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应用 会员列表 统计排行 搜索

  • 1251阅读
  • 6回复

卸甲一书生  回忆录与文革历史编造:以武汉“七二零”事件为例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卸甲一书生:

回忆录与文革历史编造
以武汉“七二零”事件为例


历史以真实为生命。

  但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叙述,肆意编造的情况非常严重。不久前因撰写《毛泽东与武汉东湖故居》一文,接触到武汉"七二零"事件的资料,颇见谎言遍纸,邪说横行。这中间,以纪实文学体裁撰写的和并未自称纪实文学,但实质相同的回忆录都起到了很坏的作用。且以"七二零"事件为例,目前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有3部书,一是董保存所著《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以下简称《杨成武》),二是权延赤所著《微行,杨成武在1967》(以下简称《微行》),三是陈再道署名的《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零事件亲历记》(以下简称《浩劫》)。《微行》、《杨成武》据说是根据杨成武将军生前回忆所撰。奇怪的是,两书都没有遵照"亲闻、亲见、亲历"的原则,不仅对回忆者经历肆意编造,就连回忆者不在现场之事,也腆然讲叙不休,且不说明其根据在哪里。《浩劫》一书虽然以陈再道回忆录的名义发行,却充斥大量文过饰非、无理狡辩的文字,缺少一份忠厚长者和正直军人应有的担当。笔者不相信这是陈将军自己的意思,宁愿认定是捉刀文痞帮倒忙的产物。所以文中以《浩劫》称之,以示区别。

  结合相关史料剖折《微行》、《杨成武》、《浩劫》三书有关"七二零"事件的叙述,只是想借此说明一下历史真相是怎样被掩盖和扭曲的。

  一、毛泽东亲赴武汉"保陈再道"的背景是什么?

  《杨成武》介绍这次毛泽东去武汉的缘由:

  毛泽东有过很多次外出南巡,1967年的这一次是很特殊的一次。这次,是在人民大会堂研究"文化大革命"进程的政治局碰头会上定下的。
  ……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开会。
  ……
  毛泽东分析了各地的形势,然后得出结论似的说:现在军队首当其冲,是当局了。并提出要"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还说:陈再道书生气,要帮忙,并准备在武汉游泳。
  --这很能反映毛泽东的个性。他喜欢大风大浪。
  毛主席讲了以后,与会者大多数不赞成他去武汉,周恩来表示:武汉几派群众组织矛盾斗争激烈,考虑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是否暂不去,或者不去武汉到别处看看,游泳可以到十三陵、官厅、密云水库。
  毛主席坚持说:天下的水要算武汉最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到武汉去。
  林彪也劝说:"主席啊,你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到武汉去游水也是很好的,但大家都关心你的安全问题。"
  "没有关系的。"毛主席自信地说。
  "武汉比较乱。"不知谁冒了一句。
  毛泽东对参加碰头会的这班人的意见,没有简单地否定。但他要做的事情,都是胸有成竹的,一旦下了决心,任何人都难以使他动摇。
  他微笑着把烟按灭,说:"没有关系的。我不怕乱,三个小时后出发。让杨成武跟我去。成武,你跟我去,就这样定了。"
  此刻,杨成武正坐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听毛泽东叫他,忙站起来。
  于是,会上决定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外地,并要汪东兴负责组织专列。
  周总理说:"成武,你出去有两个任务:一是给主席当联络员;二是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周总理还指示飞机和舰艇都要到武汉,以备主席使用。
  会后,周总理将杨成武和汪东兴叫到怀仁堂,专门研究毛主席外出视察的安全问题。周总理反复交代:"武汉东湖很乱,上述两条任务,你一定要做好。"
  会议结束后,当晚他先飞往武汉,为毛主席安排住处。
  当晚11点20分所有随行人员赶到人民大会堂,吃了夜餐,准备登程。后因专列上也有派性,需要进行调整,所以出发时间推迟了几个小时。
  7月14日凌晨3时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站,开始了视察大江南北之行。
 《微行》对7月13日的会议描写并没有很大不同。但该书说"中南海,118室。这个编号是毛泽东起居办公之处",与《杨成武》一会儿是"政治局碰头会",一会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一样,都犯了低级错误。这也是许多缺少严格史学训练和相关知识的纪实文学作者的通病。118是指人民大会堂118厅。据介绍,除在大厅里摆了一圈沙发外,还有卧室,内有一张床、一个三屉桌、一个办公桌(参见《在毛泽东身边》273页。《微行》在其他地方又说7月13日会议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也可能在作者的概念里,中南海包括人民大会堂?)。它原来并非专门为毛泽东修建,因其长年在这里办公、开会、接见外宾和休息,遂成为专用住所。但无论如何也不应处于中南海内。而"政治局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完全是两码事儿。据1967年7月起有资格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说:"文革"发动后,原先处理常务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先后停顿,因此经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同时还有一个由陈伯达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1967年3月,参加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的大部分成员已被打倒,经毛泽东批准,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与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合并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78-第679页)。故1967年7月13日召开的只能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不过,《微行》到是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细节。7月10日,周恩来对他的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可见,毛泽东去武汉虽然是13日会议上定下来的,蕴酿时间要早得多,起码10日前已经与周恩来打了招呼。这一点也可以从武汉方面得到证实。《浩劫》说:"大约七月十日左右,周恩来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们,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周恩来在会议上劝阻毛泽东的态度并不坚决。这一态度可能跟陈前些天的汇报有关。该书说陈再道回忆,7月初,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说:"近二十多天来,经过'支左'人员的工作,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上交了。"(第55页)

  从7月初前推20天是什么时间,按7月5日算,当为6月15日。但从6月15日到6月底,武汉发生的武斗大事并不少,甚至可以说"百万雄师"与造反派组织之间的许多重大武斗都发生在这期间。

  请看造反派组织钢二司提供的材料:

  "六月十七日,为了攻占造反派的红色堡垒人民文化园,数千名全副武装的百匪,强行占领了财贸大楼,进逼中南旅舍,造成对人民文化园的严重威胁。钢工总、钢九·一三、新一冶三十几名敢死队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冒死冲入财贸大楼.由于孤军深入,遭到了百匪的反包围,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已有数名战士壮烈牺牲。在这种危急形势下,我们要从虎口里把阶级弟兄救出来!于是,一百多名钢工总、钢九.一三、新一冶的敢死队员,分乘三辆卡车,向敌阵冲去。当第一车三十八名同志刚刚冲过去后,陈大麻子之流却命令两辆军车切断了通路,死死拦着后面两辆车.冲入敌阵的第一车战士在失去后援,没有掩护的情况下,惨遭了百匪的毒手。暴徒们先用长矛刺进了司机的胸膛,接着又在头上砍了三刀,英雄的司机倒在血泊里了!卡车被蜂拥的百匪团团围住,几十支长矛向我车上的战士猛刺。新一冶战士余望生被匪徒的长矛刺中后,他用手按着鲜血直冲的伤口,对匪徒们高喊:'你们杀吧,杀吧!杀死老子一个,杀不尽所有的革命者!'杀人不眨眼的暴徒又刺中了他,他倒下了,马上又踉跄地站起,举起了右手高呼;'毛主席--',一矛又刺中了他,革命闯将余望生同志,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一车三十八名英勇的战士,除冲出个别同志外,全部光荣的牺牲了。
  百匪这一灭绝人性的暴行,激怒了广大战士和革命群众,于是对匪徒展开了猛烈的反攻,打得他们节节败退。匪徒们为了挽救败局,竟然丧心病狂地施放毒气,在毒气的掩护下,大批百匪发动了反攻,使我们许多英勇战士和革命群众,在毒气与突然袭击下,惨遭杀害;一个劳改犯就杀死了我们四个战友,鲜血洒满了鏖战的街头。这场空前残酷的战斗,长达二十一个小时,一直延续到第二天上午九时。据不完全统计,我们造反派战士有九十三名被杀害,被打成重伤、轻伤的达数百名之多。
  然而,就在这大规模残杀造反派的过程中,陈再道之流不断地对百匪进行指挥,十恶不赦的蔡炳臣,六月十七日一夜没有睡,他亲自给在现场指挥屠杀的百匪头头纪××,连续打了三次电话,及时给百匪下达命令。他指示纪××说:'你们要注意,在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策略,要提高警惕,作到不受损失,不失战机。'同时还关心百匪头头们的指挥位置安不安全。在最后的一次电话中,这个指挥大屠杀的刽子手,对百匪们的残暴行为,大加赞扬:'我对你们的胜利撤出现场,表示祝贺!并向你们的负伤人员,表示慰问!'

