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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七二O”事件导火索——所谓王力“四点指示”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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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甲一书生:武汉“七二O”事件导火索——所谓王力“四点指示”之谜


对于许多纪实文学或纪实文学式回忆录称为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导火索的王力"四点指示"(以下简称"四点指示"),笔者曾在《回忆录与文革历史编造--以武汉"七二O"事件为例》一文中有所论及。翻拣手头现有资料,觉得仍可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故撰此文。

  一、"七二O"事件发生的背景

  所谓"四点指示",涉及到对当时武汉两大群众组织以及武汉军区"支左"工作的定性,因此首先需要说清楚1967年初以来的武汉政治形势。

  《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零事件亲历记》(以下简称《浩劫》)说:"这时候,武汉地区的各个群众组织,由于观点对立分成两大派。两大派争论的焦点是,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否正确?武汉和由北京南下的造反派把'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当成他们的行动纲领,不断挑起事端,接二连三地制造武斗事件。他们还漫骂、围攻、殴打执行'支左'任务的指战员,甚至绑架出面做工作的钟汉华政委,一步紧跟一步地向武汉军区施加压力。5月16日,许多持相反观点的群众组织为表明自己所持的立场,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他们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工作中,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有关指示,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更不能任意提出打倒军队的领导干部。""(对造反派)本着从大局出发的精神,着重给他们做工作;采取各种措施,解脱他们的困境,以利于把这些'文化大革命'的'闯将'保留下来。"(第48-第49页)

  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真相。先来看看对立的两大群众组织。

  其一,武汉各造反派组织。当时武汉的6个重要造反派组织简称"三钢三新",即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此外还有工造总司、长办联司、新一冶、公安联司、省直约司、中学红联、市直机关红司等。造反派以批判前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前省长张体学起家,抓"革命职工联合会"成员,接管《湖北日报》、《长江日报》。1967年2月8日,部分造反派发表"二·八声明";3月17日,钢工总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组织被解散,主要头头和重要成员被抓。从4月底开始,造反派不断受到武力冲击,进入6月份以后,"百万雄师"向造反派发动"全面反击",围攻国棉二厂、汉阳轧钢厂、民众乐园、工艺大楼、新华农校区、汽车配件厂、华中师院、中南旅社、铁四院、无线电厂、水院、险峰大楼、机械学院、钢铁学院、长办联司、新湖大,"红武兵"还攻占了造反派汉阳中心联络站(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236-第252页)。据"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回忆,毛泽东来武汉之前,造反派的力量已缩减成8000多人。

  其二,"百万雄师"。《浩劫》说"5月16日,许多持相反观点的群众组织为表明自己所持的立场,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以下简称《杨成武》)甚至把这个说法改成"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都不对。

  几十年后,"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头头的俞文斌承认,武汉市人民武装部系统在"百万雄师"组织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军队和地方政府也给予有力的支持。"文化革命中我(引者注:即俞文斌)最先从基干民兵中成立'红武兵'组织,后来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百万雄师',这些都是市人民武装部巴方廷部长亲自促进组织的"。"我组织'红武兵',纺织、机械几个系统的民兵组成的;后来组成为'百万雄师',部长不出面,各个局都是叫我们武装干部、副部长出面。工作开展起来,军队系统都是支持我们的,从军委到市武装部,各级都完全支持我们。我与各个单位的领导也都熟悉起来"。"武斗是作战部搞的,作战部是个大部(按:13个常委,有3个是作战部长,1个是武斗与警卫专业队'雄师支队'队长),也不是专搞武斗,他们还要'斗批改',开大会、批判'走资派'。那时,大批的物资是由市一商、二商提供的,二商局长叫我'老俞,你要什么有什么'!我们的后勤供应做的很好"。特别是6月中间以后,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从人武部交给独立师掌握以后,对其支持力度更大。俞文斌回忆说,"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叫我去8201部队(引者注:即独立师),到部队以后,才知道团以上的干部都已经集合起来了,我一去,大家都鼓掌欢迎,我心里很激动。他们领导说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大家见见面,熟悉一下,吃餐饭"(余言《俞文斌的口述片段》)。

  对于武汉军区及下属单位与"百万雄师"的关系,周恩来在1967年7月18日讲话时就已经说的很清楚:"'百万雄师'是4o16开始酝酿,5o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下面答:抓办搞的。周恩来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此句在周讲话的纪录稿里漏记,是陈再道'检讨'中披露的)"可见"百万雄师"自发成立一说根本站不住脚。

