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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及困难时期]荷塘月色:1959年信阳事件中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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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reading 从 河南 移动到本区(2017-07-19) —
序言

  小的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起“59年”。比如谁家的孩子扔块馍馍头,或者丢下半碗饭,大人们总会带着责怪的口吻说:“要是在‘59年’,这块小馍头能救一条命!”,“这些孩子是没有经过‘59年’呀!”……当时对“59年”一词不甚了了,只是模糊地觉得大人们大概是对孩子们不珍惜粮食很遗憾,谴责几句,并不往深里想。即便有时挨上大人几句骂,也不会去介意,因为毕竟小学语文课本里还有“锄禾日当午”那首古诗。

  后来渐渐长大了,上了高中,我才对“59年”一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59年”指的是公元1959年,恰处在我国发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段内,在我的老家——河南省信阳地区息县包信镇姜寨村,自1959年中秋至当年冬末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出现空前的大饥荒,全村由397人饿死仅剩下90多人,有多户死绝,我家原9口,仅余3口(父、母、姐),村里有多人吃过人肉(现还健在的有几位),有些人多次吃了多个死人的肉。从全国范围看,河南信阳地区的饥荒最为惨烈,丁抒先生在其文章里这样记述“……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这就是所谓的“信阳事件”。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里,曾发生过多少值得后人汲取的事件,但由于当时危及一些人的利益,很多没能记载和流传下来,无奈地被淹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给后人留下的只有无限的遗憾。今天,就是这样一桩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在我的学生时代,从教材到教师,再到官方口径,要么绝口不提,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归结“自然灾害”。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事也是无人敢涉(近几年稍好),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惨事似的。在我的家乡,常听到一些老人感叹:“再过50年,还有人知道‘59年’的事吗?”,“我们现在把‘59年’的事说给你们年轻人听,你们将信将疑;等到你们说给将来的人听,他们还会相信吗?”……是啊,等这些老人都去世了,又有谁来见证这一事件呢?眼看家乡经历此事的老人越来越少,我的心情十分焦急。我也早想做这方面的记载工作,但因自己并没有亲历‘59年’,而且终日忙于教学工作,无暇去倾听和记录。1999年之后,我因生计离开家乡来到浙江平湖,离家乡远了,这件事情做起来就更加困难。

  2005年暑假,我回到老家河南信阳,终于有时间在家乡小住几日,其间和乡亲们座谈,请他们叙说自己“59年”的经历。每个小人物为活下来而苦苦挣扎的的经历,都是一段渗透着血和泪的悲惨故事,真是惨绝人寰,令我惨不忍闻!他们大都60岁以上,称呼着我的乳名,让我倍感亲切。我注意到,老人们提起“59年”,在他们刻满皱纹的脸上,掠过的总是悲哀和惊恐的神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尘封的记忆里,是家中多位亲人活活饿死的凄惨场景。40多年来,他们也许对亲人的哀思时断时续,但一定从未忘记。纵使时光流逝,把记忆洗涤至淡漠,但终究可以拾起那曾经是刻骨铭心的记忆片段来。现在,又偏遇上我这位“多事之徒”,竟把这些片段收罗了起来,于是就成了这本《“信阳事件”中的家乡》(暂取名)。

  关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记载,丁抒先生在其《人祸》中、曹树基先生等一批作家和史学家在其文章中都高度宏观地进行了记录和分析。笔者认为,从总体和宏观上居高临下地把握这一历史事件当然是必要的,但深入下去,从微观上记录最底层小人物在这场人类史上的大劫难中,幸存者是如何活过来的,死去者是怎样悲惨死去的,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的社会心态等,同样必要。我早已给自己定下原则,即记录的故事必须真实可靠,记录用词要恰如其分。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可能听当事人亲口叙述。笔者是搞理科教学的,既没有把悲凄故事调理成文诌诌辞章的手笔,也没有把哀苦事件演绎得让人畅快淋漓的心情,笔者要用朴素的语言,表述出家乡人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实际生活情景,亦即力争要做到朴素和真实。假如您读了我的文章,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我就念“阿弥陀佛”了!再一点,笔者原本打算文中“只记不议”和“只记不抒”,来个“面无表情说事”,以为这样可以给读者一种信任感,然而人非草木,我终于认清自己其实是性情中人,所以文中不少地方在“记”的同时,因情节使然,还是有意无意地加进几句或小段的“议”或“抒”。在此笔者请求读者给予谅解。

