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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1970:图木舒克工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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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1970:图木舒克工宣队 

   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
       而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
                               一一俄罗斯谚语

雪里行车赴阿克他木

那年月常有一股狂飚突起,人若飞蓬,命运剧变。我绝对没想到“文革”中,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居然参加工宣队搞了一年阶级斗争。其结果却是我学会了维吾尔文字,走近了维吾尔群众,并从内心深处对“文革”开始迷惘、困惑、怀疑、甚至否定……
这是那些派我参加工宣队的“革命左派”绝对想不到的。
1966年初,为加强南疆的战备建设,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决定在喀什地区组建农三师。农三师师部选来选去最终选在荒凉偏僻的巴楚县毛拉乡,宣布要“在南疆戈壁滩上再建一个石河子”。
1969年,农三师的发展遇到严重困难,原计划在叶尔羌河西岸开荒百万亩,结果水源无法解决,“南疆石河子”成为泡影。自治区革委会一纸命令把图木舒克地区原属农垦厅的巴楚总场和两个公社划给农三师。水库、地盘、居民一起全划了过来。
我刚经历过“三县暴乱”的动荡,刚被“选送”到值班二连,还没有缓过神儿来,连军训都没来得及展开,就接到农三师命令:42团抽2个排的值班战士,组成工宣队赴图木舒克“支左”。命令很突然,出发很迅速。
还没出发,连队一片思想混乱。有人说那里自古是南北疆必经之路,解放前是半农半牧区,解放后搞土改、镇反,不少地富反坏逃亡这里,隐藏胡杨林中,一万多人口中有一千多地富反坏分子。还有人说,“工宣队”是个骗局,实际上是调我们去那里工作,因为那里是维吾尔人窝子,汉人太少。一去回不来42团了。这引起了那些正在热恋的年轻人的强烈恐慌。尤其是团里派去工宣队的负责人柴建功,原任团政治处主任,“文革”开始被打倒,现在从“牛棚”中刚解放出来了。这更叫人看轻了工宣队。临走时开动员会,柴建功来讲了话。也许是被群众运动的暴风骤雨吓坏了,他讲话结结巴巴,甘肃口音又重,不仅没有鼓舞士气,反而引起一片叹息:“啥工宣队,一群乌合之众。哄人的!”
乱哄哄的工宣队上了卡车。偏偏又下雪了,白茫茫的碱滩,2连像冰海孤舟般凄凉。“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只有用领袖的豪迈诗句来鼓励自已了。领袖是反围剿胜利后作此豪词,而我们此行成败未卜。走一步算一步吧!“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进工宣队,已是应当高兴的事了。

        1969、12、12、星期五、睛
昨日半夜到三岔口,大家乱哄哄地打开行李在运输站的食堂睡了一夜。今天中午到农三师51团。团部地名阿克他木,维语白墙之意。下了汽车就看见宋永珠。他原来是42团副政委,“文革”开始被打倒。现在又被解放,到51团当副政委了。看到工宣队里有曾经批斗过他的人,不知有无冤家路窄之感。51团团长韩明秋是现役军人,白脸清瘦,气色严肃。他知道工宣队“活思想”,怕被留下回不了42团。他说,同志们请放心,尽管我们这里非常缺人,但绝不会以支左的名义把大家留下。即使以后师里有命令叫大家留下,我们也会向师里说明情况叫同志们回去。韩团长的话是可信的。还没开始打仗,却人人关心有无退路,能不能回去。这样的士气能打胜仗?

那天的动员会在团部会议室召开。团部的房子基础是石块,石块上是方木,在方木上彻墙。墙体厚实,冬暖夏凉。我们感到很新奇。
韩明秋团长是水平很高的军队干部,说话从容不迫,用语准确生动,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口音又是标准北京话,富有磁性。他给工宣队的动员报告,激起我们强烈危急感责任感。他先讲中国周边形势:南边美帝扩大侵越战争,出动最先进的B52飞机猛烈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已逼近我们的家门口。北边,苏修百万大军压境,战争一触即发,而且对方公然威胁使用核武器;珍宝岛、巴尔鲁克山已经打响了。接着又讲战争,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什么时侯打、怎么打的问题。要准备大打、打核战争。一旦开打,敌强我弱,新疆又是独立战区,战争必然异常惨烈,但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八亿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最后讲工宣队的任务,是抢在战争爆发之前搞好51团的斗、批、改。
会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气冲牛斗,写决心书时热血沸腾,激动得手都发抖。仿佛是电影《青春之歌》“七七事变”前夕的北京大学生卢嘉川、林道静。
但是,对这支工宣队我心里直打鼓儿:能胜任如此重大的任务吗?论思想,上海支青、宁波支青普遍不安心,想回家乡,没人想在新疆“扎根一辈子”。像我这样的农场子弟父母都在42团,没人想留在这“维吾尔人窝子里”。论年龄,都才20多岁,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论能力,没有经过正规学习培训,什么民族、宗教知识都不懂,更不必说掌握民族和宗教政策了。论组织纪律,各连抽调的青年到值班2连还不到3个月,互不了解,人心涣散。能承担搞好斗、批、改的任务吗?

新疆地邪,说啥啥来。果然出事了。
那天晚上,在蓝球场放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团部周围的人自带凳子,工宣队没有凳子,我们只好站着看了。天很冷,但心里热乎乎。看一场电影是向往已久的事。等了快半个小时还不开映。突然,银幕前面人群出现骚动,有人喊打,有人挤上前去凑热闹。团部警卫班几个小伙子气冲冲地喊着“让开”挤了过去。几分钟后,工宣队的两个年轻人衣帽不整东倒西歪地挤出了人群。他们挨打了。电影开始了,列宁面临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我们这里也不太平。好家伙!敢打工宣队的人!这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第二天,大家才知道事情真像。露天电影没有椅子,团部惯例在银幕前最佳位置放两排木凳,是团长政委专座。如果团长政委不来,也没人敢占座。工宣队两个年轻人不知入乡随俗,傲气十足,以为那凳子是给工宣队专设的,大模大样坐了上去。团警卫班小伙子说,这是团首长的凳子,那两个愣头青说团长能坐我们就能坐。我们是谁?工宣队!那警卫员说不通,大声对放映员说,他们不让开座位就不开映!这一招真灵,一下子激起观众公愤,纷纷喊叫那两人让开、“滚蛋”!那两人硬着头皮就不让,有几个当地的汉族和维族小伙子一拥而上,连推带打,将那两个工宣队员清除出场。维吾尔观众一片:“其开、其开(走开)!”真丢人!韩团长那天感冒了没打算看电影,听到汇报后批评警卫班说,工宣队是我们的客人,以后工宣队的同志要坐凳子就请他们坐。不许赶他们走。
这话听了是猪尿泡打人——痛倒是不痛,臊得狠哪!

               “唐王城”下的4大队

开完动员大会,工宣队被分成十几个工作组,我们四个人被分到英买里分场4大队。组长常建堂,我当副组长,组员李文清、赵克勤。常建堂是河南人,复员军人,预备党员,文化不高,但头脑很灵。李文清是上海支青,工人成份,小时得过脑膜炎有些后遗症,愣头愣脑。赵克勤是与我一样的农场子弟,人矮小,很机灵,会说几句维吾尔话,成了宝贝疙瘩。
           1969、12、17日     星期三   阴
“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问题有困难,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这才是好同志。”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工宣队分组奔赴工作岗位。上午,韩明秋团长作了指示,布置了任务。下午,工宣队负责人柴建功强调了要遵守纪律,注意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等。接着,各大队贫下中农喜气洋洋,扬鞭驱马,来接工宣队。“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工宣队的战斗生活从今天开始了!我们到四大队时,天已黑尽。在破旧的大队办公室,大队长、大队书记烧热铁炉子,欢迎我们。马灯昏暗,没看清他们的长相。深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我年轻,阶级斗争经验缺乏;学习毛泽东思想也仅仅是书本上,缺乏实践。能当好这个副组长吗?……

我们完全模访当年土改工作组的方法开展工作。召开贫下中农大会、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确定斗争对象、发动群众批斗等。但是,事情总不像电影《暴风骤雨》那么顺利,那么圆满。维吾尔族群众总是在心理上与我们保持距离。了解的情况越多越感到情况复杂,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四大队地名切克沙德尔,据说是人名。人口近七百人,仅有一个汉族人。分三个小队,一小队是大队长的亲戚多,二小队是书记亲戚多,三小队多是外地迁来户。地主一户、富农二户。那个惟一的汉族人叫姚尚唐,安徽人,1959年闹灾荒逃到这里,娶了维吾尔族妻子,生了三个巴郎,完全成了维吾尔族人了。他态度殷勤,常来工宣队主动当翻译。但有人说他是“逃亡地主”,无法查证。我们只有对他半信半疑了。后来,他成为我们的“骨干”又成为“斗争对象”。

团里安排给我们组的翻译叫阿尔·巴吾东,是团轧花厂的棉检员,三十出头,中专毕业,相貌堂堂,衣着整洁,标准维吾尔男子汉。但是,一个多月后,他突然被捕,说是参加了“东突人民党”,被判无期。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平反。九十年代未他成为图木舒克遐迩闻名的民营企业家、大富翁。当时他被抓捕判刑后,把我们吓了一身冷汗。我们一直认为他很可靠,对汉族人很亲切,也很聪明,翻话很认真。谁知他竟是“东突人民党分子”!我想起“三县暴乱”的惊心动魄的经历,更觉得后怕:他把我们说的话不知翻译成什么了?他把贫下中农反映的情况不知翻译成什么了?怪不得群众对我们保持距离甚至对立。

事实上,直到一年后我们工宣队撤走回42团,群众也一直没有与我们真正贴心。我常常暗自反思为什么同样是搞“阶级斗争”,为什么《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用枪杆子“打土豪,分田地”那么轰轰烈烈?为什么土改受到农民强烈拥护而“文革”受到大多数人怀疑抵制?作为工宣队的一员,我都开始对这场运动感到迷惘了。
35年后,我终于领悟了原因:毛泽东上了井冈山领导农民打天下时,划分阶级的标准是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对土地的占有关系,这才是马克思的阶级论的本意;而我们划分阶级的标准是花名册,是思想路线,跟我们保持一致是革命派,反对我们的是反革命。以思想态度来划分阶级离马克思的阶级论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越努力就越是犯错误,这是一场真正的历史悲剧。就像树根扎到了碱水层,树长得越快越有劲头枯死得也就越快。

井冈山的斗争取得胜利靠的是“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而“文革”一开始各级党组织瘫痪了,群众运动脱离了党的领导。我们四大队工宣队四个成员,仅一个预备党员,组长常建堂;其他三个人连团员都不是,却要指挥大队长、支部书记,要领导一个大队的“斗批改”。迎接我们的竟然是一场大火。

 1969、12、22日   星期一   晴
晚上正在学“毛选”写日记,突然外面传来维吾尔族妇女喊叫声。听不懂,急问赵克勤。赵出门又返身回来说喊失火了。我们急忙跑出去一看,山根下火光映天,人声杂乱。火光就是命令!毛主席的教导在耳边响起:“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我一把抢过坎土镘,挖土压火。救火群众一看工宣队来了,劲头更足了。火被扑灭了。烟雾呛人,烧死的七八只羊肚子滚圆。大家议论纷纷,根据现场火源、风向,不像是无意失火,而像是有人放火。这是给我们工宣队一个下马威。我们连夜召开会议……

 1969、12、26日   星期五   晴
一轮红日出韶山,芙蓉国里尽朝晖。今天是伟大导师毛主席的七十六岁寿辰,我们手捧红宝书,眼望北京城,满怀无产阶级革命豪情,千万遍地祝愿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健康长寿!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兵团军垦战士想念您:不论我们走在那里,都像觉得近在您的身旁;不论我们站在什么岗位上,身上都沐浴着您的光芒。今天,我们倍感激动,因为您老人家把搞好斗批改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搞不好四大队的斗批改决不下战场。
               
