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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州文革往事[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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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往事(四十九)

(2013-03-23 18:08:55)


  医院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有很多奇人异事。医院的书记姓白,南下干部,文革时去世了。妻子是北方的农村妇女,一辈子没有参加工作,在医院里拉扯大一大家子孩子。他们家男孩女孩好几个,大女儿很会打篮球,后来在化肥厂工作过。有个小女儿和我二弟一起下放到罗田县,后来回到黄州工作。有个儿子白志军,读医学院毕业,分到地区医院工作。

  副院长李志华,是个从国民党过来的医生,他妻子周是国民党空军司令周某某的亲戚,小时候在国民党的怀抱里长大,文革时两个人为历史问题受了很多苦,一直在医院里劳动,没有分配工作,后来74年,医院子弟下放到罗田,安排周去带队,孩子们都尊称她为周妈妈。李家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第二个儿子小林最聪明,66年读初中二年级,68年底下放到团风乡下,70年大招工时,因父母亲的历史问题,没有被推荐,其余知识青年都走了,一个知青点只剩下他一个人,可怜的孩子想不通,用一根草绳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哥哥飞敏也在下放中,为此痛苦多时,头发早早的就白了,那时没有染发剂,年纪轻轻的满头白发,很是另人伤感。飞敏后来考上了师专,毕业后留校工作。他三儿子小勤,和我同年,也是非常聪明,77年恢复高考,考到北京去了,早年听说在北京工作,现在也没有联系过。最小的女儿在地区医院工作。

  医院还有个方副院长,是罗田人。从五几年就调到地区医院工作。66年患结肠癌,到上海动手术,手术很成功,他一直工作到八十年代退休。他家里也是好几个儿女,大儿子下放后,招工到黄石,后来又调回黄州,改革开放后,黄州的单位垮了,也成了下岗职工。有一个最小的儿子在医院工作。方院长家里出身好,文革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

  地区卫生局的几个局长那时都住在医院,我也很熟悉的。王廷斌局长是从山西南下来的,他妻子尚玲也是解放前就参加过革命的,文革时,说尚玲在突围时被俘过,是叛徒等等,也被整了好几年。他儿子王小明,比我大两岁,65年进初中,上了一年的学,就开始搞文革了,什么都没有学到。那几年,我和他是很要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学乐器、游泳。他于68年底下放到团风农村,哪个地方我不知道,只知道来回都坐船。70年大招工,他被招到武汉关山附近的733厂,是个军工电子厂,每年过年回来,我们还在一起聚聚,听他说说武汉工厂里的故事。记得是75年吧,湖北省在733厂挑人去香港,成立湖北驻香港办事处,他不知是有门路还是凭本事,总之被挑上了,去了香港工作,头几年还有时有点消息,后来就音信全无,他妹妹王小莉和他父母也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有个李局长,也是老革命,可能是黄冈本地的游击队。文革时也整的厉害。他的年纪比较大,那时都六十多了,可能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地区医院的医生中有很多是从解放前旧政府手上留用的,特别是几个有名的医生。外科的第一把刀洪医生,洪月轩,他就是国民党的军医,被俘后,转到黄冈地区医院工作。他的手术当时是黄冈最好的。文革时,因为历史问题,早早的就被批斗,一直放在劳动的岗位上,直到76年后才恢复医生岗位,但因很多年没摸过手术刀,再也无法称之第一了。我因为很小就在医院做临时工,和洪医生有过几年的忘年交,69年,他和其他被批斗的医生干部在挖防空洞的劳动中,我经常跑去帮忙挖洞,与这些牛鬼蛇神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70年后,他在外科护理员的岗位上劳动,又成了我的同事。他妻子不在黄州,一个人住在城墙下的平房里,小小的不到十个平方的屋里,经常是我和他下象棋,谈天说地的地方。后来我下放离开黄州,每年过年还去看望他,再后来,他又成了洪主任,工作忙了,我也参加了工作,很少和他相见。听说他退休后,又一次登高拿什么东西,从凳子上摔下来,脑溢血去世了。一个平易近人的好医生。

