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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 东平:红墙记忆——神秘的北戴河中央别墅区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核心提示:1953年冬,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筹建中办警卫局北戴河管理处,对外称“中直疗养院一分院”。经筹划,先后接收和购买了旧房53幢加以修葺,同时新建浴场(第五浴场)和一楼。







本文摘自《解放日报》2007年8月3日第07版,4日第08版,5日第08版,作者:王凡 东平,原题:《红墙记忆——神秘的北戴河中央别墅区》
北戴河夏季一般比北京要低2℃左右,加之夏季海风特别凉爽,气候宜人,沙软潮平,层峦叠翠,是距北京最近的濒海避暑佳地。
1949年5月,中央组织部先遣人员来到北戴河,开始接收吴家楼、德国府、联峰医院、齐家楼等建筑,建立中央组织部北戴河疗养院。三年后,改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北戴河疗养院,由中共中央供给部领导设院办公室于四号楼,医务室于八号楼,开始接收干部休养。1953年疗养院已有楼房21幢,朱德、徐特立等,是最早到此休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形势的发展和中央工作的需要,要求扩大疗养院建设,以适应接待更多的中央负责同志,到此休息和在暑期办公。1953年冬,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筹建中办警卫局北戴河管理处,对外称“中直疗养院一分院”。经筹划,先后接收和购买了旧房53幢加以修葺,同时新建浴场(第五浴场)和一楼。
真正堪称规模,是1957年新组建的中直管理局北戴河管理处管理整个别墅区。此时,别墅区拥有新旧楼房183处,总建筑面积12.5万多平方米。占地面积,超过了3平方公里,海滩、道路、山林也连成一片。
毛泽东到达的时节,临近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已经不满一个月,而在这届人大会议上,将讨论通过他亲自领导起草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在这次重大会议前,他到北戴河稍事休息,并带着为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宵衣旰食累得吐了血的秘书田家英。
面对海天相衔、浊浪排空、沸腾咆哮的大海,多数人产生的是对大自然磅礴气势的惶恐,对自身渺小的感叹。而毛泽东生出的却是有些迫不及待的挑战。在一个风很大、浪很高的日子,他提出到海里游泳。
身边的人都劝说他不要下海,但毛泽东却置身狂风激浪中,畅游了一个多小时。从中得到分外满足的他说:“你们说浪大,我下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还说:“凡事不冒险,就不能成功,许多成功就是通过冒险才取得的。这取决于一个人有没有勇气,敢不敢排除万难。”
他的欣然还不止于此,恣肆的汪洋,激活他中断了三四年的填词的意绪,驭涛而沉吟,遂成《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戴河住的是“章家楼”。“章家楼”因是天津巨商章瑞庭所建而得名。张学良1924年到北戴河即借住该楼,以后又多次借住,故民间讹传章家楼为张家楼。这栋楼被中央办公厅接收后,编号为六号楼。
陪毛泽东到北戴河的田家英,带上了刚刚4岁的长女曾立,他们住的是“章家楼”后楼,该楼是章氏晚辈儿女建造的。张学良住章家楼时,他的侍卫副官处就设在后楼。民间传云此楼是张学良专为赵四小姐赵一荻所建,纯属子虚乌有。
后楼作为章家楼的附楼小巧俊秀,廊楣雕饰,注意精细灵巧。楼东北方向是栽种了松林的自然式庭园;楼东有荷花池;楼西有网球场;楼前有花坛,院西南角建有凉亭。庭前的赤松,在北戴河海滨是名贵树种,树皮赤红,枝叶繁茂,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接收后的此楼编号是七。
一号楼于1954年晚些时候竣工,嗣后毛泽东再来北戴河,多住在这只有一层的、不是楼的一号楼。这是管理处自建的第一幢别墅,砖木结构,红色建筑缸砖清水外墙,红瓦屋面,配以淡雅的灰色水刷石廊柱,特别能体现其朴实敦厚的建筑风格。
这座别墅的平面布局为双套主房,与宽敞的影厅兼会议室相连,有近40米长的对称曲折的外廊,略带几分西式建筑的情调。庭园栽种了参天的白杨和高大的雪松。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完成了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批注和定稿。
临近的六号楼、七号楼和八号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了一号楼的附属楼,陪伴毛泽东来这里的几位中央办公厅的干部和他们的孩子,多住在这两栋楼里。一组的人多住在八号楼。李敏、李讷和毛远新随毛泽东到北戴河时,也在六号楼住过。
那天,曾立和平时一起玩的伙伴又来到海滩,远远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穿着泳装的爷爷。他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一面晒太阳,一面理发。这位爷爷光着两只脚丫,把一双大拖鞋甩在了一边。
出于孩提的天真和顽皮,她和伙伴悄悄地爬到椅子背后,伸出小手把大拖鞋掏到身边,刨了个坑,把拖鞋埋在了里面。接下来,她们心痒难挠地躲到一边,等待着观看这场恶作剧的高潮。
然而,剧情的发展大大出乎她们的预料。大个子爷爷理完发站起来,发现拖鞋不见了,就围着椅子找起来。当他身子转过来时,曾立蓦地感觉他的面孔是那样的熟悉,就和墙壁上的画像一模一样。
虽然,她们并没有立即把这高大的爷爷和画中的毛泽东往一起联系,但心里不免犯起嘀咕。毛泽东看见这两个神色不安的孩子,已经猜出了八九分:“你们两个小鬼是谁呀?我的拖鞋不见了,你们大概知道它们飞到哪里去了吧?”
