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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州文革往事[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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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往事(四十五)
 

黄州的知识分子的孩子,去打工的是少数,去外地的也不多。他们子承父业,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看书玩音乐的不少。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黄州各个学校里的图书馆在文革时只有黄师的是完整的保存下来,没有被抢。其余的,如黄高、黄州中学、农校等学校的图书馆,还有其他机关单位的图书馆都被抢过,其实抢图书馆的都是爱书的人,因为文革时说那些馆藏的书籍都是封资修的读物,是大毒草,不让人看了,学生们就自己去抢,谁抢到的,就归谁所有。一时间,图书馆里的小说、故事、科学以及数理化的教科书都被学生们拿光了,最抢手的是文革前的爱情三部曲《家》、《春》、《秋》之类的爱情小说,特别可惜的是黄高,从民国初年就收藏的各种图书、杂志、报纸全没了,变成了私人财产,那时,黄高的学生几乎每个人都有学校图书馆的书,大家偷着看,或者传着看,在那文化荒漠的年代,这是多么珍贵的知识宝藏,许多人从中受益终生。黄师的学生毕竟是中专生了,不像中学生那样冲动无知,所以黄师的图书馆没有遭到抢夺。这是黄州文化之所幸,文革后,到黄师转成师专时,我父亲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图书馆的藏书在湖北算是很丰富的。黄冈师专的筒子们要珍惜哟。


另外一种东西也是青年人热衷想要拥有的,就是各个单位的乐器。黄州文革前每年都要举行《黄州之春》演唱会,各单位排练节目去比赛,所以各个单位包括学校都有自己的业余文艺演出队伍,有自己的乐队。文革开始后,以前的文艺演出停止了,代之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但是,
67年下半年到68年中,派性斗争激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也不多,加上黄州发生武斗,有些单位被抄,财物被哄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乐器。其他财物像办公桌啊,家具啊都没人敢要,乐器不同,拿回家就能用,很多人都弄到了单位的乐器自己玩,有会玩的,也有拿回去学的。

我的音乐启蒙老师是我父亲,他年轻时喜爱音乐,会拉二胡,小提琴,手风琴等乐器,曾考入中南军政文工团(后改名为武汉歌舞剧院),因奶奶反对而没去成,当了一个教书匠。
67年的一天,他突然问我,想不想学二胡,可能是看我们几个弟兄整天不上学,不学点东西也不行,我当然说,想学啊,他就上街去买了一把二胡,记得是2元钱。一个较差的入门式二胡。回来后,就教我最基本的拉二胡的动作,右手拉弓,左手按弦,什么15弦,52弦,等等,第一支曲子就是学拉《东方红》,呵呵,这个不是政治,是《东方红》的乐谱最简单,容易学。我从《东方红》开始启蒙,天天在家里吱吱地乱拉,慢慢的也学点样子出来了。弟弟和隔壁的“眼镜”,“胡闹”,“幺儿”等人都开始学乐器了,学二胡,学笛子,学口琴,经常我们在一起练习。我不满足于那个破二胡,又翻出父亲的宝贝小提琴,那是父亲刚解放时买的,到67年时有十几年的历史了,父亲也有好多年没有拉了,这时也成了我们的好伙伴。隔壁的“眼镜”的父亲是地区医院的医生,他也有一把小提琴,比我们家里的新,“眼镜”就学小提琴,不学二胡了。不知是从我们这里传出去,还是其他原因,那年,黄州兴起了一阵学乐器的风潮,好像很多人都在玩乐器。我们把医院里乐队的乐器请回了家,我弄了个手风琴,天天拉手风琴,自己想象着苏联电影里的场面,站在顿河畔的小伙子,拉着手风琴,周围一群姑娘在随着琴声起舞。呵呵,我们那时没有这样浪漫的场面,一个我还小,另一个姑娘们不知到哪里去玩去了。
文革时学音乐,不像现在的孩子是家长逼着学,还要花钱请老师,孩子自己一点学习的动力都没有。我们那时是自己想学,没有老师,父亲就是老师,懂的一点的都是老师。所以伟人说过,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主要因素,外因只是条件,没有自学的动力,外因再怎么强大,都起不了作用。我们克服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乐谱。我家里有父亲传下来的西方小提琴师赫曼的小提琴练习曲,这是当是唯一的乐谱,成了我们的宝贝。我没有拉多少小提琴,“眼睛”拉的多,他就把我的谱子拿去学,后来也就成了他的东西了,再也没有还给我。直到现在,我回家,我父亲还提起此事,说我是个败家子,我笑着说,又不是跑到外国去了,都是培养了中国人,“眼睛”后来下放时,考取了湖北艺术学校(湖艺),毕业后到黄石歌舞剧团工作。我说他的成长也有您老人家的一分功劳,我父亲也只是说说而已,陈年往事嘛。