  妇产科有名的男医生叫周运友,也是从解放前留用的老医生。在黄州妇科里是最有名的。每次碰见生小孩生不下来的,不管是下面县里,还是乡下的,都要喊他去,破腹产基本上都是他主刀。人们对男医生从事妇科工作本身有些偏见,文革时对他的冲击也是很大的,说他是流氓什么的,大字报满院都是,也够他受的。其实那是他的职业,根本与流氓挂不上钩。也很奇怪,批斗他时说他是流氓,可有了病情,又叫他去看,周医生被劳动的时间没有洪医生长,大概两三年时间,就让他重新回到医生的岗位上,但没有担任主任职务。到77年后,他又重新红了起来。周医生和洪医生都不是湖北人。

  医院里有个女医生,姓吴,我忘了她的名字,那时,她约40多点岁。个子不高,一头短发,喜欢穿列宁服。她在文革时的处境很悲惨,不知什么原因,她没成家,是个老处女,文革时说她是国民党特务,被关起来办学习班,听说还挨过打。现在想起来,也可能是恋人跑到台湾或海外,她留在了大陆,然后她终身不嫁。是不是这个原因,只是我的猜测,文革时那样整她也没听她说什么原因,总之,她抗过来了,文革后,她还工作了好多年。她有眼疾,老了后更厉害,见了我总是一脸笑,很和蔼的一个老人。

  医院外科有几个从广东分配来的医生,一个叫陈进焕。另一个姓黄,在骨科,那时统称外科。他们大学毕业,年轻有活力,经常在篮球场打篮球。打篮球打得最好的是岳孟元,也是外科医生,湖北新洲人。陈医生和岳医生都是文革前分来,在文革中谈恋爱结婚的。岳医生人长的帅,按现在的标准是高帅,富肯定谈不上。追他的女孩很多,他的风流故事也最多。后来,他和缫丝厂的一个厂花结了婚。陈医生和医院里的一个熊护士谈朋友,熊护士是湖北武昌县人,家里出身富农,文革时讲成分论,成分不好的人不好谈婚论嫁。她和陈医生是69年才结的婚,新房就在我们住的那栋六病房,我们还是一段时间的邻居,也吃了他们的喜糖。他们第一个孩子出世也是在六病房那间小屋子里。70年,我干活时,把左脚第二个脚指头砸伤了,按理应该是骨折了,我去找陈医生看,他笑着说,这个脚指头也没有什么用,要不要我帮你把它割掉?我吓的要死,心想,他们可能职业的习惯,对人体没什么感觉,就是没用也不能割掉啊。后来他也没用石膏,就用一个小木板把第一和第二个脚趾头绑在一起,让它自然好,过了两三个月,那支脚走路才不痛了。到现在,第二个指头是不会弯的,骨头长成直的了。陈医生后来调回广东去了,还带去个湖北的媳妇。黄医生也回广东了。

  五官科的权威是傅医生,他是蒙古族人,个子很高,爱人也在医院工作,但个子比他矮一截,走在路上不甚般配。文革时,对傅医生的冲击也很大,批判了好几年,他是医术很好,后来还是解放出来重新当医生。他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小时候很笨,经常被其他的小孩子欺负,直到很大后,才变的聪明起来。正可谓大智若愚,是不是这个道理。

  内科有个女医生,是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病的专家,她人长的矮胖,给人一种圆圆的感觉,人称钟皮球。黄州一带是出血热的高发区,此病因鼠类活动而感染,农民中发此病的人很多,有一年,有一个新河的农民自己走到医院来看病,他自称是感冒了,经钟医生一看,诊断为出血热,而且很严重了,马上得住院治疗,他怎么都不相信。但医生的话不得不听,勉强住进医院,没想到,第二天就死亡了。家属理解不了,还跑到医院吵闹,说得个感冒被医院诊死了,还是尸检说明了问题。自此,钟医生的大名黄州家喻户晓。每年她都会参加医疗队到农村去指导防治流行性出血热。她在内科其他病的治疗上也有独特的功夫,我父亲那些年每年到冬天就咳嗽,一直治不好,吃了药,好一阵子,然后又复发,医学叫慢性支气管炎。87年冬天,他又咳了起来,这回找的是钟医生看,她强迫我父亲住院彻底治疗,她的办法是用大剂量的抗生素输液,而且很长时间不停药,我父亲一点都不咳了,她也不停,说是要把里面的细菌彻底杀死。我父亲工作也很忙,老觉得已经好了,可以了,连我们也感觉没事了,就钟医生说不行。听了她的话,我父亲经过这次治疗,到现在八十几,二十几年过去了,冬天咳嗽的老毛病再也没有犯过。我们一家都记得此事,每当说起,就怀念起钟医生,她后来离开黄州,调到别的地方去了。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3-08-27

