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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毛远新“文革”早期的三张大字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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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远新,中共烈士毛泽民的儿子,毛泽东的亲侄子,“文革”风云人物之一。“文革”中,先是做了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实权人物,坐镇东北。1975年10月,竟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成了一人之下,数亿人之上的“太上皇”(因为此时毛泽东任何指示的发布权和解释权,都在他那里)。其因此而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不可一世,骄横跋扈,甚至连邓小平、叶帅等也不放在眼里。这些举止作为,在包括毛毛(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在内的好些著述中,多有记载。
   不过,考究起来,毛远新的发迹,却是从他在“哈军工”参加“红色造反团”带头造反而开始的。尤其是他在“文革”早期写出的三张大字报,更是红遍大江南北,为他带来了赫赫名声。回顾这段历史,可以这样说,正是早年这三张大字报,奠定了毛远新日后在“文革”中发迹的本钱和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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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远新1960年中学毕业即入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其真正的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这所1953年由陈庚大将创建的著名军事学府,有“中国西点军校”之称,一些中央领导人军方将帅子女多有入读。毛远新1965年从“哈军工”毕业,亦随大流下连队当兵。本来1965年已毕业离校的毛远新,不该卷入“红卫兵”造反大潮。但“文革”发动不久,中央出了个规定:1965届毕业生可返校参加“文革”。
   获此消息,已跃跃欲试的毛远新立返“哈军工”,不久即与一些人组织起著名的“红色造反团”,将矛头指向院党委及来院领导过运动的工作组。由于毛远新身份特殊,“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一经建立就惹人瞩目。校内外、市内外许多造反组织纷纷来联系攀附,其影响和势力迅速扩张。后竟成了不仅可以左右哈尔滨局势,也可以影响全省以至整个东三省局势的著名造反组织。毛远新也由此成了名扬一方的“文革”风云人物。
   “文革”前,毛远新因那篇著名的《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纪要》已经甚受世人瞩目。1964年7月5日暑假中,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同毛远新闲谈,其中重点是关于教育问题(其中涉及阶级斗争)。事后,毛远新追记谈话内容,整理成这篇“谈话纪要”。流传出来,被高教部于当年11月9日在一份内部刊物上转发。毛远新这个名字,由此随毛泽东一起闪闪发光。“文革”中,这个“谈话纪要”更是被红卫兵造反派们广泛传抄引用。
   不过,为毛远新带来赫赫名声的,是其在“文革”早期所写的几张大字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那张《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的大字报。据悉,这是毛远新在“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既是毛远新大字报中的“代表作”,也成了后来在“文革”中流行最广,被传抄翻印次数最多的“文革”经典大字报之一。
   大字报《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写于1966年12月11日。其时,毛远新已成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核心之一,而且是哈尔滨及黑龙江省造反派中,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他周围的人,或支持拥护他的人,看中他那特殊的背景,可以直通权势薰天的“中央文革”甚至毛泽东本人。毛远新当时已去过北京,并同中央文革有了某种联系,对中央(实为毛泽东)的动向及“文革”运动的方向和发展,心中大致有了底,因此对造反派的前景表现得很有信心。
   毛远新这张大字报谈的是“哈军工”“文革”运动的回顾,其中就包括他为什么参加造
