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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坤:南阳县文革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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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县文革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
撰文 曾宪坤

一、 在农村推行合作医疗制度
19656月,毛泽东对当时医疗卫生工作重城市轻农村的状况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1968年开始,改革医疗卫生体制的工作被作为文革中“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被各地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9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县革委决定在全县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加上当时的合作医疗建立在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的集体经济基础上,一经发动,便一哄而起,迅速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其后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便建成红泥湾、高庙、官庄、黄台岗、蒲山、掘地坪、青华等7家公社级卫生院,523个生产大队中有300多个宣布已实现合作医疗,大部分生产队也建起了卫生室。很快,一个以公社卫生院为依托,以大队卫生所、生产队卫生室为主体的医疗卫生网络便初步形成。同时还建立起了以公社卫生院医生为主导、大队赤脚医生(指农村不脱产的半农半医的初级卫生人员)为骨干、生产队卫生员为主体的医疗卫生队伍。年底,全县区划重新调整之后,经过合理划并整合,所有18个公社和351个生产大队都再次建起卫生院和卫生所。为支持农村合作医疗,县防治院(1968年机构调整时,由县人委卫生科、保健所、县医院、县防疫站、医科所5家合并而成)随即分别向潦河、石桥、汉冢3个卫生院下放部分人员和医疗器械,并将这些公社卫生院改建为农村的地方中心卫生院,来分片管理和指导当地合作医疗工作。

农村合作医疗工作贯彻“预防为主、群防群治、防治结合”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把工作重点放在地方病、多发病和传染病防治上,注重做好种牛痘、打预防针、推广食盐加碘、消灭传染病源和传染媒介等经常性工作,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和除病灭害运动。实践中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医,走“三土四自”道路,开展“一把银针一把草”的群众运动。所谓“三土”,是指在疾病防治上,坚持以土医、土药、土验方为主,能用土方不用洋方,能用验方不用成方,能用单方不用复方,从而减轻经济支出压力。所谓“四自”是指“自采”:发动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法,积极采集中草药;“自种”:发动各级办好药材种植场,落实“一人一厘药材田”,同时鼓励群众用闲散空地种植中草药;“自制”:要求公社卫生院建中药制药室,大队建中药制药房,利用本地资源,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做好中草药制剂工作;“自用”:充分利用自己采集、种植、制造的中草药,能用自有药的不买其它药,能用中草药的不用西药,能用一般药的不用贵重药。19695月,《人民日报》介绍南阳地区西峡县军马河公社长探河等5个生产大队自力更生办起土药房经验的《长探河自力更生办起土药房》一文发表以后,全县以用药自给为目的的土药房建设进入了一个高潮推广时期,凡有一定条件的大队都在此之后相继建成了规模不等的中草药土药房。从1969年下半年到1978年,全县先后共建成340余个土药房和29个制剂室,能够制一般中草药制剂290种;建药场464个,种植中草药5752亩,825个品种。在合作医疗资金的筹措上,主要以生产大队为主,生产队和社员个人投资为辅。资金管理实行民主理财制,由大队干部、赤脚医生、群众代表组成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制定资金使用办法,对资金使用情况定期检查,要求做到日清月结,每月公布。资金使用方法各大队根据自身情况决定,主要有4种:一是全部免费供药,社员在本大队看病时,发生的费用由卫生所全部开支;对需要转院治疗的,经大队卫生所批准,发生的费用由大队卫生所全额报销。1969年,全县实行全免费的卫生所达到273个。二是在本大队看病时,每次交5分钱或1角钱的处方费,药费及其它治疗费用全部免除。经大队卫生所批准,到外地就医看病的,报销药费及其它治疗费用的30%80%,当时报销费用50%的卫生所有3个,报销30%的卫生所有9个。三是在本大队看病吃药全部免费,到外地看病自费。四是在本大队看病吃药只交药费,免除诊断费、注射费及其它辅助治疗费用。在合作医疗的医生来源上,以各地自己培训培养为主,渠道上主要从农村有临床经验和一定基础的人员中选拔,坚持亦农亦医。实际工作中通过到各级卫生院对口跟班学习,在中学增设医疗卫生学习班,派医务人员下乡传帮带,师带徒等办法进行培训提高。各大队同时还采取办夜校轮训或到大队卫生所跟班实习的办法,培训各个生产队的卫生员。19743月,县卫生学校建立后,分期分批地培训和轮训了农村赤脚医生778人。此后,全县各大队赤脚医生的来源主要为该校的培训班学生。在赤脚医生的人数上,要求必须占当地总人口的3%以上。据此,全县先后共配备大队赤脚医生1772人,其中能处理常见病的1164人;另外还配备生产队卫生员4827人。这部分人员的报酬,主要用基本工分加补助的办法解决,参加生产队统一分配;同时,大队合作医疗机构也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补助。由于当时合作医疗创建仓促,缺乏经验、尤其是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机制,到1971年的春夏季,全县先后有近200家大队医疗机构停办或半停办。

19745月,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县委在英庄公社召开恢复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现场会。会议听取了英庄公社的经验介绍,组织实地参观了堰岔、橡子树两个大队的合作医疗情况,同时制定出台了当年101日以前在全县恢复和普及合作医疗的措施规划。197511月,全县401个(1975年区划调整后又陆续增设50个大队)生产大队又全部实现了合作医疗。其后,县委十分注意对各地合作医疗不断进行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整顿和调整,使合作医疗的整体水平较之初期又有进一步提高。1979年,农村生产责任制蓬勃兴起。由于当时没有及时相应调整合作医疗的管理方式,出现了管理上的断层;更加之当时集体经济的急剧削弱,社会和个人的投入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合作医疗事业因此失去了基本的经济支撑;大部分农村医务卫生人员由此被迫转向了农业生产,使得医疗卫生队伍逐渐散失,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至此开始解体。