  时值暑假,天气炎热。农村条件差,加之我的电脑打字功夫又“不咋的”,汗水从胳膊流下,每每滴到键盘上。就是这样,我还是白天采访、座谈(拉家常)、倾听,晚上整理、记录,经常工作至深夜。疲倦了,站起身到院子里走走。农村的夜晚一片漆黑,乡亲们已早早睡去,远处不时传来几声蛐蛐的鸣叫。家家房前屋后栽着许多树,枝叶茂盛,夜风吹来,发出令人心怵的沙沙声,我的心情愈发不能平静。就是这个村子,就在40多年前,仅几个月内,300多条人命逝去,而且又都是稀里糊涂地饿死的,有的死后肉竟被当时活着的饿极的人煮着吃了,有的全家死绝——我几乎怀疑,这是真的吗?听母亲讲,我家房子附近几处空宅地,都是“59年” 饿死绝户的家宅所在地。全家人饿死光了,房子便成了空房,常年没人住,也没人修缮,后来便倒塌掉,再后来夷为平地,就是现在的空宅地。

  假如真有所谓在天之灵,相信这些本不该饿死的人们,他们的灵魂一定会在上苍保佑我,保佑我不会因自己的文章而招惹祸端。我知道,“长江水没有回头浪”,人死不能复生,我没有能力让屈死的生命转阴还阳。我一介教书匠——一位普通的中学物理教师,尽己所能,记录着这些生命屈死的经历,本无他意,目的只有一个:记住过去,走好现在。

  旧事记忆

  今年暑假,我携妻、子一行三人,回到老家河南息县包信镇姜寨村。到家的第二天,我起床很晚。母亲依旧勤快,早早地把饭做好,等我起床用餐。自2002年暑假至今,我们母子整整三年没有见面。母亲今年已70高龄,身体又不好,还要给弟弟看孩子。自从2000年冬父亲去世,母亲可谓既孤独又忙碌。这些年中,每年我都会尽力所及给她寄去些钱,她自说生活过得还不错,我看她气色也较前好多了。

  早饭后,我们母子坐在过道里聊天。不一会儿,东院的姜汉义和北院的姜树远走进来。两人都是我家的邻居,简单寒暄之后也在过道落了坐。大家先是感叹岁月匆匆,接着便畅谈今天的幸福生活,再后就聊起父辈们从前如何如何吃苦。最后,把话题转到家乡“59年”的饥荒上。

  “饿死了很多人。开始人不敢逃,队长姜树森说了,逃跑的人将永远见不到姜寨树梢!” 姜汉义说,“后来实在不行了,有人还是偷偷逃到外乡。不然,我们全村恐怕要死绝!”说到此,他显得有些激动。

  这里提到的姜树森,“59年”时是村干部。这个人实在是坏透了,我曾综合多人对他所作所为的描述,却始终没有发现能体现他人性的一面。他把各家各户的锅全部收去砸碎,让村民们吃大食堂。吃不饱,他又不准人家开小灶,“不准私人冒烟”。村民们无奈,只好半夜里偷偷在自己家用盆或罐煨一点野菜。可他十分灵通,总能顺着烟味寻过去,端起盆罐不由分说摔个稀碎。母亲曾亲眼目睹一村民因为吃不饱,把自己偷着煨的野菜兑在稀饭里,被他发现后,他竟连碗带饭端起来扔到水塘里,嘴里还说:“湖南大米白亮亮的,不好吃吗?你偏兑那绿儿叭叽的野菜干什么?”;村民们在大食堂只能喝到极稀且限量的稀饭,但他和亲属及其他干部却可以吃到馍馍,还经常加夜宵。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在全村397口人饿死300余人的情势下,他的老婆居然还生孩子;村民稍不顺他意,只消他一句“滚吧,上午没有你的饭了”,这位村民就要饿肚子;由于他执行上级政策“积极”,竟成了外村学习的典型,前来学习取经的外地干部络绎不绝。然而浮夸终究是浮夸,饥饿终究是饥饿,正如常言所云:“纸包不住火”——村民们带着菜色的面孔,瘦弱不堪的身躯,不就是对外地取经者无声的倾诉吗?于是,每逢外地取经者到来,他都强令村里因饥饿而瘦得不像人样的村民,躲到偏僻的厕所里去。