   反派的“红色造反团”,而不参加学院内另一派被称为保守派的“八八团”的动机。一般来说,“文革”中象毛远新这种出身显赫,背景纯正的“高干子女”或“烈士子弟”参加后者的为多。毛远新在丈字报中,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给那些对造反派仍有怀多持观望态度,甚至持不满、反感、抵触情绪的人(包括学院对立派群众、党政领导干部,以及两派均不参加的“逍遥派”等),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教育”,促使其转变立场,改换态度从思想上、行动上都站到造反派这一边来。
   毛远新在大字报中开篇即说:
   我是军工六O级的毕业学员,在连队当兵半年后,经过自己申请,上级批准回院参加文化大革命,回来和同志们一起革命,一起造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也造自己思想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遗毒的反,造个人私心杂念的反。
   九月初回到学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参加了不少活动,对文化革命有了初步理解,是造反团的小将们教育了我,鞭策了我,也是八八团部分同志从另一方面教育了我,开始认识到思想里有许多错误,对自己进了批判,在这里交给大家,请同志们进一步批评和帮助。(转引自1967年5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编印《毛远新同志的三张大字报》小册子。下同。)
   然后,毛远新在大字报中,回顾了在“哈军工”几年,受院系领导信任,器重的经历,“一直担任班长、党小组长,评三好、五好,优秀党员从来没有拉下过我;领导上,同志们夸奖我,颂扬我,吹捧我,似乎很不错了”。接下来,他话锋一转,说:“现在看起来,正是这些东西害了我,是学院资产阶级反路线深深毒害了我,同时又利用我去执行过错误路线,害了别的同志”。
   在大字报中,毛远新也承认,自己过去政治运动中整过人,不过,那是受领导指使。他说:“几年来我确实为领导整过不少人的黑材料,抓住别人的毛病,偷偷向支部汇报,有时先定了框框再有选择地收集某人的材料;平时不开展正当的批评自我批评,到了运动就抓小鬼,新帐老帐一起算。特别是六四年反不良倾向运动,整过班里几个人,甚至组织过班里斗争会斗争过‘不听招呼’的党员;在党小组会上伙同上级干部竟把某人定为反党性质。”
   毛远新将这一切,归结为学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因此“文革”运动中才要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大字报的后半部份,毛远新则是针对自己所在造反组织而说的。
   鉴于当时造反派已控制局势或正在控制局势,成为新的“掌权派”,毛远新从维护造反派天下“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对造反派进行了政治的、阶级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忠告”:
   造反团的同志们,目前形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只凭“造反有理”一股劲猛冲是不够的了,现在要造反到底,又要掌握稳政策,既要猛打猛冲,又要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如果再不加强团内主席思想的学习、政策的学习,团内思想水平已不能满足斗争的需要。可是为什么运动前期的造反团骨干学员从北京从外地回来后都大讲政策策略,而开始的落后一步的干部和教员却大反“右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这些学员呢,是学员右倾了,还是你们又落后一步了呢?请大家思考一下。
   应当说,毛远新还是比较有政治头脑的,这是他不同于一般只知冲冲杀杀、打闹一番的造反派头头的地方。这可能得益于他特殊的高干身世背景,以及经常在大政治家毛泽东身边,耳濡目染,获其言传身教的经历有关。总之,一开始,毛远新就比周围的造反派战友,显得政治上成熟老练一些。
   大字报的最后,毛远新向主要针对与造反派尚有抵触不满或不屑的学院领导及支持者发出呼吁与劝告,说:
   我们的家长,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先烈、革命先辈,把自己的儿女交给你们培养,难道他们希望你们用自己满脑子的错误思想,把这些青年培养成复辟旧社会的工具吗?扪心自问,这是多大的罪恶啊,正是这次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们也挽救了你们,你们还有什么权力怨天怨地呢?还是放下臭架子到群众中来吧,狠触自己灵魂深处的“私”字,和我们一起把革命进行到底吧!只要你们能深刻检查错误,能够彻底揭发批判院党委,广大群众会热烈欢迎你们的。你们不少人过去在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很多人至今还留着伤疤,你们不少人兢兢业业为党做过很多工作,为什么现在都怕得要死,陷在“私”字里跳不出来了。赶快行动吧,否则革命群众将决定对你们的取舍。
   如果说毛远新这张大字报多数时候是在“摆事实,讲道理”,试图“以理服人”的话,上述最后一句话还是露出了一点造反派的锋芒。这实际上是暗藏杀机的一种“警告”:“赶快行动吧,否则革命群众将决定对你们的取舍。”换句话说,这是在警告他们,赶快转变立场观点,站在造反派这边来,否则,将面临被打倒被揪斗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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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远新的第二张大字报写于1个多月后的1967年1月20日,标题是《给全团同志的一封信》。如果他第一张大字报《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主要针对目标是对外(写给红色造反团以外的人看的)的话。这第二张大字孤《给全团同志的一封信》则完全是针对造反组织内部而言(写给红色造反派战友看的)。