文革往事(五十)
  
(2013-04-08 20:06:36)

  
  医院里女同志多,有几个人还很有名,记得65年有一个女护士,姓秦,在黄州民兵打靶得了第一,又参加省里比武,也是得了名次,省里奖了一支小口径步枪给她,她是那几年黄州的明星,到哪儿开会都有她。文革后交枪,听说这支枪也被交掉了。还有一个女医生,姓杨,68年参加了北京国庆观礼,69年听说出席过九大,后来调走了。
  
  医院护士里面有好多是地区三大院的家属,男的当干部,女的就安排到医院里工作。军分区的就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杨护士,爱人是军分区的干部,据说是解放时从国民党团长起义过来的,相貌堂堂,英俊魁梧。文革时,把他弄到北京去办学习班,这个人性子烈,在火车上跳车身亡,留下老婆和三个儿女。他死后,杨护士就搬到医院来住,也是住在六病房那里。她后来一直没有嫁人,抚养三个孩子成人。
  
  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是臭老九,他们的婚姻大事也被这不好的名声影响着。我父亲在黄师,母亲在医院,这两个地方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父母当年也做了一些红娘的事情,撮合两个单位的男女青年成家。黄师这边自然是男老师,医院这边都是女同志。记得的应该有,洪老师和陈医生一对,喻老师与张护士一对,喻老师是武汉人,住在武昌。文革那几年,他经常从武汉接我回黄冈。张护士是广济人,父母亲都去世了,是个孤儿,和我们家有广济这个缘分,走的很近,他们成家,肯定是我父母的功劳。还有汪老师和熊护士等。
  
  医院的造反派头头在地区是有名的,朱福林原本是个救护车司机,文革中,成了医院的造反派领军人物,辉煌的时候是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倒霉的时候,到北京、麻城等地进学习班挨整几年。说来也奇怪,医院的造反派基本都是工人队伍,医护人员占少数。有个叫郦培发的,是门诊收费的,他也是医院的造反派。67年,他和我们都住在考棚街上的那个院子里,大门的两边就是他家和我家。我家只住几个小孩子,而且只晚上睡睡,而他家,是三代同堂,他奶奶也曾住在这里,他还有个儿子,那么小的屋子里,不知是怎么住的。我的日记本里还记录着,70年6月29日晚上,医院里开批斗郦培发的大会,其中有一段,写的是,郦培发被派去挖防空洞,他说秦始皇筑万里长城死人死得多惨啊。这句话,成了批判他的把柄。也不知是不是真的是他说的,日记中还记有,郦培发不认罪,说他没有干坏事。这倒可能是真的,文革中很少有人认罪的,因为这是毛主席叫搞的革命,哪个肯说是自己搞的,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结果成了罪人,谁都不服。郦培发后来下放到外地,再也没有消息了。还有一个干部叫张根来,也是个头头,他的几个儿子都很帅气的,有一个儿子给招进了地区文工团。69年,张给弄到麻城去了。还有几个跳的高的造反派,文革后把他们调离医院,分到周围的工厂去了。
  
  医院有个电工,叫冯泽泉,也是造反派的成员。他在医院很受孩子的喜欢,什么原因呢?因为医院夏天要做清凉饮料,如冰镇酸梅汤或冰棍等,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就发到各个科室的工作人员手中,这本来是上班人员的一种福利,可医院里小孩子多,每家几乎都是三四个,大人就让给孩子们享用。冯师傅是做清凉饮料的,故到了夏天,孩子们就围着他转。什么时间去买冰,什么时间开始做,什么时间发,大家一清二楚。每天的下午三点多钟,小孩子们都围到王字屋最头的一间电工房外边,等着冯师傅发酸梅汤。这是67、68那几年的一道风景线。冯师傅可惜很早就死了,某一天,他早上再也没有醒过来,在睡梦中过去了。他儿子后来被医院安排顶职,很早就没有读书上班了。他妻子后来改嫁到黄冈县机械厂了。
  