来源: 共识网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4-03-15

武汉六.一七大血案不是孤立的。就在这一天,陈大麻子在丹江的爪牙,也在丹江口工地挑起了大规模血洗、围攻造反振的罪行。一百多名造反派战士惨遭杀害,一千多名同志负伤。结果,整个丹江口工程被迫停工,使处于洪水上涨季节的汉江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
  面对着陈再道之流如此疯狂的大屠杀,钢工总于当天发表了《关于武汉目前局势的几点声明》,明确提出当前的血洗造反派,是陈再道之流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暴乱,企图使成都的五.六事件在武汉重演。为此,钢工总广大战斗队员誓与陈再道之流刀对刀、枪对枪,人自为战,用人民战争埋葬武老谭,用革命两手坚决打击反革命两手。
  钢二司司令部政宣部也于当天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二司战士紧急行动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想尽一切办法杀向社会,组织起千千万万的革命群众,坚决粉碎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暴乱的阴谋.
  钢工总青山分部、钢九.一三、新一冶、武钢一冶总部等七个组织,也于六月十八日向陈大麻子发出了最后通牒:如不立即停止大屠杀,青山地区革命造反派将采取火速行动,不惜一切牺牲,突破层层封锁,杀过大江,全力抢救革命造反派战友!
  残酷的斗争,使三钢、三新、三联以及全武汉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团结起来,行动起来,铸成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不管是工总的,还是工造总司的,不管是工人、学生,还是干部,只要是为工总翻案的,要打倒陈再道的,我们就格外亲热,就成了亲密的战友,就是生死与共的阶级弟兄。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的心贴在一起,我们的血流在一起,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压垮我们、征服我们!
  陈大麻子为了摧毁我们这血肉筑成的铜墙铁壁,继六.一七大血案之后,连续指挥百匪发动了一系列大屠杀。六月二十三日,为了策划围攻钢二司新水运,蔡炳臣同百匪头头纪××等连夜在8201作战室开会,具体研究攻打水运学院的作战计划。在会议当中,这个两手沾满革命造反派鲜血的蔡炳臣,还假惺惺地对纪××说:'只准你们今天攻打这一次吧!'这个谋杀黑会一结束,纪××就地利用作战室的通讯工具,调兵遣将,指挥攻打。于是,当晚百匪出动了万人以上,从陆上水上包围了水运学院,在冲破了围墙后,把钢二司战士集中守卫的八号楼,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用掺和着硫酸的高压水龙向楼上冲击,用汽油弹、燃烧瓶从窗口扔进去,用砖瓦、石块乱打乱砸。由于革命造反派战士英勇奋战,从晚上攻到次日早上,一直没有攻下。于是百匪们使出了最后的一着,开来装甲车,把八号楼的墙撞倒,冲进了一层楼,又用大批汽油弹向二、三楼上扔,结果全楼燃起了熊熊烈火,使楼上的战士生命遭到了严重威胁。在这个生命危急的最后关头,钢二司的战士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宁死不屈,毅然决然地从楼上跳下,残暴的百匪按着被摔伤的革命小将,就地乱打,一名钢九.一三的战士当场被砍死;一位食堂工人为了抢救革命小将,被匪徒们连次七刀,倒在血泊里!在残暴围攻水运学院的六月二十四日,杀红了眼的陈大麻子之流,同时在汉口,发动百匪血洗了工造总司;在汉阳,组织了血洗汉阳轧钢厂。在这一个又一个空前规模的大屠杀中,我们革命造反派的一些据点,被百匪摧毁了!我们的大批战友,被匪徒们屠杀了!鲜血染遍江城,长江里漂浮着革命小将的无头尸体。但是,陈大麻子始终打不垮我们,压不服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造反派战士,永远坚贞不屈……
  当工造总司的大楼,被百匪的喷火器、汽油弹打成一片火海的时候,一个失去战斗力的铁军战士,退在五楼平台上,面对着团团包围的几千暴徒,无数寒光闪闪的长矛大刀,他庄严地举起右手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抱着鲜血染红的大旗,奋身跳下楼去,壮烈牺牲。工造总司肉联负责人饶跃富同志,在落入敌手之后,仍然进行了宁死不屈的斗争。当一个匪徒用长矛向他刺来时,他一手抓住长矛,一手抓住百匪用力一扭,把这个凶手的手扭断了。这一大无畏气概,使得周围的百匪惊慌失措,一齐用长矛向他刺来,他身中九矛之后,才最后倒了下去!
  当两百多名钢工总、钢二司、三司硬革联的战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守汉阳唯一的红色堡垒汉轧的时候,他们明明知道战斗在这百匪包围的孤岛,要流血,要牺牲,但是为了在这百匪猖狂的汉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竖起造反派大旗,流血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当六月二十四日,几千名百匪连续围攻他们二十多个小时之后,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他们心里屹立着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王杰、刘英俊等英雄形象,决定学习先烈们的榜样,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准备爆炸氧气瓶,与百匪同归于尽。钢二司新武大几位女同志,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理了理头发,捧着《毛主席语录》,昂首挺胸唱起林副主席的语录歌
  ……
  六月二十六日,百匪残酷地血洗了长办联司;并在武汉各车站码头搜查、绑架革命造反派。
  六月二十七日,钢二司武汉工学院宣传车在江汉路水塔一带宣传,三十多名同学遭到了百匪的围攻殴打,数人受伤。司机被长矛刺中,伤势严重。六月三十日,百匪出动装甲车血洗新湖大,同日又围攻工艺大楼和人民文化园,钢工总五湖四海战斗兵团、钢二司红水院等三十多名战士被打伤,四十多名战士被绑架,红水院一个战士身中了九矛"。

  这些文字有多大水分,笔者难以揣度。当时对立派别为了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夸大其词,打宣传战是司空见惯之事。但武斗仍在继续则是不争的事实。

  说"武斗器械已经上缴"也不真实。造反派方面对当时对"百万雄师"拥有的武斗器械有所统计,计有"木棒三万余根,长矛、钢叉六万五千余枝,短刀、匕首一万把以上,安全帽六万顶以上,钢盔五千顶以上,装甲车八辆,水上舰艇二艘,消防车十余辆,卡车多达千余辆"(武汉钢二司等单位合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从19日至21日"百万雄师"上街武装游行时所展示出来的武器看,上述说法大体可信,加上独立师的部分官兵携枪参加游行,问题更严重。同时,造反派方面的"武斗器械"也没有完成上缴封存任务。

  "七二零"事件在政治上谁对谁错是一码事儿,单就武汉安全形势而言,错误情报确实造成了周恩来的误判。他说:"近二十多天,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陆续上交。这说明什么?说明陈再道和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局势。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微行》)。后来的事实表明,周恩来过于相信武汉方面的汇报,因此没有采取更有把握和稳妥的安全保卫措施,诸如调动部队控制武汉城区重要目标和交通线,调出在两派斗争中卷入太深的独立师等,为"七二零"事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周恩来也有苦衷,在调动一个连都要由毛本人批准的"文革"时代,除非特殊情况,周本人是不能擅自做主的,而要说服毛泽东相信当时的武汉确实危机四伏又很困难。加上他相信"陈再道和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局势",在这方面没有过多考虑。

  于是,毛泽东的"武汉之行"就在对前方情况"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启动了。

  二、毛泽东到武汉之前当地形势究竟如何?

  当时的武汉究竟是个什么形势?《微行》引用了《浩劫》的说法:

  "中南诸侯"陈再道这样回忆京西宾馆的碰头会:
  在这次会议进行之中,有一天,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从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他认为这样做里边"一定有坏人"。在讲话中他还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
  有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又有"军委八条命令",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普遍感到心中有了底,腰杆子也硬了起来,表示有信心把工作做好。
  当时,我是这样理解的:毛泽东的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陈再道就以自己这种"理解","一回到武汉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这位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出生人死,战功赫赫,被毛泽东誉为"真不简单"、"一员战将"、"打仗很勇敢"的三星上将,一心想跟毛泽东继续革命,再立新功的一方"诸侯"是这样向中央报告"成绩"的:
  三月十七日,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外地执行"军委八条命令"的做法,把在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
  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我和钟汉华、姚喆、孔庆德、杨秀山、韩东山、叶明等军区领导,还分工协作,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得到了迅速的扭转。
  通过以上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抄、抓活动,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使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保护。对此,武汉地区广大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只采纳文革受害者一方的说法,把所有的坏事都扣在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头上,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段时间的通行做法。《微行》沿用不误,在没有全面考察各方面资料,对当时的武汉形势进行客观研究的情况下,一屁股坐到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立场上。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4-03-15

当时武汉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军队与"百万雄师"、造反派的关系上。

  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开始介入"文革"。关于这个"决定",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吴法宪认为"并非出自林彪的本意"。因为林彪对军队的"文革"有两条原则:一是保证军队的稳定,二是军队不介入地方的运动。但毛泽东显然不满意,要求林彪重新发出命令,"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可以说,这个文件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叶群告诉吴法宪说,"1月下旬,林彪紧急约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杨成武,林彪说:军队这样下去很危险,要搞一个'条条'。然后,林彪根据大家的意见,口授了七条意见。"这7条意见包括:军以下和军委指定的单位不搞运动,只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之军队人员,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准在北京和其他地方逗留。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内的战备系统、保密系统。但它送到军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时,江青和中央文革却不同意,叶剑英等人与之争论的很厉害。后来叶打电话给林彪,说是不是打一下毛泽东。于是林彪立即带徐向前去见毛(徐当时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毛泽东同意了"七条",建议还加上"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这样就成了"八条"。当毛泽东在文件上批完"所定八条,很好,照发"之后,林彪说:"主席,你签了这个字,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呀!"(参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48-649页)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人衷心拥护"军委八条",并借此机会对造反派进行严厉打击。3月17日,军区和公安机关把在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简称"抓办")。

  对照一下"七二零"事件后《陈再道将军关于"七二0事件"的检讨》(以下简称"检讨"),很有意思。他在"检讨"中说:自己"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为什么镇压呢?因为我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蜕化了,已经很多问题了。""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这次回来什么不做,在北京就准备说李迎希、张广才是野心家(引者注:二人分别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要夺军权,要把军队搞乱,活动了许多造反派,卫校啊,高级步校啊,文艺团体,凡是接近他们的,谈过话的,就说是有问题,乱污蔑,就说政治不纯是混进来的。借公安六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认为不好就抓,所以就捉人。""在生产方面,借口生产来压革命。生产要抓,现在春耕季节来了,自己就赤膊上阵,有几次我就亲自抓人。高级步校副校长,我就抓起来了么,卫校抓人我到了。司令部文工团我到了。除了我的意图,在这个整个反动路线下面,实行白色恐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在军内捉了两百多,那时候说是一百七,把一些青年抓起来。""为了对付革命,为了自己执行反动路线,镇压革命,打击造反派,报复。抓革命促生产啊!实际上就是乘这个机会搞'抓办'。因为这个'抓办'将来干部好,就是准备搞三结合的。""所以抓了九百人,解散了几十个组织,全省一百多,大抓人"。"发表'三.二一'通告,解散工总,这是发展到了高峰,把工人总部这样大的组织解散了,也不调查,也不研究。报告报了,没有批准就做了,解散工总,抓了工总的负责人。那个十六条、八条上说的是个别的,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谁个叫我大批抓了?都反对么!我们采取大批捕人,解散工总,当然材料整了,我点了头么,说材料看不看,谁看那么多。说照公安六条做是对的,对个鬼啊!一个都不对,就是反动的,你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镇压革命,那你说的对罗,你站到革命方面,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看,那就是反动透顶,那是实行白色恐怖。点头之后,准备汽车,牛怀龙独立师,还把罗孟刚叫来,叫后勤出汽车,先说抓二百,抓三百,结果一夜抓了四百七。""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些人就是反对了我,要打倒你,就是不满,就是报复,就是要整。"

  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审视这份"检讨",看得出来,为了表现反思深刻,早点过关,把自己的错误说的很严重,充斥着大量上纲上线的"自污"言论,这些话不能当真。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政治斗争中强烈的宗派意识。"文革"结束后,人们往往大讲林彪、"四人帮"的宗派意识,却很少提到那些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们的宗派意识。其实,政治斗争夹杂着复杂的宗派因素是毛泽东时代的普遍现象。武汉军区内部对李迎希、张广才的斗争就是这样,换了别人坐在武汉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宗派斗争思维也同样阴魂不散,但"检讨"把它挑明了。二是承认因对方反对自己,几次亲自抓人,在卫校、文工团抓人时都到了现场。在军内捉了200多人,当时说是170人,在全省抓了900人,解散了100多个群众组织。这些事情并不是虚构的。