  饿死了那么多人,姜树森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却不承认,甚至不准别人说“饿死”二字。我的父亲那时年轻气盛,因为干部偷吃夜宵的事和他顶撞起来,两人一路边打边走,找村支书张永凤评理。张是一位老谋深算、两面讨好、“狡猾”如狐狸的人。 “59年”后,张和姜树森二人虽然都“栽了”,但张几乎没有什么民怨;姜却激起民怨沸腾,在“民主补课”会上,村民们怀着满腔仇恨,一哄而上对他进行殴打,有人差点咬掉他的耳朵。

  当着张永凤的面,父亲据理力争:

  “你们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竟偷着吃夜宵。群众干着重体力活,却终日吃不饱,饿死那么多人……”

  姜树森一听,脸色骤变,一脸严肃地对张说:

  “支书,你可听见了,他竟说死那么多人是饿死的!——谁敢说这些人是饿死的?!……”

  不过,这个没有人性的家伙下场很悲惨。“59年”后,他被戴上“坏蛋”帽子,在村里接受管制。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得了中风病,只能靠拄着棍子艰难挪步。有一次,他和时任村干部的姜汉营在吃饭场争吵起来,好象是抱怨村里对他不公平,竟委屈地说:“我想起来(你们对我的不公),就想哭上三天!”,姜汉营立即回应:“俺想起来,能哭上三年!!”显然,姜汉营的言外之意是“59年”的事。后来,他的中风病加重,和儿子、儿媳的矛盾也加剧,家庭关系近一步恶化。夜里,绝望的他干脆喝农药自尽了。大清早,死讯立即在村里传开。记得那天很巧,母亲早早帮我打点好行装,我怀揣高招录取通知书,正准备离家赴外地求学去,时间应该是1984年9月中旬。

  “你的父亲逃离家乡后,有一次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他用两毛钱把人家准备喂猪的半筐红薯皮买下吃了……这件事你父亲跟你说起过没有?”姜汉义问道。

  这件事父亲生前多次跟我说起过,那是他逃往安徽省临泉县去寻我的母亲和姐姐的路上发生的。此前大约20多天,我的母亲带着6岁的姐姐历尽艰难偷逃到临泉,暂栖在父亲的朋友韦天斗家里,靠白天在田野里刨寻小红薯为食。当时安徽临泉的情况稍好,还没有出现饿死人。

  常言道“有个朋友开条路”,这话一点也不假。人生多磨难,世事多波折,能交几个相知、相帮的朋友,岂不是人生一大幸事?试想,假如父亲没有这位朋友,情况会如何?对此,母亲最有发言权,她曾不止一次感慨:假如没有朋友韦天斗,她就会逃荒饿死在外地,就不可能有我们这一家人。当然,生活中常常有朋友出卖朋友、朋友迫害朋友的事,或者你有权有势的时候,我们是朋友;你倒霉的时候,我们是路人。这种人是最令我憎恶和嗤之以鼻的。我为交了这种“劣质朋友”的善良人感到惋惜和难过,愿天下人人都不再交上这种朋友!

  坐在门后的姜树远终于不再沉默:

  “关于‘59年’的一些事情,怎么说呢,好象都是上天注定的……”他停顿一下,脸上现出一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神秘。我疑惑不解,示意他说下去。

  “以前民间传有一本‘推背图’,对于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有一张‘大牛抵小牛,小牛回了头;小牛抵大牛,大牛没了头’的‘暗示图’。起初,我总悟不出其中的寓意,现在终于明白了。”他把脸转向我问道:“你是文化人,你能明白它的寓意吗?”