我们学乐器仅仅靠几本赫曼的曲子也满足不了需求。“胡闹”想了好办法,他是卫生局某干部的孩子,后来到武汉工作了。他弄个收音机,到半夜就收听外国电台或香港、台湾的电台,那里面有中国名曲和外国名曲,比如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一面听,还一面记谱,一支曲子,要听好多遍,才能记全。记下来了,就是大家的练习曲。还有些是文革时的样板戏,如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都是很好的小提琴练习曲,二胡曲有《赛马》,笛子独奏有《扬鞭催马运粮忙》等。这些都是我们那时练过的。


到了
69年,黄州的中学再次开学,各学校掀起演出样板戏的高潮时,我的这几个伙伴都成了演出队的顶梁柱。我没有上过中学,所以当时没有加入到这个队伍里,很是羡慕。像黄高当时演的就是样板戏里的最高水平,在黄州也是最高水平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其他学校如黄师、黄州中学等就只能演京剧,演京剧的基本功要求低点。演京剧只要求有小乐队,演芭蕾舞要有管弦乐队才行。黄高有个女老师,能唱女高音,声音真的很美,白毛女的伴唱就是她唱的。“眼睛”就在乐队里拉小提琴。演“喜儿”的,“大春”的同学还有其他的演员都在70年大招兵中给部队招走了,他们只上了一年的中学,由于会文艺,是各部队争着要的香饽饽,“眼睛”,“胡闹”等由于家庭出身不好,都没有能参军,一个个气的要死。这都是“唯成分论”搞的鬼。那次参军,因为是林副统帅的家乡,几乎成分好的中学生都走了,偌大个黄高,就剩下几个班的同学了,而且都是家里成分不好或父母亲还没有解放的干部子弟,这些都给那些少年的心灵里留下淡淡的阴影。那年去当兵的,等林彪事件爆发后,又都转业回黄州了,因为林副统帅家乡这个名词不香了,反而还有嫌疑,真正在部队提干当官的不多。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3-08-24

文革往事(四十六)
  
我是黄师的子弟,在黄冈师范的院子里住过好几年,对学校有很深的感情。黄师现在是黄冈师院了,是鄂东第一的学府,学子也可以说遍天下了,你们可曾知道五十年前的黄师是什么样子的,可否愿意听我慢慢道来。

我是63年的夏天来到黄师的,我父亲之前在广济师范工作。说起我父亲参加工作的事,他经常跟我们讲起其中的笑话。53年,他在武汉的师院毕业,分配到黄冈专区,一起分来的还有另一个同学,两个人从武汉乘船而下,他们不知黄冈的首府在黄州,以为在团风(那时团风是黄冈县城所在地,54年发大水被淹后,迁至黄州),就在团风上岸了。到了教育局报到,人家一看介绍信是到专区的,就告诉他说,你们走错了地方,不过,我们这里也很缺教师。你们既然来了,就留在这里吧。那时,刚解放,各处都缺教师。我父亲不同意,说错了,我们就走,县里的人不让走,那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介绍信不给他们两个,没有介绍信,就寸步难行了。我父亲就要求和专区打电话,看专区的意见如何。黄冈县教育局的领导就向专区打电话,说有两个武汉的学生是不是分到专区了,专区教育局说是,怎么了,县里的人说,这两个人我们都要了。专区的人听了,不高兴,说这是省里分给我们的,全专区十几个县,怎么可能都给你黄冈县呢?黄冈县里的人哈哈大笑,说,人已经在我这儿了。专区的人弄不清真相了,忙说要他们两个听电话。我父亲接过电话,讲清原由,专区的人才知道是走错地方了,地县两级磨了半天的嘴皮,最后同意留一个给黄冈县,我父亲到专区去。留下的那个同学就一直在团风二中工作,直到八十年代,我父亲告诉我这件事,我专程去拜访过这个老师,说起往事,不胜唏嘘,可见一个人的命运有时是阴错阳差中注定的。