元旦春节

日记写得慷慨激昂,但现实远非理想。不仅斗批改困难重重,群众发动不起来,阶级斗争的盖子揭不开,而且生活上也处处不习惯不顺心。
首先是没有菜吃,维吾尔群众不会种菜。他们有苞谷馕、茶水、酸奶就过日子了,牛羊肉非常少。砖茶是国家按计划特供,湖南益阳产的。自养的牛羊、鸡、鸽子等,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越割越少了。隅尔吃点菜是嫩苜蓿叶子,要等到开春才有。英买力分场场部有菜窖,贮有冬白菜。各大队工宣组每星期去领一次大白菜。我们很快喜欢上酸牛奶,但必须放砂糖。于是千方百计打听哪儿有砂糖。也很快喜欢喝益阳黑砖茶,烧成奶茶放点盐特别香。
其次是没有蒸笼没有馒头吃,只能吃馕。百分之八十苞谷面,一个馕坑打一次馕够我们吃一星期。馕快烤熟时,香气四溢,令人垂涎。但我偶然发现,那位打馕的老乡往炙烫的馕坑里贴揉好的面饼时,总是习惯地往手上吹点口水。我们立即制止,给坑边上放盆凉盐水,叫他手烫了沾点盐水,别吹口水。而且派懂点维语的赵克勤在馕坑边监督。热馕真好吃,香气四溢,一凉就成石头蛋儿,硬得砸死狗。好在我们年轻,没有消化不了的馕。
再就是没有肉吃,肚子里闹饥荒。这里牛羊不少,但都是集体饲养,计划供应,过年过节才供应一点,用维吾尔人的话说“胡子上沾的饭粒儿是吃不饱人的。”私人养羊很少,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光了。大肉更是稀罕物,只有团部附近有养猪场。
那天我去团部阿克它木镇,碎雪飘舞,天气阴沉。雪落地上融作泥,一不小心就趔趔趄趄。到了工农兵食堂一看有揪面片子,飘着碧绿的冻菠菜叶子。我馋得直咽口水,一问吃了一惊:一碗揪面片二百克,两毛钱,要收粮票两公斤搭九个二百克的苞谷馕!因为粮站供应粮百分之九十是苞谷面。那碗白面揪片子上飘着的油花有强烈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我一咬牙掏出两公斤粮票,细细地吃了一碗揪片子,盯着空碗坐了一会儿,又细细地回味着那久违了的香味儿。出了饭馆,咂着嘴,背了一挎包苞谷馕兴冲冲地回了四大队。在马车上,吐尔加马力说我红光满面精神兴奋像一匹春天的马驹子。

1970、元、4日    星期日   阴    雪
团里召开的工宣队各组情况汇报会结束了。崔政委作了会议总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崔政委的指示很重要,第一阶段发动群众的工作基本结束,可以转入第二阶段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了。但有的单位第一阶段还没完成,是否能转入第二阶段?我们四大队就是这种情况,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骨干队伍尚形成。如果仓促上阵,就会孤军深入,群众跟不上来。特别是极个别干部暗中与我们作对,压制群众,使我们难以组成骨干队伍。我们还不能仓促转入第二阶段,还要在发动群众组织骨干上下功夫。

那天会后,我到三大队工宣队住了一晚上。我更觉得我们大队落后了。三大队地名“脱库孜沙来依”,意为“九座宫殿”。俗称唐王城。工宣队组长徐朝法,宁波青年,中等个儿,老成持重。话虽不多,性格也欠活泼,但善于思考,是宁波青年的“头儿”。他在汇报会上的发言令人大吃一惊:他们已经揭开了一个涉及三千块钱的贪污大案!那年月三千块可是个大数字!几乎相当于我一百个月的工资!

他们这个工作组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姜明。此人貌不惊人,瘦小黝黑,穿一身陈旧的蓝布中山服,在推崇绿军装的年代里更显几分寒碜。但初步了解,此人能力很强,来历不浅。他是1949年甘肃参军学生,五十年代到巴楚工作,当图木舒克区委书记。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四清等都经历过,“文革”爆发,他成了“走资派”靠边站了。这次工宣队进来,他因精通维吾尔语,被派到三大队工宣队当翻译。虎死不倒威。他虽属“牛棚中人”,在维吾尔群众中威信极高。工宣队深入群众家访时,三五人中他总是自觉走在最后面。老百姓见了工宣队一行人,老远就抚胸致敬“基勒克吗”。工宣队的年轻人好不得意,但不久发现老百姓致礼问侯时眼睛盯的是走在最后的姜明,这才恍然大悟“狐假虎威”不是仅仅在词典里了,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1969年我在岳普湖夏巴扎的经历,使我深刻认识到被老百姓称为“土改书记”的汉族干部的份量。解放初,维吾尔族老百姓第一次听到从俄语转译的新名词“帕日提也”,共产党;第一次听到闻所未闻的理论“色尼皮库来西”阶级斗争;又第一次看到昔日高头大马、不可一世的巴依地主被批斗游街、威风扫地。这一切是在“土改书记”的领导下进行的。尽管“文革”中“土改书记”进了“牛棚”,有的也被游街批斗了。但是,就像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代言人,“土改书记”曾经是共产党毛主席的代言人哪!那些嘴上无毛只懂打砸抢的红卫兵“巴朗子”那里能靠得住呢?!

一位维吾尔大学生告诉我:维吾尔老百姓牢牢记住两种人,一是为他们办过好事的人,二是长辈中敢作敢为说话权威的人。老百姓找你办事,你老是“研究研究”,不敢刀劈斧断一锤定音,你软弱无能没有威信。

姜明就是这种人,即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又有“上马扬鞭巡视、下马挥手决断”的权威。他在三大队工宣队起了重要作用。他不但精通维吾尔语,精通风俗民情,而且熟知这个民族的特殊心理、特别的思维方式。那天,他们办了几天斗批改学习班,有个大队会计神色异常,吞吞吐吐,问有问题是不是真的能“坦白从宽”。姜明立刻建议抓紧“政策攻心”,单独与会计谈话,这个会计终于承认贪污三千块并答应完全退赔。三千块!大案子、大突破!大队长、小队长们纷纷坦白交待,牵出系列案子。阶级斗争的盖子一下子揭开了!接着是抄家、批斗、退赔、隔离反省等。而且工宣队威望大增,振臂一呼,群众响应,有点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威风。大队书记几乎天天与工宣队在一起,亲密无间。组长徐朝法成了工宣队的闪亮名星,甚至有人传说韩团长托人示意把徐留在51团提拔重用。我问徐朝法有无此事,他淡然摇头说:“我们还是想回宁波老家。”

我们四大队落后了!焦灼的心情中春节来临了。团领导安排各大队的工宣队集中团部过节。上海支青、宁波支青思乡心切,几个老同志思念在42团的老婆孩子,我也非常想念父母却不能流露出来,要划清界限啊!我们住在团部招待所。这里是最温馨的地方,因为有八九个漂亮的上海姑娘。她们是从师部警通连调到51团工作的,年轻活泼,根红苗正,口舌伶俐,女兵风采。我一见她们就自惭形秽,口舌木纳,心里直打鼓“黑五类”啊!几十年后回想她们的容貌,其实长相一般,但在那个渴望女人而又找不上老婆的年代,看那个女人都漂亮。真是被馋女人的欲望逼急了!
演节目,打篮球,会餐,热闹好玩。但我们心里轻松不了,四大队的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呀!特别是又一次也是第三次在寒风中看了《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看到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的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联想我们面临的的北方苏修陈兵百万,南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激烈,内部又是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怎一个危字了得,位卑末敢忘国忧啊!

三十年后,当我翻阅在图木舒克工宣队的日记,感慨万千。大部分日记是学毛选的体会,是按图索骥搞“阶级斗争”。我们一代人自认为“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我们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权真理,“文革”中我们极其坚定地相信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而且我们充满了处于“帝修反包围之中”的强烈危机感。如果在红军时代,我们肯定会上井冈山,“狂飚为我从天落”;如果在抗日时代,我们肯定会奔赴廷安,“用我们的血肉筑成一道新的长城”;可惜我们生在一个为中华民族探索新的道路的时代,我们那一代人不可能不犯错误。马克思划分阶级的标准只有一个,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而我们划分阶级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户口本,爷爷的成份决定后代的阶级;二是思想(路线),以是否拥护领袖来划分阶级。我们背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实在太远了!于是,那时的我们革命越热情、干劲越大,犯的错误就越大!

1970年春节一过,我一返回四大队,就与组长商量寻找“阶级斗争的突破口”。一是利用肉孜书记与吾布力大队长的两大家族的矛盾,鼓励书记家族的人揭发问题。二是办学习班,加强教育,鼓励互相揭发问题。三是培养骨干,利用姚尚唐和米吉提那样的人。农民运动打头阵的往往是属于流氓无产者的那一类人。
正在这时,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这是“文革”中又一场狂风暴雨。

唐王城

那天,我约三大队工宣队的王国雄、耿亚伟去寻访唐王城。听说那座山上有石刻佛像。我们都是农场子弟,出身都不干净,有共同的经历和语言。年轻好奇,求知欲强烈,聚在一起非常融洽,无话不说。

我们一到图木舒克就听到唐王城的种种传说。有人说是汉代古城,毁于战乱。有人说是唐代古城,毁于伊斯兰教徒的“圣战”。也有人说是唐玄奘经过时命名的。
天空瓦蓝,大地空旷。阳光朗照,残雪点点,暖中有寒。我们几个人大声吆喝着,漫散地向山上爬去。山头上是泥土垒的烽火台遗地。边走边弯腰捡细碎的陶片瓦片。烽火台立于山头,已经历千年风雨,只余黄土。登高远眺,一脉石山由西向东而来,山势峥嵘,石色铁灰。对面包尔其山坡上佛寺遗址只剩下黄土残迹。东边是图木舒克沃野千里,树色如烟,民居星星点点。“阿克他木”意为白墙,这里古代盛产石灰。“包尔其”意为编席子的人,古代这里是叶尔羌河、喀什河的交汇处,水多沼泽,盛产芦苇,有人在山下编席子谋生。那山名“铁吉尔他赫”意为龙山,传说古代洪水泛滥,民不堪其苦,万众伏地,跪祷上天,祈求保佑。忽然雷雨暴作巨龙从天而降,化为山脉,挡住洪水。
我边走边讲这里地名来历,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图木舒克是什么意思?”“是突出的一角的意思。”大家四下眺望说:“看不出来,怎么突出去一角?”我说:“古人是说这里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伸向喀什的一角。我们站在这里当然看不出来,要坐飞机在空中看。”大家一笑说,古人也许坐过飞机了。