曾立和伙伴顾不上回答,连忙跟着找鞋,可由于慌张,竟忘记了埋鞋的位置。理发员有些急了,要呵斥孩子。毛泽东对他摆了摆手,示意不要吓着孩子。他耐心地和孩子在一起寻找。
这时,田家英有事找毛泽东,来到海边。他见自己的孩子和毛泽东在一起,就告诉孩子,这就是毛主席。“他真的是毛主席?!”曾立在向笔者回忆时说:“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不可思议,画上的伟大领袖,就这样和蔼地站在我身边,和我说话?”
田家英得知由于自己孩子的恶作剧,使毛泽东半天找不到鞋子,刚想批评几句,毛泽东以他的幽默调侃说:“家英啊,你的小鬼是要我多晒一会儿太阳么,你就不要批评了嘛。”田家英听了忍俊不禁,和毛泽东一起哈哈大笑。拖鞋终于找到了,毛泽东亲切地抱起曾立。
二号楼和三号楼,和前面的一号楼、六号楼、七号楼,都在中央办公厅北戴河管理处划分的二区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是刘少奇及其家人来北戴河办公和避暑经常栖息的地方。
这相依的两幢乳白色墙面,墨绿色廊柱,大坡度红色牛舌瓦屋顶的别墅建筑,具有比较典型的北欧建筑特色,木质廊柱选用美国松制作。两楼建于1914年。原为德国驻华大使馆用房,德国的外交官们在夏季常来此避暑,故而被当地人称作“德国府”。
1932年初夏,张学良招待调查“九一八”事变的国联调查团时,“德国府”曾为美国代表住处,调查团团长李顿曾住在三号楼。
二、三号楼因年代长久,管理处提出应翻修一下,但常住此楼的刘少奇不同意。他说:“这么高级的房子还要翻修,那老百姓的破旧房子是怎么住的?”有了刘少奇的这句话,管理处的人就不敢大动这两座楼了,可遇到下大雨,楼内就会漏,老要小修小补。
有一年夏季,下了很大的雨,楼又漏了。突然得知刘少奇要来北戴河,随即修补。“我们还在冒雨忙活呢,就接到电话说刘少奇已经到北戴河火车站,换乘轿车马上开往别墅,我们赶紧加快了防漏处理。”曾是北戴河管理处干部的李知章,给笔者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刘少奇之子刘源回忆说他的几个异母哥哥、姐姐成家或工作后,都不常住在中南海的家。特别是刘允斌、刘爱琴还调到了外地,所以全家的大团圆,就多在夏季到北戴河的时候。两座楼,全家和工作人员都能住下。
中南海的孩子,就笔者认识的而言,没有不会游泳的;在那里学习游泳也很方便。但中南海里有些孩子学会游泳,却是在北戴河。刘源学习游泳就是在中南海里开始的,但真正会游,则是在北戴河完成的。
那个时候的夏季,中办的北戴河管理处,通常要从国家游泳队请几位女运动员,专门负责教在此避暑的首长们游泳。
“她们都挺年轻的,当时也就比我大个六七岁吧,我就是在她们的辅导下,很快就学会了游泳。在北戴河学游泳学得快,我想或许和在大海里游有关系,浮力大。”刘源说。
与二、三号楼相邻近的,是四号楼和五号楼。其中四号楼,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及家人来北戴河时居住的,有“西山第一楼”美誉。北戴河一带的主要山峰称东联峰山,又称西山,西山第一楼,显然就是西山最漂亮的建筑了。
这座楼原名吴家楼,由德国工程师卫提西设计,楼主是吴鼎昌。他曾是大清银行的总务局局长,民国以后当过盐业银行总经理、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1948年还出任过蒋介石的总统府秘书长。
传说吴鼎昌挥金如土,经常和北洋权贵们在海滨聚赌,这座吴家楼就是他用四圈麻将所赢的巨款三万元大洋营造的,可想当年赌博者出手之阔绰。楼建成后,这里更是成了财阀政要们交际饮宴的俱乐部。
这幢别墅既舒适实用又美观大方,三层除一套主房外,有宽大的阳台,可凭栏远眺,领略海滨风光。整幢建筑有西欧建筑韵味,且不拘泥于古典柱型的模式,不仅设计典雅,施工工艺也超群。
在中共领袖中,朱德差不多是第一个到北戴河度夏的,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年都在吴家楼避暑办公。孩子们对朱老总住的吴家楼,有抹不掉的记忆。那是最热闹的地方,也是孩子们出入最随便的地方。
和母亲(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科科长)徐福静到过几次北戴河的张纪宇记得,他在北戴河就常往朱德住的吴家楼跑,那里的欢声笑语吸引了他。
