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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进枝  福建一位“红卫兵”文革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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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一位红卫兵文革十年成长记 (完整版


作者:方进枝
 | 时间:2013-10-01 
  
 

  今年6月起,媒体不断出现红卫兵登广告道歉的新闻。红卫兵是当年党中央、毛主席号令建立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中央领导,都亲自戴上红卫兵袖章。这是时代产物,绝非全国数千万大中专院校学生的个人行为。当年在校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几乎全部都参加红卫兵,包括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数位常委。因此,把个别人的违法乱纪,冠以“红卫兵”名义,显然非常不妥。 

  为正视听,我自71日起,以回忆录形式,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经历、真实感受,全部真人真事、真名真姓地写出来,按章节分七次发表在QQ微博上。并郑重敬告读者:凡涉及者,无论组织、个人,均请勿见怪,因为我在追述历史,只能实话实说。 

830日,本文发表在《红歌会网》上。有网友尖锐批评,认为文章廻避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廻避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反修防修”。 915日,我复原了一些曾经删掉的敏感的人和事,以“订正版”再次发表。 

  订正版发表后,又有网友询问:回忆录只写到1971年初,前五年确实详尽,但后五年仅用几句话带过去,过于简略。为此,我补写后五年,分为三个章节,并把题目改为《福建一位“红卫兵”文革十年成长记》。对于原文中的粗糙之处,也略作修饰。谢谢诸网友指正。 


()参加红卫兵 

19666月,我在闽侯专署辖下的福清师范学校,就读高中二年级下学期,即“67届中专生”。正打算准备学期考试,突然听到学校高音喇叭广播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校园沸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帷幕。学校党支部按照中央和上级党委部署,停课闹革命,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同学们,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用毛笔在旧报纸上写批判“封、资、修”的大字报。没几天,教学楼走廊的墙上贴满了大批判文章。为了满足同学们革命大批判需要,校领导还想出土办法,在走廊上拉几条粗麻绳,把大字报挂在绳子上,尤如一条条幕帐随风摇曳。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当时是高尚的政治语言,造反为荣,保皇为耻。同学们奋勇争先,争当革命造反派。大批判的目标,开始是社会上的封、资、修,后来渐渐转向运动的重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校党支部书记林香载,成为革命的对象。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老师,也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于是,批斗走资派和批斗老师,成为革命时尚。驻校工作组根据大字报的檢举揭发,按照学校人事秘书刘诚忠提供的老师个人档案材料,把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或历史上犯过错误的老师,当作牛鬼蛇神,责令在指定的房间内写檢查,俗称进牛栏。当时年仅30出头的年轻教师周秉恒,仅仅因为有亲戚在台湾国民党海军担任要职,就被关进牛栏。其妻俞娟月也因家庭出身地主,被关进牛栏。县委工作组的极“左”做法制造了恐怖气氛,令很多老师陷入惊恐之中。不上半个月,没有进牛栏的美术老师、县人大代表陈文金,被发现在宿舍内上吊自杀。校党支部书记林香载,被中共福清县委追究领导责任,停职反省。给工作组大量提供老师个人档案材料的原人事秘书刘诚忠,一跃成为新的学校临时党政负责人。闽侯专员公署派来新的工作组,取代原来由福清县委派出的工作组。 

1966818日,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上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并佩戴红卫兵袖章,轰动全国。中共福清县委紧跟党中央,酝酿组织红卫兵。我的家庭出身贫农,当时是响当当的“红五类”,经本班同学评选,成为福清县首批“官办”红卫兵。824日,成立大会在福清一中大操场(时称“教场埔”)举行,我穿着当地驻军借来的显得肥大的军装(因为我的身材瘦小),同其他红卫兵一起,分别站在主席台两侧翼。中共福清县委书记温秀山发表讲话,福清县红卫兵总部(后称县总兵)宣告成立。 

  第二天,福清县城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分成几个小队,穿着军装(摘除领章帽徽),上街破四旧。城关街道居民们十分热情欢迎我们这些革命小将,领着我们到家里,把供奉祖先的“神龛”、“神主牌”任由我们扫除一空,并借来板车拉回学校食堂当柴烧。大约三天,我们一个小队就扫清了后铺街及邻近的各条小巷的“四旧”。当我们来到福清县闽剧团(时称“和平剧团”),准备拉出饰演帝王将相的戏服道具付之一炬时,闽剧团有个青年演员出来对我们说,他们正组织自己的红卫兵破四旧。我们见他说的在理,就离开了。 

  几天后,我接到举报:产塘街有位被镇压的国民党反动骨干的妻子,保存有丈夫被镇压时的血衣,期待蒋介石反攻大陆。我立即和五、六个红卫兵(其中有福清二中红卫兵刘金顺)前往抄家。我们挖地三尺,最后在一件旧夹袄里,找到补藏在衬里的这片血衣。后来在一次阶级斗争展览会上展示。 