我父亲到了黄州,分到了广济县工作。可能有个原因就是我母亲那时在阳新工作,有点照顾的性质。广济师范也是分分合合的一个学校,主要是58年大跃进一哄而上,59年后困难时期又纷纷下马。就像黄冈在58年还成立一个黄冈大学,后来又撤销了,至今也恢复不了。63年,地区把广师和黄师合并了,父亲就要到黄州工作。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最小的弟弟62年刚出世,老三也还小,我父母亲决定一个人带两个,我父亲带我和二弟到黄州,老三老四和母亲留在广济。

那时的黄师就在东门六甲街的土坡上,对门是黄州中学,可是这个对门只是相对,其中还隔着有几百米的距离,中间是七一大队的一个小队。从城里到学校,必经东门桥。过了桥,有两条路到学校,一条是过六甲,从黄州中学门前拐弯,这里有一条大路通往学校,这条路保存至今,那时就是这个模样。路的西边是生产队,路的东边以前也是生产队,65年开始,军分区在这里建干休所,文革时是支左部队的团部。干休所越扩越大,逐渐的生产队就没了。另一条小路就是从东门桥过去从生产队的村里穿过去,从一个山坡上蜿蜒走进学校。两条路在学校门口相会。大路是汽车走的。一般人们进出学校都是走小路,要近很多。不过,村里的狗多,怕狗的人不敢走这边。小路旁边是水田,种的水稻。田埂上到了冬天也可以走人,我有时上学到对面山下的附小,就从田埂上过去。春天,田野里油菜花开,是我们玩耍的好地方。

学校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门,我记忆中,就没有修过院墙和大门,现在的都是后来之作。到了门前,东边是一个生产队的水塘,很大,位置应该是现在学校门前的那栋教师宿舍,农民经常在里面洗衣服,挑水吃,里面养有鱼,到了过年时,就把水抽干,打鱼过年。西边没有现在的那栋楼房,在山坡下有一个厕所,厕所外就是农田。进学校第一个建筑物是一个两层楼的办公楼,以前学校的行政办公都在里面,这是一个仿西式建筑,砖是青的,楼板是木的,顶是红瓦。楼是东西向,两头开门,楼的正面中间开大门,有门厅,修有一个小花园,种有葡萄等花草植物,绿草茵茵,花香扑鼻,夏天是个纳凉的好地方。

我们63年夏天到学校,就住在这个办公楼的一楼靠西边的第二间,第一间是一位蒋老师住的。那时,父亲办公住宿都在一起的。到了9月,弟弟送进了地区幼儿园,那里是住读,我进了附小,每天放学都回到这栋楼里来,记忆尤深。我们家在这栋楼里住过好几间房,68年住过靠东边的一间,都是住一楼,二楼从来都是办公的地方,没有住过人。

沿着学校的主干道,在办公楼的后面,就是一个大操场,操场按现在的眼光也不大,东边是篮球场,西边是田径的跳远,跳高的沙坑,有吊环,双杠,单杠等器材,主干道是南北向,走到靠操场之间的道路上,路分出一条来,往西到学生老师的食堂,再沿着主干道北行,路旁就是学生上课的教室,路两边各有一栋,也是两层楼,教室不多,每层都是单排,算起来也就五六间吧,两栋楼也就二十几间。教室的后面是学生的宿舍,也是对称分布,路两旁各有一栋。西边的这一栋,那时没有用作宿舍,楼下是实验室,楼上是图书馆,七八十年代,新图书馆建成,这里才作为学生宿舍。沿着主干道继续北行,就是学校的大礼堂。一个我看来最古老的建筑物了,台上都是木地板,有时演出还怕木板垮下去伤人。礼堂里常年放有练习体操的地毯,木马,还有乒乓球桌,文革时,我经常跑到这里来练习打乒乓球。礼堂两边也是操场,学生上体育课都在这里。礼堂的后面就是七一大队的土地。学校的主干道两旁,种有很多高大的梧桐树,到了春夏之交,梧桐树的花随着微风轻飘,满校园都是它的踪影,到了秋天,又满地都是它的落叶,梧桐树上挂有高音喇叭,这是每个单位都有的东西,傍晚,喇叭里放着音乐,师生们在林荫道上三三两两的散步,有的手中还拿着书,口中朗朗念诵,操场上喜爱锻炼的在打篮球,玩单杠,好一派校园之风光。