“不下海的时候,朱老总喜欢在别墅的院子里下棋。棋盘一摆,便围满了观战的人。这些观战者没一个守规矩的,这个喊‘拱卒’,那个喊‘跳马’,还有的嚷嚷‘出车’,全都嗷嗷叫着‘支招’,甚至把手都伸到了棋盘上,就差替下棋的人动子了。可朱老总和他的对手竟能置这嘈杂的喊声于不顾,静静地按照自己的棋路挪动着棋子。”
在北戴河,只有朱老总的院子不断传出热闹的欢笑,这同附近毛泽东、刘少奇等人院子里的宁静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这很能反映朱德待人的宽厚。娱乐的时候,谁都可以在他面前无拘无束,而在其他领袖面前,这种情况就不多见了。
朱德喜欢孩子,到北戴河避暑又是在暑假期间,他多是领着孙子们一起走。“我们每次去北戴河是坐火车,而返回北京时我爷爷多是乘飞机,我、和平有时随爷爷一起乘那架伊尔—18,但别的人都不乘这架飞机。”朱德长孙朱援朝说。但是朱德带孙子到北戴河也有一个原则,先要把学习搞好,否则免谈。
据朱德的女儿朱敏回忆:有一年,自己的儿子数学才考了59分,被老师写信告到了家里。朱德批评外孙:“科学技术是发展的,现在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什么也不会干。当了工人不会做工,当了农民不会种地,怎么能生产出机器、种出粮食?大家都像你这样,全国人民吃什么、穿什么?”外孙辩解说题目都会做,就是粗心了,59分和及格就差一分。朱德说,差一分也是不及格,而且及格就能满足了吗?朱援朝记得爷爷曾因外孙健健学习成绩太差,取消过他去北戴河的资格,大概就和这次有关吧。
如果孙辈们都到了北戴河,朱德一家集体出动时,也是一道独特的景致。和在任何时候都一样,朱德的作息始终保持着规律,他的儿媳妇赵力平说:“游泳也是如此,除了气候不允许或工作原因,老总上午下一次海,下午下一次海,是绝不变更的。”
北戴河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晚上在俱乐部看电影的时候
孩子们对北戴河印象深的,是晚间的娱乐。因为在北戴河还是以避暑休假为主,所以几乎每晚都有娱乐安排。有时是请文艺团体来演节目,更多的是看电影。有的娱乐活动偶尔在海滩上进行,多数是在俱乐部里。
别墅区里的俱乐部,也是有些来历的。出于不仅要适合避暑度假,而且也要适合工作开会的考虑,有关方面于1958年7月,在别墅区内的五区小俱乐部,召开了第一次“北戴河会议”,对在新形势和需要下的北戴河别墅区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时拟订了几个新的建设项目:一是在王胡庄旧址建新的俱乐部,以解决暑期在此开中央工作会议之用;一是在北岭路即四区一带,为各省市各建一幢楼,投资预算500多万元。
这两项工程中央指定由北京市协同河北省共同完成,以北京建筑设计院为主设计,施工亦从北京调工人3000余人。俱乐部建筑风格,借鉴了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经验,并结合实际使用需要。俱乐部有一个可容724座位的多功能大厅,有可接见外宾的中型会议厅,还有32个小型会议室。
据说,1959年的庐山会议,原本是准备在北戴河召开的。但因为内装修尚未全部完工,而且新房屋需晾一晾才能住人,就改在了庐山。如果那次会议真的在北戴河召开了,会不会是另一种的结果,实在是难说。引发某一历史事件的契机是很偶然和不可测的,如果会议召开在北戴河,就不可能有像毛泽东秘密会见贺子珍这样的插曲。
后来,中央的许多夏季会议是在俱乐部召开的,但其最主要的功能,还是“俱乐”。朱援朝说:“在北戴河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晚上在俱乐部看电影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到一起来了,孩子比大人多。而且大人来了,也多是看完新闻纪录片就走了,例如我爷爷和毛泽东。”
偶尔,毛泽东彻底放松一下,就坚持到电影放映完才退场。有一次,在俱乐部看完电影出来,毛泽东在前面走,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在后面一蹦一跳地跟着。一路上蛙鸣不断,汪延群说:“这是癞蛤蟆在叫。”
毛泽东听见了,停下脚步,回过身来问:“咦,你怎么知道这是癞蛤蟆叫呢?”汪延群随口说:“是老师说的,癞蛤蟆是一块儿叫,青蛙是一个一个叫。”在孩子眼里,老师的话总是最具权威的。
见汪延群说得有根有据,毛泽东夸了一句:“人不大,还懂得不少自然知识。”李银桥看穿了汪延群纯粹是胡诌呢,悄悄对她说:“你瞎说什么呢?”