196811月,我在对立派掌权的重压下,以豁出去的心态,在闽侯专区革命委员会政治处印制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登记表》“自我思想总结”栏的留存档案(19788月古田县人事局清档),如实坦露了当时的情况及心境: 

824日,我成了福清第一批“红卫兵”。第二天我们就走上街头,杀向社会,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在短短的几天内,我们亲手把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老寄生虫、吸血鬼、人民仇敌的妄想变天而窝存的房约地契、反动证件、刀枪子弹等搜查了出来。许多坏剧本、坏小说以及反动的书刊也给横扫一空。旧街名、巷名、地名也换上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新名称。在这些战斗的日子里,我感到从来没有的痛快。 


()革命大串连 

  毛主席多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令全国亿万红卫兵心潮澎湃,大家都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参加革命大串连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十月中的一天,我和本校同学高行官(长乐籍)、方贵荣(未标明籍贯者,均为福清籍)、蔡文森、蓝婉琛(古田籍)、朱水英(顺昌籍)、张瑞生(闽侯籍)一起,到福清县文革接待办交涉,拿到去福州串连取经的介绍函,免费坐上客车去福州。在福建省政府文革接待办,我们要求到北京串连。省接待办虽一再劝解,但经不住我们死缠硬磨,批准我们到上海串连。当时红卫兵串连,坐车不要钱。但我们中专生,必须交纳国家固定津贴的每月伙食费。我们到达上海后,被安排在上海水产学院食宿。第二天,我们打电报回学校,告知串连食宿单位,以便尽快汇来伙食费。 

  当时的要求是革命大串连是取革命之经,不是游山玩水。我们到上海复旦、同济等几所大中专学校看大字报,还带笔记本摘抄了一些章节。我们也抽空参访了上海外滩和动物园。大约一星期后,我们想办法拿到了去北京串连的批准手续,登上了进京列车。 

  在北京市工人体育馆内的大操场上,我们这些毛主席的客人,排着蜿蜒数千米的队伍,等候安排在北京市的食宿。夜色降临之后,我们终于拿到介绍信,坐上接送大巴,来到北京复兴门内大街6号藤牌营小学。学校女校长据说是部队高官的亲戚,作风略显生硬。按照当时思维,校长是当权派,属于文化大革命对象;“压制群众、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集中表现。于是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对此批评讽刺。该校仇保琴老师(女,约四十岁),为大字报的文彩所动,和我们成了忘年之交。1967年上半年,仇老师給我写过两封信。1974年我参访大寨,路过北京时,曾带两斤茶叶专门去藤牌营小学看她,可惜只见到她的女儿,未能再见仇老师一面。 

113日,我们被安排在第六批见毛主席,陈伯达主持,林彪讲话。同批受接见的数十万红卫兵,被分成将近十个方阵,大会结束后步行缓慢通过天安门广场。我们排在第五方阵,感觉距离天安门城楼好远,无法看到毛主席的面容。回到住处,我们对藤牌营小学接待人员痛心疾首地说:“我们好不容易从福建前线来到北京,不能亲眼看到毛主席,实在不甘心哪!”接待人员中有位军代表,疑似福州地区人,我们每天晚上回来后,几个人一起讲福清话,尤其是张瑞生(1967年成为对立派的他,因白血病去世)话特多,总见这位军代表坐在一旁静静听着。也许是他的帮忙,我们被允许留下来,参加第七批见毛主席。 

1111日,我们参加毛主席第七批接见红卫兵的第二批。受接见的红卫兵,端坐在木樨地至八王坟大道的两旁地上等候。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站在敞篷轿车上由西向东驶来,缓慢通过红卫兵等候的大街。我终于近距离看到穿着军装的毛主席,我高举着《毛主席语录》,一遍又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 

  心愿已遂,我们离京,已是十一月中。北京正值霜天,我仅穿单裤,还好上身有一件绒衣御寒。在刺骨寒风中,我们按照北京市接待站安排,挤上了京广列车,南下广州串连。经过两天两夜奔驰,终于抵达祖国南大门。当我从广州火车站出来时,上身的绒衣已经穿不住了,京广真是冰火两重天啊。我们被安排住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附近的一个街道接待站。 

  广州大中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同样如火如荼。我们逛了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之后,感觉到所看的大字报,内容大同小异。于是花了一整天,细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辛亥革命的英烈,福建人很多,我深被感动。我用白纸和铅笔,拓下了几个名人的碑刻。我领悟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确保人民江山永不变色,反修防修,其意义重大深远,远超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 

  一个星期左右,我们收到学校汇来的伙食费,同接待单位结算清楚后,即乘坐广州至福州列车,回到阔别一个月的学校。串连之始,我身上仅有一元六角人民币;回到家之后,所剩不到五毛钱。 

