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应用 会员列表 统计排行 搜索

  • 1740阅读
  • 0回复

蒋继清:我的文革经历及反思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文革亲历者访谈录

(蒋继清)

                             一、个人出身与家庭情况

    我出生于一九四六年的阴历六月。祖籍是广西临桂县。
    清光绪末年,我的祖父 蒋治宇 只身一人从临桂县太平圩神山东新村逃荒南下,走到榴江县鹿寨镇(土地改革后溜江、雒容、鹰山三县合并,县城定于位于中心的鹿寨镇,县名也以镇为名)落脚,靠挑水沿街叫卖挣钱活命。
    翌年,祖父认为在鹿寨镇这样的“大地方”讨生活要比在荒野小村容易,遂托人带信将我的祖母及我的父辈接到鹿寨生活。
    我的父亲 蒋崇微 生于一九零一年(辛丑年,属牛),九岁时来到鹿寨,刚到鹿寨时靠给人牧牛求生活。稍大,祖父认为他还是要有一点手艺才好,于是让他学做泥瓦匠。
    对于父亲学艺的过程,曾经听母亲隐隐约约地说过,当时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年代,所以师傅一般都不向徒弟传手艺,父亲的技术都是他偷学或者自学的。不过,到我懂事的时候,就知道我的父亲是当地较为有名气的泥瓦匠,在父亲带着我出去串门的时候,感觉很是受到人们的尊敬。
    我还没转学到柳州读书的时候,父母亲带我出门的时候,经常指着一些建筑物(如 温文龙 家土墙的三层楼房子,我记事时还算得上是鹿寨最高、最有气派的建筑)给我说,这就是父亲建的。后来我读中学的时候,寒暑假期间在父亲承担的工程中帮助父亲做小工时,父亲有时也给我说他以前在承接建设工程的施工过程中曾经碰到了什么问题,他当时是如何分析的、如何处理的,处理后的效果如何等等。父亲还经常给我说一些诸如“偷梁换柱”、“四两拨千斤”、“挖肉补疮”、“拆东墙补西墙”、“宜粗不宜细”、……等施工方法,并说有的是他在一旁看会的,但是更多数的时候是师傅要徒弟们将需要应用的工具和材料准备好之后,就借口吃饭或者休息把徒弟们赶离现场,等徒弟们再来到现场时,师傅已经将要做的事做好了,徒弟们就只有收拾善后的份了。这时候,他就根据师傅需要的工具和材料,以及工程的情况,自己设想并过后偷偷做试验而学会的。父亲对我说的这些知识,实际上印证了母亲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成为匠人后,父亲给自己起了一个号,---- 泰丰。在号叫开以后,他的本名反而没有人知道了。所以在五十年代建立户口制度时,户口上就是用他的号  ----  蒋泰丰。
    由于生活困苦,我的祖父和祖母都在很早就去世了(祖母的墓碑上刻的是“艾寿”,听父亲解释说,所谓“艾寿”就是还不到四十岁)。因为我父亲有手艺,就承担起抚养弟弟妹妹的责任。听母亲说,我的姑姑出嫁就是父亲一手操持的,通过母亲的讲述,我还知道了当年流行的以“吃讲茶”的方式来化解矛盾的做法。母亲说,我的小叔甚至在结婚后和小婶一直都与我的父母亲住在一起,靠父亲的收入生活。后来小叔因病去世,小婶与小叔没有生育,在小叔去世后就改嫁了。
    鹿寨荒地很多,当时的政权鼓励老百姓开荒,实行谁开荒得的地就归谁所有的政策,父亲就在西闸外开了九亩地的荒。在姑姑出嫁时,给了姑姑四亩半地作为嫁妆。父亲自己种余下的四亩半地,过起了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务工的“亦工亦农”生活。
    作为匠人,父亲在承接建筑工程的时候,能够接触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接受了“知识可以改变家庭地位”的思想。所以,尽管我的父母亲都不认识字,但是都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父亲甚至不惜借高利贷来供儿女们读书。我就曾经多次听母亲说过,大哥读书的时候,学费就靠借高利贷,有一次因资金周转一时困难,没能够按时支付利息,被高利贷者的打手上门打伤的情况。
    在二OO二年金秋,到北海参加学术交流,返回时顺路在鹿寨下车探访亲朋好友。与亲戚谈到父亲为人的时候,三表哥 徐厚霖 深情地说:“我读工专(五八年柳州市办的‘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属于大专性质,办了没有几年就撤销了)的那几年,二舅(即我的父亲)每个月给我四元钱作生活费,还不准我对任何人说。到现在你们都还不知道这件事吧?”
    三表哥 徐厚霖 在工专读书那几年,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所有物资的供应定量都非常紧张,我父母亲的粮食定量每月仅二十四斤,“自由市场”的的东西又都非常贵。由于父母亲都已经是花甲之年,政府对老人有特殊照顾,好象是每个月有半斤糖、一斤黄豆,还有几斤糠(用来防治浮肿病)。母亲总是到周末才蒸糠馍馍,煮点黄豆,用来打打“牙祭”。三表哥在周末差不多都要到我们家来的,晚上还跟我一张床睡。如果哪一个周末三表哥没有来,父母亲都会表露出他们的担心。其实,在困难时期,父母亲都得了浮肿病,因为他们的糠馍馍和黄豆都给我们年轻人吃掉了。不过,三表哥说的事情我的确不知道,三表哥的这一席话让我对父亲的为人有更深入地了解。
    我的二位哥哥在受到良好的教育以后,反过来又给父亲以影响。因此父亲的思想比较开放,很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和新的思维方式。
    父亲多次跟我说过,解放前有一次给镇上建造防土匪用的碉楼,但是在碉楼修好后,镇长赖账不给工钱,于是他一怒之下,把镇长告上法庭,最终把官司打赢了。
只是在上高中以后,有一次他又跟我提到这场官司,我突然想起一个重要问题,问:“打赢了官司,你得回多少钱?”
    父亲回答:“镇长赔偿的钱,扣除写状纸的费用、法庭受理官司的费用、以及法庭用摩托车接我到寨沙(当时榴江县县城)开庭的费用、律师费用,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算下来,我还倒贴了几个。” 说到这里,父亲还是很满足地说:“这个官司,把镇长的脸给丢尽了!”
    鹿寨解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因为解放军没有营房,要求进驻老百姓家。而在鹿寨解放之初,老百姓对新的政权没有认识,加上社会上谣言乱飞,人们思想混乱。我就曾经听过母亲对父亲说过她在街道上听来的关于“共产党要共产公妻”、“共产党先甜后苦”等等谣言,母亲还言之有据地对父亲说:“听说共产党共产公妻是共产党自己在一本书上写的。”父亲当即就予以批驳,说绝对不可能。尽管我的父母亲都不认识字,但是争论的最后结果以父亲的“权威”获胜。父亲积极响应号召,把解放军迎进家中。当时我们家就进驻了一个班的解放军。
    为了不影响解放军站岗放哨,部队进驻以后,就把闸门拆了,还动员老百姓打狗。当时我们家中养有一匹大黄狗,父亲就让解放军把狗打了,然后解放军用我家的锅把狗肉煮了一大锅。父亲从小就不吃狗肉,也不准家里人吃狗肉。我由于忍受不住狗肉香味的诱惑,在没有人的时候揭开锅盖,抓了一块吃,被父亲发现,追着我打,还是解放军出面才把事情平息下来。最后这锅狗肉是这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吃掉的。
    由于父亲带头,所以大园街的打狗行动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父亲思想开放还表现在对待我的三姐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的问题上。当时社会上关于土地改革工作队的“生活作风问题”也有非常多的谣言,有的人就怕女儿“吃亏”,跑到工作队把自己的女儿拉回了家。母亲看到别人这样做,也跟父亲商量,想让父亲到土改工作队去把三姐找回来。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
    解放初期,封建思想对人们的影响非常只大。所以有前面所说的到土地改革工作队将女儿拉回家的事情发生。但是我的父亲,对儿女们的婚事,却表现得相当地超前。如我的三姐,除了父亲不同意母亲把她从土地改革工作队拉回来外,三姐的婚事,也完全是她自己作主,父母亲根本没有过问。几年以后,四姐的婚事,也没有跟父母亲做任何商量。这在当时简直不可想象。
    我们家的耕地当中原来有一个很高的土台子,台子上长着一颗很大的苦练树,这颗树也是当地的“社王树”。平常就经常有人来烧香求拜,我们家也是经常要烧香求拜的。我懂事以后,到地里玩的时候,看到树上总是挂着很多祈福用的红布(红纸)条子。解放军进驻我家之后,在帮我家干地里活时,就给父亲讲“破除迷信”的道理,动员父亲砍掉这颗树。父亲对解放军宣传的“破除迷信”积极响应,不顾母亲的反对和街坊的劝阻,砍掉了这颗“社王树”,挖掉了土台子。
    鹿寨解放后,鹿寨镇就筹备成立农会和建筑工会(当时鹿寨没有任何工业,只有泥瓦匠能够勉强算是产业工人了)。
    由于父亲人缘比较好,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大儿子成了国家干部,二儿子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农民的朋友都希望他参加成立农会的筹备工作。但是父亲同时还是个泥瓦匠,所以泥瓦匠的朋友也都希望他能够参加筹备成立工会的工作。经过反复权衡之后,父亲决定参与成立农会的筹备工作。成立农会后,在农会中先后担任农会常务委员、农会胜利果实保管委员、抗美援朝募捐委员会保管委员等职务,工作认真负责、廉洁奉公。任抗美援朝募捐委员时,为了起带头作用,把大嫂的结婚金戒指都给捐献了(当时大嫂跟大哥在工作单位住,这枚戒指存放在家,而那个时候家中大概也只有这枚戒指值点钱,有点捐献价值。捐献时父亲是带着我送到银行去的)。多年以后,当时毫不知情的大嫂回家索要这枚戒指而不得,很不愉快。
保管的胜利果实中有很多柚子,农会委员们晚上开会的时候,就要求吃几个。会开多了,一大堆柚子就都吃完了,而这些东西在交给我父亲保管时,可都是一个个有数并记账了的。于是父亲决定自己承担责任,要母亲走路到雒容赶圩,买回一担柚子如数赔偿。