关于‘推背图’,似乎从前听大人们提起过,那显然是愚昧的乡民们一种近乎迷信的无稽之谈,一向认为不屑一顾。我始终不能明白,那是因为无知而迷信呢,还是因为无奈而寻求一种心理安慰?听着他对所谓“暗示图”近乎胡诌的解释,我既觉好笑,又感到悲哀。但出于礼貌,我还须做出貌似洗耳恭听和完全赞同的表情来。这对我是何等的痛苦和无奈!

  这时,妻子杜萍拿出我们刚买的数码相机,想试一下这款新品相机是否好使,就对着大家取几个镜头,还声、像同步录了一段像。不料,两位邻居顿时紧张起来。姜树远怯声道:

  “咱们说这么多,不知有没有对政府不利的话……”

  此言一出,谈话场面立即陷入尴尬,大家无语。

  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们。在他们尘封的记忆里,存留的是诸如“证据”、“揭发”、“反动”、“批斗”、“镇压”等一系列令人心跳的恐怖片段。他们有理由怀疑:杜萍的拍照和录像,是不是要作为“证据”去“揭发”他们?……

  我看出他们的心思,慌忙解释,并让杜萍把录像当着他们的面删去了。两人仍将信将疑,几乎同时站起身,稍作道别,匆匆离开我家过道这个“是非之地”。

  吃人肉——她只吃一次人肉

  “59年”的冬天分外寒冷。几个月来,因一直吃不饱,大家身体格外怕冷。几天前,干部要求几个人共睡一个被筒或一个间房,大家互相依偎,也好御寒。狗(姜树远的乳名——笔者注)娘就和姜振安妻子朱氏、狗妮儿等四个女人睡在一个小房间里。

  狗娘是一个经常吃人肉的主儿,之前她多次夜里去割死人肉,回来自己偷偷在罐子里煮食。她的胆子特别大,在刮风下雪的夜晚,去割荒滩野地饿死的人的肉,她一般都是独来独往,从不害怕。再者,她吃人肉的事除回避生产队干部和一些积极分子外,一般社员则一概不避讳。这一点是其他吃人肉者不能比的。

  这天夜里,狗娘又从野外把一个饿死的小孩的两只胳膊截掉兜了回来。在房间里,她把小孩胳膊截成一节一节的,先用坛子炖了一只胳膊。肉尚未煮熟,房间已经充满奇香。

  终于煮熟了。狗娘揭开盖子,用筷子扎了一块热气腾腾的人肉,一边用嘴轻吹热气,一边贪婪地咬下一口,嚼了起来。

  “真香啊。大家都来尝尝吧!好吃得很啊!香得很啊!” 狗娘一边嚼着人肉,一边说。

  开始,饥肠辘辘的几个女人还犹豫不决,但闻到满屋的香气,又看到狗娘吃得那样津津有味,她们再也无法拒绝。两个女人赶紧过来,每人捞起一块就吃。狗娘见和自己睡一个被筒的朱氏仍然坐在床上犹豫,就用筷子夹起坛里仅剩的一块人肉,交给狗妮儿,让狗妮儿递给一床之隔的朱氏。谁料狗妮儿接过来,自己吃了起来。

  朱氏没有吃到口,心里有些不快。狗娘说:

  “没关系,我再炖另一只就是了。”

  接着,她把剩下的另一只胳膊也给炖上了。

  第二坛人肉煮熟后,朱氏不再犹豫。她下了床,来到罐子旁边。狗娘用筷子在罐子里给她挑选一块肉质好、炖得烂的人肉递给了她。她战战兢兢地吃了第一块,感觉很好,只是还没有吃饱。她又向狗娘要了第二块。

  据朱氏自己后来说,这是她唯一一次吃人肉。

  吃人肉(二)——煮人肉,炼人油

  姜寨吃人肉最多的,孩儿娘应算其中的一个。

  一天夜里,她和弟弟姜树彬一起,从“万人坑”旁边的干沟里背回一个饿死的人。尸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由于两人身体饿得都很虚弱,他(她)们轮换着才把尸体背回家。二人先把尸体的头割下,用刀费力地把颅骨砍开,取出人脑,放在大窑碗中,足足有一大碗;再打开膛,取出心、肝、肺等。最后,把四肢和躯干各个部位的肉全部剔出。人肉装了满满一盆。尽管这个人是饿死的,但其皮下还是有一层薄薄的脂肪,他们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开来。孩儿娘说:

  “人的脑子很好熟。半夜里,我煮开半盆水,把从颅骨内取出的一大碗脑往开水里一倒,脑就沉下去,因为这是生脑。放些盐,再稍烧片刻,脑就漂了起来,可以吃了。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很香。”

  写到这里,我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我几乎怀疑:吃的真是人吗?真是人在吃吗?事情怎么会至于这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到一个迫害狂总怀疑别人要害他,要吃他,那毕竟是艺术虚构。然而,公元1959年发生在家乡的人吃人,可是千真万确的。假如让伦理家或道德家知道这样的惨事,他们肯定会破口大骂吃人者“没有人性”或“没有人道”。我以为这些“家”们大抵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属于“饱汉不知饿汉饥”那种。不信饿他们三天,那观点就很可能会改变。事情发生在历史上,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求生是人的本能,在一万条生路给你堵死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后,你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不走最后一条没有人性的求生之路。吃人者和被吃者是同等悲惨的,而制造这种悲惨社会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最“没有人性”的。

  孩儿娘和姜树彬把人脑吃完后,再把人肉煮熟,把人脂炼成人油。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装在一个大坛子里,把炼制的人油盛在一个小坛子里,连夜在她家附近干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把坛子埋起来。剔光肉的人骨头,也坑埋在大塘底。之后,每天夜里他(她)们就偷偷扒开坛子上的封土,掀开盖子,取些人肉和人油,用罐子煨热吃。冬天气温低,他(她)们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长时间。

  孩儿娘还向我介绍她煮人肉的体验:

  “人肉不同于其它肉。你别看人皮和人肉很薄,可是用水一煮,很快膨胀,人皮和人肉都会变厚。所以人肉是越煮越‘多’。”

  当时的姜寨,除他们二人外,村中还有一些人在偷偷吃人肉。由于这事是万万不能让别人(尤其是村干部)知道的,人们也只能是猜测,大家心中有数,可是心照不宣。

  姜树彬的婶子就怀疑侄子在吃人肉。据说有一天夜里,他婶子饿得奄奄一息,还不住地哀求着:

  “我饿啊!你们也给我一点(人肉)吃吧,我饿啊!……”

  然而,谁又敢把自己煮的人肉给她吃呢!她的哀求声越来越低,最后直到没有。她当夜死去。

  [附]小记:

  姜寨附近的村子王大营的西边一个沟滩(音“wen jiang tan”谐音:汶讲滩?),那里在1959年冬扔的饿死的人较多。横七竖八,饿殍一片。有一次,姜树彬一人夜晚偷偷摸到这沟滩,割了五个人头(有大人有小孩),背了回来。他把人头劈开,取出脑来煮吃。据他说,人脑易熟且味美,香如猪脑。

  吃人肉(三)——“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

  姜寨吃人肉最多的,除孩儿娘外,村东头还有一个外号叫后背头的女人。

  那是“59年”的事。一连数月的饥饿,人们身体严重营养不良,出现各种生理反应。后背头原来浓密的黑发,竟脱落大半。女人没有头发,光秃秃的头顶很不雅观,于是她把前额仅剩的少量头发向后一梳,盖在顶上。如此虽稍好看,但形象滑稽,大家就半开玩笑半当真,送她外号:后背头。说是外号,却比原名响亮,时间一长,大家都只知道她叫后背头,而没有人知道她的原名了。

  后背头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叫爱容。丈夫饿死后,后背头和女儿相依为命。这些天食堂里有时一天做两顿稀饭,有时只做一顿,母女二人饿得实在撑不住了,就偷偷夜里割些野外饿死的人肉回来煮煮吃。一天下午,后背头见拖车从前面邻居家拉出,一问方知是邻居家的麻芳死了。麻芳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两个儿子姜汉崇和姜汉喜已去逃荒,他自己则活活饿死了。拖车把麻芳尸体拉出村,朝“万人坑”附近的干沟一倒,就算了事。后背头对麻芳十分熟悉,知道他虽是饿死,但身上也还有些肉。她决定天黑后去弄点他的肉吃。