196612月开始的步行串连(又称长征),我没有参加,留在学校就地闹革命。 


()《刘保正传》 

  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总务主任李俊安,安徽人,是一位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8.16解放福清的转业军人,我十分敬重。老李是个大老粗,且生性耿直,备受排挤,我十分同情。老李对于不是党支部委员的人事秘书,升任学校临时党政领导的刘诚忠,感到不正常。我在县委工作组的临时办公室,曾看到刘诚忠提供的许多老师个人档案资料。对于刘诚忠以挖老底手法,对老师实施政治迫害的卑劣行径十分厌恶,况且他还是个新的当权派,应该被打倒。196612月,我邀集永泰籍同学侯启良、连江籍同学黄瑞香,一起到刘诚忠以前的工作单位-连江县第一中学调查他的劣迹。 

  刘诚忠曾在连江一中党支部书记于英吉手下,任党支部组织委员,调往福清师范大约一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连江一中老师想揭发他的工作和生活上的错误,正苦无门路,恰好我们前来外调,于是我们满载而归。鉴于几年前刘诚忠就是连江一中党支部的第二把手,我不再认为他升任福清师范临时党政领导是小人得志,但是新的走资派不能不打。回到学校后的第三天,我一气呵成,写了一份大字报《刘保正传》,仿照鲁迅先生笔法,把刘诚忠喧染成生活荒唐、政治保守的可笑丑角,在全校师生中引起轰动,久久不能平息。从1967年初学校分裂成两大派后,直至196812月分配工作前,刘诚忠唆使对立派“新福师”,数次掀起对《刘保正传》的批判,甚至与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同起来,一道口诛笔伐。 

  刘诚忠是个心胸狭隘报复心极重的人。福清师范学校在福清县城北侧的玉屏山下-刘诚忠的家乡“后山北”村。学校与他家大宅紧挨着,他家的部分房子租给我校老师做宿舍,美术老师陈文金自杀就是发生在他的大宅里。《刘保正传》大字报贴出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刘诚忠蒙骗他的村友刘友忠,带上几个人,来到福清师范学校找我,其目的不是打人就是抓人。那天恰好我与同学候启良一起,睡在教学大楼东侧楼梯底下的“亭子间”里,没被找着。 


()两派分裂 

  福清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冲突,源于原地下党、游击队干部,同南下服务团山西籍干部之间的矛盾,始于“1.24夺权”后形成的好字派、糟字派。前福建省委书记程序(原名陈振芳)的母亲夏淑琼(尊称夏妈妈),在原地下党、游击队干部中拥有崇高威望。大约从19668月开始,我多次邀集长乐籍同学官春敏和古田籍同学蓝婉琛、顺昌籍同学朱水英一起,拜访请教夏妈妈。对于福清县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失败至中央红军长征后,坚持游击战争,“二十年红旗不倒”,革命老区艰苦卓著的革命斗争史肃然起敬。从夏妈妈口中,我们认识了闽中游击队长刘突军,福州中心市委委员黄孝敏、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等著名革命先烈。对于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些原地下党和游击队干部(也称老区干部)被冤杀、错关、错管或开除公籍、降级使用等,十分愤慨。恰在此时,传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令我们精神为之一振。不久后,城关镇党委书记潘维贤在一次座谈会上,历数了老区干部蒙受的各种冤屈,并且开列名单一一举证。我按照这份发言素材,以骆宾王讨伐武则天的气势,署名“福清师范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写下一份大字报《福清县委是谁家天下》,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括解放后首任县委书记纪平,现任县委书记温秀山、县长王建道,贴在县政府大门口,并刻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当时传说县长王建道家庭出身地主,令我们十分痛恨,认为福清县许多老区干部受迫害,王建道一类阶级异己分子的阶级报复是一个主因。有一天,我们福清师范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县政府门口贴出一张勒令,要求王建道于次日上午10点之前,到达福清师范学校体育室接受批判。王建道县长真的按时来到我们学校,一个人登上小山坡到达体育室。被我们呵斥一阵后,礼送他下山。没有任何体罚及侮辱人格行为,可能出乎他的预料。 

  福州市及福清县,政治扒手一词曾喧嚣一阵,矛头指向原福建省委城市工作部领导林白。据说解放前,中央特派员在闽东被杀后,怀疑城工部混入不少国民党特务。城工部的地下党被闽中游击队错审、错杀了一些人。平潭籍同班同学吴正彩,其父是平潭县原城工部的地下党领导。她告知,当年城工部地工到闽中游击队接受审查,游击队用烧红的刺刀,插入被审人员的小腿肚,严刑逼供非常残酷。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把尚且在世的闽中游击队后期领导人黄国璋,称为“杀人魔王”,令人错愕不已。1980年以后,胡耀邦主持落实政策,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抢救使用原地下党、游击队干部,这页沉重历史才翻过去。 