  "百万雄师"坚持"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17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坚持反对对干部不加分析,一律打倒"的宗旨(《杨成武》),与造反派针锋相对。其人多势众,又得到武汉军区特别是独立师的支持,1967年6月间通过一系列武斗占据武汉大部分市区的重要据点,对中央要求为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认定"百万雄师"为保守组织极为不满。其头头俞文斌后来说:"七二O事件"当时实质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

  在武汉各派群众组织的角逐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武汉军区。其对各派群众组织的态度,对中央的要求或积极执行,或消极抵制,左右着武汉地区的形势走向。

  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开始介入"文革"。但这个由毛泽东"逼"出来的决定很快带来了军队机关、院校乃至部队的混乱。据叶群告诉吴法宪说,"1月下旬,林彪紧急约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杨成武,林彪说:军队这样下去很危险,要搞一个'条条'。然后,林彪根据大家的意见,口授了七条意见。"这7条意见包括:军以下和军委指定的单位不搞运动,只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之军队人员,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准在北京和其他地方逗留。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内的战备系统、保密系统。但它送到军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时,江青和中央文革却不同意,叶剑英等人与之争论的很厉害。后来叶打电话给林彪,说是不是找一下毛泽东。于是林彪立即带徐向前去见毛(徐当时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毛泽东同意了"七条",建议还加上"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这样就成了"八条"。当毛泽东在文件上批完"所定八条,很好,照发"之后,林彪说:"主席,你签了这个字,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呀!"(参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48-649页)

  当时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人衷心拥护"军委八条",特别是在会上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以后,陈说:"我是这样理解的: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毛泽东在湖北》,第18-19页)。回到武汉后,军区和公安机关于3月17日"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领导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同上书,第19页)。但这场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所采取的行动充满着强烈的宗派斗争色彩。"七二O"事件发生后,陈再道《关于"七二0事件"的检讨》(以下简称"检讨")承认:自己"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为什么镇压呢?因为我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蜕化了,已经很多问题了。""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这次回来什么不做,在北京就准备说李迎希、张广才是野心家,要夺军权,要把军队搞乱,活动了许多造反派,卫校啊,高级步校啊,文艺团体,凡是接近他们的,谈过话的,就说是有问题,乱污蔑,就说政治不纯是混进来的。借公安六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认为不好就抓,所以就捉人。""在生产方面,借口生产来压革命。生产要抓,现在春耕季节来了,自己就赤膊上阵,有几次我就亲自抓人。高级步校副校长,我就抓起来了么,卫校抓人我到了。司令部文工团我到了。除了我的意图,在这个整个反动路线下面,实行白色恐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在军内捉了两百多,那时候说是一百七,把一些青年抓起来。""为了对付革命,为了自己执行反动路线,镇压革命,打击造反派,报复。抓革命促生产啊!实际上就是乘这个机会搞'抓办'。因为这个'抓办'将来干部好,就是准备搞三结合的。""所以抓了九百人,解散了几十个组织,全省一百多,大抓人"。"发表'三.二一'通告,解散工总,这是发展到了高峰,把工人总部这样大的组织解散了,也不调查,也不研究。报告报了,没有批准就做了,解散工总,抓了工总的负责人。那个十六条、八条上说的是个别的,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谁个叫我大批抓了?都反对么!我们采取大批捕人,解散工总,当然材料整了,我点了头么,说材料看不看,谁看那么多。说照公安六条做是对的,对个鬼啊!一个都不对,就是反动的,你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镇压革命,那你说的对罗,你站到革命方面,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看,那就是反动透顶,那是实行白色恐怖。点头之后,准备汽车,牛怀龙独立师,还把罗孟刚叫来,叫后勤出汽车,先说抓二百,抓三百,结果一夜抓了四百七。""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些人就是反对了我,要打倒你,就是不满,就是报复,就是要整。"陈的"检讨"在认识上对自己上纲上线分析,以求深刻,可以理解,却不会给自己编造些没影的事儿。