  3月中旬,陈再道和钟汉华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直到"五一"前夕才返回武汉。这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政治倾向与"军委八条"明显不同。笔者认为,"军委十条"的公布,是毛泽东在其支持革命、造反的一贯思想支配下,主动调整政策的产物。军队是当时中国唯一保持稳定的社会集团。虽然在总部、院校、机关开展了"四大",但作战部队还是相对稳定。而且其政治形象、與论宣传、经济实力乃至武装暴力的强势,都是别人所不能比的。军队对地方的强势介入,稍有不慎,后果更加严重。在青海的赵永夫事件和内蒙的王良太事件中,军队开了枪,杀了人,流了血,对象又是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小将。所以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在有关赵永夫事件的文件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问题就值得研究了。"(《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68页)"军委十条"就是在一背景下出台的。陈再道说它是"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炮制"的(《毛泽东在湖北》,第19页)。当事人后来解释说,"十条"都是林彪口授的。最后定稿时要求自己参与。关锋怕江青起疑心,就拉着戚本禹一块儿参加。其实里面的意思都是林彪本人的。鉴于两个命令政治倾向明显不同,江青曾将其描绘成"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

  "十条"命令的公布,给前一个阶段以"八条"命令为依据抓人、解散"工人总部"的陈再道、钟汉华及武汉军区很大压力,武汉的造反派亦重新活跃起来。陈、钟二人在北京参加了几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回到武汉后,发现"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个阶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放了出来","标语、漫画、大字报覆盖全武汉市,颇具火药味,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毛泽东在湖北》,第19-第20页)

  《杨成武》详细介绍了武汉两大对立派别的形成,主要依据仍是《浩劫》。

  说到"7o20事件",就必然说到"百万雄师"。这个词对年轻人来说已很陌生,但当时却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关于这个组织的情况,"7o20"事件的当事人之一陈再道曾对这个组织和事件发生的背景有过如下的叙述:1967年"五一"前夕,我和钟汉华同志回到了武汉。这时,武汉地区各个群众组织已经分化为两大派。军区支左方向的正确与否,是争论的焦点所在。武汉和南下的所谓造反派,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武斗事件,甚至绑架钟汉华同志,谩骂、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给武汉军区施加压力。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17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坚持反对对干部不加分析,一律打倒。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7o20事件"发生前,已拥有一百二十余万人,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武汉军区驻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我们从内心讲,也同情他们,只不过所处的位置不同,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他们罢了。
  与百万雄师相反,造反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人数越来越少了。我们从大局出发,仍然着重做他们的工作;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他们,生怕把这批"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搞掉了,交不了差。
  6月4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确和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实行大联合。《公告》发表后,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对《公告》也不太满意,认为我们太软弱了。
  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之间所以闹得这么凶,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策划操纵的结果。这件事情的内幕,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初步揭开。
  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向吴法宪等亲信交代:"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即不亲林彪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哪些人不亲林彪,吴法宪等人心中是有底的。5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先后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了四五次电话,要武空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
  4月份,中央文革派遣大批北京各院校的造反派到外地,以"调查"为名,进行反军乱军活动。北航红旗的几个造反派到武汉后,召集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开会,说什么"武汉的谭震林,中央是饶不了他的。"这个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瞎说,事实上,中央文革和武汉的造反派头头就有着直接的联系。林杰、吴传启和戚本禹的秘书5月初先后接见武汉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
  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5月16日要发文件点军内的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是不要把张体学与王任重分开来提,三是要为工总翻案。"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4-03-15

陈再道说: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
  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o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电报发出之前,中央文革的一个"记者"把电报拿给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的头头看,给他们打招呼,说电报是经过康生批准的。"中央"急需有关武汉军区的材料,希望他们大量收集,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这段文字并不真实,尤其是对从"五一"前夕陈、钟返回武汉到6月底这段时间的情况缺少如实陈述。许多著述篡改文革历史,恰恰是以这种歪曲史实,偏信一方的方式进行的。《杨成武》说"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就是一例。

  对此说法,周恩来在1967年7月18日讲话时就表示怀疑:"'百万雄师'是4o16开始酝酿,5o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下面答:抓办搞的。周恩来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此句在周讲话的纪录稿里漏记,是陈再道"检讨"中披露的)。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

  武汉军区及各下属单位与"百万雄师"组织是个什么关系?陈再道在"检讨"中透露,3、4月间在北京,钟汉华就"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这与"百万雄师"所坚持的"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17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坚持反对对干部不加分析,一律打倒"是一致的。双方人员也颇有往来。后来成为"百万雄师"一号头头的俞文斌回忆说,陈再道在北京时,"也给我一信,叫我去北京(反映情况)。去时他正在开会(67年4月);我去了,他马上宣布休会,接见了我"。还"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叫我去8201部队(引者注:即独立师),到部队以后,才知道团以上的干部都已经集合起来了,我一去,大家都鼓掌欢迎,我心里很激动。他们领导说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大家见见面,熟悉一下,吃餐饭"。

  俞文斌回忆说,武汉市人民武装部系统在"百万雄师"组织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军队和地方政府也给予有力的支持。"文化革命中我(引者注:即俞文斌)最先从基干民兵中成立'红武兵'组织,后来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百万雄师',这些都是市人民武装部巴方廷部长亲自促进组织的"。"我组织'红武兵',纺织、机械几个系统的民兵组成的;后来组成为'百万雄师',部长不出面,各个局都是叫我们武装干部、副部长出面。工作开展起来,军队系统都是支持我们的,从军委到市武装部,各级都完全支持我们。我与各个单位的领导也都熟悉起来"。"武斗是作战部搞的,作战部是个大部(按:13个常委,有3个是作战部长,1个是武斗与警卫专业队'雄师支队'队长),也不是专搞武斗,他们还要'斗批改',开大会、批判'走资派'。那时,大批的物资是由市一商、二商提供的,二商局长叫我'老俞,你要什么有什么'!我们的后勤供应做的很好"(余言《俞文斌的口述片段》)。"七二零"事件前后,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与"百万雄师"的关系日益公开化。该师作战科长主持对东湖宾馆冲击计划的研究,7月20日独立师官兵与"百万雄师"成员一起冲击东湖宾馆,19、20、21日独立师官兵武装上街游行,把被抓的中央代表团成员控制在军区大院和独立师师部,都意味着想撇清这种关系极难。说什么"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根本站不住脚。

  三、"打前站"的周恩来到武汉后都发生了什么?

  1967年7月,毛泽东要到武汉来,一是想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给其他尚未进行大联合的省分做个榜样,二是想到长江游泳。周恩来先一步来到武汉"打前站",做准备工作。《微行》的描述是:

  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
  潮漉漉的早晨,浑蒙蒙的武汉。
  吉姆车从武汉军区急驰武汉空军驻地。
  "娘卖×的吴法宪!"陈再道咬牙切齿骂粗话。外面传说"陈大麻子",见面没有谁看出麻子,只有这种盛怒之际,隐隐能感觉到几颗泛红似的点状物出现于肌厚肉重的脸孔上。
  武空政委刘丰一早来电话,说周总理已到武汉,要见陈再道。陈再道一听就火:吴法宪安排的飞机,为啥事先不告诉?总理到了武汉,提出要见陈再道才告诉陈再道。我陈再道在你吴法宪眼里是什么东西?
  急刹车,狠摔门。陈再道大声大响地下车往招待所里闯,一看就来势不妙。随周恩来到武汉的海军政委李作鹏迎上一步问候:"陈司令,你好。"
  "我不好!"陈再道几分恼怒,几分自嘲,还有几分失落,径直跨入门去。
  周恩来正用早餐,闻声抬起头,将手一招:"来吧,都来一起用餐。"接着吩咐接待人员:"拿几套餐具来,数数几个人。"
  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按总理手势,在餐桌旁人座。周恩来平平静静,边吃边问:"东湖那边怎么样?"
  "东湖宾馆乱得很!"陈再道刚刚缓和下来的情绪又涌上来,"服务员都分了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
  周恩来并不在意陈再道的情绪,那是一种从容大度的宁静,只把头点一点,像谈家常话:"把它打扫出来。"
  "打扫?"陈再道差点又喊出不好听的话,被钟汉华捅捅,才降低声音,边喝边嘀咕,"都造反了,都瘫痪了,不是说这样才好吗……"
  "我去看看。"周恩来仍然是家常谈话的清淡语气,"你们吃过饭也来一下。"
  当武汉军区的将军们来到东湖宾馆时,周恩来已经把两派服务员都召集到一起,正在讲话:"……你们说,人一辈子跟谁拌嘴多?我看还是两口子。因为是一家人嘛。可是如果来了客人,两口子又会一起迎客,共同维护这个家。你们吵得厉害,说是两派,我看首先因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家人就不要再说两家话,不论哪一派,大家都赶快行动,把房间打扫出来。"
  两派群众都被说服了,说笑了,忙着分头找工具打扫房间。
  陈再道开始不安。让总理做这种管理员干的琐事,唉,太不过意他赧颜走到周恩来面前喃喃:"机关瘫痪,我们事先又没得到任何通知,吴法宪他……。"
  总理用手势止住陈再道,面对面低声说:"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周恩来稍稍停顿,然后加重一点语气:"要为主席横渡长江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问题解决好。"
  陈再道心里一热,全明白了总理的心意,不由得诉说一句:"我就是顾虑文革那边……"
  周恩来再次截断陈再道的话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谢谢总理!"陈再道振奋起来,立正敬了一个精神十足的军礼。