  冬季日短,天很快黑下来。后背头还没有去,她担心去得太早容易碰到人。好不容易挨到半夜,她拿起工具,带上女儿,趁着夜色,摸到麻芳的尸体旁。伸手一摸时,二人不禁大吃一惊:尸体已经被人开了膛,臀部和大腿肉早已被偷割去。她们把麻芳的两只脚从脚脖子处割了下来,又在身体其它部位割些肉,才偷偷摸回去。

  连夜,母女二人在里间房靠墙处小心地支上盆,把弄回来的“东西”往盆里一倒,加些水,以盆代锅偷偷煮了起来。煮了一段时间,二人急切地捞出人肉就吃。咬一口,费了半天工夫也没有嚼烂。后背头对旁边的女儿说:

  “先别急吃,再煮一煮。”

  她们把人肉、人脚放回盆里,由女儿爱容烧火,又足足煮了半个时辰。

  她们再次掀开盖子时,一股带着奇香的水蒸气扑面而来。后背头用筷扎了块人肉,女儿捞出一只人脚,两人边吹着热气,边贪婪地吃了起来。

  尽管煮了这么长时间,待到女儿啃到脚底板时,却还是嚼不烂。这是可以理解的,麻芳本是农民,终日劳作,真可谓“脚底板不闲”,这部位角质化严重,比别处肉质更结实,当在情理之中。

  “59年”过后,过来的人们常在一起聊起各自经历的苦难和辛酸,包括吃人肉之类的事,大家也都畅所欲言,说给大伙听。一次,大伙又说起吃人肉的事,爱容接过话茬说:

  “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煮了那么长时间,还那么结实。……”

  “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这句话在全村迅速传播开来。终有一日,话传到麻芳两个儿子的耳朵里。闻此惨事的儿子悲愤交加,一起去找后背头“算帐”,幸在途中被他人拦住,方息事端。

  时光飞逝,一晃几年过去了。

  有一年的深秋,一个矮个子北方男人孤身来到姜寨村。据说他是因阶级成分高,政治风头急,在家乡呆不下去了,才逃到姜寨“避难”的。矮个子男人又勤快又能干,村民普遍对他印象不坏,加之当时姜寨刚过了“59年”,地多人少,大伙也就收留了他。人们只知道他姓魏,都叫他老魏。

  后来,经人撮合,老魏和后背头组成了新的家庭,并生育一女。再后来二人因性格不和又分道扬镳了,老魏一人回到北方老家。

  后背头一人领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儿过活。记得笔者上小学时,她的小女儿比我高一级。那时政治气氛很浓,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被老师在课堂上的阶级斗争论调煽得仇恨满腔,这下后背头的小女儿因为父亲的阶级成分高而遭了殃。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小女儿常被别的孩子给打哭,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

  转眼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后背头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无依无靠的她只好一个人生活。老宅的村民一家接一家搬到新宅,盖了新瓦房。她不愿搬走,也没有能力搬走。诺大的老宅,最后只剩下后背头一个人住在东北角的两间破土房里。

  今年春天,80多岁高龄的后背头去世了。据说她临死时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夜里她一个人从床上摔到地上,又爬到门旁边,最后凄惨地死在门旁边。直到第二天中午,人们才知道她夜里已经死掉了。

  今年暑假,我回到别了多年的家乡,特意去了一趟村东老宅。天气炎热难耐,远近知了的叫声让人格外心烦。老宅四面环沟,由路坝和外界相连,宅里栽了许多树,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地上到处都是疯长的蒿草。后背头的土房,早已人去屋空。后墙因雨水冲刷,已经部分倒掉,显得破败寒碜、冷清凄凉。我在土房前驻足良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生命从大自然中来,终究又回大自然中去。可是,不管是彪炳史册的大人物还是一介乡野草民,在其整个生命活动过程中,又都会演绎多少让后人思索玩味,扼腕长叹的故事啊!