  3月中旬,陈、钟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五一"前夕返回武汉。这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这主要是因为此前发生了青海赵永夫事件、内蒙王良太事件,军队开了枪,杀了人,流了血,对象又是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小将。所以毛泽东在有关文件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问题就值得研究了。"(《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68页)"军委十条"由此出台。两个命令政治倾向明显不同:前者重点在于维护军队的正常秩序,后者要求不要打击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十条"命令的公布,给前一个阶段以"八条"命令为依据抓人、解散"工人总部"的陈再道、钟汉华及武汉军区很大压力。陈再道说他在北京参加了几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回到武汉后,发现"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个阶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放了出来","标语、漫画、大字报覆盖全武汉市,颇具火药味,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毛泽东在湖北》,第19-第20页)

5月16日,"百万雄师"组织成立。6月,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发动一系列武装进攻,造反派的地盘和势力大大缩小。周恩来说:"(百万雄师)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周恩来7.18讲话》)。

  《浩劫》说:"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的一份电报说:'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o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电报发出之前,中央文革的一个'记者'把电报拿给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的头头看,以此向他们打招呼,并且说,这份电报是经过康生批准的。'中央'急需有关武汉军区的材料,希望他们大量收集,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他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第52-第53页)把中央制止武汉武斗的电报说成是康生个人搞的,并非事实。中央文革碰头会一向是由周恩来主持的,周不点头,这份电报不会发出。他到武汉后的看法与之没有什么不同。

  《浩劫》一书借"百万雄师"之口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有关指示"。实际上,这期间军区党委对中央及其领导人的要求是选择性执行。比如,不承认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当时中共中央唯一尚存的日常事务处理机制,不执行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要求停止武斗的电报,对军委发布的命令,执行"八条",不执行"十条"。对周恩来的批评充满对抗情绪,甚至还拍了桌子。钟汉华后来检查说:"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针办"(徐海亮《武汉"720"事件实录》,第25-第26页)。周恩来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他的18日讲话,钟汉华还是批准向独立师传达了。最后,尽管在周恩来做7.18讲话时,陈表示,如果毛泽东在传达提纲上签字就执行。当天晚上,陈、钟见到了毛泽东,毛保证不打倒他们,但要求他们做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承认"支左"有错误。毛亲自布置的这项工作并未得到落实。陈"检讨"时承认:"(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

  在肯定还是否定军区"支左"方向这个关键问题上,武汉部队一些机关、基层干部和战士的对立情绪更强烈,不仅独立师,29师乃至空15军都有人卷了进来。其中以独立师的情况最为典型。武汉市人武部在"红武兵"、"百万雄师"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独立师积极支持6月份"百万雄师"的重大武斗,卷入颇深。如6月17日六渡桥发生大型武斗时,独立师派团参谋长坐镇江汉区委参与指挥,师政委蔡炳臣本人多次打电话到现场做指示。相当一部分独立师官兵和"百万雄师"成员有政治前途同命相连的感觉。据"七二O"事件中被抓走,并被软禁于独立师师部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回忆,他听到门口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蔡炳臣政委进来后,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又叫把被撕下的领章帽徽还了张。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蔡忙眨眼示意不要讲,那人不明蔡意,还追问"那个人呢!?"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引者注:毛泽东当时想到武汉畅游长江)蔡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后来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又盘问张,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参见《东湖风云录》,第228-第229页)

  不管当事人承认还是不承认,毛泽东在1967年7月到武汉之前,那里确实如同布满干柴和油脂,就等着一把火引燃。一旦大火燃起,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谁也不拦住。

  二、谢富治、王力在水院都讲了什么?

  "文革"结束后,许多著述都是说7月18日晚上,在机场送周恩来回北京后,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水利电力学院对造反派发表讲话引发了"七二O"事件。例如《浩劫》一书说:"7月19日,造反派以无数个高音喇叭在武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播放了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什么要为工总平反;什么造反派是革命派;什么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怒不可遏,。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的街头巷尾"(第74页)。《杨成武》的叙述大同小异。

  这段文字说造反派播放谢、王的讲话,却对其内容一个也不透露,介绍的全是所谓王力"四点指示"的内容,接着得出结论--"谢富治、王力二人的讲话,已成为'七二O'事件爆发的导火索"(《浩劫》,第75页)。那么,究竟是谢、王"讲话",还是"四点指示"哪一个引发了事件?对此,素来缺少学术规范意识的纪实文学作家们并不关心,也没有想搞清楚它的意思。但本文还是想回顾一下,看看谢、王那天晚上究竟说了些什么。