  这段描写起码有两处问题。

  一是关于陈、钟没有参加为周恩来接机。《浩劫》说陈再道确实对此有意见:"周恩来从走下飞机时起,一直不见我和钟汉华,便问武空的刘丰道:'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哪里去了?刘丰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周恩来让刘丰立即通知我们。我们才赶到武汉空军司令部,见到周恩来总理。'"(第65-66页)这段故事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根本不合情理。从办事原则上讲,让谁接机由中央决定,吴法宪或刘丰个人既没有权利决定,也没有义务非把这个决定告诉陈不可,说了反而是违犯纪律。如果需要陈再道等人一同接机,上面自然有通知,拿这件事找吴法宪、刘丰撒气没有任何道理。陈再道当了多年大军区司令,不会不明白这一关节。往深一步讲,这种安排其实是有意而为之。中央早就知道武汉军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在两派对立乃至武斗的问题上卷入很深,对其不能不抱有警惕。让陈、钟接机,势必一开始屁股就坐到军区和"百万雄师"一边(起码让人有这个印象),接下来处理起武汉问题不免被动。所以周恩来具体指定武空副司令刘丰负责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的保卫事宜。同一天,谢富治和毛泽东一行分别在中午、晚上到达,都没有让陈、钟接站(机)。毛泽东到武汉后甚至对陈、钟保密,只由周恩来出面谈话,直到18日晚上才接见二人。所以,陈、钟在为周恩来接机这个问题上,委实没有什么好报怨的。说周恩来一下飞机就问陈、钟二人哪里去了,弄得接机的刘丰很尴尬,这一情节也不靠谱。接机安排明明是周恩来自己参与决定的,怎么会去责怪刘丰?从周一直将保卫毛泽东的任务全权交给刘丰负责,并且在"七二零"事件后一下子将其从武空副司令提升为武汉军区政委(笔者认为刘丰的破格提拔与周的推荐不无关系。因为刘丰在该事件中的表现,只有周最清楚),周对刘丰的工作很满意。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4-03-15

《微行》承袭了《浩劫》中的情绪,甚至在此基础上又渲染出一个故事来:陈再道在赴武空招待所的车上嘴里冒"粗话",到了门口,"海军政委李作鹏迎上一步问候:'陈司令,你好。''我不好!'陈再道几分恼怒,几分自嘲,还有几分失落"。从情理上看,尽管陈、李二人战争年代不在一起,但没有旧日恩怨,也谈不上现实冲突。李趋前问候,是示好。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即使陈再道"没有读过书"(毛泽东语),对远道而来的客人,对同一级别的大军区级单位主官,一下车就摔脸子,符合中华民族的待客礼仪吗?笔者还很愚钝,只能体会出"我不好"是表示恼怒,是板着脸说的,怎么说出这3个字才会带有"几分自嘲,还有几分失落"呢?

  二是关于东湖宾馆接待准备。《微行》说周恩来与陈再道一起在武空招待所吃早餐时,问起东湖宾馆的接待准备。陈告诉他,"东湖宾馆乱得很!""服务员都分了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周要求"把它打扫出来。"陈嘀咕着"都造反了,都瘫痪了,不是说这样才好吗……"。后来在东湖又强调"机关瘫痪,我们事先又没得到任何通知",等等。

  如果此段叙述是真,武汉军区方面的确没有尽到主人职责。

  陈再道早在7月10日左右就得知中央要来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并且得知毛泽东要来武汉畅游长江。《浩劫》说:10月10日左右接到周恩来电话以后,"我们立即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对于群众组织的渡江活动,也一一进行了安排"。"我们做好准备之后,等待中央首长的到来。可是,他们的具体到达时间却迟迟没有通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第55-56页)但主人的"各方面的准备"竟然不包括食宿!1960年以后,毛泽东每次来武汉,必住梅岭一号,其他中央首长也要住东湖宾馆其他别墅。武汉军区领导明明知道东湖宾馆的服务工作因为派性斗争瘫痪了,为什么不立即派人前去整顿,启动接待准备工作?更有甚者,当周在早餐桌上表示要先去东湖宾馆看一下,让军区领导们随后也赶来时,身为主人且没有做任何食宿接待准备的武汉军区领导竟没有感到丝毫内疚,不是马上放下饭碗,一溜小跑跟过去,甚至抢在客人前面赶紧解决东湖宾馆问题,而是安然坐在桌前吃完早餐才来到东湖,摆的谱比一国总理还大。此时,周恩来已经动员东湖宾馆动员两派工作人员共同来做接待的准备工作了。《微行》可能是想用这个故事来衬托陈再道反对文革的态度,却忘了作为当时武汉地区的实际领导人(省委、省府已瘫痪),尤其是一名军队领导干部应履行的职责。编这个故事只能让人认为陈、钟二人不懂事儿。

  《微行》没有谈到撤换部分东湖宾馆工作人员之事,但这是周恩来"打前站"的重要措施之一。王力在回忆录中明确说:"总理去武汉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他忠心耿耿。那时如果主席真出了问题,可是不得了的。总理连夜打电话,并先赶到武汉布置,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现在换成另一派。同时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我认为这样的作法很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此事也有旁证。7月18日,毛泽东与陈、钟二人谈话后,送他们到走廊上,对服务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又对陈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毛泽东在湖北》,第23页)如果服务员是"百万雄师"一派的,自然拥护陈再道,不存在打倒不打倒的问题。综合各种资料,可知周恩来到武汉后,从安全、保密的角度考虑,确实撤换了东湖宾馆"百万雄师"一方的工作人员,起码包括梅岭一号、百花一号和二号的工作人员。但毛泽东到武汉后,8341部队只控制了梅岭一号3座楼及其周围树林、道路和一些要点,东湖宾馆外围警卫工作仍由独立师担负。这一不让陈、钟负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以及撤换部分东湖警卫的做法引起独立师政委蔡炳臣等人的不满,并对后来"七二零"事件的发酵及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王力是自己主动要求来武汉的吗?

  7月14日,中央领导人分三拨陆续抵汉。早上到的是周恩来、李作鹏及海空军的作战部长们。中午到的是原来处理西南问题的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和余力金(空军政委)以及代表团工作人员。晚上到的是毛泽东本人及代总长杨成武和汪东兴等人。

  《微行》的描述是:

  "杨成武陪毛泽东到达武汉的当晚,他来向周恩来汇报。周听完汇报后,他像想起什么事,眉头微微一皱,起身踱了几步,似有心事地望住杨成武:'谢富治、王力,还有余立金也到了武汉。今天中午从重庆飞过来的。'杨成武一怔:'他们怎么过来了,碰头会上并没让他们来……余立金我知道,我是叫他负责天上的安全。''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负责主席安全。他是湖北人,武汉驻军都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周恩来解释自己的想法。'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他来干什么?'杨成武并不掩饰心中的反感。'武汉造反派听文革小组的话,他来了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比我们说话管用。''他要是煽风点火'。周恩来用手势阻止杨成武,他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讲话必须慎重:'他是文革小组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干你自己的事,就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通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和安全。'"

  该书之所以要这样写,可能是想说明杨成武很早就与中央文革的红人格格不入,甚至对他们很反感。这是文革后许多人极力撇清自己的通常做法。但该书借周恩来之口,说王力在重庆给周打电话,主动要求来武汉,决非事实。王力回忆说:"七月十三日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为什么改变计划?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十四日中午我们到武汉,李作鹏用吉普车去机场接的。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随后,总理在东湖宾馆找谢富治、王力、李作鹏、余立金开会,传达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会议精神: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说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当时中央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证实王力的说法大致不错。如后来与代表团工作人员尹聚平(北航红卫兵)结婚的戴维堤说:"7月13日,中央代表团刚到重庆,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速到武汉。谢问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总理说一块来,但未说原因。当时在场的有好几个人。当时形势很乱,无论什么电话线都有可能被窃听,因此总理未说原因。历史的事实是,中央原来并没有要代表团去武汉的计划,这是突然变更的。武汉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因重庆的工作还未完,代表团实难脱身,总理让务必明天到武汉,究竟什么事这样急呢?王力甚至同谢富治商量请示总理能不能不去武汉,并让张根成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们知道什么情况。关锋接的电话,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讨价还价余地。'这时井岗山突然说:'快7月16号了,毛主席是不是要去武汉游泳?去年就是7月16号去的。'众人恍然大悟,都夸井岗山聪明,看来一定是主席要到武汉了。几天来,忙得晕头转向,大家把日子都忘了。听说毛主席要来武汉,代表团的人尤其是井岗山等四个人万分高兴。于是,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利用下午和晚上时间,抓紧处理完重庆的事务,第二天,也就是公元1967年7月14日中午,代表团全体人员飞到了武汉。已经在武汉的李作鹏(海军政委)乘坐吉普车去机场迎接并把代表团安排住进了东湖宾馆'百花二号'"(《震惊世界的武汉"七·二零"事件》)。《浩劫》一书虽然坚持"王力主动要求"说,却也只是说他与关锋通了电话,并没有直接打给周恩来的情节(参见第67页)。不知道《微行》说王力给周恩来打电话,主动请缨的依据是什么?

  五、谢富治、王力等人是由刘丰带路上街看大字报的吗?

  《浩劫》说,"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背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到武汉的大街上看大字报不可,并指定让刘丰给他们带路。"(第67页)陈再道本人不是当事人,说刘丰带路看大字报,只能是别人转告的。王力根本否认刘丰带路之说。他说:"当天谢富治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从重庆来的人一起跟着他去了(没有武汉军区的人作向导,更没有刘丰。因为刘丰是总理指定的保卫毛主席的主要负责人,陪总理去接主席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本来我们没有任何任务解决任何问题。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我们。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样正好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处理了这个问题。这个决定由总理正式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总理不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到车站上去接主席,而是自己亲自去接。"王力还说,周恩来第一次离开武汉时,"又强调布置让武汉空军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本来武汉空军司令员是傅传作,因为有人说他'是贺龙的人',过不了关,总理才决定由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负责的。谣传说叶群打电话给刘丰,让他一有事就请示王力,这不可能。那时,我不认识刘丰,林彪和叶群也不认识他。我是在送总理走的机场上才知道有个刘丰"。

  鉴于此事还牵扯到周恩来是否到车站迎接毛泽东的问题,这里不得不再略加辨析。

  《微行》说: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九点零八分。
  专列像疲倦的跑过长路的行人,喘着粗气停靠在武昌车站。前驱车上的警卫部队先到一步,已经将站内站外全面戒严。
  毛泽东在几名卫士的环卫中步下列车。当他的注意力从脚下的阶梯转向站台时,迎面墙上赫然几条大标语:
  "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
  毛泽东摇摇头,对杨成武重复:"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
  杨成武带着这种期待和忧虑参半的复杂心情,将毛泽东送到东湖宾馆"梅岭一号",顾不及休息,直奔"百花一号"周恩来的住地。
  这是一座不带地下室的平房,杨成武的住地也被安排在这里。他没进自己的住房,直接走进周恩来的客厅。
  "总理!"杨成武敬礼,然后同周恩来握手,"主席已经安全到达,住进了梅岭一号。"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14-03-15

这段文字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周恩来到武汉干什么来了,为毛泽东武汉之行"打前站"。其职责除了安全保卫、饮食住宿外,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接站,在第一时间介绍情况,并保证其安全、方便、及时、顺利地抵达住所。对照一下前两批中央客人抵达时的情况:周恩来到武汉,武空副司令刘丰去接;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李作鹏去接;偏偏天字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到武汉,连个接站的都没有。周恩来处理公务,事无巨细,务求周全。但在7月14日晚上,他不是赶在第一时间,在接站的同时向毛泽东汇报打"前站"所遇到的各项问题以及武汉安全形势,也没有让刘丰向相关负责人(如杨成武、汪东兴)介绍各项安保措施,竟然在宾馆里坐等毛泽东一行自己抵达梅岭一号,听说人已到了,也没有立即前往其住处汇报工作,聆听指示,这符合周恩来一贯的行事风格吗?