1967124日之前,福清没有两派。后来成为对立派的“县总兵”头头江修宁、梁斌,我就是在夏妈妈住宅客厅认识的。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124日,福清县部分群众组织夺取了县政府大权,史称“1.24夺权”,据说是原地下党、福清县法院院长陈振标主导。很多老区干部开始认为,一部分群众组织夺权,抛开另一部分群众组织,必然造成社会分裂和混乱,不能支持这样的夺权。官春敏、朱水英、蓝婉琛和我,曾经贴出大字报和标语,严正声明“1.24夺权糟得很”。 

  很快的,又有许多老区干部认为,如果部分老区组织坚持“1.24夺权糟得很”,势必造成老区干部群众严重分裂。于是,我们转而支持1.24夺权。19673月初,我们在当地驻军-福清县人武部,表态反对1.24夺权的情况下,邀集约二十名同学,包括擅长街头辩论的长乐籍同学陈国迁,后来转投糟字派的同届同学林水旺等,一起上街游行,高呼“1.24夺权好得很”,从后铺街北端开始,穿过几条主要街道,到达位于瑞亭村的县人武部,递交和支左部队意见完全相反的大字报,署名“福清师范争朝夕战斗队”。听说支左部队2882师有位领导,对“争朝夕战斗队”逆反行为极为恼怒,扬言“以后杀他几个,看他怎么样”。 

  曾经带人到福清师范学校找我的刘诚忠村友刘友忠,是老区农民造反司令部城关分部的骨干,是同派战友。刘诚忠同对立派新福师站在一起。有一天我与刘友忠相遇于同派集会,相见之际大家心知肚明,互相一笑了之。其实后山北的村民很纯朴善良。记得学校前边的两位老农刘明福兄弟,乃习武之人,听说我们学校有时发生两派学生吵架,总是劝告我们:君子动口不动手。有一次,对立派同学陈更新和平潭籍同学高诚顺,在校门口外发生肢体冲突,刘明福的哥哥闻声赶来劝止。196812月我毕业离校后,一直没有再见到这两位品德高尚的老人。 


()5.298.13 

19673月间,争朝夕战斗队成为“福建省8.29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福清分部”组成部分。福清县两派红卫兵与福州市一样,基本上分属8.29(简称“八派”)与“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革造会或“革派”)两大派。两派红卫兵之间的大字报论战,主要由福清师范和福清一中高中部学生担纲。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原闽侯专区各县许多家境贫寒的高素质学生,被师范学校免学杂费、每个月津贴9元伙食费及就业保障所吸引,争相考入。加之有郑汀(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解放后任新华社记者,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80年代平反后任职省教育出版社)、周秉恒、俞娟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等名师教导,争朝夕战斗队在“文斗”方面,人材济济,成为福清“八派”一支生力军。 

1967529日,福清全县老区干部群众数千人在福清一中大操场,举行“福清县老区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我作为8.29福清分部成员,参加了成立大会。散会后,渔溪、上迳、宏路等公社参会人员,步行路过音西大队下盛村时,受到糟字派袭击。愤怒的老区农民奋起反击,用旗杆和石头回敬了袭击者。事后听说冲突双方都有人员受轻伤。为了纪念这次自卫反击,“福清县老区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改名为“福清县5.29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当时参加支左的福清驻军,主要是82师和72师,他们对福清两派的态度相左。82师支持革派,72师支持八派。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也支持八派。1967年下半年,福清县的八派5.298.29等群众组织占上风。但省会福州却逆流涌动,“革造会”有人写出《韩拐子外传》(又名《闽老谭外传》)等大字报,还刊登在小报上,公然对韩先楚司令员进行人身攻击。8月初,革造会无视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派暴徒包围设在华侨大厦的省8.29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枪伤人,并准备用炸药摧毁华侨大厦。革造会的暴力恐怖行为,令六十公里外的福清县八派上下群情激愤,很多老游击队员要求去福州,制止爆炸屠杀的恶性事件,解救被包围的8.29总司令部。 

8月上旬末,福清县八派按照福建省8.29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福建省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省农总司”)要求,组织人员到福州解救8.29总司令部。我和8.29福清分部的几个人,一起到福厦公路上的宏路,拦截来往货车,让空车司机到福清东翰、高山等公社,帮助运送5.29人员到闽侯专署所在地-螺州。至811日,福清八派约估有两万多人(当时福清县人口70多万,19个公社,八派占优势的15个公社,以每个公社出动人员3-5车,每辆货车载30-50人计算),聚集在螺州闽侯师范学校内外。812日下午,我八派人员举行一次进城预演,队伍长达数公里,快到三叉街才折返。在往返途中,我看到一位解放军干部,站在路边高坡上拍手叫好。 