“文化大革命”期间建立并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农民群众依靠集体力量同疾病进行斗争的一个伟大创举。虽然经历了不少曲折而且也只存在了11个年头,但毕竟还是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建立健全了农村的医疗卫生网络,培养了一大批农村医疗骨干,普及了防病治病知识,同时也极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知识水平,在保障人民健康、提高人民身体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农业学大寨运动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当时党领导农村经济工作的主要方式,以学习大寨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和战天斗地、誓将山河重安排的雄心壮志为主要内容。而在南阳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则始终是和学习本县农业“红旗单位”汉冢公社的“三八”大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委在领导农业生产上提出的行动口号就是“学大寨,赶三八”。除了学习其相对应的政治性内容而外,其核心部分就是治河、防涝、治浸、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提高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19665月下旬,县委根据制订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的需要,抽调干部、技术员、知识青年127人,组成调查规划工作队,以境内河道流域为主线,前后历时100天,对全县的自然地理面貌进行全面调查。在此基础上,制定并通过了《南阳县19661970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划》。8月底,县委第一次组织县、区、社及重点大队领导481人,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随后,两次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南阳县学习大寨和“三八”大队经验“要按照《基本建设规划》的要求,以建设旱涝保收田为中心,以发展灌溉为主,大抓蓄水,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提高除涝标准,搞好水土保持”为主要内容。同年9月,成立“南阳县农田建设指挥部”,由县长李鸿恩任指挥长,下设“鸭河灌溉工程指挥部”、“中型水库续建工程指挥部”、“鸭东灌区灌溉工程指挥部”;分别由副县长魏仁斌、孙钦等坐镇指挥。当年101日,鸭河口灌区开工典礼誓师大会隆重召开,灌区水利建设工地北起蒲山采石场,南至与新野县交界处,面积达数百平方公里,投入民工多达25万余人。1000余人组成开山队,开山采石;3000辆架子车组成106个运输队,运送石料;8人拉一个石磙,5人抬一个大夯,与链轨拖拉机相互配合,夯筑渠堤。整个工地白天处处红旗招展,夜晚一片灯火通明,场面气势如虹,撼天震地。11月,打磨石岩水库、彭李坑水库的续建工程开工。196728,龙王沟灌区开工。数九隆冬,10多万农田水利建设大军吃住工地,无论冰天雪地、无论刮风下雨,比干劲、比速度、比质量、争先进,并发出豪迈誓言:“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轻伤决不下火线,重伤也要坚持干!” 19672月,“文化大革命”中的“罢官”风、批斗风开始刮向工地,广大干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批斗,跟着就走”,回来后坚持领导工程建设。普通群众则坚持“狠斗私字一闪念”,努力排除干扰,忘我劳动,无私奉献。6月底,4个中小型水库均按期完成预定任务。整修了寺沟水库、桑园水库、惠庄水库、何坪水库、赵官庄水库、大叶湾水库。鸭河口灌区建分支54370公里、斗渠(由支渠引水到毛渠或灌区的渠道)586824公里、农渠2741176公里,修建筑物39400座。另完成3条大干渠和涧河除涝治浸部分工程;疏浚礓石河10公里,建桥6座,修涵洞13个。并对华河、新河等13条支流进行了治理,治理后河床底宽20米,边坡比为12,达到10年一遇防洪、5年一遇的除涝标准。196711月,又持续组织2000名民工对冢岗水库、鸭河口灌区进行全面渠系配套;组织3500人在适宜井灌的地区成立61个打井队,用大锅锥66盘、冲扩锥一套,按“田字”或“丁字”型布局定点打井。19685月,白次眼、大垓寺、白沙嘴、金庙沟、李营5座小型水库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当年即按设计标准竣工。王村、龙王沟、冢岗庙、打磨石岩4个中型水库的建设也已初具规模,共建成干渠两条40公里、分干渠两条15.9公里、支渠98101.8公里,修整建筑物1390座(不包括王村、冢岗庙二灌区)。此外,平原区的平整、深翻土地,丘岭山区的修筑堰塘坝工程都取得重大进展。1969年,县革委再次成立“鸭河灌区配套民兵团”和“河西水利配套指挥部”。全县先后组织出动了民工18.65万人,苦干一个冬春,修建完成了白桐干渠、鸭东干渠的7条分干渠和灌区部分支渠、斗渠7000多条,建筑物3.5万座。同一时期,还结合填沟、修路、整地和农田划大方,扩大了耕地面积6500亩。