石窟在悬岩上,小道只容一足。我们一个个小心翼翼身贴石壁,一寸寸挪着脚步,眼睛仰望,不敢下视。偶然下看,百丈悬岩,天旋地转,魂如飞蓬。三个石窟挂在悬岩上。前两个佛像已毁,只有石座残存。只有那个最高最险的石窟里,有一尊一米高的坐佛像。佛像双手合十,双腿盘坐,神态虔诚。我被古代僧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深深感动了。高尔基说人在本质上是大殉道者,人类总要寻求崇高的精神家园,不论是宗教还是主义。这些石窟的开凿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多么坚定的信仰、多么坚韧的毅力啊!一边是喀什噶尔河与叶尔羌河汹涌澎湃的河水,一边是壁立千仞的石壁,一锤锤凿开顽石,一块块运走碎石,再精心打造佛像,顶礼膜拜。而且整个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包尔其山下遗址地名“托库孜沙莱依”,意为“九座宫殿”,多么辉煌的名字!其实是九座大佛寺。遥望当年,玄奘西行,佛事红火,香烟燎绕。而今日,“山围故国周遭在,浪打空城寂莫回”,故城湮灭,沙浪滚滚,只留下神秘的地名和传说。“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大哲学家希拉姆说得好:“人类假如想看到自己的渺小,无需仰视繁星密布的苍穹,只要看一看在我们之前就存在过、繁荣过、而且已经消逝了的古代文化就足够了。”
唐王城的古文化,在这个无穷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像是一颗流星转瞬即逝,但它们那明亮的闪光却已让我们深深铭记。
我们站在烽火台上谈起唐王城的毁灭原因。肯定是毁于战火,但何年何月何人所为,谁也不知。唐王城南面十多公里有一座马蹄山,山坡有一个巨大的马蹄形圆坑。传说当年穆斯林圣战大军高举弯刀,呼啸呐喊,久攻唐王城不克。全体穆斯林跪拜祷告,请求真主帮助。是夜风雨暴作,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乘天马而降,对唐王城射一箭,山崩地裂,城墙倒塌,圣战者冲入城里占领此地。天马落地踏出马蹄山。至今,马蹄山脚一片峥嵘胡杨树上,彩色布条飘扬,常有朝拜者。
传说只是参考,但唐王城毁灭时死人死马埋于城下,千年之后变为“阿沙土”,老百姓用来肥田。这是真切的事实。

我们登山游玩不久,我参加了大队组织的挖“阿沙土”。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轰轰烈烈,上级动员挖“阿沙土”。那天一大早,毛驴车、牛车、马车,浩浩荡荡来到唐王城北坡山弯处。黄尘呛人,马嘶牛吼,车轮相撞,场面混乱。我站在旁边小山包看热闹。灰白色的“阿沙土”一层层被压在几丈高的黄土之下,土中有人骨兽骨碎片。遥想古代,唐王城城破时,这里是大屠杀的地方。古人记述只用四个字“略无噍类”,也就说只要张着嘴的动物包括人类都杀光了。一层死人死马一层黄土,层层叠叠,千年后成了“阿沙土”。
突然,尘土黄烟中发出呐喊,一位维吾尔巴郎兴冲冲地抱着一个蓝球大小的土圪瘩向我跑来。他上了坡,喘着气,用半通不通的汉语说:“看……看!要吗不要?”我蹲下一看,是一个形状怪异的“菩萨头”。色彩脱落,中间是空的,细看有木纹。脸形丰满,直鼻宽额,不知是何方神仙。“文革”中把这些东西全部当作“封资修”一扫而光。我淡淡地说:“送到团部去。”那巴郎见我没有表现出发现珍宝的惊喜,有点失望。转身走了,把“菩萨头”扔到牛车上。

30年后,回想起来万分懊悔,我们那一代当时太无知了,不知道中华文化是怎么来的,也根本不知道“文物”是什么。听说那个巴郎转身就把“菩萨头”一坎土镘敲碎,扔下山坡了。伊斯兰教反对任何偶像崇拜。而我们对唐王城的宗教文化也一无所知。真是无知无畏啊!

没多久,挖“阿沙土”停止了。一是“阿沙土”碱性太大,上到地里把冬麦苗碱死了。二是车辆拥挤混乱出现塌方,砸死了一个人两匹马。塌方那天,升腾的浓尘状若“菩萨头”,久久不散。人们传说唐王城亡灵发怒了,不让挖“阿沙土”了。
三十多年后,我从事史志工作才初步弄清唐王城的来历。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在此交汇,古城依山傍水。西汉时,这里是西域三十六国的尉头国,后归龟兹国。东汉到西晋,这里是龟兹国与疏勒国的军事分界线。著名的军事家班超曾在这里纵横捭阖,大显神威,多次战胜匈奴人。唐初这里是大唐属地,高仙芝率大军曾经此西征小勃律国,唐玄奘曾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此城。唐朝与吐蕃多次争夺西域,战争十分惨烈。元朝后期,伊斯兰文化进入此地。清乾隆帝击败准噶尔汗国,收复天山南北。林则徐踏勘南疆,在这里“遇大风,歇三日”。
今天,这里是新疆兵团新建城市图木舒克市所在地。
我在农三师机关工作十五年,每次来图木舒克,走过包尔其山,我都会想起与维吾尔族巴郎雪中猎兔的情景。那是在“阶级斗争”中的惟一的放松嬉戏。
1970年春节后,那天突降大雪,包尔其山隐约雪雾。胡杨红柳,粉凝玉塑。雪方停,雾淡淡。十几个巴郎兴冲冲地约我去打“托其干”(野兔子)。我问有猎枪吗?他们得意洋洋晃了晃手中的木棍:“用这个。”我说兔子跑得飞快,棍子能追上吗?他们一笑说没有问题。我好奇地汇入人群向荒野走去。有个红脸巴郎递给我一根木棒,形同纺锤,瓷实沉重。他教我遇到野兔要迅速弯腰侧身,用力把木棒贴着地面甩出去,容易击中目标。我边走边练,侧身扭腰,贴地飞棒,击中一丛红柳,溅起一团碎玉,众人一片喝彩。
进入胡杨林,众人呈弧形散开,屏声静气,轻手轻足。突然一声尖利的口哨,众人狂喊“乌热”!震得树枝上碎雪零落。几只棕灰色的野兔惊慌窜出,雪厚跳动迟缓。巴郎一个个身手敏捷,一个个木棍贴地飞去。当野兔跳起落下时,木棍正好击中。有只强壮灵活的野兔逃过一劫,向边上窜去。落入雪中再跳起,一蹦三尺。但它下落时,说时迟,那时快,五六个木棍交叉贴地飞来。其中也有我的木棍。野兔被红脸巴郎的木棍击中了。我的木棍偏了两三米。大家欢呼着忙着量尺寸,看猎物离谁的木棍最近就归谁。这时,被击昏的野兔突然一跳丈把远。巴郎如虎扑食按着猎物,对我说“找你的木棍。”我一看我的木棍插在雪中。大家一量尺寸,离我的木棍最近。“工宣队的!好!好!”我连忙摇头:“我不能要!”我对红脸巴郎说“是你打中的,归你!”他微笑着摇头:“爷爷的爷爷留下的规矩是最公正的,谁也不能变。”

几十年后,我常想那场大雪,常反复回味那淳厚朴实的民俗。那是维吾尔族先祖在弓箭发明之前狩猎活动的再现;先祖的公平意识、纯朴的民风,千百年后仍像金子般闪光。20085月,我在图木舒克文物展览馆看到了那个狩猎者的木制武器:酋马克。我兴高采烈地说,我会用这个武器打野兔。
但当时,那种美妙的心境一晃而逝。我还要全力以赴搞“阶级斗争”。
有天夜里作梦,我追野兔子追着追着只剩我一个人,天地皆白,人迹绝无,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恍恍惚惚,突然发现我站在悬崖上,心惊胆颤,一脚蹬空“啊呀!……”惊醒来心还在咚咚狂跳。对面常组长翻了个身问怎么了。我说梦见从悬崖上蹬空掉下去了。他说没事,你今年二十一二岁吧,说明你还在长个子,又长高了一截子。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愿真是长个子,不是我们工宣队站在悬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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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骤雨

1970、3、23日    星期一   晴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今天51团召开了“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动员大会”。农三师一位现役军人副师长主持了大会。会场四周站满了全副武装的现役团的战士,钢枪闪亮,气势威风。我带着大队百名群众代表进入指定地点。小队长以上干部都来了。主持人一口气点了四个人的名字“立即逮捕法办”,又一口气宣读了十二名罪犯的判决书。先是汉语,接着是维吾尔语。足足两个小时。台上黑压压一溜被反铐着挂着牌子的犯人,旁边两名战士压着脑袋。被判刑的人大多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兵团副政委周九银作了重要讲话:这个大会开得好!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我们还要穷追猛打深挖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广大群众振臂高呼“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分子!”“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在回来的路上,马车扬起尘土如烟。一个巴郎叫米吉提对我说,三个小队长坐立不安,“像受惊的公羊换了几个羊群”。

公判大会在群众中引起强烈震动。人们从小长大没见过这个场面,土改时一个大会也就宣判一两个地主。这次又是“红旗卷起农奴戟”,地富反坏和“走资派”台上低头一大片!建国二十多年“阶级敌人”越来越多翻了几番了!干部们人人自危,群众反映问题的多了起来。有人反映重要线索:去年夏收之后,巴楚“造反派”队伍来串联时,人心混乱。有人把麦场上的麦子私分了,其中有姚尚唐。这引起我们强烈兴趣:掀开“阶级斗争”盖子的机会来了!工宣队的成绩将要闪亮登场了!
我们立即到姚尚唐家里“政策攻心”。姚脸色苍白,被那天的大会吓坏了。我单刀直入点破“私分麦子的事如果让别人揭发,你就非常被动了”。姚颤抖着说,确有其事,去年8月份巴楚造反派伊敏规划来时,一天夜里他在看守麦场。深夜时保管员色帕尔和三个小队长来了,私分万斤小麦,每人两千斤。我们不动神色地说,我们早就掌握情况了,就等你的觉悟了。你的坦白揭发有功,我们会从宽处理。

常组长、我和赵克勤三个人商量,以办学习班名义,鼓励姚尚唐当众揭发,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激励群众。私分粮食是经济犯罪,我们必须抓住粮食、盯着敌人、一有苗头、立即打击。
学习班由全体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我特意点了叫米吉提参加。组长有些沉默。我说,此人二十五六岁,家贫如洗,面色阴沉,但胆子极大,“只要工宣队点头,谁的卡巴克我都敢往下按!”“卡巴克”是葫芦,喻脑袋。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曾分析了“流氓无产者”,革命积极性高,但破坏性也大。米吉提属于这种人,打开局面需要这种人打头阵。
姚尚唐的揭发引起轩然大波,色帕尔和三个小队长面色难看,矢口否认。有个小队长恼羞成怒,突然站起来要打姚尚唐。常组长黑了脸一声断喝:“谁敢打人?绑起来送团部去!”我立即补一句:“这是一打三反学习班,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谁敢反对?想想后果!”
色帕尔二十八九岁,脸吓白了,不敢再抬头看我们。说话也结巴了。乌布力大队长黑着脸不吱声,色帕尔是他女婿。
米吉提站起来摸拳擦掌等待我们下达命令把某某“揪出来”。我立即示意他坐下,时机未到。加马力一直盯着我,不知所措。他当过兵,懂一些政策。
团部召开的“镇反”动员大会有强大威慑力,工宣队的威性空前提高。人们传说土改时图木舒克区唐吐拉克村曾枪毙过一个血债累累的大地主,一声枪响,百里震骇。那时土改工作组的民兵武装仅有十几条七九步枪。而今天,团部粮站住了一个连的解放军,清一色新式武器。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杀鸡要用牛刀,当对方知道你有多么强大时,他会听进去你讲的道理。如果他认为你手中的枪是绣花针,城墙是纸糊的,你的道理能说得公鸡下蛋,他也认为你软弱可欺。
我们工宣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象征,像狂风掠过无边无涯的荒野,所有的草木都向我们弯腰低头……

 1970、1、30日    星期五   阴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今天,团部召开英模报告会,南疆军区一位二十岁的年轻战士介绍了追剿“阿洪诺夫、米吉提叛国集团”的生动事迹。这个叛国集团的核心是“东突厥斯坦人民党”。他们蒙蔽群众,煽动民族分裂主义情绪,冲击解放军,抢夺武器。妄图把新疆分裂出去成为苏修的又一个“加盟共和国”。他们中的有的人甚至窃居我党和政府重要职务,向苏修提供我党我军重要情报。老沙皇在清王朝时代没有达到目的,新沙皇在新中国时代更别想达到!他们的“造反”“夺权”阴谋败露后,携带大量武器从八盘水磨进西天山妄图越境外逃。当地群众发现后立即报告解放军。我军某部迅速追击,在边界截住了叛国集团。经过激战,获得胜利。这位新战士是1968年入伍新兵,参战前仅打过一次靶。1969年8月22日,他们六人战斗小组搜索前进,突遇二十六名敌人的火力袭击。战友负伤,地形不利。他们以惊人的勇敢、以“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大无畏精神,英勇激战,捕获和消灭了顽匪。我立刻想到了我的1969年经历的“三县暴乱”。我们一定要打好“一打三反”这一仗,要抢在新沙皇的侵略战争爆发之前把内部的阶级敌人清除掉!

