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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步兵学校史话—湖北家乡的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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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讲的故事,原本是到1949年底就要结束的。因为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标志着过去为赶走小日本、建立人人平等民主的新中国已经达到。也就是说,过去的理想主义者到此,开始转变为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为自己和自己那个小集团获取最大的既得利益。由于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尚未结束,我在这里增加一节,让大家看看当时解放初期的农村土改情景是怎样的?


谈完当年晋察冀的土改,很自然就联系到两年后的湖北家乡土改。杨浩在1948年晋察冀土改中弄“明白”怎么回事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随后的正确举措也挽救了他湖北家人少吃了土改中不少的苦头。

1948年1月的两年之后,1950年1月,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基本被推翻。那一次,杨浩跟他的两个同在晋察冀部队中的湖北老乡彭、周,一起从北京回家乡去。他们三个几乎同岁同学,三个人的家也相距不远。出县城往西十里,称为“西十”的那个地方,最先到的是彭家;从“西十”再向西六里,到“潘集”(那时叫“潘家集”)是杨家;从“潘集”往南三四里,到“陈河”,那是周家。这三家人都住在城西,相距不过几里地而已。
那时,中国大陆的战争年代从1937年打响,到1949年基本结束,整整打了十二个年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历了这样漫长的战争历程。湖北家里人十来年都接不到音信,此时远方的孩子骤然归来,家中自然是一片悲喜之情。

那一次回乡,正逢及时,湖北乡下的土改运动即将开始。他们经过县城的时候,看见县委组织的土改工作组已经建立,正在集中学习。杨、彭两家的家庭成分都不好(那时以为周自为家能划上个好成分,结果还是没躲过去,因为人家查的是三代,不是一代),那一次他们的回去,三个人都是共军的团级干部,当时的县委书记樊作楷又是熟人、同学、还有着亲戚关系,自然热情接待。解放初年,人们的人性还在,没有被后来的那个劳什子虚伪的党性所抹杀。人性在,就讲人情。土改工作组的干部不看僧面看佛面,多少舒缓了土改运动中当地农民对他们家庭的激烈程度。因为每当土改运动中群众要出现某种无来由的激烈场面,土改工作组会及时发现,出面制止。

也正因为有河北晋县土改时亲眼看到的宝贵经验,杨浩回到家里后,多次反复叮嘱家里人,切莫不要因恋家产而引起他人因贪婪而起的杀心,白白丢掉了性命。家产乃身外之物,虽说祖传至今,感情很深,但仍是生带不来、死带不走的东西,谁拿走去用都是一样。杨浩要父母双亲预先将全部家产登记造册,在家乡的土改一开始,工作组一来,不等运动起来,先主动找到土改工作组,立即交出所有的家产土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多少乡亲的眼睛紧盯着咱们家呢。交出家产,人家的眼睛就不会紧盯住你,紧盯住的是那些已经交出的财产。千万不要因耽搁上交家产而引灾祸上身。

那一次从湖北家乡探亲回来,杨浩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放心不下。他不知道,父母是否按照他的话去做了?彭在湖北家乡还有两个兄弟在家,可以照应;周家已经破败下来,再无财产可分,所以能在土改运动中幸免。可杨家因为土地给别人耕种,被划为地主。杨家又是自古以来几代单传,人丁稀落。不知家中的情形如何?在湖北家乡的土改中是否能平安度过?有些地方土改中对地主和地主家庭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方式在湖北农村是否会重演?晋察冀土改时血淋淋的那些场面,地主分子被关押、拷打、折磨、批斗,甚至被农村中的一些游手好闲的痞子无端虐待杀害的场面,不时出现在他的眼前。当年土改运动中有明文规定:家庭成分不好的干部,不得回家乡干预土改,庇护家庭。所以杨浩尽管着急,但不能回去。

杨浩是孝子,又是大直筒子。心里有事,脸上是藏不住的。终于有一天,老上司张明河、冯基平都发现了他多少天来都神色不对,于是分别私下里找他谈话。谈话中,杨浩坦言说出了自己心中的顾虑:惦记家里老人在土改中的安危。张明河、冯基平也都是地主家庭出身,自幼依靠家庭的经济资助得以受到很好的教育。情同此理,何人能丧尽天良?全无人性?于是张明河出主意说:“既然有明文规定,不能回家探亲,但咱们出公差到那里去开会、外调、取经、观摩都是可以的。找个公开的理由,我们出面批准,让你悄悄回去一趟,有何不可?但此事要瞒着老罗。他那个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六亲不认。他知道了准拿你开斗。”

