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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州文革往事[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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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往事(五十七)
  
(2013-04-27 19:08:51)

  
  68年7月,中央终于发出了收枪的命令。全国各地都开始交枪。黄州的局势稳定下来。我们一家结束了一个多月的逃难生活,回到了黄州。
  
  同是68年的7月,北京清华的蒯大富胆大包天,竟然拒绝毛主席派出的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园,拒绝交枪,还开枪打死打伤工人宣传队员。这下可犯了天条,清华井冈山兵团面临被解散的局面。毛主席一方面用送芒果给负伤的工宣队员的行动向全国发出明确的信号,文革要收尾了。另一方面又亲自接见北京五大红卫兵头头(其中就包括向工宣队开枪的蒯大富),向他们表示爱意,但老人家也在接见时,无奈的说了,要他们听话。那时,红卫兵对老人家的崇敬那是无上的高,毛主席一声令下,叫往东就不往西。全国的武斗就基本上结束了,枪也交了。
  
  可是在湖北的黄州,偏偏有几个红卫兵不听毛主席的话,他们是黄高的几个学生。他们对交枪这个事,非常反感,认为是投降。哪有共产主义者缴枪投降的道理?他们于68年的8月的某一天,在黄冈中学的操场上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烧枪!真是年轻胆大妄为,把共产党的枪不交给共产党,居然烧了,他们把枪栓等可以拆下来的铁件都丢进井里,把不能拆的枪体集中到一起,一把火烧掉了。此事惊动中央,全国无先例。后来文革结束后,知道全国只有两个地方烧枪,黄州是其中之一。这几个学生在70年的运动中被批被斗,最后还判了几年徒刑。
  
  不管各地的造反派愿意或不愿意,毛主席的话那时还是有绝对的权威的。到68年9月,文革就开始走上收尾了,交枪、解散各地的两派组织、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学生复课闹革命、工人回单位上班、毕业的大专院校学生准备分配。黄州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由于前几个月的混乱,这时的黄州就连蔬菜的供应都成问题。本来8、9月时,就是蔬菜的淡季,可那年淡的出奇,街上基本没有菜卖。为了弄点菜吃,各单位和个人都在想办法。我们医院里有一个叫陈幸福的炊事员,他是退伍兵,个子不高,很胖,身体很好,据他说在部队是个机枪手,当兵也看人的,力气大就去扛机枪。他家就在黄州附近的农村里,搞劳动搞惯了,闲不住,68年夏天,趁别人都搞革命时,他把医院城墙下的空地开垦出来,种上了蔬菜,如果他光种菜也不稀奇,他还种了一大块棉花,这就成了稀奇事。他种的棉花长的很好,医院厕所成了他天然的肥料厂,那年他把棉花买给国家收购站,还换了好多棉花票呢。他就住在我们那排六病房,我们几家小孩子见此,也去开垦空地。我家左边隔壁是“眼睛”,他家四五个孩子,右边隔壁是“细明”家,也是四五个孩子,我们纷纷学着陈幸福的样子,每家开了菜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陈的女朋友是长江公社的人,那时还没有结婚,城里没有菜卖,我们几家就上他女朋友的队里去买菜,呵呵,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从黄州城跑到接近军用码头那里的菜地里,自己去摘豇豆、辣椒等,然后到生产队的会计那里过称付钱。我们还学会了用泡菜坛子把一时吃不完的豇豆、辣椒等做成泡菜,到冬天时再吃。
  
  一时间,这好像成了我们那时的风气,种菜,泡菜,还有养鸡,养鸭,各家各户还互相总结经验,讨论泡菜的味道,养鸡的心得等。陈幸福总走在我们前面,他居然养起了猪!!!呵呵呵,机关大院里又种菜,又养猪,大有延安作风的味道。到后来,医院单位上看这是个正事,就组织各科室(那时叫排)也开菜园地种菜,种的菜送到食堂里给大家吃。直到70年黄州再次搞爱国卫生时,全城禁止种菜养鸡,这事才算到此为止。
  
  68年的10月,我们接到附小的通知,说是每个即将毕业的小学生,都要到农村去劳动锻炼一段时间,由农村社队开出证明,然后才能毕业,而且学校不集体组织,由个人自己联系农村社队,自己去弄。这次毕业还把66年已经毕业进入中学的那一届也退回到小学,重新毕业。加上68年小学毕业的,一共有三届小学毕业生要分配。
  
