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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群慧:苗族作家李必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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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群慧

李必雨档案: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国家一级作家。苗族,1936年5月1日生于贵阳(华东师范大学李必莹教授之弟)。在贵阳读完小学和初高中。1955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1959年大学本科毕业后在昆明市八中任教,并开始文学创作。1969年受“文革”冲击离开昆明去缅甸,在缅甸参加过多次战争。1979年回国,任昆明师专中文系讲师。1981年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1982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野玫瑰与黑郡主》。1984年调昆明市文联任专业作家,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当选为昆明市文联副主席兼昆明文学院院长。1989年当选为昆明市文联主席和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91年兼任云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于1984年的长篇小说《红衣女》第一次印刷达10万册;出版于1988年的中短篇小说集《虎啸岭系列》获全国第四届文学“骏马奖”;2001年其长篇纪实文学《亡命异帮》是李必雨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截止2007年12月,先后发表和出版各类文学作品300多万字。李必雨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文学滇军重镇之一,也是苗族当代重要作家之一,其文学成就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多部大学教材。

          

     李必雨出生于1936年。在贵阳上小学、中学。1955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昆明第八中学任语文教师。三年后,成了教学骨干,在国家级刊物《人民教育》上发表过教学经验文章。由于自幼酷爱文学,积习驱使,教学之暇,整理了一些民歌,发表了一些散文和剧本。1961年,写了滇剧《董小宛》,公演后并未赢得多少掌声,也没听到什么异议。1965年,他志愿上山下乡支援农村教育,到了晋宁县山区。这年秋天,批判《海瑞罢官》、声讨“文艺黑线专政”的黑风恶浪搅得中国天空乌云乱滚,他在山区的农业中学见到姚文元的打棍子文章,读得毛骨悚然,但自忖,《董小宛》既未含沙射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内容,左棍子难找到岔子:不过它毕竟写了才子佳人。毛主席不是痛斥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吗?写了这类题材的戏剧难免要挨些批评,唉,只好硬着头皮忍着喽!

    1966年6月,八中文化革命工作组到山区把他抓回。一进校,工作组长就瞪圆眼睛呲出牙齿:“押解你回学校,是让你回来接受革命师生的批判。从今天起对你隔离审查,你要老实交代你用戏剧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他如受雷击,感到极度委屈和大惑不解。一个追求进步、兢兢业业工作、受过教育部长褒扬的优秀教师怎么竟突然变成了“反革命”!?《董小宛》没有一丝犯忌之处嘛,你们能抓到什么小辫子?出乎预料,工作组派人押着他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看得他头都胀大了!大字报竟然说写的董小宛就是他自己,而董小宛所刺杀的皇帝就是毛主席!“李必雨通过剧本号召牛鬼蛇神起来刺杀我们的伟大领袖!”老天爷,这不是万死莫赎的弥天大罪吗?今天看这类“批判”,不过是神经病烧烫头脑时说的昏话,但当时却是那么正二八经、煞有介事。

    在劫难逃!既然如此不讲道理,胡说八道,就是浑身有嘴也说不清了,何况根本不让辩解!他受尽了挨斗游街戴高帽挂黑牌等等凌辱,估计运动后期等着他的是监牢!可他怎么愿意背着黑锅屈死囹圄?惹不起,还躲不起吗?隐隐听说滇西国境线外,有一支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打江山,建立了——块红色根据地。他似乎在暗夜里看到了一线微光:干世界革命去!让那些满口呓语的批判者看看,李必雨究竟是反革命还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1969年2月,他到了中缅边境,意外地遇到他的一个学生谢媛。谢媛是到边地插队的知青,1968年就投奔了缅共,在木邦县委工作。见到老师前来,她大为欣喜,一路上自豪地向老师介绍缅共的情况。缅甸共产党成立于1938年。十年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提出“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走中国革命的道路”的指导思想,制订了“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开展武装斗争。起义之初,势如破竹。到了1949年,缅共已攻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城市和乡村。吴努政府只剩下仰光一座孤城,当时国际上干脆称之为“仰光政府”。后来缅共中央内部闹分裂,在民族问题上也犯了错误:与克伦族武装摩擦,吴努政府这才缓过气来。缅共则一溃千里。到了六十年代末,缅共总算恢复了一些元气:在全国建立了分散在边远地区的九块根据地、拥有四万“人民军”。在缅甸这样的小国,四万军队是支了不起的力量:此时缅甸政府军连作战部队带后勤人贯也不过17万、飞机总共才27架。缅共在滇西境外占领的那块地盘称“缅甸东北根据地”,已有了三个县的地盘、六个营人马。