  医院食堂里的炊事员大部分都是黄州本地人。有一个叫大老罗的,是黄州城外人,他近五十岁,有一手推拿的好本事,远近闻名。黄州城里城外的男女老少,都找他治疗跌打损伤。我小时候也找他推过几次。他没有什么架子,不管生人熟人找他,都可以帮忙,不过要自带酒。这是他唯一的条件。治病的人带上半瓶酒,到他工作的大食堂,等他开完饭,有空了,就给病人推拿,先把酒倒在碗里,用火柴点着,烧一烧,然后趁热将酒涂抹在痛处,快速的用手推,让患处发热,他再按着经络走向施展手法,病人痛的叫,他也不理,只顾他的工作。一般的损伤经他推个两三次,基本就痊愈了。剩余的酒就是归他喝的,我是从来没见过他收人家的钱。如果放到现在,有这么好手艺,去开家诊所,能赚个好钱。他没有带什么徒弟,自己的儿子也没有学到这门手艺。他有个儿子和我小学同学,后来顶他的职到医院上班,以后当过医院的财务科长。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3-08-27

文革往事(五十一)
  
(2013-04-12 18:22:10)

  
  时光来到了68年,这年我13岁。这年发生了影响我后来一生的一件大事,黄州也发生了文革以来最严重的武斗事件,而从68年下半年开始,文革在走向收尾,千百万文革中的红卫兵将走向农村、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谓是变化多端,翻天覆地。
  
  记忆的大门一旦打开,往事浮上心头,几个月都平静不了,不把它写完,我于心不甘。由于工作的关系,不能坚持天天写,只能象现在这样,写写停停,我还想写失学的四年,下放的三年,工作后的经历留待退休后再写。积累多了,我还想分成人物、地点、事件各自写成散文。呵呵,自娱自乐。
  
  今天先说说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它就发生在68年3月。68年武汉、黄冈都成了造反派的天下,老保早就烟飞灰灭。全国此时也开始了所谓的“复课闹革命”,动员学生回到学校。我们这些理论上已经毕业的小学生,于是在3月份又回到了黄师附小,学校的教室不够用,就把已经毕业的称之为7年级,与6年级合用教室,分上午班、下午班,每个班只上半天学。上学了,也没有课本读,老师带领学生,读读毛主席著作或读“两报一刊”的一些社论文章(两报一刊是文革时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简称,意思是它们代表中央精神,地方上只能听他们的)。
  
  记不得是3月份的哪一天了,下课的时候,同学们在交头接耳地传说一件事,说是有个同学放学打扫卫生时,在前排课桌走道上捡到一个纸团,上面是反标(文革时把对毛以及毛为首的党中央司令部成员大不敬的言论统称为反标,意即反动标语),他交给了老师,现在在破案,不知是谁写的等等,那时,反标是很严重的事情,动不动就会进监狱的。我当时也和同学们议论这件事,压根没想到这件事与我有什么关系,虽然我平时上课时很喜欢一边听老师说,一边手拿一张纸,在上面乱画,画完了捏成团,扔在地上,但是我不记得我写过什么东西,我也没有意识到这反标是我写的。我的座位在第二排,前面是CJH,很要好的同学,我和他个子矮,都坐前排。左手边是一个女同学,她就在附小住,她父亲在50年代镇压反革命时被共产党杀掉了,出身不好,记得,有些同学说是她写的。反正大家都在猜测。
  