  接到通知后,我们医院的孩子们在一起商量,正好医院里的职工,家在农村的多,我们就找他们来帮忙做这件事,医院烧锅炉的老汪,家在城外五里凉亭,就是以前的老精神病院那里。属于三台河公社,什么大队小队都忘了。我们跟他一说,他满口答应了,他家生了九个女儿,其中有一个女儿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他说,我回家和她商量一下,明天告诉你们。
  
  那时我们真叫革命啊,真正的和农村里联系,真正的把被子衣服都带上,到农村去帮他们劳动,一分钱报酬不要,自己还要交饭钱,没有人想到要开个什么假证明之类的东西来应付学校。呵呵,现在的大学生要弄个什么社会实践证明的大都是开假的。
  
  我们和老汪队上联系好了,一行十几个就出发了。有“眼睛”,“胡闹”,“幺儿”,“黄生”“胜伟”等,有医院的,也有卫生局的,我们背上背包,背包还要学着解放军那样的打背包带。把解放鞋插在背包带里,再背上一个黄书包,书包旁边系上一个搪瓷杯,这几乎是那个年代的下乡标准配备。一路步行来到老汪家,虽然离城不远,但也有七八里路,我们就住在他家,不天天回来。
  
  汪师傅家是一个明三暗六的房子,这是黄州的土话,三间房的都这么叫,如果是两间的就叫明二暗四。她们家有九个女儿,有几个出嫁了,还有几个没有出嫁,房子也并不宽敞。我们就住在他们家所谓暗六的屋里,没有床,在地上铺上稻草,大家把被子一铺,全部睡在一起,吃也是在他家里,他们家对我们很好的,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尽可能的为我们提供方便。
  
  每天的劳动就是收棉花,每个人腰上系一个袋子,到地里捡棉花,袋子里装满了,就走到地头倒在一起,然后再运回村里。劳动很简单,劳动量也是我们十几岁的人能承受的。记得,最远的地块,在靠近南湖那边,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
  
  汪师傅家门前有一个很大的空场子,放工后,这里就是我们玩耍的地方。那时农村没有象样的厕所,都是各家用简易材料一围,地上挖一个坑,搭上木板,就成了。那坑要露到外面去,方便淘粪。我们中间的“眼睛”就有事做了,他很会恶作剧的,等一个小伙伴进去上厕所,他就在外面用石头朝坑里扔,溅起的东东会搞的里面的人苦笑不得,只有换衣服才能解决。这时,往往就是引起大家的一阵哄笑。不过这种恶作剧也不能多搞,只是偶尔次把而已。
  
  在农村的劳动很快就结束了,我们让生产队给我们每个人都写了证明,高高兴兴的离开了三台河。我们把证明交到学校里,就静等毕业分配,实际上是进中学。那时黄州就两所中学,黄冈中学和黄州中学。进中学不用考,等着分就行。我那时还不知道反标事件影响到了我的中学生涯。也和其他同学一起满怀读中学的希望在期盼着。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4-04-20

文革往事(五十八)
  
(2013-05-08 19:04:06)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了把城里的上千万的中学毕业生尽快解决掉,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这一招,真的很厉害,把66,67,68三年的高中、初中毕业生一下子全弄到农村去了。实际上这次下放后,当时的中学里没有学生了,全部走了。黄州的学生就下放到黄冈县,没有多远。武汉的学生就按区下放到各地。我们黄冈地区是江汉区的学生下放地。武昌的到荆州,硚口的到咸宁等。只有少数人,在68年冬季征兵中入伍了,逃避了下放。这些学生都是有部队的人罩着的,不然的话,也去不了部队。在武汉还有少数学生以身体有病为由没有下放,转到街道管理。记得,68年12月的一天,第一批武汉知识青年来到黄州,各单位都到街上欢迎,那些学生在军用码头下汽车,步行进城,在城里走一圈,到东门再上车,到农村去,黄州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地,呵呵,做个样子,他们还以为是到了地方了,其实很远着呢。
  
  68年底,文革导致的教育改革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把毕业的时间改到春季了,连续几年,学生都是春季毕业,春季招生。同时还把初中和高中合并为五年,缩短了一年。到了69年春节过后,所有的同学都接到了黄高的入学通知,唯独我没有。这时,我才知道,我已经离开了学校,再没有机会去读书了。事隔很多年后,我父亲告诉我说,其实他那时也在教育部门工作,我也是可以上中学的,不过,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下,经常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如果到了中学,搞起运动来,怕我受到的打击更大,就没有让我去上中学。
  