    由于部队政治教育的需要,二哥所在部队来函,要求确认我家的成分,当时鹿寨尚未进行土改,鹿寨镇人民政府根据我家的经济状况,给部队回函确认我家成分应当划为贫农。当时的镇长是南下干部李平坤 。
后来李平坤镇长调走,新委派钟玉霖为鹿寨镇镇长。钟上任后,就提名一个曾经当过土匪的人任农会主席。而父亲认为曾经当过土匪的人不宜负此重任,公开反对钟的意见。为此,两个人发生了激烈冲突。
土地改革开始以后,钟提出要将父亲划为富农。划富农后,退出房屋及果园,除此之外,对于原来我家的四亩半旱地和家中的全部财产(无非是一些腌大头菜用的罈子),不作任何处理,仍然归属我家。
被划富农后,父亲不服,找回在外边工作的大哥,由大哥写信直接向中央人民政府上诉。在中央人民政府将上诉材料发回广西、再转到鹿寨县重新审查以后,就将钟玉霖撤了职,并口头通知我家,以后不作为富农待遇。因为鹿寨没有复查,成份就没有开会公开改正。但是,我的父亲在鹿寨从来也没有被作为富农管制过。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家能够举家迁移入柳州,由农业户口转成商品粮户口,这些不争的事实,都说明这个结论存在。
    后来,从我升中学开始建立档案起,老师在看了我家的证明以后,在我档案中最初填的家庭成份就是贫农,也可以说明这个结论是存在的。
    当然,长大后我也对父亲不要求公开开会改正我家成份的做法不解,问父亲当初为什么不坚持?父亲却很通情达理地对我说:“新的政府需要建立威信,如果上台第一件事就做错了,以后就不好办了。所以不能要求他们公开承认错误。不过,没把我当富农对待,也就行了。”
    而事实上,这种“留尾巴”的处理,给我们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带来了极大地、甚至是终身地伤害;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还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就是我父亲当年没能够想到的了。
    一九六九年底,柳州三中路街道委员会的某些人,为了一些见不得人的目的而报复我的父亲,对这位年近七十岁的老人,捆绑吊打,逼他交代所谓“隐瞒成份”的问题。父亲对他们说:“我的成份是在鹿寨划的,如果你们认为有什么问题,就把我押回鹿寨处理。”
    这些人说:“你想得倒美,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整死你!”根本不准他回鹿寨。但是在一九七零年初,父亲提出要外出找草药治伤,这些人反而很爽快地批准了。结果父亲一早走出家门,就再也没能够回来,从此杳无音信。
    当晚,父亲没有回家,母亲感到不妙,到街道办事处找这些人。而这些人不但不理会,还禁止母亲外出寻找,也不准母亲给子女们写信告诉父亲的消息。直到五月份,在柳州技工学校工作的一个熟人到我家探望老人,得知此事,才给我们兄弟写信告知。待我的二哥接到信赶回柳州,已经无从找起。街道办事处那些人,还到处扬言要向我家中“甩个手榴弹”,把二哥炸死。当时广西是“联指” 当权,秩序混乱不堪,二哥只有终止找寻,返回工作岗位。
    八十年代中期,中央直接干预,“联指”暴行才逐步得以部分暴露。于是我们写申诉材料,通过我的高中班主任上呈“处遗办” ,由“处遗办”下文确认父亲已经死亡,并给予母亲几百元钱的抚恤金。至于组织殴打我父亲的一个片警,及街道上打人的凶手,则无法查处,更谈不上“绳之以法”了。
    为了弄清楚家庭出身这个无法回避的心结,在一九八七年二哥在东北被歹徒炸死,我与两位姐姐到东北处理后事的时候,我主动谈到过这件事。三姐以土改工作队员的身份,强调当时按我们家正租住已经外逃的地主 沈邦文 的房屋、并实际掌管其果园的情况,内部有文件规定必须划成富农。“否则,我们家就不可能退出房屋及果园。”而三姐几十年来填家庭出身也都是自觉地填富农。所以三姐一辈子按党员要求自己,并积极要求入党,但是直到退休也没能够入了党。
    不过,现在看来,当年父亲参加农会,可能不是为了得到那座房子和果园,极大可能的倒是当时难以舍弃那四亩半自己开荒得来的土地。可是,如果三姐的说法是真实的,土改后平反“留尾巴”的关键,的确是为了房屋及果园的归属。
    我们家搬出来之后,房子和果园就分了四家人。
    我的母亲生于一九零三年(癸卯年,属兔),是临桂县露(路)西村人。姓 李 ,叫 李首弟 。
    母亲当年是作为父亲的童养媳跟父亲一起到鹿寨的。其实,穷人家的所谓“童养媳”与富人家的童养媳具有根本不相同的性质。当年她的父母亲把她给我的父亲做童养媳,无非是为了让她能够跟着我的父亲逃荒,这样能逃出一条命就算救了一条命。同时,逃出去一个人,家里也就少一张吃饭的嘴。而七岁的母亲跟父亲到鹿寨以后就靠给有钱人家带小孩度日,直到父亲有能力挣钱养家以后才回家操持家务。
    母亲属于“贤妻良母”型的人物,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把我们姊妹带大之后,又给我们带孩子,我们这一代人的孩子她全都带过。在柳州三中路居住的时候,还给街坊邻居带孩子以贴补家用,带一个孩子一个月可以挣四 ~ 五元钱,就可以减轻父亲的经济负担。
    听母亲说,在解放前,她除了给人带过孩子,还磨过豆腐、下地干活更不在话下,地里收获的蔬菜瓜果,都是母亲挑到街上卖的。以父亲“匠人”的身份,对于“做生意”根本不屑一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政权重新建立户口制度时,母亲正在鹿寨县长田乡给三姐带孩子,由于大家都尊称她为阿婆,户口上她的姓名就叫 蒋阿婆 ,给她连姓都改掉了。
    我的父母亲生育了众多子女,但是真正成人的只我们五个。即:继文、继光、云珍、继珍和我 ━━ 继清。
    我的大哥 蒋继文 出生于一九二五年(乙丑年,属牛),在解放前靠父亲借高利贷读完初中,考上了读书不要钱还发一点生活费的师范。读师范期间,在街上因为一件很特殊的事情认识了一位很有身份的国民党高级军医,这位军医喜欢他的诚实,提出愿意给他以帮助。当时我大哥考虑家庭的经济困难,正希望能够早日工作以赚钱帮助父亲供弟弟妹妹读书,于是就不想继续读师范了,请这位军医作担保,从师范学校退学,转而报考农业中专。从农业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政权办在雒容县(现隶属于鹿寨县)的一个国营农场(秀水农场)当拖拉机手,就这样挣钱来供我的二哥读中学。
    五十年代初,大哥从秀水农场被调到“大帽河水利工地”工作。“三反五反”、“打老虎”的时候,我的大哥就曾经因为管钱被关起来审查,因为他的确没有贪污最后才没事。而那个时候,有人只贪污几千万元(旧币,仅相当于现在的几千元)就被当作“老虎”把命给“打”掉了的。所以,我的父母亲每当谈到这种事,就会说:‘公家的钱碰都不能碰!’
    到五十年代中,大哥调到国营贵县西江农场工作,任采购员。大嫂跟大哥一起到了西江农场,学会开拖拉机,成为第一代的女拖拉机手,就在农场参加了工作。
    由于大哥工作敬业、业务熟悉,患了胃溃疡也因工作需要长期出差在外而得不到治疗。一九五九年九月份,因胃切除手术失败而去世。
    二哥 蒋继光 生于一九二七年(丁卯年,属兔),临解放前已经到柳州市读到了高中(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龙城中学),如果不出意外,他本来可以熬到解放后上大学。但是因为当时柳州的中学生闹学潮,国民党要抓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人通知他连夜跑回家躲了起来。听我母亲说,他躲藏在家期间,保长还到家搜查过,没抓到他。
    后来,他得知省城桂林解放了,就连夜跑到桂林投奔解放军。先报考革命干部大学,考上以后,注册时要验看高中毕业证书,可他高中只读到一年级,没有高中毕业证书,因此不能注册。于是他又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干部大学,又考上了。从军政干部大学毕业后就参了军,驻军甘肃张掖,在部队任文化教员。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二哥随部队入朝,在一次洪水灾害中抢救器材而荣立三等军功。停战以后,二哥的部队驻军平壌。一九五五年,二哥被授予工(程)兵少尉军衔(军衔标记是交叉的丁字镐和工兵铲)。
    一九五八年,二哥随部队回国后,成建制驻扎、开发北大荒,于一九六二年复员到黑龙江省宾县青阳林场工作。
    一九八七年春,大兴安岭大火,宾县青阳林场也发生了一场火灾。即将退休的二哥时任林政组副组长,事情汇报到了他的案头,二哥通知事故责任人就失火的问题停职检查。
    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细节二哥当时还并不知情,肇事人却为这个细节急得走投无路。因为如果他在失火的这片山林中种植罂粟的事被我二哥查清楚的话,等待他的将是牢狱之灾。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
由于大侄儿柳宾参加大兴安岭的扑火队伍不在家,歹徒密谋炸死二哥全家的企图不能实现,于是爆炸了青阳林场办公楼。把办公楼炸平了,当时炸死了三个人,伤的人非常多。二哥在爆炸中殉职。这个事情宾县方面压住了,没有往上报。
    我的三姐 蒋云珍 生于一九三四年(甲戌年,属狗),在解放前被送回临桂县太平圩的大姑妈家当童养媳,解放后直到土地改革前夕才要了回来,由于她年龄已经不小,从第一册开始读书已经很困难,我父亲就要她读夜校,读了三个月夜校基本识字后,送她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队,搞土地改革去了。
    土地改革结束后,三姐在长田乡工作,认识并与 蒋满春 结婚。
    我的三姐夫和三姐为人都很自觉,姐夫原来是湖南大学的学生,湖南和平解放的时候,解放军号召学生投笔从戎,姐夫就跟着军队南下了,在地方上先是当农会主席,民兵连长,区长和县水利局长,他在县水利局长任上,修了一个当时算是比较大的水电站 ---- 洛清江电站(现名黄冕电站),在四清的时候就以这个借口给他落实“桃园经验”,把他“打”成三反分子,罪名是他贪大求洋,劳民伤财,把局长职务撤了,工资降一级。完了放到江口公社去修江口水电站。他家庭出身是地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子女填家庭成份都要填地主,享受“狗崽子”待遇。