   毛远新这张大字报其实是一封公开信,是对“文革”运动形势,当前面临的种种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当时的背景是,黑龙江省实际上已经由造反派宣布“夺权”,只是中央尚未承认,也未公布而已。
   1967年1月16日,在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支持下,黑龙江省23个主要的造反组织宣布成立“联合总部”进行夺权。当日即对外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政大权的公告》。其中,毛远新所在的红色造反团起了相当大的主导作用。
   不过,“夺权”行动发生时,毛远新正在北京,未参与其事。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也就是此前一周的1月13日,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社以“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名义,贴出了《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并在江青幕后操纵支持下,夺了军报的大权。
   林彪不失时机地,以《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的形式,公开表态,支持“解放军报社肖力等几位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点起了革命火焰”。据说,此信由林彪深为赏识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执笔。
   呈送毛泽东阅后,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
   肖力在军报的夺行动因此被最高层肯定,其大字报及经毛泽东批示的林彪的那封信,也很快被红卫兵造反派,在全囯范围广泛转载传播。肖力名字由此红遍军内外。李讷大字报事件的成功,及其在政治上的反响,对作为表弟的毛远新,想必也产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在黑龙江及哈尔滨省市大夺权的第4天,毛远新即写下这张《给全团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在大字报开头,毛远新首先表明了他自己对这次夺权行动的赞成拥护立场:
   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新胜利,你们和全市造反派联合坚决地进行夺权,好得很!无产阶级的印把子我们不管,谁有资格管?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权力在无产阶级造反派手里,黑龙江省将出现一个崭新的世界,不要怕我们没有经验,不要怕不懂业务,有了政权就有一切。有毛主席和有全省广大群众,我们怕什么?坚决夺!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谁如果反对我们夺权,无论什么八八团还是其他什么组织,就坚决斗争对他们专政!
   接下来,毛远新在大字报中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夺权问题”,其实是谈造反派“夺权”之后的巩固权力问题。毛远新从建国之初,“人民解放军以武力夺了权”,但思想上未真的夺权,“被糖包弹所击中”(特别点了“王光美就是一颗重型糖衣炮弹”),“结果使我们很多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丧失或正在丧失”。又谈及“苏联正是没有第二次夺权,结果让修正主义夺了权”。因此,毛远新提出“夺了权是否可靠,能否巩固是个大问题”,警醒总团头头及造反派战友,警惕敌人(指走资派等敌对势力)“采取新的形式进行反扑”,必要时“坚决专政”、“把他消灭掉”。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造反团内部出现的一些动向的公开表态。其中主要提到“周涛等人的反革命大字报”及“贺争在团内作了个报告与之呼应”问题,毛远新就此上纲上线并指责说:“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在我团内的反映。”周涛、贺争也是高干子女,都是当年“红色造反团”一起杀出来的“老造反”。周涛后来到北京建立“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京联络站”并担任负责人,同谭立夫、贺鹏飞(贺龙之子)等关系很密切,同“联动”亦有联系,因此受其影响卷入了1966年底至1967年初北京以“联动”为主的“炮打中央文革”的思潮及活动。其间,周涛等23人,写了一份大字报张贴于北京街头,并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大字报矛头对准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