  记得,隔壁的同学都去学校报到的那一天,父亲把我带到了新华书店,给我买了一套和学校发的一样的数学语文英语课本,说,你就在家里学吧,不懂的,就问问我。我点点头,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的中学生活。
  
  我以前读书很聪明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家里的书香气息也很浓厚,父亲很爱看书,弟兄几个都接了这个代,视书为命。在文革中不上学的那个年代,我们在家里也有办法来学习,比如,我们兄弟几个,玩猜地名的游戏。就是把其中一个的人的眼睛蒙上,一个人说中国的某个省会名字或那个城市的名字,让他在墙上的地图上指出来,在哪里。或者互相考省会的简称,省名的简称。用这种方法,我们把国内,国际的城市都记得差不多了。象水浒里的一百单八个好汉的绰号,三国里的人名,西游记里的妖精,都是我们游戏的对象。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几个都走象棋,医院里有个曹医生,他也很爱走象棋,可惜棋术不高,他喜欢跑到我们家里来玩,和我们下象棋。走着走着,我们就不愿意和他走,于是就让他和我最小的弟弟走,我最小的弟弟那时还没上小学,曹医生看不起,不肯走,我说,你走赢了他,再跟我走。他在这种激将法下,被迫和老四走,可是他就是走不赢,连走几盘都输了。哈哈,他就跑了,不来了。曹医生后来调到卫校工作去了。
  
  我在家里自学中学的课本,感觉到一点困难都没有,特别是数理化方面。我和隔壁的“眼睛”一起对作业,发现做的也没有什么错的。自学中最不好搞的就是语文,没有办法写作文,也没有人批改。我只有用写日记代替。我自己学,没有课程上的安排,有时,一下子就看到前面去了,他们在学校还没有学的,我也看了。那时,隔壁的同学都知道我在家里学习,他们放学做作业经常把我叫到一起。我学完了学校的课本,还有些不满足,又找了一些文革前的数学课本来看,一比较,就发现文革后的课本比文革前的简单多了,那时是说要减轻学生的负担,有很多内容都删掉了。我后期自学就以文革前的课本或其他教学课本为教材,不学当时的课本了。
  
  自学的生活没有体育课,不能和大家一起玩。少年时期的天性就是好动,哪有天天坐在家里看书的。那时在学校上体育课,丢手榴弹的时候多,多半是用武装训练代替体育,隔壁的“眼睛”在学校里丢手榴弹,有一次用力过猛,把右手的骨头摔成骨折了,打上夹板去上学,几个月后,解开夹板一看,右手臂比左边的小了一圈,肌肉萎缩了。医院的李小勤,在黄高上体育课,玩双杠,保护不好,摔下来,把锁骨摔骨折了。这些都是真事。现在的学校上体育课,恐怕保护的相当周到,都是独生子,如果搞伤了,学校赔不起,哪像几十年前,学校是不管的,自己负责。
  
  在我们家前面一排平房住的,有一个从军分区搬来的男孩“刚”,他有一本青少年体育运动的书,是他父亲留下来的。我借过来后,视之如宝,再也没还他了。这本书讲了篮、足、排、乒乓、羽毛五项球类运动,讲了田径,体操、游泳等基本知识。我从中学到了好多体育的知识。比如一些比赛的规则和练习的方法等。我发现,象我这种情况,很适合打乒乓球或羽毛球,人只要两个,就能玩起来,不适合参加篮球或足球等集体运动,因为没有伴。于是我就弄了副乒乓球拍,琢磨起打乒乓球起来了。
  
  那时没有上中学的不是我一人,有好多人家的孩子不知何种原因,都不上学,社会上还经常批判什么“读书无用论”,好像社会上对上中学不敢兴趣,可能与当时的政策有关,学完了,要下放,不上中学,有路子的,到了十五六岁都弄到工厂部队里去了,可以不下放。所以好多人不上中学。如果没到年龄,就在家里玩两年。我有个伙伴,姓张,是地区文工团的一个美工老师的儿子。这个张叔叔是武汉人,一个人在地区文工团工作,他是个老病号,有一年,他阑尾炎开刀,结果弄出肠粘连出来,这个病是手术后遗症,谁要是得了,终身治不好。他在医院做了好几次手术,都弄不好,每年有大半年住在地区医院。那时是公费医疗,不要个人出一分钱,工资照发。他也没有找医院扯什么医疗纠纷之类的事。我住的宿舍“六病房”正好在医院老外科病房前面。一来二去,他就成了我的老熟人。他儿子那时也没有上中学,从武汉到黄州来玩,正好成了我的一个伴。
  