  谢富治讲话:

  亲爱的同学们,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代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所有武汉市的革命派同志们问好!(群众激动,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向同志们问好!(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代表党中央、周恩来总理向同志们问好!(欢呼、热烈掌声)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向同志们问好!(欢呼声,热烈掌声)也向武汉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最热烈的敬礼!(热烈掌声、呼口号)

  同志们,我们临行的时候,我们见到了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呼口号)。非常关心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长时间欢呼,热烈掌声)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欢呼,热烈掌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武汉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我和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还有一些革命小将同志是三结合,我们来武汉是向武汉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来学习的,是当小学生的。今天,我们到了水利电力学院,我们是来看大学报的但是大学也没有好好看,学习也还没有开始呢,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讲,只是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向同志们关心,我们带来了。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讲,我们要从现在起,我们就开始向你们学习,先当小学生。(口号、掌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毛主席、党中央告诉了我们,武汉市、湖北省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一方面是一片大好形势,好得很,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武汉市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你们自己来解决!(掌声)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三相信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首先是相信武汉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热烈鼓掌)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热烈鼓掌,呼口号)相信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激动地长时间热烈鼓掌、呼口号)同志们,我们没有话讲了,但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们在你们的总部,还有其他的方面我们再三提过了,今天再一次向你们建议。第一条: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所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良好气氛和良好条件,停止一切武斗。(鼓掌,呼口号)第二条:我们好好坐下来学习。我们掌握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就是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以来的一些重要指示,和报纸上的社论,特别是要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十年前所著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一部伟大的光辉著作。(呼口号)拿这个伟大的著作,作为我们解决当前武汉问题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许多矛盾,作为一锐利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呼口号)同志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内战,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精力集中到我们反对和进攻那些主要的敌人。(鼓掌,呼口号)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从政治、思想上、理论上各方面去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高呼口号声)

  同志们,我们记住我们解决主要矛盾。同志们,这样,我们还要团结多数,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毛主席曾教导过我们几次,在去年8月份给,给清华附中的一封非常热情的歌颂当时红卫兵的信,那是最高度最热情的歌颂和评价,当时的这一件新生事物--红卫兵,但是同时提出了,要当时的红卫兵要注意团结多数,只有无产阶级,只有全人类解放了,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够得到解放。可当时的红卫兵小将同志们,把前半截接受了,后半句没接受,只有什么红五类,把别人说成黑七类、黑五类、狗崽子、狗孙子,后来有一小部分人走向反面,甚至有极少的走向了反动组织联动,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今年的三七指示中又再一次提出了这个口号,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再三提出这个口号,这就需要深思考,要仔仔细细地考虑一下,想一想,(呼口号)我们支持所有的革命同志们,我们要支持你们团结多数,(鼓掌)我的话说完了,现在让王力同志来讲,(热烈鼓掌)让我们喊几个口号: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呼口号)

  王力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口号,掌声)

  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一篇很好的讲话,他已经代表了我们,把我们的话都说完了,你们赞成吗(大笑)。同志们是不是赞成谢富治同志说的那些话?(众答:赞成!)

  第一我不是首长,第二没有指示,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是来……(大笑,众口号声)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当小学生的(掌声),第一是来问候你们,第二是来向你们学习!(掌声)。在武汉地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掌声)。我们相信武汉的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掌声)是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的!(掌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欢呼声,口号声)。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长时间的欢呼声,掌声,口号声)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掌声)。同志们!(掌声)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毛主席万岁!)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作扫开的手势,热烈掌声,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口号声不断)