三十年后,我翻开当年在煤油灯下写的日记,沉浸在图木舒克工宣队的日日夜夜。反思历史,我们那一代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国际上,我们被告知处在“帝修反”的包围之中,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公开宣称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而且要“考虑使用核武器”。这一切使我们充满危机感:难道又一场八国联军入侵、又一场“九一八事变”?国内“文革”暴露出许多尖锐矛盾和社会阴暗面,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已经与我们真枪真刀地干开了,使我们充满紧迫感。而这一切只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从我们的成长来看,只受过一种理论的教育,只有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甚至盲从,只有书本知识“一切从本本出发”,我们充满责任感一一我们这一代人被赋于的历史使命是必须彻底埋葬“帝修反”!

我们工宣队的敌情分析本上记录:会计它吉丁,有分裂主义言行、以财权压迫贫下中农;保管员色帕尔,贪污分子;三个小队长参与贪污行为;大队长乌布力,保庇女婿色帕尔,靠不住;社员姚尚唐揭发贪污团伙有功,但太圆滑;社员艾山巴依,当过伪保长,有反动言论。大队书记肉孜,为人忠厚,没有文化,土改干部,政治可靠,能力太弱。

整个四大队小队长以上干部,大部分靠不住了!要“改变颜色”了!我们立即向英买力分场书记王祥汇报情况。很快,51团副团长卡德尔来了。他常年管水利,常年骑一匹高头大马抓水,群众称之“苏巴西”意为“水头儿”。他中等个儿,气势威严。我们向他汇报,要求色帕尔停职反省;三个小队长全部撤换。他虽然住在团部,但亲戚朋友遍及图木舒克,早已对我们的工作胸中有数,了如指掌。不需要听汇报,他一下车立即表态说:三个小队长只能撤换一个,第三小队的小队长苏力坦;私分粮食一案仅有姚尚唐一个人的揭发还不够,还要其他几个人承认,色帕尔去参加营部的学习班,便于弄清问题。
我们头一个反应:手太软了!还是土改时培养起来的干部,一点杀气都没有!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啊!常组长叫我立即去团部向韩团长汇报。我骑着自行车十万火急地找到韩团长,绘声绘色讲了四大队“阶级斗争严峻形势”。韩团长面色十分平静,听了汇报,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先按卡德尔副团长的安排办吧。”
回大队的路上,我反复揣摸韩团长的意图:卡德尔是副团长,你们工宣队都是职工;卡德尔是土改时贫下中农干部,非常熟悉本地情况,你们工宣队才来了几个月;卡德尔领导经历丰富,“渠道上的蚂蚁都认识他的脚印,渠埂上的老鼠都认识他的马”,你们工宣队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我们只有按卡德尔副团长的意见办了。

那天晚上,我正在马灯下写学毛选的心得体会,米吉提突然来了。翻译不在,幸亏赵克勤懂点维吾尔语。米吉提面色阴沉地说,被撤换的三小队长苏力坦夜里赶着牛车出去了,很可能转移埋在沙包里的粮食。粮食是国家统购物资,倒卖粮食是例入“严打”的违法行为。我神色严厉立即命令他去把苏力坦连人带车抓回这里来。
等了好一回儿,不见动静,此事蹊跷。我对赵克勤说:“去看看,肯定有名堂!”月光清亮,空气凉飕飕的,包尔其山隐约可见。我俩悄无声息到苏力坦家,窗户黑乎乎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但发现地下有新鲜车轱辘印迹。我俩顺着车辙印子追了过去。车子进了荒滩,在沙丘红柳包中绕圈子。月光里看到一辆黑呼呼的牛车停下那里,旁边坐着两个人。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其中一个猛然站起来:“切木(谁)?”我大声回答:“工宣队!”米吉提似乎有点不知所措站在那儿。我俩看了看牛车上的麻袋,足有三四百斤小麦。那个老年人急切地说着什么。赵克勤把他的话翻译过来后,我哭笑不得,心头火起。
老人是苏力坦的老丈人,粮食是苏力坦埋在这里的。米吉提像嗅觉灵敏的猎人,常围着苏家转,引起苏家恐惧。今夜转移粮食时,刚把牛车赶到荒野把粮食挖出装上车,米吉提从红柳丛中突然窜出说工宣队叫他来没收粮食。老头吓坏了。米吉提说给他一麻袋粮食,就放他走,回头告诉工宣队没有找到就没事了。“汉人工宣队是聋子瞎子,我牵着他们走。”
我压着火气对老人说:“把车赶到大队部去!把苏力坦叫来!”米吉提再三解释,我理也不理只顾走。我对赵克勤说:“这就是我们的革命队伍骨干啊!”米吉提不懂汉语,莫名其妙地望了望我又望着赵克勤。
转移粮食!一个紧迫的信号!常组长说必须先发制人!正好宋副政委来检查工作,指示我们采取果断行动。其他大队都兴起抄家风,我们也得行动了。反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解放二十多年了,我们又活生生重演了电影《暴风骤雨》。抄家又是米吉提等一批骨干分子打头阵。先抄了色帕尔的家。看热闹的群众围了一大圈。挖地掏墙,一片狼籍。抄出最贵重的东西是一台解放前苏联制造的笨重结实的缝纫机,再无值钱物品。据说缝纫机是“土改”时色帕尔的岳母从地主家分得的。他岳母那时年轻,带头不戴面纱,光着脚跟着土改工作组走村串户发动群众。谁想到二十年后这台缝纫机又被新一代贫下中农抄了出来。我强调“把口粮留下!所有东西登记!”。色帕尔的妻子、亲戚们,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仿佛抄的是别人的家。他们早有心理准备了。我眼睛的余光一扫发现米吉提把一双尼龙袜子塞进袷袢里。我装着没有看见扭头走了。革命就得利用他们打头阵。老实听话安守本分的农民干不了这种事。

抄家的消息传开,人心震骇,议论纷纷。一到夜里,有的走家串户打听消息,有的赶着牛车驴车转移粮食,有的蹲在门前看热闹。七百多人的一个大队已没有一颗安静的心啊!但是,姚尚唐说,你们抄家太晚了,人家早把值钱的东西和粮食转移了。姚尚唐的家也被抄了,什么也没抄出来。只有牵走他家三只自留羊。
抄家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让盗粮团伙承认罪行。但没有达到目的。色帕尔的材料被团“一打三反”办公室退回来了。说“证据不足”。“像这样的人要抓的话,图木舒克就没有干净干部了!”

春播完了是田管,大忙季节来了。“一打三反”不得不放一放,群众对无休止的运动厌烦透了,却又无可奈何。在“一大二公”的口号下,一个壮劳力一天十个工分,年终一算一个工分一角钱,一天拼死拼活才挣一块钱,而且常常打了白条子。人民公社搞了十年,少数民族兄弟过的日子是“身上穿的布袷袢,肚里装的苞谷面。炕上铺的破毡片,饭碗就是坎土镘。”大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没精打采,三分自留地的庄稼绿油油的憋足劲儿往上窜。大田是给小队长大队长种的,自留地才是给自已种的。韩明秋团长检查生产看后感慨地说:“什么时侯大田的庄稼长得像自留地的一样,我们的粮食就过关了。”直到十几年后实行联产承包,他的感叹才成为现实。

大队给工宣队安排了一个通讯员叫吐尔·加马力,是复员士兵,懂点汉语。三十五六岁,己离婚两次,现仍单身。孩子都让离婚妻子带走了。他最大优点是对汉人没有隔阂,坦率真诚。我走到那儿都喜欢带上他。老年妇女昵称他为“加木拉洪”。我也这样称呼他,他很开心,兄长之间才用爱称。
加马力和我关系很好,领路找人、翻译交流,随叫随到。维吾尔人尊重长辈、重视亲情、礼节周全。加马力对此常有自豪感,而且常常大大咧咧指挥我:陈组长,进屋你要顺右手墙边上炕,对了,坐中间正对门;别伸直腿,要跪着坐盘腿坐也行;第一碗茶是你的,双手接,轻轻喝一口放下;手抓肉上来了你先尝,再分送主人家的孩子们;烤全羊上来了你先动刀,割一块羊耳朵肉给最听话的人,再割一块羊舌头给最会说话的人,还要割一块羊脸肉给你想吻的人;要边吃边赞叹真好吃,主人高兴了下次还请你……
我还没有吃到烤全羊就已经学会了全套礼节。哈哈,高兴。
坐马车的礼俗是车头为尊,驭手为副,妇女小孩坐车中间,年轻巴郎坐后尾。一遇沙坑陷车,驭手一吆喝,巴郎跳下去推车。车一出了沙坑,驭手只管扬鞭驱车,巴郎追上来跳上车尾,毫无愠色。我每次坐车头,骑毛驴的,拉柴火的,见了我都投以尊重的目光。那种感觉真好。有次我一时高兴从驭手手里接过鞭子赶马车,加马力立刻眉头一皱摇头制止,叫驭手把鞭子要回去,尊者不执鞭,“礼数不能乱,羊圈里不能关骆驼。”
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处处都有礼节。杀瓜要每片瓜厚薄均匀,一片片立起来摆整齐。吃瓜要啃干净,啃得瓜皮透亮。如果在戈壁滩吃瓜,瓜皮一定瓜瓤朝下扣好放好,如果有人路过渴坏了,捡起瓜皮啃一啃,也许救人一命。吃羊肉时,客人啃骨头,主人递刀时千万注意刀把子对着客人,自已手拿刀背,千万不可刀尖对着客人。给客人倒茶时,茶水不能起泡泡,要顺碗边倒。我开玩笑说:“倒茶还那么多讲究!起泡泡又不影响茶味道。”加马力认真地说:“那不行,起泡泡使人想起小孩尿尿。”我笑着长长一声叹息。
加马力应该出一本书《维吾尔人礼俗大全》,但有时也令人有“礼节太细太烦琐”之叹。那天我们俩去三小队一户贫下中农党员家,路上碰见一位赶牛车的老乡是加马力的远房亲戚。他先简单介绍了我“工宣队陈组长”,我与那位长者握手道了“基勒克”。加马力却拉着他的手一口气一大串问候:孩子怎样、老大、老二直到老五,然后问麦子怎样玉米怎样苜蓿怎样桑树怎样,最后问到牛羊牲畜怎样。听得我感叹不已:这么周全的问候描绘出活生生一家人一年的生活场景,桑熟杏红,五谷丰登,牛欢羊叫,儿孙绕膝……
我说:“加木拉洪,我看了表你这一番问候足足二十分钟,耽误我们的工作啊!”
他一笑答道:“我们维吾尔人都是这个样子。见了面要把对方的家里所有的亲人朋友都要问候一遍,如果忘掉一个问候,人家知道了肚子胀(生气)吗。”
“那你问一句家里人都好吗,不就表达了你的心意吗!”
“不行,”加马力摇摇头说“我们讲究一个亲戚朋友的名字都不能忘掉。刚才要不是你,我们还要继续说下去。东边太阳一大堆,落了一个明天还会再出来一个。今天干不完的事明天再干嘛……”。
维吾尔人有许多优点值得汉人学习。他们重感情,重礼义,崇尚俭朴节约,吃饭要铺布单,不许浪费一粒粮食。小孩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看到地上落了一块馕,一定要捡起来,擦干净吃掉。如果视而不见,任其浪费,看见馕的那只眼睛会瞎掉!孩子从小要孝顺父母,如果那个年轻人虐待父母,不仅会受到亲友指责,而且所有朋友会离开他抛弃他。