    谢媛带着李必雨直接投奔军区副政委苏登。苏登兼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和木邦县委书记,主持全根据地的地方工作。正愁缺乏笔杆子,得知他是教师和作家,兴奋异常,立即收下,杀鸡设酒并买烟招待;让他到山寨调查研究,起草文件,后来竟要他起草减租减息、土地调整之类的政策法规。他从“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一下子升格为人,被信任被尊重,心存感激,同时又极度不安。自己曾被打为反革命,虽然是负屈衔冤,但毕竟写过才子佳人。隐晦这段经历,自感形同瞒骗。终于,他把文革以来的遭遇一点不漏地告诉给苏登政委。苏登政委听到这段披肝沥胆的自述,明白了李必雨的为人,放了心。仍按原计划任命他为减租减息工作组长,让他带一批干部到景颇山村广弄大寨蹲点、积累减租减息经验。

    两个月后,李必雨的妻子小录带着儿子到了缅甸。苏登政委安排她到一个山寨教书。

    东北根据地刚刚有了一点地盘,极左革命家们就迫不及待地掀起了内讧风暴。1970年初,苏登政委在“路线斗争”中挨了大棒:中央有人说他“开展阶级斗争不力”、“实行改良主义”、“右倾”,派他去敌占区“开辟新根据地”,却只给他一个营!用意很明显:借敌人之手砍他的头。李必雨作为他麾下的笔杆子,自然在劫难逃:被发配到前线真空地区去组建武工队,与穷凶极恶的反动土司恶霸武装斗法,却让一个士兵紧跟着他:如有不轨言行,背后就是一枪。当然,较之开展文化革命的中央根据地,东北地区这点斗争还算是温和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缅共算是“铁杆毛派”。对中共亦步亦趋。自从提出武装斗争路线后,德钦丹东主席及其拥护者在中央政治局长时期不占多数。他的武装斗争路线四次遭到否定,而且“和平联合政府派”还提出过“撤换主席”案和对主席的不信任案,所幸赞成票与反对票数量相等,事情不了了之。1964年以后,主席争取了中间派,武装斗争路线才重新获得通过,但在具体的军事路线、土地革命路线上,分歧仍然严重。反对派的首领如芭鼎、耶博特等人都是党的元老,德钦丹东主席对他们无可奈何。1966年,中国文化革命爆发,德钦丹东主席如获至宝,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结合缅甸革命实际,深入学习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缅甸革命的灯  塔。”马上在中央根据地广泛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把芭鼎等人打为“修正主义分子”。

    缅共的文化革命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修正主义分子”一律处决。为节约子弹,由女红卫兵动手。每一执法队为12人;队长当头一竹杠,将犯人打倒在地,另11个女红卫兵上去,一人一竹杠,将犯人打昏。然后,队长一匕首捅进犯人的咽喉,女红卫兵轮番踩踏被杀者的肚子,鲜血喷出来,用盆接住,执法队员们用那热血洗手,说是“用修正主义分子的鲜血洗去我们身上的修正主义污秽!”凡是不赞成主席路线或被认为对这一路线怀疑犹豫的,都被定为修正主义分子,都被杀头。从政治局委员一直杀到连排级干部。