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同志们提出要求(掌声),就是要求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掌声)。同志们,这不是策略问题,这不是一时的措施,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的保证(口号声)。这也是同志们能够把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永远高高举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掌声)。我们必须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把它翻过来!(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对别人,对别的阶级弟兄,对群众来采取压制,打击报复,我们决不能采取这样做法(掌声、口号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一点压迫有好处(笑,掌声)。我们不能够因为个人受打击,我们就动个人的情感,同志们,我们不能够动个人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掌声)。只要同志们牢牢地记住毛主席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武汉的问题就能解决得好!(掌声)。为了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两条建议:第一停止武斗,第二坐下来学习!(掌声、口号)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新的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要用毛主席这些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的斗争,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正确的认识武汉的形势,正确地抓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检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所提出的口号,那一些是正确的,那一些是不怎么正确的,检查一下,我们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特别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有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这叫做学习,学习就是斗争。(掌声)。学习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带着问题学,就必须找活思想,就必须解决我们武汉地区以及我们每一个团体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同志们,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掌声、口号)。同志们,我们要把主席在今年四月间强调地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这个旗帜,这个口号举起来,好不好(众答:好!掌声、口号)。同志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口号不是在平时提的,不是每年春节那样的一般的"拥军爱民",而是作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介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口号提出来的!(掌声)。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地提出口号,正确地处理矛盾的问题。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掌声)。检查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啦!(众笑,热烈掌声)。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掌声、口号)。至于武汉地区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们还要专门找同志们的代表,找各方面的代表,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向同志们学习(掌声)。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来向同志们问候问候。

  让我们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根据水院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评价上述讲话的影响要搞清楚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谢、王去水院讲话的行为是否违反政治纪律和办事程序?

  《微行》借杨成武之口,于20日早上责怪谢富治、王力、刘丰等人去水利学院看望造反派,发表讲话是"胡闹"、"闯祸",原因是他们没有请示过周恩来和毛泽东。但谢、王二人到武汉后一直在做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15日,谢、王在华中工学院看望造反派并发表讲话;16日,到设在3506工厂的"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去见那里的头头,因为沟通不畅,仅呆了20多分钟;17日,到武汉测绘学院与钢二司成员座谈;18日到水院发表讲话。可见其工作是连续性的,每次对象不同,这类常态性工作无需事事请示,在办事程序上并没有出格。18日晚送走周恩来之后,谢表示要去水院"亮相",王曾犹豫了一下,也只涉及去不去的问题,与请示不请示无关。《微行》借杨成武之口责难没有任何道理。况且,在1967年的武汉之行中,杨成武主要负责保障毛泽东安全,只是偶尔在毛、周的建议下参加会议听情况。没有毛的明确指示,他不可能插手谢、王的工作,进而对其指责。"七二O"事件发生时,只由谢、王二人出面应对,住在距事发现场仅200米的百花一号的杨成武根本不露面,也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处理武汉问题上负有责任。还需要说明的是,杨成武素有"军中儒将"之称,与"没上过学"的陈再道等将领在说话、办事上风格颇异。他会不会当着谢副总理说出"胡闹"、"闯祸"这样的话来?毕竟谢一直是毛泽东最信任的部下之一,政治排名又在杨之前。所以笔者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一情节和对话是作者杜撰的。

  二是谢、王水院讲话与前几次讲话有什么重大不同?

  笔者比较了一下水院讲话及谢、王几天来在华中工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的讲话(座谈),发觉二人每次都建议要文斗,不要武斗(制止武斗的要求在与"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头头们谈话时也提及),建议坐下来学习,尤其是学习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说有明显不同之处,就是7月18日下午周恩来的讲话,已经做出了造反派是主要依靠力量,"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的结论,当晚谢、王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也加大了赞扬造反派的力度。谢更世故些,讲话更空泛些,直接落实到武汉本身的话不多,王则用"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这类话,把这种情绪表达得更加突出。1988年,王力向党中央的申诉书也说,自己只说了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作团结对象。结合当时谢、王的讲话记录来看,即使他们确已流露出这方面的意思,语句也较含蓄,远不像后来浮出水面的"四点指示"那样直白。

  谢、王讲话之后,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政委箫前也发表讲话,会议结束。

  三、王力"四点指示"浮出水面

  谢、王等人的激动讲话确实给造反派很大鼓舞,省直红司头头郑军等人后来把讲话录音拿到湖北饭店,对着省委用高音喇叭播放(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59页)。