在四大队工宣队半年多,我只发过一次火。加马力后来说,没想到你一个文化人也会发聛气,但发得好发得对应当用脚踢那个坏蛋!像踢不听话的小毛驴一样!
天热了,荒野绿了,红柳吐穗,杏花灼灼,柳树葱茏。春的气息流淌在石山脚下,鸣唱在胡杨林,染绿了图木舒克原野。年轻妇女们纷纷换上“空来克”(连衣裙),身材优美,生气勃勃,天性活泼。工宣队提倡“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喜欢与她们一块儿在大田干活。听不懂她们的语言,但喜欢她们夸张的表情,大胆的开玩笑,百灵鸟般的笑声。那天,在十几个锄草的妇女有个年轻女性身体苗条,乌发散辫,杏脸桃腮,特别漂亮。她是肉孜书记的女儿,我常去书记家认识她。她对工宣队很热情,很信任。我真羡慕她们的热闹,可惜听不懂她们的话,只见她们笑得前伏后仰,我也跟着莫名其妙地笑。突然,仿佛乐队指挥一下子压下指挥棒,女人们嘻笑喧闹嘎然而止,又像听到无声的命令齐刷刷地望着地头。地头一个巴郎骑一辆载重自行车颠簸而来。那巴郎把车子往草丛中一丢,骂骂咧咧急冲冲扎进人群,一把拉着书记的女儿拖着就走。女人不从,又哭又叫。他又扯又骂,气焰嚣张。
“怎么回事?”加马力告诉我,那巴郎是书记的女婿,在几十公里外的恰瓦克公社。小俩口性格不合,女的这次回来几个月了就不回婆家,女婿几次来接都被拒绝。这次巴郎急了,来抢人了。我立即几步抢上去挡住巴郎:“不许打人!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那巴郎一愣,说汉人少管我们的事!又要抡着拳头恐吓着扑过来。加马力大喝一声“这是工宣队的干部!你想干什么?”我知道这里的老百姓信奉“丈夫是妻子的第二个胡达(真主)”,但我绝不能容忍在工宣队眼皮底下让书记的女儿挨打。我对加马力命令:“你把旁边那块条田干活的男人叫几个过来,立即把他赶走!”加马力双手作喇叭状大声喊叫,几个男人倒提着坎土镘跑过来。那巴郎一见众怒难犯,悻悻然转身推着自行车走了。地里的快乐气氛荡然无存。
我为肉孜书记悲哀。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堂堂正正大队党支部书记、土改干部、十几年领导岗位,自己的女儿居然被女婿当众欺负。肉孜书记真肉!看来这个大队的“斗批改”指望不住他了。老实听话的人当农民是好样的,当领导不行。当头儿就得有点霸气!用孙祜的话说当大官儿方面大耳,言语迟重,喜怒不形于色,不轻易开口,一旦开口只吐一个字“杀……”。

后来发生的事更加证实了我的看法。
庄稼灌头遍水最重要。乌布力大队长找工宣队商量抓夏灌的事。自从色帕尔被抄家后,他抓工作的劲头大大受挫,自感威信扫地,底气不足,色帕尔毕竟是他女婿呀!团里规定三天必须灌完。我立刻表态:坚决支持大队长抓革命促生产,三天一定灌好头遍水!
我坐着加马力赶的毛驴车到处巡查督促。放水我是内行,在测量组干过好几年,什么流速、坡降、流量等等,了如指掌。加马力把车收拾得干干净净,铺了块白毡子。小队长们全扛着坎土镘在渠上。男劳力们全上水渠了。我不时下车指导放水,水进地要踩埂子,一条埂子一垮一条地的埂子就全垮了,那水叫窜地水,碱就压不下去了。老乡们一个劲儿点头说“托乎热(对对)”。我在连队常放水,说的全是农民的内行话。
第三天一早,加马力匆匆忙忙叫我说热合曼场长来了。我连忙跳上毛驴车向大渠奔去。热合曼场长四十多岁,身体壮实,满脸胡茬,骑着高头大马。他一看到三小队的五百多亩新荒地水没有浇完,立刻派人去叫小队长。不知为何小队长当夜没守在水渠上。小队长跑到马前喘息未定,刚要开口,热合曼场长不由分说扬手一鞭把他的皮帽子打飞了。小队长抱头躲闪大喊:“外江哪!今天一定浇完!一定!”热合曼一言不发打马便走了。
我惊异地看到这一幕,连声叹息,而加马力却幸灾乐祸地笑了。
“唉!怎么能打人呢?共产党不兴这一套!”我火气上窜了。加马力却轻松地说:“他昨天晚上回家抱老婆去了,换来一鞭子也‘卖了’(算了)”。我说我又学会了一句维语“乔阔木”,“一定”,加马力笑了。
热合曼场长一走,小队长手中坎土镘换成红柳棍。精壮劳力全上了大渠,哪个巴郎动作一慢,他上去就是一棍子。我有点忿忿不平,但所有人认为热合曼场长应当抽小队长,而小队长也应当抽不听话的社员。加马力说,要是昨天抽那一鞭子,今天水早就浇完了。
我故意对那个小队长说:“挨了一鞭子你不生气吗?我要到韩团长那里告他一状。”他心悦诚服地说:“场长喜欢我把我当成自己的兄弟才动鞭子,如果他对我客客气气那就不是一家人了。再说是为了浇水的事情又不是其他事情。陈组长,千万别去告状。”
有人总结小队长大队长是“三克干部”:第一天交待任务,他点头应承“马克(对)马克(对)”;第二天问他怎么样,他答“约克(没了、忘了)”;第三天他会找来汇报说:“恰达克(麻烦了)”。工作没干倒惹出麻烦了。

事情过去好几天,那鞭子老在眼前晃,我一提起这事心里仍然忿忿不平。加马力居然对我说,汉族人唱的那个歌:“我愿变成一只小羊,靠在你身边,我愿你的鞭子轻轻打在我身上……”我憋不住了大笑着喝道:“那是姑娘的鞭子不是热合曼的鞭子!怎么是一回事呢!”加马力故意逗我乐,肩膀一耸:“鞭子都是一样的,打人打羊一样的。爱谁打谁,谁不听话打谁。爱是打出来的。”
后来,我悟出一点:维吾尔人的先祖回鹘人发祥于漠北高原,游牧民族头人意识很强,头人要有权威,绝不能“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如果你与我一样扛着坎土镘干活,一样举着鞭子放羊,你凭什么管我?!你要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扬鞭指示,像个头人,那我就服你了。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与马克思的“公仆理论”相去实在太远了!
维吾尔人口头文学非常发达,喜欢扎堆聊天。那一鞭子的故事绘声绘色传遍图木舒克。热合曼场长威信又高了一大截子:敢抽小队长,比小队长官儿小的其他人更在鞭子之下。后来,我到分场部工作,与热合曼几次交谈,发现他有文化,有教养,通情达理,微笑多于严厉。他说,我的鞭子只抽“犯了错误而且屡教不改、讲道理不听的头头”,绝不能抽群众,国民党才抽老百姓。群众是爹娘兄弟,“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

 1970、4、13、星期一    阴
乌布力大队长病了,应该不应该去看一下?说实话,我不太想去看。他是色帕尔的岳父,对其问题是知而不言,持包庇态度。因此,色帕尔有恃无恐,拒不坦白交待。但是,我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不可意气用事。女婿的问题是女婿的,大队长的态度问题是大队长的,不能看成一回事。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因此,在大队长有病时我们应当去安慰一下,启发他的觉悟。到了大队长家里,家里人对我十分客气。大队长脸色更黑瘦了,但一开口却挂念着田管,说团里五月份要生产大检查,四大队可能要落后。希望工宣队狠抓一下。我只有不停点头,还能启发他什么呢?倒是他启发了我:共产党土改时真正培养了一批忠诚的少数民族干部!他家的酸奶子放了砂糖,又凉又甜,上面一层黄色奶油太香了!加马力一边抹着嘴巴一边说,大队长家的牛羊驴都比别家壮实;土种黄牛的牛奶特别稠,做成酸奶特别香。如果不是跟我去,他根本吃不上大队长家的酸奶。


                   探望母亲
正在我全部身心投入图木舒克工宣队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时,忽然得到母亲病重住进农三师医院的消息。那封信是父亲从42团写来的,在51团团部压了一个多星期。真让人恼火!一看信母亲已去师医院二十天了。我心乱如麻,不知革命与亲情那个更重要,不知该不该去看望母亲。那时农场职工有了病,不到实在扛不住的地步,是不会去住农三师医院的。母亲性格倔犟,有病从不吭气,如果不是重病她不会去农三师医院。她肯定得了42团卫生院治不了的重病……
常组长说你去吧,一定要去!对母亲是个安慰。
师医院在巴楚县毛拉乡,离图木舒克不过一百二三十公里,但没有交通车,只有先到永安坝再到巴楚县,再找车去毛拉乡。
加马力陪我骑马去永安坝,我走了他把马牵回去。加马力说陈组长你是好人,你母亲也是好人,用我们维吾尔人的话说,真主保佑所有善良的人。再说师医院有许多高明医生会看好她的病……
阴沉沉的天气更使我心情抑郁,我一言不发,骑在马上一摇一晃,心中打翻五味瓶不知啥滋味:讲阶级路线,我要革命就必须与父母亲“划清政治界限”,但我怎么划得清!与父亲“划清界限”?他起义之前驻守中苏边界,守卫国土有功无过,被判刑时连自已的判决书都没看到!怎么就成了“历史反革命”?与母亲“划清界限”更不可能!母亲的血在我全身流淌,她的善良慈爱、勤劳朴实、与人为善深深影响了我……
我在想什么?在去探望病重母亲的路上,我竟然想的是如何“划清界限”!我还算个人吗?恨不得抽自已几个嘴巴……
到了永安坝,加马力把马牵了回去,在那座三角形的石山下,我爬上一辆去巴楚的拉石头的拖拉机。车上有几个灰头土脸的农场职工,一听我要去毛拉乡,出主意说农三师一直缺粮,只要看见拉粮汽车你只管扒上去。别指望搭便车,除非你是大姑娘小媳妇。巴楚城外有一段翻浆路,再牛的司机也得把汽车变成毛驴车,一跳就扒上去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1968年我去兰州探家已经有经验了,出门上路就得放下架子拉下脸来,把自己变成见车就扒的流浪汉。
在巴楚住了一夜,天刚亮,我已在翻浆路上像铁道游击队扒上运粮车。怕被司机赶下来,我躺在两个麻袋中间,任凭尘土盖住身子把我变成木乃伊。但我的思绪漫天飞动,飘忽不定,母亲在脑海中活动,在讲故事……
我家窗外有蜜蜂作窝,屋檐下有小麻雀吱吱声。母亲说小虫小鸟知道人的善恶,不会到恶人家作窝。咱家人心善,蜜蜂麻雀都来了。千万别捣乱它们,要像对待蛋蛋一样对待它们。蛋蛋是我的小学同学好朋友。假期里,院里静悄悄的,我和蛋蛋支着脸颊凝望着飞来飞去忙忙碌碌的小虫儿,听着吱吱小麻雀叫,心里真高兴!动物真的知道人的善恶吗?我相信它们知道:因为母亲最善良。在我上初一时,全国人民处于严重饥饿之中。那天,我和母亲刚吃过中午饭,一个高粱面馒头,一碗清水煮白菜。一个维吾尔妇女抱着脖子软搭肩头的婴儿,伸手要吃的。母亲愧疚地摇摇头,我家确实没有一点粮食。那个维吾尔妇女刚离开,母亲突然想起什么,揭开锅盖抓起几个胡萝卜,塞进我手里叫我追上那个可怜的妇女……
母亲平时总是把馒头留给我,一直在悄悄地吃煮胡萝卜白菜根子。
母亲告诉我,1948年元旦我出生在伽师县。父亲带着一个排士兵在中苏边境哨卡驻守。母亲无人照顾大病一场。我生下来又白又胖,不久奶不够吃变得又黄又瘦。正巧房东那家媳妇也生了孩子,奶水充足,常给我喂奶。“记住!元元,你从小吃过维吾尔人的奶!”
母亲还说,别人家养的小狗小猫到你家来,千别不可恐吓赶走。它们知道你家善良才来的……
我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能与这样的母亲“划清界限”吗?……