    1977年40%指标涨工资,江口公社里的干部都说,老蒋是冤枉的,哪怕我们一个都不涨工资,也应该把蒋满春工资加上去。1978年要给他平反补发工资,发现他的工资级别是够的,结果该补的工资也不补了。后来说是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他拿大学毕业文凭,三姐夫因为当时是响应号召投笔从戎,没有毕业证书。所以后来他不能享受知识分子待遇。
    三姐夫于一九八八年因病去世,三姐夫去世以后,鹿寨县水电局马上要求其遗属退出原住房,理由很简单,三姐夫生前已经调到县人大,而三姐又不是水电局的职工。但是,县人大也拒绝给三姐分新建的住房,理由也很简单,三姐夫去世之前房子还没有建好,现在嘛,没有理由再给死人分房子。最后,三姐只好倾平生之储蓄,再由子女帮助,凑集三万多元,以市场价在外单位购买了一套旧的单位职工宿舍,方有养老居住之地。
    在一九五六年秋我升入五年级时,我的父亲认为鹿寨县小的环境对于我的学习已经不再适合。所以,在一九五七年春,也就是在我即将升入五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设法将我转学到柳州去读书。稍后,父母亲也将户口迁移到柳州,并在柳州申请到一块土地建造自己的住宅。
    在一九六0年最为困难的时候,我在临桂的一个表哥饿得没有办法,扒火车到我家里来,到我家时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表哥说临桂县饿死了一些人,我的大舅、大舅妈(即表哥的父母亲)和小舅都饿死了,小舅死的时候,没有棺材,是用两口缸合起来把他埋了的。

                                  二、 文革时期的经历

    一九六六年,我正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电力工程系(简称三系)读大二,进入五月,就开始紧张地复习,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开卷考试”。
    到五月中旬,学校结合对学生的教育,开始分小班组织进行“忆苦思甜”活动,每个人都必须上台面对全班同学讲自己的家史。
    六月十二日,学校通知全体师生员工到学校体育馆开大会,由学校的党委副书记张弗成传达中央的精神,作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报告。
    张副书记在传达精神时先介绍了全国的一片大好形势,然后号召大家写大字报,揭发领导的问题,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如果实在不知道,就是抄别人的也要写。张副书记在动员报告的最后还反复强调:“现在的形势是‘五七年加五八年’,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我们党委是团结的、是坚强的战斗的堡垒,敌人是不可能分化瓦解我们党委的。”
    动员大会以后,全校就开始“停课闹革命”。
    学校中的学生们,其实就象住旅店的旅客一样,有几个旅客能够知道旅店经理的糗事?但是一想到“态度问题”将来可能会在那个自己一辈子也看不到的档案中影响自己的一生,只好到处乱抄一气。一时间,学校中“大字报”铺天盖地。
    当然,有的学生用另一种方法紧跟形势,比如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名叫刘绍美的女生,拉着班里一批同学,整天在学校内、在杂志上、在书中找问题。有一次,他们楞在一期《中国青年》封底的一幅画中,找出“三面红旗倒了一面”,“车上坐的人当中,有人回头看是想走回头路”。 于是兴高采烈地马上贴出大字报,并且立即“通电全国”。
    当时学生中的辅导员是在学生宿舍跟学生住在一起的,还有一部分刚毕业的青年教师也住在学生宿舍中跟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学习)。学生们在写大字报和发“通电”时,就拉这些教师和辅导员签名,而这些教师们却非常谨慎,仔细地反复看大字报的内容,实在找不出问题才缓慢地签上自己的名。但是对于写学校内特别是涉及学校领导的问题,他们一般是笑笑而委婉地拒绝签名。有同学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说:“五七年的时候,你们还不懂事。”
    我在政治上并不敏感,也不想通过这种方式表现自己的“上进”,反正不用考试了,就整天在校园内转着看大字报。我仔细观察发现,绝大多数“大字报”都是相互转抄的,实质性的内容不多。于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没有问题”,也找了一张大家转抄得最多、最普通的大字报原样抄了一遍贴出去(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我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写”的唯一一张大字报)。
    但是,“旅店经理”(即学校党委的领导)们也没有闲着,他们正按“上级领导”的布置,准备着在学生中划右派的指标。这时,各班的“基层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了,团支部不叫团支部了,改名为“核心小组”(后来,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同学们干脆就称呼他们为“黑心小组”),专门在校园内抄大字报,忙着准备“枪打出头鸟”和“秋后算帐”的黑材料。
    这天,我正一个人在看大字报,突然听到两个人说话的声音。意思是(原话记不清了)马上就要“秋后算帐”,要反右了,他们抄的某某某的大字报就够打成右派的条件之类。我一看是别的系的两名“核心小组”成员,他们没有看到我,以为没有人,正在边抄大字报边聊天呢。
    谁知道,当天晚上,就在我住的学生一舍大门口,电力系六一级的同学李光文组织学生们自发地开了一个大会,大会的议题就是“核心小组”抄大字报准备“秋后算帐”。我没有参加大会,提着水壶到食堂打开水,回宿舍正走到大门口,只见学生会主席(也即后来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祁万恒站在宿舍大门的雨棚上,驳斥李光文在造谣,企图破坏运动。我想到白天听到那两个“核心小组”成员的交谈,就说了一声:“这不是造谣,我亲眼看见的!”然后,在周围同学的鼓动下,跑上雨棚,向在场的同学说了白天听到的东西。证实了学校的确是布置抄大字报,准备“秋后算帐”时“枪打出头鸟”的“反右”材料。
    以后的事情,就很难以说清楚了,只知道忽然一早起来,就被两个人看管起来,班上的“核心小组”要我“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我想了又想,自己的确没有什么值得交代的问题,于是问“核心小组”:“要我交代什么呀?”“核心小组”只是说:“你自己做的事,你心里明白,必须老实交代!”但是最终也没有说出要我“交代”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整天忙着“通电全国”的女同学刘绍美也被看管起来“交代”问题了;班上还有一个出身富农,平常不太说话,但是并没有任何不正常表现的同学王洪杰也被看管起来了。从这一点看来,“表现”是一个问题,即便没有“表现”,为了完成“指标”,也得找出“目标”。
    至于那晚上组织学生大会的李光文,干脆就被学校派人押送到“六角亭”(武汉市精神病院)去“治疗”了,直到八月以后,李光文同学才得以“出院”。可能在“住院”期间接受“精神治疗”的原因,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李不怎么出名。毕业后李分配到湖南工作,一九九七年在湖南省勘测设计院评为教授级高工。
    在一系(农田水利工程系)还有一位叫郭明正的同学,被说成“持刀杀人”, 直接就绑进了监狱。他的具体情况我不知情,希望知情人能够说清楚,不过郭同学出狱后仍然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造反派的坚定成员。
    七月十六日,学校组织渡江活动,这一年渡江跟往年不同,去年渡江是以小班成建制地集体渡江,而这一天我们班只通知一个叫李启鑫的同学参加渡江,其他不能够参加渡江的同学,只能在班上呆着,连外出也不行。
    到了傍晚,才知道原来是毛主席到武汉游泳来了。于是大家就围着刚回来的李启鑫,好奇地问他:“你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是什么样子?”谁知道这位同学的游泳技术不是太好,游到毛主席的船边时正在汉江的激流中挣扎,游泳时就没抬头,也就没看到毛泽东他老人家在向他们挥手,事后心中暗暗地难过。李启鑫又是毛主席的湖南老乡,说话爱带家乡的习惯,没见到他不说没见到,却习惯地说:“今天我见到个鬼了”。结果对不起,马上就给他“增补”了一个“右派”指标,当天晚上就被看管起来,跟我们这些早先被看管起来的“右派”们一起“老实交代”去了。这样,我们这个编制三十名学生的小班就看管了四个“右派”。
    直到毛主席八月份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后,我们这些被严密看管着的“右派”学生才稍微有了一点自由。
    毛主席的大字报出来之后不久,就开始有人就自发地集会。结果在一个晚上,在学校体育馆的集会上,有一位老师突然作了这样的发言:“参加过‘四清’的同学们,在你们从工作队回学校之前,有一个‘查思想、放包袱’的活动,要你们‘当众脱裤子、忍痛割尾巴’,说是‘不戴帽子、不打棒子、不装档案’。其实,你们‘脱裤子、割尾巴’时所‘交代’的东西后来都整理成了材料,现在都装在你们的档案袋中呢”。“一石击起千重浪”!学校中参加过“四清”的三、四、五年级的学生都慌了。学生们都没想到这些人竟然会有这样“言而无信”!于是人们乱作一团。这时候,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振臂高呼”:“不行,到档案室去,要他们马上把这些东西给抽出来!”学生们就一窝蜂地向学校行政大楼的档案室赶去。
其实,学生们的确是太幼稚,也不看看时间已经接近半夜,档案室里哪里还可能有人?