这个“老罗”,就是他们共同的上司罗瑞卿。


那一次杨浩再次悄悄回去,有着“公私”两方面的理由。“公”就是出差,在武汉参加一个什么会议;“私”是顺便将在农村的大女儿接到北京参军。他回到家乡,先与当地的地区公安处领导和县委书记樊作楷联系。大家都是本地人,几个月前刚见过面,彼此熟悉。一看此时露面,又有过硬的理由,知道这背后一定“是上面准许的”,于是心知肚明,妥为关照。

乡下土改开始。杨浩的双亲因为在土改一开始,主动交出家中的所有财产、田产。更重要的,是家中一本几代人上百年的账本。账本上清楚记载百来年杨家的几代人每一次进账、出账,因何名目,收入多少大洋,又支出多少大洋,用在何处。凡杨家祖辈某一代人的经手账目,无论收入、支出,均记载的一清二楚。

比如收入:杨浩父亲,当地人称“华堂先生”担任杨彭家族合办的企业“德余堂”的管事,相当今天的“经理”,月入多少大洋,年终分红多少大洋,每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

比如支出:有修路——乡间潘集通往县城那条土路,十六里地,是杨家自己掏钱修的;办学——杨家自己办一私塾,收附近的学童入学,华堂先生自任教师;比如买田——除了祖传的几十亩土地,又买了一点田,就因为家中有田产雇人耕种被划为地主;比如抗战期间因向游击队供给粮草,被日寇关进县城监狱,靠留日回来的彭氏兄弟作保,被放了回来,但因此花了几百块大洋;又比如46年乡间混乱,杨浩父亲被土匪绑架,靠共军游击队与土匪谈判,放了回来,但因此又花了几百块大洋;48年翻盖祖屋,又花去不少。所以到土改时,所剩无几,有账可查。

值得一谈的是这座48年土改前夕新翻盖的祖屋。祖屋大小房十来间,青石垒基、红砖砌墙。虽都是平房,但按照当年的习惯依旧有天井,房屋绕天井而建。50年1月,春节前夕,跟彭一起回到湖北的彭太太,几十年后对我说:我们杨家在乡间的那幢祖宅,比在县城城郊的彭家祖宅要好得多。宽敞、亮堂,周围绿树成荫,比阴暗的彭家祖宅要好多了。

祖屋盖在祖传的这块土地中间,北边过一片杂树林和些许房屋,连接潘集。南边面对房门,是私家场院,场院再往南是一座不大的池塘,当年种莲藕养鱼,缺少不得。过池塘再往南,是一座不大的土丘。池塘、土丘,都是杨家祖传的私产。祖屋东面,一片杂树丘陵,就是祖坟,曾祖、曾祖母、祖父都葬在那里。祖屋西面,过一片树林和几户农家,就是田地。

有田地当然会有田契。田契连账本一起,土改时都交了出去。土改大会上为防止“变天”,反攻倒算,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因为账本上这些明细账如此仔细清晰,连历年来曾帮助过邻家几元、几元渡过年关都记载在上面。当年还没有出现今天这样的自己骗自己的假账,所以土改工作组和贫农团一目了然。因为账目清楚,没有隐瞒,杨家又是世代祖传的耕读之家,历来一夫一妻,从不“讨小”,且没有欺压乡间横行不法的劣迹,所以土改斗争会很快通过,杨家这个地主之家未受皮肉之苦,躲过一劫。


几十年过去,我当时跟祖父一起住在乡下的大姐清楚记得:当年这个小村里要被土改清算的地富一共六家。土改运动,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分地富家的“浮财”。当年,这六家人的财产被搬到村子中间的空地上,分别堆放。大姐说,这六家人的财产中,我们家的那一堆最大。财产分完,就是房屋、田地。我家那幢新翻盖的祖屋,土改时最初被工作组占据。土改后工作组撤走,贫农团进驻。以后建合作社用作社部,建人民公社时用作生产大队部。一直用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被撤销为止。

当年公社没有了,生产大队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生产大队一经宣布被撤销,附近的农户顿时一拥而上,将我家这座祖宅拆作平地。当时的乡下人都很穷,砖石、樑檩、屋瓦都被拉走,自己拿回去盖房。连祖屋旁边墓地上的墓碑也没有留下,不知搬去做了谁家的房基。