我第一次到农三师师部毛拉,与我想象中的师部差别太大了,令人大失所望。据说1966年农三师成立,师部选址换了五次。师领导拒绝师部设在喀什的要求,提出要“在戈壁滩上再建一个石河子”,选中了这里并定名“五七新村”。其原因是看中这里一个一二百亩的大土坑和往南一大片胡杨林,大土坑放进水就是“小西湖”,胡杨林可供烧柴火。四年过去,各单位围绕大土坑盖房子,基础七八层砖,墙体是土块,一排排房子看上去不错,但生活困难,用水特别难。夏天要去“小西湖”挑水,冬天拉着架子车去砸冰。用木头搭建了简易水塔,自来水只通师部和商店、汽车营、招待所等,一个院子里一个水龙头,家家户户排队接水。
更要命的是从叶河引水要借用毛拉乡的渠道,只有一个斗渠的水,最多灌一两千亩地,饮用水十分困难,开荒数十万亩成了泡影。
大家都知道胡杨林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于是拼命贮备柴火,家家户户房前柴火堆得与屋檐一般齐,而胡杨树越来越少了。
我急忙打听师医院在那里,一位红小兵用手一指说顺着脚印多的路走就看到了。我绕过沙丘红柳包,向东走去。边走边叹息:这儿那像个师部!整整一个烂摊子!果然五年后的1975年中央决定撤销兵团,“五七新村”很快“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我来得太晚了!母亲已在二十多天前动了大手术。她身体虚弱,但精神很好,叫我别担心,早点回工宣队去,“工作要紧事业要紧。”母亲对我说再过五六天就可以出院。病房里床紧挨床,病号太多。我木然坐在病床边,心里难受极了,不知说什么好。
三十多年后,我一想起那个病房就百感交集,不知怎么说好。虽然“阶级斗争为纲”弄得社会矛盾激化,人人自危,但那时人与人的关系不像市场经济时代的“金钱万能”、等价交换。师医院的医生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是雷锋精神熏陶成长的一代人,祟尚道德,鄙视金钱,充满爱心一一那时叫“阶级感情”。母亲说医生护士太好了,真正把病人当亲人。病房里的人告诉我的事更使心里感慨万分。
医院的吴政委是现役军人,一年前在党中央“准备打仗”的战备命令中,随一千多名现役军官一起从繁华的内地大城市来到新疆兵团。他刚来时坚持住地窝子,命令先盖病房、伙房,坚持亲自查房与病人面对面交流。那天,他带着各科室主任到病房查房,一大帮人围在母亲病床前。听女护士长介绍说,病人李佩秀,五十岁,42团商店缝纫班班长,没有家人来照顾,要动手术没有家人签字。吴政委和霭地问家里有什么人,怎么没来。母亲说丈夫是42团职工,春耕大忙,请假不准。有个独生儿子在图木舒克工宣队,已经写信去叫他来,信发出去好几天了。吴政委一听“工宣队”立刻表示关注,你儿子在工宣队担任什么职务?母亲拘谨地回答儿子去年刚调到值班2连当战士,在图木舒克工宣队当组长。吴政委立即对周围的人说,图木舒克是去年从地方交过来的,那里情况很复杂,工宣队站在阶级斗争第一线,他儿子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这位工宣队员的母亲。吴政委的话果然“一句顶一万句”,母亲动了手术后躺了一个星期,吃喝解手翻身全是护士们精心照顾。
后来,听病友们说我看望母亲时,神情木纳,一点显不出母子亲热,也看不出有什么激动。确实是这样。我能说什么呢?父亲是因为属于“残渣余孽”“军管人员”,请假来医院不被批准,我是因为信被耽误了没有及时赶到,母亲动大手术时身边竟然没有一个亲人!她心里怎么想?幸亏,母亲全身麻醉醒来后,女护士长附耳轻声说,我们都是你的亲人,你放心休息病会好的……
几十年后回想这一切我忍不住想大哭一场……
吴政委、女护士长都是大好人!我相信即便是他们知道我们是“残渣余孽”,也会发扬“革命人道主义”善待母亲的。
法国大作家雨果说,在绝对的革命原则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
母亲催我赶快离开医院回图木舒克工宣队去。也许她担心我待久了暴露家里真实“政治面貌”,也许她明白我正在与家庭“划清界限”,也许两年前的兰州之行对我彻底失望,不管怎样我只好答应马上走。那位姓王的女护士长说,你放心走吧,吴政委说阶级斗争第一线需要你。你母亲回42团的车我们会联系安排好的。
我恨不得跪谢这些好心人!因为一无所有无以报答!
临走时,我一大早到毛拉赶巴扎,想买点鸡蛋留给母亲。在路口蹲守半天,一无所获。一位维吾尔老乡看我东张西望神色焦急,说你在巴扎傻等一个鸡蛋也不会有,我走了十几里路来赶巴扎,每个路口都有人问“土红巴么(鸡蛋有吗)”,你是第三四十个吧。我就是拉一车鸡蛋到你这儿也“白坎(光了)”。那怎么办?他说你离开大路走小路,远远的孤零零的一两家人,说不定能买上。我撂开长腿急匆匆离开巴扎,走小路,寻独户,走了十几里路望见荒野中两三户人家,果然堵住一户刚套好毛驴车的老乡,老妇人用头巾兜了二十个鸡蛋。她开口说要用“古古特(火柴)”来换,用钱不给。我立刻用刚学会几句的维吾尔语说,母亲病了,需要帮助。老妇人眼神柔了。按市场价一元钱六个鸡蛋,我付了四元钱千恩万谢扭头走了,不理会身后传来的找钱声。
我把带着母鸡体温的鸡蛋放在病床头,忍着泪告别了母亲。
毛拉乡仅万余贫困老百姓,驻扎着师部近万名拿工资的“军垦战士”,还有许多高工资的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物资又极缺乏,别说鸡蛋鸡毛都很难买上。老百姓说母鸡还没下蛋,等着买鸡蛋的钱卷起来比鸡蛋还粗!
永安坝设有农三师图木舒克垦区指挥部,从毛拉到永安坝车比较多,不用求爷爷告奶奶。我爬上师部勘测队一辆南京造跃进卡车,车上是学水利学测绘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我从1965年底到1969年在42团测量组当测工,一上车与他们混熟了,聊得热火。
农三师毛拉有奇闻:“水塔失火”,那水塔是木头架起来的,上面挂了电灯泡。电线破旧,短路冒火花,半夜着火。师部几千人从梦中被钟声惊起,拿着脸盆到大水坑里取水救火,无法泼上去,只能望火兴叹,看着水塔“在烈火中永生”。
还有“公路失火”“公路被盗”:农三师严重缺粮,从一千多公里的伊犁运粮。48团在叶尔羌河东岸,几乎没有路,载重汽车在胡杨林绕来绕去,飞尘浓烟,溏土如水,人道是“小孩跌倒了要用手去摸”。养路工只好用一根根胡杨树横排在路上,一排好几公里“树杆路”。汽车狂吼着蹦蹦跳跳往前爬。不多久,滴下的汽油柴油遇到排气管冒出的火花,干树碎片遇烈火,一烧几公里黑烟滚滚。养路工电话报告:公路失火损失好几公里。还有打柴老乡夜里聚集几十辆马车,一下子把几公里路上的树杆拉运走了。养路工又电话报告:公路被盗走几公里……
我们大笑:真是天下奇闻!一位大学生说,江南老家的人那能想到这些事!那能体会到我们的艰苦环境啊!
           1970、4、25日   星期六  阴
一路颠簸,一路大风,浑身疲乏,骨头散架。吃了炒白菜苞谷馍,倒头躺下。突然49团广播站高音喇叭喊道:有重要新闻广播,大家注意收听。我立刻起来到招待所院子里,茂密高大的白杨树下,人人精神专注等待喜讯。不一会儿,高音喇叭传出令人鼓舞的喜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太空响彻《东方红》!大家互不认识,但一听特大喜讯,互相祝贺倾吐喜悦:“太好了!”“中国人了不起!”外面传来敲锣打鼓声音,我们出了招待所看见各族青少年学生游行庆祝,兴高采烈,热情洋溢。从今天起太空多了一颗红星,她向全球人宣告:中华民族丝毫不比任何别的民族差,西方人能做到的事我们东方人也一定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
喜讯冲淡了我去师医院探望母亲之行的沉痛心情。我太需要这样的喜讯了。尽管我知道那颗唱着《东方红》的星离我实在太遥远了……
没车没马,也没电话。明天我将走路去包尔其山下的四大队工宣队,按照师医院吴政委的话那里是我的战斗岗位“阶级斗争第一线”……

在英买力分场场部

这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转折:英买力分场党委决定调我到分场“一打三反”办公室工作。原因有点可笑,四大队上报要求“严肃处理”的四个人的材料,均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打了回来。但分场党委书记王祥说我“文笔流畅”,决定在工宣队几十人中选调我。
我只上过初中,从1965年底时开始写日记,从不间断。大多是学毛选的体会。坚持数年,果有进益。日记是一气呵成,先要打好腹稿。我逐渐养成了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习惯,养成动笔之前先周密思考的习惯。没想到王书记发现了我。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非千里马,也没长嘶于盐车之下,王祥书记却发现了我。
在英买力分场工作的半年是我收获最多的半年,我对维吾尔人、维吾尔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更理性的了解。这些知识深刻影响了我的一生。
             
1970、6、4日     星期四    阴  风
今天上午召开干部会,大家一听我要去分场场部工作,纷纷挽留。我说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但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工宣队的其他同志还在,还要继续搞好四大队的斗、批、改。会后,加马力对我说,维吾尔老百姓也有相面一说,有人暗中给我相面说我心善、聪明、实在、命运甜中有苦。我笑着摇了摇头。加马力急忙接着说,大家看你羊圈救火、访贫问苦、下地劳动、穿衣朴素、语言生动,都喜欢你不希望你走,有人提出把你留下当书记。我心中苦笑了:我连团员都不是!还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我说,你当过兵,三大纪律第一条是什么?一切行动听指挥。
肉孜书记请我到家里吃饭送行。