文革时,大喇叭成了宣传的工具,黄师的造反派就在办公楼二楼里占据几间房作为据点,整天有广播员进行派性的宣传,对门的黄州中学是另一派的,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在68年的早春,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武斗。那天,战校(黄州中学)的造反派听了黄师的广播,生气了,组织一帮人跑过来抢喇叭,他们把树上的喇叭摘了下来,黄师的学生发现了,两边就为喇叭抢了起来,边抢边吵,在扭打中,不经间到了学校厕所外的田里,一群人在水田里扭打,把农民的水稻全破坏了。其实也没有怎么打,都是读书人,就是一边抱住喇叭不放,一边拼命的抢这个喇叭,拉拉扯扯而已。最后,喇叭还是夺回来了,参与的人全身都是田里的泥水,苦笑不得。

不过,到了68年的6月,这里发生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武斗,武斗以黄师学生举白旗投降而告结束,此事放在后面再述。

在办公楼的东边与其并排有一栋教师宿舍,也是两层楼房,楼房是个L字形,走廊在中间,两边是房间,房间不大,可能只有十几个平方,没有厨房、卫生间等设施,很少人自己做饭吃,如果要做,就在走廊里放煤炉做。这栋楼的二楼,我父亲住过一阵子,68年的武斗过后,搬离了这里。在这栋楼的南面,先前是菜地,到了66年,学校老师住不下,特别是带家属的没有地方做饭,就在这菜地里做了两栋平房,相对而建,分给那些学校的领导或老师家属住。如学校书记吕超,教音乐的郝老师,教中文的李老师都在这里住过。这排宿舍的前面就是农民的住所。后来成了军分区的地方。宿舍靠东是学校的菜地,附近有一个厕所。以前所有的建筑都没有卫生间,厕所都在室外。学校的周边有很多空地,都是用来种菜,每个班都有菜地,学校与周边单位或农民的分隔地带都是用菜地分开的。种的菜都送到学生食堂吃,美之名曰改善伙食。师范学生的伙食费是国家发的,不用自己交,这是中国尊师之道的光荣传统,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听说前几年改革中,师范生也要交学费和生活费,我就觉得这个改革是搞转去了,把老祖先的规定都破坏了,现在是不是改回来了,我不知道。

在教师宿舍的北面有三排平房,第一排紧靠着宿舍的是教师食堂,还有烧开水的地方。老师们很少自己做饭,烧开水,都是到这里来吃,来打,不管有没有成家,好像那时的人都喜欢食堂,估计是为了方便。寒暑假时食堂也开伙。第二、三排有时做副科教室,如音乐等,有时做地区的教师进修用。从这最后一排平房往后,往东,穿过一个下坡,菜地,池塘,就到了学校最东边的一栋两层楼房,也是学生宿舍。这里的一楼和二楼我都住过,住一楼是65年底到66年6月,时间不长,楼上全是住的女学生,我家四个孩子和保姆住在一楼楼梯旁的第二间。住二楼是70年,这里的一楼成了学校的校办工厂,我父亲是校办工厂的创始人,我们在二楼有一间房,几个兄弟轮流来住。这栋楼也没有厨房卫生间,在旁边有一个厕所,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要想去WC,都得去外面。这里的房间有多大呢,放四个双层床,中间可放一个桌子,就那么宽,70年,我们在二楼的一间房子里,放了张乒乓球桌,两边刚好够人挥拍击球,晚上就成了我们的练球室,不过,不能大力抽杀,只能练练推挡之类。

这个楼房的前面全是菜地,后面是一片果树,是果园场的地方了。我在67年初,就是把喜爱的烟盒还有洋画打包埋在了这里的果树下,后来却找不回来了。

隔着菜地是以前的床单厂的车间,工厂做了围墙和学校分隔。床单厂有一排很简陋的职工宿舍,与黄师这边的教师宿舍隔墙相望。沿着围墙种了许多桑树,我们曾采过桑叶养过蚕,也摘过桑树的果实当水果吃。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3-08-24