1970115,县革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国务院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制订《农田基本建设三年规划》。会后,再次组织县、社、队三级骨干346人赴大寨和林县、辉县参观学习。其后,全县按照鸭河口灌区、4个中型水库和5大自然灌区、机电井灌区和浅山丘岭区4大区域,组织民工20.1万人进行大规模水利配套建设。经过一个冬春,在水库灌区修建支、斗、农渠4027条,建成了打磨石岩灌区;完成了2个机电灌站安装配套,建变电站4座,架1000伏供电线路733公里、400伏线路15670公里;在井灌区机械化打井500眼;在低洼易涝区挖斗排水沟420453公里、农排水沟2057275公里。并再次治理了涧河,达到5年一遇的除涝标准;疏浚了单板桥河、西赵河、黄渠河、大泥河、滚子沟、余刘营沟、李岗沟、康庄沟。另在浅山丘岭区修建塘堰坝378个,从而使全县的水土保持面积扩大到了10万亩以上。根据《三年规划》的要求,从1971年下半年到1973年春,县委进一步推广三八大队、高庄大队、姜营大队、龙王庙大队等农田建设先进单位“治水改土、深翻平整土地”的成功经验。按照“平原灌区和暂无水区深翻土地”、“黑土上浸地结合水利配套改土”、“浅山丘岭区坡地改梯田”三个不同的农建重点,先后发动19.68万人,经过两个冬春的持续努力,使平原区初步形成渠、路、沟、林相配套的方田格局,浅山丘岭区水土保持面积达到18.45万亩,彭李坑、龙王庙、打磨石岩、王村、冢岗庙5个灌区的主要遗留和配套工程也全部完工,并初步达到了规划设计效益。

197321624日,县委召开有1993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和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会议进一步提出《关于农业上纲的意见》、制定下发了第二个《农田水利建设三年规划》。7月底至8月中旬,根据《规划》要求,各公社相继召开累计有10258人参加扩大干部会议,研究农田建设大干快上的措施。9月初,县委组织县、社和重点大队主要领导510人分赴镇平县老张营大队及林县、辉县、滑县对口学习。由平原区社队对口参观镇平老张营,浅山丘岭区的社队重点参观林县红旗渠、辉县红大方大型提灌站和滑县的地下隧道工程。915,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式研究通过《蒲山公社万米隧洞引水工程方案》,确定修建从龙王沟水库引水到蒲山公社的地下隧道工程,主要解决蒲山公社浅山区29个大队人地严重缺水的问题。11月上旬,全县20万民工开赴农田水利建设工地。翌年春,全县57条支渠以上骨干工程全部完工,与之相配套的斗、农渠也完成一半以上;丘岭山区又修起塘、堰、坝1000多处。1227,县委召开蒲山公社万米隧洞施工誓师大会,万米隧洞(时称“万米长虹”)正式施工。参加隧洞施工的4880名民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分不清白天黑夜的漆黑隧道里,在冒顶塌方危险时刻威胁的环境下,食宿工地,昼夜奋战。特别是开挖隧洞的民工,上班前首先把家庭后事托付给领导,下洞身穿雨衣,脚穿胶鞋,上面冒着倾盆涌泉,下面趟着深没脚脖的渗水,打眼放炮,节节掘进,劳动强度之高、以致“三九”天气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各级领导干部也和民工一道,昼夜坚持,定时轮换。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害怕,有的人甚至还献出了生命。蒲山公社党委为修建万米隧洞也几乎竭尽所能,先后自筹粮食25万多公斤、木材400多立方米、资金200多万元,而其中的7.5万元还是在变卖集体房产后方才筹得。19785月,“万米长虹”一期工程完工,地下管道部分全长10947米,横断面2.5米见方,设计修竖井42眼,实际打通21眼,浇地面积最多时达到3.8万亩,达到规划设计面积的71%,蒲山公社的司庄等自然村第二年即种上水稻2100亩,9个浅山区自然村也从此用上了自来水。

19742月初,县委召开有2600多人参加的农业学大寨会议,强调以“批林整风”为动力,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再次续建冢岗庙水库、龙王沟水库和彭李坑水库,动工兴建彭李坑灌区;按照平原、宜井、丘岭三种区域的不同特点,继续做好深翻改土、打井配套和小流域治理。在组织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同时,各地当年还根据县委的统一要求和农田建设的实际需要,相继成立起388个计有3.9万人水利专业队,从而形成了一支素质较高的农田水利建设专业队伍。

197511月,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扩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号召“全党动员,苦干两年,把南阳县建成大寨县”。同时,结合整修当年“75·8洪灾”(当年84日至8日,县境普降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中心区报值1631.3毫米,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的水毁工程,部署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29,全县18.4万民工进驻工地(其中进驻水毁工程处7500人,持续工作到197610月底),到19765月,修复了所有中小型水库中的水毁工程;对4座中型水库进行了升高加固,改建了防浪墙,扩建了溢洪道;修复白河坝、合作渠首拦河坝、彭李坑灌区干渠、王村灌区干渠;并新建小二类水库两座、修渠道1200条,砌硬渠200万米,前后共完成大小水利工程1060处。同年还深翻土地62万亩、平整土地26万亩、填沟造地1.9万亩、建成梯田1.5万亩。