分场场部与大队人文环境完全不同。大队里接触的大多是没有文化的“迪罕”(农民),而分场部的维吾尔族干部有几个精英人物。他们十分尊重汉族干部,尊重工宣队。对此,我常有“知识浅薄,愧对尊重”之感。
教导员衣沙克,瘦红脸,宽眼睛,性格急躁,处事果断,汉语流畅。民政干事库完肉孜,圆白脸,头发微黄,有点傲气。武装干事伊敏,头发有点自然卷,性格开朗,聪明活泼。这三人都是转业干部,在部队是一个连队,衣沙克是指导员,那两位是排长。这个少数民族连队参加过中印边界反击战,著名的战斗英雄司马义艾买提就出自这个连队。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在这荒僻偏远之地,竟然工作着全国战斗英雄的战友,使我顿感意外又大为崇敬。我常与他们交谈。说起中印反击战,伊敏说他们少数民族士兵连是预备队,战斗打响后,大家强烈要求担任主攻,就把他们调上去了。炮兵打得太好了!你见过团部篮球队的艾力投篮吧?一伸手就投进一个球。咱们的迫击炮就是艾力,炮弹比他投篮还准,一炮一个地堡飞上天。步兵一上去就打追击,对方不经打,一追就收不住,缴获许多战利品。我问你打死过敌人吗?他笑着说打仗根本不像电影演的那样,举枪、瞄准、射击,敌人应声倒下。大家冲上去,机枪步枪冲锋枪乱扫,谁也不知道那个敌人是你打死的。而且,他们冲锋时,炮兵早已把敌人火力点消灭了,冲上去只顾抓俘虏。我说你们真了不起!伊敏一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当兵就是为保卫领土的。
与他们交谈,我深切感到这些少数民族干部是非常可靠的,能力很强。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对他们非常崇拜,他们说话比我们灵得多。那才是“一句顶一万句。”
但是,我们看重的事他们却淡然处之。与伊敏聊“东突人民党”“三县暴乱”的事,他不屑一顾地说:“那些人是‘苕子’,吸了麻烟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有多么强大。”“苕子”意为精神病人。与他谈四大队粮食盗窃案,他淡淡地说“退出来就行了吗!粮食就是人吃的。”
怎么回事!“阶级斗争”在他们心中居然轻飘飘没份量!
他们对“斗批改”似乎更不感兴趣,从不过问我的工作情况。衣沙克常说,水、庄稼、粮食最重要。大字报能当馕吃吗?“以后把馕坑都填掉,谁饿了把墙上的大字报大标语扯下来吃就行了。”也许是我对维吾尔文化的强烈好奇心好学精神感动了他们,他们很高兴向我传授知识。
那天,我坐着衣沙克的专车一匹大白马拉的轻便胶轮车去三大队,这位参加过中印边界反击战的指导员,居然给我讲《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和儿子走路,只有一头毛驴。儿子骑着,阿凡提跟着走。一个路人碰见说,巴郎子不孝顺,自己骑毛驴让老父亲走路。阿凡提一听有道理,叫儿子下来走路,自已骑上毛驴。又碰见一个路人说,老父亲不心痛儿子,自已骑驴让儿子走路。阿凡提一听也有道理,就干脆父子两人都不骑了,跟着驴走路。没想到碰到第三个路人说,这父子俩真笨,有驴不骑。阿凡提一听有点火了,叫儿子一块儿两人都骑上。这时又碰到第四个路人,说这父子俩心太狠,看把驴压成什么样了!阿凡提跳下驴来,仰天长叹一声,没办法了!他用绳子把毛驴四蹄捆住,用棍子穿过去,父子俩只好抬着驴走路了。这下子碰到的人没话说了。
我听了大笑:真是黑色幽默!
衣沙克认真地说:“一个人尤其是领导人,不能光听别人讲怎么办你就怎样办。变来变去就变成抬着毛驴走路了。”见我兴趣盎然,衣沙克又讲了个故事。阿凡提赶了一群毛驴,骑上去一数九头驴,下了毛驴一数十头驴。于是他不骑驴了,地下走着。路人问你为什么不骑驴呢?他说不能骑,一骑上去就少一头。
我笑着问阿凡提不是很聪明吗?怎么毛驴都数不清?衣沙克扭脸看着我眼镜片上闪着炫光说:“小伙子你记住,再聪明的人对眼皮底下的事也会犯糊涂。阿凡提骑上驴就主观,下了驴就客观。所以一骑上就少一头驴啊!”太生动有趣了!仿佛击打燧石飞出智慧的火花,我对维吾尔文化的强烈兴趣被激发出来!我立刻把阿凡提的故事写在当天的日记里。
我开始下功夫学维吾尔文字。命运赐于我一个天才的老师。他叫宋赴前,中央民族学院维语系毕业。刚出校门就被发配到图木舒克接受“再教育”,分配给王祥书记当翻译。他细条个儿,戴着眼镜,一幅文弱书生的样子。为人彬彬有礼,非常朴实。也许是身体单薄,营养缺乏,他的业余爱好是关心吃。分场场部有个小食堂,除我们几个汉族人一日三餐外,其他十几个维吾尔干部早晚在家里吃饭,只在小食堂吃中午饭,因而中午饭最热闹最丰富。几乎每天中午饭是他来安排。他常常微笑着征求意见:“想吃点什么?换个口味吧?”当然要以王祥书记的口味为主,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道理我们都懂,成了习惯思维。我常常回答:“王书记和你喜欢吃的我都喜欢!只要油水足一些。”他像个大哥哥一样慈爱地对我点点头。他安排的午饭简单、实惠、好吃。生产大检查,领导只顾看大田庄稼,他却注意老百姓房前屋后的自留地种的什么。一回场部,他就交代炊事员那儿有嫩苜蓿,那儿有小白菜,那儿有卡玛古(蔓芹),都是社员自留地的产品。油很少,肉罕见,杂粮多,菜难找。可是,大家吃得非常高兴。有时有点羊肉,他立即到伙房安排拌点嫩苜蓿,吃“曲曲儿”(馄饨);有时有牛奶,他叫炊事员弄点清油白面打成油馕,香气弥漫英买力村,午饭一人一碗酸奶子泡油馕,香甜可口。分场部的十几个干部不论汉维甚至家属小孩,都亲近他喜欢他。
但是,他给我教维文就不是和霭可亲了,而是一脸老学究的严肃认真。先从字母开始,二十八个字母,三十二个发音,一个个过关。有时一个舌弹音发音不准,他立即拉下脸来:“发音不准!重来!没事舌尖不停地舔门牙,卷舌吐音!”幸亏我在夏巴扎背着王书记那个胖小子逛巴扎学了点维语,有点基础,很快过了发音、书写两道大关。
接着是语法。初中三年,我学了三年俄语而且成绩优秀。他教的维语语法名词变格、动词变位、三个时态等,我一听就懂。他十分高兴,加快了教学进度,很快由单句到了复句。严肃中也有活泼,他讲了图木舒克翻译们的笑话:汉族干部下象棋,说“今天我们决一雌雄”。旁边的维吾尔族干部问翻译“啥叫决一雌雄?”翻译想了想说“决一雌雄”就是“分清是公的还是母的”。又问“胸有成竹”啥意思?翻译有点为难,因为新疆没有竹子,灵机一动就翻成“肚子里一根芦苇。”那位干部听了心里想:“分清公母、肚子里有芦苇那不就成了牛羊啦!”
还有更可笑的,一个老八路陕西人,说话时不时停顿一下带个话把子“沙”。当连长安排劳力一开口:今天沙……工作是打埂子,土要垒够高沙……。“文革”开始,他被调到维族人窝窝子里当政治处主任,一个维吾尔年轻翻译给他翻话。他说对地富反坏要严肃点“沙……”,翻译直截译成:对地富反坏要“杀”。群众一听大惊,面面相觑。不一会儿,他又说到贫下中农后又带了一个“沙……”,翻译官大惊失色,颤颤抖抖问:“主任,都要杀掉吗?”他一愣说:“没说杀呀!”翻译官说你刚才说地富反坏杀掉,现在说贫下中农也要……我不敢翻译这句话。他呆了半晌才弄明白了,说以后我讲话那个“沙”不要翻,那是话把子。
大笑之后,我的学习兴趣更浓了。维吾尔文化极其丰富,像大海一样宽阔雄浑,气象万千。王洛宾不过在这个大海边掬了一捧水,《阿娜尔罕》《达坂城的姑娘》风靡海内外,后来被誉为“西部歌王”。我不过刚到海边掬了一捧水,浅尝一口就陶醉了。肉孜的妻子努尔古丽当过老师,任分场秘书,喜欢唱歌。她对我学维语很欣赏,送给我一本维文《革命歌曲大家唱》,教我唱歌。我从小就有小小的文艺天才,粗通简谱,一学就会。当她听我用维文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红色娘子军连歌》《毛主席的恩情写不尽》等歌时,眼睛又大又亮,惊喜赞赏。后来,我回422连,慰问老乡,我的维语独唱《毛主席的恩情写不尽》引得热烈掌声。一曲下场,老乡们热情地把大沙枣、葵花籽往我口袋塞。
有件事对我印象很深,宋老师曾批评了我。那天,宋老师一进我的宿舍,一脸严肃:“你今天对肉孜说了什么?”“没说什么?”我莫名其妙。“没开玩笑?”我想了想回答:“开玩笑了,我叫他肉孜古丽。”“你把他当成女人啦!他非常生气,找到我说‘你那个学生要好好教育一下,男人和女人都分不清吗?’”我心想这么个小事,开个玩笑,不值得生这么大的气。“古丽”是花朵之意,是女性的常用名。
老师坐下郑重地说,研究少数民族,首先从民风、民俗、文化心理入手,进一步是文化艺术、宗教、历史。你要注意观察动脑筋。少数民族文化心理与汉族有许多不同,比如梅兰芳的京剧,汉人认为那是高雅艺术,但维吾尔人认为男人就是男人,刚强、粗犷、敢作敢为;女人就是女人,漂漂亮亮,温柔可爱。《突厥语大词典》里记载,维吾尔人先祖部落里,生了孩子不是问“生男还是生女”,而是问“生了狼还是生了狐狸”。如果男人一举一动神态语言都像女人,狼表现出狐狸的媚态,那就心理出了大问题,不是男人啦。既使在舞台上男扮女装也被人们鄙视。你见过那个维吾尔女性腰上挂皮恰克——刀子?刀子是男人的阳刚之气,杀牛宰羊是男人的事,女人的天性是生育后代。如果那个女人挂上皮恰克,人人骂你“萨朗”疯子。维吾尔人形容女人“眼睛像绵羊一样温柔可爱”,你能用这句话恭维汉族女人吗?
第二天,我见了肉孜亲热地称呼:“肉孜阿康”(大哥),他余怒未消一言不发与我擦肩而过。
我如梦方醒,突然领悟:我们只有跳出汉文化的圈子,才能真正进入维吾尔文化的领地。世事洞明皆学问!从此,我细心观察维吾尔人的民俗民风,从中领悟了很多历史文化知识。我不耻下问,刨根问底,那些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常常被我感动,常给我讲维吾尔人的故事传说,民俗民风。我得到了绝大多数汉族人没有得到的文化财富。后来,我的散文集《走过喀什》得到不少好评,说其中的民俗民风非常吸引人。三十多年后,我被选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协理事。
我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如饥似渴学习维吾尔文化。对“斗批改”渐渐失去了兴趣,对需要整理的“阶级敌人”的材料也不再尽心尽力了。奇怪的是王祥书记从不批评我“工作怠慢”,反而尽量给我少安排工作,使我有更多时间学习维吾尔文化。而衣沙克教导员那些维吾尔族干部们,流露出一种心理:在图木舒克“阶级敌人”越少越好,多了丢我们维吾尔族人的脸。他们民族自尊性很强。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面前,我为自己的知识浅薄而暗自惭愧。我贪婪地倾听、观察、思考,走近了这个民族。知识丰富了,良知才有价值。
那天,机耕队工宣队报来一份材料,说一个叫吾甫尔的拖拉机手,“好吃懒做”“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我心里说,农民阶级包括贫下中农都有“好吃懒做”的,4大队的米吉提就是。不能仅凭这一条就判断这个拖拉机手是“资产阶级”。再看“罪行”:东方红54拖拉机坏了,他竟敢喊“万岁!”处理要求是“开除机务队伍、交群众监督劳动”。
我太熟悉农场开拖拉机的那帮人啦!开拖拉机要查祖宗三代,出身不好连农具手都当不了。他们尽管蓬头垢面,一衣油腻,但却是令人尊敬的职业。犁地时田间地头总有贫下中农伺侯茶水、面条、白面馕。机车坏了,他只会骂粗话,不太可能喊“万岁”。其中必有蹊跷。机耕队离分场部不远,我抱着散散心的态度走去。
机耕队房屋陈旧,院里碱壳被压碎成浮土,斑斑点点黑机油。办公室的桌子像哈密瓜皮一道道裂纹。正好机耕队的支部书记在。维吾尔人热情好客。他不认识我是分场工宣队的,忙不迭地问侯“基勒克”(你好),又拿张旧维文报纸垫在油乎乎的凳子上叫我坐。我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这位支部书记摇摇头说,工宣队搞的材料,我们不知道。我心里一震:工宣队上报材料怎么不通过党支部书记呢!我问拖拉机坏了吾甫尔喊“万岁”的事,书记摇摇头说我们走去看看。我们到了保养车间,有台东方红54被开膛破肚,零件散乱摆了一地。支书的汉语说得不太流利,但我很快明白了。活塞杆的上端很像拳头,发动机飞车那“拳头”顶破缸盖伸了出来。吾甫尔当时说了一句“他妈的!你也想举拳头喊万岁吗?”这一下成了“反动言论”!支书也替吾甫尔抱不平。
维吾尔人长于形象思维,而这次形象思维给吾甫尔惹了祸。回到分场部我先给宋老师说了,又向王书记汇报,把吾甫尔的“罪行材料”退回机耕队工宣队。我直截了当地对写材料的老张说:“这是说话比喻不当,不是政治问题。以后上报材料注意分析具体的语言环境。”
“吾甫尔现行反革命案”从此不了了之。我也再没过问了。
这事很快传开,分场部维吾尔族干部对我多了笑脸。他们早就耳闻了四大队群众对我的评价,对我很有好感。管理员买买提卡斯木言语不多,很有心计。他悄悄对我说:“大家要求你留下不要回42团去,你很有前途。”我不置可否,一笑作答。42团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有我青春的汗水浸泡的土地,那种眷恋之情剪不断,理还乱,没法说清。即使找不上老婆,汉族姑娘看看也是心理安慰,而这里只有像熊猫一样稀少珍贵的汉族姑娘!我总不能打一辈子光棍……
十多年后,买买提卡斯木当了51团政委,每次见我都特别热情。
但是,42团传来的总是坏消息。长期一手要钱,一手要粮,复员军人、支边青年还有困难时期来疆的自流人员,都不安心。“文革”中造反起家、当了连长指导员的“三块钢板”们,纷纷内调。1969年的“三县暴乱”、地震、武装冲击11连、5连,对人们心理冲击震撼很大。“木华里不是久留之地”成了流行语。只有像我这样父母都是老军垦的“新疆白坎儿”(傻瓜),想走也走不了。上级决定,42团缩编,9连调迁到图木舒克的永安坝马场,3连调迁至52团其干桥。