文革往事(四十七) (2013-03-17 12:57:16)转载▼

那时的黄师就这么大,也没有几栋象样的建筑。可学校的老师那可是黄冈一流的队伍。学校的书记是和我父亲一样从广济调来的,他是广济本地人,土改干部,也就是说是解放初搞土改成长起来的干部。吕超后来调到教育局当局长(最后称之为教委)。文革时他先是当红的文革小组组长,后来也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学校校长程德懋是打游击出来的老干部。副校长钟慧是广东人,也好像是打游击的干部。学校的领导都不是真正的读书人,这是时代的烙印,学校一定要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知识分子当年都是“臭老九,”搞教学可以,就是不能掌权。
学校的老师来自五湖四海。我所接触到的,还记得一些。中层干部如教务处的毕兹凯,他是湖北哪里的人,我不记得了,他有个儿子在地区建安工作,当过副总经理。总务的蒋树堂,他是安徽还是江西的人,文革时知道他是国民党青年军里的,被解放军在解放上海时俘虏了,从此加入了共产党,可文革为这个历史上的事,蒋老师没有少受罪。有个数学老师张大椿,湖南人,文革前不久分到黄师来。文革时和我父亲一道被斗。改革开放后,当了师专的校长,后来调回湖南哪个大学当校长去了。中文老师李天海,文学水平蛮高的,写过书籍出版。他大儿子比我小一岁,后来是黄冈电大的校长。有个教生物的张奎老师最幽默,他的课是学生最爱听的,我们附小还请他为我们高年级的学生上自然课,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讲苍蝇蚊子的繁殖过程时的一腔一调,常常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黄师的美术老师,音乐老师都是那时黄州有名的老师,教音乐的杜美丽老师,丈夫在地区文工团拉小提琴,她们应该是山东那边的人,两口子在黄州工作好多年,文革时为了她的名字,美丽两个字,吃了不少苦头。她唱女高音,唱的很好,要是现在,参加什么比赛之类的是卓卓有余。68年春节,她妹妹来黄州玩,每天早上在宿舍的外面,对着菜地练声,那音高,我们怎么学也学不来。可能她家是音乐世家。她爱人姓隋,长得象混血儿,人高马大,英俊魁梧,也是音乐人出身。儿子隋圻,是我老三的好朋友。他们一家人80年代回山东去了。
有个教美术的老师,我不记得姓名了,想了很久没想起来,这两天在黄州网友的提醒下,想起来了,是屈彦老师,是个老先生,他们家住在附小里的一个老院子里,这个院子里全是住的黄师的老师家属,如毕主任的家里也住这里。老师的画那些年经常在地区的展览中展出。黄师还有位美术老师叫莫伯华,文革时,美术老师有事做了,就是画毛主席的像,到处都要他们去画,莫老师画主席像是有名的。屈老师的家庭成分不好,文革时也被斗的厉害。他的儿女现在都还在黄冈生活,有一个还和我同一个厂工作过,厂破产后,在赤壁大道开一间划玻璃的铺子度生,现在不知生活如何,好多年不见了。
黄师的体育老师有两个,个字都不高,一个姓张,一个姓廖,张老师文革后调到对门的黄州中学去了。这两个老师的体操水平都蛮好的,培养的学生出去比赛都得过奖。
黄师有个职员姓高,他的儿子高维民,也是在黄师读书,65年分配到附小当老师。后来当了附小(黄冈实验学校)的校长。我的女儿那年想进实验学校读书,还专程到高校长家拜访过。
黄师的老师还有很多,如喻连生老师、中文系的汪主任等,提起汪主任,我想起一件事,八十年代,我参加地区工会组织的演讲团到各地演讲,曾到黄冈师专演讲过一场,是汪主任接待的,他主持会场时,指着我,对同学们介绍,这就是我们黄冈师专的子弟。那种自豪感,从他语气中就感觉的出来。
黄师的老师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图书馆的老师。我小时候喜欢看书,这是遗传因素的原因,书香子弟都爱书。63年到了黄州后,我上小学三年级,父亲就到黄师图书馆跟那里的老师打了招呼,用我父亲的借书证给我借书。而且不需要我父亲到场,只要是我去就行。这样,我就成了黄师图书馆里最小的一个读者了。最先在图书馆里工作的是一个舒老师,他当年没成家,是文革时68年结婚的。他对我很好,每次借书,都让我进到书库里面自己找。我上学之余,在这里看了很多课外书籍,我最喜爱的是小说,我看过的,有描写革命战争的《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延安保卫战》等,有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等,有爱情小说《家》等,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我的童年》、《静静的顿河》等,更多的是儿童读物如《鸡毛信》之类的短篇故事。很多书籍超出了我那时的年龄范围,父亲和老师也不管,反正只要你借,他都给。如《红楼梦》我曾借过,终因读不懂而还回去,过了十几年后才看完它。黄师图书馆65年又来了一位傅老师,是个女的,她身体不好,有结核病,长期在蕲春结核病医院疗养,她和我们家来往很多,对我们弟兄很好。她终身未嫁,抚养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弟弟一起生活,他弟弟在黄州读书长大,后来也下放到陶店农村。返城后就没有联系过了。象傅老师这样的有病的人,如果是现在的社会,是不可能抚养弟弟成人的。我在黄师图书馆的借书生涯直到我父亲退休才告终结,黄师的图书馆是我的第二课堂。
64年,我父亲被派到阳新县搞四清运动,带学校的学生去的。为期一年。我和弟弟就都到学校住读。父亲把我委托给黄师的一个物理老师。他那时很年轻,还没成家。我要用钱就到黄师找他,或告诉他我要什么东西,他买好了送到附小来。我父亲不在,学校的老师照样对我很好。我也象以前一样到图书馆借书看,一样到学校里玩。学校烧开水的周叔叔,每次见到我,一脸的笑,还带我到食堂里吃饭。学校里有个炊事员,长的很胖,样子很凶,我们私底下把他称为“地主”,每次看到他,就喊:“地主来了”。然后就飞快的跑开,怕他来揪我们的耳朵。父亲不在的那一年,我在这些好心人的关照下,生活的很好。那个物理老师66年成了我的游泳教练,教会了我玩水。很可惜,我忘了他的姓名,也不知他的家乡何在,他肯定是调回老家去了。