  至于谢富治等人到街上看大字报一事,多见书、文之中斥责其违背了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露面的规定,却无一处描写他们究竟是怎么"露面"的。

  下面是造反派方面的描述:

  "七月十四日,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和其它同志不顾旅途的疲劳,不顾白天紧张工作的辛苦,这天晚上十点来钟,就来到被'百万雄师'多次围攻的武昌中心区红色根据地--新湖大,看大字报。守卫在新湖大校门口的革命小将樊斌,看见一行十多个陌生人来到学校,立即热情地迎接他们。这时,王力同志拍着新湖大革命小将樊斌头上戴着的钢盔问:'你们为什么戴这个守门哪?''我们完全是为了自卫。'革命小将樊斌回答说。'你们要这个干什么呢?'王力同志又指着小将手中的武器笑着问。'自卫,我们这样搞是逼出来的。百匪打我们,想用武力征服造反派,再夺取大权。'新湖大红八月又一革命小将插进来说。这时校门口围满了人,把这一行十余人团团围住,向他们讲述着在陈再道之流的操纵和扶植下,百匪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情况。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听后,问:'你们为什么叫它百匪?'新湖大红八月的革命小将说:'百匪是群众给它取的名字,他们杀人、放火、放毒、无恶不作,群众恨死它啦!'这时,群众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他们此土匪还坏,硬是够得上喊百匪。''真是百匪过江,百姓遭殃。'……谢副总理笑着说;'不要叫百匪嘛!'接着,王力同志指着新湖大校门旁几处大的断壁缺口问:'这是怎么搞的?'新湖大革命小将气愤地说:'六月三十日,陈大麻子纵使百匪围攻我校,大刀砍、长矛戳,机枪扫,连装甲车都使上了。这墙,就是百匪的装甲车冲垮的。'人群中一个七八岁的小鬼挤到了前面,随同中央首长来的一位同志和小鬼攀谈起来.对提出的问题,小鬼对答如流。如问:'工总,九·一三好不好?'小鬼坚决回答说:'好。'接着又问:'三司好不好?'小鬼毫不迟疑地回答:'三司革联好,三司不好。'这时,中央首长也插进来问:'是百万雄师好,还是工总、二司好?'小鬼说:'工总、二司好,百万雄师坏。'中央首长微笑着说:'你是小二司的吧!'小鬼说:'我是红小鬼。'中央首长亲切地凝视着面前机灵的孩子,重复地说了一句:'呵!红小鬼。'守卫在校门口的革命小将樊斌,一直注视着那身材高大的身影,亲切微笑的面孔,总觉得好像在那里见过……猛然,他想起来了。那是去年十月,他和战友们一起到祖国文化大革命策源地--首都北京进行革命串连,十月十七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等同志接见全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代表,他见到过这位同志。想到这里,樊斌忍不住激动地高声喊道:'呵!他是王力同志!王力同志来了!'有的革命小将,这时发现那位神采焕发年纪稍长的同志,大声喊道:'呵呀!谢富治副总理也来了!'顿时,人群欢腾,掌声雷动,那股高兴喜悦的劲儿呀,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武汉钢二司等单位合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这些情节的描述真实性有多大,尚不清楚,谨录此以备考。

  谢富治等人上街看大字报被说是违背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但杨成武在为毛泽东横渡长江做准备,考察长江水情、水温和周围环境时,也被群众认了出来。可见中央首长只要在武汉抛头露面,被群众"认出来"的事都可能发生,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王力他们看大字报被认出来之后,周恩来并没有责怪,"以便于掩护主席"的说法划上了句号。

  六、毛泽东在15至17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从15日到17日,毛泽东几次在上午召集周、杨、谢、王等人开会,听取汇报,研究湖北问题,大家的谈话很随意,话题也不断从这一个转到那一个。

  15日上午,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听取关于西南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谢富治讲,王力补充。当事人王力回忆说:"我插了几句。主席也插了一些话,说张国华很好啊,能到基层去,大联合就是要从基层搞起。等汇报到一大半,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便叫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也来一起听。然后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要十五日回北京,直到这时,主席才说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要代表团作有关准备。总理原定15号当天要赶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求:总理不要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处理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了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的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外,再协助主席作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微行》和《杨成武》两书说,杨成武在15、16两天主要忙于为毛泽东游长江做准备工作,参加听其谈话的机会不多。亲自听毛的谈话是在17上午。

  《微行》说:

  杨成武在长江水上忙了两天,这是第一次听汇报。看来毛泽东是在拾头一天的话题。
  "你们在昆明给冲了会场?"他一边吸烟一边望住谢富治问,"还讲了话?"
  "我和王力同志都讲了。"谢富治回答。
  "李成芳站得住站不住?"毛泽东还是首先关心部队和部队干部,连续询问西南各省的"军管"情况,各市有没有独立师?因为各省会和重要城市的独立师,其重要性就相当于北京、天津、上海的卫戍区。他关心得细,甚至连张国华等人没有下过工厂车间也谈到
  "着重做军队工作。"毛泽东开始表态,是保护军队和军队干部的态度,"给他们开脱。"
  杨成武一针见血:"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好。对他们(造反派)讲,四川问题,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庭、郭林祥的事。其次是甘渭汉、韦杰。李文清还支了一下左,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王力一边紧张记录,一边从字里行间揣摸毛泽东讲话的含意和精神。他眼睛有些发亮,似乎摸清了什么。毛泽东保护军队,但也点了几名将军的名。不言之中的意思该是军队也有"一小撮",这"一小撮"还是要揪出来的。
  有人插话:"群众组织抢枪是个严重问题,到处揪赵永夫式的人物。"
  "不要那么紧张。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什么赵永夫,什么谭式人物,什么匪首,都不能恼火。"毛泽东用手里的香烟指一指,像是拿着一枝针管要打预防针:"郑维山,你们也要准备挨骂。骂一下有什么要紧。有枪枝弹药也不要那么紧张。重庆,只有一万发子弹,打一会儿就光打了那么多年仗,怕什么。"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拂,表示"小事一桩"。"四川革筹小组补充了十二个代表,里边有李大章。谁说李大章是刘结挺勾结的?那是我的事,我提过多次。不行,当个黎元洪也很好,总要有个把在四川有名的人。"
  毛泽东抬高眼皮朝着王力,目光里像是在问:你们能替代这个"名"。
  "周兴、赵健民,你们没谈?"毛泽东从四川又谈回云南,东一句西一句地随便拉扯。他想哪说哪儿,听者稍不留神也许就会丢掉什么重要的"思想"。
  "周兴病了,赵健民谈了一下。"谢富治回答,"他对'五·一六'通知认识不够。"
  "五月十六日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好多猜测,还整到总理头上北大、清华也有这种论调。"毛泽东讲这些话时,不知是否意识到其中的悲剧。许多"造反派"只是"枪",是投机钻营者,他们没什么是非观念,完全是揣摸"上面"的意图,随时准备向任何人开火。
  又听过一段汇报,毛泽东对王力、谢富治对武汉形势夸大其词的说法不以为然,庸懒地将手一摆:"有那么严重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
  王力对毛泽东的态度感到着急。这几天的下午,他一直在百花一号同陈再道及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动肝火,唇枪舌剑地争吵,怎么能吵成"可能要先进些"的结果?他知道毛泽东听得什么,听不得什么,便"大讲特讲""三新二司"和"工总"几个造反派组织的群众如何受迫害,如何想念毛主席,如何在高压之下坚持革命造反,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讲到动情处,他不忘朝谢富治频频递去眼神。
  "武汉军区是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谢富治及时接过话来,"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了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是造反派,揪'武老谭','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2014-03-15
       王力用挖苦的语调说:"'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老太婆、小孩子都进屋,说造谣。'三新二司'的报纸出来就抢着买,有广播,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听。"
  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坐起身,语气也加重:
  "三新二司,你压越压越成钢。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吆。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毛泽东皱着眉头点香烟,用力吸进一口,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今天、明天就放!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
  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语气变宽宏:"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这下要动动脑筋。"
  "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急抢一句,就怕毛泽东的宽容。
  "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毛泽东却越加宽容,似乎王力的态度引起他什么警觉,故意显出轻描淡写的样子,"陈再道,要检讨。转得过来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毛泽东望望谢富治,谢富治没表态。也不好表态。毛泽东淡淡一笑:"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保驾。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王力的记录笔开始发滞,心里若有所失。才有分心,又被毛泽东追回来:
  "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
  "军训全反过去。"王力失去精神,说话声气降低。"三支"是支工、支农、支左。毛泽东一下子就肯定了武汉军区"两支"。
  "反过去,还是反过来。"毛泽东完全没了脾气,"'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
  "保守组织。"谢富治替下王力,"前段造反派受他们压,压得厉害,现在开始全线反击……。"
  毛泽东联想万里,给谢富治又泼一盆凉水:"全线反击是中央苏区的口号,结果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要相信。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搞入正轨。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还是主席讲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杨成武的任务与武汉地区谁"造反",谁"保皇",支持谁,反对谁并无直接关系,他参加汇报会也只是听听,所以讲话不多,只是在关键地方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我们应该做大联合的工作,不要再给两派煽风点火。"
  "我跟成武是一致的。恩来啊,还有你。我们都主张大联合。"毛泽东把大手一划,将坐他两边的周恩来和杨成武同他画在了一个弧圈里。
  "主席,"周恩来摘下他的花镜,放茶几上,"武汉军区的汇报估计明天下午结束。晚上你是不是接见一下?"
  "谈谈好嘛。"毛泽东朝杨成武扬起下巴,"你也听听,你是总参谋长。"

  这番对话是否真是源自杨成武本人回忆,笔者无从判断。但有几个问题明显是错的。第一,《微行》称,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是主张搞"大联合"的,谈话时,毛不住地给称"百万雄师"为保守组织的谢富治、王力等人"泼凉水"。不清楚这番对话有什么依据?但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毛泽东当时的态度,都不会相信他会说出那些话来。从周恩来7.18讲话可以看出,无论是拟制讲话提纲的周恩来,还是批准讲话提纲的毛泽东,虽然主张大联合,仍要求以造反派为核心,而且认为"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个基本认识不是谢、王所能"误导"的。周恩来对"百万雄师"的评价是根据手中掌握的大量证据做出来的,15日到17日的每个下午,都对这些证据进行了严肃对质。想要"误导"的恰恰是军区领导,他们不仅自己按事先定好的调子汇报,还拉来各部门领导汇报,打算以此影响中央领导的看法。陈再道后来在检讨中承认:"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为什么汇报汇报总是在会议上汇报,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第二,《微行》把"武汉三派都有报纸,'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进了屋,'三新'、'二司'的报纸抢着看,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了"这番话栽在王力头上,说是他的"挖苦"话。但同样根据杨代总长回忆写成的《杨成武》一书却承认这是毛泽东说的。第三,《微行》对王力关于"军内一小撮"说法的心理描写,完全是凭空诬陷,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回到北京以后的事,与17日上午谈话毫不相干。作者是怎么知道那天王力心里在想什么,倒是个谜。

  七、武汉军区领导汇报时,谁与谁在争论?