  我和他在黄州城到处找可以打乒乓球的地方。最起码得有一个球台。我们发现了附小的少年体校里有,就是现在围起来的那个考院大殿里。那时它是附小上体育课的一个地方,放有体操垫,有几张乒乓球桌。门没有锁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玩。我们还发现赤卫小学(考棚街小学)和黄师的大礼堂里也有。这些地方就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几乎是天天去打。打到两个人都累了,才回来。
  
  乒乓球在中国的名气是从60年代开始的。中国第一个球类世界冠军容国团就是从乒乓球里诞生的。到了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中国拿了好几项冠军,更是举国欢腾。63年,65年,27届,28届,中国出了个名人庄则栋,他连续三届获得男子乒乓球世界冠军,成为中国青少年的偶像。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胡道本、容国团、邱钟慧、林慧卿等一个个名字,一段段故事,在我们那代青少年中,是无人不晓,如数家珍。虽然文革对他们有些影响,如容国团在67年自杀。李富荣、徐寅生是保守派挨整等,但是他们打球的魅力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我没有上学了,当时就有一种幻想,或者是说“理想”,能否自己从打乒乓球中打出点名堂来,庄则栋不就是从14岁开始打球的吗?人家不也打成了世界冠军吗?我搜集了好多庄则栋、李富荣等明星打球的故事,特别是徐寅生在65年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怎样打乒乓球?讲的是他如何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自己打球,这是当时红遍中国的一篇文章。我反复看,反复想,我觉得只要刻苦练习,我也能打出名来。
  
  我象着了魔一样,对乒乓球的技术深入研究,什么近台快攻,两面攻,什么左推右攻,什么削球防守反攻,什么拉弧圈等等,我最后选定学庄则栋的近台快攻打法,我觉得这种打法很适合我。然后像模像样的天天练习。记得那时真是刻苦,打乒乓球要体质好,我就天天早起锻炼身体,做早操,跑步等。然后用重物如砖头等做抽杀的动作,来练习臂力。庄则栋是用铁拍子练习,我到哪里去弄铁拍子,只有用砖头代替。没有球伴,我的几个弟弟,还有只要约的到的人,都成了我的球伴。如前面讲的小张。他陪了我好长时间。他回武汉参加工作后,我74年还与他联系过一次,他在硚口区的一个房管所当修理工。这几十年都没有联系了。还有医院的小秦,他父亲70年从英山调过来,他也没上学,成了我的一个球伴,他后来到宜昌330工程去工作了。80年代又调回黄州,在地区交通局工作。我打乒乓球的时间就是我失学的那几年。想起那时我真是舍己,别的孩子打球,买球是一个一个的买,我买球是一打一打的买,一打就是十二个。不知打破了多少球,可惜,业余毕竟是业余,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球技到了一定程度,就怎么刻苦都练不出来了。参加过黄州地区的乒乓球赛,打不出名次,后来又逐步在外面做工赚钱,渐渐的我也死心了,乒乓梦就这样离我远去了!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4-04-20

文革往事(五十九)

(2013-09-18 11:25:49)


  那时我的梦想不止这一个。我不是从68年就学着拉二胡吗?我也曾做过专业拉二胡的梦,我天天抽时间练习琴法,练习独奏曲。什么《赛马》,《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等当时可以拉的二胡曲我都练过。在70年的时候,我父亲找到住在黄师的地区汉剧团的一个女的,我记得她姓李,在地区汉剧团也是玩乐器的,让她听听我拉的怎么样,能否去报地区汉剧团?(那个时候汉剧团在招人,过去招人是面向全社会,有特长的都可以去报名。)那天,她带我到了地区汉剧团,让我拉一段二胡给她听,我以前在家里拉,是用自己的二胡,才两块钱在街上买的,质量很差的那种。地区汉剧团的二胡是专业演员用的,很好的音色。可是我是第一次用,没有习惯,再加上当时才14、5岁,没有见过场面,很紧张,自己感觉没有拉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她听了后,说你还要多多练习,还教了我一点练习的方法,我就回来了。后来听父亲说,没有可能进汉剧团了。呵呵,少年时的又一个梦想破灭了。