813日上午,我们正式进城。争朝夕战斗队部分男成员,包括我和官春敏、陈国迁、林秉公等十多人,与8.29福清分部的红卫兵一起,走在进城队伍最前列。我们手无寸铁,手中仅持随地捡来的木棍,沿街道两侧谨慎前进。紧随在我们后面的是全副武装的老游击队员。“战地指挥官”原新四军团长洪家声和原游击队长郑书程,走在队伍前头的大街中间。洪家声用浓重福清口音的普通话对福州市民喊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队伍中也传来阵阵口号:“杀进福州城,保卫韩司令”,“杀进福州城,解救我战友”。其实,福州市不少人是八派战友。 

  进城队伍前进到三叉街中段时,躲在街边一栋楼上的92(革造会中的激进派)人员,突然向我方队伍扔下几瓶浓硫酸,其中一瓶在我的面前崩裂。我当时赤脚,急忙躲闪,福清侨中俞建莲(初三年在福清二中的同班同学)即时脱下一只脚的回力牌胶鞋,给我穿上,让我可以用穿鞋的单脚踏过浓硫酸,跳跃前进。与此同时,指挥官郑书程和我们身后的老游击队员们,见到有人向我们扔来硫酸瓶,随即开枪还击。据上楼搜查人员后来讲,红92的人逃走了。 

  当枪声在我们面前大作时,8.29红卫兵队列一阵惊慌,因为我们从未上过战场。我在高度紧张片刻后,很快镇定下来,蹲在街边一根电线杆后,观察战场动静。老革命戴教温(福清县劳动局长)儿子戴永平,听到枪声响起,吓得立即后逃,躲在后面的救护车上。 

  我们在仓山区继续前进,一路秋毫无犯,也再没有遭到袭击,最后冲上解放大桥。闽江上的解放大桥是解放前建的石板桥,当时是闽江南北的唯一通道。194981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时,不少指战员牺牲在这座原名“万寿桥”上。解放大桥分两段,约三分之一处是江心岛中洲。到达中洲后,队伍奉命停止前进。此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面对台江的中洲桥头,正好有福清县商业局驻榕办的房子,我们入内休息。黑夜降临之后,踞守在对岸台江的革造会枪手,不时向我方开枪,“啪~~噗”,空气中激荡的步枪枪声和回音不绝于耳。 

  快到半夜,我们不能睡觉,和衣躺在柏油路面的街边,静静看着天上的星星,也听到对岸高音喇叭传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指示,要求进城农民撤回。没过多久,来了个不认识的5.29指挥人员,要求我们把一个大木架推到面向台江的解放大桥头,以阻挡对岸革造会人员冲过来。我和林秉公挺身而出,冒着对岸枪手随时开枪的危险(路灯已被对岸革造会枪手打掉),按照以前军训动作,趴在地面推动木架,完成了任务。 

  没多久,福清县商业局驻榕办里的我方人员开始陆续后撤,可是我们没有接到通知。怎么办?我们几位同学商量着。眼看所有人都走光了,我们立即自行后撤。我们一路慢跑,凭借着平时体育缎炼出来的耐力,长跑约20公里,超过很多后撤人流。当我跑到峡北(乌龙江边)时,恰好一艘渡轮靠岸,我直冲上船。在峡南上岸后,我一躺在地上就睡着了。次日上午8时多,我才醒来。吃点早餐后,我们队伍冒着立秋的烈日,头无遮挡,顺着福厦公路,步行回福清。 

  队伍中间,有一位俘获的革造会奸细,他下身穿条游泳裤,上身光溜溜。据说他在闽江中从台江游水到中洲,刺探我方军情。此时秋阳如火,在烈日暴晒下,福厦公路的柏油路面烫得难以落脚。这位被绑着的奸细赤着双脚,同一只脚穿鞋的我一样,在滚烫的路面上艰难行走。过了坊口(闽侯县祥谦公社大义大队)后,我们才上了一辆货车,运送我们回到福清县城。 

  为了掩护这次撤退,5.29两位吴姓机枪手,在福州仓山三角埕牺牲了。后来,省农总司为他们召开追悼会。 

  据说长乐、连江、闽侯等周边县的八派,当时也从不同方向进军福州。 

  
()风云突变 

1967年的8.13后,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对福建“老区”的偏见,令其在八派威望一落千丈。这位祖籍福建惠安的陈地瓜(当时我们私下给的雅号)竟然胡说:全国解放十几年了,哪有什么老区、新区。陈伯达甚至胡言:老区组织是封建的、低下的。反观八十年代以来福建省各级政府的“老区办”,可知陈伯达无视福建省的革命斗争史,其历史知识贫乏,政治水平低下。不待1970年批陈整风,陈伯达已经声名狼藉。 

  江青的演员做派,在很多红卫兵中引起反感。我们中当时有许多人捏着鼻子、拉尖嗓门,摩仿江青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时讲话:红卫兵鸟()将们……”。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很多学校流传,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将领们的英雄事迹,博得众多青年学生崇敬。上海演员出身的江青,则被投以鄙视目光。所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是历史的必然。 