19665月到197610月的10余年间,县委带领全县人民,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排除种种干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人民群众的勤劳和智慧,仅凭车拉人担,先后开挖、动用土方16826万立方米、石方40.1万立方米、水泥23063吨、木材3763立方米、钢筋2870吨,相继建成了4座大中型水库,如期进行了万米隧洞水利工程的施工,23座中小型水库也全面配套并发挥效益。还建设并配套大中灌区7个,治理河道29条,修建大中型桥梁9座,其它各种类型的水利建筑设施更是难以胜数。止197610月,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效能面积达到122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71.8%,比1966年增长2.87倍。其中保灌面积97万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46万亩,分别比1966年增长7倍和4.75倍。排灌机械从无到有,发展到7768台,除涝治浸面积65万亩,占易涝面积的73%,比1966年增长1.1倍。期间还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平整土地60万亩,比1966年增长4倍;修梯田8万亩,比1966年增长3.12倍;修筑塘堰坝1361个,比1966年增长90%;打机电机井7500眼,比1966年增长10.5倍;建机电灌站47处,比1966年增加40处。这些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彻底改变了南阳县的自然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创造了改天换地的丰功伟绩!10余年间,广大党员群众在艰苦岁月里所表现出的那种战天斗地、誓将山河重安排的雄心壮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越是困难越向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心为国家、一心为集体、苦了我一个、幸福天下人的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勤俭办一切事业的艰苦创业精神;听党话、跟党走、一切交给党安排的社会主义精神;至今述及仍令人热血奔涌、凛然起敬。这些闪耀着特殊时代光辉的可贵思想品质无论何时都应该成为激励后来人们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整个学大寨运动的过程中,特别是1972年以后,出现了把大寨精神、大寨经验模式化、绝对化的倾向,忽视客观因素,过于追求农业种植的整齐划一,片面强调改河造田、开荒造田、建“一端四平大分田”等等,不仅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和水土流失,也制造了一些土地纠纷。特别是一些地方还把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评工计分、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等等作为学大寨的主要内容进行盲目推广,背离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愿望,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结果。198011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要求各地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因地制宜,全面促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至此,轰轰烈烈长达15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始缓缓落下帷幕。

三、 大力培育棉花支柱产业

南阳县植棉历史始于元朝中叶,明朝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已普遍种植。20世纪30年代后期,全县植棉面积常年在2.5万亩左右,但当时大多为农户分散种植,耕作粗放,一般亩产在5公斤上下(指皮棉,下同),以致于民间有“七疙瘩、八疙瘩,一亩地十斤花”之说。新中国建立之后,县委、县政府对棉花生产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了鼓励发展棉花生产的政策,推广科学植棉技术,不断更新改良品种,逐步扩大植棉面积,产量也步步攀升、逐年提高。从1957年开始,针对县内不少地方“好地、肥地不种棉”的重粮轻棉思想,明确提出“棉花要出薄地、下山岗”,并于当年春季逐块调整丈量土地,落实97744亩(占植棉面积92%)黄土好地用于植棉。同年推广普及种植江苏岱字15号棉花优良品种,在棉田管理上全面推广“六定三包”、即定地块、定人员、定操作、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包地净无虫、包苗齐苗壮、包计划产量为主要内容的包工包产、超产奖励的制度。规定超产部分30%归个人,70%归集体。是年全县植棉面积达10.6万亩,实现单产21公斤。1963年,在不断推广密植栽培和改进选种技术的基础上,开始引进洞庭一号棉花良种在县进行对比试验种植并获得成功。当年,国务院确定南阳县为全国的“集中产棉县”。1964年,县委按照地委《关于在棉花生产上学“三姑娘”、赶“三姑娘”》通知的要求,在全县植棉区妇女中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学唐河县七里沟公社焦社大队高淑勤、七里沟大队朱桂莲、南阳县潦河公社姚营大队宁桂芝三位植棉红旗手活动。并以此为契机,开始大规模组织学习参观各地的棉田先进管理方法,大力推广温水浸种、药物拌种等植棉新技术和增产增收经验,从而掀起了新中国建立后全县棉花生产的第一个高潮。当年棉花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亩产已接近30公斤。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全县植棉总面积已达194600亩,亩产平均达到32公斤。较新中国建立前分别增长了7.8倍和6.4倍,棉花生产在当时已成为推动全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产业。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在片面突出强调“以粮为纲”的大历史背景下,历届县委始终把棉花生产作为支撑县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支柱产业,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精心部署培育,使其尽量不受或少受政治因素的冲击和干扰,从而不断促进南阳县棉花生产的持续稳步发展,以致后来奇迹般成就了南阳县独特的“棉花经济”现象。