黄师有个老师很有意思。他文革67年中刚结婚,那时学校没有多少课,他也闲的慌,他长的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不知怎么的就和他的小姨子爱上了,爱上就爱上呗,他是个文人,又爱写日记,把他们之间的事全记录下来,而且描写的非常仔细,特有文学水平,现在的天涯论坛都不如他。可是时代不同,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对这种事深恶痛绝,在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把他的这件事曝光了,日记本给工宣队发现,弄到全校都知道了,他就成了玩弄女性的坏人,经常被批斗,还要他上台讲经过,也不知他那时的心情是如何过来的,总之,很没面子。但据说他很坚强,拒不认罪,后来给发配原籍,回黄梅去了。
黄师那时有很多老师都很年轻,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以前的分配制度也有好处,天南地北的人能够在黄州看见,不像现在,都是本地人在黄州,外地人看不到,久而久之,人种都会出问题。呵呵,说笑的。那些分配来的老师多半回到老家去了。如广东惠州的郭树彦老师,就回到了广东。他女婿当年也在黄师工作,一起回到惠州,后来当了惠州的副市长。
我在黄师住的时候是个孩子王,经常领着一群小朋友玩游戏,什么分成敌我两方,来攻防战,什么叫一个人扮成特务,其余人等来抓他,黄师周围我们玩遍了。我们在一起玩过的少年朋友有,吕书记一家,她大女儿和我同年,同上一个年级。上学时同上同下,到66年就分开了。吕书记还有个儿子,叫吕唯一,和我家老三一样大,小时很调皮。李老师一家,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钟校长家的女儿钟慧珠,也和我同年,现在还在黄师工作吧。王老师的儿子比我大一岁,叫王宪生,在附小,他也是宣传队的主力,65年在大礼堂他演的快板书还得了一个奖项。还有黄孟黎、隋圻、李杰、李刚等。有可能的话,什么时候再来个聚会,我看也很有趣的。
黄师潘会计的儿子和平,和我一样大,小时候得了脑膜炎,脑子坏了,成了傻子。好可怜啊。我们上学读书,他整天围个围脖,在街上到处乱走,一句话也说不清,嘴边常年口水不干,他父母亲为他伤心透了,但是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心疼,我们这些黄师的孩子也护着他,有时,六甲街那边的小朋友欺负他,就把他护送回学校。后来我们大了,离开黄州下放,听说他是八十年代去世了,54年生的。
68年初,我在黄师的小孩子中组织了一个战斗队,美其名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有六七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参加。成立的那天,发现我们没有毛主席著作发给大家,我这个当头的很是为难。想了半天,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到胜利街上的新华书店去偷,新华书店把毛主席著作的一些单行本放在店里大堂内的木架上,任人翻看。我们到店里,几个人互相掩护,偷了七本《为人民服务》的小本子,跑了回来,还装模做样的开了个成立大会,发给每个人一本《为人民服务》,要求大家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人民做好事。过了没几天,总觉得这件事做的有违毛主席的教导,呵呵,那时这叫做斗私批修。想来想去,我还是把这几本书还到了新华书店,偷的时候是悄悄的,还的时候是公开的,书店的叔叔还表扬我,说做的对,有错误改了就好。
我们的战斗队当时在学校的宿舍里经常贴些大字报,有一天,我们贴的大字报引起郝红的爸爸不高兴,他是学校的老师,具体原因我忘了,可能是写了他女儿的坏话吧。我就找到郝老师,问他有什么意见,我说,要是有意见,我们可以来一场辩论。我还贴出请郝老师参加辩论的约战书,呵呵,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真不知天高地厚。后来,父亲和其他的老师说我们小孩子不懂事,一个堂堂的师范老师和你十几岁的娃娃辩论,岂不是笑掉大牙,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我父亲在黄冈的教育界工作四十多年,其中在黄师工作时间最长。63年就是学校的教务处副处长,分管学校的教学。文革中受到冲击,长期在学校农场、校办工厂工作,当过农场场长,校办工厂厂长。黄师的校办农场在新河的鸡窝湖,从学校过去要从赤壁山上穿过去走望月堤,有十几里路远,那年头,他经常从学校挑粪走到农场,想必也吃了不少苦头。直到76年,才重返教学岗位。后来任学校副校长。黄冈师专的几个校区的建设,如老校区的改造,舟桥部队那片校区,南湖校区,开发区校区也就是今天的黄冈师院主校区,都有他的一片苦心。他一生耿直,工作中得罪不少人,因此也一生不得志,最后在黄冈师专副校长的位置上结束了一生的工作。不过,他引以自豪的是,为师专盖了那么多的房子,没有从中得过一分钱的好处,自认为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八十年代曾经有一个承包商跟他说,你只要把工程给我做,你们家几个孩子结婚的家具我全包了,我父亲不为所动,一切还是按程序来进行。退休时,连从广济带来跟他一生的办公桌都折价交钱给学校。在黄师工作几十年,连套房子都没有钱买,学校新校区的房子还是我二弟出钱买的。呵呵,做儿子的也理解不了,到如今,只要家里谁提共产党的意见,他马上就要发火了,仿佛这个党是他的一样。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3-08-24