  从15日到17日每天下午,周恩来主持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听取汇报,18日下午,周做了总结性发言。

  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对当时究竟讲了哪些话,具体描述不多,王力的回忆也很笼统。只有《浩劫》一书对周恩来的"7.18"讲话介绍的比较详细:

  周恩来表情严肃地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错误是很严重的。但是,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接着,周恩来说,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最后,周恩来苦口婆心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听了周恩来的话,我深深地受到感动,更加了解周恩来总理。"(第60-第61页)

  《微行》则凭空杜撰出15、16日以陈再道、钟汉华为一方,谢富治、王力为另一方的唇枪舌箭"斗争故事":

  "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周恩来下榻的百花一号又传出谢富治严厉的责斥声。从七月十七日始(引者注:错,应为15日),每天下午这里都传出激烈的争辩声。陈再道、钟汉华盛怒难捺,牢骚满腹;谢富治、王力盛气凌人、态度强硬。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战。武汉军区汇报一条,谢富治、王力马上反驳一条,陈再道、钟汉华便跟着顶撞一句,若不是周恩来在场调和,汇报根本无法进行,双方真可能打起来。杨成武每次从长江边回来,走进会场一定会看到双方的争吵。谢富治声色俱厉:"你们支保吃'左',完全是跟'百万雄师'穿一条裤子!"
  "我根本就没见过'百万雄师'的人!"陈再道脸红脖子粗,"他们的头头我一个不认识,我知道他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你们与'百万雄师',不是穿一条裤子的也硬要穿一条裤子!"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
  "毛主席要求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组织,可你们却把造反派组织'工总'予以取缔,抓了他们的头头……你们打击造反派,我们等待你们两个月了,至今你们还不改正,不认错!"
  "我们是执行军委八条命令!"陈再道也瞪起了眼,"他们冲击军区,搞打砸抢就要抓!八条命令是毛主席签发的,说'所定八条,很好'!"
  "你就讲'八条',你就不讲'十条','十条命令'也是毛主席签发,'此件很好',你为什么不执行?"王力拍响一下桌子,"造反派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准当权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怎么能揪住一些缺点打击革命小将?再不转弯,你们自己考虑!"
  "你算老几?要听你的……"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王力几乎是在喊。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摇摇头,"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讲,要说出个道理来。"
  "你反对林副主席!"谢富治大喊一声,全场顿时静下来。谁敢反对林副主席?吵红了眼,韩司令竟忘了这话是林彪讲的……。

  如果说该书依据的是杨成武回忆,那么在15、16日下午"时来时走,进进出出"的杨成武是否能证明这几天会场上是"武汉军区汇报一条,谢富治、王力马上反驳一条,陈再道、钟汉华便跟着顶撞一句,若不是周恩来在场调和,汇报根本无法进行,双方真可能打起来"?令人怀疑。

参加会议的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说:

“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

“七二零”事件后,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透露:

“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徐海亮《武汉“720”事件真相》)。

原来武汉军区领导争论的主要对象并不是谢富治和王力,而是周恩来和王力。王力好出风头,即使在中央文革内部大家也都承认。但他来武汉之前,对这里的情况没有什么研究,与军区领导之争多在口号方面。周恩来是出面主持解决武汉问题的负责人,面对汇报材料中大量的不实之词,有必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一一核实,拆穿其中的谎言,这才有可能劝说陈再道接受“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结论,争的是事实。谢富治则不同,他多年担任“一路诸侯”,见过大风大浪。他对武汉问题同样没有研究,却不会像王力那样冲动,从7月14日晚上上街看大字报时他的对答中可以看出其世故的一面,说他在会上言词激烈是想当然。反而有多人证实他有“不讲话”的特点。他对陈、钟等人的严厉批判是8月份在北京的事。

问题在于,《微行》根本不谈这3个下午都谈了什么内容,只把与谢、王的几句空洞口号之争的片断告诉读者(假如真有的话)。为这几句话,有必要花上3个下午的时间吗?

问题更在于,武汉军区领导只相信下面报上来的材料,不接受周恩来的质疑和“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说法,脾气火爆的陈再道甚至当场向周拍了桌子。

据徐海亮《武汉“720”事件真相》一文介绍:周恩来又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嘛。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2005年陈司令的生活副官陈某也证实他的确拍桌子对总理意见不通,此情当时在场的高级官员都已私下传开,情况也很快传回北京,奉命去武汉送信的邱会作就听说了陈与周总理拍桌子。但顶撞总理是在16日。后来在湖北省学习班批判陈再道时,在11月23日上午的会上,军区机关领导和干部还指责7月16日陈再道顶撞周总理、拍桌子的问题。空15军军长方铭在1967年8月进城组建武汉警备区时,也给造反群众回忆了当时拍桌子的情景,在陈司令说军区想不通,“百万雄师”工作更难做,周总理回答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这一内幕。

另外,《微行》说王力在汇报会上喊“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此话遭到韩东山副司令的反对,谢富治祭出了“反对林副主席”的大旗,才让对方不敢不说话,给读者造成这3个人那时候就一个鼻孔出气的印象。该书却绝口不提周恩来在7.18讲话中也说过“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那么周算是那一伙的呢?

把陈再道、周恩来对拍桌子说成是王力拍桌子,又极力想塑造出一个两条路线斗争的场面,肆无忌惮地杜撰谎话,说明《微行》作者缺乏起码的史学道德,也欺骗了广大信以为真的读者。

18日下午,周恩来发表了总结性讲话。《微行》、《陈再道》都没有详细透露15至17日这3天的下午军区领导和周恩来等人究竟谈了些什么,7.18讲话或许能让人们有所揣测,故全文引录如下: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先谈湖北形势问题。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廿多个省的前面。过去,以王任重为首的当权;湖北问题解决对全国有意义,以两条路线斗争开始分为两段;夺权和夺权以后。中南地区的陶铸是有影响的,解放后十六、七年的影响,湖北地区、广东又是中南的模范省,有他的影响,这一主要责任在军区,当然不能排除陶铸的责任,当然不能叫陶铸来解决问题。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李雪峰),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按:指武汉的造反夺权运动实际和群众冲突里的文件),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按:指武汉军区对形势的声明和取缔工人群众组织的公告),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像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

‘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按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做。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  

“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196—第199页)。

周恩来的8.18讲话提纲是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杨成武》一书也证实此事。但陈再道并不知道这篇讲话是毛泽东定下来的,十分抵触。指着周的讲稿说: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也气的得拍桌子对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




八、毛泽东见陈、钟二人时说了些什么?

晚上18:20分,周恩来带二人去“梅岭一号”见毛泽东。这本来是前一天周提出建议并征得毛泽东同意的,但针对下午陈再道说的“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那句话,颇耐人寻味。在座的还有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等人。陈再道本人对这次见毛泽东描述颇细: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这个人有话就直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我思想不通,说话时有点气呼呼的。“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笑着解释说,显得很轻松,因为在毛主席看来,犯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听了毛主席这么一说,我沉重的心情轻松了很多,赶忙向他表态。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毛主席笑着给我出主意。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毛主席说这番话时显得很沉重,显然,他为武汉及全国各地迟迟不能进行“大联合”和“三结合”而担忧。

我直来直去地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坐在我们对面的王力,以为我们是在将他的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22页)

王力在回忆录中不承认自己说过这句话。他解释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毛主席说的。我有记录,在场的人很多,可以作证。当时主席接着陈再道的话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微行》、《杨成武》依然沿用陈再道的说法。

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毛泽东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22—23页)

晚上21时半,会议结束。

周恩来认为陈、钟二人已接受了中央的意见,武汉的局势可以稳定下来,吃过晚饭后便连夜乘机返回北京。临行前又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

对于武汉军区领导的行踪,陈再道回忆说,当晚在返回乙所的路上,他对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仍然没有从思想上搞清楚。但想归想,一回到乙所,“我和钟汉华决定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在湖北》,第23页)。

19日上午,武汉军区召开党委会。

《微行》说:

开会的10几个人“足足静有五分钟,不闻一声。‘哼’,钟汉华咳一声,终于沙哑着嗓子打破沉寂:‘现在开会。由陈再道同志宣读我们两人的检讨,请同志们讨论、补充。’钟汉华看一眼陈再道,陈再道从桌上拿起那份检查稿,稿纸遮住大半个脸,从纸后漫应一声:‘嗯,检讨。’他开始照本宣科地读检查。他文化程度不高,眼睛又花;心绪不宁,怨气郁结,几页纸念得磕磕巴巴;该停的不停,不该顿的又顿住不动;声音没起伏,没婉转,平淡得不如白开水。好歹读完了,会议室又变成哑了一般静。‘总得说句意见吧?’钟汉华望望大家。‘同意。’副司令员韩东山吝啬地吐出两个字。于是,会议室里声调不一地重复若干次这两个字。散会。留在会议记录本上的全部内容也只是这两个字:同意。”

党委会开成这样,就很难理解头天晚上陈、钟二人“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的说法了。实际上,虽然军区领导们已在准备印刷公告,又释放了造反派头头,但在态度上仍然十分抵触,对许多该做的工作消极不作为。这种情绪严重影响了党委成员甚至军区及下属单位的干部们,是对立态度形成、激化并进一步酿成暴力事件的重要原因。陈再道本人在“检讨”中说:“(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这才是事实真相。


    

     九、“七二零”事件的导火索是什么?