  (一)各造反派组织借谢、王讲话形成压倒性宣传优势是在什么时间?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微行》所描写的武汉市"高音喇叭,更有宣传车走大街串小巷,满世界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的场景,一大清早不可能出现。熟悉录音设备的人都知道,当时中国还没有小型录放机,都是重二三十斤的笨重家伙,用的像电影胶片一样的棕红色磁带。笔者文革时下乡,在公社当文化站长,曾背着它走几十里山路到下面的生产队里录制发言,回来交广播站广播,知道那时翻制一盘磁带很费功夫。要把谢、王的讲话录音一盘盘翻录出来,送到武汉三镇的各处广播站,甚至供给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进行广播的人(当时造反派方面很少有大型广播车,主要是这些称为"轻骑队"三轮广播车)使用,没有足够的时间做不到。《微行》说"上午八九点钟,'百万雄师'似乎从最初的打击下清醒过来,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好像此前造反派已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广播宣传战"的压倒之势,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能够在19日"上午八九点钟"之前造成这种态势的技术前提是各造反派组织已经联合起来,并且建了好联结武汉三镇造反派各广播点的广播网。从省直红司头头郑军要把讲话拿到湖北饭店播放的情况看,当时并不存在这一广播网。可见"满世界播放"谢、王水院讲话的时间不会太早。目前明确表示听到了广播讲话,并且能够认定时间的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他记得当时是下午15时军区开始举行党委扩大会议以后,"王力在水院的讲话录音已经在军区外播送,会场上皆可以听见;我敏感地觉得情况不大对,提醒王(他的)讲话录音已经放了。王还糊里糊涂反问'怎么啊,有问题吗?'"(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60页)。

  (二)谢、王讲话能够激起了独立师官兵和"百万雄师"成员的极大愤慨吗?

  《微行》说:"百万雄师""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更多的高音喇叭以军歌为前奏,'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歌声过后,慷慨悲昂上战场。男兵女将,'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拼死的呐喊呼号响彻云霄:'这是最后的斗争!同志们,战友们,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如果这个场景描写是真的,"百万雄师"播放的歌曲和呼喊的口号无疑充满了强烈的鼓动武斗和拚死一搏的情绪。问题在于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悲壮情绪的?谢、王在讲话中虽然支持了造反派,却还建议与其他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停止武斗,坐下来学习,并没有对"百万雄师"在政治上宣判"死刑"(对其为"保守组织"的政治定性出现在周恩来7.18讲话和所谓"四点指示"中,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讨论),"百万雄师"与谁去做"最后的斗争"?根据目前所见资料,19日从早上到下午16时几个战士到军区政治部造反之前,武汉各区都比较平静,没有爆发任何大规模群体对抗性事件。"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头头俞文斌回忆说,19日他白天在省委开会,省直联司头头杨以才开车接他去东湖,说毛泽东就在武汉,周总理准备接见他们(此系谣言),但因公安机关一些人闹事,没有成功。当晚在他还在军区食堂吃了晚饭。其他总站头头杨道安、谢华敏、孙德洲等人也是直到晚上22时前后才开会决定派代表去军区大院"落实"王力"四点指示"的。可见,"百万雄师"19日一大早就产生了强烈反弹的说法要么是编造的,要么是把从19日夜及后来几天的场景移植过来了。

  但从19日上午开始(准确些说从头一天晚上开始),一股对立的暗流已经开始涌动。它最初仅仅限于武汉部队内部。当天上午,独立师召开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传达周总理的7.18讲话。这个会于18日深夜经钟汉华批准,独立师常委开会研究决定,传达范围为团级干部。18日深夜,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政委蔡炳臣家开会,第二天突然扩大了传达范围,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会议。于是不允许传达,尤其是不允许在没有做好广大官兵思想转弯子工作之前扩散的周恩来7.18讲话内容迅速在部队内部传播。独立师派到各单位的"支左"军代表,在听完传达后,也迅速把讲话内容告诉武汉各部门、各单位的"百万雄师"成员。

  19日下午15时,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王力回忆说,谢富治与自己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谢传达了周恩来7.18讲话精神,自己讲的是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ABC讲起。"这些话武汉军区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不爱听。期间,怒气冲冲的独立师蔡政委先离开会场。牛师长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愤然退出会场后回到师作战部,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此时,在会议室外,被称作"七二O"事件导火索的所谓王力"四点指示"浮出水面。

下午16时,谢、王、陈、钟等人正在军区参加师以上干部会议,几个独立师的战士到军区大院造反,反对"四点指示",这是最早有人提到"四点指示"这个说法。据军区秘书科事后揭发,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的战士提出这个问题时,机关的同志一头雾水,"都不知道王力同志有指示"(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61页)。这也从侧面证实《浩劫》、《杨成武》关于19日白天造反派播出谢、王讲话的同时,也播出了"四点指示"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同在一个军区大院里,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听到了谢、王讲话播音,如果同时也播出了"四点指示",军区机关人员能听不到吗,怎么会对此一无所知?