  吃人肉(四)——父亲差点吃了人肉

  事情发生在父亲从安徽朋友韦天斗处逃荒回来不久。那些日,尽管每人每天有4两米的供应,但远远达不到一个人生命活动的正常所需。一天晚上,父亲、母亲、姐姐全家3口(逃荒归来后,家中其他6人已经全部饿死。9口之家当时仅剩3口)已经入睡,忽然有人轻轻叩门。母亲赶忙打开门,原来是西园的国平娘。只见她胳膊弯挎一只筐,筐里放着刀具。母亲正诧异,国平娘说:
“俺老叔(按辈份,国平娘应叫我父亲为叔——笔者注),听说村东头的干沟底有个饿死的人,我们也去弄点吃吧!您不用动手,人肉由我来割,你只需和我来回一起就可以了。”

  饥肠辘辘的父亲有些动心。母亲在旁却极力反对,她劝告父亲:

  “你千万不能去啊!你要是去的话,明天我就告诉队长姜树森!”

  不知是怕母亲“告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父亲最终还是没有去。国平娘最后只好悻悻离去。

  国平娘离开我家后,是自己割人肉去了呢,还是回去休息去了呢?我的父母都说不清。

  家乡的“万人坑”

  1959年,家乡饿死人大约发生在农历的9月到12月(12月死人明显减少,1960年初只有零星死亡)。饿死人的高峰期,则在10月和11月,每天都有几人死去。

  一天上午,队长姜树森来到姜振安住处,对他说:

  “听说西园的病号院里死了四个,你去把他们拉出去。”

  西园是我们村子的一部分,四面环沟,只一个小小的路坝和寨里相连。在那里腾出几间民房,就叫病号院了。由于住进去的人绝大部分是因饥饿而极度营养不良,而不是什么病,况且住进去仍然吃不饱,所以住进去没几天,人便死掉,然后拉出去。可以说,当时的病号院其实成为死亡的中转站。

  姜振安把拖车套上耕牛,拉到病号院。他和姜树森等人一起,把四个尸体抬上拖车。然后自己赶着牛,把死人拉到村东北二里许的“万人坑”。

  “万人坑”是乡民们后来对那个地方不约而同的称呼。说是“坑”,其实原来是一口深井,直径向井口渐阔,呈漏斗形。要说该坑曾填埋上万人,那是夸张了,但在 “59年”饿死人比较集中的几个月,这里的确是填埋死人最多的地方。不论是姜寨村还是附近别的村子,一个人饿死了,如果家中还有活着的,而且还有埋葬人的力气,就会把亲人单独埋葬在其它地方,这样也好有个坟墓;其余的,对不起,都是干部找人拉出,统统往该井一填了之。现在很难统计出该井当时填埋死人的准确数字,但据村里长者估计,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肯定是有的。笔者小的时候,那井已经变成一个大坑,每逢附近村子晚上放电影,我们小孩子总和大人们一起去看,有时为图捷径,就从该坑附近田间小路走过。起初孩子们不知情,并不害怕;后来有一次,一个大人边走边告诉我们:“这坑里‘59年’填埋很多饿死的人!”此言一出,大伙皆惊,齐呼“有鬼”,一群人在夜色里争先恐后向前奔逃。我们小孩子被抛在后面,有胆小的竟吓哭了。

  把死人抬上拖车需要几个人,可是把死人抬下拖车也非易事,姜振安自己已经饿得很虚弱,他一个人是如何把尸体抬下去的呢?

  “这根本不需要抬,”姜振安说,“我把牛赶到井口旁边,这里地势向井口倾斜,拖车走过,尸体顺势就滑了下来,又顺着斜坡滑到井里去。我拉过很多,都是这样填井里去的。……”

  2005 年暑假,笔者回到别了多年的家乡。原来认识的乡民,普遍老了许多;后生晚辈,不曾相识,则都用了好奇的目光或远或近地盯着我,仿佛我是一个稀有动物。尽管天气炎热,我还是把自己孩提时代玩过的沟沟坎坎走了个遍。因雨水冲刷,地势变化不小,有的地方几乎无法辩认。我特意又去一趟当年“万人坑”所在地。当年的坑已经整平,乡民们在上面种着庄稼,如果你是一位不知情的异乡朋友,你绝对看不出这里曾是“万人坑”,也想象不到这长着茂密庄稼的土地下面埋着那么多饿死的幽灵。

  我在想,再过100年,还有人知道这庄稼地下的“故事”吗?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mjls/2013/0423_81904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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