那天,我和徐朝法骑自行车去马场。那里是解放前国民党军队驻巴楚骑兵连的军马场。离英买力距离不到十五公里,但路在草丛中绕圈子,我俩走走推推费时三个多小时。野草丰茂,一望无际。我给这位宁波青年当草原导游,因为他对大漠野趣一无所知。那是甘草,叶子油光发亮。开着细碎的粉色小花的是罗布麻。“那是芦苇,那是红柳,我认识。”他笑着说。我有几分炫耀地说,芦苇有两种,大叶芦苇、小叶芦苇。小叶子的牛羊马都吃,大叶子的牛羊不吃,是编席子的上等材料。你看那苦豆子枝叶多肥壮!我刚当农工时,年年夏天去荒滩拔苦豆子,切成一寸多长垫进羊圈,沤成肥料给甜瓜追肥。那瓜甜得粘手粘嘴粘舌头!可惜现在木华里己经很难见到苦豆子了。“看!那是什么花!”徐朝法惊呼。我俩下了自行车,走进草丛。那花一人高,枝子不是圆形而是扁圆形,刺吻突出,上挂白丝,细看是羊毛。花大如拳头,朱红艳丽。我仔细一看说:“这个花的学名叫啥不知道,老百姓叫它铃铛刺,花开着像挂着的铜铃。”太美了!徐朝法说:“这花要开在南方的公园里,肯定像牡丹花玉兰花一样吸引人!可惜啊!这里没人知道!你看你看,这是什么还结着果实呢!”“这花我更熟悉,维吾尔人叫它狗葡萄,果实黑黑的,像狗眼睛,可以吃。”说着,我弯下腰拨开刺叶,摘了两粒狗葡萄果子,嘴一吹,吃起来。徐朝法疑惑地看我一眼,终究不敢吃。我俩登上红柳包,远眺四方。包尔其山口唐王城历历在目,辽阔的草原色彩斑斓,生机勃勃;马扎山遥遥在望,历尽沧桑的胡杨树是图木舒克百里沃野的忠实守望者。太美了!我俩坚信不久的将来,人们一定会开辟草原公园,到这里来游玩。我们相视而笑,笑自己太年轻浪漫:这里人烟稀少,太荒凉了。
但是,三十年后,我俩的预言成了现实。图木舒克成为著名旅游区。徐朝法在“文革”后回了宁波,再没看到这里后来发生的巨变。“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这是我在图木舒克工宣队一年中,心情最舒畅最兴奋的一天。许多年过去后,我一想起图木舒克,眼前就出现那一片草木繁茂野花盛开的草原。
但是那天到了马场心情立刻沉重起来。
42团迁来的9连支边青年居多,连领导是复员军人。他们暂时往在永安坝小学教室里,每天淌水过河到马场来挖地窝子。国民党军留下的几间破房子是连队办公室和伙房。“阿法!阿法!”支边青年们亲热地和徐朝法打招呼,钻进地窝子“阿拉”“依拉”去了。连长说,一挪地方人心散了,不安心哪!但是呆在42团是没有出路的,你们出来的人还想回去?我岔开话头说,到那一步说那一步的话。身不由己啊!
我向连长打听一个人,张克定。此人原来是生产科的技术员,湖南人,国民党起义少校军官。身材不高,人极聪明,精通农业,谨小慎微。1965年我刚调到测量组,有一次他带我们去十连规划荒地。他闷声不响走路,一个多小时后,站在小沙包上问我们刚才走过的这片荒地有多大。我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他说,我们走了六公里,两边沙包相距约三公里,大约十八个平方公里,可开地有将近一万亩。原来,他在黄埔军校训练有素,一步八十五公分,边走边测距,已成习惯。“文革”一来,他被清除出机关到9连交群众监督劳动了。
连长说,张克定今天没来,病了躺下了。每天上班过河水凉,女青年都是他背着过河。刚开始女人们不太习惯,后来习惯了也无所谓了。反正他年龄五十多了,又是残渣余孽,敢把革命群众怎么样?不过,这家伙确实聪明,农场的活儿没有他不精的。也怪可怜的,无儿无女无老婆,孤零零一个老头,光背女人自己没女人。
“他在湖南老家不是有老婆吗?”“有,老婆孩子都有。‘文革’前他一月七十多块钱,四十块钱寄给家里,自已烟酒不沾。‘文革’一来,一张八分钱邮票就离婚了。昨天还在发烧呢……”。
回英买力的路上,我心里老是浮现幻影:哗哗的水声,单薄的身材背着一个个女人淌水,有的上海女支青吃几年苞谷面又黑又胖,爬在老头背上是否觉得自己纤巧轻盈呢?用上海话说是否“嗲得很”……
还是想想自已吧!42团一个个连队迁出,自已回去能否待下去?阿法说,宁波青年进疆动员时说当兵三年复员回家,到这儿说要安心边疆,安心兵团。这里整天乱哄哄的,怎么能安下心来扎下根呢!“反正我们是要回去的。”我们谈到1969年木华里遇到的动乱,在图木舒克的所见所闻,充满危机感、紧迫感。“杞人无事忧天倾”啊!
支边青年可以“打回老家去”,“三块钢板”们可以内调,我们“九二五”起义的黄埔子弟往哪儿走?没有退路,只有与西域故土共存亡。我必须学好维吾尔语,他们是这里的多数民族,而“少数民族”是我们,是留在这里的汉族人。
我学维吾尔文字的劲头更足了,宋老师十分赞赏我的聪明好学,教得特别认真。我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去理会那些“阶级敌人”的材料了。而且,我发现分场的领导不论汉族还是维吾尔族,“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喊斗争,背后光撒手。”没有人对我们整理的那些材料感兴趣。“文革”的现实离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差距实在太大了。这一切只能“眼里有心里有口里没有”,大家都心里揣着明白装着糊涂吧。反正“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高路入云端。

返回42团

197010月,工宣队结束了在图木舒克的“支左”任务,接到通知返回42团。我反思在这里一年的经历,我的真正的收获是什麽。
我经手整理的十几个人的材料,没有一份“过关”。没有一人被判刑进劳改队。我的惟一收获是真正走近了维吾尔人,学了点维吾尔文,仅仅入门,这就足够我受用半生了!
为工宣队举行的欢送会上,韩团长致欢送词,柴建功作了工作总结汇报,我代表工宣队发言:“当我们离开51团时,斗批改还没有结束。阶级斗争虽然没有枪炮声,但仍然激烈地进行着。我们像将要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的战士,心里久久难以平静。我们相信有团党委的正确领导,有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图木舒克的斗批改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韩团长果然说到做到,没有留下工宣队一个人。
42团来接我们的卡车装得高高的,车厢四周插满了木板。我们挥手向宋副政委等欢送人群告别,那几位招待所的上海女支青微笑着招手致意。我心里一丝惆怅,不知木华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不知会不会像9连一样全连迁到这里来……
我没有想到我学的那一点点维吾尔文,在命运的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回到2连不久,我当了代理司务长,会维吾尔语,能买到清油。1974年底,在2连迁往古鲁巴克时,我是惟一被抽往学校当老师的干部。我到学校教维吾尔文。学生们向贫下中农宣传队提出:英语是资产阶级语言,维语是贫下中农语言,要求学维语。我于是脱颖而出,进了人人向往羡慕的团部中学,当了老师。

别了,图木舒克!
别了,唐王城!

2008510,应农三师邀请,我和几位自治区和兵团的知名作家到图木舒克采风。有夏冠洲、赵天益、梁彤瑾、高炯浩、李东海等作家诗人。
站在包干其山上,遥望图木舒克千里沃土,我又想起井冈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感慨万端:三十九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旧的图木舒克难觅踪影,新的图木舒克欣欣向荣;阳光总在风雨后;当年参加工宣队时我二十一岁,风华正茂,朝气蓬勃,转瞬之间进入花甲之年。回顾一生,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像牛一样脚踏实地,真才实学,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像鹰一样在万里长空放飞信仰和理想……
包尔其山花岗岩的海生动物化石引起大家一阵阵惊呼:有鱼有虾,有珊瑚虫,形态生动,镶嵌在花岗岩中。手抚化石,思绪湍飞,感慨万分:一个人一生的激情,理想,追求最终也会成为记忆的化石,这才是传之后人的宝贵财富。

是啊!只有像鹰一样高飞过才知道匍匐于地是多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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