1968年初,82师成为福清支左部队,一时间“革派”当道,上半年单方面成立“福清县革命委员会”。同班同学郑XX,原来参加革派“新福师”,1967年下半年曾写信给我,告知龙田老家因父亲是好字派,被“革联总”查抄,要反戈一击。但没有参加过我们争朝夕战斗队一天或一次活动。此时据说被作为争朝夕战斗队代表,成为革派的装饰品-“对立派”的县革委会委员。 

  在革派重压之下,八派有一些人叛变。同届同学、8.29福清分部负责人之一的陈XX,向革联总叛变,还在“新福师”组织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煽动8.29同学“反水”。据说他的父亲陈XX,解放前是共产党的叛徒。我一时感慨莫名:叛徒也“子承父业”。 

  我的家乡福清县阳下公社,被称为老区黑窝5月间,82师的干部战士进驻各生产大队之始,曾有许多农民逃往山里。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军民关系,而是对立派“革联总”掌权后,个别人目无法纪,抓人打人时有发生,甚至发生了海口公社5.29负责人林学汀被“枪杀祭旗”的恶性事件。在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我和8.29福清分部战友王功胜、陈国春、周继彬、陈玉英,也踏上“小长征”之路。我们一天步行70多里,翻越福清与长乐交界的石湖岭,经长乐县玉田转往闽侯县青圃,先是住在“二.七”烈士林祥谦的陵园管理处,后来转往解放前共产党游击队(领导人郑书程)的根据地-东台,住在坊口供销社仓库。供销社干部李贵铨(东台人,军转干部)、陈维灿等多人捐资,免费提供我们食宿一个多月。八十年代末,我曾计划到闽侯县东台拜访答谢李贵铨等人,可惜没有成行。 

  大约7月初,局势稍为稳定后,我们才回到福清。我回到老家北林大队,参加生产队劳动。不久后被大队“革命领导小组”请去帮忙做“红海洋”-用红色油漆在公共场所的墙上写美术体毛主席语录。没两天,我就因为观点不同,和驻队的82师干部当场辩论起来。幸好“革领组”组长颜国俊和家父是多年至交,没有发生任何后续事情。 

196812月,福清师范争朝夕战斗队的主要骨干,如官春敏、陈国迁等;还有一些对两派争锋持理性态度者,如同班同学柯年妹,同届同学高绍炳、关金森等,均被刘诚忠分配(实为发配)到闽侯专区最偏远山区屏南县。我是家里独子,按政策应该照顾留在福清县,但刘诚忠决意要把我发配到屏南县。刚好我的远房堂兄、国营木器厂工人方进仕,参加驻校宣传队。他出面求情之后,刘诚忠总算给点面子,把我分配到稍近一点的古田县。 

 
()锤炼与结局 

  和我一起插队到古田县卓洋公社文洋大队香炉岗村的,有同班同学方贵荣、林碧玉,同届同学林厚春、陈玉珠。我们曾经属于不同派别,在外地艰难环境中,很快消除派性,团结互助。香炉岗村位于一座名为仙山的西南坡半山腰,海拔约800米,全村人口不上一百人,离公社所在地25华里,仅有山间小路步行。生产队的一些梯田位于村子下方数百米的陡峭山澗边,自然条件显得严酷。有一段时间,我们参加生产队劳动,尽管村民们多方照顾,我们这些学生哥仍然累得精疲力竭。从大队部挑公粮到公社粮站,更要走30多里上下陡坡的山路,我一次挑不上50斤。 

1969年春节后,福清支左部队换上72(6789部队),历史开始向公平一方倾斜。县革命委员会开始“补台”。在福清师范学校和8.29福清分部的要求下,县革委会分别向屏南县、古田县、罗源县知青办发函,借调我和官春敏、林能和、阮正枰四人,回母校及福清县参加运动扫尾。5月间,县革委会贾主任(军代表)到原音西礼堂看望8.29福清分部,我和官春敏分别就分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作了汇报请示。直到6月份,我们回到各自的外县插队点,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党的九大之后,古田县的大中专学生,全部离开生产第一线,参加驻生产大队宣传队(工作组),宣传“九大”精神,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主要是矮秆良种),办“政治夜校”扫盲。我先后在卓洋公社的几个生产大队当过宣传队,跟山区农民零距离接触,进一步锤炼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1969-1970年间,留在福清的原革派“新福师”骨干,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开始显露出各自的人品和德行。同班同学林XX,假冒“争朝夕战斗队”成员,骗取渔溪公社革委会主任林金柳信任,企图混入政府机关。同届女同学XXX,傍上一位年过五旬的县革委会副主任,传说她怀孕生子,令许多同学痛惜不已。 

1970年中,我回福清探亲,8.29福清分部负责人叶青,陪我到县革委会找张凯珲主任(军代表)汇报情况,要求纠正当年福清师范学校毕业分配中的错误,张主任热情表示:欢迎你回福清工作。回到古田后,我曾给张主任写过一封信,对有革派骨干假冒我争朝夕队员、骗取信任一事,坦言气愤与不满,措词略有不逊。 