八十年代中期我回到家乡,那时还有点权的区乡干部对我说,要在原址上为我们盖一座新房。但随着时间过去,干部的承诺如放屁一般,从未兑现过。

那一次,家乡土改,湖北的经济富裕程度要超过河北,所以富人的家庭数量也超过河北。不少家庭成份不好的人家都在土改运动中遭此大难,被批斗毒打、被关押身陷囹圄、被枪毙(当年叫“镇压”)的人家不在少数。我们家乡县城北面的那片河滩,成了执行枪决的刑场,土改时被枪毙者虽不像老解放区那样村村都死上几个,但被枪毙者也不是少数。杨树勋的大哥杨树屏被枪毙,矿山及家庭住宅都被政府没收。彭的留过日的父亲已经去世,丫鬟婢女出身的母亲,一向强势,因不堪土改时的毒打侮辱,自杀身亡。

杨树勋,就是后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当教授的那个人。解放前,他家在县城里有一幢、也是当时唯一一幢带花园洋房的院落,美轮美奂。而且主要以矿山开矿为生,应该算是资本家一类的人物,不在土改范围之内。何况他们家在汉口也有几幢房产,平时不在县城里居住。所以,一旦枪毙了他们家的主要成员,矿山、房产都取了过来。矿山是县里公有经济的起点。这带花园洋房的房产就成为县委、县政府的办公机构,一直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

当年,被政府枪毙的是这家的杨大先生,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办实业。这家的杨二先生杨树藩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1930年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于武汉。抗战爆发,应城城西的这几个青年人选择加入共产党部队,而不是国民政府部队,得益于这位杨二先生少年时的影响。杨三先生就是杨树勋,解放初期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也得益于这位二哥的当年影响。

杨树勋与杨浩同年同岁,两个人小学、中学都在一起。杨树勋家与杨浩家是近亲,但杨树勋小杨浩一辈,是子侄辈。杨树勋家一向住在城里,是有钱人。以后杨树勋家与彭家结亲,杨树勋的大哥娶了彭氏的大姐。所以解放初期枪毙的杨树勋的大哥,实际上也枪毙的是彭氏的大姐夫。直系亲属中有一个当年被“镇压”的,这家人在政治上全都会受到影响。

解放后半个多世纪,杨氏家的二哥杨树藩的烈士身份被遗忘,始终得不到承认。彭家、杨家费尽了力气,找到当年的湖北老共产党,为其写出烈士证明。其实细想一想,当地县委正夹在危难之中:你强占了一户烈士家属的房产,枪毙了人家烈士的大哥,要承认这一点,的确是很难的。

三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中期,在湖北家乡,我听到同姓同宗的亲戚,亲口讲述当年土改时的往事。讲述乡间的杨家(不是城里的杨家),没有一个人在土改中被枪毙丧命。但回避了土改中、还有文革中的地主分子被批斗和人身侮辱。尽管已经给地富分子都摘掉了帽子,成为了“公民”,但家乡人每每谈起往事,还有一种“沧海变桑田”的隔世之感。

彭的晚年,在家乡的报刊上发表回忆文章,回忆自己的母亲给他的教育。使他在抗战爆发民族危难之时,选择了到延安参加共产党的军队,抗日救国。不想这个从小教育他要追求进步的女人也被共产党的土改迫害致死。

半个多世纪后回过头研究这一段土改的历史,其中的不严谨和荒唐之处比比皆是。

比如,根据1950年8月4日公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而且强调:“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是以地租方式剥削农民”,同时还有“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

杨家以管理矿山采矿业为主营,无力管理祖传下来的几十亩水旱田地,所以租出去,由他人耕种,自己每年收取地租。土改时根据上述原则,被划为地主。

彭家以城市开店铺商户为主营,无力管乡下田地,只能租出去,收取地租。土改时也被划为地主。

周自为自幼丧父,那个年月,女人都是自幼缠小脚的,无法下田耕种。寡母无力耕种家中的十几亩田地,只能租给附近的农家,靠收取地租供周自为念书和全家人谋生。这在今天的农村,是农村中随处可见的一种景象,当年也很平常。比如教师、裁缝、铁匠等等,有自己的主营,有点闲钱就买田地,为的是传给子孙。虽然生活不富裕,每年捉襟见肘,但按照上面划分阶级的“原则”,这些人被划为地主是躲不开的。当年土改时农村中大量的“地主”就是这么出现的。


土改运动后,再次分田地。杨浩家作为“革命军人家庭”兼“地主家庭”,也分到一块田地,约十来亩。杨浩指示家里人答复:咱父母年事已高,家里又没有别的劳动力,无力耕种。租出去吧?明摆着又是新时期的地主。干脆,咱不种了,连房产什么的都不要了,咱全家人净身出户,光戴着一顶“地主”帽子进城,总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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