    奇怪的是,学校好象早已经做好准备,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派人把位于行政大楼二楼东头的档案室焊上了铁门,而且学校也好象在事前卜过卦,算准了那个晚上的那个时候,学生们会去“抢档案”,结果在学生赶到行政大楼的时候,大批学校的工人也同时赶到了。当时就把个行政大楼挤得水泄不通,学生们高叫“把黑材料拿出来”!工人们则大呼:“不准右派分子抢档案!不准五七年事件重演”!一片混乱。好在当时太拥挤,挤得连手都抬不起来。太混乱,一片“嗡嗡”声,因而没有谁能够压倒这一片混乱来鼓动人们动手。
慢慢地,人们挤累了,也喊累了,情绪平静了一些。学生们就悄悄问身边挤在一起的工人:“你们说的五七年是怎么一回事”?看到学生们并没有真正抢档案的意图,同时态度也还算好,工人们也就悄悄地痛惜地说:“五七年就是因为汉阳有学生抢档案,毛主席才写了那篇文章,开始‘反右’运动的”。学生们一听不妙,一个个悄悄地“脚板底擦油”了。事情才得到平息,没有酿成“轰动全国”的“大事件”。
    我没有参加过学校的“四清工作队”,这件事本来跟我没有关系。但是那个晚上我参加了会议,跟其他学生们一起进入行政大楼,在二楼的走道中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
    后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合发出文件(通过广播和报纸下达),重申:“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判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强调“对于学生,即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并反复要求“所有运动中搜集整理的关于学生的材料,必须立即清理,全部退还本人。如果退还本人会对材料提供人产生不良影响的,也要在验证以后当众销毁。”
    但是各级党委却层层下达命令:“整理的右派材料绝对不能退!这是组织原则!”以至“黑心小组”和各级党政领导,“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拒绝执行中央文件,这才出现“右派”学生抢“黑材料”,与“黑心小组”发生了直接对抗的事情。群众也为此分裂成支持各级党委领导和支持党中央的两种态度。分裂的群众,前者大部分就是后来的保守派,后者成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
    其实,材料是人整的。既然原来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天内整出这么多的材料,那么,到真正需要的时候,再整出同样的材料其实并不困难!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分歧?为什么要冒可能最后会变成为“反革命”的风险来直接“对抗党中央”呢?我想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1、“黑心小组”持“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的心态,以此作为向上爬的政治资本;2、少部分参加了提供原始材料的群众害怕自己提供材料的事实被暴光;3、最关键的一点,是各级党政领导以此挑动群众斗群众,从而达到扭转运动大方向,最后保护自己的目的。
    为了保护黑材料,“黑心小组”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有一个“黑心小组”成员,竟然用毛主席像来作封条。谁要想拿到黑材料,就必须撕破毛主席像,他就可以再抓一次“现行反革命”了!
    由此可见,这些人口口声声“三忠于、四无限”,其实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并没有毛泽东的位置,这些人并不尊重毛主席!毛泽东只是他们手中拿的一根大棒,准备随时用来打人的。
毛    泽东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一九六六年《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中,明确地说自己是“被人借用来打鬼的钟魁”。从这也可以看出,所谓“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还有什么“愚忠”之类,其实在那个年代并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
    当然,这些黑材料是见不得阳光、不敢公开拿出来的。不过,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中,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抛出这些黑材料会给当事人制造很大的麻烦。这一点,以后我还会涉及到。
    事实证明,保守派这种“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的行为,的确很得当权派的欢心。在一九六八年“三结合”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随着“革命老干部”在革命委员会中获取到越来越大的权力,这些当年的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实际上干着反对毛泽东的勾当的“革命左派”,又逐渐地得到重用,被提升到各重要岗位。当然,他们之中不乏真正的革命追随者,在现实中认清事情的实质之后,作出了比当年的造反派更为激烈的反应。
    在我们这些“右派”被关押“交代”期间,学校以班为单位组织全体学生参加了由官方组织的批斗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批斗会,夏菊花等风云人物都在批斗会上作了发言,不管李达的血压已经高达250mm,由各单位组织游行的人不分昼夜围着他家高呼“打倒李达”的口号,李达就在这些口号声中离开了人世;
还是在我们这些“右派”被关押“交代”期间,文化大革命到了“破四旧”阶段。由于我没有行动自由,只能从大字报中看到很少的一点东西,我们学校的一位被抛出来的副院长梁百扑,因为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组织人去将他埋在九峰山公墓的父母亲的坟墓给挖了,坟前种的树给砍了,还作为成绩照了像在校园内张贴。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湖南的贫下中农到武汉的各大学抓地富子弟回去接受批判”的事,听说有的学校如华工就有被抓走了的。但是听说水院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不同意这种做法,所以水院的学生就没有被抓回去的。
    北京南下的学生把毛泽东主席的《炮打司令部 ----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带到了全国各地,把火种撒遍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当时叫“少数派”)才慢慢组织起来活动,这个时候抄家破四旧早就搞完了。
    这时候,学校内组织起各种名称的“战斗队”,除个别外,大多数的“战斗队”都是以班级为单位组成的,其实,就是各班级的学生摆脱“黑心小组”控制的一种逆反行为。我从获得“自由”以后就不落班地在学校内各系、各年级、各班之间转,后来就参加了由不同的系和不同班级同学组成的“八三一”战斗队。
    一九六六年,中央做出了“邀请全国所有的大学生和部分的大学教职员工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决定。水院被安排在十一期间到北京过国庆节。水院一些持“少数派”意见的同学在八教学楼前的广场列队出发的时候,不同意站在以系为单位的队伍中,不理会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安排,自发地集中到一起,另外站成一列,到北京后在六铺炕的华北电力设计院招待所也住在一起,后来在北京商量联合成立了“井冈山兵团”。
    回到学校的“井冈山兵团”,向学校要求的第一个权利是在行政大楼要办公室,学校当然不答应,为此学生们抢占了行政大楼三楼西头的大会议室。学校就出动“工人赤卫队”要将学生们强行拉出来,学生们就封闭了通向走廊的门,用拔河绳从西边的窗户放下来,每天爬绳子上下。后来用两根拔河绳之间绑短木棒扎成绳梯,上下就方便了许多。
    由于绳梯在二楼要经过学校电话总机房的电源室,学校保卫科那些人就想用总机蓄电池的硫酸腐蚀绳梯,被腐蚀的绳梯承受不了人体重量的时候会断掉,学生被摔下来后自然就会退出会议室。结果他们要总机的话务员向绳子上浇硫酸的时候,遭到话务员的抵制,认为他们这是没有人性的做法。这个阴谋后来在“井岗山”组织的全校大会上予以揭发,让学校的大多数教师和工人认清了当权派的嘴脸,坚决脱离了保守派,参加造反派。
    在会议室站住脚之后,造反派就向学校要宣传工具 ---- 广播器材。学校当然不给,于是“井岗山”又酝酿抢占学校的广播台。
    跟学校的档案室一样,位于行政大楼四楼的广播台在楼梯口早就焊上了双层铁门,变成一个坚固的堡垒。“井岗山”组织了一批人,利用广播台的工作人员吃饭开门时的疏忽,冲进了四楼的第一道铁门,但是要进入的广播台和道北边天台都有铁门封锁,只能上到四楼西边的天台。这时候,学校派“工人赤卫队”上来要把学生拉下去,我们看形势不对,就主动向西边天台退。被“工人赤卫队”包围在天台南边的女儿墙旁边。我们有一个自制的小喇叭(用三夹板做的盒子,内装半导体功率放大器,一头接麦克风,一头接一个小功率高音喇叭),三系二年级的杨惠永同学就拿着喇叭对工人喊话。也不知是“赤卫队”的谁叫了一声:“不准他喊!把喇叭关掉。”几个工人就把他围了起来,撕扯中把连接线扯断了。杨惠永喇叭没有声音了,说话声又不如工人的嗓门大,当时就哭了。我这时候正站在女儿墙边,看情况我也哭了,说:“你们这么不讲理,我也不要活了,跳下去吧!”说着我就跳上女儿墙,要从四楼向下跳。我旁边的的一位中年女“赤卫队”员赶忙一把抱住我,喊“跳下去你就死了!”我说“死就死,谁叫你们不讲理。”这时候又过来几位“赤卫队”员,把我跟那位女“赤卫队”员一起拉住,说:“谁不讲理啦?你有理就讲嘛。”我说:“你们把我们的喇叭扯坏了,得给我们修好;我们抢广播台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不准再推拉我们。”工人们说修好还不容易,就把喇叭从铁门缝塞进广播台,几分钟就焊好递出来了。工人于是提出条件:“就这么大的地方,你们不能用喇叭对着我们喊,这样不尊重我们。”我们也答应了。就这样,双方“关系融洽”地在天台上对峙了很长时间,直到我们认为抢广播台的时机还不成熟自己撤了下来。
    这些“工人赤卫队”后来大部分都成为水院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工兵”的中坚力量。但是不管后来在哪一派的工人,他们跟我的关系都非常好。