  第二天下课时,谢老师(她一直是我小学的班主任,一个很好的女老师),很严肃的叫我到她的宿舍去,说有人找我。谢老师平时对我们都是一脸微笑,今天的表情让我有点惊讶。谢老师的宿舍在城墙半山处一栋平房里,这里住了两三家人家,房子不大。我进到她宿舍里面一间屋里,有一个大约30岁的男同志站起来,说:“你就是某某某吧,我是地区公安处的,找你核对一些事。”他没有穿公安制服,也没穿军装,身着便服,脸上还带着笑容。我隐隐约约觉得他要问的可能与反标的事有关。他让我坐到桌子前,桌上放有一张纸和一只笔。他说,我念一遍,你写出来,我念什么,你就写什么,然后,他就念当时很流行的口号,如“打倒刘少奇”,“打倒刘邓陶王,”,“打倒姜一,”这是些打倒的口号,他又念正面的口号,如“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之类的口号。多少年过去了,我都记得当时我写这些口号时的情形,我心里在嘀咕,写这些干嘛,莫非是在对我的笔迹。事情很显然,就是在对笔迹。我很认真的写完他念的口号,他拿起来与他手中的另一张纸比着看,我也想看看那张纸上是什么,我把头一偏,他马上就放进一个包里,不让我看到。他又开始问我的情况,家里几口人,父母亲是干什么的?家庭成分是什么?等等,我都一一回答,他用笔记下来。谢老师在旁边说,这个同学在学校表现不错的,以前一直是三好生,他父亲是师范的干部,母亲是医院的干部,家庭情况也比较好。好象有帮我说话的意思。写完了,问完了,他说,好,你先回去,我和谢老师再说说。我就离开了学校。一出学校门,看见大毛在外面等我,他是我同班同学,67年曾住在考棚街同一个院子里,后来又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可惜他去世了,年龄不大。他当时很关切的问我,谢老师找我去做什么,我如实的告诉他了。他和我一起回家,路上再没有说话。
  
  过了好几天,班上也没再议论此事,我也没有往心上去。有一天早上,我父亲跟我说,你们学校今天开大会,我也要去参加,是关于你的事,我说我的什么事啊,父亲狠狠的说,你干的好事。就调头到学校去了。现在回想起父亲当时是急恨交加,又怕我年龄小,受不了这个刺激,就一直没和我说实话,其实,他可能前几天就知道,这件事是我干的。学校肯定通知他了,地区公安处也可能找过他。我父母亲肯定不相信,也到公安处去问过,人家说笔迹对的上,没有错,父母亲才认同这个现实。这些是我后来知道的。
  
  那天早上,到学校后,就被通知到操场集合开大会。全校师生在操场上整整齐齐排队。我个子矮,也是自然排在前面。那时学校操场边上是一个自然的高台阶,形成了一个貌似主席台的位置。学校以前的领导已经打倒了,造反派的头头主持会议。说我校文化大革命又取得伟大胜利,破获了一起反动标语事件。然后就宣布此事件的具体人物,当然就是我了,我年龄小,才12岁半,没有弄到台上,我父亲在台上,一宣布后,全场哗然。我的头也一下子蒙了,没有想到反标是我写的,我连我写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黄师来了个领导,钟副校长,他当时和我父亲间有些矛盾,他在台上讲话,代表师范学校批判我父亲,说他没有教育好子女,什么什么的,总之要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件事情,我们家出身并无大问题,故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只说路线斗争。要是出身有问题,那对我父母亲就可能是灭顶之灾。我父亲也上台作了检讨,承认家庭教育没有作好,只顾智育,没顾德育,今后要改正之类的话。当时我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进去,站在那里,不知是怎么站过来的。一向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学生,现在成了反革命分子,这思想怎么也转不过弯来,但也怪不得那个,是自己写的什么反标造成的。
  
  稀里糊涂的开完了会,一散场,其他班上的几个同学就想过来动手打我,当时,老师把他们叫开了,让我去谢老师家。在老师家里,我哭了,谢老师在旁边安慰我,说你年幼,不懂事,以后还是有机会做好的,还问我以后什么打算。我也说不出所以原来,过了一会,我就回家了。
  