1967年,全县棉花种植面积增加到21万亩。在当时到处大打派仗的严峻社会形势下,622,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召开棉花生产会议,各级棉花专干500多人参加,集中研究加强棉田中期管理问题。当年全县棉田爆发第三代棉铃虫,县指挥部再次召开全县区、社棉花专干紧急战地会议,号召全民动员,迅速行动,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打好防治棉铃虫的歼灭战。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倾力组织下,全县群众昼夜捕虫治虫,有效控制了虫情发展,当年棉花摆脱产量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实现了单产40公斤的历史性跨越。1968年,全县文革动乱局面进一步加剧,棉花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单产曾一度下降到不足30公斤。其后,随着政治局势的渐趋稳定,县革委在全县推广大办农业科学试验站的经验,重点研究棉花等作物的高产措施,选育繁育并多批次引进优良品种,棉花生产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1970年,又进一步提出在棉花种植管理上改浅耕粗作为深耕细作,改一般密植为合理密植,改退化品种为新优品种。特别是在改革旧的耕作制度上,主要针对棉花种植和生长的特点,突出搞好“四抓、两推广”:抓密植全苗、抓治虫、抓施肥、抓后期管理;推广开沟、定距、浸种、摆籽、浇水、盖肥、覆土的种植方法;推广棉田合理套种、绿肥掩青作底肥的种植模式以及黑光灯诱杀虫蛾灭虫等新的耕作技术。当年全县21.8万亩棉花平均单产达42公斤,一跃跨入全国棉花单产先进水平行列。南阳县的刘青云(时任县革委生产组组长)因此被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974年,县委根椐国家经济建设对棉花的大量需求,进一步发出了要“全党抓棉花”的号召,要求各级党委把棉花生产与粮食生产同研究、同部署、同检查、同评比;授予各级棉花领导班子调配劳力、监督使用棉花定金和化肥、检查指挥棉花生产的权力。要求全面落实“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男女同工同酬的分配政策,调动妇女参加棉田管理的积极性。同时实行定面积、定产量、定任务的责任制;提高集中植棉队群众口粮标准;推广冷床育苗移栽、田间小温室、棉绿肥套种、麦棉间作、棉薯间作、麦茬棉栽培模式;推广小?短畛泥鳅埂,一埂两垄的棉地整治措施;推广分层施肥、分期施肥、生物防治的管理经验;在全县农村开展“银花竞赛”活动等等。在领导措施上,县委成立棉花生产领导小组,确定一名副书记任指挥长专抓;各公社成立棉办室,大队、生产队也建立相应棉花生产领导班子。同时明确县一级主要抓好重点社队,树立典型,创造经验,指导全面;公社以下各级要抓好示范点,总结经验,及时交流。并逐级落实责任分工,保证棉花生产的各项措施全面贯彻落实。1975年,全县棉花单产首次突破50公斤大关,总产达到1013万公斤。10月,河南省棉花生产会议在南阳县召开,向全省介绍推广南阳县棉花生产的基本做法和经验。其后,全县植棉面积进一步扩大,进入一个高速的发展时期。到1978年,全县植棉面积达到55万亩,总产量达到2464万公斤,棉花总产量占全省产量的16%,而植棉面积仅是全省的6%,成为我国北方产棉区单产和总产最高的县份。同年12月,南阳县被国家农林渔业部和省革委农业局同时确定命名为“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以县为单位统一供种的“四化一供”试点县。当年植棉面积扩大到55万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进入80年代,县委、县政府适应国内外棉花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在大力推广麦棉间作、生物防治、育苗移栽、地膜覆盖等先进栽培技术、保证棉花稳产高产的同时,不断改良、更新品种,全面提高棉花的品质标准。1984年,棉花单产飙升至65.8公斤,总产3706.5万公斤,创下了单、总产两个历史最高水平。是年全县收购加工的3019万公斤棉花,有2569.5万公斤为13级的优质棉。在当时全国棉花种植产大于销的情况下,南阳县棉花以优质取胜,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还远销苏联、西德、南朝鲜、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1985年,出口订单进一步增多,数量达390.8万公斤,单项产品创外汇521.6万美元,占全县外贸总额的82.7%。同年4月,国家农牧渔业部正式发出通知,确定南阳县为“全国优质棉出口基地县”。

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的20多年里,随着植棉面积的扩大和品质的稳步提高,南阳县棉花生产在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的同时,实际上已成为农村和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支撑县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支柱产业。特别是1978年成为国家棉花生产基地县以后,植棉面积连续8年保持在50万亩以上,全县20万农户中有18万户参与植棉,1984年全县农业总产值3.3722亿元,其中棉花产值为1.6051亿元,占47.6%;每个植棉户单项经济收入平均近600元,约占当时农户年均经济收入的60%。不少地方农民反映:“种这发(指发财),种那发,啥都不胜种棉花。”不仅如此,县委、县政府在狠抓棉花生产的同时,还大力发展棉花收购业、加工业、销售业、仓储业、副产品加工业和纺织业,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纵深产业体系。1985年,围绕棉花生产形成的轧花、打包、脱绒、清绒、榨油等综合加工业就实现产值达1.088亿元,占全县当年工业总产值的47.47%。在这一时期,棉花生产几乎撑起了全县发展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棉花生产为支援国家建设、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增加农民收入和财政收入,推动全县工农业生产长期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四、地方工业建设

196425,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总结了大庆石油会战的9条经验,认为这些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广泛适用,在其它部门也同样适用,因此向全国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213,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又明确提出:“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35,县委贯彻省委《关于认真学好解放军和大庆经验的通知》和地委工作会议精神,决定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鞍纲宪法”的旗帜,在全县工交财贸战线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重点内容是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共同参与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特别是学习大庆人“增产节约、吃苦耐劳”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创业精神,开展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比、学、赶、帮”和增产节约运动,促进工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其后进行的活动中,大多是生搬套用大庆的一些做法,很少有结合本县实际的特色内容。但由于当时突出强调了增产节约的指导思想,也确实给县内不少企业带来了较好经济效益。“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当时“打破一切旧的条条框框”、“火烧一切制度规章”的纷乱政治形势下,一度也曾有人把大庆经验说成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所谓的工业学大庆运动主要是停留在口号和空喊上面,开展的活动也大多因缺少实际内容而流于口头或是形式。