文革往事(四十八)

我母亲65年夏天调到黄州,先在地区第二招待所工作,66年上半年调到地区医院工作,一直到退休。所以,医院也是我很熟悉的一个单位。我第一次到医院,记得是66年放暑假中的一天,父亲学校已经开始文化大革命,满墙都是贴的批斗我父亲的大字报。母亲便让我们几弟兄到医院里来玩。医院的操场上,组织了暑假的少年营,放着几个克朗棋盘,这个玩具现在没有了。就是用活动桌子架起,盘内靠边放着几个棋子,玩的人用一根木杆打击一个棋子,让它去撞击其他的棋子,打进洞里就胜利,接着再打,没进洞,就让别人打,直到打完为止。我想着是现在的台球的中国变种吧。那年头很时兴的。我们兄弟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很上瘾,医院的孩子们也很友好,我们第一次见面就玩的很高兴。66年的下半年,我母亲在医院申请到一间住房,在考棚街上的一个临街的老院子里,这里是医院的家属院,院子一进两重,住了八家人家。我们家是靠大门右侧的一个单间,过去可能是大户人家的门厅杂物间,仅放一张床,一张吃饭的桌子。母亲中午在这里吃饭,晚上还得回黄师住,我们几兄弟挤在这张床上睡。文革那时,晚上都很热闹,我们没有大人管,也玩的痛快。