  这就是影响我一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它导致我没上中学,13岁就踏入了社会。它象一个幽灵始终在我的周围盘旋,影响着我的成长,影响着我的下放,影响着我的工作,影响着我的婚恋,影响着我的入团入党提干,我的名字叫志军,父母是想长大后能当兵,我从小就想当兵,然后弄个师长旅长干干,可我当不成,三个弟弟也无人当兵。尽管四人帮垮台后,我父母亲到地区公安处去咨询,人家说当时就没有立案,因为是小孩子,档案都没保存。但那个社会就把它当个事,学校当文革的伟大胜利办,整个黄州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尽管我后来也入党了,也提干了,生活过得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此事的阴影毕竟缠绕了我几十年。
  
  那年,我只是懵懵懂懂的一个小孩子,没有想到这件事对我一生的影响。记得学校里还要我写交代,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什么标语,就按照老师的提示写,我写我为什么写反标,是文革没有让我们进中学,因为我想上学。呵呵,这是什么原因啊,我当时就是这样写的。并没有什么恨共产党的话。写完过后,我该怎么玩,还是怎么玩。真正发生影响是在69年。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3-08-27

文革往事(五十二)
  
(2013-04-14 19:59:59)

  
  68年的元月份,就是1.11这天,黄州发生了第一次的大型武斗。关于这场武斗的场面我亲眼见过。但时间不是很记得,111武斗是黄州人都知道的,可黄州中学的网上把它写成是67年的11.1,即11月1日,而我的记忆里,是68年的1月11日,前段时间,在我的帖子里,有位黄州的老同学也说是1月11日。不知黄州中学网站对,还是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对。我希望黄州其他对此有记忆的老人来回忆一下,究竟是哪天?
  
  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68年的春节是在1月30日,1月11日是在腊月的时候。太阳暖暖的照在身上。而67年的11月,我当时在武汉,天气阴冷阴冷的,几乎天天下小雨。所以,我坚信这场武斗是在68年的1月发生的。
  
  先讲讲背景。黄州在67年时有两个保守派组织,一个叫工农联盟,一个叫红卫军。67年7.20事件后,这两个组织都垮掉了。到了68年元月份,红卫军的个别人又在死灰复燃,想把组织重新建起来。这个组织的基础在黄州附近的长江公社农村里,也就是现在从宝塔大道到南湖这带沿江的农民。城里有个据点就在黄州老电影院前的七一路上,黄州菜场旁边的医药公司门市部里。这是一个三层楼的建筑,沿街。从头开始分别是百货公司,县商业局,土产门市部,医药门市部等,医药门市部夹在几个门市部中间。楼下是商店,楼上住人。这个门市部人不多,只有几个人。其中有个女的,年方20,是团风临江人,姓吴。个子很高,我对她的印象很深。后来过好多年后,她还在那个门市部上班,而我到了她姐姐的单位工作,说起此次武斗,她姐姐还唏嘘不止。领头的是县里的一个干部,邓振武。我在前面没有写他的名字,现在想来,人都死了四十几年,也就把他的名字写出来。邓振武是我在前面写过的一个人,就是他把县委书记头上带上痰盂弄到大街上游行的。不知他是什么原因,从一个造反派转到保守派的立场上了。在1.11武斗的头几天,邓振武就和门市部的人一起作了准备,楼上放有砖头,石灰,六六六粉。不知是准备自卫,还是准备做什么。反正是有所准备。
  
  1月11日这天,黄高的造反派学生,在街上游行,也没有多少人参加,游到菜场旁边的七一路上,医药门市部的人把门关了,人在楼上对学生喊对立的口号。学生们就不服周,两边于是对骂起来。学生们在楼下,那边在楼上,看的见,摸不够,就是跳起来骂也不解恨。黄州并不大,一点事马上全城都知道了。造反派在城里是绝对优势,不到一个小时,黄州中学(那时叫战校)的,沙街搬运站的(县总司),等单位的造反派都到了现场。我头天晚上是住在黄师的,早上到医院来,正路过胜利街转考棚街,赶上了这场热闹。我来到七一路与胜利街交接处,就是百货公司门前。那条街上已经挤满了人。看热闹的多,武斗的人少。军分区的人穿着军装,老远地站在胜利街上,并没有上前去制止武斗。门市部的大门不知用什么东西堵上了,他们造反派光站在街上攻不进去,外面的人起码是里面人的几十倍。但里面的人很顽强,死不投降。只看见,搬运站的人力大无穷,火气冲天。他们骂骂咧咧的拿来了铁钎,洋镐等工具,从这座建筑物的端头也就是百货这头上到了屋顶平台,也学武汉百万雄师攻打水运学院的方法,从屋顶上打洞。这时,从东门方向跑来一支队伍,装着军装,是支左的8206部队的战士。他们比军分区的战士尽职。一来到现场,就跑到门市部前,把人群分隔开。忽听见,一声喊,丢手榴弹了,街上的人忽的就全跑到角落里,过一会儿,没有响,人群又围到医药门市部门前。部队的人没有上楼顶。只是在街上维持。而楼顶上的人加紧打洞,大约在11点的时候,把楼顶打开了,就听见有人喊,跳下去,跳下去,可能造反派开始往下进人了。
  