据《微行》记载,7月19日上午:

被高音喇叭吵得云里雾端的杨成武刚吃罢早饭,就见谢富治一脸惶戚半身汗湿地跑进来。气也顾不得喘一口,扬起的手臂才举到半空便倦倦地滑落下来:

“成武啊,出、出事了!”

杨成武拿起餐巾擦嘴。到底是戎马一生,见惯尸体鲜血,有一种静气过人。直到谢富治气喘匀了,才丢下餐巾问:“到底怎么回事?大清早就乱哄哄。”

“唉,乱套 ”谢富治懊丧叹气,“昨天晚上送总理回来,我和王力、刘丰他们去水利学院看望造反派,一方面表示慰问,一方面做工作呼吁联合。谁想到过去受压久了,一听肯定了他们的大方向,就又闹起来 ”

杨成武皱眉:“这件事你们请示过总理没有?”

“没有。”谢富治不安地摇头。

“请示过主席没有?”杨成武眯细了眼,目光像机枪射手寻找到目标一样瞄紧谢富治。

“也没有。”谢富治一脸苦相。

“胡闹,你闯祸了!”杨成武吼一嗓,把谢富治吓一跳。他俩都是三星上将,很熟悉。谢富治虽然知道杨成武战功卓著,却从未把他像许世友那样看待,感受多的还是儒雅之风。何曾见过眼睛一瞪,竟也凶神恶煞得怕人;牙床咬出棱角,脸孔颈项红盈盈地涨粗起来:“总理为了大联合,开四天会,熬三宿夜,你们几句话就把它破坏了!我看你怎么向主席向总理交待!”

谢富治抱有希望:“还没那么严重,关键是做工作……”

杨成武鼻子里哼一声,不再听他说,匆匆赶去给北京的周恩来挂电话。

这段描述有两个问题,第一,谢富治、王力等人是受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派每天晚上到各群众组织中做工作的,18日之前已经去了3个群众组织(包括“百万雄师”),也讲了话。15日,造反派举行了欢迎谢、王到武汉的大游行。这时候都没有人判断形势有多严重,为什么一到水利学院讲话形势就“严重”起来了?甚至连资历差不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排名还在后面的杨成武也吼一嗓:“胡闹,你闯祸了!”并且“眼睛一瞪”,“牙床咬出棱角,脸孔颈项红盈盈地涨粗起来”。笔者认为这个情节纯属文革之后有些人的肆意编造。目前没有任何资料证明19日早上,武汉街头已出现了严峻形势,就连所谓因为谢富治“闯祸”而勃然大怒的杨成武,“匆匆赶去给北京的周恩来挂电话”,后来竟也没了下文,周恩来既没有批评,也没有再提此事。杨成武是具有几十年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人,在没有搞清楚谢、王等人去水院讲话的后果之前,会做这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蠢事吗?

第二,造反派组织究竟有多少高音喇叭?

《微行》说:

武汉市凡有“高度”的地方,楼顶、杆顶、树顶,龟蛇二山。桥头码头,无不捆满高音喇叭,更有宣传车走大街串小巷,满世界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

几家欢腾,几家怨愤。到了上午八九点钟,“百万雄师”似乎从最初的打击下清醒过来,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更多的高音喇叭以军歌为前奏,“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歌声过后,慷慨悲昂上战场。男兵女将,“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拼死的呐喊呼号响彻云霄:“这是最后的斗争!同志们,战友们,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蓦地里,一个女高音从喇叭里冲天而起,声压群雄:“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现在播送重要文章……”

余音袅袅,绕云三匝,喇叭里已然换成深厚苍凉的男中音。那哀兵举剑之韵,使江汉大暑,群情汹涌里生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感。

《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欺上压下,横蛮左右;摇笔舞文,指鹿为马;口若悬河,颠倒黑白。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无一例外出现大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停工、大破坏。这是为什么?他大喊“怀疑一切”以乱党;大抓“谭氏”人物以反军;大搞“反夺权”以祸国;大封“保皇派”以挑动群众斗群众;令革命派水深火热,反动派欢呼雀跃,又何其毒也!他就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揪住王力的狐狸尾巴当老虎打!

把王力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和各兄弟省市革命群众,进行彻底的批判斗争!

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打倒王力!

这个说法与《浩劫》中说造反派有“无数个高音喇叭”的说法是一致的。《微行》做了大量情节渲染,并试图把楼顶、杆顶、树顶,龟蛇二山、桥头码头捆满高音喇叭,走大街串小巷的宣传车都归到造反派的名下,说这些喇叭都在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

这与事实相差太远。据“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俞文斌说,毛泽东来武汉之前,造反派的力量已缩减成8000多人。与号称拥有120万之众的庞大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相比,这点力量微不足道。钢二司方面提供的材料也说,“百万雄师”于6月间使用武力手段不断夺取造反派的据点后,造反派地盘已大大缩小。7月15日播送《毛主席派人来》(因谢富治、王力等人看大字报被认出)歌曲时,汉口仅有两个革命造反派广播台——新东中广播台,新二十中广播台。这种窘境与“百万雄师”相比,谁的地盘大,谁的高音喇叭多,正常人不难辨别。至于说到走大街串小巷的宣传车,造反派拥有的多是“宣传轻骑队”,“把扩音器装在三轮车上,他们机智灵活,神出鬼没,深入到‘敌占区’进行宣传,他们源源不断地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传送到广大群众中”(武汉钢二司等单位合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而“百万雄师”方面,仅独立师的10辆宣传车在19至21日便全部出动支援,更不用说该组织自己拥有的各类宣传车了。《微行》颠倒黑白的文字颇多,这也算其中一例。

《杨成武》一书把此事系于20日事件发生后的早上,同样没有道理。18日晚上发生的事,杨成武在19日一整天一无所知,20日早上得知后勃然大怒,对所谓谢、王水院讲话引起“七二零”事件的说法轻易相信,对排名还在自己之前的谢副总理大发雷霆,怎么看也不像是杨代总长所为。

请看这段描写:

王力被抓走的时候,谢富治跑到了杨成武所在的百花一号。这时候杨成武已经知道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因为王、谢到外面去讲了话。他问谢富治:“你们到外面究竟讲了什么话?”

谢富治简单说了说他们讲话的内容。

“你们事先请示了总理没有?”

“没有。”

“报告主席了吗?”

“也没有。”

谢富治说这话的时候,有些紧张。

“你们捅了大乱子了!”

上述文字读后令人莫名其妙。

第一,说“杨成武已经知道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因为王、谢到外面去讲了话”,这个判断是怎么来的?是“冲馆”的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成员说的,杨成武相信了,却连谢、王在外面讲话的内容都不知道,还要现问。一个在战场、政坛打拼了几十年的高级干部会这样幼稚吗?

第二,谢、杨是当时东湖宾馆内除毛泽东之外级别最高的中央领导,两人在“冲馆”事件发生后第一次见面,不是紧急讨论如何保卫毛泽东安全和解救被绑架走的王力,却有时间去追究事件发生的诱因。同一天,身处北京的林彪、周恩来等人在得知消息后,首先想到毛泽东的安全,视冲击东湖宾馆之举为“兵变”行为,为此动员了空15军、29师及海军有关部队解决问题,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也奉命送信给毛泽东,并允许他必要时可以在机场设立平定“兵变”的指挥部(《浩劫》说李作鹏一到武汉,就在王家墩机场设立了三军指挥部。不确。李在武汉期间,一直陪着周等人住东湖宾馆。他不在,这个指挥部由谁坐镇指挥?况且当时形势并不紧张,根本没有必要设置)。而《杨成武》却把毛泽东安全保卫第一责任人杨代总长描写成不知轻重缓急,先与谢富治认定是谁闯了祸这种事后才会顾及的事,恐怕不太合适吧?

且不管《微行》、《杨成武》所述以上情节能否成立,回过头来看看被称为事件导火索的王力讲话究竟有哪些内容,激起独立师官兵和“百万雄师”成员的满腔怒火,非要使用冲击中央代表团驻地、打人、抓人这些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据王力回忆:18日晚,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后,到水利学院向造反派组织发表讲话。王力说:“我反对过,谢富治一定要去。说:新华工去过了,百万雄师总部也去过了,就是这一派没去,应该去。到了水院,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刘丰、肖前都讲了话。”王力的讲话后来成为事件的焦点。那么,他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口号,掌声)  

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一篇很好的讲话,他已经代表了我们,把我们的话都说完了,你们赞成吗(大笑)。同志们是不是赞成谢富治同志说的那些话?(众答:赞成!)  

第一我不是首长,第二没有指示,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是来……(大笑,众口号声)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当小学生的(掌声),第一是来问候你们,第二是来向你们学习!(掌声)。在武汉地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掌声)。我们相信武汉的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掌声)是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的!(掌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欢呼声,口号声)。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长时间的欢呼声,掌声,口号声)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掌声)。同志们!(掌声)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毛主席万岁!)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作扫开的手势,热烈掌声,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口号声不断)  

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同志们提出要求(掌声),就是要求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掌声)。同志们,这不是策略问题,这不是一时的措施,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的保证(口号声)。这也是同志们能够把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永远高高举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掌声)。我们必须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把它翻过来!(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对别人,对别的阶级弟兄,对群众来采取压制,打击报复,我们决不能采取这样做法(掌声、口号声)。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一点压迫有好处(笑,掌声)。我们不能够因为个人受打击,我们就动个人的情感,同志们,我们不能够动个人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掌声)。只要同志们牢牢地记住毛主席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武汉的问题就能解决得好!(掌声)。为了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两条建议:第一停止武斗,第二坐下来学习!(掌声、口号)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新的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要用毛主席这些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的斗争,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正确的认识武汉的形势,正确地抓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检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所提出的口号,那一些是正确的,那一些是不怎么正确的,检查一下,我们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特别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有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这叫做学习,学习就是斗争。(掌声)。学习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带着问题学,就必须找活思想,就必须解决我们武汉地区以及我们每一个团体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同志们,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掌声、口号)。同志们,我们要把主席在今年四月间强调地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这个旗帜,这个口号举起来,好不好(众答:好!掌声、口号)。同志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口号不是在平时提的,不是每年春节那样的一般的“拥军爱民”,而是作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介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口号提出来的!(掌声)。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地提出口号,正确地处理矛盾的问题。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掌声)。检查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啦!(众笑,热烈掌声)。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掌声、口号)。至于武汉地区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们还要专门找同志们的代表,找各方面的代表,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向同志们学习(掌声)。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来向同志们问候问候。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根据水院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假如以上讲话大体无误,事情就怪了。通篇讲话并没有19日独立师战士上门要求解释的所谓王力“四点指示”,即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那么独立师战士是怎么知道这个闯了“大祸”的“四点指示”呢?