1969年以后,全县的社会政治局势开始趋于稳定,生产生活秩序也逐渐恢复,使得组织经济建设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2月开始,县革委根据党中央“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进一步加快三线工业建设步伐的精神,切实学习大庆人的榜样,积极主动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开始筹划并报批兴建南阳县当时最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县棉纺织厂。623,经省、地革委生产指挥组前后批准,省革委纺织组和郑棉一厂技术人员正式到县进行现场考察,将厂址确定在溧河公社赵营大队冉营村南部。当时规划占地面积183亩、122061平方米,设计生产规模12480纱锭,480台织布机,全部投资400万元。730,县革委成立由县委副书记栾培泽任组长的“南阳县棉纺厂筹建处革命领导小组”,负责领导棉纺厂筹建工作。99,省纺织工业学校的实习工厂被下放到南阳地区,县革委及时向地革委呈送报告,请求把该厂对口下放到南阳县,与当时在建的南阳棉纺厂合并,以解决县棉纺厂建设配套不够完善和没有设计漂染车间的问题。该厂并入县棉纺厂后,原设计建筑面积扩大700平方米,增加梳棉机13台、布机60台,染缸24口,可日漂染3万米,节约资金43万元。做到了自纺、自织、自染全过程不出厂,同时也拉长了产品的链条。经过近两年的紧张建设,南阳棉纺厂于19716月正式投产运行,当年完成主要产品2449件,实现产值218.72万元,完成税利31.64万元。第二年生产主要产品7635.9件,实现产值608.77万元,完成利润67.86万元。按照大庆的企业管理经验,在整个建厂和投产过程中,县棉纺厂认真贯彻“鞍钢宪法”的精神,坚持领导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开展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活动,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全员劳动生产率一直不断提高,从1971年人均2087元迅速提高到1973年的7933元,进而又提高到1975年的8754元,迅速成为了南阳县的工业“龙头”和财政收入支柱。而且在长期的学大庆活动中,县棉纺厂还形成了独有的“虚心好学、严细成风、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南阳风格”,成为南阳地区工业战线“坚持高质量、多快好省全面发展”的典型,在1978年南阳地区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被地委命名为“大庆式企业”,受到了隆重表彰。南阳棉纺厂的发展壮大,还促进了南阳县传统优势产业——棉花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架构起了棉花纺织、加工、副产品利用、仓储、销售、收购、生产相结合的完整产业链条,是当时南阳县乃至南阳地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成功典型。

在推进地方工业的全面发展上,县革委于196911月提出了“学习大庆人的精神,立足自力更生道路,全面提高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程度”的工业发展战略。要求县、社、队三级积极扩建和大力发展工业企业,“三年内农业机具在现有的基础上,大部分大队实现耕地机械化、提水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实现农业种、收的机械和半机械化”。根据这一目标,1970年,县革委将县农具厂改建为了轻工机械厂,主要产品为插秧机、电动机、脱粒机等,用以直接支援农业生产,从而为加速全县的农业机械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把县机械修配厂改建为变压器厂,不仅填补南阳地区工业产品的一项空白,而且经过一段发展,巡速成为了河南省变压器制造工业的定点厂家,成为了南阳县的大型骨干企业之一。在县办工业的影响带动下,石桥、英庄、陆营、官庄、王村、谢庄、茶庵等公社相继办起轮窑砖厂、机修厂、综合加工厂等等。1971年,南阳县又相继兴建了年产2000吨的县电石厂、年产4500吨的县水利局水泥厂和年产6000吨的县粮局面粉厂等较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企业。并对传统的界中醋厂进行了大规模技术改造,更新设备、扩大规模、改进工艺流程,使其开始由手工生产向半机械化生产转变,年产量达到4500吨;产品在当年广州食醋评比中被列入一等品,远销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1972年,在瓦店铁业联合社基础上改建的县阀门厂生产的产品,经省外贸及天津口岸鉴定,达到国家出口标准,被定为外贸经销产品,年产阀门15万支,产值100万元。在此基础上,县委根据当时农业发展的急需,又于19744月开始筹建南阳县磷肥厂、化肥厂,并分别于当年7月、10月建成投产,生产能力达到设计的年产磷肥500吨和合成氨3000吨标准。两座化肥工厂的建成,有效缓解了全县化肥供应紧张的局面,促进了全县的农业生产。197410月,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南阳县委应邀介绍了学习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精神来领导全县工业建设和发展工业生产的成功经验。

1975年,县委对地方工业发展提出了坚持“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和“为农业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外贸出口服务”的原则,要求社办企业突出办好农机修造厂、建材厂、肥料厂、粮棉油加工厂、服装厂、综合厂;大队主要发展种植业、饲养业、加工业、采集业和编织业。同时还规划提出1975年社办企业产值要达到700万元,大队工副业产值达到200万元。当年,县委又持续筹建和改建了县酒厂、县轧钢厂。改造后,县轧钢厂拥有汽车7辆、5个车间,年产轧材1.5万吨、硅铁3500吨,成为当时全县较有影响的企业之一。县酒厂原设计年产500吨,改建投产后发展到年产白酒1500吨,生产的“茅玉”品牌酒荣获河南省酒类金奖。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新店机械厂的钢窗产品,这一年的生产能力也突破8000平方米,产值一项即达32万元,产品远销10多个县市。

工业企业的持续发展,有效改变了南阳县的经济面貌,全县工业总产值由1969年的644.4万元,增长到1975年的5318万元,增长7.3倍;工农业总产值比从1009提高到10041,初步形成了棉纺业、建筑建材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农机修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同时,一大批社队企业也在这一期间迅速兴起并初具规模,为其后的县域经济发展打下了一个相对稳固的物质基础。但这一特殊时期的工业经济发展由于“左”倾错误干扰,经验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进程是艰难而曲折的。

五、大规模支援“三线”建设

一、支援修建漯南、焦枝、明毛三条铁路

早在1964年,党中央根据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对可能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出了严峻估计,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三线”工程建设。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国土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从而在满足当时备战需要的同时,调整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并以此为基本指导思想,先后形成了国家第三和第四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