  失学的日子对于一个对生活充满着希望的少年来说,是多么残酷的现实,我知道,虽然读完中学不能上大学(69年代没有开始大学招生,真正的招生是77年后),要到农村去,但那毕竟是通往人生道路的第一关啊。虽然我自己通过努力也学会了中学的知识,可社会不承认的。

  不仅思想上有这些压力,在实际生活中,我的日子也过的很单调。每天早上,隔壁左右加上自己的三个弟弟都背着书包上学去了,爸爸妈妈等大人们上班去了,平时很热闹的宿舍里,就剩下我和隔壁的一个李奶奶,还有几个没有参加工作的大妈,如朱妈,刘阿姨少数几个人。我们家以前没有在家里开伙,从来都是在食堂吃。自从我不上学了,家里也每天生煤炉,煮饭就成了我的任务。一般上午我等人都走了,要做一会儿作业。到了9点过后,就和隔壁的奶奶一起点火生煤炉,生着了,洗米做饭。中午大家吃完了,又上班上学去了,我就有了玩的时间,这时就可以约人去打球,或自己在家拉二胡。还有时候,我跑到医院上班的地方去看人家医生护士做事。我们家住的那栋平房的后面就是医院的理疗室。在理疗室工作的是一个姓谈的女医生。她那时年龄不大,带着一个才两三岁的男孩子上班,小孩子在旁边玩,她就在工作。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跑到那里去帮她的忙。说我勤快,也算勤快,其实是无事可做,觉得好奇。理疗室很简陋,就是用煤炉把蜡加热,然后敷在病人的患处,用热的原理进行物理疗法,70后,才有了红外线的灯泡,电极诊疗仪之类的物理医疗器械。我帮谈医生生煤炉,帮她煮蜡,帮她递给病人。还有时候帮她哄孩子玩。那排平房还有医院的药库,也是很简陋。有时候,那些中药还要拿到外面晒太阳,防止发霉。这时,我就去帮他们拿进拿出的。只要我能做的事情,我就帮着做,医院的那些母亲的同事个个都很喜欢我的。

  69年上半年,中国开了共产党的九大,成立了文革后的新的领导层。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全国都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但是,也发生了和苏联争夺珍宝岛的冲突事件,一时间,和苏联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可能在珍宝岛,苏联没有占到便宜,到了7月份,它在新疆这边,设了一个埋伏,消灭了解放军一个边境巡逻连。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毛主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全国都开展起了挖防空洞的热潮。黄州不例外,医院也不例外。在医院城墙下,也就是原来的内科病房的旁边,开始挖防空洞了。医院抽调了几个人,专门挖洞,如花匠,木匠,小杨,孙平安等人,他们都是行政人员,不是医疗人员,身体素质比较好,另外也有点工程的经验。另外把当时接受批判的一些干部医生也弄到挖洞那里,要他们参加劳动,接受改造。我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没有人叫我,没有人安排我,我也不是医院的职工,只是个少年,可是我从头到尾参加了医院的挖洞工程,跟那些叔叔伯伯成了忘年交。如外科的洪医生,如当过国民党电台台长的高医生,如花匠,如孙叔叔(他后来介绍我去外面做小工)等。

  记得,我们的洞是从城墙下平着挖的,没有象其他的洞是直着往下挖。因为城墙有那么高,可以承受敌人的炮弹。平着挖,出土方便,我们开始时是用人挑,后来洞越挖越长,就弄了个手推车来拉土。挖洞的过程也出了很多故事。有个医院的造反派头头,叫郦培发,那时清理阶级队伍,把他也弄到工地上来劳动改造,他说,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言下之意,就是说,这种挖洞的工程是劳命伤财,没有意义。可是,那个年头,能允许说这样的话吗?医院当即开批斗会,把他批个狗血淋头。他后来下放到其他地方,不知情况如何了。挖洞到了一定长度,里面黑呼呼的,看不见,于是就要拉电线,安灯。这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物质非常紧张,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电灯泡,每个家庭都是供应的,要拿旧的去换。最后想的办法,现在的人可能想都想不到,我们利用串并联定理,把能够买的到的拖拉机上用的24伏灯泡,在220伏的电路上串起来用。解决了照明问题。这是我学的中学知识在生活中的第一次尝试,我真的很高兴。不过这种方法的缺点也很明显,如果坏了一个灯泡,不及时解决的话,其他灯泡就受不了高压,跟着一个一个的烧,所以要非常注意。尽管如此,还只有这种办法能用。那时,我挖洞的劲头压倒了去打球的劲头,每天我都有半天时间到工地上去,有时挖土,有时运土,自觉的象一个职工一样,从不知道累,年轻有年轻的的好处,睡一觉后,就什么都恢复了。开始时,手上打起了泡,破了以后,就长出了茧,再也不会起泡了。