    这样一杀,把干部们杀得心寒胆颤人人自危。1968年9月,缅军第77师进攻缅共中央根据地。10月24日,政治局转移途中,德钦丹东在当吾县一座草木葱茏的小山包上休息时,“革命干部”耶博苗在他背后开枪将他击毙,一趟逃到仰光。后来耶博苗和原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刻(此人也被定为修正主义分子,被处决前在群众帮助下逃脱)合写了一本书《德钦丹东的末日》,以大量资料披露缅共中央根据地文化革命血淋淋的红色恐怖。德钦丹东死后,他的继任者德钦辛“左”得更可爱:他“发展”了德钦丹东的“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这一“无产阶级军事原则”,战斗中不准撤退,谁撤退了谁就是“修正主义分子”,就该杀头。1975年3月15日,缅军又清剿缅共中央根据地,德钦辛誓不后退,带领人心已散的两个连与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对攻,结果饮弹而亡。手下人纷纷投降。距离仰光仅200余英里,1948年以来迭遭围剿而始终岿然不动的中央根据地就此灰飞烟灭。

    中央根据地自相残杀得血肉横飞时,1968年初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却正招兵买马、扩大地盘。掌握东北根据地的,是缅共元老、中央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他鉴于根据地初创,民心未附,如果也像中央根据地那样窝里斗,不须敌人剿杀,自己就会迅速土崩瓦解,因此不准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但仍坚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一套。缅东北是少数民族杂居区,占主体地位的掸(傣)族还处于领主封建制时期,老百姓对水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土地并未绝对集中:又由于地广人稀,只须向头人交两块银洋、两包茶叶,就可以开挖山地,因之未出现绝对贫困,阶级矛盾并不突出;而另一主体民族克钦(景颇)族的阶级分化尚不明显;佤族则还更处于原始公社末期。因此苏登政委主张“慎重稳进”,不进行急风暴雨式的农村阶级斗争,而代之以较温和的改革措施。这就被觊觎他位子、嫉妒他的威望的人抓住了辫子,开展以他为靶子的“路线斗争”;但他率领一个营南下之后,和一个少数民族武装结盟,很快建立了新根据地,把部队发展为四个营。李必雨在武工队,与干部战士及真空地带的老百姓都处得不错,多次进敌占区搞侦察、打伏击,擒获过反动自卫队的大队长,一年以后,他活动的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真空地带向前推进,算是立了点微功。

    苏登政委离开后,一些人所搞的阶级斗争整跑了吓跑了很多百姓,根据地缩小,财政也陷于拮据。德钦巴登顶从根据地的盛衰流变,看出苏登没有错,便命令他返回。苏登政委于1971年7月带领他在新根据地组建的四个营回到缅东北,官复原职。一个月后,李必雨调回后方,主持木邦县委宣传部工作。由于德钦巴登顶采纳了“慎重稳进”的方针,根据地稳定了一段时间,并在萨尔温江两岸拓展了三个县。这六七年间,李必雨和妻子为根据地编写了小学一至五年级的汉文、算术、常识教材,为宣传队写了七个小戏、三十来首歌词,带领木邦县宣传队走遍根据地六个县及前线部队驻扎的新占领区巡回演出,广泛接触了傣族、佤族、布朗族群众。这段经历,为他十年后的小说创作积累了若干感受和素材。

    但是,好日子过得并不长:“左”的流毒从未遭到过清算,只不过在开辟新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时期潜伏了一段而已。一当气温适宜,“左”倾毒火便又熊熊燃烧。中央根据地失陷后,一些高官和干部辗转来到东北根据地,参加这里的地方工作。其中一位政治局委员巴当和一位中央委员昂明曾被德钦丹东定为“修正主义分子”,进了杀头名单。只因当时他俩在其它根据地出差,才没遭到毒手。他们深受“左”倾教条主义理论方针政策之害,可在工作中却又推行“左”的一套。1978年8月,缅甸东北地区土地革命试点工作开始,地点选在李必雨曾经带队进行减租减息的广弄大寨,工作组由一位胖胖的中央代表和巴当、昂明领  导,调集了三十来个干部充当工作组成员,李必雨和妻子小录也奉命参加了工作组。