  当时,为了制止战士对军区大院的冲击,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独立师的牛怀龙、蔡炳臣两位领导,要他们去做工作。后来独立师副师长、副政委去军区大院做工作,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独立师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3时半,独立师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政委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其时,独立师已经有200多人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百万雄师"开始积极配合独立师,采取有组织的行动是在当天夜里。"百万雄师"一些头头多年之后的回忆,几乎无人认为落实"四点指示"是他们发动的,均把矛头指向独立师,认为是他们挑起来的。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说晚上10时,他才赶到总联络站,与总站头头杨道安一起去了军区大院。其他如谢华敏、孙德洲等总站头头也是在这前后赶到。总站头头杨道安、孙德洲主持会议,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20日2时,在军区会议室,由独立师作战科长孙某召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开会,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零时30分,冲击宾馆北门的武昌"武汉公安",持有区公安局军管会王福(独立师干部)的介绍信。东湖"园艺军"控制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和北门(参见徐海亮《武汉"720事件"真相--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这种情况可能反映了"百万雄师"下属一些组织对冲击东湖宾馆早有计划,并先于总络联站的计划开始实施。5时40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成员冲入西门,包围中央代表团驻地百花二号,殴打陈再道、王力,绑架代表团成员王力、张根成、尹聚萍,直接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震惊中外的"七二O"事件由此拉开序幕。

  四、对编造所谓王力"四点指示"的分析

  所谓王力"四点指示",即是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4条,《浩劫》、《杨成武》两书都有介绍。这个指示是王力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当着谁的面做的?几十年过去了,无论是当时的造反派,还是"百万雄师",无论是在"七二O"事件后的大规模清查中,还是"文革"结束后对谢(已死)、王二人政治审查时,竟然都说不清楚。王力自己对是否做过这个"四点指示"也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在1988年8月30日谈到,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再追究自己的责任。现在,主要当事人大都不在世了,所谓"七二O"事件的导火索--王力"四点指示"的来踪去脉也就成了一个谜。

  仅从内容上分析,不难看出它是根据周恩来7.18讲话建议部分的前4条修改而来的。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做(以下略)

  在所谓王力"四点指示"中,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来自第一条;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来自第二条;"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来自第四条。但周在第三条中所说的"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这句话却被刻意删除,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百万雄师"组织及其成员的危机感。这部分内容经过加工为"四点指示"后,更突出了对军区党委、造反派和"百万雄师"这3个最敏感的政治群体的结论性评价,既简要,又明晰,也更容易诱发本已充满火药味的社会情绪激化。

  那么,它是怎么出现的?

  第一,这个"四点指示"与王力本人无关。

  《浩劫》、《杨成武》说造反派19日一大早就在播放谢、王讲话,同时也播放了王力"四点指示",前文已经说过是不可信的。更进一步追究,这个"四点指示"是播的录音呢,还是文字稿?如果是录音,就意味着是在18日晚上水院大会上做的。但这不符合一般工作原则,因为这类结论性意见通常要由在场的最高领导来做。谢在现场地位最高,他都没做"四点指示",王怎么敢做指示?他虽然是一介书生,但参加革命多年,官也做的不小了,难道不懂这点规矩吗?周恩来反复嘱咐不许传达讲话,王力怎么敢一转身就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讲话最核心的内容告诉红卫兵,谢当场不去制止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吗?犯同样错误的钟汉华后来为擅自批准独立师传达讲话反复检讨;王力却从来没有就此认过错,"文革"结束后政法部门也没予以追究。当年在场听王力讲话的人,没人有谢、王、刘、萧依次讲话后,王再次讲话的印象。如果是文字稿,王力通过谁把"四点指示"传递给造反派呢?最可能是通过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们,因为他们一直在负责与武汉各群众组织联系,王力却不认识任何一位水院造反派的重要成员,也没有其他联系渠道。谢、王18日晚去水院是临时动议,工作人员们一开始不知道。据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回忆,"半夜,军区通知中央代表团其他人员:谢、王已到水院,问他们去否。后一行人也赶到体育馆,讲话已经开始"(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52页)。如果真有所谓王力"四点指示",也只能是王讲完话后,写在条子上交给代表团工作人员或记者转交。当然王力要做这件事风险极大:该"指示"必然会被造反派公之于众,届时不但有违犯纪律之错,在谢富治那里也无法交待。只要不是昏了头,谁会去干这种傻事儿?王力被关押后,张根成等代表团工作人员都受到严格审查,有的甚至被关押多年,惟其审查内容并不涉及转交"四点指示"问题,可见这个途径并不存在。