  洞挖到深处,就有水出来了,于是我们挖排水沟,挖盛水井。有一天,突然大家提出一个问题,说这个洞挖到城墙外,是到了哪里,这个问题可难倒了所有人,隔着一个象小山一样的城墙,谁知道挖穿了以后,那边到了哪里?那边有一些民房,有老百姓住的。这个问题提出后,大家议论了一番,觉得要从两边对着挖,这样可以提高速度,也可以控制洞的直度,不要挖歪了。那个孙平安,可能以前搞过建筑,懂一些测量知识,他不知用什么办法,在城墙那边定了一个点,说这就是和那边的洞对着的。大家相信他的话,于是从两边分头向中间挖。记得,洞挖穿了的那一天,我在城墙里这头挖,就听见了从土里传来“咚、咚”声音,于是告诉他们,花匠说,肯定是那边的挖土声,几个人都靠前仔细一听,可不是,那“咚,咚”的就是那边的挖土声,我们一下子兴奋起来,洞要挖穿了,在前面挖的人抓紧时间猛挖,运土的人跑来跑去的快点运。有人跑到洞外去报信,医院上班的人一下子来了一大堆。那边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我们不敢挖了,怕工具挖到对方的人身上,就让一方的人挖,等了一会,一支锄头从洞那边冒了出来,洞终于挖穿了,人一下子从那边钻了过来。大家那个高兴啊,几个月的辛苦终于有了结果,而且洞并没有挖歪,两边对上了!!!这是我第一次有了工作的成就感,多少年后,每当我克服重重困难,取得工作上的成就时,就想起当年挖洞两边对穿的那个激动时刻!!!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4-04-20

文革往事(六十)

(2013-09-18 11:31:11)


  在那不上学的日子里,我种过菜,养过鸡鸭。在68年最缺菜吃的时候,我们就在城墙边上开垦了一块菜地。69年我不上学,就有更多的时间来收拾这块菜地。菜秧是到大菜场(电影院旁)去买的,农民那时会从自留地里的菜秧里扯部分拿到城里来卖。春天时,有番茄秧、辣椒秧、四季豆秧,瓜秧等时令蔬菜的秧苗。买来后,种到地里,每天去泼水,看着它长。施肥就谈不上,就是我们解小溲时,就跑到菜地里去,美其名曰“施肥”。黄高那时搞了个校办工厂,说是生产一种“920”,可以刺激农作物生长,实际上也是激素类的药物,现在没有了。我要隔壁的同学到学校弄了一小瓶回来,点在即将开花的番茄花蕾里,那些番茄象吃了什么一样,长的可好啊,结了很多番茄,又大又红,真的是很有效的,当时是不知有什么后遗症,就只知道效果很好。看着自己的菜越长越好,心里很高兴,每天跑去数有多少个番茄,有多少个辣椒,盼着快点收成。可是,有一天,一头不知从哪里跑来的猪,把我的菜地全部拱了,番茄给猪吃了,其他的菜弄的乱七八糟,我们不是象农村自留地那样,还有篱笆围起来,全是敞开式的,等我去看时,猪早就跑了,那时,我是又气又急,恨不得把那头猪杀掉吃了。辛辛苦苦劳动了几个月的果实,眼看要到口了,就这样没了。好在不是什么大事,少年不知愁,过几天就忘干净了。等到了秋季,种上白菜,还是收获了一些。以后,医院不让私人种菜,要集体种菜。我也就没有自己种,转到参加医院集体菜地的劳动了。