1971年初,插队劳动锻炼的福建省中专学生,全部安排工作。福清县革委会分别发函屏南县、古田县,要求把官春敏和我调回福清县分配工作。官春敏的行政关系和档案离开屏南县,到达宁德地区(1970年屏南、古田两县划入宁德地区)接转时,被宁德地区革委会截留,分配到地区民事组工作。我在古田县就被留住,分配到县革委会宣教组工作。 

  
()换位思考消除派性 

  古田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形成夺权反多权两大派。夺权派以老区干部为主。军队支左任务由县武装部负责。福州军区下派团级参谋仇恒章(原籍安徽),担任县革委会主任兼武装部长。各公社革委会主任也由原公社武装部长担任。 

19712月,我刚分配到古田县革委会宣教组,就被抽调参加“反骄破满整风办公室”工作。宁德军分区政委葛志勤带领一班人,驻扎古田县,组织各级干部“反骄破满,整顿作风”。由于夺权与反夺权两派斗争激烈,令本来应该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活动,演变成整肃掌权不久的夺权派干部的暴风骤雨,大揪所谓的“座山雕”、“南霸天”和“八大金刚”。办公室负责人是原闽侯专员公署下放干部林木桂。我的具体工作是收集整理各公社及县直机关的檢举揭发材料。这项工作颠覆了我在福清的派系从属,也让我刚走上工作岗位,就嚐到两派恶斗的苦果。县革委会办公室行政组拒不安排机关干部宿舍给我,宣传组军代表出面交涉也没有结果。我到仅有两间之隔的县革委会办公室,找行政组长包昌鸿查问,却遭到办公室秘书陈家莪训斥:“你们整风办做什么好事!”我终于明白机关干部宿舍不能安排的原因。3月底,我趁机报名下乡支援春耕,避开此是非之地。5月初我回到县革委会机关,“整风办”工作已经结束。 

  县革委会政治组长陈其党,在整风中曾被反夺权派扣上南霸天大帽。他得知我的宿舍问题,立即出面,很快得到解决。原来,196812月我来古田县报到时,带来一封原福清县法院院长陈振标的亲笔信,登门交给原古田县法院院长陈其党,要求照顾我和林能和、陈国春等八派同学。但两年期间,我始终没有找过陈其党,因为我不敢相信他会当作一回事。此时他让县广播站长陈河水叫我到他家,他竟然记得那封信,让我十分感动。他略带歉意地对我说:遇到麻烦,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振标来信了,我却没能照顾你。我回答陈其党:“我会努力工作,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认可”。我从陈其党同志身上,看到了古田县老区干部重情重义与勇于担当的优秀品德。其实,我认识的古田县第一位老区干部是叶明根,1966年八、九月间,我在前福建省委书记程序(当时在辽宁省任职)的母亲-夏妈妈住宅见过他。叶明根当时任闽清县委书记、福清社教工作团长。福清县老区干部盛赞他:象周总理一样有能力有魅力。 

宿舍风波给了我一个换位思考的机会,从前派性很强的我,得以外地干部、对立派干部身份,重新审视福清县及古田县的两派斗争。我开始同情并理解山西籍南下干部,他们肩负党的重任,从太行山下远赴福建,在外地工作的艰辛不易。南下干部和原地下党、游击队干部,夺权派和反多权派干部,出身经历不同,对个别问题看法不同,但都是共产党干部,绝不能以派系之见厚此薄彼。从此以后,我无论在哪里工作,都能公平公正,诚心尊重山西籍南下干部和外地干部,尊重省地县下放干部,尊重原对立派干部。曾经的对立派同学,也相逢一笑泯恩仇 

()到基层锻炼 

  我是19719月回到两年多以前插队的卓洋公社,当专职共青团干部,我刚满23岁。卓洋公社党委书记黄聿源找我商量此事后,我向宣传组军代表蔡永康(古田县人武部政工科长)汇报,蔡科长支持我到基层锻炼。终于,我拿着县革委会组织组的干部调动手续,远赴距离县城50多公里外的偏远山区卓洋公社工作。 

  我在卓洋公社的工作,除了公社团委副书记外,还实际兼任党委秘书。共青团工作,我抓点带面,很快打开局面。青年人容易发动,我根据山区居住分散的特点,在超过一半的生产大队,逐步建立起团总支。前洋大队团总支,成为先进典型,有一年还参加了福建省委工作会议。 