南阳县大规模支援和参加“三线”建设工程是从1969年修建漯(河)、南(阳)地方窄轨铁路(俗称“小铁路”)开始的。该工程总长147公里,南阳地区境内共90.3公里。196921日,河南省成立漯南铁路修建工程指挥部领导小组。226日,在南阳召开由许昌、南阳两个地区和沿线县市参加的铁路修建工作会议,成立了省、地、县三级铁路修建指挥机构。同时,按照“政治建路,群众建路,勤俭建路”和“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勘测、设计、进料、施工同步进行”的原则,制定下达了工程分配和施工进度方案。36日,南阳县革委成立漯南铁路建设指挥部,经过系列的人员准备和物资筹集,于当月底组织全县7000余名民工进驻指定工地。41日,整个工程全线开工建设。漯南地方铁路在南阳县境内总长度16公里,其间架起了白河铁路大桥一座,建设了隐山、新店、张店3个车站,当年1130日全线竣工通车。漯南铁路的建成通车,促进了当时的城乡物资交流,初步扭转了县境因运力不足造成的物资积压和供应紧张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同时也结束了南阳县没有铁路的历史,开创了铁路运输的先河。20世纪的90年代,漯河、南阳铁路因运力不足而逐渐停运。之后,一部分路基被许昌、平顶山、南阳高速公路改造利用。

19693月,苏联军队入侵中苏边境乌苏里江主航道我国一侧的珍宝岛,造成了严重流血事件(史称“中苏珍宝岛事件”),使中央对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作出了更为紧迫和现实的估计。428,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在一片紧张的战备气氛中,全国性的“三线”建设由此很快进入高潮,而属于“三线”工程的交通专线建设也进一步提速加快。1969816,河南焦作到湖北枝城的铁路(简称“焦枝铁路”)修建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正式决定动工修建纵贯豫西南至鄂西740公里长的焦枝铁路。925,焦枝铁路会战河南省指挥部第四民兵师正式建立(即南阳地区修建指挥部),由南阳军分区司令员李桂林任师长、地革委主任张成国任政委。926,县革委成立以县民兵独立团副团长田付林为团长、县革委副主任李华亭为政委的焦枝铁路会战河南省指挥部第四师南阳县民兵团。随即组织抽调国家干部423人,商业、卫生等服务人员401人,选派民工18600名,按军事化要求编成了18个营115个连390个排1348个班。103,遵照河南省会战指挥部“要率先开工,进行试点,创造经验”的命令和地革委“没有工棚自己盖,没有物料自己献,没有工具自己带,没有汽车人力运”的要求,第一批5000名民工从各地集中到县并召开誓师大会,同日开赴丰山、蒲山、紫山、独山、辛店岗等划定的地段,露宿旷野,迅速搭建起民工住宿工棚1400多间;修建了横穿麦河、洱河、泗河、涌河、李湾河、梅溪河的施工道路、便桥20多处。10月中旬,准备工作全部就绪。10月下旬,其余13000余名民工陆续全部开赴工地。111,焦枝铁路南阳段全线开工。县境70(华)里长的铁路修建工地上顿时红旗如林,人如潮涌,广大民工抢晴天,战严寒,“冷风小雪加油干,苦了回忆旧社会,饿了想想过草原,渴了比比上甘岭,冷了想想爬雪山”,施工场面如火如荼、蔚为壮观。工地缺少工具,向当地生产队借来180把铁锤、125根钢钎、56根撬杠;开山打炮用的炸药不足,用化肥、锯沫为原料自制土炸药3500多公斤,土法开山炸石10万多立方,并创造了单个炮位一次炸石11340立方的全省记录。修建桥涵没有模板,缺少水泥,用土法创造出用五面石外砌内灌浇铸桥墩的经验,先后组织了779人,锻制五面石板材5300多方,从而节约木材293立方、水泥700吨、钢筋10余吨。开挖麦河大桥的焦台基坑时突遇大塌方,团领导带领民工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赤脚跳进河中,采用扩大开口面和用草袋挡流沙的方法,战胜了严重的塌方险情。修建泗水河大桥中,创造出用乌卡斯(一种机械钻井设备名称)24小时打一眼20米深井,大锅锥5天钻一眼基井和16小时开挖一个基坑等一系列钻井历史记录。开挖黄渠河中的桥基坑时正值隆冬,几十位民工不等领导号召,硬是赤脚跳入冰冷的河中用铁桶排除积水。在工地领导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的激励下,全团先后有303名民工立功受奖,涌现出施工先进积极分子9010人。

民兵团在前方攻难破险、紧张施工的同时,全县人民也在后方给予倾力支援。当年11月下旬,工地因石料紧缺而影响施工进度,县革委主任张全来亲自带领县直43个机关事业单位2600多名干部职工,用架子车、自行车、胶轮大车等工具将750方碎石及时抢运到工地。期间,全县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六、七岁的儿童,人人为支援焦枝铁路建设做贡献。最多的一次,全县出动干部职工3890人、学生7200人、群众31750人,人人自带工具和干粮,到各个山岭沟坡检碎石、砸道碴;继之又动用大车2596辆、牲口2183头、架子车420辆把道碴准时运送到工地。整个工程建设期间,全县后方群众共计支援铁路修建工日70.5183万个,完成碎石、道渣33000多方,沙12000多方,土方20000多方,及时保证了铁路施工的各项需要。