19日上午,湖北独立师也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周总理的7.18讲话。

这个会是在头一天深夜决定召开的。钟汉华后来检讨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他的18日讲话),我批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传达了。”

据事后揭发,18日独立师常委开会研究决定,19日上午各团级干部参加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深夜,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政委蔡炳臣家开会,第二天突然扩大了传达范围,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会议。于是周恩来7.18讲话内容迅速在军内外传播。

这才是“七二零”事件的真正导火索!




十、“四点指示”是怎么成为事件焦点的?

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王力回忆说,谢富治与自己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谢传达了周恩来7.18讲话精神,自己讲的是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ABC讲起。”这些话武汉军区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不爱听。期间,怒气冲冲的独立师蔡政委先离开会场。牛师长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愤然退出会场后回到师作战部,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此时,在会议室外,被称作“七二零”事件导火索的王力“四点指示”浮出水面。

《杨成武》说:

第二天,7 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

这段文字基本照抄《浩劫》,只是在文字上略有调整(参见第74页)。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王力在水院的发言根本不包括所谓“四点指示”,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在18日也没有播出过“四点指示”。最早提出“四点指示”的竟然是到军区大院“造反”的几个独立师战士。连接待他们的机关干部也被弄得一头雾水,搞不清什么是“四点指示”。

网友诸葛壶口《1967年“武汉事件”——是谁透露了“四点指示”?》一文说,下午16时左右,8201部队(引者注:即独立师)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做工作。后来独立师副师长、副政委去军区大院做工作,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由于大门被堵,谢、王一行23时后从军区边门离开大院。23时半,独立师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政委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此时,8201已经有200多人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当晚,独立师6台宣传车倾巢而出,跑遍了武汉三镇。

这段文字有一处失误。谢富治在王力开始讲话时就已经离开,回百花二号睡觉去了。23时离开军区大院的中央首长只有王力一人。

虽然“百万雄师”的成员在白天已通过参加独立师传达7.18讲话的军代表们,了解到中央的意见,却没有立即采取相应行动。

当天,武汉军区有人让另一群众组织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接去,告诉他:毛泽东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

“百万雄师”开始积极配合独立师行动是当天晚上。19日晚上10点左右,“百万雄师”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联络总站,随后以来到达军区大院食堂,总站头头杨道安、孙德洲主持会议,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20日2时,在军区会议室,由独立师作战科长孙某召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开会,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子夜,冲击宾馆北门的武昌“武汉公安”,持有区公安局军管会王福(独立师干部)的介绍信。东湖“园艺军”控制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和北门(参见徐海亮《武汉“720事件”真相——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冲击宾馆北门的计划可能很早就确定并组织实施了,此时纳入到整体计划之中。”“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俞文斌后来承认,“7月19日晚,‘省直联司’头头开车接我到武昌东湖,非常神秘,告诉我毛泽东在武汉,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的,主要怪王力,哇哩哇啦的。当时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武汉)情况”。“(‘7.20’时)我们反对了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了毛泽东”(余言《原百万雄师负责人俞文斌的口述片段》)。

今天再来分析这个所谓的王力“四点指示”,不难看出它纯属有人为挑起事端而编造出来的,内容大体来源于周恩来“八条建议”的前半部分。但经过加工,对军区党委、造反派和“百万雄师”这3个最敏感的政治群体的评价更加简要和明晰,也更容易诱发社会对抗情绪。它是怎么“出笼”的,具体由谁操的刀?仍是个谜。但既然最先由独立师战士嘴里说了出来,肯定与武汉军区或独立师有关。

文革结束后,对“七二零”事件的评价完全翻了过来。此时,已成为“阶下囚”的王力成为最好捏的软柿子,王力在水院的讲话以及硬栽在他身上的所谓“四点指示”也就成了该事件的导火索,从《浩劫》到《杨成武》、《微行》两书的基调,都是如此。前述《微行》编造的谢富治等人在水院“闯祸”,杨成武勃然大怒的故事也是为这种说法做铺垫的。《杨成武》也援引了这个故事,只不过是把它放在“七二零”事件发生的那天早上。其实,“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俞文斌已经说的很清楚:“七二零事件”当时实质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所谓王力“四点指示”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十一、有没有武汉军区领导希望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的措施”之事?


《微行》对当天晚上23时才从喧闹的军区大院回到宾馆的王力有这样的描述:

王力强自镇定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谢富治已经入睡。这位战友在王力开始“悬河”之际,便离开会场休息去了。剩下王力独个儿坐在房间,四周围人迹渺渺,刚生出一丝孤独感,几位军区领导严肃认真地走了进来。”

“王力同志,‘百万雄师’听了你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怒不可遏,气愤万分,全涌到军区大院里去军区几位领导正在现场做说服工作,可是群众不答应,强烈要求你和谢富治同志接见他们。”

王力摆手冷笑。心里话:始作俑者!什么说服工作,分明煽动群众向中央示威!

“王力同志,希望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的发展可能会扩大……”

王力冷笑,鼻子里嗤地一声。不错吧?开始威胁暴乱吧,“隐患诱发出来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它穿头。”谁说的?林副统帅!

《杨成武》说:

散会后,陈再道和钟汉华送走谢富治和王力,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这些造反派头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犯了错误,感谢宽大。

正是这个时间,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他们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凭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军区机关干部的家属子女纷纷端茶送水,慰问他们,支持他们的行动。

……

事件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

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去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经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的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说散会后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起来造反”是错的。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是什么时间结束的?当天晚上23时左右。独立师战士早在下午16时就到军区大院“造反”了。《浩劫》说战士们前来“造反”是在晚饭后,《杨成武》更把时间推迟到晚上散会之后,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需要辨析的是,是否确有武汉军区领导希望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的措施”之事。

《微行》、《杨成武》两书都认定军区领导要求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措施”是在东湖宾馆。只是一个说军区领导到百花二号与王力当面提出要求,另一个没有明说,但说王力不去叫醒谢富治,也暗示是在这里。

王力回忆说,“会后回到东湖宾馆,我没睡,军区起草的要公开发表的声明要我和谢富治修改。军区作了检讨。我看了后说:‘错误没有那么重,’我把它修改得轻了。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负责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戴维堤说:“7月19号晚,王力在百花二号为陈再道(武汉军区)修改完检查稿后,对工作人员传达了毛主席18日晚上的谈话内容。之后,王力说:‘陈再道说他们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这话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们来武汉是为了帮他摆脱困境的。主席说我们是保陈再道来了。陈再道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涂,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图。’王力说这话时,张根成、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人都在场。”(戴维堤《震惊世界的武汉“七二零”事件》)戴维堤本人不在现场,这一情节很可能是妻子尹聚平以及同为北航红旗成员的井岗山等人告诉他的。都没有提军区领导找王力,而王拖延了两个小时才叫醒谢富治一事。

武汉军区领导希望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的措施”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事?

《微行》没有明确说,《杨成武》暗示是在早上4时左右。

这就怪了,我们来看看《浩劫》一书的说法:“我们告诉王力,听了他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录音,怒不可遏,气愤万分,一齐涌到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我们还告诉王力,军区几位领导同志,正在现场给群众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能采取相应的措施, 否则事态的发展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经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的再三要求,王力才慢腾腾叫醒谢富治。这时候,‘百万雄师’已经来到了东湖宾馆,出现了我们生怕出现的局面”。《杨成武》基本照抄《浩劫》,却没有注意到该书描述的内在矛盾。《浩劫》说,陈再道在经历了一夜的思想煎熬之后,“顾不上洗一洗一身由于闷热、烦燥而溢出的汗水,走出东湖宾馆乙所,想到百花二号去找谢富治,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局势”(第80—第81页),陈进了谢的房间刚坐下,即发生了“冲馆”。如果陈再道本身就在百花二号,一直在要求王力“采取相应的措施”,并怪罪王拖延两个小时才叫醒谢,那么又有什么必要于早上6时前再从乙所跑到百花二号去找谢富治?两者必有一假。

如果真的发生此事,有一点不能不追问,军区领导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在军区大院“造反”的战士和“百万雄师”成员要求很明确,解释所谓王力“四点指示”,实质上是要改变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做出的中央决定。军区领导都听了周的7.18讲话,陈、钟二人还与毛本人谈了话。他们很清楚,如果王力个人否认了所谓 “四点指示”,必然违背中央精神,况且他也没有这个权力;坚持这个结论,则要被激怒的人们围攻揪斗个没完,等于是放在火上去烤。军区领导对部队战士和“百万雄师”成员在自己的地盘上大闹,不是极力想办法控制局势,反过头来要求中央代表团采取措施,出去回答群众问题,并以事态的发展可能会扩大相威胁,难逃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决定不满而“兵谏”逼宫之嫌。更有意思的是,“七二零”事件发生后,陈再道做了深刻的长篇“检讨”,独独关于这个问题,竟无一字涉及,也无人追究,岂非咄咄怪事?

   笔者认为,这件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真相可能是:王力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外面的战士闹得太凶,惊慌失措的军区领导来找王力想办法,看看如何应对形势。至于是汇报、请示性的,还是严肃、正告性的,笔者相信是前者。王力毕竟是中央首长,陈再道等人即使对周恩来拍桌子,对毛、周的意见想不通,也没有必要公开把自己放在中央代表团对立的位置上,逼迫中央首长在群情激愤的形势下出去回答问题,彰显自己在政治道德上的卑鄙无耻。实际上,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为了显示与“四人帮”之流做过坚决斗争,编造了许多站不住脚的故事。这一个武汉军区领导在事件爆发前就希望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的措施”的故事,不仅证明其进行了坚决斗争,也有利于维护“七二零”事件是中央代表团特别是王力挑起来的谎言,所以在各种关于“七二零”事件的叙事文本中盛行不衰。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如果您在写长篇帖子又不马上发表,建议存为草稿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