现曳光弹,多的时候就像放烟火一样。战士说,这是造反派在玩武器。

我们一直在待命,大家都心神不定。一位个子大,胆子小的女生跑到我们面前,哭啼啼地说:“看在我们老同学份上,路上千万不要把我们丢了。”弄得我们哭笑不得。

一直等到第三天,师部来命令,不走了。

原来师部考虑,团部的军用卡车已经被抢走,师部也不方便再派军车来接我们。要走,只能步行,而离开营地的步行军对我们来说更不安全。

我们打开背包,打扫卫生,恢复了正常生活。操场上一大堆废纸垃圾、树枝杂草,我们就点火焚烧。熊熊的大火直冲天空,余烟久久不散。我们郁闷的心情也开始释放,跳啊,喊啊地热闹了起来。

看着冲天的浓烟大火,不久附近的赣榆农村就传出了一条消息:造反派到部队抢枪,学生连的大学生们发火啦,他们在试验原子弹!

大概两个星期左右,中央正式下达了可以自卫的通知,大家一下都真正的兴奋了起来。

团部把藏的武器集中了起来,在农场附近几个重要关卡设了固定岗哨,抽调了班长以上干部轮流值班,不准外人进入。这些站岗的部队骨干全是60年代罗瑞卿总长“大比武”出来的尖子,个个都身怀绝技,那都是真正的军人!

从河里捞出的大量子弹、手榴弹等已经不能正式作为备战武器,上级指示,就把这些武器作为实弹练兵。

这下我们也都跟着开了荤,从来没有扔过这么多的真手榴弹,真过瘾!

在实弹射击中,我们学生连的成绩竟然超过了其他各连,团长见一个个戴了眼镜的知识分子超过了他的战士,心中不服,硬要搞一次正式的射击比赛。

全团选出了10个战士。我们要求不准班长以上干部参加,因为他们太厉害了。

我们学生连也选了10个,我是其中之一,我的有依托射击成绩一直很好,经常打9环、10环。

比赛属于对抗赛,不管打到几环就算命中。谁先把对方的靶全部打掉,谁就赢。不过射击距离要扩大到150米。

比赛开始,我随手拿起边上战士递上的一支半自动步枪,从起跑、压弹、卧倒、上膛、开保险我都不落后,我憋住气,瞄准目标,一口气打出了10发子弹,子弹嗖嗖飞出,打得靶杆前后乱摇,但一个“敌人”也没倒下。我正要求支援子弹,一只大手压住了我的肩膀,说我中弹“牺牲”了。

学生连输了!气得我们连长破口大骂:“你们这些熊玩意儿,正式上场就拉稀!”

我非常纳闷,怎么我打出去的子弹左右不偏,都是往下偏呐?排长接过我的枪,一检查,我们比赛的射击距离是150米,枪上的定标不到100米。

战士们赢了,团长很高兴,但也没小看我们,非要我们交流经验。

我看到当时的小战士文化水平都不高,对射击知识的理解存在一些问题,我真心地讲了两点体会,这也引起了部队的注意。

第一点,根据我训练时的观察,新战士在瞄准训练“三点成一线”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准星和靶这两点上,而我认为,在注意“三点成一线”的同时,应该把注意力更集中在眼睛与准星这两点上,因为这两点的距离很短,稍有丝毫的偏差就会在靶上放大很多倍,就很容易脱靶。他们说,以前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第二点,射击时要尽可能熟悉自己的枪。我认为,打9环或10环,单从射击技术上已看不出高低,差别在于对使用枪的熟悉程度。因为在部队枪准星的校正是由人工来完成的,“神枪手”校正出来的枪也不会特别的准,所以使用人一定要对枪做到心中有数。后来有一次射击训练,每人发5颗子弹,后3发算成绩。我试打了2发,发现都偏下,后3发我稍微校正一下,3发全是10环,所以这又加深了我这个体会。

本来,我还要讲第三点的,就是射击前要检查枪的定标,不要打150米定在100米上。因为我们连长对此事还一直耿耿于怀,怀疑是他们搞的鬼,所以我就没有谈这个体会。

平静的生活持续了十几天。

一天,我们正在稻田里拔草,突然离我们不远的河边传来一声枪响,我们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大概一分钟左右又同时传来了两声枪响,并听到了一个女人疯一般的哭叫声,我们赶忙奔出稻田……


我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下)

 

        图 / 通讯员     文 / 青水洋

 

——历史不仅是回忆,更多的是给人以借鉴与反思。

 

上回说到,离我们不远的河边突然传来两次枪响,并听到了一个女人疯一般的哭叫声。

我们急忙奔向河边。

这是离我们营房只有几百米的一条小河,河的一端通向大海,一端流向赣榆农村。虽然靠海的一端有个河闸,但也没有挡住海水倒灌,所以除夏天外,河水都是咸的。我们吃、洗等生活用水,全部都是用水车到2-3里外的内河里拉,然后倒在每班门口的“井”里储存起来。

我们赶到河岸往下一看,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两名中年男子倒在血泊里,一名妇女舞着双手,嚎啕大叫:“你们打错啦!打错拉!”