    后来,造反派设法建立自己的广播站,没有设备,就跟保守派(以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控制的学校广播台展开了“偷喇叭”的活动。最后将他们的喇叭都偷得差不多了,他们就将一个二十五瓦的喇叭装在学校体育馆东南角体育教研室上的屋檐下,晚上还派两个人守着。经过仔细观察以后,我跟另外两个同学决定把它偷回来。晚上,我们三人来到位于体育馆西南角的器材库(也是舞台旁边的化妆间)外,他们两人等候在这里,我趴上屋顶,沿体育馆外墙南边一条不足半米宽的水泥檐板爬过去,用搬手把喇叭卸下来,再提着喇叭原路爬回西南角,把喇叭吊下来给他们,然后我们胜利返回。第二天,两名“看守”发现喇叭不响了,才发现已经被偷走了,摸着脑袋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做到的。
    后来,“井岗山”又向学校要汽车做宣传车,但是学校总共只有两台“华沙”,一台“解放”、一台“南京嘎斯”、两台“红星”卡车,和两台改装的大客车,实在不够用。于是,找省委要,省委当然同样是不会给。不知道是哪位同学提出到洪山路十三号(专住县委书记级别的省委招待所)抢一台回来,得到大家的同意。于是在一个晚上,出动了几十个人,到那里看到一台美国中吉普,就推的推,拖的拖。车子动起来以后大家才想起要人开,于是我跳上车,控制方向盘,使车平安地回到学校。车回来后,给车装广播设备又成了问题,学校只给我们一台四十瓦的交流电源扩大器,为了解决电源问题,电力系的高年级同学就想法用两个继电器,配上两个二十四伏的大蓄电池,制造出方波的变动电源,再升压来推动扩大器。装好后,由于谐波电流非常地大,所以扩大器的噪音也非常地大。不过,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喉舌”。
    这台汽车后来由热工实验室的实验员钱寿荣老师开,我就跟车给他打下手。开了不多久,三司(全称“红卫兵武汉地区第三司令部”,是由最早的保守组织“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分裂出来的一个保守组织。)又分裂出“三司革联”,刚分裂出来的“三司革联”说车是三司的,就利用一个晚上把车偷了回去。我和钱老师就被借到汉口合作路武汉市蔬菜二公司给他们的“工总”分部开车(一台上海制造的“三马”),还是他开,我跟车。
    有一天,分部的勤务员接到电话,要他马上赶到武昌阅马场的“红楼”开会。当时钱老师不在,勤务员就要我开。说实话,到这时我还没有开过车,只好硬着头皮上车。
    车一出门我就把车开向胜利街,准备左转向西走,正好路口有一个警察,看我要逆行就向我做禁行的手势。我看不懂手势(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交通规则)继续向他开过去,正好给他拦了下来。在拿不出驾驶执照的情况下,勤务员就说要开紧急会议,出事他负责。警察给予放行。于是我把车转向江边,从沿江大道开到江汉桥过江。一路上险象环生、加上喇叭又坏了,把个勤务员吓得衣服都湿透了。不过等他在“红楼”开完会出来再上车返回汉口,发现我已经把喇叭修好了,开车技术的熟练程度也令他感到意外。
    后来,水院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分裂出一个“造反兵团”,他们商量要将“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车抢出来。由于他们没有会开汽车的,就向“井岗山”借我给他们开车。
    抢车的时候我也去了,学校出动了三台卡车,我们很顺利地就从湖北大学后门把车推出来,再推上卡车,胜利返回。
    这是省委从孝感地区调给“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专用的一台罗马尼亚越野车,基本上是新的。抢来后装上广播器材就成了宣传车,车上除我是“老造反”、“井岗山”外,播音员、机务员都是原来的保守派,播音员申秋芬还是六一级的学生会老干部。所以,他们既瞧不起我,却又怕我瞧不起他们。不过,共同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再也没有什么隔阂。
    这台车作宣传车开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形势的变化,作别的用途时间更多。车上那些“造反兵团”的工作人员也基本融入了造反派,即便后来遭遇“二月逆流”,不少“造反兵团”的成员思想反复又变成保守派,有的甚至后来成为“百万雄师”,但是申秋芬她们几位,却始终没有再变过。申秋芬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建设兵团工作。
    这台车后来放在车队,我也顺理成章地住到了汽车队。
    水院汽车队的人不多,但是情况非常复杂,有和平解放西藏时进军西藏的解放军司机,也有给美国飞行员开过车的,甚至有白崇喜的专职司机;有出身“苦大仇深”的、也有个别地主阶级出身;有同意造反派观点的、也有坚定的保守派。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有家有口,而且技术非常地好。
    我进车队以后,向这些司机们学到了不少东西,对于来要车的,不管是哪一派,我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如马列主义教研室杨业兴老师的母亲去世,我就亲自帮他送到火葬场,并直到送进火化炉。所以尽管我进车队是“名不正,言不顺”(当时的车队队长甚至要我找学校发个文件,好让我“顺利”地接管车队,被我笑笑地敷衍过去了),但是后来跟我关系都非常好。
    在“二月逆流”的时候,武汉部队逮捕军队院校的造反派,汉口高级步兵学校有一部分造反派逃到红旗大楼,他们中的五名造反派要到北京汇报。我从红旗大楼把他们接了回来,回来后就跟车队的全体成员商量如何护送他们。车队中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次行动非常危险,弄不好可能会坐牢,但是大家还是都积极出主义,想办法,最后我决定跟一名自愿跟我去的老司机唐冠杰和我一起开车把他们及护送他们的一系六三级同学彭水木送到九江。然后由彭买船票护送他们到南京,再从南京坐火车北上。平安到达九江之后,我则跟唐司机于当天原路返回。回来后我马上召集车队的所有人说,对于此事,大家都要将责任推到我的身上。包括唐司机都不知道我要车及出差的目的是什么,完全受到我的“蒙蔽”。
    后来,“二月逆流”清理造反派的时候,果然车队的所有人都没有出麻烦,保守派的司机也没有人就此事揭发造反派的司机。到一九七0年“一打三反”的时候,车队的司机们也没有人揭发出我的什么“罪行”。即便是在毕业分配离开学校以后,我也一直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1967年一月份的时候,原来的“左派”大专兵已经垮了,工总、二司等造反派组织都在阅马厂的“红楼”办公,得到当权派支持的保守派组织“职工联合会”过江来把“红楼”给砸了,我们在学校接到电话就开车往“红楼”赶,到了“红楼”,看到司令部东西都被砸坏,到处一片狼迹,连司令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大旗也被“职工联合会”抢走了。这面旗帜以后再也找不到,直到“七二0”以后,武汉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钢二司”出了名,才又重新制作了一面同样大的旗帜,上面写的已经不再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而仅仅只是“武汉  钢二司”几个字。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发展到打人杀人。就在职工联合会砸红楼的第二天,我们学校在汉阳联络站的同学打电话回来说有一个女同学不见了,担心遭到“职工联合会”绑架。我接到消息后,要了一台摩托车就到汉阳联络站去了。跟联络站的同学一起去找职工联合会汉阳的负责人,在汉阳区人武部谈判,我们坚决要求他们立即把人放回来。根本不给对方解释的机会。直到后来这位女同学自己出现才让我们感到难堪。原来这位女同学因为头天职工联合会砸红楼的时候,她用广播喊了一晚上的抗议,天亮后感到过于劳累,躲起来睡觉去了。到下午四点多钟睡醒了才自己出来。这位女同学叫梁小冰,是电力系高电压专业六五级学生,现在是广西大学高压系教授。
    在上海“一月夺权”以后,武汉也开始“夺权”。但是很快就演变成“公章抢夺战”,各造反组织争先恐后地到处抢夺公章。水院的造反派就到中共湖北省委员会抢夺中共湖北省委的大印,没想到遇到保管公章的女同志拼命反抗,该同志抱着省委大印,钻到办公桌下不出来,高声扬言:“除非你们先把我杀了,否则别想拿到公章!”
    我们在学校接到电话,开着汽车就去到省委一号楼,我们就做她的工作,最后我们建议,把她连人带公章交给湖北省军区保管。在她从桌子下出来后,造反派立即兑现承诺,我马上开车把她送到武昌复兴路湖北省军区大院,把她连人带印交给省军区的负责同志。这过程没有任何过激行为,公章也没有离开过她的手。
元旦过后,我就接到命令,开车到汉口海楼饭店等地接人。原来当时造反派已经开始关押省委、省厅级的干部(名义上是办学习班)。这件事做得非常秘密,除了少数当事人,任何人都不让知道。接回来的干部包括王任重(他是专门有一个小组从广州“揪”回来的)、张体学等都关押在水院行政大楼二楼档案室。我只管接送,负责关押的同学我记得其中有一位是三系六二级的余杰华。
    这些关押在我们学校的干部,说白了,其实是保护了他们。有时候要去出席批判会,我就专门开车(用学校派出的车时我也必须跟着)接送,送出去和接回来都要在武汉街上转很多圈子,确定没有被跟踪以后才行。所以,尽管水院行政大楼当时任人自由进出,但是确实没有人能够知道里面竟然关押着那么多的“当权派”。
    直到九十年代,我与当年水院的同学、老师、工人和干部谈起这件事,他们竟然都不知道曾经有这种事。
    被关押的干部中,中南局书记王任重和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是要被批判的。其他的一些干部,每次批斗会最多就只去一到两个陪斗。
    王任重就跟余杰华说好,说自己的腿不行,老站着受不了,在受不了的时候,他就给余一个暗号,这时候站在旁边的一个同学就带头喊口号“打倒王任重”,余杰华就跟另一位同学给他“架飞机”,这样他的脚就可以趁机离开地面活动一下。“二月逆流”后,王任重落到保守派手中,他就把这个“经验”跟看守他的保守派说了,希望他们在批判他的时候也照样。结果,这就成了造反派“明批暗保”的“罪证”。
    二十年后,余杰华所在单位葛洲坝工程局给王任重写信,希望王提供造反派余杰华“迫害革命老干部”的证据,结果王在接到信后欣喜异常,立即找到还健在的当年同时被关押的王海山,分别写信,一致声称如果没有余杰华他们早就死了,是余救了他们一命。这封信其实也就是直接地否定了“造反派迫害革命干部”之说。余杰华终于在一九八七年得到彻底平反。
    有一次在洪山礼堂开会批判张体学,我要了一台“华沙”(由学校的刘志才司机开车)把张体学送到会场之后,就将车停在五号楼门前等候。听到会场喊口号(这是批判会结束,把他们押下台的信号)就启动车子准备接上张体学返回,突然余杰华哭着跑了出来,语无伦次地说:“他们把他抢走了!”,反复多次后我才弄清楚:张体学被“华工敢死队”抢走了。
    我们当即要车往华工赶,赶到后余杰华在南一楼跟华工造反派负责人谈判,要求他们把人交出来,华工负责人就说要开张体学的批判大会,我们坚决不同意,余杰华说,批判这些人必须事先向北京方面请示,批判会在什么地方开、多少人参加、批判的主题内容是什么,都要事先批准。还要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双方僵持了半天时间,华工就是不肯交人,我们也不让他们开会批判,最后妥协的结果是要他们向北京请示,如果批准了才可以开会。后来请示北京同意了,这个会才在华工的东操场开成。我就把学校的车放回去,跟余杰华坐在离主席台很远的操场外等散会。这次经历其实是我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离批判会场最近、同时将整个批判会过程听完整的一次。