以前的地区医院在考棚街边,背靠城墙。最南边是65年新落成的外科病房,两层楼,就在城墙边上。外科、五官科的病房在一楼,二楼是妇产科和手术室。以前分科没现在这么细,外科包括骨科在内。医院最东边也是城墙,还比较高,城墙上种了很多树,象个小小的森林,山脊上是一条小路,可以从东门桥边走到一字门桥,也就是今天的十字街前。城墙外都是农田,靠近城墙有几户人家居住。医院和城墙之间没有修院墙,都是可以自由通行的。和外科大楼相邻的是三排传染病房,平房结构,这里做过传染病房,中间一排称为六病房,也做过我们家的住处,68年到71年,我们几户人家,在这里住过几年,留下深刻印象。医院中间也有一条主干道,传染病房的后面就是内科病房,两层楼,儿科、中医科和内科都在里面。内科病房往后,是一个王字形的房屋,就叫王字屋,是国民党时期的鄂东医院旧址。这里又住人,又做为辅助科室的办公用,如西药库,中药库,理疗室等。内科病房和外科病房相对的地方,是一个花园,种有很多花草。到花园要下个坡,地势不一样高。花园旁边有一口水井,年代久远,有一个很大的井台,医院里的人都在这里打水洗衣服,井旁边就是病人食堂,也称小食堂,职工食堂称为大食堂。病人食堂的周围有几栋平房,都是职工居住的,里面又破旧又黑暗。有一栋房子一半住人,一半用来烧锅炉,以前的条件差,不讲卫生,讲安全。病房也住职工,锅炉房也住职工,天保佑我们那年头没出什么事。

王字屋是医院门诊与住院的分界线。王字屋最北边有一个两间房的门房,作为住院部的收费室和医院的传达室。在这两间房的背后,是一栋平房,称为22栋,按医院的房子统一编号来的。在这里,我们从71年住到79年。医院的门诊部是一栋平房,样子象个T字。门诊部出后门,是一条长廊,用葡萄树装点,两边有石凳,病人可以在此歇息,这里种的葡萄品种不好,吃起来酸酸的,但是到了夏天,我们还是会来攀爬摘果的。葡萄树旁也是医院的花园,那时,医院专门有个花匠,是个黄陂人,在医院里种了一生的花,人们从来都是呼其为花匠,没有喊其大名的,包括我们小孩,最多加一个花匠伯伯而已,而他总是笑着答应,是位辛勤劳累了一生的老实人。

在长廊的北边,是医院的办公室,也是平房,最古老的那种,屋里的地板全是架空的,下面有几十公分高,用木板做成的地板。王字屋也是这种结构,可能都是国民党留下的房子。这种房子的好处是防潮。没有湿气。不过,年数久了,容易长白蚁,也容易腐烂。到了七十年代,进行了翻修,把木板拆掉,填上土,铺上水泥,成了水泥地面。办公室长长的一排,书记院长,财务等都在此办公,还有一个图书室,也存放病人的档案。在办公室的后面,是篮球场,旁边是大食堂,即职工食堂。球场的北边是两排平房宿舍,靠里面一排是医院的幼儿园。我家四弟就在这里上过幼儿园。我们79年后还搬到这里篮球架下平房内住过几年。篮球场的西边是山坡,靠近城墙。坡上也有职工宿舍,很小,一排住两家人家。半山腰有一个厕所。厕所旁边住着花匠和张会计两家。

在门诊部后面的长廊尽头,当年修了一座毛主席的像,装了灯。凡是医院要开会,或出去游行都在此集合,夜晚灯开了,小孩子都到这里来玩,是个人群积聚的地方。毛主席像背后是一个小山坡,坡上有一个玻璃温室,用来培育花木。71年把这个玻璃房拆掉建了一栋楼房,一楼用作药品库,二楼用作办公室,三楼以上住单身职工。

医院在考棚街上没有全部占有街面。赤卫小学这一段与医院以前是犬牙交错,赤卫小学只有大门是临街,旁边有区社和医院的两个院子,这两个院子都是以前大户人家的私宅,被国家没收后给单位上用。区社后面,也就是在小学的操场边上还有几户居民的房子,有一口水井。这里在70年后,把区社和医院的房子都划给了小学,赤卫小学才有今天这个校区,那年,小学把区社和医院的老院子拆掉,临街修了栋楼房,用作教室。改革开放后,临街的房屋可以出租,于是赤卫小学把一楼全租出去,成了学校的第三产业,医院也就失去了一个临街的铺面。医院老门诊部是临街的,现在改成了护校,临街修了个楼房,一楼也出租给银行和商家。沿着考棚街再过来,是县财政局的位置。在医院现在的门诊部处,以前是病人食堂和木匠房。后来把院墙打开,建了门诊。在外科病房与街面之间是卫生局,现在虽然搬走了,但还是卫生局的地盘。当年医院没有在街上多占街面,现在想要买人家的地方,人家也不卖,所以在几个方向都没有临街的地面。

地区医院那年头职工不多,我记得69年把整个医院编成一个连,分成四个排。一排是门诊部,二排是外科加妇科等,三排是内科加儿科等,四排是行政如财务食堂等。总共一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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