   正如毛远新在大字报中所说:“表面上看来这张大字报是在提意见,帮助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发泄了一股怨气,是抗议,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抗,是反毛主席的”。既然“联动”及“反中央文革”已经形成了一种思潮,远在哈尔滨的“红色造反团”总团必然也有反映。总团的贺争等就是其支持者,并在红色造反团内作了一个关于“文革”的形势报告,明说讲形势,其实是在同北京的周涛等遥相呼应,并在总团内部形成了某种势头,有了一批支持者。
   毛远新这张大字报,实际上主要针对这种动向而写而发的。在表明自己立场观点的同时,意在给总团头头及红色造反团广大战士敲警钟。
   其一,周涛等人的大字报是“反革命大字报”。这话,毛远新特意重复了两次。
   其二,告诉总团头头及造反团战士,必须与周涛等划清界限,不得跟着跑。
   其三,建议“全团开展一次整风”,“清算这张大字报在团内的市场”,“对周涛等人进行公开批判”。
   大字报的第三点,是关于“八八团”的问题。“八八团”是红色造反团在“哈军工”的对立派群众组织,被毛远新及红色造反团定为“保守组织”,受到歧视和打击。“八八团”在“哈军工”呆不住,派人赴北京活动,寻求支持。并抓住红色造反团周涛等人攻击中央文革的大字报进行批判,并借此攻击红色造反团。毛远新大字报中就此攻击说,“八八团已经越走越远了”,“我认为‘八八团’已经开始超出了‘保守’范围开始变质了”。并满带杀气地说:“如果‘八八团’敢于以任何行动对抗我们夺权,对抗造反派,就要采取专政手段了。过去我们仁至义尽,好话讲完了,仍然死不回头,就只有自取灭亡了。”又说,“要警告他们,如果再执迷不悟,只有灭亡。”
   其实,在毛远新写这张大字报的时候,“哈军工”的“八八团”在强大政治压力下,机构被砸,头头多数被抓被揪斗,已经大势所去,再无与“红色造反团”作对抗衡的实力了。
   就在毛远新大字报写出的第2天,1月21日,作为省市“八八派”核心团体的“哈军工八八团”被迫宣布无条件解散。从此,“哈军工”完全成了红色造反团的天下。毛远新这张大字报可以说是为“八八团”垮台加的最后一把柴火。
   尽管毛远新在这份大字报的最后,“谦逊”地表示:“以上谈了几个问题,请总团负责同志们考虑一下,作为团里一个普通战士的建议,决不要象上次那样大做文章(指其第一张大字报《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被宣扬传抄——作者注)。对的部份是否可以和团内广大同志们商量一下,错的部份坚决抵制,希望你们把我真正当成普通一兵”。但是,实际上,毛远新已经成了整个“红色造反团”的“太上皇”了(其实,岂止是红色造反团,没多久,这位毛远新就成了整个东北三省的“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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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远新的第三张大字报《必须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写于1967年3月8日。这是毛远新“文革”早期在“哈军工”所写的三张大字报中,篇幅最长,也最具理论色彩的一张大字报(其中,也最能看出毛远新受“文革”思潮影响之深)。
   毛远新写这张大字报的时候,造反派已夺权掌权一个多月(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1月16日夺权,1月31日召开成立誓师大会。新华社于第二天2月1日播发消息,《人民日报》同一天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实则代表中央承认其夺权行为)。
   对立面“八八团”已彻底垮台,周涛等人及“八八团”的头头果然已关押“专政”。无论“哈军工”也好,哈尔滨市、黑龙江省也好,基本上成了造反派一家的天下,这时,如毛远新大字报中所设问:“八八团垮了,权已夺了,下一步向何处去?”毛远新这张大字报,实际上就是试图从“文革理论”的高度,结合“哈军工”及省市现实情况及局势走向,回答这个问题,给整个掌权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指明方向。因此,这张大字报才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看来,毛远新在写大字报前经过一番认真的思索,并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否则无法一气写成这张篇幅长达10000多字的超长大字报。“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理论家”,有这种写卖弄文采的“理论修养”,显示其政治主张动辄万言的长篇大字报的风气)。
   这篇大字报,其实就是毛远新表明自己对“文革”时局的看法,以及阐述一系列“文革”主张的长篇论文。除一段颇长的引言导语外,共有《必须坚持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永远坚持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总结经验教训、破“私”立“公”,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三大部份。仅从这三个小标题所涵盖的内容,字里行间那种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味道,以及多少有点教训的口吻,也可以看出,这哪里象是一个普通造反战士的大字报,简直就像是一篇《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有份量的“重头文章”(通常由中央文革某个或某几个笔杆子亲自执笔)。