    散会后,我们从汽车标准件厂要了一台“嘎斯五一”,汽标也跟车来了一个年轻的“工总”成员,我们三人带上张体学向“红楼”赶。到“红楼”把张体学送进司令部以后,把汽标的车放回去,我再打电话要学校派车来接。
    这时候,红卫兵司令部旁的“工人总部”造反派的工人们发现了张体学,于是他们非要和张体学“面对面”,当时把我们吓得够呛。“工人总部”的勤务员和红卫兵司令部的学生手钩手把张体学围起来,企图阻止工人伤害到他。结果“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如何是粗壮的工人的对手,“人墙”被他们冲得七零八落。撕扯中,不少人的衣服被撕破了。不过,我们后来发现工人们找张无非是向他“诉冤”或者要他签字批钱好买纸笔写大字报之类,并没有伤害他的任何恶意,我们才把心放下来。张体学也非常配合,谁要他签字他都签。这样,在学校的车来了之后,我们得以安全地上车。
    张体学平安上车以后,我们让汽车在武汉三镇兜了一个多钟头,确定安全以后,来到武昌解放路的“生香饭店”,摸黑从侧门上楼后,饭店经理(造反派)在四楼亲自安排一桌饭,张体学说不想吃,吃不下。余杰华劝张说:“你已经饿了一天了。不吃饭,身体垮了,你将来如何工作呢?”张体学最后吃下一小碗饭。饭后,汽车又在武汉三镇兜了一个多钟头,证实没有跟踪的才驶回学校。
    在我们带着张体学离开华工的时候,我跟汽标那位年轻的工总成员站在车子的后箱里,他悄悄地对我说:“看来以后中央还是要用张体学这些人,可能就是现在叫群众批一批,你看都要求保护得这么好”。我当时觉得他分析的很有道理,我们学生当时年青,思想比较单纯,没有考虑这么远。
    那个时候,关押在水院行政大楼的省厅级干部,自己也开会进行相互批判。他们讲了自己内部的一些斗争,相互揭发对方拉帮结派。这些会议当时都由广播台派人作了录音,一九六八年工宣队进校之后,都给没收了。
    在“二月逆流”最危急的时候,我们得知可能要对电信局实行“军管”,于是“井岗山”二号人物韩同良(一系三年级的学生,丁家显的同班同学,水院第一个造反组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队”发起人之一)带着几个人,坐着我开的越野车到了我们学校驻武汉电信局的联络站,把联络站的三百瓦扩大器及相应的喇叭等设备装上汽车撤离。幸好我们动作迅速,我的车刚刚离开电信局开到对面的“老通城”门口,部队就已经将电信局封锁,任何人不准进出。回学校后,同学们就各自回去了,我也习惯地通知广播台的人把器材搬上四楼广播台内。谁知道好容易刚搬完,韩同良就找到我,问我把设备放哪里了?我回答说放广播台。韩一听就急了,说你赶快把它搬下来送走,如果有什么闪失,我就拿你是问。我于是赶紧找人又将设备搬下楼上车。上车后,把器材放到何处?韩没有交代。我于是开上车就出了学校,到街上边走边想。想了很长时间,才决定把车开回学校,到热工实验室,找到钱寿荣老师,要把器材放在实验室里,然后跟他说:即便设备从实验室里面被搜出来也要一口咬定不知道,全部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后来实验室没有被搜查,钱老师倒是被问过,他说不知道也就算了。钱老师身体不好,当时已经切除了一只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调回了家乡江苏南通市工作。
    设备放下以后,我把车开回车队,保卫科的人已经守在车库等我了,车刚停下,钥匙就被收走,我也被赶出了车队,回到了很久没有回去的学生宿舍。当晚,广播台被保守派抢了回去。
    后来,韩同良问我设备放到哪里,我就说送到学校外边藏起来了,具体地址不说,韩也没有再问。之后,其他同学和保守派都追问过这批设备,我都以不知道作回答,始终没有暴露出来。
    在造反派再次崛起的时候,在抢回学校广播台前,造反派在六教学楼设置了广播站,将大喇叭装在向着学生宿舍的八教学楼顶上,这批设备就起了大作用。
    从在六教学楼设立广播台,到学校广播台再次回到造反派手中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就在广播台作机务工作。
    到五月份,开始出现武斗的端倪。有人在江里捞到两具尸体,说是被“红武兵”杀的。弄到武汉医学院去准备验尸,我要车跟韩同良及负责照相的一系三年级同学郭斌斌一起到了解剖室,韩听了学校驻汉口联络站一位二系六三级同学的汇报,说各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正忙着成立“领导小组”,华工、湖大、水院以及一些其他学校和工人组织,都想争当“领导小组”的一把手,闹得不亦乐呼。我私底下劝他不要过分地投入,以免以后脱不了身,他当时很不以为然。但是,过了好几天都没有人来认领尸体,担任组长的华工学生看事情不对,首先溜之大吉,这位同学果然被推到负责的地位。他不知道怎么办好,打电话回学校问怎么办。我们再次来到解剖室,看到因为找不到亲人,没有人签字,也不敢解剖,已经高度腐败,被人从解剖台上拉下来,扔到旁边的水泥地上的尸体。最后我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写个材料,然后把尸体烧了,把材料跟骨灰保留在一起。
    在这期间,报上同时也刊登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文章指出:“革命小将们,现在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的文章。这时候,武汉的造反派内部展开了一场是要“文攻武卫”还是“武攻武卫”的争论。
    我的观点是坚决反对“武攻武卫”。后来在一个晚上,在水院体育馆召开辩论大会上,会议上的主流观点是“武攻武卫”。我坚持上台表明了我的观点。可惜我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之差,还没讲两句话,就被赶下了台。
    辩论会以后,我发现自己在广播台已经难以继续呆下去了。于是在六月份自动离开广播台,又一次回到学生宿舍。大部分时间又都是无所事事地到处转。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号,武汉工艺大楼武斗下面的中山大道发生武斗,我当时刚好来到学校驻工艺大楼联络站,得到消息,跟联络站的同学们一起上到工艺美术大楼屋顶,看着“红武兵”从车上跳下来,随意抓过一个站在路边的人,就用洋镐把一顿毒打,这个人当时就站不起来了。这时候用的还是木棒;
    同年六月十八号,六渡桥武斗,我是在武斗结束后才到的现场,看到一具躺在街上的尸体,围观群众说是  “黑乌龟”(就是所谓“红武兵”)的。后来,我进入民众乐园,在一楼大厅内看到被“黑乌龟”戳死的造反派。这时候武斗已经使用长矛了。
    这些武斗,多是工人打的,大学生叫的凶,其实以水院为例,就没有谁出去“武攻”过。如三月(还是四月?),大批中学生在汉口一元路武汉市公安局门口静坐绝食,华工、湖大、水院等学校都派人在旁边设置支持中学生绝食的广播站,喇叭中不停地高呼“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绝食的革命行动”之类的口号。但是,我在那里发现,坚决支持绝食活动的所有大学生,在喊饿了自己的肚子之后,无一例外地轮流悄悄地溜到附近没有绝食行动的街道,找个饭馆“垫垫肚子”。
    反而在绝食的中学生前面有一些“横扯公社”的太婆(街道办事处管事的老太太),捧着食物在苦劝几乎虚脱了的中学生:“伢,莫做苕事,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饿坏了值不得。”
    七月初,因为学校电话总机的保守派都不上班了,我于七月初进入总机负责机务工作。
    七月十五日,“百万雄狮”渡江,造反派则到汉口游行,向保守派示威,考虑到“百万雄师”在渡江,估计不会发生武斗。那天出动参加游行的基本为“老、弱、病、残”, 所有的“壮劳力”基本在家“养精蓄锐”,准备第二天渡江。水院的游行队伍没有带任何武器。
    下午约四点钟,学校里接到游行队伍在汉口被“百万雄师”围困攻击的消息,当即大家就着了急。决定出动进行救援。由于并不知道很具体的情况,大家都做好了武斗的准备。水院出动了全部四辆卡车,约四点半从学校出发,由韩同良站在第一辆车车厢头带队,所有上车的人全部带藤盔拿长矛。
    当时丁家显也要上车去,被我们大家拒绝了,就没有跟车队去(也有同学说丁也去了,我的印象中我们确实没有让他上车)。所以由韩同良带队,我当时站在第一辆车驾驶室外司机旁边的踏板上(驾驶室两边都站着学生,一边两个,其实是学生自觉地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司机,这一次大家都没有畏惧,争着站这里。)
水院的车队开到长江大桥中间就过不去了,说是在汉阳桥头有四百辆车把路堵死了。于是就只好在原地等待,并派人前去探听虚实。
    约八点半钟(天已经全黑),华工的救援队伍也来了,被水院车队堵住同样过不去只有停下来。华工车队的第一辆车是自制的装甲车(旧福特车外焊钢版,前面还焊了一个冲击锥),车上下来的人手持卡宾枪,头带自铸的铝盔。
    对于华工的做法,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有意见,认为此举容易造成武斗升级。
    等到约九点半钟,前方消息传来,武斗已经散了。造反派的游行队伍已经平安返回,于是各单位的车队各自返回。
    原来,当天新华工的游行队伍大多是打着“新华工”旗号的中学生,带着头盔,手拿长矛,非常显眼。当游行队伍走到在电车公司门口(“百万雄狮”的据点),有一批社会闲散人员(武汉人戏称他们为“钢八司”)向盘据在电车公司里面的“百万雄狮”挑衅,“百万雄狮”挺着长矛就冲了出来。水院的队伍由于都没有武器,队形一散就溜之大吉,没有跟“百万雄师”接触,也就没有造成损失。而新华工中学生的游行队伍特征非常明显,所以就成了明显的目标,损失惨重。
    七月十五日这一次,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大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一次成建制地以救人为目的外出武斗。也是我唯一一次拿长矛外出参加武斗(我仍然反对“武攻武卫”但是我认为这次属于“文攻武卫”的范畴),但是没有打成。
    “七。一六”是造反派渡江,但是百万雄狮宣布不封江,不保护安全。
    于是,各单位在这天都是派车子送人到江边,然后空车开到汉口上岸处接人。下水之后各人的安全就看个人的造化。但是当天全部都安全过了江。
    我本来只是想送人到江边看看,然后转回到总机值班的。到了江边看大家都下了水,我禁不住诱惑,也脱衣服跳下了水。
    渡江的人上岸后没有看到车子,说是因为百万雄狮封锁,把路堵了,车子开不过来。全体渡江人员只能在大太阳下光着脚从滨江公园走到一中。途中,群众自发地用盆子端水泼路面降温,让我看到汉口民众的善良。各单位的车也开到一中停在大操场,把一中大操场挤得满满的。这时,又有消息说“百万雄师”用汽车把大桥堵了。于是,所有渡江的人只好在一中过夜。
    当晚,一中周围的民众知道聚集在一中大操场数千渡江的造反派没有饭吃的消息,自发地用自己的小锅小灶做饭,排队送进一中。各人送的饭是大不一样的,有米饭、有馒头,有面条。。。。。。我们是和着泪水把饭吞下去的。要知道,在当年一个成年居民的粮食定量只有二十七斤,而副食的紧张也让现在人难以想象。
    第二天(十七号)各单位才撤离一中。