河边岗哨上的两位班长惊傻地站在那里,两支半自动步枪从他们手里滑落在地。他们开枪射杀的人,一个是附近的农民,一个是我们团部的军医。

这两个班长今天在这河边岗哨站岗。这条河以前经常有装货的船只来往,文革武斗后,河里船只基本上不见了。

下午,两位班长突然发现几百米外有一条船往我们营地驶来,船吃水很深,两个中年男子在岸上吃力地拉着纤。

河上很久没有见到船了,两位班长顿时紧张了起来。

这几天,外面风声有点紧。而师部又传来命令,要确保大学生的安全。据说全国在部队农场锻炼的大学生已经发生了多次伤亡事故,这事已经惊动了周总理。

前不久,我们旁边炮团学生连的一位北京来的大学生,因大雨天在稻田里扛着铁锹巡视稻田水位情况,被雷电击中死亡。

此事发生后,上面非常重视,已禁止下雨天出去稻田巡水了。那的确是很危险的事,我们南方人都知道,在宽广的田野里,拿着铁锹,全身湿透,是很容易被雷打的。我和小汤雨天巡水时,经常开玩笑说,他个子小,我肯定倒霉。

船一步一步向岗哨靠近,两位班长站起来,大声吆喊:“停下!停下!”

在大风中,两人只顾拉纤,没有任何反应。

两位班长看着沉重的船越来越近,神经越发紧张。他们断定,船舱里一定埋伏了很多人,船一旦靠近岗哨,他们一哄而上,他俩是招架不住的。

他们举起枪,大声喊着:停下!再不停要开枪了!

没有反应,船继续前进。船离岗哨只有200多米了,再不停就来不及了。

李班长决定开枪警告,“砰”的一声,枪声划过天空,拉纤的人头也没有抬,船继续前进。

两位班长经历过上次的抢枪事件,想起了牺牲的二连一班长,看到越来越近及船只,仿佛看到了船舱里抢枪的造反派一下拥上了岸。他俩在高度紧张中分了工:一人一个。

“砰,砰”两声,不愧是大比武时代的神枪手,拉纤的两人应声倒地,血流满面,从船舱里出来的却只有一位惊慌失措的农村妇女……

倒地的一位穿着衬衣的是王军医,他是我们团唯一的军区学毛选积极分子。他刚从济南受军区表彰回来,路过河边,见一农民吃力地拉着一船化肥,步履艰难地一步一步走着。他毫不犹豫,脱下军衣,把行李放在船上,挽起袖子就帮着拉起了纤。他俩没有体会到拉纤时荡悠悠的浪漫情调,迎来的却是两颗无情的子弹。

这件事军区很快就作了通报,至于部队内部怎样处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进入秋天,黄澄澄的稻穗呈现了一片丰收的景象,快到收获的时候了,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这是我们从整地、播种、育苗、插秧、除草、施肥等等,一天天劳动的结果啊!

大家都期待着庆祝丰收的一天。

但收割还没有开始,师部命令,所有学生连随同部队一起全部撤回临沂的师部营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部队换防。

我们和战士一起,从江苏的连云港,背着背包步行到山东的临沂。一路上,除浩浩荡荡的行军大部队外,还有急急奔驰的吉普车,一队队威武的炮车,这些以前我们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特别是不时举行的急行军演练,就像当年大部队抢占孟良崮一样,大家感到既紧张又兴奋。接连几天的行军,我们始终没有脱离过大部队,就连女生排也没有一个掉队的,其中包括几个平时有点娇气的上海姑娘。

临沂的部队营房是标准的苏式营房,一切都布置得有条有理,这时我们才开始有正规军的感觉。

在那里我们度过了一个冬天,除一开始安排的军事训练,如早出操、晚点名,挖“猫耳洞”等外,大部分时间都是政治学习,其中也包括以后允许的外语学习,晚上就是打桥牌。

我们在部队过了第二个春节,1970年2月,因我们原分配去的国防科工委第15院(总字825部队)解散(听说与陈伯达有关),我们又重新分配。我和我爱人被照顾共同分到了中国科学院,不久大家就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结束了难忘的部队生活。

分别时,团部通讯员用很老式的海鸥照相机给我们拍照留念,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班与连长、排长等的合影。

后排左起第2人就是鄙人,当时我很瘦,1.73米的个儿,体重只有115斤。第3人是我爱人的大学同学,后来担任了我国一个非常重要城市的市委副书记,在他等人的帮助下,促成了我俩的部队姻缘,我们一直感激在心。

我大学的同学,伟民、美昇、延航、小凤等10多人分到了刚刚成立的北京郊区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现“中国航天员中心”的前身),成了后来来的杨利伟等航天英雄的老师、同事和邻居,他们为我国的航天事业默默贡献了一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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