   毛远新动如此多的心思,花这么多的功夫,写这篇大字报,显然不象他前两张大字报那样,多少带有一点随意而为,就事论事,一气呵成的味道。而是认真考虑,深入思索后写就的(恐怕也不只花几天时间。是不是有他人帮忙或代笔,笔者无法作考)。从这个角度上看,毛远新似乎是借此系统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换句话说,这就是他的“政治宣言”或者说是他在为自己准备未来的“施政宣言”。
   遗憾的是,由于这篇大字报太冗长,理论性说教性太强,也太空洞,缺乏针对性和相应内容,结果这张毛远新下了很大功夫的大字报,在社会上的反响平平。反而不如他前两张大字报走红,传抄翻印也大不如前者。
   不过,毛远新毕竟是毛远新,他那不同寻常的身份,还是让造反派们大感兴趣并深感有使用价值。1967年5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将毛远新这三张大字报合为一册,印成《毛远新同志的三张大字报》的小册子,在造反派内部发行。小册子扉页上,还特地加了一段“编者的话”:
   毛主席的侄儿、毛泽民烈士的儿子,毛远新同志是我院红色造反团的战士,运动以来写了三张大字报,对我院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在我们把他的三张大字报集中翻印出来,供广大革命造反派学习参考。
   这个小册子出来后,当即在造反派中广泛流传。全国各地造反组织并纷纷翻印散发,形成一股新的“毛远新热”。毛远新再次成了各地造反派仿效颂扬的对象。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也为此名声远扬。
   不过,毛远新不久以后便离开了他赖以起家的“哈军工”,离开了黑龙江,来到靠北京更近,在东北三省中具有政治中心地位的辽宁(其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在辽宁沈阳,沈阳军区也是大军区)。
   据说,是毛泽东让他这样做的。有消息称,一次,毛远新来北京向毛泽东谈及东北局势,主要谈及哈尔滨及黑龙江全省形势。毛泽东突然嘱咐他,今后应当多留意辽宁的局势。毛远新当即领悟了毛泽东的意思
   东北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在辽宁,在沈阳。只有在那里,才能观察、控制整个东北的局势。而黑龙江相对偏远,影响力稍小。在黑龙江搞得再出色,也左右不了东北全局。而且,当时辽宁局势比较混乱,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已控制不了局势,处于瘫痪状态。
   果然,不久以后,毛远新便被安排到辽宁,先从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已是军级)干起,后升至军区政委(兵团级)。1968年5月辽宁省革委会成立,毛远新任副主任,成了一方实权人物。再后,其依靠可以通天的特殊身份,成了坐镇辽宁,遥控整个东北的“太上皇”。
   毛远新当年在东北的权势,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跋扈和嚣张,从一件小事也可看出。著名音乐家刧夫(时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9.13”事件后,因其写过一首歌颂林彪的歌曲,夫妻双捕。先是关进一栋两层小楼,刧夫关楼上,其妻关楼下。后转至某四开间平房里,一人住南间,一人北间。5年多时间,近在咫尺,却不相知。查了多年没査出任何参与林彪“阴谋集团”证据,有关专案人员及领导,觉得再关下去没有必要。沈阳市革委主任兼市委书记王从周(后任旅大警备区政委),就向省上汇报,拟让刧夫夫妻到学院在盘錦的“五七”干校劳动,待后处理。沈阳军区副政委,兼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李伯秋也不敢擅自做主,一起去向毛远新请示。毛远新不批不说,还不阴不阳甩出一句话:“不就是占着你们沈阳的几间房子吗?” 当场弄得那些将军高官们,谁也不敢接一句话。
   刧夫夫妇两人就 一直关到“四人帮”垮台,毛远新自己也被捕以后的1976年12月中旬,才终于获释。12月16日,当局给劫夫看了“四人帮”材料。刧夫兴奋过度,夜不能安。第二天中午心脏 病发作而逝,时年仅63岁。毛远新当年在东北作威作福,迫害无辜,可见一斑。
   不过,无论在毛泽东,还是他自己,“东北王”还不是毛远新最终目标。 再以后,更直接进入中南海,成了凌驾于整个中央政治局之上的“联络员”。
   不管怎样,毛远新当年是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起家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他那“文革”早期三张大字报,确实为他日后的崛起飞黄腾达奠定了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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