    进入七月中旬,武汉的形势已经非常紧急,“百万雄师”在武汉已经砸了一些造反派据点,如“九一三”总部、水运工程学院在三层楼的分部、湖北艺术学院、湖北大学等学校也被“百万雄师”打砸,并造成学生和工人的伤亡。逃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避难的“工人总部”成员越来越多,学校内到处都是人和汽车。为了阻止“百万雄师”可能的进攻,水院也作了大量的准备,把一台平土机拖到水生生物研究所外湖滨公路的桥上堵住湖滨公路,学校内也动用了空压机、推土机等各种工程机械,在各教学楼设立了各种防御工事,准备在“百万雄师”进攻水院的时候作“最后的斗争”。
    到七月十八晚,突然接到学校总部电话,叫把所有进出学校的电话线路全部闭塞。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按命令执行了操作,同时坚守岗位。后来听说是谢富治和王力到了水院,并在体育馆与造反派见面。第二天上午我到体育馆,看到木地板上面还积有厚厚的一层汗水,可见昨晚场面的热烈。
    七月十九日晚,学校团委的王绍良来到总机,给我们一个电信局长途值班员的号,再给我们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要我们每两个小时就找长途局这个号的值班员,通过这位值班员要通北京的电话,转接到教工六舍冯笑梅老师的家,解放军报的姚记者要通过这个电话向北京汇报。从这个时候起,到七月二十三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支持武汉造反派大会,这个电话就一直没有断,成为武汉极少几个直接向北京汇报的电话之一。任务完成之后,姚记者来到总机,跟我们说“从现在起,你们必须把这个电话号码忘掉”。
    在一九七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关押我的人曾经反复多次要我交代这个电话号码,但是我早已经把它给忘掉了,问的人始终也没有达到目的。
    从一九七0年以后,记不住电话号码就成为我在运动中得的后遗症。
    七月二十一日(?)晚,突然接到学校通知,除留下极少数人坚守工作岗位,其他的人通通撤退,我们当即决定总机留下三个人,即一系六二级的肖尊华、六四级的彭凤碧,第三个就是我。晚上,送走撤退的人以后,我们就作最后的准备,各自把自己的“红卫兵证”拿出来,塞到地板底下。然后我跟肖尊华两人就开始巡视整个行政大楼。这时候,除四楼广播台仍留有两人(记得一位是三系六四级的单志俊和一系六三级的杨次华)坚守岗位,大楼已经全部走空。于是我们两人一个个办公室地检查房门锁好没有,没锁门的办公室,就进去把室内的东西大体检好,然后把办公室房门锁好。
不过,百万雄师始终也没有进入水院。
    “七二0”后,造反派为庆祝胜利,准备在“八一”进行一次渡江活动。据说这次活动盛况空前,渡江的人将分成多批次地下水。“八一”电影制片厂还要拍纪录片,姚记者还邀请我们总机的工作人员到拍电影的船上现场观摩。
    我私自打算第二天随第一批的人下水。并交代总机其他的人要在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叫我起来。不过,当晚总机出现故障,为查故障我忙到两点钟才睡下,第二天大家都不忍心叫我起来,也忘了上船观摩这回事,等我起来已经是早上七点多钟了。我一看不好,第一批赶不上了,急急忙忙地望五教学楼赶,争取上第二批的车。到五教外的路上,见第二批同学尚未出发,才松了一口气,从放在路边的筐子里拿出肉包子边吃边等待。
    正等得焦急,学校的车子来了,学校卫生科的护士于文兰从车子上下来,说渡江暂停,让大家回宿舍去等消息。待大家散尽之后,于文兰对我们留下的几个人说:“渡江下水时发生了踩踏事故,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准备抢救伤员,可能还要寻找死去的人”。听他说完,我们就上了汽车,到可能收治伤员的医院去找我们学校的同学。
    下午,听说武汉三医院已经收到打捞起来的尸体,穿着“红水院”的背心。余杰华就叫上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赶去了。到了太平间,把尸体拖出来,同学们却没有一个敢上前认尸,余说:“大家勇敢点,都是同学,怕什么?”自己第一个上前辨认,大家把头凑上去,看了一会儿,好象都不认识,余又说:“都是阶级弟兄,看仔细了。”又看了一会儿,还是余杰华自己认出来了。原来是他们班上的,还是他的湖南老乡,姓魏,家中是三代独子。余杰华一下就哭了。
    认完尸体回来,听说水院仪仗队女子排有一个同学腰断了,也在三医院。于是我要了一台华沙就往三医院去了。到了三医院,医生劝我们,说三医院医院及周边环境都比较复杂,建议我们将她转院到造反派力量较强的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我们权衡再三,决定采纳医生的建议。但是我们是坐华沙来的,不能运她。当时已经下午五点多钟了,向学校要车已经来不及。我当机立断,跑到医院大门外,拦下一台军用卡车,把这位女同学用硬床板抬上车。我请司机慢慢地开,同时站在驾驶台外司机旁边的踏板上控制车速,将他平安地送到二医院。
    由于处理得法,这位女同学很快治愈并恢复了健康。九十年代,一系六二四四班的同学在我们单位的招待所聚会,我正在招待所开会,看到了这位同学,才知道她在七0九研究所工作,问她是否有后遗症,她回答说没有。让我非常兴慰。
    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我没有在学校和系里担任任何职务,回到了班里。
    我们班有一个“铁杆保守派”叫李成运,在“七二0”以后,竟然还跟随“百万雄师”的残余一起跑到东西湖,企图负隅顽抗。后来被送了回来。象这样的同学我们学校很有几个,听说在别的系对这种人狠狠地揍了一顿,我们班就有人想依法泡治,并建议我牵头,被我拒绝了,并阻止其他同学对他施暴。不几天,他在湖南常宁的家中来了一封“父病危”的电报,又有同学说是假的,建议不准他回去。我说“不关怎么,他也算一个阶级兄弟,让他离开一下这个环境也好让他好好想想”。就签字准了他的假。等他返回学校的时候,风浪已经平静,他也就没有再受什么冲击了。
    七0年,学校把二系(水工建筑及施工系)和三系拉到湖北长阳“斗、批、改”,后来变成“一打三反”。我成了打击对象,而李成运也就成为了骨干力量。五月以后,我被关进河对岸的一家孤立农民屋旁的牛棚(这可是真正的牛棚,牛粪上面垫点土,架上几跟木棒,上面家搭些木板做铺,人高的墙的另一边就是厕所,太阳一晒,也分不清是牛粪臭还是人粪臭,反正在大量氨气的熏陶下,人变得非同寻常地兴奋,除了吃以外似乎就再也不想别的什么了。)内,工宣队派了六个同学来“陪伴”我共同“享受”,其中有一名就是李成运,其他五位都是另一个兵团的。相比之下,李对我要比那些“反正的战友”要客气得多。也可能由于他在对我的斗争中“立场不坚定”的原因,在毕业的时候,学校中的保守派大量留校,而他却被分配到四川乐山的水电工程七局。乐山电站投产之后,住到卑县的水电工程七局宿舍,后来下海自己承接监理工程,收到很好的效益。七局的职工谈起他,似乎也很推崇。
    造反派挨整的时候,就有人揭发造反派很多问题。武汉医学院有一个翟新文,在竹溪县跟我的闲谈当中,他亲口向我述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人揭发他派人整理周恩来的材料,就被工宣队关了起来。为了得到需要的供词,专案人员反复地打他,有一次他吃的面条都被打得从鼻子里流出来了。但是他只承认说:“(整周恩来材料)这个事情是有的,是我自己决定要这样做的,上面没有任何人给我下过这种命令”。审问人员问他凭什么,他说:“我是中央保密局委派的第三专案组组长,我有权作出这样的决定”。于是有关部门就按他提供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到北京去落实,北京方面首先问他是如何交代的,在问明他是自己承担责任以后,北京方面回答到:“他的确是第三专案组的组长,他有权作出这种决定。”后来他并没有受到处理。毕业后分配到竹溪县天宝区医院工作。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被当地领导说成“没问题不可能分配到这里来”的边远穷县 ---- 湖北省竹溪县工作。分配前,没有在学校受任何处分。

                                 三、 挨整与分配

    1970年九月,我被分配到竹溪县龙坝水电站。经常要到下面各区工作。每当我要到哪个区,县里就要向那个区打招呼,要这个区布置防范工作,以防止我搞破坏。到后来,我到的区里的邮局电话总机、广播放大站、农机站、商店、医院、煤矿 …… 跟我的关系都特别好,只要他们的机械和电气设备坏了,都要找我去修。七二年夏,在我妻子到竹溪探亲,跟我中峰区去玩,中峰区广播放大站的机务员就偷偷地问我爱人,是不是老蒋很行呀,来之前上级领导都通知我们,说他样样精通,要各个部门注意,防止他阴谋破坏。
    竹溪县在六八年分配来一个华中师范学院六八届的毕业生,此人当年是“大专兵”司令部的保守派,名字叫赵昭烈。我们到竹溪的时候保守派已经得势,我们分配来的时候就是由在文化局工作的他负责接收、然后再作二次分配。领导很亲近他,也不防范他。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就对领导的行为看不惯了,七三年他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当权派的丑事,结果被整了一家伙,让他下去住了很长时间的队,以后再也不信任他了。到一九七八年,还找个借口揍了他一顿。后来他设法调到地区检察院,一九九九年我到十堰,看到他被放到反贪局晾着。
    竹溪县教育局也分配来一位划中师范学院的保守派毕业生,好象姓谢,在学校就已经入了党。他在竹溪的轶事之一是有一次他的妻子给他买了一条“的卡”的裤子,他当即批评妻子道:“这么多的贫下中农都没有衣服穿,你竟然还这么奢侈”。并立即用剪刀把裤子剪破。不过很快,他也开始看不惯领导,并且写大字报,被领导放下去驻队,后来又放到“五七干校”当“教员”,在“五七干校”他又举报干校领导“多吃多占”问题,被确定为诬告,办他的“学习班”,在“办班”期间,又因为不小心让照明的油灯失火把自己的蚊帐烧了,此事被定为“蓄意破坏”。在七十年代末,县委第一书记亲自点名将他定为“三种人”。
    跟我同时分配到竹溪的,在机械厂还有一个徐直,是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他父亲原来是南京市市长徐波,因为与市委书记关系紧张,文革前一年被调任西安市长,六八年死在西安。尽管他自称是保守派,最恨造反派,但是跟我关系非常好,我们可以几天几夜地连续谈各自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详细地谈了从他从父亲那里知道的党内斗争。他谈了江苏、南京的几条“线”,他说他的父亲跟彭冲是一条线上的人,他们家的问题,只能等彭冲解放才有可能解决。他的父亲曾经对他说过西北的干部很腐败,跟华东不能比,华东柯庆施对干部的要求很严格。他可以肯定他的父亲不会是自杀,是不是得罪了当地的干部,没有办法查。
    一九七二年,他的母亲恢复工作,他得以调离竹溪,彭冲一得到解放,他们全家果然马上都调回南京市工作,他母亲在八十年代初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
    不过,文革后把他父亲死的责任怪罪造反派,我想这也不可能是事实。
    七三年的时候,我被抽调参加“割尾巴工作队”,下到生产队里去蹲点。我进队之后,生产队长就躺倒不干了,反而要我把生产抓起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工作队来了我们就上楼了,等你们走了以后我再来收拾残局。
    我就明确跟他说:“谁让你上楼的?反正生产我是不会管的,你要是撒手,明年生产队颗粒无收,挨饿的是你们!我每月四十二块半钱、四十五斤粮、半斤油,政府是不敢少给我一点的。你就看着办好了!”