19705月下旬,经过近8个月的齐力奋战,南阳县民兵团修筑境内铁路35公里,修建车站3个、桥梁18座、涵洞5座、平交道30条;其它专线0.4公里。累计动用土方141万立方米、石方2.8万立方米、碎石12.5万立方米、沙子6.4万立方米。197071日,有豫鄂两省劳模代表和7万余军民参加的焦枝铁路通车典礼暨庆祝大会在南阳市火车站广场隆重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刘丰等出席大会,纪登奎宣读中共中央的贺电并为通车典礼剪彩。焦枝铁路的顺利建成通车,对改变南阳地区交通落后面貌、促进对外交流和地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南阳县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辛劳,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

197011月至1971年的11月底,县革委还组织了县内4000余名民工支援参加了信阳明港至桐柏毛集镇的地方铁路(时称“明毛”铁路)工程的修建。

二、支援引汉灌溉工程

19691213,南阳地革委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的谈话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立即上马大型引汉灌溉水利工程。并制定下发了《关于引汉灌溉工程安排意见(草案)》,要求南阳、新野、唐河、镇平等县抽调民工组成民兵团参加引汉工程建设,力争大干苦战一年,实现引汉(亦称引丹)工程的第一期工程目标。完成库区引渠、渠首枢纽、陶岔至肖楼总干渠、退水渠及刁河灌区配套等5个工程项目。197018,县革委成立以革委常委刘金双为政委、县革委委员聂振山为团长的南阳地区引汉灌溉工程会战民兵师南阳县民兵团。316,南阳县民兵团1万名民工全部进驻邓县九重公社陶岔渠首工地,正式誓师开工。按照当时工地实行军事化管理的要求,全团共分编为18个营120个连347个排。施工开始之后,全体民工发扬敢打硬仗、速战速决的精神,将工程总量统一定额分段,发动群众制定施工方法和出土方规划;落实劳力、工具、机器出勤三配套,松土、上土、运土巧结合。还群策群力,开展群众性工程技术革新活动,先后试验成功了无人驾驶爬坡器、动力吊车运土器等替代人工的机械,促进了工程进度的“加快再加快”。由于当时工程经费十分紧张,他们发扬自力更生、勤俭节约办水利的精神,仅用2元钱从废品站购来旧工具,办起随军烘炉(俗称铁匠炉),修理好工程损坏机件200多件;拖拉机引导轮破裂,用泥砂母翻砂,铸成轴头帽,用铁丝固定来替代。另有一个排一个月只用一本办公稿纸(一本50页),大部分民工食堂坚持吃低价菜。金华乡东谢营村民兵排为减轻家乡群众负担,吃黑面留白面,节约白面1200斤送回后方。不仅如此,期间还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有累得吐血不下火线的;有累得昏倒工地、救醒后坚持劳动的;有多次推迟婚期的,有亲人病丧不归的等等。当年在引汉工地广为流传的“不想爹、不想妈,汉水不响不回家”这首近似民谣的口号,就是南阳县民工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据不完全统计:南阳县民兵团在引汉工程中有轻伤不下火线的2474人,帮群众办好事的3395人,舍己救人的66人,亲人病丧不归的375人,推迟婚期的107人,拾金不昧的398人。在第一期工程的阶段(316531)评比中,全团涌现先进个人4168人,先进连26个,先进排102个。截至10月底,南阳县民兵团共投入270万个工日,完成土石方220余万立方。为确保这项宏伟工程的建设,全县人民还节衣缩食,为出征引汉工程的1万名家乡民工每人每天补助0.6公斤原粮、0.5元伙食补贴。仅现金补贴一项就达79.374万元(不含县以上补贴),而当时南阳县农业劳动力日均出勤的币值仅为0.31元。1970年下半年,茶庵、溧河、汉冢、金华等10个公社、77个条件较好大队还按照地革委“平均土地不低于当地居民、住房集中建造”、“无偿接收安置引汉工程移民10000名”的要求,做了大量物资和土地划拨等等前期准备工作,后因计划调整才半途中断实施。引汉工程总干渠基本竣工后,由于地方财力有限、投资跟不上,地革委决定缩减工地施工人员,南阳县民兵团于112全部停工返乡。引汉一期工程虽然没有能够按计划修建完成,但为后来的引丹灌溉工程建设创造了条件,也为国家续建宏大的“南水北调”世纪工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修建人防工程

1973年元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新年献词》,转达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指示。38,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动员县直机关全体干部,按照南阳军分区统一制定的中心城区9万平方米的人防工程规划,修建用于防空的地下工程。此后,开始组织大批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职工,采取轮班、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法,男女老少齐上阵,掀起了持续两年半时间的开挖、修建人防工程的群众运动。19756月,整体工程完工,全县修建110多处,完成地道人藏工程2376平方米,地下指挥所一处350平方米,地下商业储存室两处400平方米,可解决当时县直37%干部职工的防空安全问题。该工程为地道式掩蔽工程,宽2米,高2.5米,位于地表6米以下,建筑硬度系数在0.60.8米之间,多为砖拱结构简易工程,少数为五米,可用于防止核战争和生化武器的袭击。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虽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可后来不仅预想中的大战没有发生、而且还因缺乏及时有效维护而逐渐塌陷、废弃。但在当时的前苏联领导人扬言要对我国实行“外科手术式”核袭击,受到严重核威胁、核讹诈的国际形势下,仍不失为一种防止和抵御强敌侵略的无奈、但也是正确积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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