  我们住的平房是带走廊的,门朝南开,每家每户的门都朝一个方向,门前就有属于自己的一段走廊。除了放煤炉,放煤球外,我在这里用砖搭了个鸡屋。也是到街上去买小鸡,小鸭,回来喂。养鸡、养鸭是很有兴趣的一件事。早上要打开鸡屋的门,放它们出来,晚上要关好门,怕黄鼠狼来偷鸡。那时黄州真的有黄鼠狼,我们都见过。养鸡要喂食,那时人都吃不饱,不可能有很多饭来喂,我们是去集市上买农民拿来的糠或麸子(麦子的皮)来喂鸡。我听说鸭子能吃肉食,就到处去挖蚯蚓,整个医院都给我挖遍了。那蚯蚓是小鸭子的最爱,吃了后,象打了强心针样,一天一个样,爱死人。长蚯蚓还要我把它斩细,鸭子才能吃进去。这种喂鸭子的方法,我觉得很少有人使用。刚开始时,医院的空地上随便一挖,蚯蚓一大堆,可是到后来,就越来越少了,要走很远的路到没有挖过的地方才有。所以我说喂蚯蚓的方法不是很多人用的。可这种“天然饲料”是最科学的方法,鸭子长的是实在太好了。大家都学这种方法。很快就挖不到蚯蚓了。

  鸡鸭养大了,生蛋是自然的。我又研究其如何让它们的产蛋率提高。这需要经常统计每只鸡的产蛋率,可是又不能天天守着鸡窝看着它们生,那怎么能知道蛋是哪只鸡或鸭生的呢?特别是鸭子生蛋是晚上,更无从知道是哪只生的?我从隔壁的奶奶那里学会了“印蛋”的方法。就是每天晚上把鸡或鸭抓住,用一只手指伸进它的“生肠”里,就是它的生蛋的肠子里,摸一摸有没有蛋,如果有蛋,就能摸到一个硬壳类物体。如果没有,第二天就不可能生蛋。然后把鸡都起上名字,记上帐,看谁生的蛋多。记得我还买了养鸡的书来看。从书上知道了鸡的品种,有的是蛋鸡,有的是肉鸡。还知道了,鸡产蛋的季节,要多给它们吃含钙的物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我们人类吃完的鸡蛋壳又弄碎,放到饲料里让它们吃回去,呵呵,生物循环利用。鸭子的产蛋率很高,几乎每只鸭子每天都能生蛋。为了提高来年的产蛋率,我不想去街上买小鸡了,决定自己来孵养小鸡,这样可以控制鸡的品种。我养了一支很雄壮的公鸡,那时是我们那排平房十几家人家中的鸡王,它全身黑色的羽毛,高高的红红的鸡冠,个子比一般的鸡高出一大截。它想交配时,只要“咯吱”,“咯吱”一叫,那母鸡就乖乖的伏在地上不动了。我还学会了看母鸡的蛋有没有受精,有意的把那些产蛋率高的母鸡的受精蛋留下来不吃,等到母鸡要开窝孵小鸡了,就用那些蛋来孵。母鸡孵小鸡时,是最要受保护的时候,我就得天天伺候它,别看它一动不动的孵在蛋的上面,可它也要吃喝,所以要定时的喂它,另外还要防止老鼠偷蛋。母鸡孵小鸡要二十多天,等到小鸡破壳时,大家都围着看,饶有兴致的数着个数或猜哪只是公的,哪只是母的,给文革后期沉闷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这种乐趣在71年的春季被打破了,地区革委会下了要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明确说城区不能养鸡,养鸭,养猪。已经养了的,要全部弄掉。也就是要杀掉吃掉。我们医院也下了通知,各家各户限定时间处理完。眼看着自己一手养大的鸡鸭,要全部杀掉,我那个心啊,真是难舍难分!我们家一直挨着,不动。到了实在挨不过去了,我对父亲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把我那只大公鸡保留下来,我实在太爱它了,它可是一只很优秀的品种。杀掉它,实在是太可惜了。怎么样保留呢?我们家在新洲有远房亲戚,我提出把它送到新洲乡下去,可以让它的品种在那里传种接代,发扬光大。父亲同意了。我坐上轮船,抱上我那心爱的大公鸡,把它送到了新洲县叶家洲那个地方,我临回黄州时,还恋恋不舍的跟它道别呢。时光一晃就四十几年了,我可爱的大公鸡,你的后代还好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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