  这时,武斗真正开场了。里面的人和进去的人打成一团,那时黄州的造反派都已经有枪了,不知为什么这次武斗没有用枪。开始是里面的人占上风,把进去的人从窗户里丢到街上,8206的人就在窗户下用手接住,然后马上往地区医院送。过不了一会,造反派进去的人越来越多,形势发生逆转。保守派的人开始被丢到窗外了,这时,街上的造反派主要是学生,也参加了接人,他们接人不是往地区医院送,而是往自己学校送。几个人夹一个,一边走,一边打。我亲眼看见战校的学生把抓住的人从胜利街上朝东门方向拖着跑,旁边还有个人用小刀不断地捅那个被抓人的屁股,血沿着街道往下滴。那个场面真是太血腥,过了多少年,我还是忘不了。里面也没多少人,都被丢出来后,武斗就结束了。
  
  武斗是结束了,战场也转移了。转到哪儿了,到了地区医院。我马上回到医院,继续看热闹。被部队送来的受伤者在医院的外科住院部里包扎。刚包扎好,造反派就把人抓走,送到黄高或战校,说是去审问,其实就是弄去打。邓振武是头头,被打的最厉害。本来如果及时抢救,可能死不了,他在医院抢救,又被黄高的学生弄走,等打完了,人不行了,又送回医院,神仙也救不了他了。可惜一个外地人,当兵转业到黄州,才40不到,就这样丢了性命。医院的太平间就在门诊部旁边。他死后,放在太平间里没人管,他老婆也是北方人,个子比较大,伤心,连拖带背的,把他弄回去了,没有一个人帮她的忙。
  
  这次武斗死了一个人,其余受伤者没有统计。后来清算文革历史时,发现地区医院的造反派在救人与打人之间也做了些不光彩的事情。我们那时小,看热闹而不知厉害,看见死人了也不知害怕。幼小的心灵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次武斗的第二天,听说城外的农民要进城报仇,黄州的造反派紧张起来了。他们调集人马,在黄州十字街布置防线。这次动枪了,我们医院离十字街近,我得知消息后,一会儿就跑到城墙边看热闹。那时,这里有座一字门桥,桥下是壕沟,沟里有水。十字街是在桥外,很小的一条路,弯弯曲曲的通向宝塔。我到那里的时候,桥对面已经积聚了不少的农民,他们手举着血衣,拿着扁担冲担之物,口喊着报仇的口号,站在桥那边。桥这边沿着城墙两边是造反派的人,他们匍匐在地上,把枪举起,对着那边的农民,双方是一种对峙状态,谁也不愿向前走一步。农民深知他们没有枪,如果进城,肯定会吃亏。城里的人只要农民不进城,他们也没有道理开枪。对峙了一两个小时吧,对面的农民慢慢散去,此事不了了之了。再后来,这些农民不知就成了地直总部的帮手,与县总司成了对头。可能对搬运站的人在1.11武斗中的打洞有着仇恨的记忆。真的,如果不是把楼顶打穿,双方没有接触到,部队的人再多做一段时间的工作,可能1.11武斗又是一种结果了,搬运站的人真是,毕竟黄州城人少,抬头不见低头见,整个文革也就是这场武斗是黄州人打黄州人,其余的都是与外地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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