生产队长说:“那你就召开社员大会说清楚。”
    我说:“我进生产队又有谁给我说清楚呢?你就凑合着办吧。”
    说完,我就看我的书去了。
    于是,生产队长第二天就开始安排生产。我也就跟到地里看了看。看了两天,队长对我说:“以后你就在家念你的书吧,不下地算了。”
    尽管我不管队里的生产,进队一段时间以后,生产队长还是找我商量生产队的副业问题。队长跟我商量,希望我能同意队上派人出去搞副业。我一听这话,脑袋当时就“轰”地一炸,我们这个工作队的到这里来的本意就是要坚决“割”这种“尾巴”的!据我所知,工作队进队以后,所有外出搞副业都已经禁止。生产队长这样找我,不是明摆着要我“顶风作案”吗?
    不过,尽管进队时间不长,我已经了解,我驻的这个生产队只有十七户人家,人不多,土地更少,只产粮食,没有经济作物,本来就是一个穷队。所以,经过几天慎密地思考,我同意了生产队长的请求,队上派出一个懂“泥活”的社员外出给人建房,但是,要求队长一定要做到几点:1、严格保密,包括对相邻生产队的社员都要保密;2、生产队对副业收入要能够控制;3、要公平对待外出搞副业的和在队上搞农业生产的人。当我提出这几条的时候,我很明白,生产队长对我的“尊重”,是要我对这件事承担责任,如果这件事如果让上边知道,我将因为“破坏农业学大寨”的“重罪”而“死得很难看” !
    事实证明,队上的副业搞得很有成效,生产队有了买炸药(炸山修梯田用)的钱,有了买肥料、买种子的钱,生产队长很高兴,他兑付了他的诺言,将在家社员放假休息其间的副业收入以现金方式在社员大会上公开退给了搞副业的社员;搞副业的社员也在生产队拿到了最高工分(他在队上搞农业生产的时候拿不到这么高的工分)。后来,我轮到在这位社员家吃饭的时候,他还专门弄点好吃的,跟我碰了杯(其实,我在这个生产队的社员家吃饭都得到很好的待遇,因为我的“人缘”很好。不象那些县“计生办”的同志,当得知他们要到生产队,社员们提前三天就把苞谷糊涂煮好了,等这些同志们来的时候,就把这已经发出馊气的苞谷糊涂来“盛情款待”县“计生办”的同志们)。当然,最让我高兴的是,这件事始终没有没有让“上面”知道,我也就平平安安地完成了我的驻队任务。

                                 四、 对文革的反思

    因为我家几乎每次运动都有人受到冲击,所以我很注意运动中的责任人问题和时间界限。早期党委搞的文革运动,就是层层布置和发动,派骨干对少数所谓有问题的人进行跟踪。五七年的反右和文革的初期,都是这个模式。
    一九六八年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开始短暂的“复课闹革命”。这时,我无意中看到一个以个人名义写的,呼吁解放邓小平的传单性质的内部材料。
    材料中,对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所作的贡献是这样写的: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邓小平就提醒毛泽东注意右派的动向。但是毛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只是一味地叫“放”;后来匈牙利事件发生,国内也有人叫嚣要“杀共产党人”,邓小平再次提醒毛泽东,毛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人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没有什么可值得担心的”;直到汉阳发生了“抢档案”事件,才在邓小平的坚持要求下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决议。中央委托毛泽东写了那篇“反右动员令”:《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开始反右派运动。会议同时决定组成反右派运动办公室,由总书记邓小平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反右派运动的具体工作。所以,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能够取得这么伟大的成果,跟邓小平坚定地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是分不开的。从这可以看出,在一九五七年右派向党进攻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立场坚定,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实证明证明邓小平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在看到这个材料的时候,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绝对被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邓小平真的这么正确,一九六六年又怎么会伙同刘少奇,在“刘邓黑司令部”中这么疯狂地打击革命群众?处于不相信邓小平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由此产生怀疑。
    以后的很多年,我都在设法核实这个材料中所提到的问题。到后来,材料中列举事实的真实性大体得到认证。
    后来给右派平反的时候,我就非常注意这件大事的每个过程。感觉华国锋是坚决要平反的。但是,邓小平反对,因为这是他的政绩,我在县里也看到,当年反右上去的人也是坚决抵制给右派摘帽和平反的。但是在邓小平取代华国锋上台之后,就说不能光摘帽子不平反,反过来说是华国锋阻挠给右派平反的了。
    到一九七三年夏,就开始传闻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要转正了,听到这则消息,我们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转正意味着要增加工资;忧的是能加多少?心中实在没有底。因为根据“老的文件精神”,大学生转正,行政干部一般定行政二十二级,极少数表现极优的,可定二十一级,部分表现差的定二十三级,表现极差的,也可以推迟转正;如果是技术干部,相应套国家技术十三级、十二级和十四级。这时候,就有人跟我们打了招呼:“根据你们的档案材料,你们这一批人多数只能按表现差的定级!”据说各个部门也已经按这个调造好了我们这一批人的转正工作计划。
    但是,到了秋季,中央文件下达,文件反复强调:关于大学生转正的问题:1、所有大学生必须转正,不得例外;2、行政干部一律定二十二级,技术干部和执行企业工资的按相应标准靠;3、如果真正表现极差、要降级转正的,必须由单位专门准备材料,由单位负责人和当事人双方签字认可,报送上级领导批准方可执行。
    这样一来,就堵死了凭单位负责人的个人好恶以及那些“黑材料”可能制造的问题。据我所知,我工作那个县的数百名大学毕业生,仅有一人因为在工作单位出现证据确凿的生活作风问题被降级转正。
    第二年,单位负责人突然找到我,向我转达中央关于给我们平反的文件,宣布给我平反,并声称相关材料已经全部从我的档案中清除,让我非常高兴。但是随后的数年中,同一位单位负责人,数次给我宣读新的中央关于给我们平反的文件,而且每次都信誓旦旦地声称这一次真的把全部“黑材料”清除了(其实就是证实了“上一次”并没有“真正”地把全部“黑材料”清除掉)。事实上,我们单位的原总工就告诉过我,当年整我的那些“黑材料“,现在(一九八三年)还在我的档案中。
    说到档案,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还发生这么一件事。在八十年代初,空军某高等学校成立,希望水院能够支援教学骨干。由于这是一个新建学校,“左派”的骨干力量都对此不感兴趣,于是就向该校推荐了一位当年的造反派“毛泽东思想红教工”的负责人徐老师,对方在审查档案没有任何问题以后,报上级批准很快就把他调到了学校。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徐老师非常风光地回学校接他的妻子去随军。当学校中这些“左派”们发现徐老师在新单位非常受重用,并享受很高级别的待遇以后,心中极为“不平衡”。于是一个盖着党组织公章的“补充档案材料”就寄到了徐老师的新单位。该单位打开一看,根据这个档案,徐老师根本不能在这种军事单位工作。在请示上级以后,决定将他退回水院。但是水院采取的是“概不退换”的政策。这个学校没有办法,只好在全国找愿意接受徐老师的单位。但是,在看过“补充档案材料”以后,竟然没有一个单位敢于接受他。
    徐老师在被停止工作半年之后,要求新学校进行彻底调查,这个学校感到也只有这么办才行。于是组织专案组,花费数万元,对“材料”中列举的“罪行”逐条调查,最后发现根本纯属子虚乌有,才请示上级,将调查材料和结论报告附于徐老师的档案,恢复徐老师的工作。
    我们当年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任何图私利的目的,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一点点这种概念。只是坚持自己不是右派,是拥护共产党、坚决拥护毛主席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主席有“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讲话。我们自认为是理解的。但是现在回过头再来看,当时并不是真正地理解了这句话。
    现在认为,这句话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理解了这句话,才算是真正地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性。
    在马克思主义中,所谓阶级,应当是以经济状态划分的利益集团,而不是指具体个人。所以,原来根据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在打倒原来是资产阶级的人以后,占有了他们的资产,其生活、地位得到了根本地改变。但是如果人剥削人的制度没有发生变化,新的人剥削人的关系就从新出现了,原来的被剥削者变成了剥削者,而原来的剥削者就变成被剥削者,两者的阶级地位就会发生根本地转换,但是事物的本质却是没有变化的。作为阶级的概念来说,新的剥削者就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处于被剥削状态的被剥削者仍然是无产阶级。所以马克思强调地是要消灭这种制度,而不是具体地从肉体上消灭这个“人”。毛泽东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要跟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是要求消灭这种制度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实事求是的革命理论。而那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成教条的人,实际就是他们自己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定义成教条。然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批判。
    现在虽然表面上不否定革命,实际上不是这样,很多人就专门在网上做这个文章。那些人反对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实际上就是否认共产党立党之本,否认了共产党革命的纲领和性质。目的还是要算革命的帐,企图达到彻底否认革命的目的。
[ 此帖被tuffy05在2009-11-01 05:16重新编辑 ]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批量上传需要先选择文件,再选择上传
 
上一个 下一个