  黄聿源是一位退伍军人,当年不上40岁,文化程度不高,但工作热情,创劲十足。在大多数生产大队不同公路的情况下,我经常陪同他步行深入全社各大队和村落,全力推动山区农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不上三年,公社就建成了造纸厂、汽车配件厂、茶场等多家社办企业;自筹资金新建了办公大楼,搬离了解放以后一直使用的“乡公所”旧址;开工测量建设20公里长,到达闽侯县边境的卓洋-廖厝公路。辖下各生产大队也根据各自特点,在抓紧农业生产同时,兴建小水电站,开山种茶,发展队办企业。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粉碎四人帮后,黄聿源因为同一位小学女教师,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当时称“腐化”)被开除党籍,但他每次回到卓洋,都受到干部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敬重,人们并没有当他是“落魄之人”。 

  时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康通鑑同志(后任县委书记),系山西籍南下干部。他分管农业,用双脚走遍了古田县很多没有公路交通的山区大队,据说他有时一天翻山越岭五、六十里。有一次,他在县农业局干部黄聿寿陪同下,穿越吉巷公社的崇山峻岭,到达千米海拔的卓洋公社京峰大队。康通鑑同志艰苦朴素,深入基层吃苦耐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令我和很多同事十分震惊。后来我慢慢明白了,这是山西籍南下干部带来的当年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值得我认真学习和仿效。几年后康通鑑同志调任福建省气象局长,我到福州还特意去探访这位偶像级的领导。 

1971年底,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7311月,公社党委书记黄聿源与公社党委组织委员黄光吕,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中共古田县委行文任命我为卓洋公社团委书记。 

1974年初,古田县召开文革后的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我和杉洋公社团干魏鉴串、鹤塘公社团干林能和,奉命进城筹办团代会。我负责起草团代会的工作报告。文革前的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后任厦门市委书记)边圻同志,当时下放古田县,担任文革后古田县第一任团县委书记。1979年,我和大桥公社副主任黄衍煌,带着第二任团县委书记、时任大桥公社党委书记郑泗鸿同志(文革前城关镇党委书记,后任古田县副县长)的亲笔信,一起到厦门市委拜访边圻书记。 

  
()除恶无惧伤己 

1975年,我在“右倾翻案风”中,调回古田县委宣传部工作。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我退回卓洋公社重新担任团委书记。 

  当时公社干部都要下村包队,我到公社所在地卓洋大队任工作队长。工作队以大队团总支为骨干,各生产队办政治夜校,宣传党的政策和科学技术,顺便扫除文盲。社会风气积极向上,民心党心同心同德。不久后,我发现卓洋村有几个地霸流氓,从解放前就开始就横行村里为非作歹。其中有个恶棍流氓黄爱国,已经59岁,竟奸污了两个年仅12岁的幼女。疾恶如仇的我拍案而起:共产党的朗朗青天,岂能容许社会渣滓如此肆无忌惮。按照当时工作程序,驻队工作队先了解情况,报公社党委及公安特派员核实,再呈报县公安局。古田县公安局派军转干部陆长赐到卓洋承办此案,发现案件的情节十分恶劣:黄爱国奸污一名幼女时,叫另一名幼女在旁观看。不久,黄爱国因强奸幼女罪被逮捕。 

  粉碎四人帮后,卓洋公社新任党委书记是原来的副主任黄宗雁,卓洋本村人。因为黄爱国强奸幼女案件,我数度遭到卓洋村一些不明真相人的围攻,被我坚决顶住。但是,当过公安特派员的黄宗雁,出于狭隘的地域之见和宗族观念,毫无原则地纵容本村同派同族人员,跑到县城围攻威胁古田县公安局干部陆长赐。其目的是为黄爱国翻案,企图颠倒黑白,让我背上陷害群众制造冤狱的罪名。陆长赐刚从部队转业不久,没有派系羁拌,一身正气,坚持原则。最后在宁德地区公安处支持下,黄爱国强奸幼女罪终于定案,两年后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很多年以后,当朱熔基总理发出惩治贪腐准备100口棺材,其中一口留给自己”的豪言,我深深理解其中“除恶无惧伤己”的内涵。 

197610月,我年满28岁。在欢呼粉碎四人帮的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翻开了人生的新一页。 


  编后语:文革十年,全国大局基本不乱。党中央有毛主席掌舵,地方党政机关瘫痪期间,由支左军队掌控。作为福建省基层的一名普通红卫兵,我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不过是历史的一丝痕迹。在文革十年中,我从一名稚嫩的红卫兵,成长为党的基层干部。当年的红卫兵们,包括在文革初期的不同派别,都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在各条战线上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当年福清师范学校约400名“老三届”同学,后来在福建省各级政府机关中,就有3名厅级干部、多名处级干部和近20名科级干部。在将近半个世纪后,曾经的红卫兵,都已经超过60岁,早已悟透人生,此时再鼓吹“道歉”,显然属于画蛇添足的“政治秀”。 

  撰写本回忆录的主要目的,是想趁我记忆力尚可之年,留下一点文革史料。很多同龄人对此避之唯恐不及,但我愿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http://www.szhgh.com/article/history/201309/330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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