朱德家最近的邻居,是四号东边陈云住的五号楼。这座楼的楼主原是德国公使馆的职员,后几易其主。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该楼被蒙古达尔汉王买下。达尔汉为蒙古王爷,和张作霖还是儿女亲家,此后这座楼又有了蒙古楼之称。
每逢毛泽东到北戴河,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会带一批中央办公厅的干部随行,例如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们、机要人员、保健大夫,以及负责摄影的、服务的干部等。这一干人马的住所没一定,一号楼附近的六号楼、七号楼、八号楼都住过。
杨尚昆本人,常住在挨八号楼很近的九号楼。九号楼原是北戴河公益会会址,楼房前有两棵白皮松,是公益会会长朱启钤先生亲手种植的。
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科长侯波的长子徐小焱回忆说,他几次去北戴河,就是跟着杨尚昆走的,到北戴河有时也就住在杨尚昆住的那幢楼。“老和杨家在一起,跟杨小二很熟,就叫他‘小二哥’。我对杨尚昆的感觉是他待人和善。”
几度随行,耳濡目染,徐小焱觉得杨尚昆对自己负责的那摊事务,特别尽心,对毛泽东特别忠诚。“跟着杨尚昆走,坐的实际就是毛泽东的专列。在去北戴河的途中,杨尚昆从来不自己找个地方休息,或和别人坐一起聊聊天。他总是坐在毛泽东的那节包厢外边的走廊上,把贴着车厢壁的弹簧凳板扳下来,坐在上面。列车上那种凳板面积不大,时间坐长了挺不舒服的,可他就像卫兵一样,一直在那儿坐着。”
脑子快、从小就特别活跃的杨尚昆之子杨小二,总能琢磨出点与众不同的花样来,在北戴河休假期间,依然如此。
在徐特立老人80寿辰的1957年,老人夏季到北戴河避暑。于是,在北戴河度假的孩子们发起了个有意义的活动。因为徐特立老人以党内教育家闻名,所以在他诞辰之际,聚集在北戴河的子弟们请老人作了一个报告。
活动的张罗者就是杨小二。徐特立报告的内容为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他非常有针对性地谈了干部子弟应如何艰苦朴素、如何努力学习、如何尊重劳动群众、如何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等问题。徐特立报告之后,所有听报告的孩子还在一起集体合了影。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说她就是因为参加那次活动,去了一次毛泽东游泳的第五浴场。她家在北戴河别墅区住的是几号楼,她已经记不清了,印象中靠得比较近的人家,是住在14号楼的彭真一家。平时下海游泳的浴场,离第五浴场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一般不往第五浴场那边走动。
1955年后常带队侍卫毛泽东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他女儿王志援回忆说:“暑假里爸爸随主席去北戴河,就会带我去。但到北戴河把我放楼里就不管了,就是晚上回来检查一下我的暑假作业。白天老是追着叶子龙的孩子燕燕、二娃子,由她们带着,而印象里爸爸从没亲自领着我到过海滨或游泳。因为老在第五浴场泡着,总能见到毛泽东,他游泳老穿着条白色的大裤衩子。”
作为中南海保健科科长的徐福静,领袖们去北戴河,她也得随行。有时,她就带上儿子张纪宇。张纪宇对北戴河的生活,还有些记忆的,是中国的孩子和苏联专家的孩子,在海滩踢足球的事。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红色家族档案》里,挺详细地记录了那两次赛事,但她的描述带点火药味,还附着了一点足球之外的含义。而张纪宇的回忆就温和些,他没有谈球场上的输赢,只谈了观看的感觉:“苏联的孩子平时可能踢得多一些,个人技术似乎强于我们,他们的动作更有可观赏性。我们踢得比较朴素实用,而人家有的像鱼跃冲顶这些动作,我们的队员就做不出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07/10/15920981_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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