    三个中央老头制订了严酷的标准,在只有45家人的广弄大寨里竟“挖”出了11家地主,5家富农!剥削阶级占了三分之—,这还了得!把这些尚未达到温饱的农民当成剥削者一斗,老百姓还能不大量逃亡?在定农民邦达腊家的成分时,昂明把邦达腊的祖父二十多年前的放租剥削算在儿孙头上,却又把他家破落之后,邦达腊帮工所受的剥削略而不计,还多算了他家的雇工数量。李必雨对此大惑不解:“我参加过他家的插秧、薅秧和割谷子,喝过他家的栽秧水酒,也尝过他家的新米饭,他家每年雇的散工,从来没超出25个劳动日。”

    昂明呵斥道:“你那计算方法不对。喝过地主家的酒,计算时就手下留情。”

    这话噎得李必雨差点憋了气。小录则据理力争:“邦达腊家的雇工剥削量不到百分之五。参照中国经验,剥削收入占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下的,一般不划为富农……”昂明对有人胆敢提出反对意见早就怒火中烧,这时便粗声喝问:“这是哪个说的?”小录理直气壮:“毛主席说的。刊载在《土地改革工作手册》上。另外,祖父昔年剥削收入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剥削者,但并不意味着孙子就一定是剥削者,中国土改,只看解放前三年那段时间各家的经济来源是出于自己的劳动还是主要来自剥削,以此来定阶级成 分。毛主席说……”昂明大怒,狠狠一拍桌子:“少来中国那一套,少来毛泽东那一套!”

    李必雨气极,也一拍桌子:“毛泽东那一套怎么了?丹东主席说过:‘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走中国革命的道路。’丹东主席尸骨未寒,你就否定‘毛泽东的那一套’,把丹东主席置于何地?德钦巴登顶主席今年年初重申:‘指导缅甸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言犹在耳,你就否定毛泽东思想,是不是要背着巴登顶主席,另搞一套?”

    怒不择言,话说得太重,祸闯大了!可当时别无他法,只能揪住他的小辫子不放。

    开罪了极左大员,再呆下去,如果不跟着他们昧着良心整人,就只能任人宰割:昂明等人一旦掌握了实权,岂能轻易放过反对者?李必雨和小录商量之后,决定向缅共隆重提出退伍,返回祖国。当然,那时广播上还在提“两个凡是”!而只要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必雨这样的人回去了,只能还是“牛鬼蛇神”,但小平同志已经复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如春潮涌动,回旋余地很大:就算多少还有些风险,也比寄人篱下看人脸色强。他当即向德钦巴登顶主席写信,反映土改试点工作中的问题;也向苏登政委写信,陈述不得已请求退伍的苦衷。然后给小平同志和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同志写了信,请求回返。

    1979年2月,李必雨带着满心喜悦和一腔感慨,回到阔别了整整10年的昆明。他立即获得平反,被分配到昆明师专中文系教写作课。小录则返回原单位澄江农业科学研究所。获得了新生,也仿佛重新回复到青春年华,李必雨一头钻进书堆,悠然陶然地做笔记写讲稿。由于教学认真生动,旗帜鲜明,材料丰富,深受学生欢迎,从第二年起,经常有外系、外校的师生来听课。1981年,他被评为昆明市劳动模范、云南省先进工作者。

    旅居缅甸时的所经所历、所闻所见、所思所感,以及在战火硝烟中结交、嗣后壮烈牺牲、无辜蒙难、飘泊无依的朋友们的身影,始终在他心里萦回。1980年冬,他开始把胸中那些芸芸众生煅烧重铸,并描绘到稿纸上。1981年发表了成名作长篇小说《野玫瑰与黑郡主》后,一发而不可收,每一、两年有一部新作问世。1984年,被调到昆明市文联任专业作家。1986年任昆明文学院院长。1989年被选为昆明市文联主席、云南省作协副主席。

  (原载《百年中国苗族优秀人物选》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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