  第二,独立师主要领导牛怀龙、蔡炳臣也不会是"四点指示"的编造者。牛、蔡二人虽然从15日的汇报会开始,就对中央的态度不满,但真正对立却是在19日下午3时开始的军区党委扩大会上。当王力讲话时,牛怀龙要求发言被制止,蔡炳臣气冲冲离开会场,牛也相继退出。会议下午15时开始,谢发言约2小时,王发言时当在17时之后。而"四点指示"早在16时已浮出水面。

  第三,没有在19日上午听到周7.18讲话传达的独立师官兵不可能编造,因为当天下午16时前他们还不知道这些内容。该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直到下午,才对副参谋长贺言生说,明天要在机关勤杂人员和直属分队传达周总理指示。晚饭后,周又突然提出要提前传达(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56页),说明这部分人知道的比较晚。

  第四,"百万雄师"主要头头不可能编造。19日上午,独立师传达讲话会议结束后,中央结论便通过在各单位"支左"的军代表扩散到"百万雄师"成员当中。但"四点指示"的说法最早并非从该组织传出来的,其下属组织或成员个人得知其内容并到军区大院要求"落实",大约在晚上22时前后,总联络站方面有组织地行动,更晚。

  在排除了以上群体之后,再分析一下哪些人有可能编造这个"四点指示"?笔者认为,19日上午听到周7.18讲话传达的独立师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和部分"支左"军代表(或与之有联系的人员)难脱干系。但其中"支左"的军代表似乎可以排除在外,因为会上没有布置向下传达的任务,他们返回"支左"单位前也不可能公开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传达提纲,也就是类似所谓"四点指示"的东西,加上从19日中午到晚上,各单位"百万雄师"组织都没有强烈反弹的情况,说明当时"百万雄师"成员并没有获得像"四点指示"那样简明扼要,足以强烈挑动大家情绪的信息。从最早提及"四点指示"的是独立师战士这一时间因素看,听了上午传达的独立师机关和直属分队干部(或与之有联系的人员)可能性更大。如果说他们之中某个人以"四点指示"这种简明方式向战士们透露周恩来讲话的内容,又不说是谁说的,只含混地推说是位中央首长,战士们很容易把他与前几天在武汉露面的谢、王联系起来,王力"四点指示"由此形成并四处扩散。这个设想不能说不合理。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多年以后,许多当事人无意间把周恩来7.18讲话与所谓王力的"四点指示"搞混了。"百万雄师"头头章杰迪回忆说,"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各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116页)。造反派组织"新一冶"的头头曹承义也在回忆录里说,7月19日下午,谢富冶、王力召开了武汉部队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周恩来代表中央解决武汉文革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是: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不能依靠他们,要做好广大群众的工作。7.18讲话与"四点指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一繁一简,一全面一片面的形式,在激化民众情绪上的作用却有天壤之别。

  "七二O"事件发生后,武汉军区部队涉事的2000多人遭到清查和处理,当年究竟是谁编造了王力"四点指示",并未查清。但有件事值得一提,据"百万雄师"作战部长谢华敏回忆,(19日晚上22左右,"百万雄师"头头到军区大院开会,开会前),有个部队干部找到孙(指"百万雄师"总站头头孙德洲),是个连指导员,他送情况给孙,是用纸抄写的。情况称:"'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是叛军"(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63页),这一定性比所谓"四点指示"更严重,简直是把"百万雄师"和独立师逼到背水一战的地步。如果这一回忆可靠,说明在如何挑起部队官兵和"百万雄师"对中央的对立情绪上,其实不止编造"四点指示"一个选项,这份"情况"中"反动组织"的定性甚至比"保守组织"有更大的挑拨性。但在接下来由总站头头杨道安主持的会议上,只讨论了如何应对王力"四点指示",显然在策略上有所权衡。至于王力为何成为众意所归的"七二O"事件替罪羊,甚至在"文革"后仍借助这个所谓王力"四点指示"把他死死钉在政治审判台上,容另行著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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